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在“中医存废”争议与“中医科学化”思潮推动下，中医药学面临重构体系、确立学术合法性等挑战。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分支，但自清代后期起，针灸一科一度被官方禁止。进入20世纪，在中医药学整体发展受阻背景下，针灸的传承与发展同样亟待转型。1931年，承淡安（1899—1957年）又名启桐，江苏江阴人，早年习中医并研习西医，融合中西医学理念，致力于针灸学的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推广。1931年编著《中国针灸治疗学》，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及《针灸杂志》，设立针灸函授班与讲习所，推动针灸教育体系化与现代化。其立足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编撰并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1931年首次出版，由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铅印出版，1931—1937年间共印8次，其间多次修订；第4版由孙晏如增订，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尝试重新系统整理针灸学科知识体系，并应用于针灸教学实践，近代针灸教材体系与学科教育创新由此开启新篇章。
承淡安在苏州中医专校任教期间（1928年）开始编写针灸讲义，并在多次修订基础上，于1931年正式出版《中国针灸治疗学》
［1］。该教材自初版至1937年间共再版8次，在最初的“三编”基础上增加“总论”，并增补图示、歌诀、西医术语等内容，构建“经穴—术法—治疗”的针灸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的设计不仅体现承淡安“中西并用、以实用为本”的学术态度，而且反映其试图推动针灸教育向现代学科模式转变的努力。该书是中国针灸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后世教材编写、课程建设、教学模式等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学界关于《中国针灸治疗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理论特色或临床价值，对其在教材体系、教学逻辑乃至针灸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尚缺乏系统阐释。本文通过对《中国针灸治疗学》教材体系的梳理与分析，旨在探讨其在重构民国时期针灸知识体系、教育实践及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的桥梁作用。
1 《中国针灸治疗学》教材体系的结构与创新分析
《中国针灸治疗学》作为民国时期针灸教育转型的“先行者”，体现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探索精神，应将其置于针灸学术发展与教材标准化演进的历史语境中考察。
1.1 编排革新与教学取向
1931年初版《中国针灸治疗学》共分为三编：“经穴之考证”“手术”与“治疗”。编排方式不同于传统针灸典籍中以经络循行或逐条穴位罗列为主的模式，不仅引入西医病理生理知识完善理论体系，还结合临床实践增设新式针具、刺灸术及医案，更强调基础知识、操作规范与临床应用的连贯衔接，凸显教材的“实用性”导向
［2］。
1933年第四版改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由孙晏如协助增订，新增“总论”，形成“总论＋三编”体系。“总论”主要对针灸理论的基础概念、经络系统、治法原则等进行系统阐述，从而强化理论与操作之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总论＋三编”体系的演变标志着教材结构由实践应用导向进一步完善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体系，更符合教学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逻辑，也显著增强教材的系统性与教学指导性
［3］。体系和结构的演变，不仅优化整体教学编排，还体现承淡安与孙晏如共同推进中医针灸教材现代化改造的探索精神。其中，“总论”的增设由孙氏主导修订，强调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前置性，使学习者在进入各分编之前，能够先全面了解针灸的基本理论框架、经络穴位系统与整体治法思路，为后续技能训练和临床实践奠定坚实基础，使得整本书在逻辑与内容上更趋完整和系统。第一编“经穴之考证”作为理论基础，详细考辨腧穴的位置、名称、主治等，是具体学习针灸的第一步；第二编“手术”强调技术实操，包括针具选择、操作方法、补泻技法、消毒流程等，注重标准化和规范性；第三编“治疗”则聚焦于疾病应用，提供具体病症的取穴与治疗方法，强化临床运用，如第九节（疟疾门）对于“热疟”的治疗，明确指出病因和证象，取后溪、间使、太溪等穴，并配合具体刺法与操作要点，既符合辨证思路，又强调可操作性。
