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牧业集聚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and Its Impac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Xizang

摘要

农牧业是西藏基础产业，农牧业企业空间分布及其集聚嵌入地方程度，可以诠释农牧企业服务西藏可持续发展的自我造血能力及农牧业发展地方性。基于2011、2021年份农牧业企业POI及其集聚区相关行业属性数据，采用地统计、地理探测器探究农牧业企业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而选取农牧业企业密集区（拉萨和日喀则）案例分析集聚区企业社会网络并分类诠释企业地方嵌入度及其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发现：（1）西藏农牧企业2011 - 2021年迅速增长，分布态势从“一江两河”向外扩散，那曲、日喀则、林芝及阿里地区相关县（区）尤其是边境县农牧企业分布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2）西藏农牧企业空间分布受耕地面积、企业集聚度、人口密度等关键因子影响，河网密度与耕地面积交互作用对西藏农牧企业空间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3）西藏农牧业企业高嵌入性带来较为稳定的地方发展模式及和谐的利益分配，但是双重制约产业升级，低嵌入性模式恰好相反。这表明西藏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如何权衡产业漏损、顺畅集聚学习渠道。

Abstract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s a basic industry in Xizang,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agglomeration and embeddedness in the local area can interpret the self-breeding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to ser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zang and the loca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OI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enterprises and the related industry attribute data of their clusters in 2011 and 2021,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arming and pastoral enterpris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using geostatistics and geodetectors were explord and then the social network of enterprises in clusters (Lasa and Rikaze) was analyzed by selecting cases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enterprises, and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enterprises and its influ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classified and interpret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farming and pastoral enterprises in Xizang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from 2011 to 2021, and their distribution spread outward from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the Nianchu River and the Lasa River". Distribution of farming and pastoral enterprises in Nagqu, Rikaze, Linzhi and Ali refecture, especially in border counties, showed stro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rming and pastoral enterprises in Xizang was influenced by key factor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 area, enterprise concentr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iver network density and cultivated land area had the strongest explanatory power t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rming and pastoral enterprises in Xizang. (3) The high embeddedness of Xizang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brought a stable loc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a harmonious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but the low embeddedness model was just the opposite, which restricte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refore, the key to advan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zang's farming and pastoral lies in how to weigh industrial leakage and smooth gathering of learning channel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农牧企业 / 集聚 / 地方嵌入 / 可持续发展转型 / 生态安全屏障

Key words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 Agglomeration / Local embedding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 Ecological safety barrier

农牧企业是提高农牧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实现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受高寒地理环境影响，西藏拥有数量较少的农牧企业，该地区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农牧业产业化状态。近年来，受益于中央政府与兄弟省/市的财政支持及西藏各类基础建设日益完善，西藏农牧企业数量逐年递增，农牧业产业化的进程显著加速。农牧企业地理空间布局，既是农牧业产业化进程的地域具体体现^[1]，又蕴含了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及其相互关联模式，还深刻影响着区域农牧业产业化效率^[2]，是农业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核心议题之一。

国内外学界主要聚焦于企业经营评价指标体系^[3]、经营模式^[4]、微观组织特征^[5]、竞争战略^[6]以及综合开发投资^[7]等方面分析农牧企业。国外更关注农牧企业的经营效益、组织特征及竞争战略等管理学问题。农牧企业受政策影响较多，如何分析农牧企业尤其是龙头农牧企业的经营模式分析及其带动作用评价^[8]，包括经济效益、就业带动、可持续等方面亟待探索。西藏是全球典型的高海拔草原牧区，区域生态系统完整与健康关乎牧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9]。在中国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农牧企业一方面将节能减污、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优化农业企业发展红线^[10]，另一方面积极履行带动农民增收、构建利益共同体等振兴乡村社会责任。相较于工业企业，原生型农业企业在资源与风险双重限制下，其创立及发展历程更为倚重充足的社会资本^[11]。此外，农业产业集群也是国内外关注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主题。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从各视角对农牧企业和农牧业产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多聚焦大范围的龙头企业，较少涉及小型的农牧企业；农牧产业集聚研究多集中在集群模式较为成熟的平原地区^[12]，对高原欠发达地区研究较少，鲜见地方嵌入视角农牧业可持续问题^[13]考量。基于此，以西藏为例，综合分析其农牧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识别农牧企业集聚区，并探究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特征及地方嵌入状况，诊断西藏农牧业产业化空间集聚及与地方发展协调性。

