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长陪读：策略选择与生成逻辑

Rural parents accompanying children studying in cities： strategy selection and generation logic

摘要

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从家庭转型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家长陪读的策略与逻辑。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家庭通过教育投入促进家庭发展，进城陪读成为重要的方式。在陪读实践中，家庭能动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对教育的回应，形成差异化的陪读策略。研究发现，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共同推动的结果。随着家庭转型的推进，发展型家庭目标成为农村家庭的核心关注。在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作为发展型目标之一的教育目标成为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指向家庭的发展可能。与此同时，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感知到教育环境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上述两方面原因构成农村家庭陪读的动力与拉力，使得陪读成为实现家庭发展进而完成阶层流动的重要方式。通过教育的家庭发展避免了家庭资源过度耗散，却也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家庭发展张力。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y and logic of rural parents accompanying children to study i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rural parents accompanying children studying in c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ducation investment for rural families to promote family development. Families actively adjus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form differentiated accompanying strategies. It found that accompanying is the result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hange. With the family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al family goal has become the core concern of rural families. Under the increased family development pressure， education goal， as one of the developmental goals， has become the core family goals.Meanwhile，farmers' families increasingly perceive the structural pressures brought about by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above two reasons constitute the power and pull of rural families to accompanying， which is helpful to realize family development and class mobility. The family development through education avoids the excessive dissip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but also leads to the family development tension formed b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关键词

陪读 / 家庭转型 / 家庭目标 / 教育环境 / 家庭发展张力

Key words

Accompanying students / Family transformation / Family goals /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 Family development tension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经常看到农村家长陪读的现象，并且陪读主体、陪读地域和陪读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陪读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发关注^［1］。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撤点并校”政策的持续推进，乡村学校师生不断流失，乡村教育开始走向衰败，村庄无法继续为农村学生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城乡之间固有的教育差距被不断拉大。与此同时，农民家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在上述背景下，进城陪读越发成为农民家庭的教育选择。

农村家长陪读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促使我们思考其背后的逻辑。学界对陪读现象的研究大致有三个视角：其一是结构—制度视角，主要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角度解释陪读现象。王文龙通过对陪读现象历史进程的梳理，发现中国陪读的变化是教育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社会发展机会闭锁，体制内外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2］。此外，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引发了新的不公平^［3］，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后果^［4］。其二是个体视角，主要从陪读主体的角度理解陪读及其对陪读主体的影响。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母亲的比较优势和利他主义使其成为陪读的主体^［5］。陪读也是年轻女性进城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隐性闲暇的表达，并被村庄主流文化所强化^［6］。女性陪读以家庭性别劳动分工重组为前提，这形塑了女性的劳动固化和人身依附，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妇女污名化^［7］。其三是家庭视角，主要是从家庭角度考察陪读与家庭的关系，讨论较为充分的是陪读与城镇化的关系。陈锋和梁伟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对农村家长的陪读经历进行研究^［8］，发现陪读是家庭教育城镇化的过程，其他学者也发现陪读在家庭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11］。此外，陪读的出现改变了家庭的生计模式^［12］，在一些地方还衍生出陪读劳动力市场^［13］，陪读作为一项教育投资也是家庭的被动选择，为家庭的资源传递创造了新的渠道^［14］。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家庭资源条件比较陪读的阶层差异和阶层内差异^［15］，关注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和陪读的家庭策略^［16］。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多元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人们关于陪读的理解，但是既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结构视角将关注点集中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从外因的角度解释陪读现象，未对陪读家庭给予充分关注，忽视了家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个体视角则受到性别主义视角的影响，脱离了对陪读现象本身的理解。家庭视角的研究虽然从家庭出发理解陪读现象，但是更多地将家庭作为连接陪读和其他要素的中介，借以理解陪读和家庭诸要素的关系，并未将家庭作为实体进行研究，也未对教育如何成为家庭的核心考量进行解释，无法揭示陪读现象的内在生成逻辑。作为结构与个体的中间地带，农民家庭内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而将进城陪读作为重要的家庭教育选择？陪读为何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陪读现象的产生及其差异性与家庭的复杂性密切相关，而家庭又根植于社会，受到宏观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陪读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现象，更是一个家庭社会现象。因此，本文从家庭转型的角度切入，将陪读视为家庭行为并置于家庭场域和社会情景中考察，从家庭内部揭示陪读的产生机制，并从家庭角度解释陪读差异性之根源。将陪读置于家庭中考察意味着在家庭内部考察家庭的发展逻辑，以此理解家长陪读的行为逻辑。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近一年时间在全国多个农村开展的驻村调研。过去一年，笔者先后在甘肃庆阳、河南信阳、河南三门峡、浙江衢州、湖北十堰和黄冈农村进行调研，调研地涵盖了西北农村、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这有助于整体性地理解陪读现象的产生及其发展。每次驻村调研的时间大约为20天，笔者在重点关注陪读现象的同时，也关注了村庄治理、村庄社会和农民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宝贵的调研经历为笔者理解陪读现象，从家庭内部揭示陪读现象的生成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二、农村家长的陪读策略

