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特小组活动在临床实习中提高医学生共情能力探索

Exploration of Balint Group Activities in Improving Empath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Clinical Internship

摘要

目的 探索巴林特小组活动在临床带教过程中对提升医学实习生共情能力的实施效果。 方法 选取2022年1月 — 2024年12月在儿科进行临床实习的五年制临床医学实习生，随机分为实验组（n=50，参与为期5周、每周1次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和对照组（n=100，接受常规实习带教，包括病例讨论、教学查房、操作指导等），在入科实习前和实习结束后采用杰弗逊共情量表-医学生版（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Health Professions Version， JSE-HP）（侧重医疗情境认知共情）评估共情能力。 结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共情能力上的差异是显著的。实验组的共情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巴林特小组活动在实习带教中效果显著，医学实习生的共情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可成为医学人文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Balint group activities on improving the empathy ability of medical interns during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s Five-year clinical medical interns in the Pediatrics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50), which participated in weekly Balint group activities for 5 weeks, and the control group (n=100), which received conventional teaching including case discussions, teaching rounds, and operational instruction. The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Health Professionals Version (JSE-HP), which focuses on cognitive empathy in healthcare contexts, was used to assess empathy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ship. Results The difference in empathy ability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was significant. The empathy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alint group activities are effective in clinical internship teaching,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mpathy ability of medical interns, and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ractical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共情能力 / 巴林特小组 / 医学实习生 / 杰弗逊共情量表

Key words

Empathy ability / Balint group / Medical interns /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临床实习是医学高等教育从理论迈向实践的关键衔接阶段，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推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落地，社会大众对医疗服务的期待已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延伸至对患者的心理需求、情感体验的全面关怀。在此背景下，单纯的临床技能培训已难以满足医患双方及社会发展需求，医学院校毕业生除须具备扎实的基础核心能力外，广博的医学人文素养，尤其是精准理解、回应患者情绪与需求的共情能力，已成为衡量其职业胜任力的关键指标^［1］。

共情作为“以患者为中心”医疗模式的核心要素^［2-3］，涵盖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两个维度，既是医患间建立信任的桥梁，也是提升诊疗效果的重要支撑^［4］。研究表明，医生的共情能力可对患者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如缩短流感患者症状持续时间、减轻症状严重程度，还能显著减少医疗投诉^［5］。然而，医学实习生在临床实习阶段面临独特挑战：临床经验匮乏导致沟通技巧生疏，高强度工作易引发情感耗竭，首次直面复杂医患关系常遭遇伦理冲突^［6］。这些因素使得实习期成为医学生共情能力波动甚至下降的高风险期^［7］，而其共情水平直接关联患者满意度、治疗依从性，也与自身职业倦怠、离职意向密切相关^［8］，因此，在实习阶段开展共情培养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巴林特小组作为聚焦医患关系的心理督导形式，为解决医学生实习阶段共情培养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该小组通常由8~12名医务人员组成，在专业领导者引导下，通过案例分享、开放式提问、共情想象与自由联想，深入剖析医患互动中的情感与行为模式，帮助成员提升对患者心理需求的觉察与应对能力^［9］。已有研究证实，巴林特小组能有效减少医护人员负性情绪、提高共情与沟通能力、缓解职业倦怠，在医疗机构和医学教学领域应用广泛^［10-13］。但当前针对医学实习生这一经验尚浅、需求独特的群体，其干预效果及作用路径的本土化实证研究仍较为薄弱。基于此，探索将巴林特小组活动融入医学临床实习，系统分析其是否对医学生共情能力有提升作用，对优化实习阶段人文教育体系、培育德才兼备的临床医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年1月— 2024年12月，选取中山大学医学院2019级— 2021级在儿科进行临床实习的五年制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中山大学医学院2019级— 2021级五年制学生；②按教学计划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科轮转实习；排除标准：①不同意参与巴林特小组活动；②未按要求完整填写问卷者。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评价工具为杰弗逊共情量表-医务人员版（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Health Professions Version，JSE-HP）^［2-3］。该量表在国际医学教育研究中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预测试Cronbach’s α>0.8）。JSE-HP包含20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总分范围20~140分，得分越高表示共情能力越强。

1.3 研究方案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将实习生按实习批次随机分配至实验组（巴林特小组干预组，n=55）和对照组（常规教学组，n=108）。实验组再随机分为5个巴林特小组，每组约11人。。对照组（常规教学组108人，对照组接受标准的医学实习带教方案，主要包括在带教教师指导下参与日常查房、病历书写、基本临床操作；参加科室组织的常规病例讨论会、教学查房（重点在疾病诊断与治疗技术）；接受操作技能培训与考核；完成实习大纲要求的轮转任务。对照组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巴林特小组或结构化医患关系反思活动。