1 高原农牧业集聚影响地方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

1.1 农牧企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机理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研究热点^[14]。随着全球范围内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速以及农村城镇化的深化，以及农业日益显著的规模化、地域化及国际化，农牧业地理集中生产、区域间专业化分工，以及农牧业集群的兴起，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15,16]。农牧企业的集聚过程更为独特，初期集聚深受自然条件与自然选择制约，后续发展深受历史传承、制度、文化及政策导向等多重社会集聚动力的深刻影响^[17]。因此，厘清产业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是实现农牧业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企业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具象载体^[18]，地区间自然要素的差异是企业集聚的最初诱因，自然资源、地形等自然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企业集聚。在企业集聚中、后期，自然要素的影响逐渐下降，社会经济因素逐渐占主导地位。以自然资源禀赋、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为研究框架，探究多种重要因素影响企业集聚问题，认为资源禀赋对中国西部企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19]，同时市场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战略^[20]、基础设施水平^[21]等均对企业集聚有正向的积极作用；政府部门针对特定产业所实施的区域差异化税收政策及地区间财政转移亦能够促使企业向经营成本更低的区域集中^[22]。

自然地理条件优劣对农牧业集聚态势产生关键性影响，形成农牧业集聚格局的地理环境依赖性，高原地区农牧业集聚更是受到高程等自然因素的强烈制约。海拔适宜、地势缓和、土壤肥沃、日照充足、水资源充沛等条件不仅是影响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优势资源基础，结合以往探讨发现相关学者对自然要素的关注度不足^[23-25]。因此，选取海拔高程、地形起伏度、河网密度及耕地面积四要素测度其对高原地区农业企业集聚影响程度（表1）。

1.2 高原农牧业集聚嵌入及地方可持续发展影响

高原地区农牧业集聚受高程等自然因素强烈制约，难以形成自发性的农牧业集群，多依赖政府等外力推动形成。政府一方面通过推广新技术提高农牧业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农牧企业，致力于提升农牧业产业化水平及其内生能力提升。培养具有新理念、技术的人才，并触发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的农牧企业衍生与集群的自增强机制，是提升农牧企业内生集聚的关键农牧企业与其培养的新型人才通过企业裂变、业务外包、家族衍生与市场衍生等路径，将新理念与技术传播给更多的农户，继而在本地通过横向衍生、纵向衍生和旁侧衍生等方式育成同类和配套或支撑性服务企业，孕育大批新型农牧业市场主体。在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网络联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高原农牧企业集聚，提升了高原农牧业本地化水平与可持续能力。同时，农牧企业在地化发展，不可避免与政府、同行、当地农牧户等主体产生关联，形成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产生新生农牧企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在地嵌入，形成企业集聚、社会资本生长及地方嵌入互促，驱动地方可持续发展。

西藏农牧企业集聚现状呈现企业同质化、企业间互动较少等特征，尚未形成高原农牧业集群。农牧企业集聚空间上受地方自然和人文因素影响而更加具有地域嵌入性和地理标志性，包括农牧产品种植、养殖，加工及产前产后的各类相关服务业，农牧企业关联性长链特征有效促进了各经营主体的地方嵌入与结构嵌入，推动区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优化农牧业发展的竞争力与可持续能力（图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是表现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相互邻近程度的指标，能够判断定量测度的点要素空间分布属于规则、随机还是集聚，计算公式为：

R=\frac{\overline{r_i}}{\overline{r_j}}=\frac{\mathrm{2}\overline{r_i}}{\sqrt[]{\frac{m}{A}}}(1)

式中：R代表最邻近指数；\overline{r_i}为实际最邻近距离；\overline{r_j}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区域面积；m为企业数量。

