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
［1］青年人是干事创业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在党的支持与鼓励下，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并进入村庄干部队伍，村庄治理主体年轻化因此成为一个显著趋势。然而，这一广泛实践的背后也隐藏着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诸多难题，尤其表现为中西部一些农村青年不愿返乡、返乡不愿担任村干部以及任职后流失等现实问题，不少基层自治组织因之面临缺乏新鲜血液、缺乏发展活力的尴尬境地。目前，学界对青年村干部职业的研究基本上围绕问题现状与政策建议、择业动机与职业稳定两大方面展开，为我们认识青年村干部去留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基本遵循。但上述研究固有缺陷在于，无论是宏观视角下的政策分析研究，还是微观视角下的择业动机研究，均将青年村干部视为一致的整体来看待，不同程度忽视了青年干部稳定性差异问题，导致我们对现实中“有的青年干部留得住，而有的青年干部留不住”的背后动因知之甚少，不利于采取差异化举措选人、育人、用人、留人。就此而言，从学理上探讨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的差异化问题，对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年轻化、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当前治理重心下移、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青年村干部一词的涵义越来越广泛。一般认为，青年村干部主要是经由村庄全体党员、村民经过民主选举程序而公开选举产生的青年干部群体，主要指村“三委”（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干部这类内在的群体，不含政府下派的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选调生等外来群体。由于负责日常工作的多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两委”干部队伍，出于对研究问题聚焦性的考虑，本研究主要将村两委青年干部视为研究对象。
以往研究分别从以下四种视角考察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问题：一是从政府视角出发，探讨行政体制提供的外在激励对青年村干部的影响。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密集下沉项目资源、资金以及政策红利，大量基层行政事务需要有知识、有能力的基层干部负责落实，用软件、写报告、做报表等技术性工作，天然地与年轻人熟悉数字技术的特征相匹配，为年轻人进入农村组织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2］。从制度设计来看，政府下派给村干部的行政任务
［3］、多重责任及其权力
［4］、承诺的未来发展机会以及提供的补偿性社会保障等会显著影响农村青年参选和留任村干部的意愿
［5］。二是从社会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关系提供的外在激励对青年村干部的作用。从村庄层面来看，乡村社会内部对青年人任职村干部的认同度、包容度和舆论环境会形塑农村青年的归属感，影响青年对村干部一职的选择和去留
［6］。从家庭（家族）层面来看，家庭内部分工结构、家庭整体的代际支持
［7］，“顾家”的家庭责任、家族的面子观念等家计要素均会影响农村青年对村干部职业的认知
［8］，决定其是否回流任职或重返务工市场
［9］。三是从市场视角出发，探讨经济理性对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的影响。作为有着现代理性的经济人，农村青年群体普遍将职业舒适度、职业收入（正常工资报酬）作为择业的衡量标准和考量因素
［9］，并与就业市场上提供的潜在就业、创业机会作比较
［6］，在理性计算中估量自己能否全职或兼职村干部的可能性
［10］。四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探讨价值认知提供的内在激励对青年村干部的影响。农村青年作为比较有见识、独立性较强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不容忽视，在面对农村基层干部一职时，农村青年自身对职业的主观认同度以及回馈家乡、服务乡邻的理想价值也会对其是否选择从事或长期留守村干部职业具有重要作用
［11］。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将青年村干部队伍稳定性问题分解开来看待，虽然能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问题，但也存在将问题单一化处理的不足。事实上，青年村干部的职业选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单一视角难以揭露其稳定性不足的真实动因，还需从综合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探讨。对此，本研究认为应该着眼于青年村干部自身，将青年村干部视作一个“多重作用集装器”，从青年村干部个体的角度观察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外在元素的综合作用，将青年个体自身存在与多元主体外在激励结合起来，由此形成“内外结合”的综合性视角，有助于更加系统全面地审视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问题。