陪读不仅仅是家庭的教育选择，更涉及家庭内部的资源调配，与农民家庭的生计方式、城镇化路径以及阶层流动等内容高度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陪读也是农民家庭的发展行为，因而农民家庭必须处理好家庭资源的配置方式。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农民家庭往往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开展陪读，由于农民家庭的资源基础不同，陪读策略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农民家庭的资源基础主要指经济条件在村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据此大致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富裕家庭、中间家庭和贫弱家庭。富裕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好，具备举家进城生活的能力，这类家庭往往不存在陪读现象。对于贫弱家庭来说，陪读意味着更高的教育支出和更大的家庭压力，远远超过了家庭负担的限度，因此这类家庭大多选择让孩子在本地读书。中间家庭在村庄中占据大多数，他们不具备举家进城生活的能力，但有能力且有动力将子女送到城市上学，期望通过教育资源的投入换取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家庭的发展机会。中间家庭同样是城镇化的重要主体，也希望通过资源积累和教育投入进入城市生活，但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中间家庭往往以家庭资源情况为基础确定适宜的陪读策略，主要体现为家庭对于经济资源和劳动力的再配置，这种再配置契合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对经济资源和劳动力的配置表现为四种陪读形式，即亲代买房陪读、隔代买房陪读、亲代租房陪读和隔代租房陪读。在上述四种陪读形式中，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具有由高到低的特点。

（一）亲代买房陪读

亲代买房陪读，即父母在乡镇或者县里买房子，母亲专门带孩子读书。这类家庭是中间家庭中经济状况最好且教育投入意愿最强的家庭，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从而在城市中买房，同时也更加愿意为子女投入精力，因此选在城市中买房，既为子女获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也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支持。亲代买房陪读反映的是家庭对于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的倾斜。不管是在县城还是在乡镇，买房的成本远远高于租房的成本。亲代买房陪读的考虑有：第一，租房不划算。租房的成本较高且无法回流，而且现在年轻人结婚基本都要买房，既然迟早都要买房，不如在陪读时就买房，还能节省不少房租；第二，母亲买房陪读能够更好地实现子女的教育目标。母亲对子女的抚育照养更加仔细，而爷爷奶奶只能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无法承担子女的教养责任。而且，买房陪读能够避免子女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陪读家庭在生活上也较为自主，不需要经受反复搬家的困扰。

亲代买房陪读，意味着家庭将至少一个完整劳动力配置到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上，同时通过买房陪读的方式为子女教育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当然，买房陪读也是家庭兼顾子女教育和城市化目标的体现。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有限，难以在家庭资源积累的同时兼顾子女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因此亲代买房陪读的现象只是少数。一般情况下，亲代买房陪读的家庭大多经济条件较好，家庭发展能力足以支撑其实现城市化目标和子女教育目标。这类家庭之所以愿意实行亲代买房陪读的策略，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育彻底实现家庭的阶层跃升。

金晨今年34岁，湖北黄冈人。她的收入还算不错，每年大概有十多万的收入。金晨有两个孩子，都在县城学校读书，自己负责陪读，金晨在把孩子送到县城后的第二年就买了房。她说：“租房支出是白给人家的，花了就没有了。每年租房子都要花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花在房租上的钱也接近购买套房子的首付了。”金晨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因为她觉得自己和老公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是仍然是辛苦过日子的农民，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成为城里人。