2.1.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主要用以检验空间相邻或相近区域单元属性值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采用Moran指数公式为：

I=\frac{{\sum }_{i=\mathrm{1}}^n{\sum }_{j=\mathrm{1}}^n{w}_{ij}\left(x_i-\overline{x}\right)\left(x_j-\overline{x}\right)}{S^{\mathrm{2}}{\sum }_{i=\mathrm{1}}^n{\sum }_{j=\mathrm{1}}^n{w}_{ij}}(2)

式中：I为Moran's I指数；n为研究对象数；x_i、x_j表示空间单位i和j的属性值；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S² 为观测值方差；\overline{x}为观测值的平均值。

2.1.3 核密度估计值

核密度估计值是根据输入要素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重点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为：

f\left(x\right)=\frac{\mathrm{1}}{Th}{\sum }_{i=\mathrm{1}}^{r}k\left(\frac{x-X_i}{h}\right)(3)

式中：f\left(x\right)为核密度估计值；k[\left(x-X_i\right)/h]为核函数；T为经营项目数；h > 0为带宽；\left(x-X_i\right)表示估值点x到事件X_i处的距离。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

2.1.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是一种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26]。主要借助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研究农牧企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具体公式为：

q_{DI}=\mathrm{1}-\frac{\mathrm{1}}{N{\sigma }^{\mathrm{2}}}{\sum }_{h=\mathrm{1}}^L{N}_h{\sigma }_h^{\mathrm{2}}(4)

式中：q_{DI}是影响因子D对农牧企业分布I的探测力值；N、σ²分别为样本量与方差，Nh、{\sigma }_h^{\mathrm{2}}分别为h（h=1，2，…）层的样本量与方差。q_{DI}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接近于1表明该影响因子对农牧企业分布的影响越大。交互探测则是通过计算和比较单因子x1、x2起作用的qx值以及x1、x2因子叠加后的qx值，判断两个单因子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交互作用的强弱、方向、线性或非线性等信息。

2.1.5 嵌入性与可持续

企业的经营活动置身于特定的网络、制度、组织乃至文化背景，在乡村社会里本地嵌入性着重强调经济实体与地域社会的纽带关系，促进企业在当地构建更为广泛的产业、文化及社会联结。企业所在地可持续发展，正是产业、社会文化持续健康发展。地方可持续发展在时间序列演进中呈现出一种人为引导、系统规划且高度集中特征，主要依托于政府主导、企业自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市场的多元协同；步入后期，可持续发展动力逐渐转向自发性、去中心化及分散化，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以及复杂关系网络的交织共同促进。当然同一地域内部不同类型企业本地嵌入的程度也存在差异，西藏自然环境及地方文化影响导致不同类型企业本地嵌入程度差异化更明显（图2）。

2.2 数据源

以西藏为研究范围，遴选包括农牧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等农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内且注册地为西藏的农牧业相关企业或机构。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天眼查（www.tianyancha.com）等企业信息发布平台分别查询2011、2021两个年份西藏企业注册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1月11至15日），查询内容包括名称、注册时间、地址、经营范围等属性，其中2021年企业限定为存续经营状态，核校筛选得2011年569家、2021年7 856家农牧相关企业。利用农牧企业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地址在工具坐标拾取器（https://lbs.amap.com）中的位置得到企业经纬度坐标，将其导进地理软件ArcGIS10.8中进行验证筛选，最终建立西藏农牧企业地理信息库^[27]。

3 农牧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3.1 西藏农牧企业空间分布

在2011至2021年间，西藏农牧企业数量与日俱增，从569个扩张到7 856 个，10年间企业增幅超7倍（表2）。农牧企业包含农业企业和畜牧企业，相较于农业企业，畜牧企业增幅更大，在10年间从237个扩张到5 327 个。西藏不同地市农牧企业数量和空间分布差距较大，2011年和2021年农牧业企业最多的地市分别为拉萨市和日喀则，占比分别为30.7%、54.7%。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阿里地区企业数量所占比例在2011年和2021年所有地市中均为最低。

