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科背景下“医教研产”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探索

Exploration of the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of “Medical-Education-Research-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cine

摘要

新医科建设正引领着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随着“医学+X”跨学科人才需求的日益增多，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在此背景下，医学类院校不仅要继续深化“医教协同”育人模式，还需进一步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合作主体开展深度合作，构建起“医教研产”多主体协同育人的新格局。通过优化体制机制、深化医教协同、推进科教融汇、加速产教融通，打造“医教研产”协同育人联合体，以此整合多方育人资源，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交叉复合型医学人才。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cine is spearhead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medical education. With the growing demand for “Medicine+X”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he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has emerged as a new direc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is context,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not only deepen the “med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mode, but also strengthen partnerships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enterprises and other partners to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of “medical-education-research-industry”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y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deepening med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advancing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convergence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medical-education-research-indust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nsortium will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integrate various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cultivate compound medical talen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医科 / 医教研产 / 协同育人

Key words

New Medicine / Medical-education-research-industry /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近年来，随着《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的发布，新医科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通过优化医学教育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持续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 2035年）》的出台，明确提出了深化新医科建设、推进医工融合和建强国家产教融合平台等要求，标志着跨学科整合、产学研融通的交叉融合模式已成为新时代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方向。作为应对大健康战略的新医科建设，必须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参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通过探索“医教研产”协同育人模式，引入“医教研产”协同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建立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1］。“医学+X”的跨学科人才培养要求下，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已成为医学人才培养的新挑战，传统的医教协同单一育人模式正在逐渐向医教协同、科教协同、产教协同的“医教研产”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转化升级。这一转型通过整合临床实践、科研创新与产业需求，不仅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学人才多元化能力的期待，更可系统性培养兼具医学专业深度、跨学科视野及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尤其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重塑医疗生态的当下，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已成为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前沿课题，其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将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关键支撑。

1 新医科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逻辑

1.1 新医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时代诉求

人才培养目标是大学育人模式顶层设计的逻辑起点，也是保障培养质量的核心前提，具有价值引领性^［2］。2020年9月《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设置交叉学科，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等要求，确定了医学人才培养新目标，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指明了行动方向。实际上，新医科的人才培养范畴涵盖两类核心对象：其一为传统医疗服务领域的直接从业者，包括医师、护士、技师、药师、康复师等直接参与临床服务的专业人员；其二为医疗产业上下游的专门人才——例如医疗设备、器械、药品的研发与生产领域中，产品或服务直接支撑卫生健康事业的技术型或管理型人才。本质上，新医科旨在培养能够适应、胜任乃至引领医学模式转型、治疗理念革新及治疗技术迭代的复合型人才^［3］。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根本导向，在新医科教育创新发展要求下，必须与时俱进，作出同步调整与优化，以满足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

1.2 新医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路径

1.2.1 强化多方协同导向，重塑联合育人新生态

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与共同推进。在现阶段跨学科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宏观背景下，医学院校作为医学教育的实施主体，必须与医院、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力量携手，通过医教、科教、产教等结合形式，促进各育人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最终打造形成一个集医学、教育、研究、产业为一体的协同育人联合体，共同推动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

1.2.2 强化创新能力培养，打造创新型医学人才

创新是新医科教育的主体与灵魂，《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多次提出要加强“医药创新能力”和“医学科研创新能力”等培养要求，特别是在当前“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医疗行业迫切需要融入更多尖端技术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医学人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越来越强调从单纯的“学习知识”向“强化能力”转变。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与提升需契合新时代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需求，以“医教研产”一体化创新资源平台体系为基础推进创新能力培养工作，这一模式既满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成长路径，也能真正把创新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的全流程中^［4］。

2 当前协同育人模式的现实困境

2.1 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的系统性缺失

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下，人才培养不仅是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事，更需要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及相关负责部门的通力协作。唯有强化顶层设计、创新育人理念、优化体制机制，方可打造多元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然而在实际中，卫生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定位还不够明晰，教育和卫生部门的权责关系尚缺乏系统规划，协同育人能力亟须加强^［5］。协同机制落实到各育人主体时又会出现学校与医院管理难以同步、协同育人不够深入等情况^［6］。有关科研院所、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机制设置尚缺乏系统性的安排，校企合作多存在“合而不深”的问题^［7］。一是政策导向和激励措施尚不明确，导致科研院所和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和参与度不足；二是资源共享和合作机制不健全，阻碍了教育与产业的有效对接；三是缺乏跨部门间的联动协调机制，导致难以汇聚育人合力。因此，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整体衔接度不高，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及企业一体化人才培养的完整体系仍未建立。

