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智主义的表征、机理和应对

Characterization，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yber Anti-Intellectualism

摘要

反智主义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有深远的渊源，涌入网络空间后经过扩散和裂变，衍生出新表征。话题边界上从学术领域转投生活私域，表达习惯上以泛戏谑化解构严肃议题，传播策略上以情感输出替代客观归因，现实效应上存在祛魅和加冕双向机制。网络反智主义的迭代过程大体可以分为酝酿期、充能期、蜕变期、溢出期四个阶段，分别实施情绪唤醒、群体收编、思想综合、社会动员四项主要任务。网络反智主义是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复杂互动的某种思想映射，对社会发展进步、公共秩序稳定等带来压力和隐患，还可能失范、失控。对此，需要从阻断生成链条、营造平和心态、改良社会情境、推动知识传播等方面对网络反智主义进行治理。

Abstract

Anti-intellectualism is a mindset， value orientation， and even a set of concrete actions that estrange， ridicule， despise， and suppress humanity’s rational-scientific pursuits and the intellectuals who embody these pursuits. Deeply rooted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it has recently emerged as a conspicuous current of thought in cyberspace. The Internet does far more than merely provide a breeding ground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 for anti-intellectualism； it imposes its own media preferences upon it. Anonymity， remoteness， entertainment orientation， commercialization， emotion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each a defining feature of the online environment—causes anti-intellectualism to mutate and proliferate. On the Internet， two simultaneous processes unfold： rapid diffusion and fermenting variation. The speed and reach of diffusion intensify the degree of variation， while the depth of variation in turn accelerates and widens diffusion. Their mutual reinforcement gives birth to a new variant—cyb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terms of topical boundaries， cyber anti-intellectualism shifts from academic discourse into the private sphere of everyday life. Cloaked in mundane concerns and using hot-button livelihood issues as entry points， it dispels latent scruples about value-laden questions. Appearing to align with ordinary conversational norms， it smuggles in ideas that diverge from mainstream values. Stylistically， it replaces serious discussion with pervasive mockery； unrestrained ridicule and banter squeeze out space for mainstream values and sober narratives， steadily eroding basic judgments about life and morality by blurring or even reversing right and wrong. As such，people’s aesthetic sensibility，critical thinking，and analytical capacity are all undermined，dragging down a society’s overall intellectual level and hollowing out its spiritual core. Strategically， emotional output supplants objective explanation： vast quantities of information deploy exaggerated rhetoric to peddle anxiety， solicit sympathy， or ignite outrage. Emotion eclipses fact； and social sentiment is manipulated to attract attention and traffic. In real-world effects， a dual mechanism of “disenchantment” and“coronation”operates： experts who have conducted substantial research，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ed to their fields are belittled or even stigmatized， while influencers， mukbang streamers， and celebrities are elevated，wielding formidable appeal and influence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and consumer trends. Having originated in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anti-intellectualism does not instantly gain momentum upon entering the virtual realm.Its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iterative stages—incubation，energizing，metamorphosis，and overflow—each carrying out a distinct task：emotional arousal，group incorporation，ideological synthesis，and social mobilization. Cyber anti-intellectualism pursues interests unattainable through official channels or legal frameworks； by sidelining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ialogues，it drags discussion into quagmires of emotional venting， moral condemnation，and value hijacking. This places pressure on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authority and may even lead to anomie and loss of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should therefore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while addressing both immediate symptoms and long-term causes： sever the generative chain，cultivate a calm public mindset，improve the broader social environment， and advance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网络反智主义 / 社会思潮 / 意识形态 / 网络治理

Key words

cyber anti-intellectualism / current of thought / ideological trend / network governance

