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药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发展历程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undergraduate major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摘要

目的 梳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1960—2020年的课程设置发展历程，为当前和未来的中药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案例研究法和历史文献研究法，对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1960—2020年各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表进行搜集分析，系统梳理课程设置调整的逻辑演变过程。 结果 将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发展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规范建立阶段（1960—1983年）、自主探索阶段（1984—2000年）、内涵形成阶段（2001—2010年）和创新发展阶段（2011年—2020年）。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改革体现了政策引领与需求驱动的协同演进，课程结构持续从刚性向弹性模块化演进，中医药思维与现代科学素养的协同演进。 结论 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演变规律揭示了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未来课程改革提供了实践依据。

Abstract

Objective To trace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rogram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from 1960 to 2020，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current and future teaching reforms in the discipline. Methods A case study approach and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 were employed.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curricula from 1960 to 2020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systematically outline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curriculum adjustments.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Standardization and Establishment （1960-1983），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1984-2000），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2001-2010），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2011-2020）. Key findings include： the curriculum reforms reflected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policy guidance and demand-driven approaches；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progressively shifted from rigid to flexible modularization； and there was a coordinated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inking and modern scientific literacy. Conclusion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urriculum structure reveal the intrinsic logic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fering practical insights for future reforms.

关键词

中药学专业 / 课程设置 / 人才培养方案 / 中医药高等教育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jor / curriculum design /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 / higher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药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中医药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1］。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本校”）于1960年正式设立中药学本科专业，其课程设置的持续改革进程反映了中药学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课程设置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课程设置是对多门课程的组合构建，指高校根据社会、学科和学生的需求，有计划地规定课程的门类、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规范各科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教学的评定^［2］。在高等教育中，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课程设置及实施与评价对人才培养质量起重要作用^［3］。

中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表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文件，其中对各类课程的教学时长都进行了详细规定。本研究基于本校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表的文本展开分析，为当前和未来的中药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以本校1960—2020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为研究资料。同时参考《中国高等医药院校课程指南（1998）》《中国高等医药教育课程指南（2004）》及《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1956—1992）》。

1.2 研究方法

采用案例研究法与历史文献研究法，梳理本校中药学专业自设立以来各阶段的人才培养资料，分析课程门类、学时分配的演变差异。同时搜集整理本校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并结合相关政策指南及校志文献，为研究提供支撑，并为中药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2 结果

2.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将本校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分为1960—1983年的规范建立阶段、1984—2000年的自主探索阶段、2001—2010年的内涵形成阶段及2011—2020年的创新发展阶段，并针对各阶段课程的设置情况及课程体系的特点进行总结。

2.1.1 规范建立阶段（1960—1983年）

195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4］中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由党来领导教育事业”的方针。在此指引下，本校率先行动，开办中药教学研究班和中药师资班^［5］，并于1960年正式设立中药学本科专业，由此，中药学高等教育正式开启。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要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身体健康，能系统掌握中药学理论及中药鉴定、炮制、制剂等技术，并具备现代药学基本知识的中药师”。围绕这一目标，本校进一步搭建形成高等教育领域最早的、系统规范的中药学课程体系。在此阶段，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调整，均在国家教育及卫生主管部门统一主导下推进，呈现出鲜明的计划性与政策导向性，为构建系统、规范的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依据。

在中药学专业的规范建立时期，其课程体系历经1964年、1978年及1983年3次关键调整，逐步趋向稳定。这一过程始终坚持以中医学理论为根基、突出中药学主体地位的核心原则，必修课总学时设置维持在较高水平，达到4 000余学时，其中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学时比例大致相当，约为1∶1。1983年，课程总数增加至27门，首次引入选修课与专题讲座2类课程，使得课程体系类型得以丰富。在延续中药学基础内容的同时，新增了物理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草药成分化学等反映现代药学发展的课程。最终形成以中药学类、化学类、生物学类课程为核心，以通识教育为支撑的成熟课程体系。