2.2 多主体协同育人目标分歧与资源整合效能不足

高校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主体，其育人目标较为清晰和明确。然而，医院、科研院所、企业等其他协同育人主体，由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和发展方向，往往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这可能导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偏离预期目标的情况。具体来说，医院作为医疗服务机构，更侧重于提高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质量，而在人才培养方面相对薄弱。尽管直属附属医院在教学资源、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较教学医院拥有绝对优势，更利于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但现实情况却是此类医院数量相对较少^［8］。科研院所主要聚焦于基础研究，其人才培养活动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层次，对本科生的教育教学参与有限，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不够清晰，参与教学活动的频率和深度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其在科研育人方面的潜力。与此同时，与医学人才培养相关的企业，尤其是制药、医疗器械和科技领域的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和关注度还有待提高，对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较为浅显，协同育人的方式也相对单一。因此，在多主体协同育人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参与动力不足”“协同深度不够”甚至“目标导向偏差”的现象，这与实现协同育人愿景还有一定距离。

3 “医教研产”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内涵

3.1 “医教研产”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与功能耦合

“医教研产”分别对应医院、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不同类型的实体机构，通过发挥其在临床实践、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产业创新等领域的专长和优势，共同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提供多元化的支持和动力。

医院不仅是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方，也是医学人才的主要需求方，因此医院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订、临床实训平台建设等工作，可以保障教学内容与临床需求的精准契合；高校作为医学教育的实施主体，以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与医院、企业等其他相关主体合作，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具体育人工作，为新医科人才的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科研院所承担着基础研究的重要任务，对新医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一流的科研平台和资源，为医学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完善提供支持，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依托，确保医学教育内容的前沿性；在医药卫生产品、服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医药产品的研发、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手段的优化升级，都依赖于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平台，尤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一批科技型医疗企业正通过前沿的行业认知和技术手段，有效保障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发展。

3.2 “医教研产”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特点

“医教研产”协同是在“医教协同”理念基础上顺应新医科建设需求的升级范式，本质上是以新医科人才培育为核心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与引导，汇聚医院、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主体，通过协同参与、优势互补、深度联动的机制，融合教育教学、实践实训、科研攻关、产业转化等关键环节，构建起覆盖人才成长全链条的一体化支撑体系^［9］。该培养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以“教”为核心的多维度合作育人。“医教研产”协同育人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包括医疗机构、行业企业、学术机构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教育过程，以培养具备全面素质的新医科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教育主体，高校无疑是多元育人主体中的核心与关键，把握着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实施路径与方向，具有规划、指导、引领的重要作用，同时须处理好与医教、科教、产教的协作关系及多方主体之间的交叉合作、互利共赢。二是育人主体耦合度高。在高校的主导下，医院、科研院所、企业等育人主体与之深度绑定，以新医科人才培养为轴心，不断强化药物研发、临床应用、基础研究、专利转化等多方面的协作互促，形成一个交叉、多向的育人共同体。这种耦合不仅体现在资源共享和平台建设上，还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课程设计到实践教学，从科研合作到职业发展，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教育生态。三是形成创新驱动的育人共识。创新是新医科人才培养的育人目标，也是实施路径。该模式下，开放的合作环境、丰富的平台资源以及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最终都变成有效的教育手段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通过科研素养培养、科研项目驱动等方法，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4 “医教研产”协同育人模式的实施路径

4.1 制度创新：构建协同育人的长效保障机制

4.1.1 政策引导下的跨部门协作体系

以系统论与协同理论为指导，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跨部门协作，由教育、卫生、科技等多部门联合制定“医教研产”协同培养的标准化管理架构，贯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联合出台协同培养制度；重点完善“双师资质认证”“临床实践学分互认”等产教融合适配规则，将协同育人成效纳入学科评估核心指标，形成政策刚性约束；创新医疗机构临床数据脱敏共享机制、企业技术反哺教学补偿机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破解传统育人场域中“数据壁垒”“技术孤岛”等资源错配难题，联动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