民国初期针灸教材共9种，均为传统类针灸医籍。除《中医刺灸术讲义》（1917年）、《刺灸术讲义》（1926年）基本形成“中医学理—经脉俞穴—刺灸法—刺灸诊断学”的体系外，其余教材多未有明确体系划分，内容较为局限。如《经络病理》（1925年）依十二经脉顺序，按“经病、络病、气交、岁会、五行人特点、络脉病理”等内容编排，并附奇经八脉病理部分，仅加按语简释，难以全面满足学校化教育和广泛推广的需求
［4］。1931年《中国针灸治疗学》作为面向系统教学的针灸教材，编排上以“经穴—手术—治疗”为主线，既注重理论基础，又突出操作实用性；并采用人体摄影图示腧穴，提升教学的准确性与直观性。教材出版后，迅速成为多所私立中医院校、针灸讲习所的核心教材，推动针灸教学从经验性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转型，不仅为当时的针灸教学提供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教材结构范式，更在后续《针灸学》教材的发展中得到持续继承与完善。如1957年江苏中医学校针灸教研组编写的《针灸学》，在整体框架上即沿袭承淡安的思路，并在后续1961—2002年多版《针灸学》教材中不断演进，逐渐形成“经络、腧穴、刺灸法、针灸治疗”四大模块的学科体系，显示出《中国针灸治疗学》在针灸教材体系建设和学科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与深远影响。
1.2 逻辑递进与系统规范
《中国针灸治疗学》内容层层递进、逻辑结构清晰。第一编“经穴之考证”主要阐释针灸临床应用的基础，包括腧穴定位、主治、解剖及术法要点；第二编“手术”详述针具、针法与灸法，涵盖操作技能的核心内容；第三编“治疗”从歌赋总诀到各种常见病的具体治疗方案，系统展现针灸的临床应用能力，同时，“辨证施治”与“辨症施治”的双重诊疗思路也在教材中得到体现，从而具备自成体系的逻辑结构。三编之间相互联系，形成“学—练—用”三段式教学系统。
“经穴之考证”用标准化语言统一穴位书写格式，分列部位、主治、手术，并附有摘要和解剖要点，从而更具条理性与临床实用性。“手术”作为技能核心，分别叙述十八针法、补泻手法及灸法，注重临床治疗中施术的顺序、体位与禁忌，为治疗内容做好铺垫。“治疗”汇集针灸歌赋与临床病种的治疗方案，并形成以5项要素（病因、证象、治疗、助治、预后）为模板的统一体系格式。该编排为此后标准化针灸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例如，梁繁荣、王华在其主编的“十四五”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针灸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编写说明中明确提出，要系统介绍经络腧穴、针灸方法与针灸治疗3部分内容，三者相互呼应，强调“学—练—用”一体化理念，整体结构与承淡安所倡导的“总论—经穴—手术—治疗”体系高度契合，充分体现承氏开创的教学体系思路对后世针灸教材编排模式的深远影响
［4］。
1.3 理实一体与灵活包容
《中国针灸治疗学》在体系上凸显理论指导与临床实践的融合。一方面，承淡安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提出以西医的神经解剖知识来解释经络与腧穴，主张“校正其误”，体现对传统针灸理论的现代阐释与转化；另一方面，在治疗部分则强调“实用性第一”的原则，通过症状分类、选穴法则、医案摘录等，为临床提供可直接应用的治疗方法。书中大量使用歌赋口诀、穴位组合、操作图示，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与《中国针灸治疗学》处于同一时期编写的针灸教材，虽然较民国初期教材在内容与结构上有所进步，但体系仍显单一，未能实现系统化与多元化的发展。如《针灸科讲义》（1934年）、《针灸讲义》（1934年）等偏重经络腧穴；《针灸医案》（1933年）、《针灸医案》（1936年）等多聚焦针灸临床治疗；《针灸学编》（1934年）、《针灸学薪传》（1936年）等更强调刺灸术本身。这些教材虽在部分领域有所专攻，但整体仍以单一视角或偏重某一技术内容为主，缺乏系统性及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4］。相比之下，《中国针灸治疗学》在治疗方式上注重辨证与辨病结合，遵循“针灸为用、适病为法”的原则，使临床教学兼具针对性与灵活性，体现出鲜明的“理实一体”学术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教材还特别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学习需求。在经络理论方面，承淡安在书中并未对经穴作出严格概念界定，而是认为“人身寸寸是穴”，实属“神经支干”，针刺的目的是“刺该部之神经”，且不刺破动脉。他对经络也没有系统介绍，而是将其视为由“血管、淋巴管、神经等所构成”，并指出“仍以旧说为假定之系统，暂不易名更改”，以便初学者记忆。他在“奇经八脉研究”一节中进一步指出，“经脉者，包括人身之神经、血管、淋巴管三种重要器官也”，以现代解剖学为依据解释传统经络