揆诸近年爆发的巴以冲突、日本核污水排海、美国滥施关税等全球性安全、环境、经贸等事件，在拥有良好教育水平、开放信息环境和领先技术条件的欧美众国，政客乃至民众接连发表令人错愕的言论，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表现出对科学理性和专家群体强烈的疑虑、偏见与敌视。当下西方普遍出现了崇智和反智的魔幻景观。一方面，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加速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培根所言的“知识就是力量”不断在实践中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部分人群“集体智商衰退”^［1］，缺乏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违背科学常识、无视基本知识、拒绝接受真相，反智主义越燃越旺、风靡网络。在中国，反智主义也有不同表现。有学者发现反智主义2020年在国内新媒体平台成为最具传播力的年度十大社会思潮之一1

1 2020年中国社会思潮新媒体传播报告发布暨第二届媒介与社会思潮传播论坛举行［EB/OL］.（2020-12-21）[2025- 05-12]. http://news.xjtu.edu.cn/info/1007/127439.htm.

，并在后续年度继续登榜。相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学界对于反智主义的关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文学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的反智主义文本，鲜有对广泛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反智主义的探讨，并且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借鉴较多，缺乏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和利益理论指导下深度、准确的解释。因此，有必要系统剖清反智主义的基本特征、生成机理，以便对其带来的风险采取合理有效的抑制和规避措施。

一 网络反智主义的内涵嬗变

反智主义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中有深远的渊源。从埃及流传到希腊的古老传说中，科学的创立者被看成是一个“敌视人类安宁的神”^［2］88。宣称“美德即知识”“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的先贤苏格拉底最终在雅典法庭被判死刑，罪名是所谓的“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和“腐蚀青年思想”。把欧洲人带出中世纪思想迷雾的启蒙学者卢梭也相信科学原罪说：“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3］21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利民百倍”“民多智慧，则邪事滋起”“故以知治邦，邦之贼也；以不知治邦，邦之德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甚至在“有教无类”理念下打破贵族学校教育垄断的孔子也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言论。

1911年，美国激进分子约翰·斯帕格（John Spargo）在著作《当代社会主义侧记》中首次使用“反智主义”这个概念，宣泄他对“臭知识分子”领导革命的轻蔑。50多年后的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撰写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出版，这本从建国历程、宗教传统、政治体制、商业精神、学校教育等各个角度全面耙梳美国反智主义的专著次年获得普利策非小说奖，反智主义借着著作的广泛传播而迅速为人所知。美籍华人余英时认为反智主义包括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示一种轻鄙以致敌视^［4］63-64。余英时对反智主义的界定被广泛引用。

概而言之，反智主义是对人类科学理性活动及该活动的主要承载者知识分子进行疏离、嘲讽、蔑视与打压的思维倾向、价值取向乃至现实行动。网络技术的应用普及使反智主义跨越物理阻障涌入虚拟空间，但网络对于反智主义的意义远远超过提供发育温床和渠道载体，而是将自身媒介偏好施加其上。波兹曼说过，“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5］12。匿名性、远程性、娱乐性、商业性、情感化、碎片化等网络特征使反智主义发生裂变。反智主义在网络上同步进行着传播扩散与发酵变异两个过程，传播扩散的速度和广度加深了发酵变异的程度，发酵变异的程度进而反向增强了传播扩散的速度和广度，两个过程相互作用下催生了反智主义新变种——网络反智主义。网络反智主义的初级形态是线下反智主义的网络化——主要形成于传播扩散过程，核心观点和外部形态未发生显著改变。网络反智主义的次级形态是变种思想潮流——主要形成于发酵变异过程，既包含原生反智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 话题边界上从学术领域转投生活私域

前网络时代的社会思潮多是知识分子从学理层面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抽象省思并提出解决设想的产物，话题内容集中于政治经济领域，传播受众也相对集中于文化水平较高、胸怀视野较宽的知识分子，凸显浓厚的学术色彩。网络反智主义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日常生活领域，“逐步弥合对生活化表达的疏离，通过对日常生活话语的渗透以填补意义鸿沟，从而在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场域中出场，建立起与更大规模的大众群体的互动”^［6］。对政治经济敏感问题的讨论受到来自法律法规和管理部门的更多限制，发言者不得不考虑不当言行所导致的惩罚风险，生活化处理成为规避责任的一种策略。网络反智主义在生活化话题的遮蔽下，以热点民生问题为切口，打消人们对价值关涉的潜在顾虑，在与人们日常生活话语的“貌合”中掺杂“神离”于主流价值的思想观念。

