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病之后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二大杀手,尤其中国人口基础大,肿瘤负担更重,因此加强肿瘤的监测及其管理是医疗健康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
[1-2]。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所有乳腺癌新增病例中接近20%发生在中国,该数据远高于其他国家
[3]。根治术是乳腺癌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其联合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或前哨淋巴结活检术(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是临床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能使患者显著获益,被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
[4-5]。腋网综合征(axillary web syndrome,AWS)是乳腺癌根治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术后腋窝及其邻近区域出现条索样皮下结节,常伴疼痛及关节活动受限,不仅不利于患者术后康复训练,也可能对其身心造成困扰
[6]。目前主流观点认为,AWS的发生可能与肌膜损伤及淋巴水肿相关,但确切机制不明,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临床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然而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系统分析乳腺癌根治术后发生AWS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预测模型,以期为临床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基于电子病历资料的回顾性分析,纳入2021年1月—2025年10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术的379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组织病理证实为原发性乳腺癌;②首次行乳腺癌根治术,并行ALND或SLNB;③术前无肩关节疼痛或活动受限等症状。排除标准:①非首次手术治疗;②合并其他肿瘤;③既往肩关节手术史;④相关资料缺失患者。基于电子病历提取患者临床资料,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肿瘤特征、治疗措施相关指标。其中人口学治疗包括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文化程度;肿瘤特征包括部位、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治疗措施相关指标包括腋窝处理方式、淋巴结清扫数目、是否放化疗、手术切口愈合时有无感染、肋间神经有无损伤、是否早期(术后1个月内)康复训练。术后对患者进行规律随访,根据术后12周时是否发生AWS,分为AWS组103例(27.18%)、非AWS组276例(72.82%)。AWS诊断标准
[7]:患者肩关节活动受限合并局部疼痛,肩关节区域(包括腋窝、肘前间隙、前臂等)触及条索状结节,并经超声确认。
本研究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准批文号:L2026-J41)。
1.2 样本量估算
根据既往研究AWS发生率25%~30%,设定α=0.05、β=0.2,经计算预估样本量为350例,本研究实际纳入379例,提示满足统计学要求。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WS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建立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效能。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AWS组和非AWS组资料比较
与非AWS组比较,AWS组<60岁、BMI<24 kg/m
2、淋巴结转移、行ALND、淋巴结清扫数目>15枚、化疗、肋间神经损伤比例均显著升高,早期康复训练比例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1。
2.2 AWS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AWS为因变量,以基线资料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
表2。结果显示,年龄<60岁、BMI<24 kg/m
2、淋巴结清扫数目>15枚、化疗是根治性切除术乳腺癌患者发生AW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早期康复训练为其保护性因素,见
表3。
2.3 预测模型
根据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建立乳腺癌患者发生AWS风险的回归方程,Y=-1.655+0.356×(年龄)+0.451×(BMI)+0.521×(淋巴结清扫数目>15枚)+0.413×(化疗)―0.612×(早期康复训练)。模型组成参数均为二分类变量,分别赋值0或1(
表2)。采用约登指数(Youden index)确定模型预测AWS的最佳截断值(CUT-OFF),计算公式为:约登指数=敏感度+特异度-1。逐一计算模型在各预测概率截断点下的约登指数,选取约登指数最大值所对应的截断点作为最佳CUT-OFF值。经计算,当CUT-OFF值取0.367时,约登指数最大(0.594),此时模型预测AWS的敏感度为78.64%,特异度为80.80%,约登指数对应的诊断效能最优。ROC曲线显示,模型预测AWS的AUC为0.852(95%
CI:0.816~0.902),准确度为80.21%,见
图1。
2.4 个体化预测
根据Logistic 回归方程可知,P=1/(1+e-Y),P为个体化发生AWS的概率。比如随机选取1例年龄45岁,BMI为22.3 kg/m2,淋巴结清扫数目为10枚,术后化疗,未早期康复训练。此时,P=1/(1+e-1.655+0.356×1+0.451×1+0.521×0+0.413×1-0.612×0),经计算P=0.393,大于最佳CUT-OFF值0.367,认为在准确度为80.21%的情况下会发生AWS。
3 讨 论
随着乳腺癌诊疗技术的进步,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术后生活质量日益受到关注。AWS作为乳腺癌根治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虽具有一定自限性,但若处理不当,可导致肩关节功能障碍、慢性疼痛,甚至局部肌肉萎缩,严重影响患者康复进程与心理健康
