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技术民族主义网络传播的话语表征、社会影响与价值引领

The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ocial Impact，and Value Guidance of Current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Network Dissemination

摘要

在中美科技竞争与全球技术民族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新的话语形态与情感特征。从媒介研究视角，剖析当前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回潮的原因、网络传播的话语形态、情感特征，理性评判其传播的社会影响，并探索引导其健康发展的路径。采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社交媒体情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典型案例，结合中国科技政策与国际舆论，解析其话语建构逻辑与意识形态博弈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网络传播呈现应激防御、情感矛盾、观点极化与庸俗异化四维表征，总体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交织的态势，既能凝聚社会共识、激励技术攻关，也易引发非理性情绪、冲击开放战略与国际形象。据此提出五维引领路径，包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冲负面叙事、构建对外传播自信、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规范科技报道与提升媒介素养、强化舆情研判与内容治理。拓宽了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视域，构建了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四维”话语表征，揭示了代际认知断裂对青年群体非理性化的催化机制，为技术民族主义风险治理、国际科技传播及平衡技术自主与全球合作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entennial changes and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is experiencing a global resurgence， and its network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mpact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irrational risks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trend in online dissemination， analyze the dual impacts of such trends o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explore value guidance pathways to stee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Firs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Second， it selects typical cases—including the HUAWEI sanctions incident， the public opinion evolution of Meng Wanzhou incident，and the “domestic goods advocacy movement”—and conducts sentiment analysis on social media texts. Third， based on China’s sci-tech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i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ests.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online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t ideas presents fou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1）Stress defense response： It responds to overseas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through a stress defense paradigm， criticizing western technological hegemony and supporting sanctioned national enterprises；（2）Contradictory collective emotions： It exhibits collective emotions mixed with national pride and technical anxiety， accompanied irrational cognitive bias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gnitive rifts；（3）Media-induced polarization：Online media exacerbates opinion polarization，manifested in exaggerating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misinterpre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and advocating technological revenge and retaliation；（4）Vulgarization tendency： Online dissemination is vulnerable to narrow nationalism and consumerism， exhibiting a vulgarizing trend.The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tress triggering， emotional resonance， attitude polar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constitute a unique landscape of online dissemination of domestic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generates dual social effects of consensus and irrational stimul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condenses social consensus， strengthens the determination to serve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s spiritual impetus for breaking through “chokepoint”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s the public’s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t erodes political trust， disrupts the opening-up strategy， and damages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leading paths： the first one is to counter the “China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wit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second one is to build confidence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a’s sci-tech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ith great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he third is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sseminate stor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refute stigmatizing public opinion with facts； the fourth is to standardiz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ews reports and enhance journalist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of youth people’s media literacy； the fifth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tent review of social media， dynamically monitor and assess public opinion and accurately distinguish between rational patriotic expressions and extreme xenophobic incitement.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four 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model of “stress-emotion-polarization and vulgarity”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reveals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cognitive fracture” to the irrationalization of youth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control the irrational risk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uild a “Chinese narrativ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olicy making of balancing technological autonom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关键词

技术民族主义 / 话语表征 / 社会影响 / 价值引领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 discoure representation / social impact / value guidance

作为民族主义的分支，技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科技活动中的体现，其本质特征是特定民族/国家为追求或维护本民族/国家的技术独立或技术领先地位，要求本民族/国家技术活动遵循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原则^［1］。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全面打压，后用于描述非西方国家以民族主义驱动的科技发展道路^［2］。技术民族主义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许提出，他针对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竞争加剧的形势，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技术民族主义措施，以防技术突破的机会被日本人夺走”^［3］。1983年，日本通产省提出“技术立国”口号，被日本学者解读为“技术民族主义”^［4］。日本学者山田墩认为技术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过技术民族主义历程。他把技术民族主义划分为新、旧两种不同模式，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依赖国家政治力量干预，是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而新的技术民族主义则是在全球化的框架下，通过技术交流和创新形成新的全球性技术闭环^［5］。

