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科普舆情的演化特征、生成动因及风险防控策略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Generation Motiv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Strategies of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摘要

加强科普领域舆论引导是科普工作的重点任务。在新媒体环境中，网络科普舆情的变动速度和影响规模迅速升级，呈现出演化形态的螺旋性、演化时间的周期性、演化空间的溢出性等突出特点。网络科普舆情风险是科普体系内部固有因素、网民认知局限、复杂舆论环境和舆情管理困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做好网络科普舆情风险防控，需要以健全科普工作为目标，增强科普舆情风险防控意识；以加强风险识别为基础，优化科普舆情风险防控技术；以强化舆论引导为重点，构建科普舆情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以提升公众认知水平为保障，形成科普舆情风险防控合力。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is a critical link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fro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urifying the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he public. Based on case studies of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this research starts by analyzing the risk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public opinion.By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behind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thways， it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The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evolutionary form， time， and space. In terms of evolutionary form，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ulti-point emergence of discussion topics， the expanding relevance of public opinion objects， and the interactive resonance of public emotions. Temporally， it manifests as the repeated dissemination of similar pseudoscientific rumors and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historic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Spatially，the risks mainly include the group-based spillover of online transmission and the spillover from cyberspace into real-world settings.Based on the management 4M causation theory，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including inherent factors within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system， limitations in public cognition，complex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s， and difficulties in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Within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inherent uncertainties of science and the discourse bias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media constitute important sources of public opinion risks. In terms of public cognition， a lack of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group irrationality tend to fuel heated debates. Regarding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ideology exacerbates the risk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while imperfect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guidance capabilities of mainstream media further deepen the complexity of governance.In construct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thways for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risks，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First， at the mechanism optimization level，science communication subjects such as scientists and media professionals should enhance risk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impro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ies，and refine the metho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ing.Second， at the technical governance level， efforts should rely on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identify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risks to achieve accurate risk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Third，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mainstream values should lead the cre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tent，and high-quality production should be empowered through talent and platform development. Fourth，at the public literacy level，netizens’ information cognition should be enhanced through logical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literacy，among other dimensions，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opinion risks.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enrich and expand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but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关键词

网络科普舆情 / 舆论引导 / 风险防控 / 科学传播 / 社会治理

Key words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 risk prevention / science communication / social governance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强化科普舆论阵地建设和监管1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EB/OL].(2022-09-04)[2024-01-06].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10610.htm.

。这表明，科普领域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问题是现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部分科普舆情先后在网络爆发，有的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科普工作效能的发挥，给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破除伪科学谣言、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加强网络科普舆情研究，成为优化科普工作效果的现实需要，更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时代需要。

网络科普舆情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围绕科学普及主题或事件所引发的公众意见、情绪、态度和行为倾向的总和。目前学界对网络科普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科普领域的舆情分析、传播模型、引导机制等方面。邓滢等^［1］运用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框架对雾霾天气的风险信息传播和社会反应过程进行分析，发现网络新媒体对风险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放大和弱化作用。李明德等^［2］分析了疫情相关科学信息传播的特征和模式。田兰芳等^［3］对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接受度进行调查，提出了转基因科普新模式。现有研究加深了对网络科普舆情的理解，并为科普领域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将网络科普舆情作为一种舆情类型并系统分析其生成演化规律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为此，本文聚焦互联网中引发媒体和网民热议，由科普工作产生或与科普实践密切相关或与科普传播主体有关的负面舆情事件，通过分析网络科普舆情的风险演化特征，探究其风险生成动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

一 网络科普舆情的演化特征

在新媒体环境中，网络科普舆情的变动速度和影响规模迅速升级，呈现出演化形态的螺旋性、演化时间的周期性、演化空间的溢出性等突出特点，对网络空间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一） 演化形态的螺旋性

