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研究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of Relatively Poor Areas in Xizang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Regions

摘要

实现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基于青藏高原全区农牧区804份微观调研数据，选用A-F双界限法，对西藏农牧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及其治理路径进行测算与研究。研究发现：西藏农牧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达40.3%，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且地区间相对贫困程度差异较大。4个二级指标中发展能力相对贫困发生率为47.26%、主观幸福相对贫困发生率39.43%、收入能力相对贫困发生率35.7%、生活环境相对贫困发生率24.5%，这表明农牧区仍有大部分农牧户面临着收入水平不高、发展能力不强、生活环境落后与缺乏主观积极性等困境。因此，应从多维的角度出发因地制宜采取治理措施，缓解相对贫困，助力西藏农牧区实现共同富裕。

Abstract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all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804 micro-survey data from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the A-F double-boundary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and study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situation and governance path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Xizang.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cidence rate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Xizang was 40.3%, with a relatively deep degree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relative poverty among regions. Among the four secondary indicators,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capacity was 47.26%,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erms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was 39.43%,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erms of income capacity was 35.7%,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erms of living environment was 24.5%. This indicate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households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still face the predicament of low income levels, weak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backward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lack of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refore, governanc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and help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Xiza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多维相对贫困 / 双界限法 / 西藏农牧区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 Calculation /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in Xizang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2022）^[1]。中国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1978 - 2019年年底，按收入贫困标准2 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0.6%，40年来减贫7亿多人，2020年我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9 899万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实现了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要求，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逐渐缓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黄雪莲等，2023)^[2]。随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至此，中国正式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新发展阶段（朱桂丽、洪名勇，2024）^[3]。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西藏的“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农业农村呈现出“六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徐伍达等，2022）^[4]。“三农”工作也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农业进入向全面高质量发展转型期，农业科技创新进入突破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协同推进期，农牧户持续稳定增收进入攻坚期。由于西藏自治区地处落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社会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不完善，资源禀赋不充足，脱贫质量不够高，抗击返贫风险能力弱，潜藏着致贫返贫的可能性和稳定脱贫的艰巨性。鉴于此，本文基于青藏高原全区农牧区804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A-F双界限法构建多维度测量指标体系测度农牧户相对贫困，就西藏农牧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情况以及治理路径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防止规模性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阶段贡献和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来源于2022年7月至8月对西藏6个地市1个地区：即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林芝市、昌都市、那曲市和阿里地区等的农牧户开展的入户调查，覆盖了西藏绝大多数地区。调查囊括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精神贫困等多个方面，调查对象按照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和重点抽样选取，问卷形式采用线下纸质问卷和线上电子问卷结合的调查方式。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问卷854份，无效问卷19份，城镇样本问卷31份，最终有效问卷804份，有效问卷率达到80.4%。有效农牧区样本具体分布情况：拉萨市238份、日喀则市214份、山南市54份、林芝市135份、昌都市10份、那曲市30份、阿里地区123份。

1.2 研究方法

文中采用A-F双界限分析法测算农牧户相对贫困情况，首先设定每一个维度的具体指标的临界值，然后判断每个样本农牧户具体维度是否被剥夺，根据每一维度被剥夺赋值与权重计算出具体样本农牧户相对贫困剥夺得分，最后比较相对贫困剥夺得分与临界值，确定样本农牧户是否属于多维相对贫困。在指标权重设置方面，参考当前学术界多维贫困测量常用做法，各维度指标设定为同等权重。参考相关文献，采用可行能力剥夺得分表征农牧户相对贫困程度，同时，以1/3作为临界值界定是否属于多维相对贫困，即可行能力剥夺得分大于1/3则属于多维相对贫困，小于等于1/3则不属于多维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家庭资源和生活水平低于一般大众，以至于无法参与其所处环境的正常社会生活（Townsend,1979）^[5]，是对基本能力和权利的相对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Sen，1999）^[6]。基于相对贫困概念和联合国MPI指数，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Alkire 等，2011; 董晓林等，2021; 王大哲等，2022）^[7-9]，参考王小林和冯贺霞(2020)提出的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10]，将收入比例贫困线（汪三贵等，2021）^[11]、主观幸福感（罗必良等，2021）^[12]与多维贫困指数结合，本文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生活环境和主观幸福四个维度构建农牧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具体农牧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见表1。