技术是“划分世界新格局的重要手段”^［6］，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由于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全球范围内技术民族主义出现回潮趋势。技术民族主义的回潮与“科技反冲”现象的持续发展、科技的战略意涵上升、科技的“泛安全化”倾向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息息相关^［7］。西方学界普遍使用“技术民族主义”概念来描述技术赶超国家通过非常规政策聚集本国资源、实现特定领域的技术革新和产业突破的快速赶超行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则普遍认为，技术民族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科技霸权国家阻碍竞争者赶超的科技保护主义，有悖于科技全球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技术民族主义因战略目标差异呈现两种形态：以技术自主防御为核心的守势路径，以及以技术霸权扩张为目标的攻势路径。防御范式根植于“内生性技术跃迁”，以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消弭外部技术代差；进攻范式则表现为“排他性技术遏制”，通过压制他国技术进步构筑非对称权力壁垒。美国经常将所掌握的高新技术作为筹码，利用高新技术禁运来挤压和威胁别国，迫使其在外交上作出让步，或者以技术转让为手段，达到在政治上拉拢和控制别国的目的^［8］。这种行为属于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9］，是霸权主义在技术领域的表现^［10］。中国在全球技术合作中追求技术自强，属于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11］。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新的特征。既有研究主要考察技术民族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成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保护主义的孪生机制及其隐患、技术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勾连及其对国家身份建构的影响，较少从传播学视角探讨当下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特征。本文深入探究技术民族主义的网络传播表征，理性审视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网络传播的双重效应，并试图提出引领技术民族主义良性发展的实践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技术民族主义回潮的原因探析

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力量格局，大国之间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技术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国内技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同时，西方舆论中的“中国科技威胁论”通过意识形态手段不断被放大，而中国社会对历史上“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民族创伤记忆的深刻认知，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下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核心要素。

（一） 信息革命驱动新一轮国家技术竞争

国家之间的竞争经历了从贸易竞争、产业竞争到技术竞争的演化^［12］。高新技术在大国竞争与博弈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以技术为核心支撑的“国家竞争”往往引发国家综合国力对比的显著转变。面临新兴的信息技术革命，各科技大国间的创新焦点趋同，大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未来通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通用性技术，其产品和服务存在信息安全、数据泄漏等可被利用的漏洞。当下弥漫全球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同国家安全、军事国防、数据安全等政治话语紧密挂钩。首先，一些科技大国担心信息的深度互联互通会导致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因而大力发展本土技术，并限制本国市场采购外国ICT产品和服务。其次，此前的技术革命中，仅有少数技术具有较高军事应用价值。如今，以ICT为底座的信息战，使得高新技术的军事应用价值显著提升，促使各科技大国从军事潜力角度看待前沿科技。最后，民众担忧高新技术、跨国科技巨头会“消灭”就业、泄露隐私、破坏现有社会秩序。西方政客则利用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通过舆论引导本国民众对他国技术和产品产生失信心理。

（二） 美西方“技术战”激发科技自立自强情感

美国的技术霸权主义行为引发了中国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长期处于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中国则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并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心针”。之后10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让美国产生了霸权焦虑。到了2017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及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措施，如强化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对华技术转移、严格投资审查、限制中美科技交流等，甚至动员盟国一起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和围堵，其目的在于控制科技竞争制高点、保持对中国的科技竞争优势。此类霸权主义行为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践踏了民族尊严。这种行为激发了民族情感，引发了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民族企业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该思潮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于本土企业技术自主发展和自我超越的强烈呼声。在互联网空间，这种思潮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三） “中国科技威胁论”引发国内反霸权情绪

美西方国家为转移发展危机带来的国内矛盾，将本国问题归咎于他国的“不正当竞争”。由于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加上体制机制、发展道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客便打着本国经济利益受到他国侵蚀的旗号，有意夸大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和技术转移风险。他们在国际舆论场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其本质是将本国的社会矛盾替换为国家安全问题。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对以西方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进而激发那些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观察家的警觉与不安。如谎称中国政府在专利保护上有意放松管制，污蔑中国派大量技术间谍窃取他国的核心技术，造谣中伤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设备和产品造成本国安全风险和个人隐私风险，谎称本国的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损害。一些极端观点甚至曲解了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其视为一种战略意图，即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取代西方的主导地位。2017年5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将“一带一路”倡议比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同时，使用“硅龙”这一带有贬义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将中国自主创新的理念提升至大国博弈的意识形态高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行为与言论，导致当前中国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中反美霸权主义的民族情绪剧烈波动。此类言论通常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夸大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影响，反而忽视了中国始终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而非颠覆的积极立场。