此外，除了研究视角的不足，既有研究在研究问题上也存在共同缺憾。要么普遍将不稳定性视为所有青年村干部共有的问题，要么仅仅聚焦于不稳定的青年村干部群体，选择性地将青年村干部看作高度一致化的群体，继而从某种视角出发对他们的择业逻辑与职业动机展开研究。这就貌似呈现出一种“青年村干部要么均稳定，要么均不稳定”的怪象，不能有效理解青年干部的差异化稳定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青年干部都具有不稳定迹象，这一群体之中有的愿意长期任职，表现出长期稳定的状态；有的任职意愿模棱两可，表现出短期稳定的状态；而有的不太愿意任职或留守，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化现象？既有研究对此均有忽视，难以理解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任职意愿的真实原因。
鉴于此，文章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当前青年村干部表现出怎样的稳定性差异？（2）这种稳定性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3）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稳定性差异？换言之，本研究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呈现出何种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别，又如何看待这些差别。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认识当前青年村干部任职稳定性差异的深层原因，促进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场域及场域叠加理论，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农村复合场域中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以作为分析青年村干部任职稳定性差异的理论工具。
（一）双重角色塑造：多重场域叠加下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分析框架
场域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场域内部具有关系性、规则性、争斗性和界限模糊性，不同场域有不同特征，但场域的共同规律贯穿于场域运作过程的各个阶段和瞬间，支配着场域内共时存在的各种要素或各个行动者的社会位置等共同形成的社会关系
［12］。场域本身就是一些关系束，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内部客观关系
［13］。就现代复杂社会而言，多种场域共存于一个情境之中（即“场域叠加”）则较为普遍
［14］，如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而言，国家权力下沉、市场主体进入使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场域在农村复合叠加，重构了农村原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
［15］。
在“场域叠加”背景下，青年村干部同时受到行政、经济、社会等多重场域的共同作用，其自身所承担的角色更加复杂多元，远非单一角色论所能概括。就此而言，以往关于农村基层干部角色的研究有不少精彩见解。譬如，村干部不仅是国家的“代理人”，还是乡土社会的“当家人”
［16］；同时，村干部还具有经济理性人的第三种角色等
［10］。然而，无论是双重角色论，还是三重角色论，其论述的出发点均是从特定治理事务或场景中考察村干部扮演的角色，而非以村干部本身为观察对象，对其所扮演的角色作出系统的审视。为此，本文依托“场域叠加”的分析逻辑，将行政、经济、社会等多重场域的复合作用纳入分析，以形成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的系统性解释。
1. 职业角色塑造：多重场域叠加下的青年村干部职业取向
青年村干部既表现为一种管理自治事务的职业，又指代从事该职业的人（本研究称为青年村干部的“一体两面性”）。就前者而言，多重场域叠加下的村干部职业其实内含多个子角色，仅仅使用单一角色概括可能会遮蔽丰富的事实
［10］。首先，青年村干部在行政（国家）场域中扮演代理人角色。青年村干部一职虽然是村民自治的产物，但却是国家深刻作用于乡村社会的结果，行政村建制、《村组法》等法律以及大量行政事务下派，使得行政场域在农村社会不断延伸，青年村干部不断被纳入科层治理的程式中。在这种强规范、强约束下，青年村干部不断向“公职化”和行政化方向发展，面临越来越强的行政激励和压力。
其次，青年村干部在社会场域中扮演当“家”人角色。青年村干部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外，还负责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乡村的当“家”人
［16］。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利益诉求和矛盾更加多元复杂，对当家人角色及其能力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青年村干部必须从深刻调整的社会结构、关系和规则中调适当“家”人角色，以适应管理乡村社会的现实需要
［17］。
最后，青年村干部还在市场场域中扮演理性人角色。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相较于其他职业而言，村干部职业的经济优劣势构成了青年人择业的理性来源。村干部一职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如工资收入、寻租收入和潜在福利等，很大程度上决定村干部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青年群体会从经济理性的思维逻辑看待村干部一职，村干部职业时刻受到市场场域的形塑作用。
