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融入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培养的启示

Enlightenment of Integrating Qian Xinzhong’s Social Medical Thought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Health Governance Ability

摘要

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是“健康中国”规划研究的应用问题，也是推进卫生健康治理现代化的一种人才服务对策。纵观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全健康治理能力呼应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也与当前全健康理念的核心内涵相契合，共同指向健康治理的整合性需求。健康问题的复杂性、系统诊断能力的转型，以及科技和信息化时代人才需求要求重构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当前，基于卫生历史经验和全健康理念完善医学教育框架，建立医学生多维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数字健康时代医疗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构建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的可及路径。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governance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s an applied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nd also a talent service countermeasur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health governance. Looking back 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ealth care industry,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governance ability echoes Qian Xinzhong’s social medical thought and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health concept, jointly pointing to the integrated needs of health governance. The complexity of health issu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stematic diagnostic capabilities,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formation age requi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comprehensive health governance ability. At present, improving the medical educ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historical health experience and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health litera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medical stud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health era are accessible paths to build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governance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全健康 / 医学生 / 全健康治理能力 / 社会医学思想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health / Medical students / Comprehensive health governance ability / Social medical thought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构对卫生健康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健康问题也更加复杂化。跨物种、跨生态系统的健康威胁让人们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层面重新审视健康及其风险关系，主体的健康态度、行为与政府和组织做出的决策相互影响。鉴于此，一种综合的、侧重多学科和跨部门协作方法的全健康理念应运而生。该理念强调人、动物与环境的相互依存性，核心在于预防和生态平衡。纵观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历程，钱信忠的社会医学思想，以疾病的社会诊断和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经验为主，与全健康理念倡导的多维度健康联动形成呼应，共同指向健康治理的整合性需求。钱信忠是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奠基人之一，其革命时期的战地医疗创新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政策实践，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框架。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为全健康理念的本土化运用提供历史经验，全健康则从系统性和全球性维度推动社会医学思想的现代诠释；同时，二者共同为现代医学教育改革提供可及框架，促进医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基于系统方法论的新医科推进现代医学指向“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改革^［1］，数智技术也赋予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以新内涵和形式，学科交叉成为突破当前医学教育、培养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的关键。医学教育应回应卫生健康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如何培养和建构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成为助力“健康中国”规划实施的重要命题。

1 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的当代健康治理诠释

钱信忠参与和倡导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建设和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本质上是其社会医学思想在农村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创造性运用。社会医学强调社会因素与健康关系，侧重消除疾病的社会因素、预防和康复，将疾病防控从传统个体诊疗提升至社会治理维度，并通过医学教育体系改革培养复合型卫生人才。钱信忠的社会医学思想为健康治理现代化及新医科背景下医学教育改革提供了本土化理论工具。同时，钱信忠主管的疾病防治工作，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控，涉及卫生、农业生产、水利、宣传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协作，通过灭螺、管粪、管水，预防、治疗、人畜并重的综合性措施因地制宜地消灭血吸虫病。人畜联防、改善生态环境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模式与全健康理念及生态防治框架相契合，强调人、动物和环境的有机整合与健康治理的协同性要求（详见图1）。

1.1 整体性健康观

“钱信忠对中国卫生事业特别是社会医学的发展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彰史册。^［2］”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性卫生行政组织和卫生服务机构。钱信忠在前苏联获取卫生保健组织学位回国后一直重视社会医学和卫生管理事业，以及医学研究教育工作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导源于前苏联社会卫生学的保健组织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1957年，钱信忠倡导举办第一届保健组织学高级师资讲习班，并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期，社会医学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钱信忠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并独列《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分卷，标志着社会医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得到承认。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是“综合观察分析人类健康与疾病因素的学科，研究社会环境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素质、精神面貌、社会生活的完好状态”^［3］。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类健康。个体和群体的健康，除了受自然环境，如物理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特定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类型、技术条件、风俗习惯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制度对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医务人员对个体和群体疾病病因的诊断、预防与治疗应该有系统性整体观，在强调技术诊断的同时注意疾病的“社会诊断”。疾病的社会诊断与当前医疗卫生改革强调的“医防协同”“分级诊疗”政策具有内在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1.2 健康治理的协同模式