作为中药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开端，这一阶段成功构建形成了规范化的中药学人才培养模式，确立了以现代院校教育传承传统中药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范式，为中药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核心规范和框架基础。这一时期的课程建设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1）课程设置以中药学专业主干学科为主，与中医学紧密相连。中药学的主干学科为中药学、化学、生物学。本校中药学专业自创立以来，就以此3门主干学科为课程设置基础。但在不同时期，其学科权重分配存在差异。1960年的课程设置中，中药学类课程占主导地位，化学、生物学课程处于辅助支撑地位。至1983年，因当时人才培养目标聚焦于“三基”的培养，课程设置中，化学和生物学课程的比重上调，而中药学课程比重不变。中药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医学，中药的研发、炮制及合理使用与中医临床紧密相连^［6］，本校中药学专业自1960年创立以来，就一直将中医学基础和方剂学确立为核心必修课程，历经60余年，始终作为学科根基得以完整保留，为中医药人才的知识结构构建了不可替代的理论基石。

（2）西医课程学时呈波动性态势，重要性和地位有所变化。1960年，中药学专业初设西医课程时，共开设解剖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药理学4门，各门课程既各有侧重，又注重与中药学内容衔接，总计432学时。1962年7月，现代中医药教育史上著名的“五老上书”事件发生，其核心宗旨是维护中医药教育中的中医主体性，呼吁增加中医药学习的时间与投入^［7］。在此背景下，1964年，课程设置迎来重要调整，西医课程大幅压缩，仅保留1门整合的生理及药理学（144学时）。此次调整鲜明体现了“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办学导向。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激增。为适应这一发展需求，1983年，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再次调整，西医课程学时增加，其目的是强化学生对于中药作用机制的科学认知，同时提升其临床实践与科研创新能力。此阶段西医课程学时呈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变化。具体见表1。

2.1.2 自主探索阶段（1984—2000年）

1984年，《立足改革、开创高等中医教育的新局面》中提出，不再统一设置中医药院校专业教学计划，赋予中医药院校获得更多专业建设自主权^［8］。这一政策调整成为重要转折点，中药学专业由此开启课程设置的自主探索阶段。与此前国家统一主导课程调整的阶段相比，此时期的课程方案调整逐步由院校自主主导，呈现从“国家统一规划”向“院校自主探索”转变的鲜明特征。这一转变的核心目标，在于让院校能更灵活地结合自身特色与社会需求，构建更具适应性的中药学人才培养框架。

在此期间，本校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历经1988年、1995年及1999年3次关键调整，课程体系持续优化。1988年，首次缩短必修课学时和总学时；1995年，响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要求^［9］，优化结构、拓展内容；1999年，为适应高校扩招政策，对教学计划进行全面修订，必修课总学时显著降至2 774学时（通识课程约668学时，占比24.08%；专业课程约2106学时，占比75.92%）。选修课比重提升，新增开设法律基础、数理统计等7门课程，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和跨学科知识拓展开辟空间。初步构建起以专业主干课程为主、通识课程为辅、选修课程为拓展的课程体系。

此阶段中药学专业建设自主权扩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逐渐形成。课程设置的改革趋势主要聚焦于结构性调整与优化，其目的是培养适应21世纪时代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对于传统计划型教育模式的突破及对现代教育理念的接纳，为中医药高等教育提供了关键过渡经验。该阶段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体现以下特征。

（1）缩短必修课学时，拓展学生自主发展空间。此阶段中药学专业通过系统性压缩必修课学时推动课程结构优化，必修课总学时从1988年的3 369学时降至1999年的2 774学时，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第4学年，周学时从15.25学时锐减至7学时，为毕业阶段学生留出充足自主发展空间。在保障知识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多数专业课通过删减重复内容、整合教学模块，实现了单科课程的精简：以专业课有机化学为例，1986年为126学时，至1999年缩减至90学时，降幅达28.57%。并通过增设选修课程、实践项目等弹性化培养环节，为学生个性化发展创造更多空间，凸显了高等教育对学生主体性发展诉求的积极回应。具体见表2。

（2）强化选修课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公共选修课作为高等学校必修课程的补充和延伸，是高等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课时少、信息量大、受众广等特点^［10］。在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指导下，成为推动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要载体。