［2］。由此可见，承淡安并未全盘否定传统经络学说，而是采取“名存实变”的方式，保留旧称以利教学，同时引入神经、血管等现代解释帮助学习者理解，体现包容性和科学化倾向。承淡安不仅承袭并发展传统的对症治疗模式，如针对唇肿、口干燥、唇动等具体症状，分别选取内关、神门、合谷、人中等不同穴位，体现针灸对症施治、因症选穴的特点；同时，他还系统阐述针灸辨证论治的方法论，如将咳嗽辨析为风寒、痰热、虚劳、痰饮4种证型，并分别从病因、证象、治疗、助治、预后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充分体现“辨证施治”与“因症选穴”相结合的学术思路
［2］。这一诊疗模式不仅结构完整、内容系统，并且在针灸著作中初步融入中医诊断学与病机学的内容，成为近代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的开创性探索。
1.4 图文并重与附录助学
《中国针灸治疗学》首次大规模采用人体经穴摄影图，每个腧穴都在实景照片中，用编号标识，克服传统经穴图平面模糊、抽象等弊端。该书还附有歌诀、医案、针灸禁忌、施术要点、误针处理方法等，以弥补教学内容的不足，便于学习者温习背诵与临床应用。
经穴图采用实拍人体模型，而非平面手绘图谱，且标注方式采用统一的数字编码系统，这不仅便于穴位定位的教学，也对教材的标准化方向起到引领作用。承淡安还在书中系统引入“骨骼筋肉血脉铜人图”等从西医解剖学视角绘制的辅助图像。这些图像不仅直观展示腧穴与骨骼、筋肉、血脉的空间关系，还克服传统针灸书籍“穴位平面模糊、图示不精”的弊病，使穴位取用更具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附录部分则承担辅助教学与复习提纲的双重功能。所附歌赋内容多由承淡安精选并修订，注重实践与记忆性的统一，如“经穴分寸歌”“针灸禁忌口诀”等，以押韵、对仗、节奏鲜明为特色，能够在吟诵中帮助学习者建立清晰的知识框架，强化记忆效果，尤其适合初学者和基层医者反复背诵，快速掌握经穴循行与分寸定位，便于课堂传授与临床使用。此外，医案、针灸禁忌、误针处理等内容既具有实用价值，又能够帮助学习者构建规范操作的观念。例如，医案中“治锡城李佩秋君腹满时痛，自利不渴”，即通过取中脘、天枢、足三里并配合艾灸治疗，当日病愈，体现承淡安因人因病制宜、灵活运用针灸手法的临床思路。“实地施针治疗之二三注意与手法”部分明确指出针刺前应详问病状、慎审经络、消毒器械，并在天寒时备火炉、必要时可隔衣施针，体现出对临床条件与患者状态的细致考量。还指出若不慎断针留于肌肉，应立即用大活灵磁石吸出，必要时切开皮肤协助取出，强调针灸操作中对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置能力。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在学习阶段养成严谨、安全、规范的临床操作意识。
另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统一编号系统地对经穴摄影图进行标注的形式，为近年来的国家标准如《腧穴名称与定位》（GB/T 12346-2006）等的制定奠定基础。其中对针刺手法、艾灸操作、误针处理等内容的详细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系列标准的核心元素。这些均体现了承淡安“教学标准化”的意识，也证实他是推动针灸教育早期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探索者之一。
2 《中国针灸治疗学》体系建构的历史意义与学术影响
《中国针灸治疗学》不仅是一部总结前人成果、融合个人临床经验的著作，更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针灸教材。它以严谨的体系、科学的逻辑和实践导向的编排，突破传统针灸著作偏重经验、缺乏系统框架的局限，开启针灸教材规范化与现代化的新篇章。
2.1 重整针灸学术体系与推进教材科学化
承淡安在《中国针灸治疗学》中试图整合传统针灸理论与现代医学内容，建立“经穴—手术—治疗”三位一体的教材框架，并增设“总论”以强化理论引导功能。这种结构既源于传统典籍中的经络—穴位体系，又吸收西医的神经解剖、生理机制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融合经验传承与逻辑建构的目标。