2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的测度

尽管西藏已于2020年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62.8万人口精准脱贫，历史性解决了困扰西藏千百年的贫困问题，但由于西藏积贫已久、自然环境脆弱、资源禀赋总量受限且分布不均、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不高致使西藏脱贫工作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农牧区农牧户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在被调查的804户农牧户中，有324户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发生率为40.3%，总体而言，西藏农牧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在4个单一维度相对贫困指标中，发展能力这一维度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47.26%，其次是主观幸福相对贫困发生率39.43%，收入能力相对贫困发生率35.7%，生活环境相对贫困发生率24.5%。4个单一维度相对贫困发生率皆高于20%，且差异较小，这表明西藏农牧区农牧户在收入能力、发展能力、生活环境、主观幸福4个维度的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其中发展能力这一维度相对贫困贡献率最高，表明农牧户在教育、语言、健康与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相对剥夺情况最为严重。因此，当地政府在关注农牧户返贫的同时，应注重对农牧户在收入、教育、居住环境与内生驱动力等方面的综合发展。

西藏农牧区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禀赋差距过大、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导致各地市、地区间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被调查的6个地市1个地区中相对贫困发生率由高至低依次为：昌都市60%、阿里地区57.72%、山南市53.7%、那曲市50%、日喀则市45.33%、拉萨市38.66%、林芝市10.37%。6个地市1个地区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差异达49.63%，且除林芝市以外的其余5个地市1个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皆高于30%。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林芝市农牧户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收入也实现了稳定持续增长，但林芝市农牧户面临的综合发展水平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提升。拉萨市是自治区首府，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处于领导地位，但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农牧户在第一产业多样化的发展上稍逊于林芝市，因此其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其余4个地市1个地区由于自然禀赋薄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牧户因受此“大环境”影响，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高，农牧户面临更严峻的综合发展困境。因此，政府应注重均衡各地市、地区间农牧户综合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降低差距，减少差异。

2.1 收入能力方面相对贫困测度分析

相对贫困的根源被认为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杨立雄，2021）^[13]。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各地农牧民收入全面持续增长：在收入增速方面，截至2022年西藏农牧民收入增长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且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八年领跑全国；在收入总量方面，2022年西藏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209元，西藏全区6个地市1个地区的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均超过15000元，林芝市和拉萨市收入总量更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尽管农牧户收入在速度与总量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仍面临着收入渠道窄、部分地区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地区间收入差异较大等困境。在被调查的804户农牧户中，处于收入能力相对贫困的有287户，其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5.7%。被调查的6个地市1个地区中收入能力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为昌都市90%，发生率最低的为阿里地区8.94%，各地市、地区间相对贫困发生率差距高于80%。结合各地市、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22年阿里地区农牧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959元，在西藏全区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可见阿里地区农牧户收入差距较小但该地区的收入仍有待提高；昌都市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0元，排行第四，这表明昌都市的农牧户既面临收入水平较低的问题又面临着严重的收入不平衡的困境；拉萨市与林芝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衡情况；昌都市、那曲市、日喀则市和山南市等4个地市在提高农牧户收入总量的同时也应注意提高农牧户之间的收入均衡程度。

2.2 发展能力维度相对贫困测度分析

相对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相对不足，还体现在教育、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层面的相对缺失（谢小芹等，2023）^[14]。截至2022年，全区在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机构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教育上全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409所，社会保障参保人数达704.99万人次，农牧区乡镇卫生院达674所。从微观数据来看，在被调查的804户农牧户中有380户属于发展能力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发生率为47.26%，这表明现阶段大部分农牧户的发展能力还较为欠缺。在衡量发展能力维度的四个子指标相对贫困发生率依次为语言能力62.44%、教育水平47.26%、社会保障14.93%、健康状况1.62%。结合上述宏观数据分析来看，农牧户在发展能力这一维度上面临着如下困境：第一，现阶段农牧区在关注年轻一代教育的同时，也应加强对超出受教育年龄以外“老一代”的教育水平；第二，农牧区普通话普及水平十分欠缺，农牧户汉语水平亟待加强；第三，农牧区各项基本社会保险落地情况还有待提升，农牧户面临的医疗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

