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的相关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ertility-related stress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的相关因素，为临床心理支持及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12月河北省生殖健康医院不孕门诊就诊的PCOS不孕症患者93例开展横断面问卷调查。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相关压力量表及相关心理量表（焦虑、抑郁、病耻感等）收集资料。先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候选变量，进一步以生育压力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通过岭回归与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进行敏感性分析，采用5折交叉验证选择惩罚参数，并评估模型拟合稳定性与结果一致性。 结果 共纳入PCOS不孕症患者93例，生育压力总分为（156.34±16.52）分［条目均分（3.40±0.36）分］。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年龄≥30岁（β=7.664，95%CI：6.183~9.144，P<0.001）、初中及以下（β=4.105，95%CI：2.654~5.556，P<0.001）、抑郁（β=2.808，95%CI：1.556~4.061，P<0.001）及病耻感（β=2.555，95%CI：0.901~4.209，P=0.003）为生育压力的独立正向相关因素，模型R²=0.860（调整R²=0.853）。惩罚回归敏感性分析显示，岭回归与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的系数方向与主要结论一致，且交叉验证下模型拟合表现与普通最小二乘线性回归相近，提示上述核心影响因素具有良好稳健性。 结论 PCOS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与人口学因素及心理因素相关，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心理评估、健康宣教与支持性干预。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ertility-related stress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health management. Method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93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COS who visited the Infertility Clinic， Hebei Reproductive Health Hospital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22 were enrolled i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 and psychological scales assessing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tigma. Candidate variables were screen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then performed with the total fertility-related stress score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Sensitivity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ridge regression and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regression. Penalty parameters were selected using 5-fold cross-validation， and model fitting stability and result consistency were assessed. Results A total of 93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COS were included. The total fertility-related stress score was 156.34±16.52 （item mean： 3.40±0.3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age ≥30 years （β=7.664， 95%CI： 6.183―9.144， P<0.001）， education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or below （β=4.105， 95%CI： 2.654―5.556， P<0.001）， depression （β=2.808， 95%CI： 1.556―4.061， P<0.001）， and stigma （β=2.555， 95%CI： 0.901―4.209， P=0.003） were independent positive predictors of fertility-related stress. The model explained 86.0% of the variance （adjusted R²=0.853）. In penalized-regression sensitivity analyses， ridge regression and LASSO regression produced coefficient direc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 findings， and cross-validated predictive performance was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model， indicating good robustness of the identified core factors. Conclusion Fertility-related stress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PCOS is associated with both demographic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health education， and supportive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clinical practice.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 / 不孕症 / 生育压力 doi：10.3969/j.issn.1007-3205.2026.06.007

Key words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 infertility / fertility stress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1-3］，其特征通常为代谢异常和生殖内分泌紊乱，表现为多毛、痤疮、肥胖、月经失调和不孕等症状^［4-5］。PCOS患病率为5%~20%^［6］，其中约70%的患者伴有无排卵性不孕^［7］，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为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和辅助生殖技术^［8］，但仍有部分患者因治疗效果不佳或家庭催生而面临较大的生育压力^［9-10］，常常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11］。高生育压力可能加剧病情进展进而降低生育成功率，形成恶性循环^［12］。关于PCOS不孕症患者的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缺乏统一结论^［13］，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PCOS不孕症患者的生育压力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的心理支持与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7—12月在河北省生殖健康医院收治的PCOS不孕症患者93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如下：①患者符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国内外指南解读》及《不孕症临床指南的系统评价》中所明确的相关诊断与治疗标准；②已婚，有生育需求者；③无既往精神病史和其他严重躯体疾病；④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躯体疾病或活动性恶性肿瘤；②精神科医师评估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精神障碍；③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梅毒/活动性肝炎血清学阳性；④男方因素：精液参数异常（根据WHO第5版：浓度<15×10⁶/mL，或前向运动精子<32%，或正常形态率<4%）；⑤数据质量：问卷缺失项>10%或规律性作答（如连续10题选择同一选项）。样本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经验法进行估算。通常样本量应为拟纳入自变量数的10～15倍。本研究拟纳入回归分析的候选自变量约12个，据此估算所需样本量为120～180例。考虑问卷调查可能存在无效问卷或资料缺失，原计划适当扩大样本量。受研究时间及实际纳入条件限制，最终共回收有效问卷93份。虽然样本量低于理论估算值，但本研究仍对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与交叉验证，以增强结果解释的稳健性。