血吸虫病是20世纪50年代一种分布较广泛的寄生虫病，流行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346个县（市），患病人数近一千万人，中间宿主钉螺的面积约1.5亿平方米，患病耕牛约60万头^［3］。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及地理生态的发展。1955年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号召，全国贯彻预防为主方针，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改造自然环境相结合。1957年，钱信忠任卫生部副部长后，主管防治疾病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其中，钱信忠在血吸虫病防控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加强领导、部门协作、大兴水利、改造环境、调整作物、管水管粪、改进医疗药物、抓重点抓典型”^［4］等原则，突破了传统疾病防治的医学模式。

中国血吸虫病的防控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实施钉螺控制为主的消灭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人畜化疗为主辅以药物灭螺和健康教育的疾病控制策略”、21世纪以来“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5］。其中，在第一阶段，基于政府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组织部署，防治工作人员联合群众根据不同地区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生态和生活习性展开调查，将查螺灭螺行动与治水、农田规划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预防感染和切断传播途径成为血吸虫病防治的工作重点。“围垦、开新填旧、挖河疏道”^［6］，通过改变自然生态环境遏制钉螺的生存繁殖。同时，管制粪便和水源也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环节，粪便和水源管理均是防止暴露环境中的再次传染。厕所迁移、群众教育、人畜粪便管理等，防治血吸虫卵流入水中，是切断传染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以预防为主的同时也积极诊治患病者，在恢复患者健康的同时逐步消除血吸虫病。“血吸虫病的传播和防治过程可看出，它的流行与分布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叠加的结果。”^［7］ 其防治过程也体现了人、动物和生态环境的有机整合。

2 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的生成逻辑

当前，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的培养有其时代必然性，同时也面临转型。新发传染病、慢性病与环境健康问题的交织，暴露出传统碎片化诊疗模式的局限，需要重构人类、动物和环境整体思维；临床技能培训与系统诊断需求存在代际差，医学生缺乏协同治理的实践框架；且智慧医疗的快速发展要求医学人才具备数据整合与生态健康评估的多重素养。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的整体健康观能够为破解这些矛盾提供一种历史镜鉴，其防治结合的协同模式与全健康治理要求的跨学科协作高度契合，整体性和系统诊断能力直指当前健康问题的治理核心。整体观与协同性重构了医学生健康问题的认知框架，推动医学生从技术型治疗者向健康治理者的角色转型。

2.1 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及整体思维的重构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使人们重新审视健康及其风险，健康问题呈现出系统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特征。社会加速发展、现代社会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结构的变化、疾病谱的转变及新型传染病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了健康内涵，“健康应该包括个体、群体和生态三个层次，涉及从出生、成长到死亡的全周期，从预防、治疗到康养全环节，从个体、群体到生态全方位”^［8］，即全健康。全健康是一个跨区域、跨学科框架，倡导人、动物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旨在可持续地促进和保护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健康，改善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与公平。全健康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是系统地理解人类、动物及其环境如何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相互关联^［9］。一项基于全健康理念的研究指出新污染物可以从工业和农业生产、化学品泄漏、废水处理系统等各种来源直接或间接进入环境，新污染物之间本身存在相互作用，其持久性和流动性可能会危及生态系统，并通过各种暴露途径进入人体，危及人类健康，强调多方协作的监管措施和政策^［10］。“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联动体现出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

“社会-生态”系统本身可以看作是由人、动物、环境的整合，行动与互动发生的部分或结构限制、过程等方面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分为三个层次，人、动物及其角色，行动与互动的环境和过程，政治经济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内生限制^［11］。“社会-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动态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一方面，跨物种主体行动与互动的外在因素会影响甚至引起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化和重构；另一方面，行动并不总是协调一致或和谐互补的。人、动物、环境之间的行动与互动也并非总是按照预期的态势和结果进行，经常会产生矛盾与冲突，甚至是危及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意外性后果。新的健康概念也会就此出现。人、动物、环境之间的融合与共生及其结构化使得“社会-生态”系统处在一种流变的过程中，其稳定性正取决于跨部门、跨学科的多方协作。因此，健康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医学生重塑整体思维。

