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汁淤积性肝病(cholestatic liver disease,CLD)是一种由多种病因导致胆汁生成、分泌或排泄障碍引发的临床综合征,以胆汁酸及毒性代谢物肝内蓄积为核心特征,其临床表现为黄疸、乏力、瘙痒等,多数患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和γ-谷氨酰转移酶(glutamyltranspeptidase,GGT)升高
[1]。尽管该病可能进展缓慢,仅有轻度肝功能障碍,但也可能进展为肝硬化或肝衰竭,需要进行肝移植
[2-4],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目前,CLD的治疗原则包含去除病因和缓解胆汁淤积,常用药物包括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S-腺苷蛋氨酸、消胆胺、贝特类药物和奥贝胆酸等
[5],但对于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5倍正常值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ULN)的肝内CLD患者总有效率有限。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artificial liver blood purification system,ALBPS),简称人工肝,可直接清除胆汁酸及炎症因子,为肝脏修复争取时间。本研究通过观察内科治疗和人工肝联合内科治疗肝内CLD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旨在优化CLD治疗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5月—2024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肝内CLD住院患者158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内科治疗组(对照组)114例,其中男性74例,女性40例,年龄(57.46±12.83)岁;人工肝联合内科治疗组(观察组)44例,男性29例,女性15例,年龄(56.66±13.83)岁,共随访12个月。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对比2组短期疗效、长期预后(365 d生存率)及安全性。
本研究已通过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PJ2026-03-40)。
1.2 纳入标准
参照《胆汁淤积性肝病管理指南(2021)》
[6]、《肝内胆汁淤积症诊治专家共识(2021年版)》
[7]诊断标准,即ALP≥1.5× ULN,GGT≥3×ULN,且TBIL≥5×ULN;临床资料完整。
1.3 排除标准
合并恶性肿瘤、严重心肾功能不全;治疗前存在活动性感染(如肺炎、败血症等);妊娠期/哺乳期女性;治疗期间使用糖皮质激素;随访时间<365 d或主动退出随访。腹部超声/CT/磁共振排除肝外胆汁淤积。
1.4 研究方法
根据患者住院期间实际接受的治疗方案,分为内科治疗组(对照组):仅接受常规内科治疗(熊去氧胆酸750~1 000 mg,口服,2~3次/d,腺苷蛋氨酸1.0~2.0 g,静脉滴注,1次/d);人工肝联合内科治疗组(观察组):在使用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人工肝治疗,使用健帆智能多模式血液净化系统(DX-10),根据《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治疗指南(2023版)》
[8]人工肝治疗适应证、禁忌证及操作流程,选择人工肝血浆置换和/或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ouble plasma molecular adsorption system,DPMAS)治疗。人工肝治疗频次2~3 d/次,共2~5次,具体次数根据肝功能、止凝血功能等调整。
1.5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依托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和实验室信息系统,分别采集患者入院时(治疗前)及出院前(治疗后)临床资料,并计算差值。分析引起CLD的病因,包括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药物、酒精中毒、戊型肝炎病毒感染、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等,记录治疗相关不良反应,通过电话或门诊随访出院后365 d的资料。因系回顾性研究,豁免知情同意,但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均按《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指南》进行匿名化处理,保护隐私。
1.6 质量控制
资料提取:由2名研究者独立提取电子病历数据,交叉核对。为控制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使对照组与观察组的基线特征趋于一致,通过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365 d生存期的相关因素。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7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描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M(QR)描述,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描述,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治疗前后指标差别;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365 d生存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Cox回归分析采用逐步退出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线特征