网络科普舆情演化形态的螺旋性是指，单一舆情事件由于舆情主题、舆情客体和舆论情绪的关联扩大而将舆情焦点引向别处，使舆情演化形态呈现螺旋形扩散的状态。

1 舆情主题的裂变扩散

在互联网空间中，公众的自主性、新媒体平台的交互性使网民与网民、网民与政府、网民与媒体之间的多维度交流成为可能，他们之间就科学普及所发表的言论呈现相互渗透和不间断流通的状态。加之网络语言越来越具有生活化、简单化、娱乐化等特点，在此语境下传播具有较强专业性的科普信息存在被曲解和误读的风险。基于网络话语的交互性和话语表达的生活化特征，网络科普舆情信息的传播不再仅局限于“科技板块”，单一的舆情主题会在短时间内裂变为若干个新的舆情主题，使舆情主题的焦点扩大化。例如，在有关人工智能（AI）的科普中，相关舆情的焦点逐渐从技术本身向外扩展，延伸至社会经济发展、个体隐私安全、社会数字鸿沟等诸多方面。人们对新兴技术风险的认知，直接影响其对技术的接受意愿，进而影响该技术的普及与发展进程^［4］。因此，在科普信息引发公众讨论后，政府与主流媒体应及时进行科学阐释和议题引导，防范因舆情衍生的次生风险。

2 舆情客体的关联扩大

网络科普舆情的客体即指舆情事件所涉及的科学家、媒体、政府部门等。在科普舆情中，部分网民会对偶发性、个别性、局部性负面事件所指涉的客体扩大关联，将个别问题上升为普遍问题。例如，在南阳水氢车事件中，部分网络媒体通过设置“南阳水氢车骗局：令人捉急的是智商还是腐败？”等标题对事件进行过度渲染，极易将对伪科学的批判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扩大到政府官员腐败、廉政建设等其他主题上，挑起网民对政府官员工作能力的质疑。

3 舆论情绪的交互共振

网络科普舆情演化形态的螺旋性还表现在舆论情绪的共振表达和交互感染。一方面，科普舆论情绪的共振表现为特定舆情与网民情绪的复合累积。科普舆情所涉及的具体事件虽然不同，却带有明显的共性因素，如都涉及专家学者、涉及学术发表等。随着同类舆情事件的发生，这些共性因素会不断强化网民的认知，从而促使网民对某一类群体或事物产生固定看法，这种固定看法会因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而不断积累，造成情绪与认知的共振复合^［5］。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在群体中具有获得关注、认同和尊重的需求，因此其选择遵从共性并掩饰个性的可能性增加，其针对同类事件的情绪和态度受到网络舆情爆点更新、舆情发展态势转向、网民群体认知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传播节点极易发生变化甚至反转。在网络科普舆情演化过程中，舆论呈现明显的情绪偏向，舆论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网民情绪的左右^［6］。例如，在“基因编辑婴儿”“科学家成功让公鼠怀孕”等舆情事件中，网民情绪受到媒体、专家、其他网民的多重影响，交互共振的舆论情绪为科普舆情的反转、演化提供了非理性的心理基础。

（二） 演化时间的周期性

网络科普舆情演化时间的周期性是指，同类伪科学谣言在互联网中的反复传播以及过往科普舆情信息的持续更新。

1 伪科学谣言的重复性传播

网络信息具有相互连通、自我繁殖、断裂再生等特征^［7］，这意味着互联网中的伪科学谣言能够自我生长。同时，新媒体传播具有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特征^［8］，网络事件往往能够迅速引爆舆情，但随着热点事件的快速更迭，其关注度也会迅速消退。在这一过程中，网民无法关注到所有的舆情事件及辟谣信息，因而在舆情参与中容易受到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而囿于自我的同质化认知。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伪科学谣言得以在单位时间内反复多次出现，使得同类科普舆情呈现演化时间重复性的特征。伪科学谣言的重复传播可以分为按年度重复和由事件诱发重复两类^［9］。年度重复是指同类型谣言在不同年度反复流传，主要是商业广告造成的伪科普舆情，例如关于量子科学的谣言，以“量子波动速度”“量子面膜”等形态在不同年份出现。事件诱发型重复是指由突发公共事件、社会矛盾类事件、生命健康类事件等舆情事件的发生而多次出现的伪科普事件，例如，在中国科协发布的2019年十大“科学”流言榜中，“坐高铁相当于照X光”“抑郁症不是病，就是太矫情”“电子烟无害”等谣言，都曾在相关热点事件发生时出现在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讨论中。

