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1],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人均每周上网时长28.7 h,较2023年12月提升2.6 h。2011年Turkle S
[2]提出“群体性孤独”的概念,并认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表面上促进了人际交往,实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孤独感;另外,中野牧的“容器人”概念认为,现代人沉溺于社交媒体而主动或被动地疏离现实社会,从而形成孤僻的性格
[3]。可见社交媒体依赖对心理健康的侵蚀效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但既往研究多聚焦于一般性心理指标,如抑郁、焦虑等,而对其如何具体侵蚀现实情境中的情感体验尚未形成共识。另外,现实社交状况可能是解释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关系的关键机制。根据社会支持理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不足是心理压力和负面情感的重要风险因素
[4];也有研究
[5]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感指标呈显著正相关;Kraut R等
[6]发现网络使用行为会导致社交圈减小和孤独感强化。值得注意的是,留守经历可能扮演重要调节角色。已有研究
[7-8]表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人际安全感相对更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较低。因此,面对同样程度的现实社交困境时,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因其自我调节情绪能力更弱且社交焦虑水平更高,所体验到的情感痛苦可能会更深刻
[9]。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大学生社交媒体依赖、现实社交情况与现实情感体验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并关注留守经历的调节作用,以期为理解与干预数字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供更多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以赣州市某医科大学大一年级14个班,大二年级14个班,大三年级20个班,大四年级6个班的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线下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333份,剔除无效问卷109份,回收有效问卷2 224份,有效回收率为95.33%。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使用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及社交现状调查问卷
[10]进行问卷调查,分为个人基本信息、社交媒体一般使用情况、群体性孤独量
表3部分,其中群体性孤独量表共包含社交媒体依赖、社交媒体选择倾向、现实社交情况、现实情感体验4个维度。社交媒体依赖主要反映个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重点关注使用行为是否难以自制,乃至与现实活动产生冲突;社交媒体选择倾向主要反映个体在社交中对社交媒体的偏好,即个体在认知与情感上对线上社交渠道的看重程度;现实社交情况主要指个体对其现实社会关系的质量、规模及自身社交能力的感知和评估,反映个体建立与维持现实人际关系的能力与意愿;现实情感体验主要指个体在现实社交情境中所产生的情感反馈与认知评估,反映个体在现实人际网络中获得的情感共鸣与实际体验。采用Likert 5级评分表(1=完全同意,5=完全不同意)评分,量表中社交媒体依赖分数越高依赖程度越高,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得分越高越倾向使用社交媒体,现实社交情况分数越高现实社交情况越差,现实情感体验分数越高现实情感体验越差。经评估,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群体性孤独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为0.858,各维度Cronbach's α分别为社交媒体依赖0.847、现实社交情况0.834、社交媒体选择倾向0.716、现实情感体验0.815。
1.2.2 协变量评估
本研究将性别、专业(医学类/文史哲类/理工类/经管法学类)、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生源地(城市/乡镇/农村)、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等作为协变量。
1.2.3 质量控制
⑴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规范培训,明确分工,培训内容包括问卷发放、回收和其他注意事项;⑵征得学生知情同意;⑶对填写情况进行逻辑核查,对出现问卷答案呈明显“S”型或“I”型规律、同一问卷连续勾选同一选项超过10题、有逻辑错误问题的问卷视为不合格问卷;⑷问卷由学生自填,当场填写完成并收回,采用双人核对录入。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 3.1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1]。对各维度得分采用
±s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方差分析结果显著,则进一步使用事后检验进行两两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检验变量间相关性;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Model4、Model14以及5000 Bootstrap,在控制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等协变量的基础上进行中介及调节效应分析,检验现实社交情况是否在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留守经历是否在现实社交情况与现实情感体验间发挥调节作用。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为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导致的影响,对所得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1的因子共4个,第1个因子解释率25.73%,<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基本情况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与各变量上的得分比较
男性大学生现实社交情况得分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现实情感体验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专业大学生现实情感体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医学类大学生的现实情感体验得分高于理工类大学生(
P<0.05);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得分、现实社交情况得分及群体孤独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大四学生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得分高于大一学生,大四学生现实社交情况得分高于其他各年级学生,大四学生群体性孤独得分相对高于大一、大二、大三学生(
P均<0.05);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现实情感体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城市学生现实情感体验得分高于农村学生(
P<0.05)。见
表2。
2.4 大学生群体性孤独各维度得分情况及相关性分析