（四） 民族创伤记忆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追求

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洋务运动，国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发起了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的救亡图存运动。在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现代化大国的道路上，技术民族主义融入了求独立、求富强的理念。在中国近现代历经动荡与屈辱的历史进程中，“落后就要挨打”被深深铭刻在民族记忆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70余年的不懈奋斗，科技事业实现了整体性、全局性的重大飞跃。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迈入与世界其他国家并行乃至领跑全球的新阶段。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态势，美国在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了多轮综合制裁，构成结构性技术压迫，激活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集体记忆。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中国社会形成防御性创新共同体——通过将历史创伤转化为技术自主的文明意志，构建起捍卫国家技术尊严与战略利益的情感动员体系。此外，追求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愿望。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不仅决定了其经济潜力，也影响着其国际地位。将科技发展上升到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战略高度，依靠科技自立实现民族复兴，是基于对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的综合判断。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

二 技术民族主义网络传播的话语表征

国内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网络传播呈现出“应激—情感—极化—庸俗”四维表征。这四个维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国内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网络传播的独特景观。

（一） 应激触发：海外技术遏制下的防御性话语动员

部分西方国家的技术霸权主义做法，成为国内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声量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并通过对“技术霸权”行为的批判性论述得到进一步强化。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并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计划每年花费3亿美元抹黑中国，打击“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其中一部分将会用于“独立媒体”和所谓的“第三方”民间团体进行反华报道，散播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13］。针对这一严峻现实，国内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应激型防御范式。作为对美西方技术霸权的反制，其社会动员广度与思潮影响深度，主要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强度，与外源性施压强度呈正相关。这种“刺激—回应”特征使得当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鲜明的话语指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封锁和技术霸权主义行径；二是力挺遭美方“实体清单”制裁的高新技术企业，将美国技术遏制的企业视为本土创新体系的标杆，倡导公众消费偏好转向国产科技产品。尽管当前中国技术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缺少对抗性。

（二） 情感矛盾：尊严叙事与技术焦虑的认知张力

当前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矛盾性集体情感结构：民族尊严叙事与技术焦虑并存，这源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创伤形成的危机意识、民众对技术自主自强的执着和对大国复兴的愿景追求。因此，华为等中国企业取得突破性技术成就，就会触发民众将技术优势内化为民族认同的情感，产生“厉害了，我的国”“此生无悔入华夏”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通过选择性强化本土优势、弱化他国进步来建构技术霸权想象的认知偏差实践，实则为补偿型技术民族主义的显性表征。当自卑情结与补偿性自负形成情感二律背反，新思潮便呈现出去理性化、符号化排外等集体行动失范倾向。此外，代际认知断裂催生的技术民族主义亚型值得警惕。当今的青年群体，没有经历过中国的贫穷落后时期，缺少物资匮乏记忆。他们在持续见证国家技术跃升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衰退的进程中，低估技术攻坚的复杂性，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强大并非难事，认为“西方衰落和中国强大都是理所应当的历史进程”，缺乏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曲折性的共情能力与历史辩证思维。

（三） 观点极化：媒介助推下的民粹化安全观渗透

受部分网络媒体鼓动，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话语呈现流量与真相之争。少数网络媒体热衷于做“标题党”，惯于借助热点事件，采用极易激发民族情绪的叙事方式发布“吸睛”文章。比如，类似《中国的新科技让美国人慌了》刻意渲染中美争霸主题，常被一些美国政客用作遏制中国的“正当理由”。网络媒体鼓吹推动技术民族思潮观点极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理性地评说中国科技成就、夸大中国技术优势。一些激进的技术民族主义者通过选择性报道，对科技事件进行符号化裁剪拼接，进行移花接木般的夸大解读，这种遮蔽本土技术与全球前沿的差距，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吹捧夸大的误导性科技叙事行为，本质是技术民族主义在话语层面的自我陶醉。把片面当整体、把数量当质量、把特色当优势，常以“世界第一”博人眼球。这些耸人听闻的“自嗨”内容，看似在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实则极大地误导了中国民众。二是无视科技发展逻辑，将自主创新误读为“完全靠自己”。针对部分国家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部分网民强调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技术难题。实际上，在技术代差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约束下，中国只有加强科技全球协作，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才能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以较快的速度突破科技领域薄弱环节中的关键核心技术。三是突出敌对意识，主张用科技“报复”其他国家。部分激进网民鼓吹以技术反制作为“战略报复工具”，针对实施技术制裁的西方国家采取反制措施，折射出民粹化安全观对公众认知的渗透。从更深层次和更高战略层面分析，这种直接而激烈的情绪反应、“以牙还牙”的情绪化表达不符合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同大国责任背道而驰。