（二）隔代买房陪读

隔代买房陪读，即家庭在城镇买房，祖辈专门带着孩子读书。对于一些经济能力尚可且家庭发展动力较强的中间家庭来说，家庭资源配置必须能够兼顾家庭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需要在教育与家庭资源积累方面进行平衡。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家庭仍然要为家庭发展集聚资源，因而这类家庭必须保证家庭劳动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其主要方式就是隔代买房陪读。买房陪读意味着家庭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能够负担买房陪读的成本。与此同时，家庭还需要最大化地实现资源积累目标。在老人还有能力和精力的时候，让他们带着孩子陪读，能够满足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也能最大化地配置家庭劳动力，减少家庭资源的耗散。隔代买房陪读体现了家庭对于资源积累和教育目标的调和。

陪读家长杜晓星为了让女儿能在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通过贷款和借款的方式在市区购买学区房，并让母亲负责陪读。他说：“现在市里的房子越来越贵，现在买还能买得起，以后就算赚了更多的钱也不一定买得起了，先得让女儿有学上。”杜晓星的教育选择能够代表部分农民家庭。这些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改变家庭教育目标实现的客观结构。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他们难以承担陪读对劳动力资源的挤压，抑或不认为亲代陪读是家庭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更愿意在城镇买房并让父母代为陪读，从而调和多元化家庭目标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三）亲代租房陪读

亲代租房陪读，即母亲在外租房子带着孩子读书，父亲在外务工。这类家庭是中间家庭中经济状况相对一般的家庭，他们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资源，但是自身的经济能力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买房陪读，为此这类家庭需要通过以租房的形式获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亲代租房陪读的地点可以是县城，也可以是乡镇。亲代在乡镇租房陪读主要考虑的是：第一，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对于县城陪读的高成本，在乡镇陪读的成本要低很多；第二，照顾家里的老人。一些家庭选择在乡镇陪读，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照顾，在乡镇陪读随时都能回去照料。在乡镇上陪读，主要的开支是房租，一年至多也不过两三千元，除此之外要花钱的地方比较少，蔬菜和取暖物资都可以从家里带过来。与此同时，陪读的母亲可以在周末回家打理农田，维持基本的农业收入。在县城租房陪读的亲代家庭，主要的考虑是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同时父母也能在县城务工。而在县城陪读，需要负担更高的陪读成本，房租就要比乡镇高不少，少则300~500元，多则1000元以上，对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河南信阳的李晓蕾属于亲代租房陪读。最开始，她觉得既然已经出来陪读，还不如在教育条件更好的县城陪读，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李晓蕾进城陪读已经七年有余，老公从事长途货运的工作，工资按天结算，收入有一天没一天的，一个月下来赚四五千块钱都算不错的收入。为了补贴家用，她从两年前开始进超市打工，一个月不到两千元的工资。在超市上班需要倒班，孩子吃饭不方便，她只能在上班之前把饭做好，孩子回来后自己热一下。她到县城租房陪读这些年，主要的花费是房租和生活费，每年下来都要好几万。她说：“乡镇陪读肯定花费少一点，但是孩子上学乡镇肯定不如城里，咱买不起房就不买，租房不也一样嘛，只要孩子能上好学，就值了。”

（四）隔代租房陪读

隔代租房陪读，即祖辈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陪伴孩子上学。隔代租房陪读的家庭是中间家庭中经济条件最差的家庭，这类家庭进城买房的动力较弱，但是具有较强的教育投入动力。不过，这类家庭的教育投入行为受到家庭经济能力极大约束，因而只能在强资源约束条件下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选择隔代租房陪读的家庭，一般会选择乡镇作为陪读地点，如果家庭的教育预期较强，老人的身体也不错，也会选择进入县城陪读。隔代租房陪读的主要成因是：在农村教育无法满足学生的教育目标的实现，而家庭的经济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家庭无力承担买房陪读的成本，更无法负担劳动力配置在教育目标上的经济代价。农村家庭只能将陪读的任务上移，让祖辈带着孩子外出读书，年轻父母在外务工进行资源积累，补给租房陪读。