4.1.2 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激励机制

以政府为主导，强化对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扶持力度，兼顾合作方的合理利益诉求，构建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并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专项支持医学人才培养工作^［10］。如政府通过财政专项与税收优惠形成“双向激励杠杆”，重点摆脱校企资源错配困境；根据《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建立“需求导向型”项目申报机制，引导医疗机构释放临床数据资源、企业开放技术实训平台、高校转化科研成果。

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主体，高校应积极与各类育人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优化校外师资聘任政策，鼓励相关专业以兼职教师、客座教授、临床导师、科研导师、创新导师等多样化的形式，吸引高水平的师资力量。通过聘请来自不同机构和行业的专家学者参与人才培养，以此强化校外师资的育人力量。同时依托多边合作协议明确育人成本分担比例与知识产权归属规则，通过法律文本固化各方权责关系，以达成培育高素质交叉复合型人才的育人目标。

4.2 平台赋能：打造双向赋能的协同育人载体

4.2.1 医教协同：医疗系统与教育系统的深度关联

在医学教育领域，医教协同无疑是“医教研产”协同育人模式中的核心环节。自《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 《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国在解决医疗与教育两大系统间的协调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2020年，北京大学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发布《专家共识：改革医学教育，为健康中国2030保驾护航》，其中首条共识即“从医学教育管理的组织和机制入手，进一步加强医教协同”，可见医教协同仍待推进^［11］。有学者针对医教协同的现实困境展开研究，其中，有研究明确指出当前医教协同面临目标、体制、利益、文化四类核心障碍^［12］；另有学者结合制度环境变革进一步分析，认为随着医学教育管理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化调整，医疗系统内医院的市场化扩张及多目标博弈、教育系统内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机构分层化趋势，共同加剧了两大系统协同的复杂性^［13］。医疗与教育系统围绕医学人才培养形成深度关联，针对这一关联的核心诉求，有研究以医学生学业表现为切入点开展实证分析，最终提出医教协同的核心在于管理协同的观点^［14］。综合上述研究可见，医教协同推进过程中的关键卡点，本质上是机制层面与管理层面的协同不同步问题。​

面对两大系统在协同中的利益分歧与权责博弈，政府需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通过政策与制度的顶层设计，赋予高等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更充分的自主权，以突破两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所形成的管理壁垒。这就需要逐步赋予高校更多的管理权限，强化其对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统筹规划、管理和监督职能，并制定具体的医院管理条例，确保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中发挥充分作用。

此外，临床师资作为医教协同的关键支撑，是实现协同育人目标的核心施力点。与课堂教学相比，临床教学的质量监管普遍存在监管困难、反馈滞后的问题，临床师资教学能力多有参差不齐。高校须严格制定临床师资准入、培训和考核制度，加强对临床教学活动的监督和反馈，设置专门的实体化临床教学管理机构，负责医院的日常教学管理、服务与合作。有学者建议将从事医学教育纳入医师必须履行的义务，在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内容中增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评以及在院校教育阶段前置医学生教学能力培养^［15］。通过加强临床教学管理、强化临床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医教协同高质量发展。

4.2.2 科教融汇：基础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向互促

早在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便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强调高校在基础性研究中的作用，并鼓励科研院所与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相互结合，将高校科教融合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16］。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科教融汇逐步成为政策话语体系中的新导向。从“科教融合”向“科教融汇”的演进，并非单纯的话语表述变更，结合二者的核心内涵与应用场域分析，科教融汇彰显出更为突出的战略定位与现实价值，其覆盖范畴已从微观层面的科研与教学互动，拓展至宏观科技与教育协同、微观科研与教学结合的双重战略维度^［17］。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是高校及科研院所同担的两项核心使命，需充分整合自身资源、发挥特色优势，打破体制机制层面的壁垒，探索高层次、高效能的科教融汇育人模式。