本研究总病例数209例,排除资料不全病例51例,共纳入CLD患者158例,对照组114例,观察组44例。2组TBil、总胆汁酸(total bile acid,TBA)、国际标准化比率(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性别、年龄、病因、外周血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s,WBC)计数、血小板(platelet,PLT)计数、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白蛋白(albumin,ALB)、ALP、GGT、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1。
2.2 短期疗效
为校正两组患者治疗前TBil、TBA、INR、AST的基线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评估人工肝治疗的独立疗效。以ΔTBil(治疗后TBil-治疗前TBil)为因变量,以分组(对照组=0,观察组=1)、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治疗前WBC、治疗前PLT、治疗前TBA、治疗前ALT、治疗前AST、治疗前ALB、治疗前ALP、治疗前GGT、治疗前INR、治疗前CRE为自变量,采用Enter法强制纳入模型。赋值情况见
表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2所示。模型拟合良好(R=0.525,R²=0.275,调整R²=0.204),其中F统计量为3.880,
P<0.001,因此所拟合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10,无显著多重共线性。分组变量对ΔTBil的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3.661,95%
CI:0.906~6.415,
t=-2.627,
P<0.05),提示人工肝治疗可使TBil平均多下降3.661 mg/L。其余协变量中,治疗前AST有显著影响(
P<0.05),而治疗前TBA、INR无显著影响(均
P>0.05)。见
表3。
2.3 2组治疗期间安全性
治疗组出现不良反应5例次,分别为过敏反应3例,低血压1例,泌尿道感染1例。观察组出现不良反应13例次,人工肝治疗相关不良反应11例(过敏反应6例,低血压2例,穿刺部位出血3例),继发肺部感染2例,经抗感染治疗后痊愈,穿刺部位出血3例,经局部压迫止血后好转。
2.4 2种治疗方法对患者365 d生存率和死亡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分析,2组TBil、TBA、INR、AS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将以上4个指标认定为本次PSM的预测变量。经PSM完成匹配后,2组匹配成功数均为35例,2组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4。匹配后2组365 d的生存率分别为74.29%(26/35)和85.71%(30/35),经Log-rank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1.551,
P=0.213)。见
图1。
2.5 365 d生存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匹配后70例患者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是否HBV感染、是否行人工肝治疗、WBC、PLT、TBil、TBA、ALT、AST、ALB、ALP、GGT、INR、Scr等16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以365 d生存期作为时间变量,以死亡作为事件发生,进行Cox回归分析。16个因素在365 d死亡组和生存组中的具体情况如下:在70例研究对象中,365 d生存组为56例,死亡组为14例。生存组的中位年龄为[55.50(23.75)]岁,其中男性占69.64%,女性占30.36%;死亡组中位年龄为[59.50(17.75)]岁,男性占57.14%,女性占42.86%。生存组的中位住院时间为[55.50(15.75)] d,死亡组为[14.00(11.25)] d。在HBV感染方面,生存组有41.03%为感染者,死亡组有42.86%为感染者;在人工肝治疗方面,生存组有41.03%接受治疗,死亡组有35.71%接受治疗。实验室检查方面,生存组与死亡组的中位WBC分别为[6.34(5.08)]×10
9/L和[6.57(5.55)]×10
9/L;PLT分别为[195.50(163.25)]×10
9/L和[100.50(75)]×10
9/L,TBil分别为[153.8(69.8)] mg/L和[181.4(117.7)] mg/L,TBA分别为[194.84(155.06)]μmol/L和[211.27(122.48)]μmol/L,ALT分别为[287.50(918.4)]U/L和[144.30(316)]U/L,AST分别为[207.25(506.93)] U/L和[222.00(615.35)] U/L,ALB分别为[34.50(6.7)] g/L和[28.35(5.3)] g/L,ALP分别为[278.50(224.75)] U/L和[326.50(402.02)] U/L,GGT分别为[331.90(234.85)] U/L和[318.00(401.5)] U/L,INR分别为1.17(0.53)和1.27(0.46),Scr分别为[57.00(22.5)]μmol/L和[63.80(31.03)] μmol/L。以是否HBV感染、PLT、TBil、ALT、AST、ALP为自变量,以患者生存情况为因变量,进行Cox回归分析,变量赋值情况见
表5。结果显示,是否HBV感染、PLT、TBil、ALT、AST、ALP等6个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HBV感染、PLT、ALT是患者生存的保护因素,TBil、AST、ALP升高是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见