隔代租房陪读的好处是，能够以更少的教育投入成本完成家庭教育目标，同时优化了家庭劳动力配置。在隔代租房陪读的情形下，年轻劳动力可以继续外出务工，老年劳动力如果距离住所较近且身体很好，在租房陪读的同时也能兼顾农业生产，避免家庭劳动力资源因家庭教育目标而损耗。虽然隔代陪读能够保证子女的教育目标，但由于爷爷奶奶文化知识水平受限，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相对陈旧，致使学生的家庭教育难以匹配学校教育的需求。

陪读奶奶李晓玲属于此类。李晓玲平时在乡镇陪孩子读书，因为乡镇距离农村老家较近，回家打理农活比较方便，生活成本也比较低，家里的负担轻一些。而且从生活适应的角度来看，县城租房陪读对李奶奶的挑战较大，老人既不熟悉城市生活，也不适应城市生活习惯和环境。在乡镇陪读“自由一些”，她容易适应。然而李晓玲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懂得如何管教孙代，因此她觉得：“现在的孩子太难管了，经常拿他们无可奈何，回家后书包一放就跑了。”

由上可知，家庭选择买房陪读还是租房陪读，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能力。如果家庭经济收入较高，农民家庭一般会选择兼顾家庭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如果家庭经济收入难以兼顾家庭教育目标和城市化目标，一般会选择租房陪读。家庭选择隔代陪读还是亲代陪读，一方面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在联合家庭中，如果祖辈的身体较好且父母需要最大化劳动力配置以获得经济资源，家庭往往选择隔代陪读。如果祖辈的身体不好而无力承担陪读的责任，抑或亲代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劳动力损耗的后果，家庭往往选择亲代陪读。在核心家庭中由于祖辈的缺失，陪读的主体只能是亲代。总而言之，农民家庭的陪读策略受到家庭生计模式、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家庭需要综合考虑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所处发展阶段和家庭劳动力配置情况，从而确定陪读的具体策略。

三、农村家长陪读的动力生成

在农村地区调研时，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家庭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家庭教育目标越来越成为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并指引着农民家庭的发展实践和行为选择。农民家庭为何如此重视子女教育？换言之，农民家庭是如何习得教育目标的？对于上述问题，应当放置在社会变迁和家庭转型的背景之下考察。

（一）家庭转型与家庭目标转换

农民家庭的发展涉及家庭再生产和阶层流动^［17］，二者分别对应家庭再生产目标、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两个维度的目标^［18］，前者指的是帮助子代成婚以完成家庭绵延，后者指的是帮助子代实现阶层流动和提升家庭的社会位置。换言之，家庭再生产目标重点在于家庭的维持，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目标重点在于实现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跃升。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种目标也可以看作是维持型目标和发展型目标的二元区分。家庭目标的多元性体现了家庭发展的复杂性，不同家庭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家庭目标也因社会变迁和家庭变化而动态地调整。

在传统社会，家庭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家庭，其重点在于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结婚成家、养老送终等。在城镇化、工业化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发生了较为剧烈的社会转型。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或细胞，家庭无法独立于社会变迁之外^［19］，家庭转型也随之发生。家庭转型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的变化，还包括家庭发展模式的转型。李永萍将家庭转型的核心要义概括为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即由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转变^［20］。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再生产的场域是村庄社会，农民家庭的目标是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家庭的资源配置皆以此为基础。在扩大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的再生产场域向城市转移，在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目标之外，家庭目标具有了发展主义导向，以进城买房为手段的向上流动成为新的家庭目标。这意味着，在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农民不仅要通过传宗接代完成家庭继替等再生产的目标，还需要完成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目标。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目标的实现手段是城市化。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与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相互嵌入，家庭成为农民资源整合和积累的主要载体，并服务于向上社会流动的目标^［21］。

发展型目标已经成为当前时期农民家庭目标的核心关注点，问题在于农民家庭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农民家计模式的特点是“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2］，其隐含着较高的家庭发展风险和较低的家庭发展能力。在半耕层面，由于农业投入和收益的反差较大，农民种地基本不赚钱^［23］，农业仅承担保障性和兜底性的功能，并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在半工层面，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从事低端工种，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工作不稳定且收入不高，很容易被市场淘汰^［17］。在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很难同时应对多元化家庭发展目标对于资源的索求，尤其是难以应对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目标。正如前文中的李晓蕾夫妇，孩子现在上了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不巧的是家里老人最近经常生病，给老人看病也要花不少钱。因此这两年李晓蕾夫妻基本没有攒到什么钱。想想以后还要给儿子娶媳妇甚至买楼房，李晓蕾说：“没办法，好好打工多赚点钱，不然怎么办？都得自己扛。”李晓蕾面对的压力主要有：子代教育投入的压力、进城买房的压力、子女结婚和老人赡养的压力。买房体现了李晓蕾家对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追求，子女结婚和老人赡养则是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秩序的基础。