当前，高校与科研院所常以联合培养的形式开展协同育人合作，但培养层次主要聚焦于研究生阶段。探索如何将科研院所的科研育人优势前移至本科教育阶段，是新医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作为各类与医药人才培养相关的医药研究院（所）等科研机构，在医药学科基础研究领域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平台。因此，应建立高效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科研人员与高校教师在高校与科研机构间的双向流动，通过交流访学、客座讲学等形式，优化人力资源布局，促成价值最大化目标^［18］。

高校在制定教育计划时，应整合科研实践和课题研究等环节，借助科研院所实施研究性教学，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相关研究议题的兴趣，指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和数据处理，让学生深入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培育科研思维，亲身感受知识的构建过程。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医药领域最新进展，强化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通过科研、实验、观察和实践等手段，强化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科教融汇不仅能够激活高校科研资源，还能在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中加强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突破，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在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的环境中，双方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共同发展。

4.2.3 产教融通：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精准对接

产教融通的核心在于产业系统与教育体系的深度协同与融合。在当前“医学+ X”模式下的跨学科发展新趋势中，既能促进知识体系和实践应用的深度衔接，又可推动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产教融通机制不仅能够激活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更是培养医学交叉人才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中国大健康产业向规模化、高质量方向迈进。

高校可通过“师资建设—平台搭建—人才培养”三维联动来推动产教融通：其一，高校通过和企业合作，建立双向交流的师资机制，为“双师双能型”人才提供常态化培训和保障，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团队组建；其二，依托校企合作搭建协同创新中心、产业学院及实践教学平台，打破高校与企业的资源壁垒，显著提升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课程体系设计中的参与度；其三，在产教融通实践平台的支持下，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远程医疗系统开发、智能医疗设备研发、医疗大数据平台构建等实战项目，针对性培养工程思维、数据脱敏等核心能力，有效缓解“医学+ X”新兴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19］。

当前，部分高校已围绕上述方向开展了积极探索和实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联合瑞金医院、联影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创建交大—瑞金—联影医学影像先进技术研究院，以院企双师指导学生跨学科学习；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慧湖药学院与企业合作，建立了西浦—沃生联合实验室和西浦—海狸联合实验室，聚焦企业需求，完善课程体系设置；上海健康医学院与健康产业龙头企业合作，成立上海健康医学院—NI产学合作育人示范基地和Labview考证基地，以产教平台建设提升实践教学水平^［20］。以上案例表明，高校深化产教融通需紧扣 “三维联动” 核心框架，通过师资、资源、人才的双向流动与互促利用，为“医学+ X”领域人才培养提供了可操作路径，为中国其他高校推进校企协同合作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

在医学教育革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依托于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中医药”的交叉学科研究与应用开发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联合相关企业，构建大数据智能挖掘平台、中医临床大数据分析平台、中医临床辅助诊疗平台以及常用推荐方分析系统等关键应用，可以将中医临床大数据分析、著名老中医临床经验整理以及中医临床诊疗知识图谱的构建等成果，有效地应用于教学实践和临床诊疗中。未来，产教融通将成为数字赋能中医药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

4.3 多元联动：打造“医教研产”协同育人联合体

医教协同、科教融汇、产教融通是以高校作为育人核心、以相关机构和企业分别作为实施载体的单一路径方向和合作平台模式，而在实际协作中，育人单位之间往往存在多方联动，通过交叉、合作、创新、共赢的形式，打造形成“医教研产”协同育人联合体（见图1），满足医学人才培养所需的专业性、社会性以及创新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这一“四链”融合理念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也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在此框架下，“医教研产”协同育人联合体将成为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实践，实现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的双向驱动：医疗机构与生物医药企业聚焦药物研发和人工智能技术转化，共同推进智慧医疗创新发展；医疗机构与科研院所加强基础医学与临床研究的交叉融合，促进诊疗水平提升与科研突破的双向提升；科研院所与高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速科研成果的临床应用转化。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加速协同育人联合体的效能释放：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开发“协和·太初”罕见病大模型，该成果在智能医疗领域实现重大突破^［2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牵头成立“坤蒙AI医院联盟”，汇聚10家头部企业及研究机构构建医研企协同创新网络^［22］；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河套实验室搭建“医教研产”平台，整合医疗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企业资源，创新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23］。人工智能正从技术驱动、社会优化、人才发展三个维度，催生医学教育深度变革^［24］。