由此，以上讨论可以归纳为维度1：
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多重场域共同作用的产物，包含代理人、当“家”人和理性人三个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决定青年村干部的职业取向，见
表1左半部分。
2. 家庭角色塑造：多重场域叠加下的青年村干部家庭取向
青年村干部的另一面在于从事该职业的青年人。作为村干部的青年人不仅是有组织规范性的职业人，还是具有伦理关系属性的现实人。这一生活伦理关系体现在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本源型传统的完整家庭制度上
［18］。相较于传统，当前农村多重场域的叠加，使青年干部的家庭结构及其家庭责任也产生了诸多变化。首先，行政（国家）场域赋予青年干部及其家庭成员“权利人”角色。就当前农村而言，国家承担着公域乃至部分私域的社会功能
［19］，为乡土社会和家户供给了大量公共产品，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基础设施等，使家庭维护及再生产的部分成本转移至国家，提升了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实质是行政（国家）对农民公民权利的确定与发展。
其次，社会场域赋予青年村干部联结家庭内外的关系人角色。从家庭角度来看，青年干部不仅作为个体存在，还作为不同层次的家庭成员而存在，其既有可能是夫妻小家庭的主要成员，也有可能是多代大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组成部分
［7］。从个人到小家庭再到大家庭（家族），青年干部时刻处在层层嵌套的社会关系之中，既要对内维护家庭关系和谐，又要对外代表家庭协调邻里关系，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生活圈子
［20］，从而适应社会场域的新变化和新要求。
最后，市场场域赋予青年村干部承担家庭责任的养家人角色。当前，在农村市场广泛渗透于农户生产生活，一个家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乃至继承等均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对青年村干部特别是对作为家庭“主心骨”的青年干部来说，这种依赖于市场交换的生存方式要求其严格按照市场逻辑衡量家庭收入与支出，以维持家庭可持续运转，其背后体现着市场场域的深刻影响。
由此，以上讨论可以归纳为维度2：
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多重场域共同作用的产物，包含权利人、关系人和养家人三个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决定着青年村干部的家庭取向（见
表1右半部分）。
3. 双重角色关系：多重场域叠加下的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形成逻辑
上述青年村干部的“一体两面性”，使国家、社会和市场多重场域共同作用下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统合于青年干部一身，不可避免地产生共生、无共生或冲突的可能，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关农村青年对村干部职业的选择。从普遍意义上看，家庭角色是构成农村青年是否选择村干部职业的基础性动力
［7］，职业角色则构成农村青年是否留守村干部职业的诱致性动力，这两种动力的方向和强度是否一致，关乎青年村干部的职业稳定性。为此，本研究将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统合起来考察，从双重角色的关系中研判青年村干部的职业稳定性，从而以更加系统的角度理解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的形成逻辑，如
图1所示。
结合维度1和维度2，以上讨论可进一步延伸为维度3：
对处于多重场域中的青年村干部而言，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塑造情况，以及二者关系的方向（共生、无共生或冲突）与强度（强、中、弱），最终决定着青年村干部的职业稳定性，如
表2所示。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为针对性回应前述提出的研究问题，本研究拟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展开分析。案例研究法有助于从微观角度揭示和归纳出某种内在的关系、原因或机理
［21］。就前述研究问题需要而言，案例研究方法与本研究目标是吻合的，本研究重点在于从微观具体的角度揭示青年村干部职业稳定性差异的表现及其形成逻辑，因而以典型个案为例，深入剖析案案例村庄的实践经验，能够更好且有效的回答前述提出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选择桂西北Z村进行案例分析。Z村是镇政府驻地村之一，全村耕地面积263.27公顷（3949亩），人均0.11公顷（1.7亩），林地面积3745.4公顷（56 181亩），人均1.67公顷（25亩）。全村辖12个自然屯，总人口453户2254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杉木种植和外出务工。
选取Z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第一，笔者曾于2022年7月至9月赴该村驻村调研，获取较多一手资料