（四） 庸俗异化：消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合流

技术民族主义存在被多元意识形态场域型构的风险，尤其易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干扰与裹挟。一方面，部分网民针对涉事企业表现出极端情绪，或盲目崇拜，或一味诋毁。此类爱国主义情绪的泛滥，常与民粹主义和极“左”思潮交织在一起，导致舆论风向偏离国家决策，甚至滑向极端主义，暗藏巨大的社会风险，有可能在盲目情绪的推动下演变为闹剧甚至悲剧。孟晚舟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舆论演变，便是此现象的典型例证。起初，各平台讨论聚焦事件细节与孟晚舟的释放可能，随后被某些势力引导，转向对华为品牌“中国身份”的绝对颂扬，甚至出现“不支持华为即非中国人”的情感绑架式言论。另一方面，技术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紧密相连，催生了“国货运动”。面对技术封锁与遏制，技术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民族企业，通过购买国货拓展国内市场，促进了众多“国货之光”品牌的发展。然而，当前的“国货运动”缺乏有效引导，因而逐渐成为商业促销的噱头，极易被消费主义与资本力量操控，将购买特定国货的行为等同于爱国表现。这种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相结合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爱国主义”的庸俗化利用。

三 技术民族主义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

当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交织的态势，总体上有利有弊，弊大于利。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存在“爆吧”“骂战”等过激现象，但与之前示威游行等线下暴力行径相比温和了许多，绝大多数是略显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

（一） 理性技术民族主义具有建设性效能

理性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温和的、包容的、成熟的民族主义。在遭遇国家利益被侵犯、民族尊严被践踏等事件后，理性的技术民族主义者提倡从大局考虑，提出符合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的技术发展建议，这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面对美国的技术霸权主义行径，理性技术民族主义者批判美西方国家的科技霸权主义恶劣行径，揭露其背后的险恶用心和不良目的，驳斥西方媒体对中国科技领域肆意进行的歪曲、捏造等虚假报道。理性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时，技术民族主义可以激发人们对自己所属民族/国家的骄傲感和自信心。共同的科技成就可以成为人们相互连接的纽带。二是有利于促进创新发展。技术民族主义能够激发国人技术自立自强、科技报国的决心和爱国热情，激励更多国民投身于科技研究和创新领域。社会普遍具备技术意识和科技创新精神，有利于促使国家和社会在科技水平上取得更大的突破，为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破除“卡脖子”等技术难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有利于增强国家认同。当一个国家在技术领域取得优势时，技术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创新成果可以让人们产生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可以成为支持党和政府的科技政策、外交活动的重要力量，具有助推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正向效应。

（二） 激进技术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作用

非理性“技术民族主义”观点持有者以政治参与积极性与参与能力不对称的“键盘侠”为主，往往打着“爱国”的旗号在社会上进行激情动员，多采用对抗叙事手法；有时采用“扣帽子”手法，号召抵制外国产品，将使用本国产品与爱国与否相等同；有时采用舆论压制手段，持极端观点来批判不同意见表达者。这样的非理性“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在社交媒体中流行，会加重社会戾气、激化社会矛盾，进而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

一是消解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一些网民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假想敌的事实，走向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道路，将美国对华科技制裁归咎为“党和国家不够韬光养晦”；对当下中国各项政策的合理性质疑，将矛头对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掉入美国的政治陷阱，无形中给借助舆论污名化中国、试图通过舆论战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二是干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面对西方不断加码的技术制裁和封锁，一些网民在盲目爱国观念支配下，非理性情感迸发，在网络上发布情绪化言论，认为中国可以独步天下，倾向于不合作等。这些非理性言论割裂科技发展与对外开放交流的关系，与中国提出的胸怀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取向不符。