大学生社交媒体依赖得分为(17.25±5.43)分、现实情感体验得分为(9.84±3.23)分、现实社交情况得分为(17.32±5.18)分、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得分为(17.83±3.65)分。将社交媒体依赖、现实情感体验及现实社交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现实社交情况、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均呈正相关(
P<0.05);现实情感体验与现实社交情况呈正相关(
P<0.05),与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呈负相关(
P<0.05);现实社交情况与社交媒体选择倾向呈正相关(
P<0.05)。见
表3。
2.5 现实社交情况的中介效应检验和留守经历的调节作用
采用PROCESS插件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并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后,现实社交情况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量
β=0.11,95%
CI=0.09~0.13,现实社交情况在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间的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β=-0.04,
P>0.05),现实社交情况在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呈完全中介效应(
β=0.11,
P<0.05)。见
表4。
采用PROCESS插件的Model 14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并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将有无留守经历放入模型后,社交媒体依赖显著正向预测现实社交情况(
β=0.42,
P<0.001);现实社交情况显著正向预测现实情感体验(
β=0.21,
P<0.001);现实社交情况和有无留守经历的交互项显著(
β=0.14,
P<0.01),说明留守经历可以显著调节现实社交情况对现实情感体验的影响。见
表5和
图1。
进一步分析留守经历对现实社交情况与现实情感体验的调节效应,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现实社交情况的恶化对现实情感体验的负面影响更强,其效应值β=0.35,95%CI=0.28~0.42,在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群体中较弱,其效应值β=0.21,95%CI=0.15~0.26。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四学生相对于大一新生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相对其他年级也有更差的现实社交情况与更高的群体性孤独得分,与张雪晨
[12]研究结果一致。大四是大学关键的社会过渡期,学生面临毕业论文、就业、考研等多重压力,社交媒体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和逃避压力的重要工具;且大四学生因学业繁忙,现实社交时间被挤占,可能会导致更差的现实社交情况与更高的孤独感。男生现实社交情况相对较差,与刘旻燏
[5]研究一致,这可能与男性通常被社会规训的“男性气概”所约束有关,使其不愿过多进行情感自我表露,从而限制了其发展深度、发展支持性友谊的能力;而女性更为细腻,通常有更高水平的友谊亲密度。独生子女有相对更好的现实情感体验。根据资源稀释模型
[13],独生子女能获得父母未分散的情感与经济投入,为其心理健康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医学类大学生的现实情感体验优于理工类大学生,相较于理工科高度工具化的思维模式,医学教育更强调人文关怀,其课程设置和实习实践更强调医学伦理与医患沟通能力,可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情感素养。农村学生现实情感体验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这与马道伟
[14]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农村学生所拥有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经济资源相对匮乏有关。
本研究发现,在引入现实社交情况为中介变量后,社交媒体依赖对现实情感体验的直接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有研究指出,媒体效应往往是间接的、有条件的,媒体对情感的影响可因个体差异和社会情境变量增强或减弱,而非直接导致结果
[15]。亦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对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它们是否培养了有意义和支持性的社会连接,而不仅仅是被动消费或薄弱的联系
[16]。因此可认为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间的关系完全由现实社交情况介导。
本研究显示,现实社交情况在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情感体验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Van Den Eijnden R J J M等
[17]研究结果一致。当个体过度投入于社交媒体,现实互动的机会可能会被挤占,而线上的浅层社交模式无法产生现实社交所能带来的深度关系
[18],导致现实情感体验变差,线上互动主要通过点赞、评论等低投入方式维持,这种浅层社交模式不仅缺乏现实关系的情感深度,虚拟空间的匿名性也削弱了个体对关系维护的责任意识
[19]。社交媒体依赖程度与现实社交情况呈正相关,与Shcherbakova V A
[20]研究结果一致,即社交能力不足者更可能转向线上社交寻求补偿,进一步压缩线下社交时间精力导致现实社交能力更加退化。也有研究者认为社交能力不足者更倾向回避现实社交来减少不适感,线上社交特有的异步性特征虽能让个体通过控制沟通节奏并精心组织语言表达缓解即时社交压力
[21],但也使其逐渐丧失在现实社交中即时反馈的能力
[22]。而现实社交匮乏可能会增加早逝风险
[23],孤独也被论证为抑郁的独立风险因素
[24]。可见,现实社交缺失者在现实中亦会体验到相应的情感损伤。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有无留守经历在现实社交情况与现实情感体验间的调节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根据依恋理论
[25],童年时期与父母的长期分离往往会破坏依恋关系的形成,使儿童发展出回避型、焦虑型或混乱型依恋策略,以维持最大限度的亲近机会。而这种不良的心态可能会在个体后续的人际交往中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如更加敏感、脆弱,这使他们更难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屈立立
[26]也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感知社会排斥总分上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Mcewen B S
[27]研究发现早期慢性压力会影响大脑的应激反应系统,使个体在面临后续压力时情绪调节能力更差。李梦菊等
[28]研究证实,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水平方面相对较低,抑郁焦虑情绪相对更高。这也意味着,当遭遇现实社交困境时,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生理和心理层面都相对更脆弱,微小的挫折也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后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分析社交媒体依赖与现实社交情况和现实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社交媒体依赖通过削弱现实社交情况进而损害现实情感体验,并检验了留守经历在现实社交情况与现实情感体验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有无留守经历对该路径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相较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留守经历显著增强了现实社交困境对现实情感体验的负面影响强度。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