11 笔者曾在Z村驻村调查57天，并多次帮助村两委干部做工作，包括处理文字材料、填写报表、使用政务APP核查自建房、参加会议等。笔者在与村干部交往中不断访谈，与村干部建立了友好关系，能够获取村干部较为真实的声音。整个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搜集材料，文中的资料、数据均来自于笔者实地调研所得，并对相关地名、人名进行匿名化处理。
。其次，该村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村于2021年2月两委换届后，一改往届干部队伍中老年化面貌，全部换成80后青年干部，年龄最大者也仅为38岁（2022年）。而同属一镇的其他村却存在1~2名中老年干部。这不禁让笔者思考为何该村换届能够全部上位年轻干部。后来，随着调查逐步深入，笔者发现与该村干部队伍能够更换为青年相比，一个更加现实且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
22 据调查了解，该村干部队伍之所以能够全部更换为青年人，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镇党委政府对候选人的严格审核和把关。同时在临近选举时，镇党委政府和上一届两委干部对群众广泛引导和宣传。二是在换届选举时，现任6名青年干部家庭、工作关系均在村庄，且他们在当时均有一定任职意愿。三是现任干部队伍中有3名青年系老干部后代，在整个行政村和所属自然村有较高的支持率，这几名青年自然顺利当选。
：在仅仅工作一年有余后，该村青年干部队伍出现了差异化稳定的迹象，有的愿意继续干下去，有的表示再干一段时间，而有的则直接递交了辞职申请，如
表3所示。该如何认识这种差异化稳定现象？这构成笔者继续深入调查的基点，也构成选取Z村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
三、“双重角色塑造”框架下青年干部职业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
为从更为微观具体的角度进一步解释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差异的形成逻辑，本研究重点以Z村为例，运用“双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逐一探讨青年干部的差异化稳定现象。
（一）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强共生：青年村干部长期稳定的形成逻辑
1. 双重角色互赖：李某长期稳定的逻辑
青年干部李某的长期稳定性有特定的历史渊源。早在2006年，当时仅22周岁的李某便被村两委列为后备干部，并于2007年入党，后来在2009年换届选举时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开始至今已14年的村干部经历，并最终于2021年当选村书记、主任（“一肩挑”）。李某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呈现出互相依赖的特征。
一方面是强职业角色。在行政、市场以及社会多重场域的作用下，李某扮演着强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一肩挑”强化了其政府代理人角色。书记主任“一肩挑”有利于缓解“两委扯皮”现象，减少组织内耗
［22］，但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大量行政事务、考核和激励的下沉也使“一肩挑”干部压力骤增
［23］。李某自上任以来，主持村两委全面工作并专门负责党建，镇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如扶贫、党建、安全生产、消防等等，均需首先交由李某这个全村的神经中枢，再由其安排至对应的副职干部手中。据李某透露，除大量的行政事务以外，不同层级政府的向下督查和考核加重了其工作量，往往要通宵准备检查材料，还要时刻面临成绩排名和绩效评价的动态压力。但与此同时，李某也得到政府给予的激励，如担任县、镇人大代表，并有选聘事业编的机会。从社会场域来看，其任职经历增强了乡村当“家”人角色。据调查了解，李某在十余年任职经历中，以服务群众需求为己任，帮助群众办理审批、矛盾调解和贫困帮扶等，受到村民的广泛认可，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从市场场域来看，经济比较思维也加强了其经济理性人角色。随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业创业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李某对比过村干部与其他职业的收益，但仍选择继续留任。其对此谈道：“外出打工成本和开支也高，留不下多少钱，思来想去还是继续干比较稳妥。”可见，在多重场域影响下，李某坚定选择其职业角色。
另一方面是弱家庭角色。良好的社会、家庭条件免予李某承担繁重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权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当地政府为农民提供的医疗保险、农业补贴、生活补贴等福利减轻李某家庭开支，也为其发展杉木种植提供销售平台、提供专家技术指导，李某及其家庭的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从社会场域来看，关系人角色增强了家庭发展动力。李某家族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在当地繁衍生活，在其所属的自然村中有较为繁密的关系网络，家庭与家庭间的比较、生活圈中的面子等都显著驱使李某谋有面子之事。同时，李某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如李某父母照看其子女）以及性别分工（如李某妻子在镇农商行工作）保证了李某可以将较多精力投入工作。从市场场域来看，养家人角色确保了家庭持续运转。依靠杉木种植、“一肩挑”工资以及妻子工作收入，李某家庭经济早已实现盈余，相对较小的家庭供养压力有利于李某投身于村干部职业。可见，李某不需过度承担家庭角色。
