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案(Rituximab,Cyclophosphamide,Doxorubicin,Vincristine,and Prednisone,R-CHOP)治疗显著改善了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整体预后,60%~70%的患者可获得长期缓解,但仍有30%~40%的患者最终会复发或难治(recurrence/refractory,R/R),其5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50%
[1-2]。R/R DLBCL患者的预后通常较差,中位生存期仅为6~12个月
[3]。精准分层有望为新发DLBCL患者提供精准治疗,提高初始疗效并降低复发风险。近年来,12个月内疾病进展(progression of disease within 12 months,POD12)作为一种动态预后指标受到广泛关注。多项研究
[4-5]证实,接受R-CHOP治疗后12个月内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其长期生存显著低于非POD12患者(3年OS率<20%
vs. >80%),因此POD12或可反映肿瘤的内在难治特征,有望成为及早识别高危患者、调整治疗策略的关键临床标志物。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中心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阐明POD12对患者生存的预后价值,并探讨其发生相关的临床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2020年5月—2024年1月收治的初治DLBCL患者97例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研究的患者均行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符合WHO2016年淋巴瘤分类诊断标准(排除原发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基础情况差等患者),纳入研究的97例患者均接受R-CHOP方案为主的化疗。收集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血β2-微球蛋白(beta-2 microglobulin,β2MG)、Hans分型、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包括MYC重排、BCL2重排、BCL6重排、17P缺失)、高通量测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NGS;包括BCL6、CD79B、KMT2D、MYD88、PIM1、TP53、KMT2C 、CREBBP、B2M 、BTG1等10个最常见的突变基因)、Ann Arbor分期、NCCN-IPI评分及治疗方案等信息。
本研究经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疗效评价及随访
分别在初始治疗3个疗程及6个疗程后进行中期及终末期疗效评估,主要根据患者影像学(PET/CT或颈胸腹盆增强CT)、骨髓形态及流式等综合评价。参照2014版Lugano淋巴瘤患者的疗效评价标准进行疗效评估,主要包括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获得CR和PR的患者定义为缓解,评估SD和PD的患者定义为未缓解。随访的方式主要为调阅患者门诊或住院病历及电话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定义为患者自确诊至疾病出现进展或复发的时间;OS定义为患者自确诊至因任何原因死亡或随访终止时间;POD12定义为患者确诊后12个月内出现病情进展。分组为(1)POD12组:确诊后12个月内进展;(2)非POD12(Non-POD12)组:确诊后12个月内未进展(进一步分为①POD24亚组:确诊后12~24个月内进展;②Non-POD亚组:确诊后24个月内未进展)。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预后分析采用Kaplan-Meier曲线进行比较,采用Cox回归分析DLBCL预后因素。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POD12的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线期临床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97例DLBCL患者,其中49.5%(48/97)年龄>65岁,58.8%(57/97)为男性。随访期间,共37例患者出现疾病进展,其中34例于确诊后12个月内进展患者(定义为POD12组),其余3例于12~24个月内进展。因此,POD12组与非POD12组分别纳入34例和63例患者。基线特征分析显示:POD12组年龄更大(>65岁占比67.6%
vs. 39.7%,
P=0.011),血清β2MG水平亦显著更高(
P=0.026)。在预后分层方面,POD12组中NCCN-IPI低中危(LIR)患者比例显著低于非POD12组(26.5%
vs. 50.8%),而高危患者比例则显著更高(38.2%
vs. 9.5%,
P=0.003)。分子遗传学层面,POD12组的MYD88突变(52.9%