2 过往科普舆情信息的持续性更新

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因信息承载空间的限制，对某一舆情事件的呈现具有暂时性，旧的舆情追踪信息常常被新的热点所覆盖，导致公众难以对过去的舆情事件再度发表评论或提出意见。而在互联网生态下，这种局限性逐渐被破解，过往的科普舆情信息会以网络新闻、评论、图片、视频、话题等虚拟形式无限期存储，网民不仅可以随时获取过往的舆情信息，还能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补充意见、更新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储存性和人脑的记忆能力，当类似的舆情导火索、舆情言论、舆情主体出现时，网络中与过往舆情相关的信息就会被重新“挖”出，进而引发网民对过往科普舆情的再关注。甚至，某些旧的舆情可能发展成为新的舆情事件。例如，当“专家称买房比租房划算”热搜话题引发网友不满时，部分网友会在过往“专家建议30岁未经济独立女性尽早回老家”、“专家不建议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付首付”等热搜话题下再次发表评论。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多个“专家建议”类话题的作用下，有网民和媒体设置了“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话题，以表达人们对一些专家言论的不满和对其水平的质疑。

（三） 演化空间的溢出性

互联网空间的科普舆情风险并不固定在特定的边界范围内，在生成演化过程中极易发生“风险外溢”。科普舆情演化空间的“溢出”主要表现为线上传播的圈群式溢出和由网络空间向现实社会的溢出。

1 线上传播的圈群式溢出

新媒体为公众的意见表达、诉求表达、情绪表达提供了新的空间，赋予普通民众前所未有的传播权力。在新媒体传播模式下，多元主体交互与多向信息流动为群体聚合提供了可能，最终形成网络圈群。在网络科普舆情演化过程中，网络论坛、微博超话、微信群等圈群均成为舆情迅速扩散的通道。在此过程中，如果意见领袖掌握了圈群内的话语权，根据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六度分割理论，群内成员的意见表达便可能形成涟漪式扩散效应。例如，健康科普信息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微信家庭群、同学群等现实联系紧密的群组成为重要交流渠道。但因不同圈群公众的科学素养与健康观点各异，信息在传播扩散过程中易被简化、标签化，甚至催生伪科普谣言和健康信息争论。

2 由线上溢出至线下

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10］38。这表明，负面舆情事件会危害现实社会。同样的，科普舆情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幂数级别的裂变与扩散，甚至蔓延至线下社会形成社会风险。此时，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传播与线上的网络传播错杂交织，使得负面舆情的传播规模更加庞大，传播范围跨越不同地域。例如，日本宣布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关于“核辐射危害”“海盐污染风险”的科普信息和“盐能防辐射”“海盐不能吃了”等伪科学谣言在微博、抖音、微信群等平台迅速发酵。虽然官方和科学界的辟谣科普也同时展开，但恐慌情绪仍在网络蔓延。大量网民受网络恐慌信息影响，涌入线下超市、商店抢购食盐，导致多地食盐在短时间内脱销。

二 网络科普舆情风险的生成动因

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任何问题的致因因素都可以从物或技术因素、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11］。因此，网络科普舆情风险的生成动因与科普体系内部固有因素、公众认知局限、复杂舆论环境和舆情管理困境紧密相关。

（一） 科普体系内部固有因素隐含舆情风险

科普体系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隐含着科普舆情风险，不仅推动着舆情事件的生成发展，而且还给网络科普工作带来挑战。

1 科学本身的不确定属性形成隐性风险源

科学史的发展已经表明，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混沌性、数据收集的不完备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等因素影响，科学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体。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的科学研究成果是与当时代人们的认知水平相符的，科学研究结论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修正的。同时，当今的科学研究已经发展为科学共同体、政府、企业等主体共同参与知识生产的“后学院科学”^{［12］81-82}，因受到科研基金、职称评审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复杂性，学术造假、伦理失范等负面事件时有发生。在公众看来，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科学成果和科学家的权威性，但在科学家看来，不确定性是科学的一个正常且必需的特征^［13］。在科普过程中，政府、媒体或科学家如果没能处理好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公众的确定性期待之间的矛盾，将容易引发公众的质疑，进而引发负面舆情风险。