三是损害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一些网民发出极端化言论，提出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实施技术反制；将国家全局发展抛之脑后，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轻言断交、妄言战争，给中国外交工作造成压力，损害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这些言论极易落人口实，陷入西方的话题设置和情绪诱导中，在客观上会迎合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

四 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价值引领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科技压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决定了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短期内难以缓解。对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中非理性、极端化的部分，需提高警惕，提前预判，采取有效措施。在国内舆论场，以引导改造为主，压制打击为辅；在国外舆论场，则须主动发声，切实做好中国科技的国际传播工作。

（一）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冲“中国科技威胁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核心，也是世界科技发展、科技事业造福人类的终极落脚点^［1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能用于应对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造成的各领域冲突泛化，也能客观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带来的全球命运相互依存现状。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和提供中国智慧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可行路径^［15］。在美国强势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从“公共外交”到“全政府战略传播”等对华政策，延续着“对立—竞争”的战争性思维，更加深了当前国际传播面临的愈趋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愈趋刺耳的传播噪声以及持续增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16］。对此，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点进行国际议题设置，以此彰显中国致力于全球技术合作的基本立场；运用该话语体系阐明中国科技发展对全球福祉的积极贡献，有效对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宣扬的“中国科技威胁论”，消除该论调对中国政治、科技与外交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消解非理性或极端技术民族主义言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二） 以巨大发展成就构建“开放创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中国科技发展成就是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的最大底气。回望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到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各级各类媒体应及时向国民“同步”最新的科技进展，系统阐述中国的科技创新战略，全面介绍中国科技的国际合作成果，做到内容翔实生动，易于理解，成果既不夸大亦不过分谦虚，使人民群众在接收完整信息的基础上构筑起对国家科技发展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对世界的客观认知和规律把握的活动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技传播在对外国际传播中具有明显优势，可以跨越种族、宗教文化，极少带有政治倾向性，也很难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17］。美国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推行的对华科技战是基于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面对美国切断中国高科技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利局面，中国应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以及自身在高科技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成本、规模、人才优势和发展潜力，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欧洲等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进行“竞争+合作”的新型博弈，分化瓦解美国的“价值观经济同盟”，粉碎其“脱钩断链”企图。

（三） 以深化国际合作之事实消解污名化舆论

科技领域已成为继政治与经济之后，外国媒体关注中国的又一重要焦点。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科技议题的传播不可或缺。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离不开国内主流媒体的努力，也缺少不了与国外媒体的交互联通。中国科技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应围绕中国科技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一主题展开。主流媒体要讲好中国科技创新的故事、中国科学家勇攀科技高峰的故事、中国科技对外交流合作的故事、中国科技发展提升人类福祉的故事等，通过提升中国对外科技形象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要秉持客观原则，合理使用面向未来要素，兼顾责任担当和实干宣传；以宏大叙事为主，加强感性个人叙事和生动微观叙事；采用去极化、建设性访谈、共同创造和赋权三类建设性新闻要素彰显共性价值；在维护本国意志基础上尊重异质观点，加大共同创造与赋权要素的使用力度以提升公民辩论色彩与观点包容度^［18］。积极主动回应技术民族主义传播中的偏颇声音，放大权威声音，消解杂音噪声。一方面，培树扩音器，建构立体化的媒体矩阵。主动设置议程，持续壮大声量，减少“信息逆差”。另一方面，在国际舆论“西强东弱”局势仍无法改变的现实情境下，积极利用社交新媒体，以感性方式、小切口视角、短视频手段对外传播中国科技信息，传播中国利用科技改善民生、增加福祉的故事。

除自主发声外，也需加强与国外客观公正媒体的“联动”。在国际舆论依然受“他塑”主导的背景下，邀请国外友华媒体的记者和编导采写制作中国科技相关主题内容，用他者独特视角和话语方式，向世界阐述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成就，阐述中国科技发展道路和经验，展现中国科学家的精神风貌。如由英国知名导演迈克尔·拉赫曼执导的纪录片《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讲述了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整体性、全局性重大变化。第一季的5集作品自2021年7月起在美国探索频道、北美电视网、阿联酋电信网等多个媒体平台热播，赢得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赞誉，并为中国科技创新塑造了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