整体而言，西藏各地市、地区之间农牧户面临的发展能力相对贫困情况较为严重，发展能力差异较大，西藏6个地市1个地区中发展能力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阿里地区79.67%，发生率最低的为林芝市34.82%，这表明西藏在促进农牧户增收能力方面的发展还较为欠缺。阿里地区由于受地处偏远、信息相对闭塞、教育资源稀缺、历史与文化等因素导致该地区在教育水平与语言能力方面的相对贫困发生率高于80%，这也导致了该地区农牧户面临着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的困境。那曲市、昌都市与日喀则市3个地市在发展能力这一维度上所面临的困境与阿里地区相似，3个地市农牧户面临的语言能力相对贫困发生率皆高于60%，3个地市农牧户的健康状况极好，但在教育水平与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不足，因此3个地市既要着重解决迫在眉睫的语言沟通问题，又要重视农牧户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社会保险的全面落地。拉萨市、山南市、林芝市3个地市语言能力相对贫困情况比之其它3个地市1个地区相对较弱，但其发生率仍然高于40%，农牧户面临教育水平相对贫困情况也较为严重，其发生率皆高于35%，因此这些地市应将农牧户语言水平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作放在首位，其次注意提高社会保障落地情况与农牧户健康水平情况。

2.3 生活环境维度相对贫困测度分析

近年来，西藏农牧户生活环境在政府的相关措施下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仍有少部分农牧户生活环境有待提升。整体而言，农牧户面临的生活环境相对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生活环境较为恶劣，在被调查的804户农牧户中，有197户属于生活环境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发生率达32.45%。生活环境4个子指标中，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是卫生厕所59.70%，其次是住房装修24%，安全饮水18.53%，用电情况3.48%。由于农牧户卫生意识不强、农牧区海拔高、结冰期长、水源困难与科学技术等限制，导致大部分农牧户家庭没有修建水冲厕所。在住房装修方面部分农牧户受到装修材料成本高、收入低、装修观念低等限制导致其家庭住房未做任何装修。部分高海拔地区如阿里地区、那曲市等受到海拔和降雨量的影响导致大部分农牧户饮水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多加关注农牧户卫生厕所的建设，同时注重住房装修、饮水用电等方面的建设。

西藏各地市、地区间农牧户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活环境困境。西藏6个地市1个地区中生活环境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阿里地区85.37%，发生率最低的为昌都市0%，各地市、地区间生活环境相对贫困发生率差异巨大，这表明西藏各地市、地区间面临的生活环境发展水平不均衡问题极为突出。阿里地区受基础设施落后、资金不足、季节性影响、管理问题，意识观念淡薄以及利益考量等因素的影响，该地区在安全用水与卫生厕所方面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超过85%，在住房装修方面的发生率达78.05%，因此该地区生活环境相对贫困比较严重。那曲市农牧户面临的生活环境相对贫困情况与阿里地区相似，卫生厕所与住房装修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66.7%与40%，其次安全用水与安全用电两个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拉萨市、昌都市、日喀则市、山南市等4个地市在安全用水、用电以及住房装修3个方面的相对贫困情况较好，其发生率皆低于20%，但在卫生厕所方面面临的相对贫困情况较为严重，发生率皆高于50%。林芝市是西藏全区中生活环境相对贫困状况最轻的地市，该地市在安全用水、用电方面发生率为0%，卫生厕所与住房装修相对贫困发生率也低于15%。综上，在生活环境这一维度中西藏6个地市1个地区所面临的卫生厕所建立情况都极为严峻，因此卫生厕所在西藏农牧区的改革迫在眉睫，除此之外，阿里地区农牧户安全用水保障措施建设也刻不容缓。

2.4 主观幸福维度相对贫困测度分析

由于政府在增加农牧户收入、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为，西藏农牧户的主观幸福指数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提升，但部分农牧户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等靠要”思想，主观积极性差，缺乏内生驱动力。在被调查的804户农牧户中，317户农牧户处于主观幸福相对贫困，其发生率为39.43%，农牧户面临的主观幸福相对贫困情况较为严重。主观积极性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7.94%，满意度评价相对贫困全发生率为2.86%，这表明绝大部分农牧户对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满意，但在提升主观积极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因西藏农牧区社会化程度低、客观条件差、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群众思想观念落后、文明法治意识淡薄等因素叠加影响，群众思想和认识相对落后陈旧，大部分农牧户安于现状，缺乏内生动力。虽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各地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来推进“智志双扶”工作，但转变部分农牧户落后思想观念、强化农牧户内生驱动力仍需持久发力、久久为功。