综合来看，强职业角色与弱家庭角色给予李某可以长期任职的信心和底气。事实上，对李某这类村干部而言，高要求的职业角色往往依赖于较弱家庭角色的让步，因此才能抽身投入工作；相应地，提升家庭实力和促进家庭发展的愿景又反过来依靠职业赋予的属性加成。这种双重角色的互赖构成了李某长期稳定的秘密。
2. 双重角色互补：彭甲长期稳定的逻辑
在入职前，青年村干部彭甲受过大专学历教育，毕业后曾在镇财政所兼职会计，后与其丈夫经营粉店。与李某不同，彭甲作为副职女性青年干部，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上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一方面是中等职业角色。彭甲扮演着中等强度的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充当部分政府代理人角色。根据该村两委干部内部分工，彭甲负责全村妇联、计生、宣传、出纳等工作，其工作职责和压力要比李某少许多。且从调查来看，其负责的工作基本为常规性任务，少有像扶贫、党建、维稳等重大性工作，除应对上级检查等紧急情况外，其基本只从职责出发落实镇政府交办事项。相应地，彭甲面临的行政考核和激励也较少，只是兼任县、镇妇代会代表一职。从社会场域来看，其主要充当妇女当“家”人角色。作为一名女性青年，彭甲能在换届中当选的原因在于其父亲为该村老主任，在群众当中享有较好声誉，彭甲也是全村少有的有知识且愿意为全村妇女做事的青年人，因而顺利进入镇级推荐的候选名单。通过访谈了解到，彭甲受到本村妇女较大肯定，其在换届时的大部分选票来源于妇女。从市场场域来看，其无需充当经济理性人角色。就基层实际而言，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并不多见。在彭甲看来，相较于工资收入，其更加追求稳定体面。因此，在多重场域影响下，彭甲已然较为认可其职业角色。
另一方面是弱家庭角色。较好的社会家庭条件使彭甲仅需承担较弱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充当权利受益人角色。如前所述，当地政府为农民提供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农业补贴等福利减轻了彭甲家庭的开支，特别是子女义务教育以及妇女健康检查、大病救助等公共服务，使其可以较轻松地照顾家庭。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充当关系辅助者角色。从家庭内部结构来看，彭甲的丈夫更多承担着当家人角色，家庭发展、邻里面子等事情基本交由其丈夫应对。在家庭内外关系处理上，彭甲更多扮演关系辅助者角色，为其丈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从市场场域来看，其充当部分养家人角色。彭甲与其丈夫性别分工鲜明，其丈夫与公婆通过经营粉店、种植杉木以构成家庭主要收入。相较而言，彭甲任职村干部的工资是一笔稳定的辅助性家庭收入。因此，在多重场域作用中，彭甲只需扮演辅助性家庭角色。
总体来看，中等强度职业角色与弱家庭角色赋予彭甲长期从事村干部职业的耐心。对其个人而言，要求不高、稳定体面的职业角色与配合性的家庭角色互为补充、互相适应。辅助性的家庭角色不需从事高收入的职业，因而要求不高的副职干部角色可与之相匹配；相应地，从事稳定体面的职业角色需要占用顾家时间，辅助性的家庭角色亦可腾出时间与精力坐班工作。这种双重角色的互补构成了彭甲长期稳定的来源。
（二）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弱共生：青年村干部短期稳定的形成逻辑
1. 双重角色摇摆：潘某短期稳定逻辑
据了解，青年村干部潘某拥有高中学历，毕业后曾在县城饭店务工，与在县城经营超市的高中同学联系后，返乡在镇街经营小型超市。
一方面是中等职业角色。作为副职，潘某承担着中等强度的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较少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据该村党总支书记李某介绍，此次潘某当选村党总支委员，意在将其作为后备干部培养。故在干部队伍分工当中，潘某暂定负责民政、社保方面的工作，较少与镇政府部门有交集，因而除事关村干部队伍整体利益的事务（如迎检、应急）以外，潘某较少参与其他工作，日常的行政激励和行政考核与其关联较少，职业使命感并不强。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当“家”人角色并不明显。潘某虽较为关心村庄公共事务，其父亲曾在该村担任老副主任，因此被顺利介绍入党，但由于潘某长期在县城谋生，仅在近几年返乡开办小超市，其群众基础不及李某，加之其所负责工作的单一性，导致其与村民接触较少，职业融入也不佳。从市场场域来看，其有心扮演经济理性人角色。入职村干部以来，潘某在其超市经营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超过了村干部职业，对收益的理性计算驱使其将重心置于经营超市。因而，在多重场域影响下，潘某职业角色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作为女性工作者，潘某需承担中等强度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充当权利受益人角色（该部分与彭甲相应部分类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充当家庭辅助者角色。稍逊于彭甲的是，潘某家庭虽有性别分工，但由于父母身体原因，其代际分工并不明显，潘某需承担一定的当家人角色。在家庭内外关系处理上，潘某更多地扮演支持者角色，为整个家庭的维系提供必要的辅助。从市场场域来看，潘某也充当部分养家人角色。与彭甲相似，潘某与其丈夫性别分工清晰，但潘某收入比彭甲更高。潘某丈夫在镇上经营肉店和种植杉木，潘某则同时有村干部工资和小超市两项收入，夫妻收入不分伯仲，共同构成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二人共同承担养家责任。可见，潘某扮演着一般性家庭角色。
