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应用的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Bibliometric and visual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in TCM education

摘要

目的 采用可视化方法分析问题导向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为后续教学研究与改革提供参考。 方法 以CNKI建库至2025年7月相关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 6.4.R1对发文量、作者、机构、期刊及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 发文量呈现“缓升-陡增-缓降”的倒匙形分布，主要刊载于《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核心作者为王飞，主要机构为河南中医药大学。已形成初步代表性团队，但作者与机构间合作较为松散。问题导向教学法的应用从核心课程延伸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与翻转课堂、思维导图等模式融合，助力教学质量提升。 结论 当前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研究中合作网络较为碎片化，机构协作不足且受地域限制。未来应强化学术协作网络建设，促进多教学模式融合与创新，完善研究支撑体系，以推动其高质量应用，支撑中医药人才培养。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trend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TCM education using visualization metho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form. Methods Relevant literature collec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CNKI to July 2025 was used as the data source. CiteSpace 6.4.R1 was employed to conduct visual analysis of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s， institutions， journals， and keywords. Results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showed an inverted spoon-shape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zed by “slow increase， sharp rise， and gradual decline”. The articles were mainly published in Chinese Medicin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of China. The core author was Wang Fei， and the leading institution was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reliminary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teams have been formed， but collaboration among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remains relatively loose. Th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has extended from core courses to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and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models such as flipped classroom and mind mapping， thereby helping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in studies on PBL teaching in TCM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fragmented， with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ertain regional limitations.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academic collaboration network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ultiple teaching models，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support system， so as to advance the high-quality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and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of TCM talent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中医药教学 / 基于问题教学法 / 可视化分析

Key words

TCM education / PBL teaching / visual analysis

基于问题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一种以学生为核心的互动式教学策略^［1］，通过“问题提出-小组研讨-深化探究”的学习模式，以真实临床案例为纽带，引导学生在协作探讨中自主整合知识、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医药教育中，PBL教学法有效衔接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帮助学生构建“理论-案例-实践”一体化的知识体系，强化中医辨证思维与临床决策能力，已成为推动中医药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路径^［2］。

然而，当前该领域研究仍缺乏系统性梳理：多数成果局限于单一课程应用，缺乏对全国趋势、合作网络与热点演进的整体分析。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软件，从年度发文趋势、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与聚类、时间线演变及突现词检测等多个维度，开展可视化分析，旨在系统揭示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中的研究现状、发展脉络与核心问题，为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时间范围为建库至2025年7月31日，检索式为：SU=（“PBL”+“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问题的教学”+“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问题式学习”）AND SU=（“中医”+“中药”+“中医药”+“针灸”+“推拿”）。文献类型限定为“期刊论文”，排除非期刊文献。

1.2 数据规范

通过双人独立筛选法，先依标题、摘要排除无关文献，再查全文剔除非学术文献，结合CNKI去重与人工核对，最终纳入1 027篇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文献核心字段（题目、作者、单位等）；机构名称规范化：针对作者单位字段中机构名称表述不统一的问题，参照《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及医疗机构官方名称进行标准化清洗：①二级单位统一归并至所属院校，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调整为“北京中医药大学”；②附属医院保留院级名称、删除科室信息，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调整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③新旧名称统一更新为现行名称，如“河南中医学院”更新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1.3 统计学方法

用Microsoft Excel 2021统计年度发文量、期刊分布并绘图制表；用CiteSpace 6.4.R1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设置2001—2025年时间切片（间隔1年）、多来源主题词、“Author/Institution/Keyword”节点类型，经Pruning（剪枝）后，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关键词共现图谱，结合关键词聚类分析（采用LLR算法进行聚类命名）、时间线视图及突现词检测，系统解析该领域的学术合作网络、研究热点分布及热点演进路径。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中医药教育领域运用PBL教学法的研究共发表期刊论文1 027篇，最早发表于2001年^［3］，2001—2007年，发文量呈平稳且缓慢上扬的态势。直至2008年，发文量出现显著跃升，当年发文量相较上一年度，实现2.67倍的增长幅度，且自该年起，后续年度发文量持续维持高位增长趋势。这一数据变化表明，自2008年起，PBL教学法正迅速吸引中国中医药教育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逐渐成为学术探索的热点方向。在2019年，该领域发文量达到峰值，全年共计发表78篇论文。此后几年，尽管发文量增速放缓，且有缓慢下降趋势，但截至2024年末，每年总发文量依旧稳定保持在40篇以上。这一现象充分说明，PBL教学法在中国中医药教育领域已由高速增长转为稳健发展，始终处于较高热度区间，持续受到中医药教育工作者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探究。具体见图1。