2.2 从个体临床技能向系统诊断能力的转型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重视疾病的病理生物学和生物学进路，未考虑疾病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应一种还原论。20世纪70年代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承认疾病和不良的健康状况受到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强调疾病和患者照护中人的部分，成为一种实用的临床指导，对应的是系统论框架。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现代医学模式则进入医X交叉发展的新医科模式，其核心本质是系统和整体医学，进一步拓展了跨学科系统论框架。医学模式的转型要求医学生培养基于全健康的系统诊断能力。当疾病的概念不再局限于生物医学和医生可理解的范围，其还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即疾病的社会建构。在这个意义上，疾病的社会诊断尤为重要。疾病的社会诊断关注医学诊断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疾病场域扩展至个体和临床之外的社会世界。一项基于疾病的社会建构研究从经济稳定性、邻里和物理环境、教育、社区和社会环境、医疗保健系统5个社会决定因素分析种族主义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强调“社会”和临床数据之间的互通性，以及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应该适当关注结构性障碍，推进健康公平^［12］。疾病的社会诊断构成了超越生物有机体因素致病的立体化社会图景。

此外，系统诊断能力还包括生态风险评估能力和政策倡导能力。人畜共患病传播链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生态健康风险认知。作为医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风险素养，即准确评估人畜互动及各种活动中潜在的健康风险，并通过持续不断的教育了解新的和不断发展的风险及威胁程度。同时，通过风险评估和卫生经济评估推动健康政策的优化。个体、集体的风险认知和行为与组织和政府做出的健康决策相互影响，国家和世界的风险动态也会塑造个体与集体的行为选择。整体上，系统诊断能力是以一种更加完善的综合性进路来理解疾病与健康。

2.3 科技与信息化时代的医疗实践对人才需求的转变

现代科技和生命科学的变革与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和系统生物学的交叉与融合催生了数字健康、智能医疗的形成，也为疾病诊疗和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路径和重要支撑。新医科和全健康概念要求将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如环境科学、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与临床医疗实践相整合，形成一种适应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生态关系的疾病诊疗结构的医学体系。现代医学体系对医学教育和医学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知识框架应该融入诸如系统医疗、精准医疗、数智化等内容，甚至重构适应科技与信息化时代医疗实践的核心知识。

数智化医疗转型过程中，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和医学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三个重要维度。首先，跨学科和技术融合是基础。医务工作者在掌握AI辅助诊断和治疗等智能设备及生物工程技术的临床应用机制的同时关注疾病的社会建构。其次，数据素养是关键。从基因组学大数据分析到电子病历挖掘，医务工作者需具备医疗数据标准化处理、临床决策优化等技能。再者，系统思维是核心。全健康理念下的诊疗实践要求医务工作者建构人、动物和生态框架，特别是在慢性病共病管理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预防和干预将疾病控制范式向上游转移，即从对人类疾病的监测和诊疗转向更大范围的预防性干预措施，以及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整合性响应。

3 构建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是健康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道

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为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的培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健康治理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石，其预防和治理理念强调人、动物和环境的有机整合。全健康理念下通过跨学科教学培养医学生的系统性思维，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正是对钱信忠协同治理模式的当代诠释。

3.1 基于全健康理念完善医学教育体系和框架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构对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教育体系和框架的建构应基于人、动物和环境和谐共生的全健康理念。作为一项涉及全球性视野和国家卫生健康现代化层面的制度设计，医学教育应该从满足全周期、全环节、全方位的健康需求以及跨区域、跨学科融合协作要求出发^［13］，构建兼容现代社会健康治理面向并具有长时可及性和可持续性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学教育已经超越传统卫生领域，成为“健康中国”规划和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相当长时段甚至当前的医学教育，其出发点聚焦生物医学科学为主导的人类健康而非全生态的健康联动。基于系统论的新医科已强调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需求出发设定教育目标，医学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推动主体、实施主体以及研究者都在强调这部分内容。现行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关注全健康理念或尚待普及该理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以新理念谋划医学发展、以新定位推进医学教育发展、以新内涵强化医学生培养、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14］。这一制度规划内涵以下重要内容，一是将医学专业提升至“大国计、大民生”的战略高度；二是强调预防和系统性；三是从单一医学学科转向多学科深度融合交叉。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发展，应该融入全健康理念，丰富新医科专业结构并将其建设内涵落到实处。为此，当前的医学教育重要的是从整体健康观和系统论出发，借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健康中国”规划，构建医学生多学科知识框架，提升医学生系统诊断能力，以促进全健康和健康公平目标的实现。其中，全球化背景下疾病的分布特征与原因，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对健康的影响及相互作用，不同国家和区域医疗卫生历史和演变进程等知识，以及跨物种、跨生态系统的风险评估，全球和多学科、多部门协作治理等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部分院校，如上海交通大学，率先为临床医学本科生开设了全健康相关必修课程，全健康理念为医学院校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及框架。