总之，中等强度职业角色与中等强度家庭角色共同作用于潘某，导致潘某抱着“再干一段试试看”的摇摆不定心态从事村干部职业。因潘某工资收入较低，一旦其一般性家庭角色转变为主导性家庭角色，潘某就极易从村干部岗位上流失，转向生意行业。就此而言，在双重角色间摇摆是导致潘某职业短期稳定的根源。
2. 双重角色轮替：彭乙短期稳定逻辑
在Z村青年干部队伍中，彭乙最为年轻，受过大专学历教育，并在学校顺利入党。毕业后通过大学生村官方式在其他村工作，并于去年返回Z村，当选该村党总支委员。
一方面是中等职业角色。彭乙扮演着中等强度的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政府代理人角色不明显。在该村干部分工中，彭乙主要负责团委、会计、会议会务以及协助党建等工作，但如彭乙自己所言，其所负责工作属于“闲不住”类型，虽然工作量不大，但可自主支配的时间较少。同时，彭乙所负责工作与核心行政工作关联度并不高，唯一能激励其留任工作的仅有考录事业编。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当“家”人角色也不明显。作为最年轻的村干部，彭乙的优势在于其年龄、学历，同时加之镇党委政府有意发展年轻干部，将其列为主要后备干部培养，彭乙才得以当选为党总支委员。相较于其他村干部而言，彭乙群众基础较为不足，且其所负责工作与群众接触较少，很难承担乡村当“家”人角色。从市场场域来看，其扮演着较强的经济理性人角色。与潘某类似，年轻的彭乙多次设想过从事其他收入更高的行业，但受限于考编的想法，彭乙计划在任职村干部中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编制。因此，在多重场域作用下，彭乙职业取向并不稳固。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作为男性工作者，彭乙承担着中等强度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权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该部分与李某对应部分相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看，其家庭关系依赖于父母经营。彭乙虽已成家立业，但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除个别朋友外，乡邻关系与生活圈子基本靠其父母维持，这也是其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的原因之一。同时，彭乙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如父母帮助照看其子女）以及性别分工（如彭乙妻子在镇小学教书）保证了彭乙可以将较多精力置于工作中，彭乙因之调侃自己为“啃老族”。从市场场域来看，其承担着养家人角色。依靠杉木种植、村干部工资以及妻子工作收入，彭乙家庭收入有盈余，在相对较小的家庭供养压力下，彭乙可以腾出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村干部工作、备考编制等。可见，在多重场域中，李某扮演着一般性家庭角色。
总之，上述中等强度职业角色与中等强度家庭角色共同作用于彭乙，导致其抱着“要么走、要么留”的变动不居心态从事村干部职业。就此而言，与潘某相似，一旦彭乙依赖于父母支持的一般性家庭角色转变为主导性家庭角色，彭乙便容易离开村干部岗位。可以说，这种双重角色的轮替变化是导致彭乙职业短期稳定的主要原因。
（三）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无共生：青年村干部不稳定的形成逻辑
1. 双重角色互异：周某较不稳定逻辑
在任职村党总支副书记以前，周某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先后在广州、深圳从事装修行业，购买私家车后一边兼职顺风车司机，一边从事装修。后来为照顾子女及家庭，选择返乡创业，在镇街开设装修门店，并在此期间入党、担任村民小组长。
一方面是强职业角色。作为干部队伍核心之一，周某扮演着强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具有较强政府代理人角色。在Z村干部队伍中，周某工作职责较繁重，主要负责扶贫、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退役军人、征兵、综治和维稳等高压性工作。据调查了解，之所以如此安排，一方面源于周某工作经验丰富，另一方面在于基层政府的分工要求。相对而言，周某没有像李某那样获得较强的行政激励，如担任县人大代表、选聘编制等，却承担着较大的考核压力，每到上级督查时，周某便时常通宵加班准备检查材料。从社会场域来看，周某较多地扮演当“家”人角色。据调查了解，周某之所以能够在换届时当选为党总支副书记，主要源于其所在自然村（Z村最大的自然村）的支持，周某与父辈乐于助人，受到乡邻的一致认可，特别是周某任职小组长期间，组织自然村举办重阳节、春节活动，集资修路、领办豆角种植基地等，在周围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周某因此谈道：“我担任村里副书记全靠自己屯的支持，为了不辜负他们，我才留下工作的。”从市场场域来看，理性比较也加强了其经济人角色。周某既有出租家用车的经验，又有多年的装修技术，但在任职副书记过程中全部搁置下来，望着固定的工资收入，周某时常萌生辞职转而从事装修的想法。因此，在行政、社会和市场等多重场域影响下，周某开始渐渐疏离其职业角色，若非有乡邻人情的考虑，周某可能会申请离职。