（二） 表达习惯上以泛戏谑化解构严肃议题

漠视个人苦楚与社会阵痛的网络反智主义把各类新闻和事件当作“瓜”来“吃”，用层出不穷的“段子”“梗”“槽点”“恶搞”来博人发笑，把“娱乐精神”贯穿到许多本该端正严肃的领域，甚至疾病灾难、民族历史、国家战争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也遭到泛戏谑化的侵蚀。面对造成29人罹难的泉州欣佳宾馆坍塌事件，人们在网上杜撰出“吴好运”（谐音“无好运”）这一躲得过天灾而免不了人祸的人物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2

2 网络消息称吴好运1958年出生，1976年考入华北煤炭医学院，此后相继在1976年遭遇唐山大地震、2003年在广州遭遇非典、2008年遭遇汶川大地震、2020年在武汉遭遇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都活了下来，却因泉州“欣佳宾馆坍塌”遇难，享年62岁。消息后被证实系谣言，“吴好运”为虚构人物。

，嬉笑怒骂中缺失了对遇难者及其家属不幸处境的感同身受。俄罗斯和乌克兰间的战争也在揶揄之列，战争初期，“让美女先撤”“去结婚救毛妹”等轻佻言论出现在新闻评论区，以观看好莱坞战争大片的方式消遣暴力、伤亡和妇女，新奇、惊险、刺激中充斥着庸俗甚至污秽的意淫。无底线的戏谑、调侃压缩了主流价值和严肃叙事的表达空间，不断以模糊是非、颠倒曲直来蚕食人们对于生命与道德的基本判断，摧毁人们的审美能力、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社会的智识水平被拉低，精神内核被抽离，以致于“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7］403。

（三） 传播策略上以情感输出替代客观归因

网络反智主义的大量信息带有追求感官刺激的“煽情主义”风格，高频率使用“看哭了”“惊呆了”等词汇的“标题党”“震惊体”，借助夸张修辞来贩卖焦虑、博取同情、点燃愤怒，以操弄社会情绪来吸睛引流。如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七万硕士跑去送外卖：中国正在催生一批高学历穷人”“七万硕士送外卖！揭露时代的伤疤：挣钱才会有体面”都引起轩然大波，套路就是“流量密码=职业歧视+宣扬读书无用论+贩卖焦虑”。教育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刚刚推出，“有钱的家庭请私教，没钱的家庭干瞪眼，最终导致阶层固化”等网文甚嚣尘上，对国家均衡优质教育资源、让学生回归校园的政策初衷和预期效果选择性忽视。与传统上注重现实依据和客观事实的真相环境不同，当前信息传播面临“后真相”（post-truth）环境，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遇到汹涌而来的网络讯息，网民的直观反应不是寻问“这是真的吗”，而是感叹“这个太牛了”，然后随手转发各类充满情感渲染的信息。事实从新闻内核中剥离，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诸如“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只是幸存者”“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等极具煽动性的词句，使网民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关联感，仿佛只有加入到网络集体声讨中，才能主持“世道公心”。

