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心仁术”研究的文化基因、哲学渊源与现代转化

Cultural genes， philosophical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n the medical ethical paradigm of “integrity and benevolence”

摘要

当代社会，医疗技术快速发展与医学人文精神同比弱化的矛盾日益凸显，暴露出传统医德理论体系中“廉洁”维度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本文通过字源分析与经典文献梳理，系统提出并阐释了“廉心仁术”这一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伦理的医德新范式，并进一步从制度、教育、文化、技术4个维度提出实践路径，以期为现代医疗环境下中医的医德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concomitant weakening of medical humanistic spirit have created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exposing a structural absence of dimension of integrity within traditional frameworks of medical ethics. Through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releva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lassical med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proposes and interprets “integrity and benevolence” as a renewed medical ethical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traditional wisdom with contemporary ethical concerns. It further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from four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ethics syste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der contemporary healthcare conditions.

关键词

廉心仁术 / 廉洁 / 中医药 / 医德体系

Key words

integrity and benevolence / integrity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medical ethics

2024年，全国医疗领域共有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这表明传统医德理论中廉洁维度的结构性缺失所引发的系列深层次问题。《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2］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加强医药领域廉洁文化和医德医风建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3］总结了2025年针对医药、高校等重点领域的反腐工作成效，并对2026年反腐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以深化廉洁教育强化不想腐”“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等要求。当前，社会医疗技术快速发展与医学人文精神相对弱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医乃仁术”的医德理念虽着重强调仁爱精神，但鲜少将“廉洁”作为核心要素纳入其体系框架。本文立足传统医学智慧与现代医德建设需求开展相关研究，旨在为医疗行业医德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1 研究背景

传统“医乃仁术”的医德理念虽强调仁爱精神，却鲜有将“廉洁”作为核心要素之一，晋代名医杨泉在《物理论·论医》^［4］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将仁爱与廉洁共同表述，却缺失了“术”的一体化结构。

“廉心仁术”将“廉”的道德底线与“仁”的职业追求相结合，通过发掘其哲学内核，厘清文化基因与哲学渊源，将“廉洁”道德底线与“仁爱”职业追求相融合，“廉心”为“仁术”筑牢道德根基，“仁术”为“廉心”提供实践载体，构建起“心廉术仁”“内廉外仁”的医德伦理新范式，是基于传统中医学医德核心思想与当代医疗伦理领域理论的创新性表述，既填补了传统医德理论中廉洁维度的结构性缺失，又可为现代医疗行业体系提供价值引领，推动医德建设从制度约束向文化自觉的深层转变。

“廉心仁术”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土壤，其“廉心为用、仁术为径”的逻辑结构，不仅是古代医者的职业操守，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医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延伸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仁术”医德研究领域，学界对“廉心仁术”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儒家仁学及其与中医伦理的关联性研究。杜治政^［5］指出，“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明确界定医学的目的、医学的两个基本方面及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摒弃了医学技术主义和片面的医学人文主义倾向，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其成^［6］指出，“仁”是中医人立身之本；李经纬^［7］系统梳理《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医德思想，强调“济世为怀”的职业价值观；费侠莉^［8］将中医“仁术”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认为其本质是“儒家伦理在生命领域的实践”。这些研究讨论共同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医德体系，但多聚焦儒家视角，对道家、佛家等传统思想的融合探讨不足，同时未将“廉”作为独立维度纳入“仁术”框架，未形成系统性论述。

在现代廉洁行医理论研究范畴中，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如何将传统医学理论融入医德教育范畴。张卓铭^［9］基于中国医学史课程探究中医德育教育体系的发展，白雪玲等^［10］对仲景文化融入中医药医德教育的路径探索等，而以“传统医学”与“廉洁”为关键词的研究却较为鲜见。国外相关研究呈现“制度导向”与“伦理导向”的分化，世界医学协会《日内瓦宣言》（2017修订版）中强调“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11］，但未具体界定“廉洁”的操作标准；美国医学会提出“利益冲突管理指南”，侧重从法律规避角度规范医疗行为^［12］。可以看出，此维度研究多聚焦“廉洁”的单维度治理，未能与“仁术”的人文关怀形成理论融合。

综上，现有研究在以下2个方面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一是传统“仁术”研究与“廉”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二是现代廉洁行医实践研究与传统医德规范的内在逻辑衔接。“廉心仁术”研究旨在弥合上述研究断层，通过跨时空、跨学科整合分析，构建兼具文化根基与现实关照的医德理论体系。

本文以“文化基因解码—哲学渊源追溯—现代转化路径”为逻辑主线，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检索《说文解字》《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等经典古籍及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中医伦理”“廉”“仁术”“传统文化哲学”相关核心期刊文献，挖掘权威文献的文化根植；采用跨学科分析法，融合哲学、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解析“廉心仁术”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价值的内在逻辑层次；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临床实践、社区健康管理中的典型应用案例，增强研究的实践说服力。