另一方面是中等家庭角色。在承担繁重职业压力和期望之余，周某还扮演中等强度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权利人角色降低了家庭生活成本（该部分与李某相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看，其扮演着较强的关系人角色。与李某相似，周某在其所属的自然村中有较强的关系网络，家庭间的比较、生活圈的面子感都显著驱使周某谋取更好营生，周某也因此热衷于帮助乡邻，组织自然村开展集体行动，如上述重阳节等活动。同时，与李某较不同的是，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父母帮助照看孩子）以及性别分工（妻子务农，无职业）并不完整，周某需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从市场场域来看，周某扮演较强的养家人角色。在担任副书记以前，依靠杉木种植、装修两项收入，周某家庭已基本实现盈余。但近两年，周某家庭开支超过其工资收入，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因此，在多重场域中，周某扮演着较强的家庭角色。
总体而言，强职业角色与中等强度家庭角色共同导致了周某职业的不稳定性。对周某这类干部而言，家庭角色不能符合职业角色的高要求，职业角色又不能满足家庭生产生活需要，双重角色之间有渐行渐远趋势。可以说，这种双重角色的互异性是导致周某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2. 双重角色互斥：肖某很不稳定逻辑
青年村干部肖某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曾在县板材厂、陶瓷厂打工5年，认识杉木运输履带车厂家后，返乡创业从事履带车片区总代理，并兼业种植4.67公顷（70亩）山林。相较于周某，二人在职业角色上类似，但肖某在家庭角色表现上比周某更为突出。
一方面是强职业角色。作为村两委核心成员，肖某承担强职业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具有较强政府代理人角色。与周某相像，肖某职责压力繁重，主要负责农业、林业、统计、残联、危改和市场监督管理等工作。据肖某介绍，农林业报表繁多，自上而下的监督考核也较多，带给其巨大工作压力。特别是其与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少有接触，不像书记李某那样具备较强的行政激励，工作积极性有明显下降趋势。从社会场域来看，肖某的当“家”人角色明显。据调查了解，肖某家族在乡邻中具有一定声望，其在换届中当选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父亲是该村老主任，依靠父亲的群众声望顺利当选。肖某返乡工作后，与群众接触日益增多，担任所在村民小组组长，得到村民较好评价。从市场场域来看，肖某还扮演很强的理性经济人角色。与周某放弃原职业不同，肖某从当选村委会副主任以来，一直兼顾其履带车代理，把自身的时间与精力同时置于两种职业上，难免产生职业冲突。在此冲突过程中，肖某偏向于收入更高的履带车代理。肖某对此谈道：“我的履带车客户不少，我不可能因为村干部职业就放弃履带车的代理。”为此，肖某已于近日向镇党委政府递交了辞职申请。
另一方面是强家庭角色。在Z村干部队伍，肖某承担着最强的家庭角色。从行政场域来看，其权利人角色有利于降低家庭成本（此处与李某相似，在此不赘述）。从社会场域来看，其扮演着较强的关系竞争者角色。与周某不同，肖某所属自然村中虽然有较强的关系网络，但更多充盈着邻里间的比较、生活中的面子感，肖某因此十分看重家庭发展，努力提高其家庭在周边的地位。同时，与周某相比，其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其母亲离世，父亲较少帮助照看孩子）以及性别分工（其妻子在家务农）更少，更多的家庭责任由肖某承担。由此，从市场场域来看，肖某扮演很强的养家人角色。受限于上述家庭状况，肖某有很强的赚钱冲动，虽有村干部工资、杉木种植、履带车代理三项收入，但这种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还是驱使其谋求更高的收入，与村干部职业产生抵触。可见，在多场域影响中，肖某扮演着很强的家庭角色。
总的来说，强职业角色与强家庭角色产生的碰撞，导致肖某村干部职业的不稳定。对肖某这类青年干部而言，职业角色阻碍了家庭角色需要，不利于赚钱养家；同时，强势的家庭角色也难以腾出时间从事村干部职业，村干部职业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可以说，这种双重角色的互斥性是导致肖某职业很不稳定的根源。
就以上所有分析来看，职业角色、家庭角色塑造强度的不同以及二者间的交互作用，使Z村村干部表现出了不同的稳定性，为我们呈现出稳定性差异的现实图景。换言之，塑造后的职业角色、家庭角色能否共生以及共生的强度与方向，会产生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强共生、弱共生和无共生等，继而影响青年村干部的稳定选择，使不同青年干部展现出不同的稳定性逻辑，如
图2所示。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从Z村两委干部队伍差异化稳定现象出发，依托于“场域叠加”分析进路，本研究构建了解释青年村干部稳定性生成逻辑的“双重角色塑造”分析框架，并通过此框架分析了该村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稳定性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
首先，青年村干部处在一个由多重场域叠加而成的复合性农村环境中。仅从行政、市场或社会的单一视角出发，大多只能呈现出青年村干部的碎片化行为逻辑，难以形成对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选择的整体性理解。必须将青年村干部置于行政、社会和市场等多重场域的综合作用中进行整体考察，才能全面有效理解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行为选择。