1.4 研究方法

干预前准备：方案实施前，对5名巴林特小组领导者（由具有精神医学/心理学背景的资深医师或心理治疗师担任）进行统一培训，确保活动流程标准化。

测评安排：所有实习生在入科实习前1周内（前测）和完成儿科实习轮转（约5周）后1周内（后测）完成JSE-HP量表。

巴林特小组实施办法：在小组建立后，促进组员相互认识，严申保密原则。从第2次讨论开始，每次讨论活动前对上次干预进行反馈，组员汇报自己的感受，之后进行新一轮的干预活动。最后一次小组活动后再次进行共情能力测评，并讨论对巴林特小组活动的感受和建议，分享彼此的成长，展望未来。

每次讨论活动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10 min~15 min）：小组成员围成一个圈，由案例汇报者汇报案例，案例需紧密围绕本人经历的医患关系中遇到的困惑，其他组员注意倾听，不能打断。

第二步（10 min~15 min）：案例汇报结束，其他组员对自己不清楚的、关于事实的、有关案例的问题进行提问。汇报者解答问题，导师赞扬案例汇报者，禁止组员在此时对案例或汇报者进行建议和评判。

第三步（30 min~40 min）：汇报者退出圈外，不参与案例讨论。其他成员开始自由表达对案例中呈现的问题的感受和理解，不能对汇报者提出建议、提问，不对案例双方进行是非评判。导师要尊重所有人的观点，引导组员将讨论聚焦于医患或人际关系方面，鼓励组员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的感受、推测案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第四步（10 min）：汇报者回到圈内，重新加入小组，不接受继续提问，根据组员的讨论，陈述总结自己对案例新的认识、理解和感受，重新认识自己。此时其他组员和导师聆听，不作回复。

第五步（5 min），导师感谢案例汇报者和组员，但是不进行任何有关案例和感受的总结，结束小组活动。

1.5 统计方法

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将前后测的平均值、标准差、t值、P值进行对比分析。

1.6 伦理审核

本项目通过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究内容均知情同意。

2 结果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照组发放问卷108份，实验前收回有效问卷108份，实验后收回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为92.5%。实验组发放问卷55份，实验前收回有效问卷54份，实验后收回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为82%。使用SPSS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2.1 正态性检验

调查问卷的样本量为150，均值为87.660，标准差为9.813，偏度为1.301，峰度为5.732。偏度值表明数据呈右偏分布，峰度值表明数据分布较正态分布更为尖峭。对于该变量的正态性检验，使用了Kolmogorov-Smirnov检验和Shapiro-Wilk检验。Kolmogorov-Smirnov检验的统计量D值为0.132，P值为0.000（P<0.01），即数据显著偏离正态分布，存在明显的非正态性，Shapiro-Wilk检验的W值为0.912，P值为0.000（P<0.01）（详见表1），进一步支持了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结论。

2.2 对照组实验前与对照组实验后对比

对照组实验前与实验后在共情能力上的差异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对照组在实验前的共情能力中位数为84.000（P₂₅=81.000，P₇₅=90.000），而在实验后的共情能力中位数为84.000（P₂₅=80.000，P₇₅=89.500）。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检验统计量U值为4 978.000，Z值为-0.642，P值为0.521（详见表2）。综上所述，P>0.05，表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没有发生显著的共情能力变化（如图1）。

2.3 对照组实验前与实验组实验前对比

对照组实验前与实验组实验前在共情能力上的差异进行了Mann-Whitney U检验。具体结果如下：实验组的中位数为85.000（P₂₅=79.000，P₇₅=91.000），对照组的中位数为84.000（P₂₅=81.000，P₇₅=90.000）。Mann-Whitney U检验的统计量U值为2 618.500，Z值为-0.309，P值为0.757（P>0.05）（详见表3）。综上所述，在实验开始前，两组在共情能力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如图2）。

2.4 实验组实验前与实验组实验后对比

实验组实验前与实验后在共情能力上的差异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实验组实验前的共情能力中位数为85.000（P₂₅=79.000，P₇₅=91.000），实验组实验后的共情能力中位数为90.000（P₂₅=86.500，P₇₅=98.000）。Mann-Whitney U检验的统计量U值为624.000，Z值为-4.168，P值为0.000（P<0.01）（详见表4）。综上所述，由于P值小于0.01，可以得出结论，实验组共情能力在实验后有了显著的提升，实验干预对提升实验组的共情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图3）。