相较于其他省份，西藏农牧企业存在数量少、规模小、分布不均的特点，大部分集聚在适宜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地区如河谷，特别是“一江两河”流域成为企业密集分布的核心区域。从总体布局来看，农业与畜牧业企业的分布格局虽有相似性，但畜牧业企业的空间覆盖范围更为广泛。西藏日喀则的年楚河流域，拉萨的拉萨河流域，林芝的尼洋河流域，昌都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等，这些区域气候和热量条件都较为优越，基本处于温暖湿润地带，因而西藏农牧企业均是沿这些谷地扩散。此外，最适宜的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海拔不超过4 300 m的河谷平原带，畜牧业分布范围则更为广泛，可达海拔5 000 m，畜牧业对地形坡度的适应性较强。由于畜牧企业需要接近自然资源丰富的生产基地，其地理分布相较于其他农业企业显得更为宽泛。

3.2 农牧企业空间分布类型及依赖性分析

3.2.1 农牧企业空间分布类型

利用ArcGIS10.8平台的工具Spatial Statistics计算平均最近邻指数来进一步研究其分布特点见表3，显示西藏2011、2021年农牧企业分布最近邻指数值均小于1，可知西藏农牧企业呈现聚集分布态势，主要在“一江两河”地区和昌都市河谷地区集聚，这些地区在农业生产自然资源、交通区位及市场等方面具备优势，容易得到农牧业综合开发产业化资金投入。农牧业企业对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带动作用向周边蔓延，农牧企业在空间集聚特征体现出地理邻近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3.2.2 农牧企业空间依赖性分析

以2011、2021年为研究年份，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西藏农牧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得表4，可知2011年全局Moran's I指数为正，但P值并不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2011年西藏农牧企业空间分布呈随机型；2021年全局Moran's I指数也为正，且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2021年西藏农牧企业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特征。

如表4显示西藏农牧企业出现了集聚，进一步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找出具体集聚位置，发现：（1）高－高集聚区（High-High Cluster）全部分布在日喀则市，分别是谢通门县、拉孜县、定日县、桑珠孜区、萨迦县、白朗县、江孜县七个县区；（2）低－低集聚区（Low-Low Cluster）分布在阿里地区的日土县、改则县、札达县、噶尔县、普兰县、革吉县，那曲市的巴青县、索县及日喀则的仲巴县等9个县；（3）高－低集聚区（High-Low Cluster）主要分布在那曲市色尼区，说明这一区域农牧企业的聚集没有形成附近农牧企业的进一步聚集；（4）低－高集聚区（Low-High Cluster）主要分布在日喀则仁布县和岗巴县及林芝的墨脱县，表明这些地区产生的扩散作用对附近其他地区农牧企业形成了积极影响。

3.2.3 农牧企业分布均衡性分析

根据青藏高原农牧企业10年时空变化分析数据集（2011 - 2021），可以明显观察到核密度较高的区域经历了显著的变动，这进一步证实了农牧企业空间布局随时间发生的重要调整。但是2011年到2021年农牧企业核密度的变化是在原本优势区域继续扩散的结果，2011年核密度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拉萨市和山南市交界处，日喀则东部及林芝市北部；而2021年核密度较高区域则大大增加，扩散至拉萨市大部分地区、日喀则中东部地区、林芝市中北部、昌都市及那曲市部分地区。

3.3 农牧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3.3.1 影响因素确定

西藏农牧企业区位模型的因变量为各县/区农牧企业的数量。参照企业布局理论，在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确定了12个影响因子（表5）。（1）自然因素是影响西藏农牧企业布局最为基础性的因素，西藏地形结构复杂，平均海拔超过4 000 m。复杂的地形地貌伴随复杂的气候类型致使西藏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居住，人口与生产活动多分布于海拔较低、气候适宜的河谷地区。基于此，自然维度选取了高程、地形起伏度、耕地面积、河网密度4个因子。（2）西藏农牧企业的分布受到社会经济要素的指引与塑造，结合数据可获性选取了GDP、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农林牧渔产值、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企业集聚度、在校中学生数量、与城镇距离8个因子。由于西藏农牧企业规模整体较小，以合作社为主，因此路网密度以公路为代表。中央财政援助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特色，整理2021年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两批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指标作为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因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通过在空间上集聚的产业形成，据此以2011年前农牧企业数量测算企业集聚度因子；基于西藏人口整体的受教育现状，选取在校生中学生数量测算教育水平。