2.2 期刊分析

为明确国内中医药教育领域中，哪些学术期刊对PBL教学法研究关注度较高，本研究针对纳入文献的来源期刊展开载文量统计与分布特征分析。结果显示，纳入的1 027篇文献共发表于210种不同期刊，期刊覆盖范围较广，但载文量存在显著差异。从具体期刊载文情况来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以228篇的载文量位居首位，其刊载文献数量占总发文量的22.20%；排名第2位的《中医药管理杂志》载文量为68篇，占总发文量的12.0%。进一步统计发现，载文量达到12篇及以上的期刊共计12种，这12种期刊的累计载文量占该领域总文献量的53.75%，超过总发文量的半数。上述数据表明，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应用的研究已形成相对明确的期刊发表阵地，有助于领域内研究者快速获取前沿成果与学术动态。具体见图2。

2.3 发文机构分析

本研究先对纳入文献的作者单位进行名称合并与规范化处理后，再统计各机构的发文规模。结果显示，发文量≥10篇的研究机构共计18个，其中，河南中医药大学以55篇的发文量位居首位，是该领域研究产出最为集中的核心机构；广州中医药大学次之，发文量为35篇，同样是推动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应用研究的重要力量。具体见表1。

通过CiteSpace构建的机构合作图谱共纳入311个机构，图谱中机构间连线数为111条，网络密度仅为0.002 3。这一结果表明，中医药教育领域开展PBL教学法研究的机构，整体合作关系呈现显著的松散性特征，多数机构处于独立开展研究的状态，跨机构间的协作频率较低、联系紧密度不足。进一步分析图谱细节发现，尽管整体合作松散，但仍有部分机构已形成局部合作网络，且合作模式主要分为2类：第一类是高校与附属单位的“校院协同”合作，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依托“教学-临床”一体化优势开展联合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资源的互补；第二类是非附属单位间的“区域联动”合作，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通过同地区学术交流形成协作关系。但现有合作网络多局限于单一区域或特定体系内，尚未形成覆盖全国多个地理区域、能够辐射不同省份院校及医疗机构的跨区域协作机制，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教学研究成果与可推广的合作模式。具体见图3。

2.4 作者分析

作者发文量是评估研究者在特定领域学术积累与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4］。本研究通过Microsoft Excel软件，对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应用相关文献中发文量≥3篇的作者展开统计，发文量≥4篇的核心作者共8人，包括：王飞（6篇）、刘春燕（5篇）、王君明（5篇）、贾玉梅（5篇）、崔瑛（5篇）、刘健（4篇）、刘燕平（4篇）、刘涛（4篇）；这些核心作者的研究成果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08—2023年，反映出该时间段是中国PBL中医药教学研究的核心活跃期。具体见表2。

为进一步解析作者间的协作关系，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构建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该图谱共包含564个节点（代表参与研究的作者）、455条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联），网络密度为0.002 9。尽管以王飞、刘燕平、唐亚平、祝美珍、章莹、黄岑汉等，以及贾玉梅、王君明、崔瑛、冯静等构成的小型研究团队已初步形成内部合作关系，但从整体网络结构来看，中医药教育领域PBL教学法研究的作者合作关系呈现“小团体、低密度、弱连接”特征，缺少跨机构、跨区域的核心网络。多数作者仅参与单次或少数几次研究，跨团队作者间的关联极少，尚未形成能够持续引领领域研究方向、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稳定核心作者群，整体合作网络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呈现分散化分布态势。具体见图4。