本研究已通过河北省生殖健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收集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确诊时间、家庭月收入、职业状况、焦虑、抑郁、家庭生活类型、夫妻亲密关系、独生子女、治疗时间、病耻感。

1.2.2 生育相关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

FPI量表共46个条目，包含夫妻关系、社会压力、无子女压力、性压力及父母角色需求5个维度，采用Likert 6级评分（1～6分）。量表总分范围为46～276分，得分越高表示生育相关压力越高。本研究以条目均分3.5作为理论中值进行描述：<3.5为低于理论中值，3.5～4.5为中等，>4.5为较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808。

1.2.3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该量表为单维度，共计20个项目组成，其中5个项目为反向计分，15个项目为正向计分，采用Likert 4级评分，分别计1~4分。正向和反向题评分别计粗分1、2、3、4分和4、3、2、1分，焦虑标准分=粗分×1.25，四舍五入取整，当标准分≥50即可判定为焦虑，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1。

1.2.4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该量表涵盖躯体性障碍、抑郁性心理障碍、精神性―情感症状以及精神运动性障碍4个维度，包含20个条目。其中，正向条目和反向条目各占10个，评分采用Likert 4级量表法，分别计1~4分。正向和反向题评分别计粗分1、2、3、4分和4、3、2、1分，抑郁标准分=粗分×1.25，四舍五入取整，当标准分≥53即可判定为抑郁，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3。

1.2.5 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MAT）

该量表为单维度，共计15个条目组成，总分值范围为2~158分，当MAT≥100分即可判断夫妻婚姻亲密关系良好，当MAT<100分则判断夫妻婚姻亲密关系一般，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1。

1.2.6 不孕症病耻感量表（infertility stigma scale，ISS）

包含家庭羞辱、人群羞辱、自我贬损和社会退缩4个维度，共27个条目，该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评分范围为1~5分。量表总分值为27~135分。得分越高表示病耻感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0。

1.3 资料收集方法

组建资料收集调查小组，并对小组成员开展统一培训。在调查正式开始前，向受试者详细说明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在获得受试者的同意后，再发放问卷。完成填写后当场回收，并通过双人核对后录入系统。本研究共发放100份问卷，最终回收93份，有效回收率为93.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R 4.3.2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overline{x}±s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以M（QR）表示，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生育相关压力量表总分为因变量，首先对各人口学及临床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结合临床专业意义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候选变量。建模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评估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在综合统计学结果与变量可解释性的基础上确定最终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报告回归系数、标准误、t值、P值及95%置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检验主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最终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岭回归和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进行敏感性分析，并通过5折交叉验证选择惩罚参数、比较不同模型的拟合表现。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PCOS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得分情况

本研究对象生育相关压力量表总分和条目均分低于理论中值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整体生育压力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各维度中，父母角色需求压力条目均分最高，且高于理论中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压力与理论中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夫妻关系压力低于理论中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子女压力总分和条目均分高于理论中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压力条目均分低于理论中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PCOS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生育压力总分在多项特征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包括年龄≥30岁者高于<30岁者；乡村居住者高于城镇居住者；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高于高中及以上者；家庭月收入<4 000元者高于≥4 000元者；非在职者高于在职者；焦虑（有）与抑郁（有）者均高于无焦虑/无抑郁者；与父母同住者高于夫妻独居者；夫妻亲密关系一般者高于良好者；治疗时间≥2年者高于<2年者；病耻感（有）者高于无病耻感者。独生子女（是）者生育压力低于非独生子女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确诊时间<3年与≥3年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最终模型纳入年龄、教育、抑郁与病耻感这几个变量，VIF处于较低水平。本研究回归模型中的截距项对应自变量均取参考水平时的生育压力平均值，其数值大小主要受量表总分计分范围影响，故不作具体临床解释。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中年龄（≥30岁）、教育（初中及以下）、抑郁（有）及病耻感（有）均为生育压力总分的显著相关因素。具体而言，年龄≥30岁者生育压力总分显著更高（P<0.05，95%CI：6.183～9.144）；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者生育压力总分显著升高（P<0.05，95%CI：2.654～5.556）。心理因素方面，抑郁（有）与生育压力总分呈正向关联（P<0.05，95%CI：1.556～4.061）；病耻感（有）同样与生育压力总分呈显著正向关联（P<0.05，95%CI：0.901～4.209）。见表3，4。