李晓蕾夫妇的说法反映了广大陪读家长实现家庭发展的迫切心态，但是在家庭发展能力有限、家庭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成为农民家庭的重大考验。通过教育实现家庭发展，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的发展选择。正如李晓蕾所说：“我们两口子没什么本事，在外面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现在就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让他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可以看到，教育不仅承载了农村家长对于读书考大学的期待，更承载了农村家庭的发展希望。正是在家庭转型的意义上，教育才具有了更多发展性和功能性面向。

（二）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

农民家庭将子代教育作为家庭发展的重要依托，根源于农民家庭已经在生活实践中习得了家庭教育目标，也充分认识到了实现家庭教育目标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变化，重视子女教育成为农村家长的共识。农民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深刻反映了农村家长心态层面的变化。

家庭教育目标的习得，首先来自于农村家长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以及对教育与职业内在关联的认知。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24］。随着社会转型，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外出务工人口。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制约，农民工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相对较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这种境遇，农民越发认识到勤劳程度和教育对个人成功的影响^［25］，也认识到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就业需要，因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农民普遍认为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子女才有可能跳出农门，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农村家长的学历普遍不高，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受到文化程度的约束，很难找到较为体面的工作，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行业寻找就业机会，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行业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投入和较低的工资回报。与之相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可以说，长期的务工经历使得家长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一位农民的话形象地表达了农民对教育的认识：“上学当然有用了，都是赚3千块钱，没上过学要风吹日晒在外面干活，大学出来的坐在办公室。”

陪读家长金晨认为，乡镇的教育条件不好，县里教的好一些，她觉得为子女的教育花钱很值当。她经常和自己的孩子说：“爸爸妈妈花这么多钱供你们，只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大学，出来好找工作，不用像爸爸妈妈这样赚辛苦钱。”金晨的说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年轻父母以及有过务工经历的农民认为，需要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考一个好大学，以此提高子代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事更加轻松、体面的工作。

可以看到，农村家长对于下一代的职业发展具有明确的预期，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像自己一样成为体力劳动者，而是城市中的白领和金领。农民家庭将教育视为改变家庭发展的重要手段，“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农民的教育观念已经被市场经济重塑，教育之于家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教育目标逐渐成为家庭的核心目标之一。

教育目标的习得，还来源于家庭转型下的家庭发展压力。在扩大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农民家庭的再生产成本明显增加^［26］。一方面，由于婚姻市场的开放和性别失衡，农村适龄男青年的结婚难度增加，农民家庭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资源（比如彩礼、买房）才能娶到媳妇。另一方面，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农民家庭将进城买房和城市融入作为家庭发展的目标，他们产生了更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结婚抑或进城，都意味着农民家庭需要打破传统的家庭再生产模式，通过外出务工积累家庭资源实现扩大家庭再生产，为农民家庭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面对巨大的家庭发展压力，农民家庭更加寄希望于子代的教育，通过对子代教育的资源投入，获取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陪读家长梁小利今年42岁，甘肃庆阳人。梁小利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高中，一个在上初中。梁小利夫妻很早就到县城打工，孩子也带在身边。在县城打工多年，梁小利一家都渴望在县城买房，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支持。眼看着儿子越来越大，再过几年就要娶媳妇，梁小利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梁小利所在的县，彩礼水平已经涨到了十几万，还要求买楼房。在县城打工多年，梁小利夫妻并没有攒下多少钱，靠自己在县城买房、给儿子结婚负担太重。因此梁小利就希望儿子争气一些，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以后找个赚钱的工作，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梁小利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家庭面临的巨大发展压力。一方面，梁小利们渴望通过城镇化的路径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然而，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需要家庭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持续性地积累资源。对于大多数发展能力有限的家庭，通过城镇化的路径实现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目标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梁小利们还面临着子代结婚成本越来越高的现实，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实现遭遇困境。在家庭发展压力之下，农民家庭寄希望于教育，通过对子代的教育资源投入获取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发展机会。在农村家长看来，相对于城镇化的路径，以教育资源投入的路径获得家庭发展机会更为容易，且对家庭资源的要求更低。换言之，农民的发展压力倒逼着家庭通过教育投资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农民家庭为了防范风险、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将家庭资源投入到子代教育。家庭教育目标既是家庭生活的要求又服务于家庭的发展，为实现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大大提升。