中药学专业以增设选修课类别激发学生自主探索能力，推动实践与创新思维培养。1981年，初设选修课时仅开设中成药选义、日语2门课程，分别为70学时和120学时，且集中安排在第4学年；至1999年，选修课总数增至7门，涵盖人文社科、专业拓展等多个领域，并打破单一学时限制，实行学分制管理（修满学分即可），这种调整有效避免了知识冗余。同时，选修课从语言技能补充转向综合能力培养，增设法律基础、数理统计等应用型课程，并集中于前期开设，为学生参与科研实践、跨学科探索提供时间窗口。

2.1.3 内涵形成阶段（2001—2010年）

中国于1996年启动“中药现代化”战略，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加速了中药现代化的步伐^［11］。与此同时，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同步深化。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2］，强调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13］更是首次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写入其中。此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教育部于2003年全面启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明确提出“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其目的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14］。在此背景下，本校中药学专业进入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时期，迈入以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为主的内涵建设阶段，课程设置呈现出“对接行业需求”与“强化能力培养”的双重导向，着力推动人才培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升级转型。

该阶段的课程设置经过了2005年和2010年2次重大调整。2005年，本校积极响应本科教学评估“以评促建”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凝聚育人共识，形成了“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总体培养目标，并依此优化课程结构，进一步完善“通识教育必修课+专业主干课+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为后续课程内涵建设奠定基础。2010年，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5］的精神，本校在原有培养目标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明确提出中药学人才还应具备“创新知识”的目标要求。尽管必修课总学时调整幅度不大（2 547学时），但提升了通识类课程占比，新增计算机基础、统计学基础、大学生成才与职业发展等11门贴合现代中药学发展需求与学生成长需求的课程；选修课程扩至31门，显著拓宽学生选课范围，构建更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课程知识体系。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中药学专业课程调整，精准锚定国家战略导向与行业发展趋势，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导向，实现了从简单的课程数量增加，到内涵化与体系系统化建设的质变，集中体现出中药学专业在探索内涵建设过程中，从传统经验传承转向现代科学规范性的发展路径。

（1）强化实践能力导向。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16］强化实践教学的政策导向与中药现代化战略对人才实践能力的双重驱动下。中药学专业着力构建层次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计划明确了实践教学目的和要求，设置541学时实验课程，聚焦现代化学与药学实验操作技能，通过标准化操作训练强化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安排8周分阶段集中实习，涵盖中药鉴定、药用植物采集、制剂生产三大核心领域，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提升专业技能的系统性应用能力；毕业专题实习将实习周期延长至16周，依托产学研合作项目开展课题研究，这种实践体系标志着中药学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进入结构化、系统化的发展阶段。

（2）加强“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在此阶段，国家文件不断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此阶段中医药教育界的共识^［17］。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通识教育可以使素质教育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变得更为实在^［18］。中药学专业在此阶段将国家安全教育、职业教育、心理健康等内容纳入通识课程体系，把素质教育置于学生培养的核心位置，与专业教育相对应，通识课程体系的优化使学生不仅夯实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基础，更能在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方面得到全面提升，呼应了国家文件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培育出兼具精湛技艺与人文关怀的中药学人才特质。

2.1.4 创新发展阶段（2011—2020年）

2012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19］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后续在2013年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阶段，强化内涵建设与“新医科”建设理念，明确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20-21］，以及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2］中强调，核心素养培育等重大政策叠加驱动下，中药学专业课程体系面向国家健康战略与新医科建设需求进入创新发展阶段。此阶段的核心特征体现为以政策导向驱动课程模块化整合，并通过学科交叉强化中医药思维与现代科学素养的协同发展，课程设置持续深化“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核心理念。

课程设置历经2015年整合优化及2020年全面升级，2020年中药学培养方案坚持中医与中药并重，构建起注重知识应用、科研思维和职业素养协同发展，并与行业实践紧密对接的课程体系，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目标。将通识教育细化为公共必修课与通识素质课2类，共计846学时，占总学时的32.53%；专业课程则划分为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两大模块，共1 755学时，占比67.47%。选修课程明确设置为专业选修与公共选修2个类别，要求学生修满20学分方可毕业。形成“医药圆融重传承，追求卓越求创新，药教协同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特色，为中国中药学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引领。