2 “廉心仁术”的字源分析与概念构建

2.1 “廉”的字源分析与语义内涵

“廉”字形结构从“广”，“兼”声，语义发展历经从空间概念到道德范畴的深刻转化。《说文解字》释“廉”为“仄也”^［13］，“堂之侧边曰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14］，明确其本义为古代厅堂的侧边，因堂边通常方正平直、棱角分明。在先秦时期，“廉”就向道德领域延伸，形成“品行正直”的隐喻义，《周礼·天官·小宰》记载考核官吏的“六廉”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5］此时的“廉”已兼具“考察”与“正直”双重含义，在后续的文字演化中，“廉”的字义逐渐从政治品德向社会普遍道德转化。唐代科举制度中，“廉耻”被列为“德行”考核的首要内容；宋代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将“廉耻”纳入为学之要^［16］，使“廉”的道德内涵渗透到社会教化的各个层面。

从语义内涵看，“廉”的释义可包含三重维度：一是物质层面的“不贪得”，《庄子·让王》记载“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17］，强调对物质利益的克制；二是行为层面的“守规矩”，《荀子·不苟》记载“廉而不见贵者，刿也”^［18］，要求正直而不刻薄，坚守原则又不失灵活性；三是精神层面的“明辨是非”，《楚辞·招魂》记载“朕幼清以廉洁兮”，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19］，指向内心的道德纯洁性。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廉心”的语义基础，为“廉心仁术”提供了核心思想价值支撑。

2.2 “仁术”的历史发展与医学伦理转化

“仁术”的概念演变呈现从君王“治国之道”到医者“医学伦理”的轨迹。《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讨论“以羊易牛”的祭祀礼仪的表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20］10此处“仁术”指君主宽仁的治国之道，强调通过情感共鸣实现国家政治治理，与医学无直接关联。

“仁术”向医学领域的转化始于唐代，确立于明代。《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21］的论述虽未直接使用“仁术”一词，但已奠定“医乃仁术”的思想基础。戴思恭在《推求师意》序言中写道“医乃仁术也，笔之于书，欲天下同归于仁也” ^［22］，是“医乃仁术”作为固定语义出现的较早例证。《医灯续焰》记载“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23］，从“活人之心”的角度界定了医学本质。这一时期的医家普遍认为，医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济世”，《<本草纲目>原序》记载：“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24］

从内涵演变看，传统医学中的“仁术”包含两大核心要素：一是“仁者爱人”的情感基础，《万病回春》强调“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25］，将对患者的情感关怀置于技术之上；二是“医术与仁心”的统一，《医门法律》提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26］，认为精湛医术需以仁爱之心为导向，否则即便有高明之术，也做不到尽心竭力。这种“心术合一”的理念，使“仁术”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成为“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的统一体。

传统“仁术”虽蕴含“廉洁”的隐性要求，如《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反对“恃己所长，经略财物”^［21］，但未将其作为独立维度明确提出，这为“廉心仁术”的现代建构留下了理论空间。

2.3 “廉心”与“仁术”概念的逻辑构建

“廉心仁术”中“廉心”与“仁术”的组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基于深层语义逻辑的有机融合，呈现“价值核心—实践手段—目标达成”的递进关系，其逻辑链条可从3个层面解析。

2.3.1 价值核心与实践手段的双重关系

“廉”为“仁术”提供道德正当性的核心根基，确保“仁术”实践不偏离道义轨道。《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27］，强调廉洁是人格尊严的底线；同理，医者若突破廉洁底线，即便医术精湛，其“仁术”也会因动机不纯而失去道德价值。反之，“仁术”为“廉”提供实践载体，使廉洁品格从抽象道德规范转化为具体医疗行为。若仅有“廉”而无“仁术”，则可能陷入“洁身自好而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如《孟子·离娄下》中孟子对“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的评价为“惠而不知为政”^［20］121，批判了只追求个人“廉洁高尚”的美德，而无法切实造福人民的形式主义，强调道德品格需通过积极实践体现价值。

2.3.2 内在品格与外在能力的辩证统一

“廉”代表内在道德品格，其语义源头为堂之侧边，具有棱角分明的特性，隐喻人的正直不阿、有原则性；“仁术”代表外在实践能力，包含医术水平与人文关怀双重维度。无“廉”之“仁术”是“才胜德”，易致“智足以遂其奸”^［28］；无“仁术”之“廉”是“德胜才”，只能算“君子”而非“良医”。《礼记·聘义》以玉喻德，提出“廉而不刿”的君子品格标准^［29］，强调正直品格需与圆融手段结合，避免因过度“棱角”而伤害他人。