（四） 现实效应上存在祛魅和加冕双向机制

思想家加塞特指出，公共生活的基本事实“历史水平线”的上升，原属精英独享的文明成果被大众所分享，大众具备了挑战精英的能力。网络和网络反智主义正是大众为精英祛魅的工具武器、思想武器。祛魅机制让专业领域有研究、有建树、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地位被矮化甚至污名化，“专家”沦为“砖家”，教授变成“叫兽”，医生、法官、记者等专业技术群体披挂的晕轮付之阙如。各类职业群体都难以确保其中所有成员专业技术上绝无差错、道德品行上绝无瑕疵，网络反智主义热衷于揪住个体讹误和越轨行为进行炒作发挥，从而涂抹整个群体的正面形象。网络反智主义解构权威的同时试图培植新的权威，加冕机制让网红、吃播、明星等地位隆升，在左右意见舆论、引导消费潮流方面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近年来兴起的饭圈文化发动“粉丝”为偶像租广告位做宣传，在社交平台、音视频平台购买热搜、应援打榜、刷量控评、大额消费，成为有组织、专业化的文娱社群。网络社交群“黑界家族”建构起等级森严的角色体系，高阶角色能够号召全体成员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如未成年人陆某因怀疑对方抄袭自己的原创舞蹈视频，纠集所在的网络社交群成员与对方在线上互相谩骂，最终发展为百余人线下斗殴的恶性事件3

3 沉迷“饭圈”互撕谩骂，加入“黑界”征友约战，这些未成年人该如何管？［EB/OL］.(2021-08-15)[2025-07-02]. https://m.gmw.cn/baijia/2021-08/05/1302461821.html.

。

二 网络反智主义的生成机理

肇起于特殊社会情境的反智主义涌入网络虚拟空间后并不能立即积聚成势，而是经历若干阶段的转化，有学者提出“酝酿期”“议程期”“亢奋期”“沉默期”“蛰伏期”^［8］的五阶段划分法，也有学者提出“生成”“传播”“聚合”“转化”^［9］的四阶段划分法，这种基于事物运动过程的分期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网络反智主义的运作逻辑。网络反智主义并非天然以思想潮流样态呈现，早期类似躁动不安的情绪，继之类似众声喧哗的负面舆论，成熟期类似由标志人物和众多拥趸组成的思想流派，最终状态是指导线上线下群体行动的纲领。根据具体样态的差异可以将网络反智主义迭代过程大体上分解成酝酿期、充能期、蜕变期、溢出期，对应实施情绪唤醒、群体收编、思想综合、社会行动四项主要任务，如图1所示。外虚线矩形方框代表网络世界，反智主义触网后，沿着裂变和传播两个方向演进，经过酝酿期、充能期、蜕变期三个阶段成长后，溢出网络。每个阶段都有发生的条件，完成特定任务，反智主义不断进行形态上的变化。引致社会行动后的网络反智主义要么经过治理后销声匿迹，要么释放能量后重新潜伏起来，进入新一轮网络过程。这种划分把网络传播规律和群体心理机制作为重要变量予以考量，避免二元对立预设立场下片面构筑起“权贵阶层”和“底层群体”的对立，前者“策划重大的政治、金融等全球性事件，通过引发系统性危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行有争议的政策，并最终致力于建立专制的世界政府”^［10］，后者则是缺乏主体性的群氓。网络反智主义的生成过程不排除不良分子蓄意兴风作浪，但更可能是多因互动的结果。

（一） 酝酿期：唤醒公众情绪

情况比较复杂的社会热点事件网络发酵初期，事实不清晰、细节不具体、结论不明朗，给联想、篡改、扭曲行为提供了自由空间。具有重要性、突发性、争议性、接近性特征的事件吸引网民关注热情后，不明真相的网民迫切需要关于事件的某种“说法”以填充认知上的空白，纵然这种“说法”缺乏周延的逻辑和可靠的证据。《科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虚假内容推文在Twitter上传播给1 500人的速度比内容真实的推文快6倍，虚假新闻因比真实新闻更加新奇而易于被Twitter用户分享^［11］。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追求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最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12］205。