2 科普媒体话语实践存在偏差

科普内容的话语风格会影响信息的传播力和可信度^［14］，如果传播者的话语实践和公众的认知语境存在较大差异，将不利于公众对科学的正确理解，甚至引发公众对科技信息的误读，进而造成舆情风险。媒体在科学普及中扮演着科技信息译码者和把关者的角色，媒体通过向公众解释与重述具有专业色彩的科学理论、科学发现等，消解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壁垒。但是，部分媒体从业者由于科学素养水平和科技伦理意识不足而缺乏对科技信息的专业把握，在传播中对科技信息进行直接转述或片面呈现，忽略了受众对传播话语的理解能力和传播语境^［15］。例如，部分媒体在科普过程中没有对科研结果进行谨慎的调查和适当的修辞就进行宣传报道，使科技报道缺失准确性和客观性。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科普信息往往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部分片面或失实的科技信息由于契合了公众的心理需求，具有较强的迷惑性与欺骗性，从而加剧了虚假科普信息传播风险。

（二） 网民认知局限增加科普舆情风险

网民所具备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条件影响着其对科普信息和相关舆情的认知^［16］。当前，网民的科学素养存在不足，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感染而对科普舆情事件的认知产生偏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网络科普舆情的引爆和发展。

1 网民的科学素养缺失

人们对科技信息的认知是通过将获取的信息与已有的认知框架做对比进而进行信息理解和决策的过程^［17］。在科普领域，人们所具备的科学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该认知框架的形成^［18］。学者米勒（Miller）提出，科学素养包括对科学规范的理解、对科学术语的理解和对科学对人们生活影响的认识三个维度^［19］。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24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37%^［20］，总体偏低。部分科学素养偏低的网民由于缺乏对科学规范和科学规律的理解，思维容易封闭，情绪容易被煽动，进而容易受到偏激言论和伪科学谣言的蛊惑。近年来，诸多网络科普舆情就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误读和误信而产生的，缺乏科学素养的网民难以正确辨别网络科普信息，变得更加盲从和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普舆情风险的发生。

2 群体情绪催生舆论焦点

在后真相时代，“弱事实—强情绪”成为网络舆情的新型表达方式^［21］，人们对网络舆情的认知首先受到个体主观意识的影响，当个体感受到的外部事物属性与自身的认知不一致时，个体情绪就会被唤起^［22］。在智能算法的作用下，个体情绪通过多元交互进一步聚合，在网络圈群中相互感染、扩大，最终形成群体情绪，导致不同的舆论态势。科技信息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不易引发公众的情绪反应，但是互联网中科学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等思潮催生大众的反科学、反理性情绪^［23］，影响着公众对科普信息的客观认知。受群体极化的影响，这些负面情绪表达推动并影响着网络科普舆情的发生、扩散、变动和衰减的全过程，隐藏着巨大的舆论风险。

（三） 复杂舆论环境扩大科普舆情风险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思想动态更加活跃、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中国舆论场也随之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形成多个难以把握的舆论层次^［24］，舆论环境日益复杂，对科普舆情演化产生深远影响。

1 新媒体赋权科普主体的泛化

科技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专业性决定了公众对科普内容的理解存在一定门槛，这就要求传播主体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和传播技巧。然而，在新媒体传播模式下，任何媒介参与主体都拥有了表达意见的权利，部分不具备良好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的传播主体能够在互联网中自由发声，导致科普主体泛化，隐含着传播失范风险。在新媒体构建的全新社会生态中，公众的自主性、媒介的交互性、议题的多样性以及传播的裂变性使科普舆情演变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可控，甚至会产生伴随而来的“信息疫情”现象。“信息疫情”是指“过多的或真实或虚假的信息使得人们在需要帮助时难以及时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正确的指导”2

2 CHIA Y H.WHO warns of coronavirus“infodemic”：an epidemic of too much information[EB/OL].(2020-02-04)[2023-07-05].https://thehill.com/changing-america/well-being/prevention-cures/481387-were-in-an-infodemic-with-too-much-in-formation.