2.3.3 个体修养与社会责任的贯通关系

“廉”的核心是“克己”，《论语·颜渊》记载“克己复礼为仁”^［30］131，要求通过自我约束实现道德完善；“仁术”的核心是“达人”，《论语·雍也》记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0］69，强调通过帮助他人实现社会价值。二者共同构建“修身—济世”的实践路径：个体通过“廉”的修养（克己）提升道德境界，再通过“仁术”的实践（达人）服务社会，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共同构成“大医”的完整形象。

基于前述语义构成与逻辑关系分析，“廉心仁术”可界定为：医务人员以廉洁自律为内在道德准则，以仁爱精神为价值导向，将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相统一的职业实践范式。

3 廉心仁术的传统哲学渊源

3.1 儒家仁学的伦理奠基

儒家思想为“廉心仁术”提供了“廉心”的伦理框架。孔子“仁者爱人”的命题被医学化演绎为“医乃仁术”，使“爱人”从一般道德要求升华为医学的本质属性；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思想，指导医者将家庭伦理中的关爱扩展至患者，形成“皆如至亲之想”的职业情感。儒家“恭、宽、信、敏、惠”的德目体系进一步转化为医者行为规范：“恭”体现为对患者的礼貌，“宽”表现为问诊时的耐心倾听，“信”要求如实告知病情，“敏”强调诊疗效率，“惠”则是对贫困患者的体恤。

3.2 道家自然观的实践智慧

道家“道法自然”“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为“廉心仁术”注入“仁术”的整体思维与实践智慧。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转化为中医“天人合一”的诊疗伦理，要求医者顺应自然规律施治，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记载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31］，通过顺应季节变化调整干预策略，体现对自然节律的尊重。道家“气”论深化了对生命本质的认知，《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2］的观点，与中医“气为血帅，血为气母”的气血理论相通，认为“气”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医者通过调理气机实现“阴阳平衡”，本质是帮助患者恢复自然状态，体现“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实践观。

3.3 佛家修养的心性补充

佛家“慈悲”“禅定”思想为“廉心仁术”的“心性修养”提供补充维度。佛家“慈悲为怀”的理念与医者“普救含灵之苦”的“仁心”相通，均强调对众生痛苦的怜悯与救助；《养性延命录》中提倡“静神灭想”以调摄心神^［33］，部分佛教修行方法经本土化改造后融入中医养生，成为“仁术”的组成部分，与佛家“禅定”调心方法异曲同工；佛家“善有善报”的劝善思想虽未直接融入中医理论，但强化了医者的道德自觉，将“仁”的实践动力部分归因于对“善业”的追求，与佛家“行善积德”的观念形成文化共鸣。

4 现代医疗体系中“廉心仁术”的实践路径探索

“廉心仁术”的实践探索通过将“廉”的道德底线与“仁”的职业追求相结合，对现代医疗体系建设回归医学本质、重塑行业生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实践层面将“廉心仁术”融入现代医疗体系建设，可从制度、教育、文化、技术4个维度思考构建实践路径。

4.1 制度建设：构建刚性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制度是“廉心仁术”得以践行的根本保障，其核心在于将抽象的廉洁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可考核、可追溯的管理行为。

首先，量化考核与奖惩机制。将“廉洁行医”指标深度融入医务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指标设计应向精细化、动态化管理方向发展。考核结果须与核心利益紧密挂钩，例如，在职称晋升环节设置“廉洁一票否决制”。可借鉴部分医院推行的“廉洁积分”制度^［34］，医务人员的廉洁行为可累积积分，积分达到相应标准可获得奖励，反之则予以惩戒，从而形成“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制度闭环。

其次，聚焦高风险环节的嵌入式廉洁风险防控。针对药品、耗材、设备采购、基建、信息化建设等高风险领域，明确各流程节点的风险等级、潜在表现、责任主体及防控措施。例如，在药品入院环节，设立由临床、药学、管理、纪检等多部门组成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实名投票及可追溯的过程记录机制。定期对高风险岗位人员开展轮岗交流与廉洁谈话，切断因长期接触可能形成的利益关联。

4.2 教育培养：筑牢思想根基与行为习惯

教育旨在实现“廉心仁术”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认同的转化，需覆盖院校教育与在职教育全过程。

首先，在医学院校教育阶段，进行系统化、场景化的医德教育嵌入。除“医学伦理学”等必修课程外，考虑构建“廉心仁术”模块化课程体系，并将其融入专业课程，例如在“外科学”讨论手术方案时，可以融入耗材选择中的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探讨环节；可以开设“传统医德中的廉洁思想”“医疗腐败典型案例剖析”等专题讲座；开展“廉心仁术”主题辩论赛、情景剧表演、采访“白求恩式好医生”、观摩医院伦理委员会会议、参与处方点评等实践环节；在临床实习阶段，安排带教老师言传身教，将廉洁意识培养融入临床实践。

