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胆汁性呕吐是新生儿期常见症状,病因多样,早期鉴别至关重要
[1-2]。其中,肠旋转不良合并中肠扭转是危急外科急症,手术延迟易引发严重并发症,影响远期预后
[3-4];而不伴中肠扭转的肠旋转不良,临床易漏诊、误诊
[5]。十二指肠闭锁等近端梗阻性疾病虽可通过特征性“双泡征”初步识别,但与肠旋转不良的鉴别仍需上消化道造影
[6-7]。超声检查因无创、实时、动态评估优势,已成为肠旋转不良的有效辅助诊断工具
[8-9]。本研究明确了婴幼儿胆汁性呕吐的临床特征,系统评估上消化道造影对肠旋转不良的诊断价值,对指导临床影像学检查选择、推动无创诊断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本研究设计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22年5月—2025年5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接受上消化道造影检查的婴幼儿112例,通过病历系统采集患儿临床资料,根据临床综合诊断结果(金标准)分为无手术组84例,肠旋转不良组15例,其他手术情况组12例。纳入标准:①胎龄≥37周;②出现胆汁性呕吐症状;③单胎妊娠;④年龄<3岁。排除标准:①产前确诊肠旋转不良或中肠扭转;②水平横胃;③脏器功能障碍;④继发脓毒症或坏血病;⑤合并重度高胆红素血症;⑥辅助生殖技术婴幼儿。
本研究通过苏州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文号:2025cs210)。
1.2 研究方法
1.2.1 参考标准
本研究以临床综合诊断为金标准,具体诊断依据为,①肠旋转不良:手术病例以术中探查结果为金标准;未手术病例需满足“典型影像学表现+临床症状与影像一致+随访6个月无其他病因确诊”;②其他外科梗阻性疾病组(其他手术情况组):以术中所见或病理结果为确诊依据;③非外科性病因组(无手术组):以“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影像学无梗阻证据+随访≥3个月无外科疾病发作”为确诊依据,排除漏诊可能。
1.2.2 腹部平片检查
操作时取仰卧位,暴露腹部并调整参数,拍摄仰卧位及左侧卧位,必要时加拍立位。图像中心线对准剑突与耻骨联合连线中点,确保胃泡、十二指肠及远端肠管清晰显示。影像评估观察“双泡征”异常肠气模式
[10]。见
图1。
1.2.3 超声检查
①操作前禁食2~4 h,取仰卧位,使用高频线阵探头(5~12 MHz),优化分辨率。评估定位肠系膜上动脉(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 肠系膜上静脉(superior mesenteric vein,SMV)位置关系和肠系膜血管“漩涡征”。观察十二指肠区域是否存在Ladd束带压迫或梗阻。影像评估显示,旋转不良时SMV左移或环绕SMA。合并中肠扭转时出现“漩涡征”。见
图2。
1.2.4 上消化道造影检查
患儿检查前禁食4~6 h,取仰卧位,必要时轻微抬高头部;经口或鼻胃管缓慢注入碘水溶性造影剂。在透视下动态观察造影剂通过食管、胃及十二指肠的情况,重点评估十二指肠走形、形态及十二指肠空肠曲(Treitz韧带)的位置。按压腹部帮助造影剂通过梗阻,动态观察肠管旋转及固定异常。影像显示Treitz韧带异常位置,正常应位于脊柱左侧,肠旋转不良时常位于脊柱右侧或中腹部。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1.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yiShapiro-Wilk检验验证正态性,Levene检验验证方差齐性;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MK-q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受试者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诊断价值,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诊断结果
经临床综合诊断,111例患儿中肠旋转不良15例(13.2%);其他外科病因病变12例(10.8%),共计27例(24.3%)存在外科病因;其余84例(75.7%)为非外科性疾病所致,无需手术治疗。
2.2 不同病因胆汁性呕吐婴幼儿的基线资料比较
3组基线资料比较结果显示,各组在产妇年龄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肠旋转不良组产妇年龄显著高于无手术组和其他手术情况组(
P<0.05)。然而,3组间在胎粪污染比例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指标如妊娠周数、出生体重、性别比例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1。
2.3 不同病因胆汁性呕吐婴幼儿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其他手术情况组首次胎粪排出时间长于无手术组、肠旋转不良组(
P<0.05);肠旋转不良组腹部压痛占比高于无手术组(
P<0.05),心动过速占比高于无手术组、其他手术情况组(