《中国针灸治疗学》不仅传承传统针灸理论，还融合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及消毒等知识，体现出中西合参、以科学为用的特点。在解释经络时引入神经血管的结构性说明，配合人体摄影图阐释经穴定位，增强针灸知识的实证性。该书通过“统一术语—规范章节—明确操作—配合图表”的结构方式，使针灸知识得到高度的形式化与规范化表达，从而推动针灸知识从传统经验学科向现代实证学科的转变，这一过程正是针灸科学化的重要体现。在内容处理方面，承淡安并非全盘地否定传统，而是采取“名存实变”的方式，保留旧称以便于教学；同时，引入“神经—血管—淋巴”结构来类比经络系统，提出“前人之说实不成立，宜校正其误”的创新性观点，试图在继承传统与实现科学化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后续针灸教材的体系构建提供重要启发，体现该教材“过渡性知识框架”的功能角色。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针灸治疗学》中的“治疗”一编突破传统“按经络设病”的体系，改为“按疾病分类”编排治疗方案，系统整合“原因—征象—治疗—助治—预后”5个要素，该做法在继承前人按疾病分类、系统整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现代针灸教材的结构设计，对后续《针灸学》等教材的编写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2.2 推动建立教学内容规范
教材标准化主要体现在术语、内容与形式的规范方面。承淡安对腧穴条目采取“解剖—部位—主治—摘要—手术”统一的处理格式，同时搭配实景摄影穴位图，以编号标识，明确阐释刺法、取穴方式与解剖层次，克服传统经穴图平面模糊、表述不一的弊端。以“迎香穴”条目为例略作分析该穴在教材中依次标注“解剖：为颜面方筋，有下眼窝动脉、深部颜面静脉及下眼窝神经。部位：在眼下1寸5分，禾髎斜上1寸，鼻窪外5分。主治：鼻塞不闻香臭，息肉，多涕有疮，鼽衄喘息不利，偏风涡斜，浮肿，风动面痒，状如虫行。摘要：《玉龙歌》：不闻香臭从何治，迎香2穴可堪攻。《席弘赋》：耳聋气闭听会针，迎香穴泻功如神。手术：针2分至3分。此穴禁灸。”
［2］此类描述将传统经验语言转化为条理清晰的学习单元，有效实现知识教学的模块化与术语系统化，不仅便于教学，也为此后的全国统一教材编写奠定基础。
此外，承淡安非常注重学习者的系统学习，主张学习针灸“必须以生理解剖为特要之基础学”，让学生掌握中医与西医的双重医学知识体系。主张学习经穴要“图示结合背诵”，鼓励学生自编歌诀、自创口诀、自绘图表，教学时强调“简明直观”“便于记忆”“易于复习”。这些理念为后续的教学大纲、考核方式提供宝贵参考。承淡安还在针灸教育中广泛推广“问答式学习法”，其编写的《针灸治疗学问答》对主教材逐段解读，从概念理解、临床应用到操作误区等多个维度进行标准化阐释，成为民国时期罕见的配套教材。
2.3 拓展教材功能、理念
《中国针灸治疗学》不仅是一部教学用书，同时也是一部集研究、教学、传播于一体的多用途教材。承淡安围绕教材建设，构建完整的教学闭环：包括函授教材、图谱资料、辅助问答、实习指导、临床医案、答疑专栏等，形成“教材—讲义—图谱—实习—评估”融合的教学辅助体系。此外，还开发人体模型、子午流注算盘等实物教学工具，与书籍理论体系相互补充，丰富教学手段，拓展教材的内涵与应用范围，进一步推动针灸教材从单一文字教材向多元化、立体化方向发展。
《中国针灸治疗学》教材体系模式与当代所倡导的“教材数字化与系统化平台建设”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致性。例如，当前在推进数字化教材建设时，强调通过3D图像、PPT课件、虚拟仿真、视频实录等形式，使知识点模块化、情境化、可视化，承淡安提出“歌诀图表”“人体摄影”“操作步骤分解”等创新性设计，充分体现其教材设计的先进理念
［5］。此外，承淡安推动了“教材—教学—学术”三位一体的针灸教育模式。大力提倡教材编写与讲习所教育实践相结合，让教材不再只是单向灌输的知识内容，而应成为互动教学的媒介。通过《针灸杂志》的答疑专栏与社员投稿的机制，构建起一个早期的“知识共建平台”，使教材成为师生共同建构、实时修订的学术载体。因此，《中国针灸治疗学》虽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材建设、评估机制等方面，已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教育理念，对后续针灸教育数字化转型也具有引导意义。
2.4 促进针灸教育现代化与合法化
承淡安的针灸教育模式体现近代从师承制度向学校教育转型的趋势。他通过函授与面授结合、设置讲习所、开设不同层次课程等举措，推动建立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使近代针灸教育体系变得更加系统化。《中国针灸治疗学》正是该体系的核心代表元素，其编排合理、逻辑清晰，同时配合讲义、问答、图谱等辅导资料，为针灸教育体制化提供系统性知识支撑。
《中国针灸治疗学》的体系规范与知识科学化的表达，体现承淡安争取针灸合法性与生存空间的战略选择。该书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的体系设计，不仅回应时代对于医学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也成为推动针灸纳入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桥梁。教材“经穴—手术—治疗”的结构编排，平衡教学的实用性与课程的系统性，对后续针灸教材的编写具有示范性意义，并在学术层面为针灸教育合法化、科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6］。