2.4 敏感性分析

为检验主分析结论在惩罚回归框架下的稳健性，本研究在最终进入多元线性回归的4个核心自变量基础上（年龄≥30岁、教育初中及以下、有抑郁、有病耻感）进一步开展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Ridge）与LASSO敏感性分析（表5）。结果显示，年龄≥30岁（β=7.664，P<0.001）、教育初中及以下（β=4.105，P<0.001）、抑郁（β=2.808，P<0.001）及病耻感（β=2.555，P=0.003）均为生育压力的显著正向相关因素。标准化系数比较显示，影响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年龄≥30岁（β=0.530）、教育初中及以下（β=0.284）、抑郁（β=0.196）和病耻感（β=0.162）。在惩罚回归中，Ridge回归的系数方向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一致（标准化β分别为0.487、0.277、0.191、0.177）；LASSO回归在交叉验证选择最优惩罚参数后亦全部保留上述变量（LASSO保留均为“是”），且系数方向一致（标准化β分别为0.501、0.246、0.146、0.139），提示核心影响因素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值得注意的是，LASSO相较OLS对系数有一定收缩，尤其在抑郁与病耻感方面（β由0.196/0.162降至0.146/0.139），该现象符合L1惩罚的统计学特征，即在控制过拟合、提高模型可推广性的同时对较弱效应进行收缩；但由于上述变量在OLS中已显示稳定的效应，且其信息难以被其他变量完全替代，因此在LASSO模型中并未被压缩为0，进一步支持其与生育压力的关联并非偶然。

2.5 稳健性分析

采用5折交叉验证评估模型泛化性能后，OLS、Ridge与LASSO的拟合表现总体接近，决定系数范围为0.832~0.837。具体而言，OLS模型的交叉验证均方误差（cross-validation mean squared error，CV-MSE）为8.581、交叉验证决定系数（cross-validate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CV-R²）为0.832；Ridge模型在交叉验证选择α=7.753时CV-MSE降至8.357且CV-R²提高至0.837，提示L2惩罚通过收缩回归系数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估计方差并改善模型稳定性；LASSO模型在最优λ=0.079时CV-R²为0.832，与OLS一致，CV-MSE为8.607，与OLS及Ridge差异不大。交叉验证结果提示：在本研究最终纳入的核心相关因素集合下，引入惩罚回归并未改变模型的主要解释能力与拟合稳定性，支持主分析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与可推广性。见表6。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PCOS不孕症患者的生育压力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30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存在抑郁以及存在病耻感，均与较高生育压力显著相关，但鉴于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上述关联尚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进一步敏感性分析显示，Ridge回归与LASSO回归所得系数方向与主分析一致，提示上述因素与生育压力之间的关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也说明这些变量并非仅在单一模型中偶然显著，而是可能在PCOS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形成过程中发挥较为稳定的作用。单因素分析中，家庭月收入、职业状况、家庭生活类型、夫妻亲密关系、治疗时间等变量亦与生育压力有关，但在控制其他变量并结合共线性处理后未进入最终模型，提示这些因素对生育压力的影响可能并非直接作用，而更可能通过年龄、教育水平及心理状态等核心变量间接发挥作用。

本研究显示，年龄较大的患者生育压力更高。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年龄增长往往意味着生育时间窗口逐渐缩小，患者对妊娠结局的不确定性感受更为强烈^［14-15］，结合本研究结果可见，年龄≥30岁在多因素模型中仍保持显著，且回归系数相对较高，提示年龄不仅是一般人口学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对生育时限、治疗效果及未来妊娠机会的综合担忧。同时，年龄较大的患者还可能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催育压力，因此更容易产生较高水平的生育压力。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生育压力较高，可能与其获取疾病相关知识、理解治疗过程^［16］及应对压力的能力相对有限有关^{［11，17］}。结合本研究结果，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仍与较高生育压力独立相关，提示教育水平可能不仅是社会人口学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健康信息获取、疾病认知及压力应对能力的差异。对于该类患者，若缺乏充分、准确的信息支持，容易放大对疾病和不孕结局的担忧，从而加重心理负担。