四、教育变迁与农村家长陪读的结构性压力

家庭转型的发生，为家庭发展目标的实现增加了难度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家庭教育目标成为家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从而为农民家庭注入了教育投入的动力。此外，由于村庄社会的变迁和乡村教育的衰败，教育目标实现的客观结构成为农民家庭发展的限制因素，家庭通过在地教育投入获取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机会变得不可能。在教育投入动力生成与教育结构挤压的背景下，农村家长陪读大量产生。

（一）教育实践的空间性约束

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以前，农村教育体制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学校布局最终形成了“村村办学、全面覆盖”的格局^［27］，为农村学生在村接受教育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基本在村生产生活，人口流动规模较小且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28］。“村村办学、全面覆盖”的学校布局与农民在村生产生活，实现了农民家庭生产场域和子女教育场域的高度重合，农村家长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可以兼顾子女教育。这种情况在2000年后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急剧变革，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大潮，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外流动进入城市寻找经济机会，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29］。

打工经济下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年幼的子女由爷爷奶奶照看并在村上学。爷爷奶奶在家照顾孙子，家庭的生产空间和教育场域仍然可以重合，这可以最大化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家庭资源的积累。然而。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和在村学生的减少，国家开始实施撤点并校政策，大量的农村学校被撤并，农村学生上学变得不方便。父代和祖代的生产生活场域与子代的教育场域出现错位，子代教育目标的实现出现了较大困难。陪读家长杜晓星原本在村务农，但村里的学校只有几个孩子了，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撤并。杜晓星思考再三，决定把孩子带到县里读书。“其实我并不愿意离开农村进城，进城了我吃什么？在村子里，我种着地，收入不多，但不愁吃不愁穿。进了城以后，地没法种，钱从哪里来？可是我不带着孩子出去念书，孩子就没学上了，这辈子就毁了！我还能怎么办？就算砸锅卖铁，孩子的书还是要念的。”

杜晓星的话道出了农村学生家长的辛酸和无奈。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让很多农村学生陷入了无学可上的境地，这些学生不得不进入城镇学校读书。城镇学校的教育水平较高，有利于农村学生的发展，但是城镇就学的成本远高于农村，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还需要专人照顾，这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农村家庭将子女教育作为家庭的核心目标之一，但是村庄内的教育环境无法使其通过教育实现家庭再生产能力的提升。为了实现子女的教育目标，进城陪读成为农村家庭主要的选择，并且以降低家庭生产能力、损耗家庭资源为代价。如果爷爷奶奶身体不错，有能力带着孩子读书，也能减少家庭劳动力资源的消耗。否则，家庭必须专门配置一个劳动力实现子代教育的目标，家庭积累能力随之下降。

（二）城乡教育差异与教育机会竞争

雷望红认为农村家庭为获得优质教育机会展开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家庭被深度卷入教育竞争压力之中^［17］，该观点具有一定启发性。由于城乡教育差距的存在和私立学校对乡村学校的冲击，大量的农村学生和优质师资进入县城学校，农村学校的生源质量和师资力量都在下降。在校的学生总体质量较差，无法形成较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动力，学生学习的获得感不强。与此同时，学生的家庭教育也由于打工经济造成的教养分离而缺位，更加强化了乡村教育的不利境地，乡村教育逐渐成为城乡教育的低洼地带。当农村教育成为洼地时，子代教育目标的实现就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农民家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向上流动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城镇学校的开放性为农民家庭竞争教育资源提供了条件，农村家庭旋即卷入教育资源的竞争之中。