vs. 27.9%,
P=0.015)和DTX1突变(20.6%
vs. 4.9%,
P=0.017)频率显著更高,而TNFAIP3突变率则显著更低(0%
vs. 16.4%,
P=0.013)。然而,2组在17p缺失、MYC重排、BCL2重排及BCL6重排等染色体异常以及B2M、TP53等其他基因突变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依据Guidance 01研究的遗传亚型标准,本研究队列中最常见的亚型为未分类型(38.5%),其次为TP53突变样(30.2%)和MCD样(20.8%),各亚型在2组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88)。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利妥昔单抗为基础的免疫化疗。疗效评估显示,非POD12组的完全缓解率显著优于POD12组(80.3%
vs. 18.2%,
P<0.001)。见
表1。
2.2 POD12组及非POD12组生存分析
POD12组的中位OS和中位PFS分别为32.0个月和5.0个月;而非POD12组的中位OS和PFS均未达到(
P<0.001),见
图1A、
图1B。鉴于POD24在惰性非霍奇金淋巴瘤(indolent non-Hodgkin lymphoma,iNHLs)中被公认为不良预后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比较了POD12组、POD24亚组(确诊后12~24个月进展者)及非POD组(确诊后24个月内未进展患者)的生存差异,结果提示:非POD组OS显著优于POD12组(
P<0.001),POD24组OS有优于POD12组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6),非POD组与POD24组间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46),见
图1C。非POD组PFS显著优于POD24组,后者显著优于POD12组(
P<0.001),见
图1D。
2.3 DLBCL预后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对 DLBCL预后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赋值情况见
表2。结果显示,年龄≥65岁、血清β2MG水平升高、高危NCCN-IPI、POD12、MYD88突变、诱导治疗未达CR为DLBCL PFS不良预后因素(
表3);POD12(HR=56.162,95%
CI:16.364~192.750,
P<0.001)为PFS独立预后不良因素(
表4);高危NCCN-IPI、POD12、MYD88突变、TP53突变、诱导治疗未达CR为OS不良预后因素(
表5);高危NCCN-IPI(HR=2.432,95%
CI:1.218~4.858,
P=0.012)及POD12(HR=31.179,95%
CI:3.575~271.951,
P=0.002)为O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表6)。
2.4 POD12的危险因素分析
对POD12的危险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纳入的变量包括:年龄(<65岁=0,≥65岁=1)、性别(男性=0,女性=1)、GCB亚型(GCB=0,Non-GCB=1)、β2MG水平(连续变量)、NCCN-IPI(低危组=0,中低危组=1,中高危组=2,高危组=3)、分子分型(EZB样=0,BN2样=1,MCD样=2,N1样=3,TP53突变样=4,NOS=5),B2M、BCL6、BTG1、CD79B、CREBBP、KMT2C、KMT2D、MYD88、PIM1、DTX1、NOTCH2、PRDM1、TNFRSF14、TNFAIP3、TP53基因的突变状态(均按未突变=0,突变=1赋值),17p缺失(未缺失=0,缺失=1),MYC、BCL2、BCL6重排情况(未重排=0,重排=1),并以CR作为治疗结局指标(达CR=0,未达CR=1),所有变量均按上述进行赋值,用于后续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血清β2MG水平升高、NCCN-IPI评分高危、MYD88突变、DTX1突变、诱导治疗未达CR为POD12的危险因素(
表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CCN-IPI评分高危(OR=2.164,95%
CI:1.060~4.417,
P=0.034)、诱导治疗未达CR(OR=16.470,95%
CI:4.870~55.701,
P<0.001)为POD12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8)。
2.5 PN模型构建
NCCN-IPI预后模型为目前利妥昔单抗为基础的免疫化疗方案治疗的DLBCL的经典预后模型,本研究结果显示:低危(LR)组、LIR组及中高危(HIR)组OS显著优于HR组(均
P<0.05,
图2A),但LR、LIR及HIR组相互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IR组患者PFS显著优于HIR及HR组(均
P<0.05,