此阶段中药学专业为适应新医科医教协同及中药现代化对中药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进而服务于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进步，课程设置每5年进行1次修订，旨在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药学专业毕业生。此阶段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加强学科整合。基于中药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顶层设计框架，2020年，中药学专业实施系统性改革。课程体系纵向划分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学生自主发展三大模块，其中专业教育细化为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前置开设，着力夯实学科根基；专业核心课程依托前期基础，系统安排于中年级阶段；高年级阶段通过前沿课程与产学研实践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形成阶梯式培养路径。

横向维度实施模块化建设：通识教育课程贯穿全程，融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专业教育聚焦核心能力培养，将选修课程拓展为现代科学、行业前沿及综合素质三大交叉模块；实践教育形成实验课程、科研训练、集中实习与劳动教育的联动体系，构建知识应用、科研思维及职业素养协同发展的培养模式，充分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既实现了知识领域的广泛覆盖，又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深度与梯度。

（2）强化中医药思维培养。2020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一步要求“强化中医经典课程地位，加强中药鉴定学、炮制学等传统技能训练”^［23］。在此政策驱动下，中药学专业于2020年调整课程设置，将专业核心课程划分为“中医学”与“中药学”双模块，共设置17门课程，总学时达738学时，占专业课程总学时的42%；明确“适应中医药现代化需求”的定位，强调“以中医药思维为根基，兼具现代科学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向。

（3）中医学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药学专业作为中药学类专业的基本专业和母体专业应为培养中药学拔尖人才、创新人才、高层次人才提供后续力量和基础生源^［24］。中医学专业于2015年增设时珍国药本博连读及卓越中药师本硕连读长学制培养计划，进一步探索临床合理用药复合型人才及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中药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以“专业深度+国际视野+学科交叉”为核心，并开始尝试“学院+书院”的双院制协同育人模式，除通识教育、专业基础、专业必修课程外，学生自主发展课程强调专业外语能力包含专业（药学）英语、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等4门外语类课程，强化传统医学术语英语翻译标准应用能力；设置诊断学基础、临床药物治疗学等课程，覆盖中药临床应用全链条；包含中药智能制造导论、中药信息学等学科交叉课程，聚焦现代技术对中药研究的赋能。

3 讨论

纵观本校中药学专业1960—2020年的发展历程，其课程设置的演变清晰地呈现出4个特征鲜明的阶段：规范建立阶段（1960—1983年），以国家主导构建基础框架为特征；自主探索阶段（1984—2000年），院校获得更多自主权，着力优化课程结构；内涵形成阶段（2001—2010年），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行业需求，强化实践能力并推动课程体系系统化建设；创新发展阶段（2011—2020年）则聚焦模块重构与学科交叉融合。深入剖析这4个阶段的演进脉络，不仅能提炼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内在规律，更能为未来改革凝练具有实践导向的启示。

3.1 政策引领与需求导向的协同驱动

本校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演变始终呈现出与国家政策导向、行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特征。在规范建立阶段，课程体系严格遵循国家教育方针，以政治功能为纲领构建基础课程体系框架，凸显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的学科建设逻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课程设置逐步突破单一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重视选修课程模块和降低必修课学时，回应中医药事业多元化发展需求，并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进入21世纪，在中药现代化战略与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双重驱动下，课程体系通过实践教学标准化、产学研协同等改革，实现实践能力培养的系统化升级。2012年以来，伴随“新医科”建设国家健康战略的实施，课程模块化重构、学科交叉融合等创新举措，精准对接中医药国际化与产业升级需求。这种政策指引与需求驱动的协同机制，推动课程设置由被动调适转向主动变革，为中医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持续动力。

然而也应看到，这种协同机制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一些挑战。政策落地与需求传导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导致课程调整难以完全跟上国家战略的更迭与产业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如何将宏观的政策导向与微观的市场需求，及时而精准地转化为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依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课题。

为应对上述挑战，课程设置有必要建立更具前瞻性和动态响应能力的协同机制。这要求不断提升对国家战略与行业规划的理解能力，能够敏锐地捕捉政策中所蕴含的人才素养要求，并将其有效转化为课程目标。同时，也要加强与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常态沟通，增强教育内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贡献价值。通过推动政策与市场更高效率地协同，才能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使课程设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的整体需求。