心理因素在本研究中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作用。抑郁与生育压力呈显著正相关，提示负性情绪状态可能是影响患者压力感知的重要因素。长期不孕、反复就诊及治疗效果不确定，可能与患者悲观、无助等情绪体验及较高生育压力同时存在，但本研究尚无法明确这些心理因素与生育压力之间的先后顺序及因果方向^［18-20］。从作用机制上看，抑郁状态下患者更容易对疾病和治疗结果形成消极预期，并倾向于放大失败体验及未来不确定性，从而增强对生育问题的主观压力感受。同时，本研究显示病耻感与生育压力水平升高有关，但二者之间的具体因果路径仍需在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对于PCOS不孕症患者而言，疾病本身及不孕状态不仅影响躯体健康，还可能使患者在婚姻、家庭及社会交往中产生自我否定、羞耻和退缩等体验，进而削弱其主动表达、寻求支持及有效应对压力的能力，这种负性社会心理感受可进一步加剧其压力水平。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关于不孕女性或PCOS患者心理负担的研究总体一致。研究^［21-22］表明，病耻感、抑郁情绪、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均与生育压力升高有关；而父母角色需求常常是患者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之一。本研究中，父母角色需求维度得分最高，也提示患者对生育角色实现的期待较强。与部分既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在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并处理共线性后，焦虑、夫妻亲密关系及治疗时间等因素未进入最终模型。这提示在本研究样本中，部分变量对生育压力的作用可能并非直接效应，而更可能作为上游背景因素，通过影响患者的情绪状态、自我评价或社会支持感受，与抑郁、病耻感等核心变量相互交织，共同影响患者的压力体验。上述差异也可能与研究对象来源、样本量、测量工具及变量分组方式不同有关。

从机制上看，PCOS不孕症患者的生育压力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人口学因素^［23］、疾病经历和心理社会因素^［24-25］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本研究数据，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患者所处的生育阶段及健康信息获取能力，而抑郁和病耻感则进一步影响患者对疾病、治疗及未来生育结局的认知与情绪反应。也就是说，年龄与教育水平可能更多体现为压力形成的背景基础，而抑郁和病耻感则更接近于压力感知和放大的直接心理通道。当患者长期处于负性情绪状态，并伴随社会评价压力或自我污名化时，更容易形成持续的高压体验。因此，在临床评估中，不仅应关注患者的基础人口学特征，也应重视其心理状态及社会支持情况，以便更早识别生育压力较高的人群。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仅能提示抑郁、病耻感等因素与生育压力之间存在相关性，尚不能据此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方向。例如，无法判断是抑郁和病耻感水平升高导致生育压力增加，还是较高的生育压力进一步引发或加重抑郁及病耻感。其次，本研究仅纳入93例患者，样本量相对较小，且研究对象均来源于单中心、单一地区，缺乏不同地区及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患者的数据支持，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外部推广性和普适性受到限制，因此尚难将本研究结果直接推广至全国范围内。再次，本研究主要采用自评量表收集资料，可能存在信息偏倚及同源方法偏倚。最后，部分变量采用分组方式纳入模型，虽然有助于结果解释，但也可能带来一定信息损失。未来可在多中心、大样本基础上开展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相关因素的稳定性，并探索不同因素影响生育压力的潜在作用路径和机制。

综上所述，PCOS不孕症患者的生育压力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抑郁及病耻感密切相关。上述因素可能分别从生育时限感、健康信息理解能力及负性心理体验等方面共同影响患者的生育压力水平。临床护理中应重视对患者心理状态、病耻感水平及社会支持状况的综合评估，并结合健康宣教、心理支持及个体化干预措施，帮助患者减轻生育压力、提高治疗依从性。

参考文献

[1] Xie M， Qing X， Zhang J，et al.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Health Popul Nutr，2025，44（1）：433.