2.5 整合教材、学术组织与流派
《中国针灸治疗学》与承淡安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针灸杂志》及系列函授班等机构紧密结合，形成“教材—学社—学术传播”的复合体系。教材不仅用于教学，还通过刊物发表、问答交流、讲习班讲授等形式，持续收集反馈并进行灵活修订更新。因此，强化教材的权威性与标准性，加固针灸学术体制化的制度基础。
《中国针灸治疗学》不仅与近代针灸学术组织密切相连，也在针灸流派的形成与传播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澄江针灸学派的代表人物邱茂良，早年师从承淡安，从而深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参与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的教学活动。他在后期教学与教材编撰中，也沿用承淡安的体系设计，如统一术语、穴位标准化条目、病症分类选穴等，使澄江针灸与《中国针灸治疗学》在体系上呈现出继承性关系
［7］。这一“教材—教育—流派”的互动机制，推动承淡安学术的流派化传播，并且通过教材系统地整合发源于承淡安的针灸经验，使其突破地域限制，进入更广阔的教育领域。《中国针灸治疗学》因此成为流派知识传播发展的重要媒介。
综上所述，《中国针灸治疗学》的出版及多次再版，与承淡安所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针灸函授班有着密切的联系，该书以通俗语言、标准术语和图文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提升针灸教学的普及性和实用性。《中国针灸治疗学》不仅奠定近现代针灸学系统化、科学化的基础，更借由澄江学派传人方复兴、苏天佑等将针灸学术推广至东南亚、欧美等地，对全球针灸教育与临床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8］。
3 小结
针灸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10年11月，针灸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文明的瑰宝，针灸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无数针灸及中医药界同仁的努力息息相关。作为针灸学术、临床、教育得以发展的前提，教材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以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为研究对象，从教材体系与知识标准的双重维度，对该书的整体结构、章节编排、内容安排、图文设计及教育功能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该书作为民国时期针灸教材，处于中西融合与“中医科学化”发展的关键节点，既继承传统针灸学术，又吸收西医解剖与相关教学理念，教材体系初步实现系统化、条理化、教学化的统一。同时，《中国针灸治疗学》的教材编写不仅推动针灸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还作为核心参与角色，促进针灸知识从经验医学向现代学科的转型。其在学术组织流派构建、教材结构创新、教学实践应用等方面，为日后中医针灸教材的系统建构提供范本。
尽管本文对《中国针灸治疗学》的编写进行整体梳理与分析，但因史料有限、语境复杂，对于该书在后续教材编撰中的传承脉络及其与当时其他针灸教材的异同，仍有诸多待考之处。纵观全书，无论是对经穴体系的重新整理，还是将西医解剖知识融入针灸理论的创新实践，都体现承淡安在时代转型期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的开拓精神。这不仅是一部教材的创新，更是一份对于针灸学术精神的珍贵实践记录。若能进一步结合史料，深入比对同一时期及后续针灸教材的发展演变，并结合当代针灸教育实践进行综合审视，或可更加清晰地揭示《中国针灸治疗学》在针灸学术与教育传统中所发挥的独特价值。这不仅是对一部教材的再认识，更是对中国针灸文化持续传承与创新精神的一次致敬。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育科研课题(YB-23-34)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发展项目(24DSW06)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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