2.5 关键词分析

2.5.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是直观呈现研究领域核心热点的重要工具，图谱中节点尺寸与关键词出现频次正相关，连线紧密程度对应节点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该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连接作用越强、影响力越突出^［5］。本研究从1 027篇纳入文献中提取关键词，先对“问题导向教学法”“PBL教学模式”等同义词进行合并处理，再通过CiteSpace构建中医药教学领域PBL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该图谱共包含519个节点、604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4 5，具体见图5。

中心度≥0.10的关键词为核心关键词，除检索词PBL教学法外，核心关键词还有中医临床教学、多重教学方法等。结合共现网络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的应用呈现清晰的场景与对象定位：应用群体以中医药院校学生为主；应用场景聚焦于中医临床教学环节；覆盖科目涵盖中医内科学、针灸学、中医护理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儿科学、中药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等；教学模式则包括单一PBL教学法、PBL-LBD融合教学法、PBL与CBL结合教学法及多种教学方法整合等多种形式。具体见表3。

2.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通过提炼研究主题类团，揭示领域发展特征与内在脉络^［6］。本研究采用CiteSpace的对数似然率（Log likelihood rate，LLR）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提取与标签命名，共获得20个聚类标签，依次为#0 PBL、#1教学、#2教学方法……#19中药炮制学。聚类序号与类团包含关键词数量呈负相关，即序号越小，对应聚类涵盖的关键词越丰富，反映该主题的研究覆盖面越广。具体见图6。

从聚类内容可见，国内研究者围绕PBL教学法的应用展开多维度探索：既从“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教学满意度”等角度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将其广泛应用于“中医内科学”“针灸学”“中医护理学”等课程教学，同时积极探索PBL与其他教学方法的融合路径。此外，聚类模块Q值与平均轮廓S值是评估聚类效果的关键指标：当Q值>0.30时，提示聚类结构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值越大表明类团内部连接越紧密；而本图谱Q值=0.862 2，说明聚类划分效果优异。当S值>0.50时，提示聚类结果合理，S值>0.70则表明可信度较高；而本图谱S值=0.967，充分证明该聚类结构兼具高显著性与高可信度，能够准确反映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领域研究主题分布。具体见表4。

2.5.3 关键词时区图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通过“时间-聚类”二维可视化形式，清晰展现研究类团的演进脉络与热点变迁趋势^［7］。图中，x轴代表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y轴代表关键词所属的聚类标签，节点尺寸与该关键词的受关注度及相关文献发文量正相关。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呈现明显的阶段差异：研究初期（2001—2010年），核心关注点集中于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等传统课程的PBL应用，侧重解决基础课程与临床需求的衔接问题；近年来（2010年后），研究热点逐步转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PBL实践、PBL与CBL融合教学法探索及教学满意度评价等方向，体现出研究重心从“课程应用”向“职业能力培养”与“教学效果优化”的转变。具体见图7。

2.5.4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通过识别特定时间段内出现频次快速增长的关键词，捕捉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前沿，为预测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依据^［8］。对纳入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突现检测，按突现时间与强度排序发现：“中医诊断学”在2007—2015年期间出现突现，突现强度达5.86，为所有突现关键词中最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2022—2025年期间突现，强度为4.85，位列第2位。结合各关键词突现的时间节点与内容特征，可将领域研究前沿划分为2个阶段：①2007—2017年，研究前沿集中于中医诊断学、实验教学、PBL-LBD教学法等方面，侧重传统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②2019—2025年，“翻转课堂”“PBL结合CBL教学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关键词相继突现，表明该阶段研究聚焦于现代化教学手段（如翻转课堂）与PBL教学法的结合，旨在通过教学模式创新提升中医药教育的整体质量。具体见图8。