[2] Kushawaha B， Rem TT， Pelosi E. Harnessing microbiome，bacterial extracellular vesicle，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 Biomolecules，2025，15（6）：834.

[3] 李泊琳，高金金，李海燕，等.基于中医学体质理论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体病相关临床文献研究［J］.中医学，2025，14（6）：2685-2691.

[4] Shahmoradi S， Chiti H， Tavakolizadeh M，et al. The effect of magnesium supplementation on insulin resistance and metabolic profiles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Biol Trace Elem Res，2024，202（3）：941-946.

[5] Stańczak NA， Grywalska E， Dudzińska E. The latest report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Ann Med，2024，56（1）：2357737.

[6] Hu X， Zhu M， Zhou Q，et al. Exploring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allopathic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medicine［J］. Drug Des Devel Ther，2025，19：11395-11410.

[7] Liu Y， Zhang W， Liu Z，et al. Serum copper assessment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tubal infertility： A retrospective 5-year study［J］. Food Sci Nutr，2024，12（8）：5979-5989.

[8] 张利，朱皓颖，范翠平.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状况调查及有关因素研究［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24，32（12）：2718-2723.

[9] 刘慧源，孔琪，王慧.地屈孕酮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不孕患者中的应用观察［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2024，24（23）：63-65.

[10] 周瑾，王涛.地塞米松联合地诺孕素及亮丙瑞林应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腹腔镜术后的效果［J］.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学报，2024，45（11）：673-677.

[11] 林瑞梅.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罕少疾病杂志，2024，31（11）：106-107.

[12] 宋小润，赵璟，叶慧，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生育压力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J］.护理学杂志，2024，39（16）：125-129.

[13] 周蓉，肖劲松，熊尧，等.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现状：正念特质、压力应对方式及家庭功能的作用机制［J］.医学新知，2025，35（6）：650-656.

[14] L'Heveder A， Chan M， Mitra A，et al. Sports obstetrics： I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in elite sportswomen，a narrative review［J］. J Clin Med，2022，11（17）：4977.

[15] Zhu Y. Effects of individualized childbirth education program on anxiety levels，mode of delivery，and postpartum adaptation among advanced maternal age primiparas［J］. Psychiatry Clin Psychopharmacol，2025，35（4）：396-407.

[16] Milani I， Cipponeri E， Ripa P，et al. Health literacy in people with type 1 diabetes： A scoping review［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2025，22（6）：869.

[17] Lai MI， Chen J， Fong P，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infant health literacy，social support，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during the perinatal period among women in Macao，China［J］. Womens Health （Lond），2025，21：17455057251347086.

[18] Masoumi SZ， Abdoli S， Kazemi F，et al. Stress management through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and positive thinking in women with recurrent failed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BMC Psychiatry，2025，25（1）：119.

[19] Kim M， Ban M. Development of an infertility perception scale for women （IPS-W）［J］. BMC Womens Health，2024，24（1）：513.

[20] Toghroli R， Azizi Kutenaee M， Ezati Rad R，et al. Determinants of infertility treatment from the point of couples referring to infertility treatment center in Southern Iran［J］. Sci Rep，2025，15（1）：12760.

[21] Lee J， Kim S， Nam S. "Living with silence and shame"： A Meta-synthesis of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of infertility-related stigma［J］. Int J Womens Health，2025，17：2699-2713.

[22] 刘媛媛，邓云，刘兰香，等. 不孕症女性与配偶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及家庭复原力的关系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24，39（13）：1-5.

[23] Bahri Khomami M， Shorakae S， Hashemi S，et al.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egnancy outcomes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Nat Commun，2024，15（1）：5591.

[24] Mpono EP， Kobenge FM， Mengne GL，et al. The support system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infertile women attending the out-patient consultation unit of CHRACERH yaoundé，camero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Open J Obstet Gynecol，2024，14（6）：869-887.

[25] Zhang Z， Liu M， Zhao F，et al. Fertility stress，psychological resilience，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women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J］. Cureus，2024，16（9）：e70352.

基金资助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计划课题(2022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