西藏各地市、地区间主观幸福相对贫困程度差异大，6个地市1个地区中主观幸福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为那曲市86.67%、发生率最低的为林芝市17.04%，其中那曲市、昌都市、阿里地区、山南市有超过一半的农牧户处于主观幸福相对贫困。主观积极性相对贫困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市、地区间主观幸福相对贫困存在较大差异。在主观幸福这一维度的2个子指标中，各地市、地区的农牧户在满意度评价这一指标上的相对贫困发生率皆低于10%且各地市、地区间差异小，在主观积极性这一指标中相对贫困发生率高且各地市、地区间差异大。6个地市1个地区中那曲市、阿里地区、昌都市的绝大部分农牧户由于地处偏远受到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思想教育不足与政府大力补贴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们极度缺乏内生驱动力。其余地市农牧区社会化水平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强，因而农牧户积极性相对较高。西藏全区农牧户主观积极性相对贫困程度深，农牧户安于现状，缺乏内生驱动力，裹足不前，因此加强农牧户思想教育、增强农牧户内生驱动力刻不容缓。

3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的治理措施

作为原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的西藏，受地理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产业基础薄弱、政策性收入占比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的影响，返贫致贫风险高，相对贫困问题在西藏地区日益明显（颜军等，2023）^[15]。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塑造和贫困群体参与的治理共同体,以实际行动解决西藏农牧区农牧户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而推动西藏农牧区共同富裕的扎实开展。基于文中对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新经济增长机制，提高农牧户收入水平。首先，因地制宜地做活西藏农牧区特色产业，带动相对贫困群体经济增长。重点发挥西藏在聚焦青稞、牦牛、藏羊、藏香猪、藏鸡、藏族手工艺品等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园区，促进西藏农牧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重点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打造特色产业专业乡镇、专业村。培育发展一批农牧户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发挥其对贫困人口的组织和带动作用，加强其与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致富。最后，促进非农就业和非农生计，降低农户返贫风险。通过“企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为农牧区贫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和创业支持，促进农牧户由就业向创业的转变。

第二，结合内部动力和外部帮扶，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均衡城乡教育资源，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一方面，教学资源的硬件配置向乡村倾斜，改善乡村的办学条件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给予乡村教师更多的培训机会，提高乡村教师的教书育人素质，全面提高乡村老师待遇，鼓励教师到偏远地区服务，逐渐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其次，建立全区农牧户汉语教育培训长效机制。一方面，建立一支相对稳定且具备汉藏双语能力的培训队伍。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线上培训等手段提高全区汉语培训的覆盖面和效率。另一方面，组织各类培训活动，如通过“职业技能+普通话”模式的培训、文艺演出、政策宣讲等多种形式，展示汉语言文字的风采，从而激发全区农牧户学习汉语的热情。最后，加强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切实改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基层医疗工作队伍人才建设。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区人居环境。首先，着力推进农牧区卫生厕所建立。完善农牧区的供给排水系统、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为卫生厕所的建设和使用提供必要的条件。加强相关政策与资金扶持，增加相关项目投资。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相关卫生知识，增强农牧户卫生厕所建立意识。其次，增强住房装修保障政策，降低住房装修成本，增加农牧户住房装修意识。再次，提高水利供给水平，实施饮水提质工程。针对阿里与那曲等高海拔地区农牧户的安全饮水问题，结合当地自然水资源特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保障农牧区饮水安全问题。最后，加大农村电力建设，推进农网升级改造，提升农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因地制宜配置分布光伏和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提升农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

第四，开展农牧户思想教育宣传工作，智志双扶激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齐头并进，处理好“管肚子”与“管脑子”的关系。首先，营造舆论氛围，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其次，通过文化、教育、科技等多领域地全方位帮扶，促进思想观念转变。同时，完善相关惠民政策，形成“有劳有得、多劳多得”的正向激励，调动农牧户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挖掘典型，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惩戒不良行为。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农牧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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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识别、评价与治理研究”(20CGL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