由于所选取的影响因子间存在部分相关性，不适用回归模型，传统回归模型也忽视了空间分层异质性问题。因此，选择地理探测器作为研究工具测量西藏农牧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因子的相对解释力大小（q），且这种方法可以克服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3.3.2 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表明12个因子均在0.00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p值）检验，即12个因子均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表6）。其中，耕地面积（q=0.569）、企业集聚度（q=0.511）、人口密度（q=0.415）、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q=0.337）、河网密度（q=0.334）是最具解释力的因子；相对而言，与城镇距离（q=0.144）和GDP（q=0.186）影响力较小。西藏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地区，并不适宜耕作，而农牧企业的原料导向性使其要接近原料产地，因此西藏为数不多的耕地面积成为农牧企业布局最具解释力的因子。与耕地面积相似，企业集聚度、人口密度、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河网密度这几个因子共同指向的是地形相对平坦、农牧业发展基础较优、具有消费市场的地区，这些地区对农牧企业区位选择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高程和地形起伏度作为制约农牧企业分布最为重要的自然因素，其因子解释力并不强。因此，通过统计农牧企业的分布高程范围和地形起伏度分布范围，进一步了解两个因子作用（图3）。西藏最高海拔在8 000 m以上，最大地形起伏度达1 500 m以上。结合青藏高原农牧企业10年时空变化分析数据集（2011 - 2021）可知，农牧企业大多分布在海拔3 000 ~ 5 000 m、地形起伏度0 ~ 300的范围内。因此，高程与地形起伏对于西藏农牧企业的布局而言更多是一种制约因子而非影响因子。

交互探测值结果显示（图4），与单一因素独立作用相比，任意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西藏地区农牧企业布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更为突出，强调了多因素综合考量在企业布局决策中的重要性。可知，西藏农牧企业选址是由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X3∩X4和X2∩X8两组因子的q值最高，即河网密度与耕地面积、地形起伏度和农林牧渔产值两组因子对西藏农牧企业分布的解释力最强，分别达到87.6%和86.4%；自然因素的4个因子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呈现较高的解释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农牧企业布局受自然因素限制。

4 农牧企业集聚嵌入与地方可持续

4.1 农牧企业集聚生产特征

西藏农牧企业自2011年以来数量迅速增长，高度集中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市。因此，将这两市划为农牧企业集聚区。基于空间分析结果结合企业经营范围，探讨集聚区内部农牧企业生产特征及关联性等内容。分别以西藏全域7 856 家、集聚区4 095 家农牧企业经营范围为分析文本，运用ROST软件中的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工具得出分析结果见图6与图7。

4.1.1 农牧企业经营范围具有较高同质性

集聚区内农牧企业和西藏全域农牧企业经营范围均是以销售和种植为主，其次是加工和养殖。结合表7可知，大部分农牧企业均是以农牧产品销售为主营业务，其中牧业企业是以畜牧产品销售为主，以养殖和加工为辅，而农业企业则是以销售和种植并重。早在2006年，西藏便实施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出台《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市场体系建设规划（2015 - 2025年）》，市场建设日渐完善及西藏政府对市场建设的重视是农牧企业承担销售业务的基础，这也是众多农牧企业选择销售作为主营业务的重要原因。对于企业来说，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再通过自身渠道进行农产品销售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4.1.2 农业企业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与西藏全域农业企业经营范围相比，集聚区内农业企业经营范围涉及种植、加工、销售、服务、技术及劳务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农牧企业集聚区位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历来是西藏发展农业最适宜的区域之一。因此，基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较好的发展基础，结合政策支持，集聚区内农业企业经过长时期竞争合作，形成了农业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图5）。总体而言，产业链长度、宽度和厚度还有待拓展，辐射带动能力、产业关联性仍有待提升。