2.5 对照组实验后与实验组实验后对比

对照组实验前与实验组实验前在共情能力上的差异进行了Mann-Whitney U检验。具体结果如下：实验组的中位数为90.000（P₂₅=86.500，P₇₅=98.000），对照组的中位数为84.000（P₂₅=80.000，P₇₅=89.500）。Mann-Whitney U检验的统计量U值为1 159.000，Z值为-4.945，P值为0.000（P<0.01）（详见表5）。综上所述，由于P值显著小于0.01，可以得出结论，在实验后，实验组的共情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如图4）。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在儿科临床实习中实施为期5周的巴林特小组活动能显著提升医学实习生的共情能力，尤其在认知共情维度上效果突出。实验组在干预后JSE-HP量表得分中位数显著提高（P<0.01），而对照组则无显著变化。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巴林特小组作为一种结构化、可操作的心理督导形式，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的有效性，可成为医学人文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4］，也为临床实习阶段的人文教育提供了实证支持。

对比传统教学方式，巴林特小组通过构建“安全反思空间”，使医学生能够在无评判的环境中深入探讨医患关系中的情感与行为模式，从而增强其共情能力和自我觉察能力。该方法弥补了传统医学教育中“重技术、轻人文”的缺陷^［14］。而对比现行医学教育中常用的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和叙事医学教育，PBL虽能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与沟通能力，但在情感共情培养方面略显不足^［15］；叙事医学虽注重故事叙述与共情培养，但其对文本解读能力的要求较高，且教学体系尚未完善^［16］。巴林特小组则以其实时性、互动性和低门槛优势，更适合在临床实习阶段快速提升医学生的情感认知与共情能力，与PBL教学法和叙事医学教育形成有效互补。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样本仅来源于单一医院的儿科实习生，样本代表性有限；其次，未对长期效果进行追踪，无法判断其持续影响；第三，仅使用JSE-HP量表评估共情能力，未涵盖情感共情或患者满意度等多维度指标；第四，巴林特小组对引导师资的专业背景要求较高，目前我国国内具备相关能力的教师仍较稀缺^［14］。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科室与学制学生，并探索与其他教学方法（如PBL、叙事医学）的融合模式，以构建更为系统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4 结语

本研究证实，巴林特小组活动能有效提升临床实习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尤其在认知共情方面表现显著。该干预方式操作性强、效果明确，为缓解医学人文教育与临床实践脱节的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建议将来在更广泛的临床科室中推广该方法，并结合PBL、叙事医学等多种教学模式，形成“技术-共情-叙事”三位一体的人文教育体系。同时，应加强师资培训、完善评价机制，并开展长期效果追踪，以推动医学人文教育的系统化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committee Cor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Global minimum essential requirements in medical education ［J］.Med Teach，2002，24（2）：130-133.

[2] HOJAT M， GONNELLA J S， NASCA T J，et al ．Physician empathy：Definition，components，measurement，and relationship to gender and specialty［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02，159（9）：1563-1569．

[3] HOJAT M， GONNELLA J S ．Eleven years of data on the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medical student version （JSE-S）：Proxy norm data and tentative cutoff scores［J］．Medic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2015，24（4）：344-350．

[4] GILLIGAN C， POWELL M， LYNAGH M C，et al ．Interventions for improving medical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medical consultations［J］．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2021，2（2）：CD012418．

[5] HERATH M， REID J L， TING Y Y，et al ．Patient focused interventions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surgical clinic：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EClinicalMedicine，2023（57）：101893．

[6] 吴执军，杨怀洁 ．医学实习生人文知识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分析［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5，17（4）：123-127．

[7] NEUMANN M， EDELHÄUSER F， TAUSCHEL D，et al ．Empathy decline and its reasons：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with medical students and resid-ents［J］．Academic Medicine，2011，86（8）：996-1009．

[8] SANGA A， RANJAN R， SANGA P，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motiv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new curriculum and old curriculum［J］．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2024，13（9）：3892-3896.．

[9] 张娜，贺建华，易进，等.用巴林特小组提高医学本科生实习前的临床沟通技能［J］.继续医学教育，2017，31（12）：28-30.

[10] 李东晓 ．巴林特小组的理论基础及实践应用研究进展［D］．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20．

[11] 龚沙 ．巴林特小组活动在精神科护士工作压力及自我关怀能力的应用研究［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23．

[12] 郭思彤，毛旭，马艳梅，等 ．巴林特小组活动改善护理本科实习生职场冷漠及共情能力研究［J］．护理学杂志，2023，38（12）：83-85．

[13] GONG B， ZHANG X C， LU C，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Balint groups at improving empathy in medical and nursing educ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BMC Medical Education，2024，24（1）：1089．

[14] 陈默 ．当前中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7，25（3）：454-456．

[15] 陈艳佳，林春水，黄铮，等 ．PBL教学法在临床实习中提高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探索［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8，26（3）：422-424．

[16] CHARON R ．The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Narrative medicine：A model for empathy，reflection，profession，and trust［J］．JAMA，2001，286（15）：1897-1902．

基金资助

广东省新医科建设指导委员会2023年教学改革立项项目(88000-122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