。在“信息疫情”环境下，由于信息的过载和异质，人们对于信息的认知和选择能力下降，以情绪、立场和态度为特点的主观性判断不断挤占理性信息的传播空间，造成科普舆情风险的快速扩散。

2 网络科普领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阵地

科学普及虽然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活动，但是这种传播之中“隐含着政治、经济和社会世界”3

3 王大鹏.警惕科普领域的意识形态“侵袭”[EB/OL].(2021-06-24) [2023-07-05].https://m.gmw.cn/baijia/2021-06/24/34945709.html.

。一方面，科普内容本身包括了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传播，而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实际上指向了社会价值的传播。另一方面，在传播实践中，科普工作必然面临着对科技信息的选择，即传播主体的“议程设置”，这种议程设置中可能隐含着传播主体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由此，优质的网络科普活动和科普品牌的创建在助力主流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容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组织形式。在近年一些网络科普活动中，可以看到某些西方国家假借科普之名，在国际舆论场和国内舆论场炮制违背科学事实的言论，借由“伪科普”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例如，2021年6月，部分科普大V声称为了环保而呼吁中国人“少吃海鲜”引发舆论关注，之后科普博主@赛雷话金称自己也曾被投稿类似的关于“中国海洋保护”的内容资料，但通过调查他发现投稿人实为境外非政府组织，该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和顾问多年来致力于抹黑、污蔑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此舆情事件充分暴露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科普领域的渗透，一些拥有话语影响力的科普机构媒体在有意或无意中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代言人”，造成科普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风险。

（四） 舆情管理困境导致科普舆情风险反复

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沟通意见、表达建议，进一步增加了网络舆情管理的难度，对科普工作带来挑战。

1 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尚不完善

良好的网络舆情监测和研判能够及时发现和把握潜藏在舆情事件中的负面信息传播规律，防范科普舆情风险。但是，在网络舆情监测和研判的实际工作中，还面临技术和制度不完善等困境。一方面，由于网络舆情数据的海量性、实时性和异构性特征，网络舆情监测和研判需要依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但是，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还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发展中，在舆情监测和研判中存在舆情分析技术更新不及时、跨学科的方法融合不成熟、舆情监测存在盲区等局限，使得舆情预警效能和分析研判的准确性大大削弱^［25］。另一方面，近年来，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以中央和地方网信部门为主体，中国已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与监管机制，各大新媒体平台相继推出了显示IP属地、整治“错别字”、上线友善发评提醒等功能，对负面舆情风险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现有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还存在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备、平台政策落实力度不足、技术应用保障不够等问题，导致谣言蔓延以及关联舆情反复出现。

2 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不足

在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先进和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网络舆论主体的表达意愿、表达方式、表达话语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网络话题快速迭代，舆情热点层出不穷，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带来较大挑战。其一，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摇。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使用的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加剧了互联网用户的“信息茧房”效应。在科普舆情事件中，少数媒体为追求流量，夸大其词、断章取义地生产不符合事实的信息内容以吸引用户关注。互联网用户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将极易受到片面信息的影响，对科普舆情产生认知偏差。其二，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科学普及对媒体工作者科学素养的要求较高，一旦媒体的报道内容和传播方式出现偏差，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就会下降，舆论也会朝着未知且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三 网络科普舆情风险的防控策略

网络科普舆情风险防范及引导是新时代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从科普机制优化、技术升级、舆情管控、个体培养等层面提出加强网络科普舆情风险防控的对策，可为相关主体优化舆论环境、改进科普工作提供参考。

（一） 以健全科普工作为目标，增强科普舆情风险防控意识

部分科普舆情风险是由科普工作内部本身存在的问题引发的，如果不及时防控，将对科普工作和社会舆论造成危害。因此，科普主体必须强化风险沟通理念和舆情风险防控意识，推动科普工作质量的提升。