3 讨论

3.1 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中应用相关研究趋势呈倒置“汤匙”形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及社会公众对中医药服务要求的持续增长，中医药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医药从业人员不仅需具备扎实的中西医理论基础与临床技能，还需拥有跨学科整合能力、人文关怀素养及应对复杂临床情境的应变与决策能力^［9］。在此背景下，PBL教学法展现出显著的教学优势，该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真实临床情境，设置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案例，引导学生在分析、讨论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中医学、中药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联系与深度融合^［10］。该方法更好地契合现代中医药临床实践对“整体观、辨证论治、个体化医疗”核心能力的要求^［11］。因此，在中医药教学中合理运用PBL教学法，对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从文献计量学视角分析，近年来中国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应用领域的相关研究趋势呈现出典型的倒置“汤匙”形态，具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7年，此阶段研究趋势对应倒置“汤匙”的平缓手柄部分，年度发文数量保持稳定，未出现明显波动，反映出该时期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的应用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广泛的研究热潮。第二阶段为2008—2019年，研究趋势呈现倒置“汤匙”逐步抬高的形态，年度发文量以逐年递增的态势发展，其中2019年的年度总发文量达到78篇。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此阶段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相关研究持续深入，已成为中医药教育领域内备受关注的研究焦点。第三阶段为2020年之后，研究趋势呈现倒置“汤匙”逐渐降低的形态，年度发文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深入剖析近几年发文量减少的潜在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①2020—2023年线下教学活动数量大幅缩减，线上PBL教学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互动性不足、案例讨论深度有限等问题，导致教学效果未达预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研究的开展与成果产出；②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创新，各类新兴教学模式（如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式学习等）持续涌现^［12-13］，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研究者对PBL教学法的关注，使得其研究热度出现小幅回落；③关于2025年发文量较少的情况，主要受本研究数据收集时间范围的限制，本研究数据收集截止日期为2025年7月31日，尚未覆盖2025年全年，因此该年度的文献数据尚未完整呈现，并非实际研究热度的真实反映。

3.2 研究作者和机构之间以独立研究为主

通过对作者合作网络的可视化结果分析可见，当前该领域虽已出现若干以2~45名学者为核心的微小型团队，但网络整体呈现“多节点、低密度”特征：节点数量（N=564）远高于连线数量（E=455），网络密度仅为0.002 9，远低于形成稳健学术共同体的阈值（网络密度≥0.05）。多数作者仅参与单次或少数几次研究，跨团队作者间的关联强度普遍较低，尚未形成具有持续引领作用、能够推动领域研究方向的稳定核心作者群体。这种分散化的合作模式，既不利于研究经验的长期积累与传承，也难以形成集中力量攻克该领域关键问题的研究优势。

与此相一致的是，机构共现结果同样揭示出合作链条短、跨地域联结不足的问题。虽然以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为核心的局部机构集群，已显现出微弱的跨单位合作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区域内的研究联动，但从全国范围内的机构合作布局来看，参与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研究的机构整体分布较为零散，跨区域、跨系统（如高校与医疗机构、不同省份高校间）的合作节点数量极少，多数机构仍处于独立开展研究的状态，尚未构建起覆盖全国的协同研究网络。这种机构间的合作局限，易导致研究资源重复投入、研究方向分散，难以实现不同机构在教学实践经验、研究方法上的有效整合。上述现象与既往关于中医药教育研究的计量结论基本一致，反映出中医药教育领域PBL的应用尚未形成跨学科、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机制。

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有：①各中医药院校的课程设计差异较大，导致PBL教学法的研究议题碎片化^［14］；②现行科研绩效评价偏重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单位，抑制了跨机构深度协作的动力；③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和共享数据库，使得经验交流与数据共享渠道受限。未来研究中，一方面需推动跨院校、跨学科的学者协作，通过建立专题研讨会、联合课题申报等常态化交流机制，促进不同研究团队间先进教学理念与研究方法的互鉴；另一方面，应鼓励已显现合作优势的核心机构（如上述广州地区中医药院校及附属医院集群）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联合区域内及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院校、医疗机构，搭建资源共享的合作研究平台。通过这种“个体协作-团队联动-机构协同”的多层级合作模式，实现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势互补，最终为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理论创新及实践推广提供有力支撑，推动该领域研究向系统化、高质量方向发展。