在唤醒公众情绪阶段，网络反智主义惯常伎俩是和谣言信息捆绑在一起。杂糅着网络反智主义的谣言常常打败持中和立场的信息，最先跃入网民视线，使网民成为被“统治”的对象。从形式上看，很多广经流传的谣言披挂着伪科学外衣，用晦涩的术语和堆积的数字假扮专业，改装得看起来“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比如2017年末，解读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马航MH370航班空中失联原因的“重磅”“烧脑”文章《魔鬼的天空：马航MH370调查（终结篇）》刷屏微信朋友圈，这篇集跌宕故事情节、国际政治黑幕、飞行科学知识于一体的阴谋论文章被众多网民深以为然。在隔行如隔山的知识精细分工时代，人们对超出自身经验领域之外的知识辨别能力消退，习惯于体验式、浅阅读的网民对花费脑力才能甄别出真假的劳作更是缺乏耐心。开放信息环境下谣言虽然无法蒙骗所有人，但对特定人群极具效果，这些特定人群将成为谣言后续力量几何级增长的中坚介质。因为谣言传播存在少数群体启动效应，“不需要让大多数人信，而让一小撮人信，造谣者和传谣者就成功了”^［13］。

中国网络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底层化过程，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社会地位人群构成的庞大底层群体已经成为关键意见群体。网络的公开性大大提高了社会情绪的“能见度”，底层群体在社会情境中积蓄的被剥夺感、无力感、焦虑感等负向情绪体验，成为网络反智主义可以随时征用的精神资源。“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能够快速吸引底层网民的关注和参与，本就脆弱敏感的情绪受到情绪代入感极强的网络信息刺激，谩骂跟帖、评论转发、人肉搜索的冲动不断被撩拨起来，充满负面情绪的舆论声讨此起彼伏。

（二） 充能期：完成群体收编

越来越多持有不同立场、观点、意见的个人自发或被裹挟加入到网络争吵中，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就此生成，常态下潜隐于网络信息海洋中的反智主义趁势进入大众议题，对反智主义的讨论从散兵游勇的个人转向集团作战的群体。在群体心理机制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双重加持下，超越地域、年龄、性别、阶层等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的群体不断分化、重组，在经历“现实空间动员主体→网络空间动员主体→网络空间动员客体→现实空间动员客体”的虚实身份转换之后^［9］，遥远分散的利益相关者在网络空间收编到反智主义旗帜之下。

尼尔科斯（Nichols）系统阐述了反智主义泛滥的大众心理学基础^{［14］47-76}。首先，“达克效应（D-K effect）”的认知偏差现象，即人们普遍无法作出与自身能力旗鼓相当的自我评价，能力低下者更难清晰认识到自身短板，人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自信中。自知之明的普遍匮乏使专业领域的讨论蜕变为没有赢家的打嘴仗。其次，“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现象。这种大众心理机制揭示了前赋认知对认识新事物的影响，人们不是在一块白板上接纳新事物，当自以为持有的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会主动寻找那些能够起到强化观点的事实而过滤掉可能证伪观点的事实。很多人上网的动机是寻找信息以验证固有认知的“正确性”，而非矫正和更新认知。再次，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容易出现刻板印象并作出一概而论的解释。最后，人们会不遗余力地避免社交不安全感，对普通大众而言，与专家抬杠可能并不是真的要进行专业对话，而只是一种社会融入行为^［15］。

作为大众媒介和商业产品的网络时刻面临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为了留住用户，占领更大份额，网络公司不约而同去生产使用户轻松愉悦的资讯，哪怕内容低俗、浅薄甚至带来偏见和非议。尤其是以算法推荐（algorithm recommendation）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整个过程中的普及应用，编码程序自动根据用户搜索、点赞、评论、转发、收藏、关注、屏蔽等网络行为向用户分发高黏度、个性化信息，实现海量信息和目标用户精准高效匹配。如果人们长期只看到“喜欢看”的信息而看不到“应该看”的信息，牢牢锁闭在同质化信息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其思想倾向可能更加偏激、固化，群体之间的共识更难形成，交往沟壑不断扩大，公众与公众之间、公众与专家之间会树立起一堵堵“高墙别院”。