3.2 课程结构持续从刚性向弹性模块化演进

本校中药学专业课程结构历经由政府主导的刚性体系向院校自主的弹性模块化体系转变的演进路径。在规范建立阶段，教学计划由国家统一制定，结构较为固化，各模块学时占比固定，学生的选择空间十分有限。随着1984年专业建设自主权下放，课程体系开启结构性变革，初步呈现模块化形态，并为选修课和讲座留出探索余地。进入内涵形成阶段，课程模块化特征日益明显，形成“通识教育+专业主干+实践创新”三大课程群，通过分层设置实现知识体系的有机衔接。至新时代创新发展阶段，课程结构进一步突破学科壁垒，形成通识教育贯穿全程、专业教育纵向分层、自主发展横向拓展的立体化模块体系，并通过学科交叉课程群建设实现知识体系的动态重组，显著扩大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和个性化发展空间。这一从刚性到弹性的结构转型，既保持了学科核心架构的稳定性，又通过课程结构的开放性设计赋予人才培养更大的适应性空间。

但也应清醒认识到，目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仍处于发展完善之中，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模块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壁垒与割裂，尤其传统中医药课程与现代科学课程的融合，大多仍停留于形式上的并列，尚未实现内容层面的深度整合。此外，模块设置的弹性与交叉性仍有提升空间。必修学分占比偏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跨学科选课和项目制学习的机会，难以支持其在多领域依个人兴趣或职业方向进行深度融合与探索。

针对上述问题，课程结构优化应进一步打破模块界限，增强系统整合与开放灵活性。建议积极开发跨模块的综合性课程，推动中医药内容与现代科学知识在教学设计层面的有机融合。同时，在保证专业核心素养的前提下，可适度缩减必修学分、扩充跨学科选修模块与微专业项目，拓宽学生自主选择空间。此外，应鼓励通过产学研合作项目、学科竞赛等实践载体，促进学生开展跨领域学习与创新探索。通过这些举措，模块化课程体系将更好地发挥其在支持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形式模块化向功能整合化的深层次转变。

3.3 中医药思维与现代科学素养的双重要求

本校中药学专业课程设置始终贯穿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规范建立阶段，课程体系以中药学类课程为主导，通过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等核心课程奠定传统技艺根基，同时依托化学、生物学课程建立现代科学认知框架。自主探索阶段在必修课压缩的趋势下，中药学类课程仍占据核心地位，并通过增设数理统计等现代方法学课程，强化传统技艺的量化研究能力。内涵形成阶段实施“厚基础”改革，中药学构建了541学时的现代实践教学体系，推动传统经验向标准化生产转型。创新发展阶段通过模块化重构，既在专业核心课程中保留中药学核心课程，又创设中药智能制造导论、中药信息学等交叉学科，形成了经典传承和技术创新融合的课程生态。既坚守了中药学学科内核，又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为中药现代化提供了传统底蕴与创新能力的双重支撑。

当前，在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中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传统中药课程与现代科学课程往往分属不同模块，教学内容和方式尚未实现有机衔接，导致学生难以真正形成贯通性的学术视野和综合实践能力。同时，对现代科学素养的理解仍偏重技术工具的应用，对其所倡导的科学思维、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仍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科学素养在激发学术创新和推动中医药进步方面的潜在价值。

展望未来，课程改革应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够深度融合中医药思维与现代科学素养的教学体系。关键在于推进课程内容的实质性整合，积极开发跨领域、综合性课程，通过项目式学习与案例教学，引导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解决中药传承与创新的实际问题。教学方法也需进一步改革，在夯实传统知识的基础上，系统加强对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的训练，倡导采用探究式、讨论式教学，鼓励学生通过科研项目、学术竞赛等方式开展跨学科实践，从而真正实现中医药传承与现代科技创新的有机统一。

注：本文系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等学校医学教材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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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2-11-17）［2025-07-01］.

[20]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EB/OL］.（2013-12-12）［2025-07-01］.

[21] 郭建如.新医科建设的制度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3）：58-68.

[22] 教育部.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2019-02-23）［2025-07-01］.

[23]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2020-12-24）［2025-07-01］.

[24] 匡海学.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问题的思考［J］.中医杂志，2015，56（16）：1355-1358.

基金资助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XJYZ2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