高校作为这一育人联合体的核心教育主体，需充分发挥统筹规划与资源协调功能，确保以育人为目标的“医教研产”协同育人模式能够高效实施，为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实践范本。

5 结语

新医科建设背景下，医学教育正从传统单一育人模式向多主体协同模式转型，“医教研产”协同育人模式已然成为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该模式通过整合高校、医院、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资源优势，破解当前协同机制系统性缺失、资源整合效能不足等难题，聚焦交叉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为“健康中国”战略落地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未来，需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平台赋能、深化各主体联动，推动“医教研产”协同育人模式持续优化，助力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严治，吉训明 ．以新医科带动医学教育体系的创新：以首都医科大学为例［J］．医学教育管理，2024，10（2）：234-239．

[2] 眭依凡，王改改 ．全面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的逻辑［J］．江苏高教，2023（9）：21-28．

[3] 郭建如 ．新医科建设的制度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3）：58-68．

[4] 张相苏，常青，张晗，等 ．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虚化问题及其破解［J］．医学与哲学，2022，43（15）：59-61．

[5] 易梦春，吴红斌 ．我国高质量高等医学教育体系建设的成效评价及推进策略［J］．高等教育研究，2023，44（9）：74-88．

[6] 陈心航，赵悦，臧悦，等 ．我国医教协同研究历程与发展趋势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4）：307-311．

[7] 张耀林，冯瑞 ．临床教学医院 “教学产创” 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策略［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5，33（1）：19-23．

[8] 缪顾根 ．医教协同背景下高等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23（10）：28-32．

[9] 杨国兴，郑宏香 ．“医教产研” 协同育人的本质内涵和实践路径：基于新医科建设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2023（1）：37-42．

[10] 蔡志奇，黄晓珩 ．会聚观视阈下新医科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1，38（3）：216-219．

[11] 新时代医学教育发展与改革专家组.专家共识：改革医学教育，为健康中国2030保驾护航［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20，40（6）：401-404.

[12] 沈瑞林 ．医教协同理念下医学院校校院协同策略思考［J］．江苏高教，2018（12）：75-78．

[13] 吴红斌，沈子曰 ．医教协同在人才培养中的关联结构及其互动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24，45（6）：19-32．

[14] 魏丽娜，吴红斌 ．医教协同对医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分析：基于全国临床医学本科生调查数据和水平测试数据的实证分析［J］．高教探索，2024（5）：75-84．

[15] 谯利平，唐智松 ．临床教学基地参与医教协同育人动力机制研究［J］．医学与哲学，2025，46（7）：1-5．

[16] 钟秉林，李传宗 ．科教融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政策变迁与实践探索［J］．新华文摘，2024（7）：121-125．

[17] 卢晓中，王婧 ．新质生产力发展视域下科教融汇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江苏高教，2024（8）：13-24．

[18] 周海涛 ．高等教育科教融汇的缘由和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3）：11-17．

[19] 于洋，齐柳 ．科技赋能与产业融合：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医学生就业路径创新研究［J］．高科技与产业化，2025，31（6）：80-82．

[20] 王智鹏，钮晓音，邵莉 ．产教融合培养医学交叉人才的时代诉求、现实挑战及实施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24（3）：25-30．

[21] 徐鹏航，宋晨.全国首个！罕见病有了AI大模型［N］.新华每日电讯，2025-02-21（4）.

[22] 中华网科技频道.医渡科技携手清华长庚医院等单位成立“坤蒙AI医院联盟”，加速智慧医院建设［EB/OL］.（2024-11-19）［2025-09-29］.

[23] 央视网新闻频道.中大八院河套实验室启幕 建“医教研产”新平台［EB/OL］.（2025-02-02）［2025-09-29］.

[24] 门茜儒，刘林 ．人工智能赋能医学教育现代化的应用挑战与现实路径［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5，33（5）：641-646．

基金资助

南京中医药大学2024年教育教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NZYJY2024-Z-21)

2025 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课题(B/2025/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