农村家长能够进入城镇陪读，主要得益于城镇教育环境的可及性大大提高。伴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地方性市场的开放，农村教育也由地方性教育市场扩展到区域性教育市场。打工经济不仅让农村家长的视野变得开阔，更加重视子女教育，也看到了更加多元的教育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打工经济为农村家长提供了更丰裕的资源，可以让他们的子女到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学生和家长们不再满足于本地教育市场，而是向更广阔的区域性教育市场转移，他们希望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从而获得更大的升学机会和长远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对更广阔教育市场的教育资源的追求，打破了原有的教育平衡和教育竞争模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家长着眼于进入广阔的教育市场中参与竞争。那些没有进入区域性教育市场的农村家庭，也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资源竞争所裹挟，进而被动地卷入其中。与乡村学校相比，城镇学校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城镇学校的硬件设施、教学条件都要好于农村，对农村学生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城镇的教育市场化程度更高，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可以发挥重要的教育辅助作用。

乡村教育环境的巨大变迁，使得乡村无法为农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现提供合适的场所，农村学生不得不进入城镇读书，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随之增加，家庭目标之间出现了资源竞争，大量的即时性教育投入和教育回报的滞后性之间形成了张力。然而，农民家庭在不同目标之间重新安排和选择结果是进城陪读。这是因为，在子代教育目标实现成为家庭核心目标的情况下，教育目标的实现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优先选项。在家庭转型和农村教育环境变迁的双重压力下，农村家庭形成了较大的家庭发展压力，这一压力反过来影响了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投资，陪读作为农村家长实现家庭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成为家庭发展压力下的合理行为选择。家庭的陪读选择，也是家庭的发展路径之选择。也就是说，陪读不仅仅是家庭的教育选择，更是家庭的发展行为。

学生家长不仅将陪读看作实现子女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更看作重要的竞争手段。这种竞争主要有两个维度：其一，教育竞争的维度。乡村学校出现了明显的底层输入的困境，“成绩好的要么去了镇里读书，要么就去县城、外地上学，好教师也去了县里”，这是我们在调研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一些子女成绩较好，家长重视子女教育，且经济条件不错的农民家庭，倾向于把子女送到城镇上学。因此，农村家长通过到乡镇或者县里陪读，本身就是教育竞争的重要表现。换言之，只有通过陪读农村家庭才有资格参与教育竞争。其二，村庄竞争的维度。一些村庄存在社会竞争，比如彩礼、人情的攀比，同样地教育也成为社会竞争的一个标的物。通过进城租房或者买房陪读，家庭能够获得村庄中的优势地位。

陪读家长张阿强今年42岁，父母年纪比较大且常年有病，需要人照顾。虽然张阿强负担比较重，但还是选择了陪读。“村里学校条件不好，就那么几个学生，能学什么，送到乡里学生多一些，教的也好一点，县里学校条件更好。现在很多学生的家长专门陪读，大家都出去陪读了，你不出去孩子怎么能跟人家争得过，在县里还有辅导班可以上，你在村里又上不了辅导班，比不过。”面对教育环境变迁和结构性压力时，很多农村家庭像张阿强一样并没有外出陪读和参与教育竞争的充足动力。一些具备进城读书条件的家庭参与到教育资源竞争，形成了对在村家庭的结构性压力，在村家庭如果不进城陪读，会被村里人说闲话。出于竞争和比较的心理，以张阿强为代表的农民参与到进城陪读的大潮之中。

综上所述，农村家长陪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一方面，农村教育的衰落使得教育与农民家长的发展秩序被改变，他们的子女无法通过就地接受教育的方式改变命运，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城市中读书的孩子。农民家庭虽然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但也愿意为了子女教育进而是家庭发展投入资源和精力。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城乡配置差异引发的教育竞争，更多的是富裕家庭对中间家庭的裹挟。富裕家庭可以举家进城生活从而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中间家庭感知到了巨大的压力，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参与竞争，贫弱家庭则因为巨大的能力鸿沟而逃离出来。随着乡村教育急剧衰落、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大量的农村家庭通过送子女进城的方式完成子女教育目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农村家长陪读置于家庭视域下理解，将家庭作为勾连“社会结构—陪读现象”的中间地带，考察嵌入社会结构的家庭如何将社会结构压力转化为差异化的陪读行为。在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背景下，作为能动主体的家庭进城陪读行为，是家庭在发展压力之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家庭提高其发展能力的重要方式。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使得父母愿意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投入资源和劳动力。在家庭经济资源或者劳动力资源有限时，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会对家庭资源积累产生较大的伤害，影响短期内的家庭发展能力。在家庭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时，家庭能够很好地调和资源积累和子女教育之间的张力，较为自如地应对家庭的发展困局。可以看到，不同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策略是不同的，家庭也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家庭策略反映了家庭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家庭应对多元发展目标时的调整与适应能力。家庭通过家庭策略的运作和调整，做出合理的行为安排^［30］。家庭的陪读策略不仅是家庭成员基于个体本位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且服从于家庭再生产的实践逻辑^［21］，因而呈现出复杂的面向。