P<0.05);肠旋转不良组、其他手术情况组腹部平片异常占比、腹胀占比、超声异常占比、上消化道造影异常占比高于无手术组(
P<0.05)。见
表2。
2.4 超声、上消化道造影对胆汁性呕吐患儿肠旋转不良的诊断价值分析
各指标对胆汁性呕吐患儿肠旋转不良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产妇年龄单独诊断的AUC为0.872(95%
CI:0.806~0.937),敏感度93.3%、特异度77.1%;首次胎粪排出时间单独诊断的AUC为0.875(95%
CI:0.792~0.957),敏感度93.3%、特异度74.0%;腹部平片异常单独诊断的AUC为0.544(95%
CI:0.407~0.680),敏感度40.0%、特异度68.8%;腹胀单独诊断的AUC为0.500(95%
CI:0.368~0.632),敏感度33.3%、特异度66.7%;心动过速单独诊断的AUC为0.607(95%
CI:0.489~0.725),敏感度26.7%、特异度94.8%;超声异常单独诊断的AUC为0.810(95%
CI:0.730~0.891),敏感度93.3%、特异度68.8%;上消化道造影异常单独诊断的AUC为0.739(95%
CI:0.624~0.853),敏感度80.0%、特异度67.7%;C反应蛋白单独诊断的AUC为0.857(95%
CI:0.739~0.976),敏感度80.0%、特异度87.5%;超声联合上消化道造影诊断的AUC为0.884(95%
CI:0.783~0.985),敏感度80.0%、特异度90.6%。见
表3、
图1。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在非外科病因的胆汁性呕吐患儿中,胃食管反流、基础感染是导致婴幼儿胆汁性呕吐的主要病因。部分婴幼儿食管下括约肌发育不成熟及胃排空延迟可导致胃内容物反流,反复呕吐可能导致胆汁性胃食管反流
[11-13]。胃酸与胆汁混合反流会损伤食管黏膜,引发动力障碍,导致反复胆汁性呕吐及腹痛症状
[14-16]。本研究中,产妇年龄与肠旋转不良存在统计学关联,而胎粪污染在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者与肠旋转不良发病机制的关联可能存在趋势,但本研究未证实显著相关。胎粪污染羊水与先天性腹壁缺陷相关,且可能影响胃肠壁缺损儿童的肠道功能
[17]。高龄产妇妊娠伴随胎盘功能减退、子痫前期等风险,影响肠道发育,辅助生殖技术也可能与肠旋转不良有关
[18-19]。
本研究发现,先天性巨结肠患儿的首次胎粪排出时间延长。研究分析,其核心问题是肠道的神经节细胞缺失,导致部分区域无法蠕动,胎便滞留,延迟排出时间可作为排除肠旋转不良的因素之一
[20-21]。研究
[22-24]显示腹部压痛、心动过速、腹部平片异常等症状及影像学检查异常可作为诊断肠旋转不良的指标。且腹部压痛与腹胀提示机械性梗阻或局部缺血性损伤。值得注意的是,肠旋转不良组C反应蛋白水平显著升高,提示肠道梗阻引发的炎症应激反应,可作为辅助诊断的实验室参考指标。同时,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未能充分检测出乳酸、pH 值、白细胞计数等指标在3组间的潜在差异。上述指标在理论上与肠道梗阻引发的组织灌注状态、酸碱平衡紊乱及全身炎症反应密切相关,在肠旋转不良合并肠扭转、肠缺血等重症病例中或存在特征性变化。临床中需结合“症状+影像学+炎症指标”综合判断,避免仅依赖单一指标漏诊。本研究表明,超声与上消化道造影诊断肠旋转不良的准确率相当,但同样存在误诊。超声可能因肠道积气影响显影
[19];造影剂未充分充盈或通过十二指肠时可能导致误诊
[20]。二者联合应用可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弥补单一检查的漏诊、误诊缺陷,进一步提升肠旋转不良诊断的敏感度与特异度。对于超声初筛提示异常但不明确的患儿,建议48 h内复查或直接行上消化道造影确诊,尤其对高龄产妇所生、胎粪污染史等高危患儿,需缩短诊断流程,避免中肠扭转延误救治。因此,优先考虑超声诊断有助于减小伤害。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腹部压痛、心动过速和影像学异常是肠旋转不良患儿的主要临床表现,但需要与其他外科病因进行鉴别。影像学诊断方面,上消化道造影的诊断效能最为显著,具有100%的敏感度和95.83%的特异度,是肠旋转不良的金标准。超声作为一种无创筛查工具,敏感度同样高达100%,但其“漩涡征”检出依赖操作者经验。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对象纳入标准限定胎龄≥37周、单胎妊娠,且排除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婴幼儿,选择标准相对严格。现实中肠旋转不良在早产儿、辅助生殖技术受孕婴幼儿中并不少见,此类过度排除可能导致选择偏倚,限制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与临床推广价值。未来研究可扩大纳入范围,纳入早产儿、多胎及辅助生殖技术受孕婴幼儿,进一步验证结果的普适性,提升研究结论的临床适用性。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M202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