群体心理效应和网络技术催化的共同结果是群体极化，“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6］102。借助网络无限连接能力，反智主义者迅速找到观点相同的彼此，进行“志同道合”的交流，讨论后凝结成一个激进甚至冒险的群体，后续的言论表达很快变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批驳、嘲讽、对抗，网络公共空间沦为反理智、反中庸的群体战场。这些对反智主义价值立场和观点主张一致拥护的有可观规模的群体是一个“偏见共同体”，是亚里士多德笔下受煽动家摆布且易暴力行事的大众。

（三） 蜕变期：开展思想综合

网络反智主义虽然在充能期将大量带着相似偏见的群体收编到一起，但这些群体尚属于临时连接起的“弱关系”群体。为了提升认同度、忠诚度，在已经收编的群体中稳固持续扎根并吸附更多民众，网络反智主义继续开展思想综合的关键工作。只有把杂乱流传于网络上的有关言行统摄为相对严密的思想体系，代表一定阶层和团体利益去发声，网络反智主义才能称作完整成熟的社会思潮，反之只是夹杂在网络舆论中的群体心理倾向。有研究者提出判断一种网络社会思潮是否由潜伏萌芽走向发展高潮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其理论是否足够完善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二是其对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否广泛和深入^［17］。

理论填充工作既有自发过程又有自觉力量。一方面，浮游在网络空间的驳杂反智主义言论不断进行交锋碰撞，沉淀下核心观点。网络反智主义还从网络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具有亲缘性的社会思潮中吸收理论营养，呈现合流趋势。另一方面，网络反智主义信奉者中的上层骨干敏锐察觉到理论上的缺陷，自觉地对其进行改造。他们抓住特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人民”“平等”“民主”等抽象表述开展包装，在夸大现实矛盾和激化社会对立中构筑“和谐美妙”的想象空间，形成体系化、专业化和逻辑化网络反智主义的话语框架，据此制定行动纲领。

理论化不仅是网络反智主义面临的任务，网络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也在进行理论化的探求，但它们目前都没有建构起完整的理论内核，常常寄生于其他社会意识之上，可以称作“核心稀薄的意识形态”^［18］。作为“思想涂料”的网络反智主义与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互相牵缠、暗中声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领导力、话语权形成消解之势。

（四） 溢出期：鼓噪社会行动

被动员起来的群体按照在网络空间达成的共识转战现实领域，以公民身份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行动，以此干预现实事态走向，甚至插足政治决策和法律进程。这就是网络反智主义从虚拟空间向现实社会的溢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出现的一种网络反智主义“匿名Q运动”就在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诱导下发酵成一场场激进社会运动^［10］。特朗普连任败选后，“匿名Q运动”制造“选举舞弊”论等借口否认大选结果，参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山暴乱事件。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使妄图改变国家发展方向、道路与方针政策的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网络反智主义聚焦的领域从治国理政宏观问题转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环境等人民群众身边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改革攻坚“三期”交汇，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群众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强烈。主流思想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无法时时刻刻兼顾所有个体和个别群体具体的现实利益。这些个体和群体转而从网络反智主义等支流思想中寻找争取利益的依据，利用网络媒体和群体力量开展舆论批判，扩大事件影响，营造社会压力，以此倒逼管理部门正视现实问题、回应自身呼告。追求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使得网络反智主义因事而聚、事毕则散，目标达成后可能走向隐退。网络反智主义有时候经由不断再转化、再创造之后，被转译为文艺作品形态、商业产品形态，政治意图更加讳莫如深，但不能因此对其掉以轻心，反而应该警惕“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从关切宏观社会发展道路转向现实利益分配，这一发展态势使得社会思潮更具蛊惑性”^［19］。