3.2 医学生多维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医学生多维健康素养指的是医学生在整合疾病管理、预防、生态健康、跨学科协作及伦理决策基础上，基于系统思维形成的综合评估与判断能力。因此，医学生多维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含认知和行为两部分。“个体的信念、态度、期待与目标等主体因素影响甚至决定其行为方式，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又部分地决定着主体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15］。行为与环境也相互影响，这里的环境主要指向行为实施的现实条件，如社会发展过程、医学教育改革制度、学校医学教育体系的设置、个体学习与转化的规则和能力等。环境条件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方向与强度，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以适应主体需求。故认知和行为的关系受环境的潜在影响，关键在于个体的把握和选择。认知本质上是由思维模式构成的，其功能的发挥包括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认知技能。虽然复杂的认知技能是基于简单技能的整合而形成的，但是这不是一个机械的积累过程，因为中间存在多种整合方式。认知的一个最基本功能是促进对知识结构的判断和分析，进而引导其行为选择。

从操作化的角度，认知层面包括跨物种、跨生态系统的健康联动及可持续发展，健康风险感知能力，疾病协同的实践反思；行为层面包括疾病的预防实践，沟通与合作能力，跨部门协同治理，公共卫生政策的推进。认知与行为有其结构层次，认知的改变是一个渐进性过程，通过教学影响医学生认知与行为是一项基础工程。评价体系的实施需要在医学生模块化和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设计中将具体指标转化为可观测的教学目标，通过教学过程、教学目标、评价体系链形成完整的动态反馈机制，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追踪医学生认知与行为的转化效果。

3.3 强化数字健康时代医疗信息技术的应用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指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力推进卫生与健康领域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大数据技术与医疗卫生的深度融合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健康时代和智能医学的发展要求当前医学生具备数智技术的应用能力，涉及运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辅助诊断和治疗、基于医疗大数据实现从个体基因检测到群体风险评估和疾病预测、基于物联网的远程医疗协作等。

智能医学和医疗信息技术应用的关键在于学科交叉，只有通过融合与挖掘交叉领域才能真正实现数智技术的赋能作用及创新人才的培养，全健康理念的实践也需要技术支撑。首先，更新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核心课程模块。根据智能医学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开设医疗物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AI辅助系统等相关课程，通过系统模拟、远程会诊、智能机器人手术操作等场景式教学，强化医学生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能力；从学校到省市设立相关智能医学和数字健康科研项目以及科技竞赛，鼓励学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与探索。其次，构建跨部门协作平台。建立医学院校与农业农村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畜牧兽医部门的合作，增强医学生跨物种、跨生态系统的健康联动认知，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生态健康风险评估机制；增强高校、科研院所、高水平医疗机构及智能医疗器械企业的共享与合作，形成与智能医学相关的研究成果、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闭环反馈系统，推进数字技术助力普惠健康的现实目标。再次，教师作为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也应该积极拓展并更新教学设计，组建由医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学及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人员组成的创新团队，通过交叉教学、研究，开展项目合作、交流访问等形式共同探索数智化时代的复杂健康问题和医疗问题。以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基础的智能医学在突破现代医疗技术、创新医学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也是培养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的重要技术支撑。

4 结语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生全健康治理能力的培养是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整体健康观和健康治理协同性为核心的钱信忠社会医学思想与人类、动物、环境和谐共生的全健康理念要求一致，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应借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社会医学思想，注重疾病和健康的社会诊断，提升医学生多维健康素养水平。数智时代，跨地域、跨部门协作是医学创新人才培养和健康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多学科融合与智慧医疗则为其提供了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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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西医科大学2024年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XJ2024119)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2025zsszsx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