1 科学家要强化风险沟通理念，加强对科学不确定性的解读

公众对于科学的确定性期待不符合科学本身的特征，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妨碍了其对科技信息的准确接受，甚至可能引发对科学家群体及科普工作价值的质疑。基于此，科学家在针对社会关注热点、突发公共事件和公众疑惑进行权威解读时，不能对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直接阐述，而是要切实把握普通公众的话语接受特征，善于让媒体和公众理解科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重视科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思考和评估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后果和社会风险，及时公开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科学家在与公众和媒体沟通时要避免使用绝对化的语言，而是要采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讲述科技故事或参与公众讨论等方式进行科技成果分享，增进公众对科学的全面理解。

2 媒体要增强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改善科技报道方式

分析近年来科普信息误读和伪科学谣言传播事件可以发现，部分舆情是由媒体的报道叙事偏差而引发的，这表明一些媒体未站在公众的视角进行科技新闻解读。因此，媒体要探究符合公众认知倾向的科技报道方式，强化风险防范和风险响应意识，做好科技信息的译码工作。首先，媒体要保持报道内容“科学性”和“通俗性”的平衡，在尊重科学事实的前提下，采取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避免晦涩的术语堆砌；其次，媒体要通过议程设置合理规划不同科普议题的内容比例，并着重弘扬科学精神，以引导公众养成理性批判思维，为科普工作提供健康的社会心理和舆论环境；再次，在争议性科技议题报道中，媒体要避免机械地呈现相关科技信息和各方观点，而应通过使用“证据权重报道”将科学家观点和其他观点区别呈现，以显示不同的信息来源和信源公信力，发挥媒体报道的舆论引导作用^［26］；最后，面对全媒体矩阵信息发布的频繁性、转载性、专业性等因素对信息发布规范的挑战，媒体要在科技信息发布前进行多方求证，采取与纸质媒体相同或更严苛的信息审核程序，保证信息发布的准确性。

（二） 以加强风险识别为基础，优化科普舆情风险防控技术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要推进“科普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27］16-17}。这就要求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失范科普内容和负面舆情信息的风险识别，为网络科普舆情风险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1 构建科普信息内容智能风控体系，做好网络科普舆情风险感知与识别

内容风控是对内容信息风险进行审核的把关环节，当前中国的内容风控还停留在人工审核为主、机器审核为辅的阶段^［28］。未来，应进一步发展科技信息内容的智能审核技术，依托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科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专家队伍，利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建立专门的科普信息内容智能风控体系。一方面，科普信息内容智能风控体系应关注科普内容质量的审核，设置伦理规范、真实性规范、专业术语规范等审核模块，构建风险内容关键词识别数据库，对科技信息进行多维把关；另一方面，科普信息内容智能风控体系还需要精准识别伪科普信息，通过深度学习提取伪科普信息的文本特征，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伪科普信息进行精准标记，实现伪科普信息传播链条的可追溯，从源头整治假借科普名义开展的欺骗群众、谋取利益、扰乱社会等违法违规活动，防范化解科普舆情风险。

2 充分运用大数据与AI技术，做好网络科普舆情的风险研判和预测

精准研判网络科普舆情的演化路径与发展态势，是舆情应对主体有效防范此类风险的关键基础^［29］。在识别科普舆情风险源后，可借助大数据挖掘、社交网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智能媒体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规避舆情分析预测中的“技术黑箱”问题，进而通过量化模型建立包含风险研判、评估与预警在内的科普舆情风险防控体系。例如，运用大数据集成技术能够对智慧信息服务大数据框架下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进行全面分析，根据点击量、访问量和网络流量之间的描述性、相关性和推断性关系，进行网络舆情信息集成，提升舆论的掌控能力^［30］；大数据计算技术能够为网络科普舆情分析提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为科普舆情风险防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三） 以强化舆论引导为重点，构建科普舆情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手段层出不穷，看似无关政治的科普领域也成为其对中国开展意识形态渗透的阵地。面对科普舆情中的意识形态风险，必须主动出击，用主流价值引领科普内容，抢占风险信息的传播空间，为网络科普舆情风险防控搭建更具有可持续性的防控机制。