其次，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受到行政、市场和社会等场域的共同作用。一是青年村干部职业角色绝非仅是简单的政府代理人（如落实行政任务、面临行政考核以及行政激励），还包含经济维度上的理性人（如既有待遇比较、就业机会争取）以及社会维度上的当“家”人（如社会尊重、自我价值实现和群众需求满足）等子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共同塑造了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如强、中、弱职业角色。二是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同样受到行政、市场和社会多重场域的共同影响。对青年村干部而言，政府赋予的权利人角色（如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供给），以及乡村社会场域中的关系人角色（如邻里比较、生活圈子、家庭结构等）和市场场域中的养家人（如负责家庭收支）角色，三者的不同比重共同形塑了青年村干部的家庭角色，形成强、中、弱家庭角色等类型。
最后，青年村干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青年村干部的稳定性。对青年村干部而言，经塑造后具有不同强度的双重角色是否具备共生关系以及共生的强度与方向，会生成不同的关系模式（强共生、弱共生和无共生），从而使不同青年干部展现出差异化稳定性，如长期稳定、短期稳定、较不稳定和很不稳定等类型。
（二）进一步的讨论
本研究可能有如下几点研究贡献。第一，本研究聚焦于学界较少关注的青年村干部稳定性差异问题，以西部山区农村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当前青年村干部何以表现出不同稳定性的真实动因，有助于拓展既有研究的问题边界。同时，相较于既有研究从行政、家计以及社会认同等单一视角的解读，本研究借助“场域叠加”分析进路，将行政、社会和市场多重场域统合起来，构建“双重角色塑造”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以系统的视角研判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稳定性的形成逻辑，由此尝试将青年村干部职业研究推向整体性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已有研究采取单一视角所导致的解读不充分问题。
第二，本研究对上述不同稳定类型青年村干部的分析，还有助于基层党政部门采取差异化举措稳定青年村干部。首先，基层政府必须转换村干部管理思维，跳出激励或惩罚的科层化管理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在村干部管理上通常沿袭科层制管理方式，向村级下移大量行政任务、要求村干部严格实行“坐班制”并采取常态化监督考核，使青年村干部这一兼业化的基层自治群体演变成全职的“准公务员”。在这种结构性冲突下，基层党政部门应当积极转变管理意识，多从青年村干部自身内在视角出发，既要将青年村干部视为职业人，也要将其视为社会人，综合研判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需要，采取更加灵活而非一刀切式的僵硬管理模式。例如，建立村级工作清单、灵活设置工作时间、加强工作指导等。其次，基层政府还要对不同稳定性的青年村干部采取差异化举措。Z村经验揭示，青年村干部的不同稳定性背后反映出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具有不同关系强度和方向。这就意味着，基层政府应当统筹考虑青年村干部职业和家庭的关系，对其进行分级管理：对长期稳定类青年村干部保持既往的日常管理，避免忽冷忽热的组织关怀以及过于严格的工作要求，让其维持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对短期稳定类青年村干部加强组织激励，采取鼓励考取基层事业编、加强工作能力培训和给予可信发展承诺等举措，让其增强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信心和期待；对较不稳定类青年村干部则需要从职业发展和社会关系两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采取减轻工作负担、加强工作能力培训和给予可信发展承诺等举措吸引青年村干部，另一方面动员村组人情关系、家族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关系进一步唤起青年村干部的公共责任感，让其回归选任村干部的初心；对很不稳定类青年村干部而言，基层政府除了要做足上述举措以外，重点要进一步加强对其家庭的关怀，既要积极动员政府干部帮助其家庭生产生活，也要灵活安排工作时间、鼓励其兼业化发展，尽可能平衡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典型个案中探究青年村干部差异化稳定现象，揭示不同青年村干部具有不同稳定性差异的真实动因，从而以微观的角度增进对农村干部队伍稳定性差异的理解，实现从“小处”观察当前青年干部职业选择行为的目的。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难以宣称案例的代表性和外推意义，虽然以Z村为例可以详细阐释青年干部差异化稳定的生成逻辑，但难以推向对整个青年村干部的总体性理解，后续可采取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予以补充。二是需要考虑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异质性因素，未来可通过两个或多个农村干部队伍之间稳定性差异的比较，探讨村庄之间的异质性（如经济异质性、文化异质性等）对青年村干部稳定性选择的影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七十年来农村基层建制变动资料收集与数据库建设”(19ZDA124)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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