（四） 以科技素养与媒介素养提升规范科技新闻报道

部分国际媒体持续报道中国在科技竞赛中取得领先成就，其意图在于激起西方中心主义者的担忧。少数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国内媒体，不加甄别地将这些捧杀类报道在国内传播，表面上看似在提振民族精神，实则是虚假宣传，与假新闻无异。反华媒体频繁渲染“中国科技威胁论”与国内一些媒体的不实报道紧密相关。这些报道被某些国外情报机构密切关注，成为反华政客遏制中国的口实。某些国内媒体为了博取读者眼球，夸大其词做“标题党”发布耸人听闻的“自嗨文”，渲染中美争霸主题突出敌对意识。国内媒体应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规范自身的传播行为。一要站稳报道脚跟，描绘中国科技发展的真实图景，不能盲目“自嗨”，也不允许别有用心的“捧杀”。二要突出中国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中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鲜明态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国际共享与应用，加强国际科技人才培养与交流。比如，中国在国际空间站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此外，提升编辑、记者必要的科技素养亦是应有之义。少数科研人员有时会故意夸大所研发技术成果的价值，编辑、记者要提高辨识能力，对其甄别求证以防被利用。提升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尤为关键，青年应做到理性看待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能够识别非理性言论背后的不良用心和险恶目的。社交媒体平台应避免流量导向，要严格内容审查，及时发现、检测、限流、屏蔽甚至删除非理性技术民族主义言论传播。政府机构应加强对可能存在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倾向的关键人、关键平台进行把控，适时启动惩戒机制，开展问责审查。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支理论基础扎实、精通中西文化、熟悉国际传播规则的科技对外宣传专兼职人才队伍，为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价值引领提供支持。

（五） 以强化内容审查精准区分理性爱国言论与极端排外煽动

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程度、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等，都会对当前中国技术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思潮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给人们的动态研判、精准识别、跟踪分析、有效应对带来难度^［19］。相关主体应积极采取措施，强化监测与分析，主要表现在重视科技领域舆论公关、约束技术民族主义过激言行两方面。

科技领域舆论公关要求相关主体在第一时间进行“反污名化”舆论斗争，澄清并驳斥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无端猜测、错误认知甚至污蔑诋毁，揭露其目的是消解中国在全球的正向影响力、毒化中国外交和贸易的国际环境、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等^［20］。如美国担心“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落实，在未来会失去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部分不良媒体的报道基调是“中国产业升级计划的终极目的是征服世界”。对此污蔑诋毁言行，相关主体要第一时间展开舆论斗争，在国际舆论场上清晰传达出“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制造业升级，以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是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为了谋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传播主体多元、内容分散且非理性特征明显，极易滋生网络暴力和舆论洪流等不良现象。相关主体应深入分析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网络传播的特点，理性审视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网络传播的双重效应，因势利导，精准识别、区别对待。对反对技术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并希望国家强大的理性爱国主义言论，应给予理解和尊重。对互联网空间存在的非理性言论、情绪化表达，对言行不当却不违法的民众，要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提高其认识，对其开展国情、世情教育，引导网民将维护民族利益的深切情感转化为爱国守法的具体行动。对非理性表达中的过激言行、极端言论，如煽动排外思想、实施反制贸易战、进行科技报复等，要及时批判约束，防止滑向狭隘民族主义。严防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被消费主义思潮所利用，对于打着“爱国”名义攻击他人、利用民众爱国情感进行恶意营销的行为，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五 结　　语

技术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竞争关系。技术一旦与国家/民族等政治议题挂钩，便有了意识形态色彩。引导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向积极的方向演进，防范极端技术民族主义肆虐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媒介角度研究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网络传播，拓宽了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视域，为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价值引领探索了可行的措施和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传播要素的量化分析不足，不同群体对技术民族主义思潮态度的质性分析缺乏实证研究。随着技术内涵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全媒体传播研究将会吸引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的切入点将更加聚焦，研究方法将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也将更加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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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4JZD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