三 网络反智主义的治理进路

从基本特征和生成机理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网络反智主义的情感启动、利益表达、社会动员都以反常态、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追逐政府渠道和法律框架内无法实现的利益，对社会秩序、公共权威带来压力和隐患，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悬置科学和理性的对话让对话陷入情绪宣泄、道德批判、价值绑架的泥沼。倘若网络反智主义思潮获得恶势力的财力支持、资源补充或者远程指挥，极易失范、失控，有可能沿着“请愿维权式→泄愤对抗式→暴力颠覆式”的路径恶化^［20］，从抗争性的网络集群行为走向摧毁社会结构的群体聚集行为。对此，可以从阻断生成链条、营造平和心态、改良社会情境、推动知识传播等方面对网络反智主义采取内外并进、远近结合的治理措施。

（一） 及时阻断生成链条

网络反智主义在酝酿期、充能期、蜕变期、溢出期四个交叠和继替的阶段演变后才会壮大为强劲的破坏性力量，但是并非所有反智现象都能走过整个生命周期，所依赖的信息被拆穿、所挑拨的情绪被安抚、所声张的要求被满足等情况都可以终结后续过程，恰当的介入可以有效阻断网络反智主义生成链条。首先，用网络思维赋权传统媒体和党媒官媒，促进不同类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以时效性和准确性兼具的优质信息对冲噪声信息、谣言信息，破解马克·吐温所说的“谎言跨越半个地球的时候，真相还在穿鞋”现象。其次，提高技术防控手段。根据外部特征对各类反智信息画像，形成可供参照的动态样本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进行识别、跟踪、评估，筛选和预警可疑信息。可能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反智主义端倪初现时，政府及相关部门不可态度暧昧、优柔寡断，而要尽早开展事实澄清、议题建构、舆论引导甚至采取限制性措施，如屏蔽敏感词、封锁煽动账号、撤掉热搜、删除贴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规训手段可能使网络反智主义夭折，也可能激起更大强度、更大范围的反应，应见机行事，因势利导。最后，揭露思想上的谬误和漏洞。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7］9-10网络反智主义为了夺取群众，千方百计寻找外部思想资源把自己幻化成逻辑上自洽的理论。要组织专家学者对网络反智主义的理论破绽和主要观点进行深入的批判，防止其改头换面渗透到主流思想界。

（二） 营造理性平和心态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21］22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翻天覆地的时代面貌，人们一方面因境遇的极大改善而产生充满自我效能感和集体责任感的积极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产生“内卷”、“躺平”、急功近利、焦虑迷茫、偏激易怒等消极社会心态。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交错共融和两极分化是当前复杂社会心态显著特征。这种易波动的社会心态大大增加了网络反智主义发生的概率和强度。因此，要大力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理性分析解决遇到的问题。一是涵养公共空间里的沟通理性。“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22］解决公共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在民主精神和规则意识前提下开展对话、讨论，无论是提出还是批驳观点，都保持冷静、克制、审慎，避免意气用事。二是抑制煽情叙事的网络环境。充盈网络的煽情叙事不断带给人们欢乐、同情、正义、善良等美妙情感，浸泡在这些浅表性情感中的人久而久之变得麻木。为突破人们的情感阈值，网络不断提升刺激人们的强度，以致深陷煽情主义的恶性循环之中。就像波兹曼在《娱乐至死》末章中强调的，“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个是郝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要大幅度消减煽情叙事，促使人们设身处地去换位思考，真切地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让衰落崩坏的共情回归网络。三是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搭建情绪表达、宣泄、化解的平台渠道，避免不良心态的积累和恶化。要组织培养专业的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队伍，做好危机事件、应急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障碍心理干预。