[8]。然而,临床上对AWS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其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缺乏早期识别与干预的有效工具。本研究基于单中心379例乳腺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数据,系统分析了AWS的发生率(27.18%)及其影响因素,并首次尝试构建了风险预测模型,为临床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实施针对性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3.1 乳腺癌术后AWS的发生率及研究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AWS发生率为27.18%,与韩青等
[9]最新报道的29%接近,但显著低于Leidenius等
[10]报道的86%及Baggi等
[11]报道的51.1%。这种差异并非偶然,提示不同研究间存在显著的临床异质性。导致AWS发生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包括:其一,诊断标准与观测时间点的不同,AWS多发生于术后8周内,部分研究
[12]观察窗口过短或过长均可能影响检出率;其二,手术方式与腋窝处理策略的演变,随着SLNB的普及,ALND比例下降,AWS总体风险呈下降趋势;其三,种族及人群基线特征差异,如BMI、年龄构成等。因此,在解读AWS流行病学数据时,需结合具体临床背景,不宜直接横向比较。本研究将观察期延长至术后12周,并采用超声联合临床体征进行诊断,结果更具可靠性。
3.2 独立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与临床意涵
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BMI<24 kg/m²、淋巴结清扫数目>15枚、化疗是AW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早期康复训练为保护性因素。以下结合文献证据与病理生理机制进行综合解读。①年龄: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60岁者AWS风险更高,这与文献
[13-14]结论一致。分析可能的原因,年轻女性乳腺癌常呈现更高的生物学侵袭性,临床倾向于采取更彻底的淋巴结清扫策略,导致淋巴管网损伤更重。此外,年轻患者结缔组织更为致密,对炎性刺激的反应更易形成可触及的纤维条索。然而,亦有研究指出高龄是AWS的危险因素
[15],提示年龄与AWS之间可能呈“U型”或非线性关系:年轻者因手术强度与组织反应性高风险升高,年长者则因组织修复能力下降、代偿机制减弱而风险增加。未来需开展大样本分层研究加以验证。②BMI:本研究证实低BMI是AWS的独立危险因素,与韩青等
[9]、Huang等
[16]及两项Meta分析
[15,17]结果高度一致。深入分析其机制,低BMI者皮下脂肪层薄弱,腋窝淋巴管网及静脉系统缺乏足够的缓冲与支撑。术后一旦发生淋巴回流受阻,局部炎症反应更易直接作用于浅筋膜,促进成纤维细胞活化与胶原沉积,形成皮下条索。此外,脂肪组织具有抗炎与促淋巴再生的潜能,低BMI者缺乏这一代偿储备。因此,对于体重正常或偏轻的乳腺癌患者,应视为AWS高危人群,术后需加强淋巴水肿预防与早期功能干预。③淋巴结清扫与化疗:淋巴结清扫数目>15枚可使AWS风险增加1.68倍,化疗则使AWS风险增加1.51倍。这两项因素共同指向“淋巴系统累积损伤”。淋巴结清扫直接破坏腋窝淋巴回流通路,而化疗(尤其是紫杉类与环磷酰胺)可诱发淋巴管内皮炎性损伤及周围纤维化
[18-19]。推测二者存在协同效应:清扫后残留的淋巴管网本就代偿不足,化疗进一步抑制淋巴内皮再生能力,导致局部炎性微环境持续存在,最终促成纤维条索形成。因此,对于接受ALND且清扫范围较大、计划行辅助或新辅助化疗的患者,应建立AWS主动监测计划,而非被动等待症状出现
[20-21]。④早期康复训练: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康复训练可使AWS风险降低45.8%(OR=0.542),是唯一可干预的保护因素。其核心机制在于:①规律的关节活动与肌收缩可产生“生理性淋巴泵”效应,促进淋巴回流,减轻组织水肿;②早期拉伸可防止纤维蛋白凝集物在皮下黏连,降低条索形成的机械基础;③康复训练有助于抑制局部炎症因子的过度释放,从而延缓或阻断纤维化进程
[22]。因此,临床应改变“术后制动”的传统观念,在确保切口愈合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术后1个月内的个体化康复训练。
3.3 预测模型的价值与局限性分析
目前国内外针对AWS的预测工具极少,本研究首次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构建了包含年龄、BMI、淋巴结清扫数目、化疗及早期康复训练的简易预测模型。ROC曲线显示AUC达0.852,敏感度78.64%,特异度80.80%,具有良好的区分度与校准度。该模型的优势在于:变量均为临床易获取的常规指标,无需额外检验或影像评估,可在术后早期快速计算个体化风险概率,辅助临床决策。
然而,模型的推广应用需注意以下局限:其一,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与信息偏倚,模型未进行外部验证,其泛化能力尚待多中心前瞻性队列证实;其二,模型中未纳入分子分型、新辅助治疗方案细化类型(如是否含紫杉类)、术后放疗靶区参数等因素,这些变量可能进一步影响AWS风险
[23];其三,早期康复训练的定义较为宽泛,未量化训练强度、频率及起止时间,未来需标准化康复干预方案。因此,本模型可作为初步筛查工具,但临床使用时应结合个体化评估,而非替代临床判断。
3.4 近期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
近三年已有研究开始关注AWS的预防策略及生物机制。例如,López-Mejía等
[23]通过前瞻性队列显示,术后第1天开始的手法淋巴引流联合渐进式抗阻训练,可将AWS发生率由32%降至15%(OR=0.41)。另一项来自韩国的小样本研究提示,低水平激光治疗可减轻AWS相关疼痛并促进条索软化,但对其发生率无显著影响
[24]。此外,Zhou等
[25]利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法显示,术后早期细胞外液比例升高是AWS的独立预测因子,为淋巴功能评估提供了客观手段。上述进展提示,未来AWS研究方向应从“风险识别”向“机制干预”与“客观量化”转变。本团队后续拟开展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整合淋巴成像、炎症因子谱及康复剂量参数,构建更精准的动态预测模型,并探索靶向淋巴保护的围手术期干预策略。
综上所述,年龄<60岁、BMI<24 kg/m²、淋巴结清扫数目>15枚、化疗及早期康复训练是乳腺癌根治术后AWS发生风险的影响因素,据此建立的模型有助于早期识别AWS高危人群,从而辅助临床进行针对性干预。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H20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