表6。
3 讨 论
CLD是一组异质性疾病,其特征是胆汁形成或流动受损,导致胆盐积累和肝脏逐渐损伤
[9]。根据其临床表现分为不同类型,如遗传障碍、胆道闭锁、机械或术后胆汁阻塞、药物性胆汁淤积、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
[4,9]。大部分患者病情进展缓慢,但也有可能进展迅速。金萌等
[10]发现降钙素原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进行性升高的重症CLD患儿可能会进展至急性肝衰竭。
CLD是一类无法通过药物进行治愈的肝胆疾病。El-Maadawy等
[11]研究发现,CLD发病机制涉及Hippo/YAP信号通路的失调,从而引发致病性胆管反应、炎症和纤维化。尽管UDCA仍是首选疗法,但大多数患者对治疗反应不佳。鉴于引起CLD的病因很多,明确诊断与病因溯源是治疗的前提。诊断方面,除了临床常用的生化、自身抗体、影像学等检查外,基因检测显著提高了儿童CLD的病因诊断,特别适用于病因不明、表现不典型或治疗反应不充分的疾病
[9]。虽然全外显子测序是“解读”未解释疾病和指导精准治疗的强大工具,但它还不能取代仔细的临床评估,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肝活检也是必要的
[12]。因此,对于常规检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CLD患者,基因检测和肝活检是可选检查。治疗方面,针对慢性HBV感染的抗病毒治疗,酒精性胆汁淤积的戒酒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等病因治疗至关重要。本研究结果提示,HBV感染是影响患者生存的保护因素,其可能机制为:目前针对HBV感染已有确切有效的抗HBV药物,病因治疗的规范化实施对改善患者生存率具有重要作用。其次,人工肝治疗可作为CLD内科综合治疗的手段之一,但该治疗具有有创性、费用较高、存在不良反应等特点,临床多用于肝衰竭或重症胆汁淤积患者。本研究结果显示,针对TBiL≥5×ULN的CLD患者,治疗前后,人工肝联合内科治疗较单纯内科治疗在TBil下降方面有显著差异,可能机制在于:人工肝治疗可直接清除血液中蓄积的TBil,快速减轻肝细胞损伤,为肝脏修复争取时间;同时补充凝血因子,降低出血风险,安全性好
[13]。这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研究结果
[14]一致。经PSM处理后,发现2组365 d生存率并无差别,提示人工肝短期疗效确切,未观察到能显著改善患者365 d生存率,远期预后获益尚需进一步验证。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小,未区分不同人工肝治疗模式效果的差异。但目前已有研究显示
[14],人工肝血浆吸附、联合治疗与血浆置换治疗儿童CLD时降低肝功能指标的效果相当。因此,对于TBil明显升高且常规药物应答不佳的患者,充分权衡利弊后可酌情应用人工肝。
尽管当前临床上已有多种方案用于CLD的治疗,但该病的有效治疗策略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在过去的20年中,研究者们对胆汁酸循环和信号传导分子基础的理解取得了进展,针对胆汁酸的疗法可以广泛归类为“胆汁酸转运调节剂”和“受体激动剂”
[15],但疗效不确切。目前已有多种治疗CLD的新方法,如通过抑制氧化应激、肝细胞凋亡和炎症,调节胆汁酸代谢、肝周纤维化等
[16-17]。Hao等
[17]研究发现,来自菊科植物云木香的木香烃内酯具有调节胆汁酸代谢、肝纤维化和炎症反应的药理作用。Mohamed等
[18]发现,针对细胞特异性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的联合靶向治疗可能是一种治疗CLD的新分子策略。同时,在日常饮食中通过补充花生四烯酸来补充食物,也可能有效
[19]。此外,肠道微生物群和炎症对CLD的影响不容忽视。高君等
[20]研究发现,CL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表现为有益菌数量减少和有害菌数量增加。补充双歧杆菌可有效缓解患者肝脏损伤,改善肝功能
[20-22]。褪黑素(melatonin,MT)通过重塑肠道微生物群和激活肠道法尼醇X受体/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5(farnesoid X receptor/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5,FXR/FGF-15)轴介导的抑制肝脏胆酸合成以及促进胆酸排泄,从而改善CLD在小鼠中的状况
[23]。中医学专家也发现应用肝络病理论、通络利胆汤、中西医结合治疗等可以改善部分低GGT型胆汁淤积患儿的症状,减缓肝纤维化进程,疗效优于单纯西医治疗,且安全性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24-26]。综上,Jnk靶向治疗、肠道微生物群、中西医联合治疗等有望成为CLD新型疗法。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有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结果外推性需多中心研究验证;因样本量小,未区分不同病因及不同人工肝模式的疗效差异,也未探索糖皮质激素在CLD中的应用;缺乏生物标志物的动态监测,无法从分子层面进一步解释疗效机制。后续将进一步开展针对不同病因、不同人工肝治疗模式的大样本观察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存在高胆红素血症的肝内CLD患者,如内科治疗效果不佳,应及时联合人工肝治疗,安全性可控。目前多数肝内CLD仍缺乏理想的临床治愈手段,亟需探索并拓展更多有效的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
北京肝胆相照公益基金会人工肝专项(iGandanF-1082022-RGG026)
北京肝胆相照公益基金会人工肝专项(iGandanF-1082025-RGG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