其次，在在职医务人员培养阶段，开展常态化、警示性的继续教育。将廉洁教育纳入医务人员年度继续教育必修学分，可探讨采用“案例教学法”和“情境模拟法”，组织科室进行“一案一析”讨论；实施分层分类培训，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岗前廉洁“接种”培训、对重点岗位人员（如采购、药剂、设备管理）进行专题强化培训、对中层干部进行“一岗双责”管理能力培训。

4.3 文化营造：培育以廉为荣的生态土壤

文化建设是“廉心仁术”生长的软环境，其目标是使廉洁从制度要求内化为职业荣誉和集体共识。

首先，系统开展浸润式廉洁文化活动与先进典型宣传。打造“杏林清风”等“廉心仁术”文化品牌宣传，不仅展示格言警句，更用图表、数据可视化方式呈现医院合理用药、耗材管控成效，宣传医务人员廉洁案例；举办以“廉心仁术”为主题的微电影、短视频创作大赛，开展“我身边的廉洁故事”分享会，让平凡岗位上的廉洁小事得到彰显；积极开展“廉洁标兵”“仁心医生”等先进典型宣传，深入挖掘其“廉”与“仁”相结合的具体事迹，利用院内全媒体平台（公众号、院报、室内屏幕）进行故事化、系列化报道。

其次，深化医德传统与职业仪式教育。定期组织重温《希波克拉底誓言》《日内瓦宣言》《大医精诚》等中外医德经典；可结合医师节、护士节等重要节日，举行集体宣誓仪式，强化职业神圣感；开设“医学人文讲堂”，邀请德艺双馨的医学大家、人文社科专家进行讲座，探讨医学的本质与医生的角色等。

4.4 技术支撑：打造智能高效的监督与服务赋能平台

现代信息技术为“廉心仁术”的实践提供了精准监督能力和效率提升工具。

首先，尝试构建医疗行为大数据智能监控预警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监督医疗行为，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医疗行为智能监控系统，对异常处方（如高价药占比过高）、过度检查（如同一项目重复开具）等行为进行自动预警；推行电子处方流转、医药分开核算等信息化管理模式，减少医生与药品、器械的直接利益接触。

其次，探讨建立实时、多维度的患者满意度评价与反馈闭环。在门诊、住院病房、结算窗口等各处设置“廉洁服务评价二维码”，患者可匿名对当次接触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沟通效果、廉洁感知（如是否暗示索要、是否推荐院外购药等）进行实时评价。纪检监察部门需建立评价与投诉的反馈机制，形成“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管理闭环，让患者监督成为常态化的外部约束力量。

综上，推动“廉心仁术”的现代实践是一项集合制度、教育、文化、技术4条路径相互渗透、协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和系统工程：制度建设提供刚性轨道与动力，教育培养注入内在认同与能力，文化营造培育滋养生态与氛围，技术支撑则赋予精准监督与效率提升的手段。唯有四者同向发力，形成“制度固廉、教育育廉、文化养廉、技术助廉”的综合治理格局，才能将“廉心仁术”这一古老而珍贵的医德遗产，真正转化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增进医患信任、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现代动能。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将字源学和传统哲学思想探求相结合，将厚植于中医药传统文化中的“仁术”与“廉”融合阐释，首次提出“廉心仁术”的医德建设范式理论，为现代医学领域提供了融合廉洁道德底线与仁爱职业追求的模式标准，填补了传统“医乃仁术”医德理论中廉洁维度的结构性缺失，构建起“心廉术仁”“内廉外仁”的医德新体系。

鉴于目前实证性研究、量化研究层面尚有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3个方向深化：一是开展多中心实证研究，扩大样本覆盖范围，选取不同地域及类型的医疗机构进行对比分析，整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量化分析“廉心仁术”实践路径对医患信任与医疗质量的影响机制；二是深化跨学科整合，引入心理学理论框架探究医者“廉心”形成的心理机制（如道德认同、职业价值观培育机制），结合制度社会学理论解析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廉心仁术”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三是聚焦数字化医疗新场景，针对互联网医疗中的利益冲突（如在线处方经济激励、远程诊疗分层收费）及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中的伦理风险，系统阐释“廉心仁术”在技术驱动的新型医疗环境中的内涵演进与实践范式，为智慧医疗伦理治理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廉心仁术”为破解当代医疗伦理困境提供了传统智慧与现代方案的融合路径，后续研究需在实证验证与场景拓展中持续完善，推动其从理论构想转化为行业实践的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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