图2B),其余组别间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为POD12及NCCN-IPI为DLBCL患者O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进一步将POD12纳入NCCN-IPI模型构建PN预后模型(发生POD12患者积3分,加上患者NCCN-IPI积分):LR组(积分0~3分,共计38例);中危(IR)组(积分4~7分,共计40例);HR组(积分≥8分,共计19例)。进一步生存分析显示:LR组患者PFS及OS均优于IR组,后者PFS及OS均优于HR组(
图2C-D)。
3 讨 论
DLBCL是一组由大细胞或转化B细胞组成的侵袭性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基因分型及疗效等方面具有高度异质性
[6]。尽管基于利妥昔单抗的免疫化疗已显著改善整体预后,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经历早期疾病进展,其中,发生POD12的患者往往生存期极短。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97例初诊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证实了POD12是DLBCL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并构建了一个纳入NCCN-IPI及POD12的“PN”预后模型,有望更好地将DLBCL预后分层。
目前最常用的DLBCL预后分层系统有国际预后指数(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年龄调整的IPI(age-adjusted IPI,aaIPI)和NCCN-IPI
[7]。IPI是在患者仅接受单纯化疗方案(主要是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和泼尼松)的时期发展起来的,根据风险不同,患者的5年OS为26%~73%。R-CHOP方案改变了DLBCL患者的临床病程,显著延长了其生存期并提高了治愈率。在利妥昔单抗治疗时代,IPI区分危险组,特别是高危组患者的能力下降,预后价值显著降低
[8]。因此,基于利妥昔单抗的免疫化疗治疗的DLBCL患者预后分层建议应用NCCN-IPI。但在本研究中,根据NCCN-IPI预后积分系统分层的LR、LIR及HIR组相互间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R与LIR组、HIR组之间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鉴于NCCN-IPI是基于欧美人群构建的预后评分系统,NCCN-IPI在亚洲DLBCL人群可能预后分层能力不足,尤其在LR、LIR及HIR人群。因此,针对亚洲人群患者,新的预后分层系统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本研究提示POD12为DLBCL患者独立且强效的预后不良因素。Wang等
[9]与Lian等
[10]报道POD12与DLBCL患者较差的生存预后显著相关,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对于POD12的DLBCL患者,治疗推荐基于疾病风险分层和患者耐受性。但相当大一部分短期进展的患者对二线挽救化疗不敏感,目前针对原发难治或复发时间≤12个月的患者,建议选择新药治疗,尤其是CAR-T细胞疗法已成为高风险患者的标准二线选择
[11]。上述研究支持POD12是DLBCL患者一个关键的预后因素并指导临床治疗调整。既往研究
[12]提示50%~70%的DLBCL人群被R-CHOP方案治愈,而中国人群淋巴瘤5年OS显著差于其他地区
[13],影响因素较多,比如:①既往中国DLBCL人群利妥昔单抗应用率不足;②接受标准CHOP方案比例偏低,尤其是老年体弱患者不能耐受标准剂量化疗。一项真实世界回顾性分析
[14],纳入2006—2012年349例中国老年DLBCL患者,5年生存率51.9%,60~69岁人群,平均年龄(64.5±2.9)岁。5年生存率58.3%,而>70岁人群降至42.8%。本研究数据也显示POD12组患者老年比例显著高于非POD24组。Al-Sarayfi等
[15]研究表明,与R-CHOP方案相比,接受R-miniCHOP(半量CHOP)方案治疗的年老体弱的DLBCL患者的2年PFS及OS均较差(PFS为51%
vs. 68%,
P<0.01;OS为60%
vs.75%,
P<0.01)。在多变量分析中,接受R-miniCHOP治疗的患者比接受R-CHOP治疗的患者有更高的全因死亡率风险(HR 1.73;95%
CI:1.39~2.17)。研究
[16]显示患者化疗药物的平均相对剂量强度(ARDI)≤90%的生存率低于ARDI>90%者(
P<0.05)。年龄和化疗药物的ARDI是DLBCL患者疗效和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③生物学与遗传学差异,DLBCL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异质性极强的淋巴瘤。DLBCL主要分为生发中心B细胞样(germinal center B-cell,GCB)亚型和活化B细胞样(activated B-cell,ABC)亚型。GCB型预后通常优于ABC型,有研究
[17]显示,在亚洲人群中,ABC型的比例更高。近年来,研究
[18]发现DLBCL中存在多种驱动基因突变,如MYD88 L265P、CD79B、EZH2、TP53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Schmitz等