4.1.3 农牧企业对生态的关注度不足

无论是西藏全域农牧企业还是集聚区内的农牧企业，“生态”与其他核心词的关联性并不强，表明农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生态关注度不足。西藏农牧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存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忽视，具体体现在草原资源的过度利用以及对农业肥料施用、秸秆燃烧、畜禽排泄物处理等方面的欠缺，导致土壤和水源污染，且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此外，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消费单纯地满足温饱向追求食品安全、营养价值和食品文化附加值方向发展。因此，生态农牧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农牧企业需抓住发展机遇，因势利导，以企业转型促产业转型。

4.2 农牧企业集聚地方嵌入

西藏农牧企业类型可大致划分为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及个体工商户等，其中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类型企业数量最多，在集聚区内占比超过77%。当前政策框架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被清晰界定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核心构成。尽管这四类主体在耕地面积、经营范畴及管理模式上展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它们具有规模化、专业化管理、集约型生产及市场化导向的运营特性。此外，这些主体的土地资源均源自家庭经营农户的流转，体现了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再利用。鉴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植于以家庭经营为主导的农业产业生态之中，其培育与成长过程自然而然地与农村社会形成了紧密的互动网络，与当地小规模农户构建起了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也加深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融合。

通过对集聚区4 095家农牧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粗略统计可知，法定代表人为藏族的企业超过3 500家，而法定代表人为汉族的仅占500余家。法定代表人是否为本地人是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村庄社会嵌入性的重要指标，根据该指标将那些植根于农村社会、拥有农村社会资源、与本土小农户存在着自然的社会文化联系，并且其主要经营管理由当地人负责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定义为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反之则称为外生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此，集聚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以内生型为主。

4.2.1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方嵌入——以鑫赛瓜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西藏曲水县鑫赛瓜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曲水县南木乡江村318国道旁，成立于2008年8月，注册资金250万元，占地面积34.13公顷，拥有高效日光温室398栋，社内种植户36户，年产无公害蔬菜378万斤。合作社主要采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和“专业种植＋专业营销”的运营模式，示范带动土地流转受益农户212户，户年均收入增加2 830 元，转移劳动力100余人，年人均收入2万元以上。

江村是一个传统的藏族农村，村民之间彼此熟识，依靠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构建起了熟人社会，村民们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建设生产基地并入社从事基地生产活动。这种认同是天然嵌入于乡村社会文化的认同，不仅在合作社的创办和发展阶段提供社会关系网络支持，而且助推合作社深度嵌入到农牧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合作社制定的“非正式制度”在农牧区的基层治理中能一定程度地补充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的缺陷。基于江村村级组织对乡镇政府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其经济职能弱化等不足，使其较难与村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难以实现农牧民利益诉求。而鑫赛瓜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能够利用其经济优势助推当地村民增收和经济增长，同时在村民和村级组织间起到互动桥梁的作用，从而嵌入到江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并且伴随合作社实力提升，其溢出效应越发明显。通过帮助村庄进行路灯安装、道路硬化等活动，鑫赛瓜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嵌入到江村社会发展中。

4.2.2 外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方嵌入——以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成立于2003年的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区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主要挖掘、开发雪域高原特有野生药、食两用植物。2008年公司“圣鹿”品牌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创新性地构建了“企业引领、农户参与、基地支撑、科研驱动”的综合性模式，旨在深度培育民族特色品牌，并持续增强有机高效农业的产业效能。公司与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区域共16个县区的约20万农牧民群体，成功签订了价值逾千万元的油菜籽采购协议，不仅促进了经济交流，还显著提升了农户收入。此外，我们在扎囊、尼木、贡嘎3县建立了专注于高品质绿色油菜籽的原料供应基地，通过颁发“圣鹿基地农户成员证”，惠及了万余户当地农牧民家庭，进一步巩固了产业链上游的原料质量与供应稳定性。