1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重构媒体把关人角色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不仅需要媒体从业者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加强科学传播、风险信息传播、网络舆情治理等多方面的理论储备，更需要相关部门和机构不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监管水平。

一方面，宣传部门、媒体、高校等机构要积极引进和培养科学理论和宣传业务双向精通的复合型人才，吸纳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加入到网络科普舆情风险防控和科学普及工作中，培养具备高度理想信念、较高科学素养并熟悉宣传业务的复合型人才，进而扩大主流声音的传播阵地。另一方面，媒体工作者可以通过参与到智能推荐算法、写作机器人等智能工具的算法设计之中，将新闻实践的道德素质、专业素养嵌入算法标准中，实现科技新闻把关的效果优化，提升主流舆论引导力。

2 完善主体责任，为优质科普内容创作赋能

网络平台直接掌握用户、数据、信息内容，也直接掌握各种技术手段，因此要在科普舆情风险防控中强化自身责任，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平台治理合力。

一方面，平台要针对用户和风险信息内容特征，利用技术手段提高对不良信息的监测识别能力，建立联合平台媒体、用户的不良信息传播协同综合治理标准、体系和具体措施，对于散播伪科学谣言、侵犯公众权益、煽动过激情绪的言论和行为进行监测、预警和处置。另一方面，网络平台要利用自身优势推动优质科普内容的生产。近年来，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进一步提升，平台必须转化这一优势，构建一个推崇知识、理性、深度的优质社交媒体平台和健康的科普舆论场域。例如，微博推出的“鸿儒计划”引进权威专家开通微博成为“网红”，通过内容生产激励、社交资产提升、线上线下推广等举措扶持专业内容，为网络舆论场注入专业力量。相关平台可以借鉴或深化这一内容生产思路，在为专家和公众提供互动沟通渠道的同时，引导网民的理性思考，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防线。

（四） 以提升公众认知为保障，形成科普舆情风险防控合力

有效防控网络科普舆情风险，必须从逻辑思维、理论素养等维度出发提升网民的信息认知水平，形成风险防控合力。

1 培养公众的逻辑思维，引导其正确辨别科普舆情信息

逻辑思维是科学素养的组成部分，面对各种信息来源泛滥的互联网空间，个体不可能拥有决策需要的所有科学知识，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让人们正确辨别海量的互联网信息^［31］。因此，相关部门需要着力培养公众的逻辑思维，指导公众以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认识科普信息和科普舆情。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加强逻辑学作为基础教育课程的建设；在社会教育方面，可以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形式，开发适于传播的逻辑学知识内容，更好地加强逻辑学知识普及，提升全民逻辑知识素养。

2 培养公众的理论思维，引导其理性参与网络科普舆情表达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2］500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理论和经验事实基础上对事物本质和规律进行认识的一种理性思维。理论思维是公众理性认识科普舆情的基础，公众需要了解基本的科学基础理论和网络舆情传播知识，从基本常识、媒介性质、信息来源等角度评估与认识网络科普信息。一方面，面对舆情风险信息的多元传播，要通过科学史教育和普及提升理性与理论在公众心中的地位，使公众以理性与智识为指导，实现对复杂信息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还要引导网民积极理性地参与科普舆情事件的讨论，通过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议程设置和涵化培养，减少媒体、公众的情绪化表达与行为，避免群体认知偏见的生成。

四 结　　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科普舆情呈现出演化形态的螺旋性、演化时间的周期性、演化空间的溢出性等突出特征，对网络空间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对网络科普舆情进行风险防范和舆论引导是推进科学普及工作提质增效和构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的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媒体、科学家、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本文从舆情风险视角揭示了网络科普工作的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科学普及与网络舆情关系的理解，也为提升科普工作实践效能提供了参考。同时，本文仍存在实证性不足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对网络科普舆情进行量化分析，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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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GZC20232120)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2025KG-YBXM-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