3.3 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中的教学模式已发生改变

关键词聚类结果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始终围绕多类关键主题开展探索，具体涉及教学改革、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中医护理学及中药制剂分析课程等内容。这些研究主题不仅构建起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育领域的完整研究框架，更凸显其在各类教学场景中应用的全面性。

从时间演进角度观察，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中的应用重心呈现出鲜明的阶段差异。2001—2010年期间，其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医药专业的核心课程领域，例如，中医内科学的病症辨证教学^［15］、针灸学的实操技能教学^［16］及中药药剂学的配伍教学^［17］等。此阶段应用PBL教学法的核心目的是打破传统课程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脱节的问题，助力学生加深对专业基础内容的理解，提升知识运用能力。2010年之后，PBL教学法的应用场景发生明显拓展，研究焦点逐步转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临床思维培养^［18-19］、中药炮制学的工艺实践教学^［20-21］，以及与翻转课堂^［22］等新型教学形式的结合应用。应用维度也从基础课程教学延伸至职业能力提升与教学模式创新，展现出清晰的拓展趋势^［23］。

上述不同时期研究重点的变化，明确反映出这一阶段PBL中医药教学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核心特征是，教学实施不再局限于单一课程的知识传递，而是引入翻转课堂、思维导图等现代化教学工具^［24］，构建起更具互动性与系统性的教学体系。以中医护理学教学为例^［25］，借助翻转课堂打造“课前自主学习-课中PBL案例研讨-课后实践反思”的教学闭环，同时结合思维导图梳理护理方案的辨证逻辑，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临床护理决策水平；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26］，将PBL教学法与临床实际病例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医师的中西医协同诊疗思维，推动教学效果从“知识掌握”向“职业素养提升”转变。这种教学模式的革新，既顺应了中医药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也为PBL教学法在中医药领域的持续应用提供新路径。

3.4 PBL教学法与其他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在中医药教学中的应用逐渐增多

本研究显示，在中医药教学中PBL教学法已和多重教学方法结合运用，如结合以基于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教学法、结合基于设计的（Learning By Design，LBD）教学法、翻转课堂、思维导图等。这些信息化教学法逐渐融合到PBL教学中，在中医药教学中逐渐取得了一定成效^［27-28］。研究显示，相比于单一模式教学，多模式教学更能提升中医药相关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沟通表达能力，满足新时代中医药专业相关学生综合素质及专业能力的要求，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29］。

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一教学模式相比，PBL融合式教学模式在提升中医药专业学生综合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30］。从能力培养维度来看，该模式能有效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帮助学生构建更系统的知识框架，进而提升其分析复杂问题、解决实际难题的能力；同时，在小组协作研讨环节中，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也得到明显锻炼。从教学目标适配性来看，这种多模式融合的教学形式，能够精准匹配新时代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既满足学生专业知识深化的需求，又契合其综合素质提升的目标，最终实现教学效果的优化升级。例如，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PBL与CBL的融合可通过“典型病例引入-问题导向探究-案例对比分析”的流程，让学生在掌握辨证方法的同时，学会结合临床实际调整诊疗思路^［31］；在中药鉴定学教学中，PBL与LBD的结合能引导学生通过设计方案、验证工艺效果，深化对中药鉴定原理的理解，提升实践创新能力^［32］。这种融合式教学模式的推广，为中医药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与实践方向。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工具，对2001—2025年中国PBL教学法在中医药教学应用的文献进行梳理与计量分析，发现其应用取得阶段性突破：应用场景从核心课程拓展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阶段，且与翻转课堂等现代教学手段融合，为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新路径。但该领域也面临3个方面挑战，即作者合作网络碎片化、机构协作薄弱、合作受地域限制，导致研究资源流通不足，难以形成全国性研究合力。针对这些问题，未来需从3个方面推进研究：①构建跨地域跨学科学术协作网络，打破壁垒以提升研究质量与影响力；②深化PBL与其他教学模式的融合创新，构建多模式教学体系匹配学生三维能力培养目标；③依托合作网络完善研究支撑体系，推动成果向教学实践转化，助力中医药教育领域可持续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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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教学发展研究项目(CFDY20260015)

上海健康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CFDG20264672)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A1-0200-25-3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