（三） 改良现实社会情境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网络反智主义扎根于现实社会情境，从根本上说，它反映的是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复杂互动下的权力利益分化整合。因此，构建畅通有效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机制，让每位公民在社会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从根本上改良网络反智主义滋生土壤环境。一是完善制度化权益保障。拓宽民众权益实现渠道和侵犯申诉渠道，降低法律途径参与成本，让民众在成功的权益实践中逐渐养成遇到事情找法律、解决问题按规章的“路径依赖”。还要提升政治体系的吸纳能力，让网络议题按照程序进入政府议事决策流程。二是推动协同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准确把握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加快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位于权力结构不同层次的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三是促进社会结构正义。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阶层流动不畅等问题。群体间在收入、教育、地位等稀缺资源上的鸿沟使社会关系处于很强的张力之中。要注重群体之间利益整合，协调利益冲突，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

（四） 积极推动知识传播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近20年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互联网人口占比为84.0%，2003年降为57.2%，2014年降至21.4%，2020降至19.8%。与网民总体规模爆炸式增长相伴随的是低教育水平网民比重的增加。低教育群体是网络反智主义的易感人群。系统化的知识习得和良好的媒介素养可以提高易感人群的免疫力。一是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这种媒介素养不仅指人们应当具备对网络应用的功能性素养，还应当包括批判性素养。对未经证实的信息保持质疑精神，避免盲从和被误导。二是参与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精神弘扬行动。科学界应该抛弃类似“公众不能理解科学”“公众无权参与科学界内部事务”的观念，避免陷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14］13的舒适圈，积极组织、参加与公众的科学对话，建立公众与科学的良性互动关系。尤其面对争议性科学议题，要主动向公众讲明安全性、风险性，重塑公众对专家系统和科研机构的信任，满足公众的知情和表达需求。三是促进学院知识的网络流动。温伯格认为，传统的知识机构创造了如此多的知识，不把它们全部放到网上来是“悲剧”^［23］296。线上教学、云端研讨等也证明，部分具有高度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学院知识可以完成“网络化知识”的转变。尽管高质量的上网是否会推动知识共享、缩小“红利差异”仍存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网络上优质、专业知识的增多会在整体上提升线上知识的可靠程度和可接近性，“在一个优质信息越多的网络环境中，知识的整体质量就会越高，知识也更易得，我们就更可能走向知识而不是走向无知”^［24］。

参考文献

[1] 刘恩东.反智主义的本质及社会根基分析：基于美国社会的问题审视［J］.人民论坛，2020（23）：128-131.

[2] 黄万盛.危机与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徐曼，刘博.当前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及有效引领进路［J］.思想教育研究，2019（2）：58-6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李超民，周丽楠.网络民粹主义的理性审视、传播过程与积极防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5） ：62-68.

[9] 杨嵘均.网络民粹主义的行动逻辑、滋生情境及其治理［J］.学术月刊，2021（8）：79-91.

[10] 赵海，陈展.美国极右翼信息生产与社会动员机制：以匿名Q运动为例［J］.美国研究，2021（1）：102-117.

[11] VOSOUGHI S， ROY D， ARAL S.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J］.Science，2018，359（6380）：1146-1151.

[12]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3] 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2）： 103-112.

[14] 尼尔科斯.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M］.舒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5] 王晓迪.人性与现代性的阴影：为什么美国人以无知为荣：读尼尔科斯《专家之死》［J］.中国图书评论， 2020（9）： 53-61.

[16]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7] 申逸群.当前网络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及其引导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18] 贾立政，陈璐颖.民粹主义的本质和新特点［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3）： 88-94.

[19] 孙熙国，陈绍辉.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社会思潮的新发展态势及其批判［J］.北京行政学院学院学报，2021（2）： 37-43.

[20] 杨嵘均.网络空间集体动员的运作逻辑、政治风险及其治理［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76-86.

[21] 杨宜音，王俊秀.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2] 本报评论部.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N］.人民日报，2011-05-19（14）.

[23] 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24] 涂凌波，王子薇.空间隔离与知识流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线上知识传播研究［J］.现代出版，2020（3）： 26-33.

基金资助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3JDSZKZ02)

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5LW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