虽然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达娃顿珠是藏族人，但由于公司业务广泛，原料基地涉及多个县区，因此前期土地流转、员工征招面临一定困难。随着后期经营效益显现，公司逐渐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农户与政府间的纽带。通过对土地、资金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整合与重组，促进农业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合理流动，公司实现了经济资本的地方嵌入。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尽力解决农牧民贫困户子女就业问题，同时通过签订收购合同、无偿提供技术服务和颁发圣鹿基地农户成员证等方式增加当地农户对公司的信任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地方嵌入。由科研单位提供品种和种植技术，公司与基地签订合同确定生产目标、种类和质量要求等，并给予基地相应的生产配套设施与技术培训。农户在基地组织下从事生产活动，享受基本工资与订单收益，产品经基地检验达标之后交由公司进行后续的加工、包装、运输和销售。“公司＋农户＋基地＋科研”的产业化模式将各个主体形成紧密利益联合体，将各个主体嵌入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4.3 集聚嵌入程度影响地方可持续

地域环境影响行动主体价值取向与行为逻辑的深浅由嵌入性的高低决定。在农牧业产业化推进进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入程度越深，其受地域传统习俗的制约便越显著，这体现在这些经营实体的决策机制、运营观念及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均紧密遵循地方传统规范。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表现为受地方文化传统影响较深的高嵌入性，其显著优势在于地方力量在经营权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安排有效促进了外部资源流失的减少，进而助力地方社会的和谐进步。然而，从更宏观视角审视，此模式的可持续性或将面临质疑。具体而言，高度的嵌入性特征将构筑起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向学习体系，由此削弱了地方对外界知识的吸收效率与自身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西藏高嵌入性的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是以获取政府相关补助、完成相关任务并维持地方稳定为主要诉求，缺乏竞争意识和激励机制。因此，高嵌入性容易导致内部漏损，即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盈利并不是用于提高生产而是以分红形式分配给参与者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因此农牧业升级速度也会由此减缓。尤其在外部竞争环境产生变化时，地方会更可能出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威胁。与此相反，外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表现为受地方文化传统影响较小的低嵌入性。低嵌入性发展模式在地方参与度方面更低，农牧业的发展若被外部力量过度牵引，可能加剧外部依赖与资源流失的现象。尽管如此，这一现象同时也为构建更为广阔的外部学习平台提供了契机，促进了市场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进而激发产业升级的加速与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总而言之，无论是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是外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者均是在利益驱使下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完善农牧业生产链（图8），农牧业生产链持续横向延伸，金融、监管等服务性纵向产业链也渐具规模，产业生态逐步形成。

5 结论和讨论

独特的高寒地理环境及并不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农牧业在西藏的基础性地位，其中农牧企业的发展不仅是提高当地农牧业产业化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解决人民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研究西藏农牧企业空间分布旨在了解当前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空间特征，明确未来空间调整方向；探究西藏农牧企业地方嵌入意在理解农牧企业本地化程度，明晰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方向。研究发现：（1）西藏农牧企业在2011 - 2021年间迅速增长，整体由“一江两河”区域向外扩散，其中那曲、日喀则、林芝及阿里地区相关县区尤其是边境县农牧企业分布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2）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表明与城镇距离和高程是农牧企业空间分布最具解释力的两个因子，并且高程和与城镇距离的交互作用对西藏农牧企业布局具有最强的解释力。（3）拉萨和日喀则两个农牧企业分布较为密集地区的农牧企业具有经营范围同质性较高、对生态的关注度不足及农业企业形成较为完善产业链等特点。（4）影响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是嵌入性的高低。高度嵌入性特质能够构建出稳固的地域发展架构与和谐的利益分配模式，然而，它也对产业升级过程构成了双向的约束效应。相比之下，低嵌入性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其非但不会如此限制产业升级，反而可能提供更为灵活的发展空间。

本文聚焦于自然条件的独特作用，其亦在农牧企业分布格局的塑造与演变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鉴于此，针对特定区域内农牧企业动态变化的研究显得尤为关键且迫切。因此，未来应依托辅助性数据库进行持续且精细化的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见解。实现西藏农牧业及地方可持续发展要以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为前提，以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为产业基础，加大科教投入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筑牢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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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2019QZKK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