[19]2018年对574例DLBCL样本进行了外显子及转录组测序,基于测序结果将患者分成MCD(MYD88和CD79B突变)、N1、BN2、EZB 4个亚型。BN2及EZB型患者对R-CHOP方案敏感,疗效相对较好,而MCD型和N1型预后较差。MCD亚型在亚洲人群的ABC型DLBCL(尤其是CD5+DLBCL)中更为常见。研究
[20]显示亚洲人种是DLBCL患者发生POD12的高危因素。本研究队列中发生POD12患者占比35%(34/97),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9),但POD12组中MCD样及TP53突变样患者有高于非POD12组倾向。不仅如此,与非POD12组相比,POD12组中MYD88和DTX1突变频率显著较高,而TNFAIP3突变频率显著较低的现象。且MYD88突变是DLBCL患者PFS和OS的不良预后因素,MYD88基因编码一种胞质接头蛋白,常见的突变位点为 MYD88 L265P,可促进MYD88蛋白多聚化,活化NF-κB信号通路,这种持续的信号激活促进细胞因子(如IL-6、IL-10和IFN-β)的分泌,增强肿瘤细胞的生存能力、凋亡阻滞,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并可能驱动淋巴瘤早期进展和复发。多项研究显示,MYD88突变与DLBCL高IPI指数相关,是患者预后差相关指标
[21-23]。上述研究提示内在基因突变可能为早期进展的驱动因素。
既往有研究
[10]报道,多种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如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血清β2MG水平、疾病分期、ECOG评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为POD12的潜在风险因素。多项研究
[24-25]发现,β2MG主要由淋巴细胞分泌,与肿瘤细胞增殖和浸润过程相关,在急性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等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血清中高表达。同样是来自国内对老年DLBCL患者临床预后研究
[26]显示,β2MG水平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34例POD12组中老年患者(年龄≥65岁)比例高、β2MG水平显著升高,提示初诊时高龄及高β2MG水平是预后较差的因素,与上述文献报道一致。且我们的结果显示高危NCCN-IPI评分[年龄、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ECOG评分、Ann Arbor分期、Ⅲ/Ⅳ期及结外侵犯部位数目]及诱导治疗未达CR是发生POD12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兴疗法如双特异性抗体epcoritamab在既往多线方案治疗后进展患者中诱导了持续缓解,即使对CAR-T疗法无反应的患者也能获益
[27]。但有研究
[28-29]显示,肿瘤免疫微环境显著影响DLBCL对双特异性抗体mosunetuzumab的反应。而肿瘤免疫微环境与淋巴瘤复发密切相关,微环境中免疫检查点分子和细胞浸润水平是预测复发的重要指标。间变型DLBCL中,PD-1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和CD8
+ T细胞数量较低,而GATA3
+ Th2细胞、FOXP3
+ Tregs和CD33
+髓源性抑制细胞数量较高,这种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可能导致耐药和复发。但肿瘤免疫微环境与CAR-T细胞疗法的反应相关性较弱。有研究
[30]显示CAR-T细胞治疗R/R DLBCL的总反应率在60%~70%,CR率在40%~50%。在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中,入组了51例年龄≥65岁难治DLBCL患者,CAR-T细胞治疗组的CR率高于化疗组(75.0%
vs. 33.0%),且2年无事件生存(event-free survival,EFS)率也高于化疗治疗组(47.8%
vs. 15.1%);且组间三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
[31]。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POD12是DLBCL患者强有力的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具有潜在的临床参考价值、指导个体化治疗。不仅如此,高危NCCN-IPI和未达CR是POD12独立危险因素,基于NCCN-IPI和POD12建立了一个“PN”预后模型,预后分析显示PN-LR组患者OS及PFS显著优于PN-IR组,后者OS及PFS显著优于PN-HR组。这一结果提示引入POD12可优化NCCN-IPI预后分层,有望指导我们更好地进行临床决策,如选择CAR-T等新型治疗。鉴于本研究为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纳入的病例数量少,使得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大样本、前瞻性、多中心队列中验证PN模型的有效性和普适性。
淮安市自然科学研究项目(HAB2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