农村家长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结构性合流的结果。变迁中不断衰败的乡村教育与家庭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发展动能、子代发展优先性意外地会合，推动着陪读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浪潮。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更加多元化，经济转型、人口变化、社会转型等给家庭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家庭转型的宏观过程必然要通过微观层面家庭再生产的持续过程来体现和表达^［20］。现代性的进入冲击了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模式，以家庭的向上流动和家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复杂再生产成为家庭再生产的主导模式，这极大地提升了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和难度。由于教育目标已经成为家庭发展的核心目标，因此子女的教育成为家庭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被吸纳到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家庭将资源投入到子女教育，成为家庭再生产的合理行为选择，这就为农村家长的陪读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子女教育的投入既作为家庭复杂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作为家庭复杂再生产的重要目的。换言之，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成为家庭发展的重要环节和重要途径。子女教育的未来回报和发展可能，恰恰是家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

然而，当前的乡村教育环境无法为农民家庭的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在城乡教育差距拉大和教育竞争激化，以及更高层级的教育市场可及性大大提高的前提下，农村学生及其家庭被卷入城镇教育体系之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即陪读成为家庭的迫切性任务。为了子女教育目标的实现，农民家庭选择进城陪读。农民家庭将教育目标及陪读作为优先选择，必然要将家庭资源向家庭教育目标集中，农民家庭发生伦理转向。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家庭需要对有限的家庭资源进行再配置，以避免家庭目标之间的资源冲突消耗家庭发展能力，以此实现家庭发展的最大化效益。家庭内部对于资源冲突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了农村家长的陪读行为和陪读方式选择，从而导致了差异化的家长陪读样态。家庭通过策略性调整，合理配置家庭的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既适应了家庭的资源基础，也能够保留通过教育投入获取家庭发展的机会。

不容忽视的是，在大多数农民家庭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家庭目标对资源的需求容易引发家庭目标的资源张力。农村学生进入城镇学校读书，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成本投入和更多的家庭资源消耗，这必然分散家庭资源。一旦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目标实现需要依靠对子代的教育资源投资，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必然大幅增加。在家庭再生产目标的实现受阻、家庭发展目标的实现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现却又要求家庭投入大量的资源，结果是资源基础相对有限的农村家庭以牺牲其它家庭目标实现的资源为代价，将教育目标作为家庭的优先选择，满足子代教育目标的实现，形成对其它家庭目标的资源挤压。家庭教育目标和其它家庭目标之间的资源张力最终导致了家庭发展张力，即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是服务于家庭发展的，实践中却形成了对于家庭发展的资源挤压。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家庭发展张力并不是教育目标和其它家庭目标之间的固有张力，而是社会转型、家庭转型以及乡村教育变迁背景下，教育目标成为家庭发展核心目标并对家庭资源要求大幅提高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家庭发展张力无法消除，家庭可以通过调整家庭策略缓减家庭发展张力。另一方面，农村家长进城陪读是家庭发展张力下的理性选择，子女教育成为家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现也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目标和家庭发展与向上流动目标，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是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悖论的是，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实现对于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作用是滞后性的、潜在的，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并不能即刻转变为家庭的发展能力，子代的成才和向上的阶层流动，都是在较长期的资源投入后才有可能转化为家庭的再生产优势。反而因为短期内持续性的资源投入属于沉默成本影响了家庭其它目标的实现，造成阶段性的家庭发展张力。与此同时，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回报与子女未来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一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投资。从实践经验来看，只有少数陪读家庭的子女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在考入大学后获得了相对体面的工作。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教育资源投入并不能换取相应的教育回报。在集中资源陪读多年以后，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孩子仍然难以获得体面的工作，更多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服务业发展，家庭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仍然有限。这就是说，陪读很有可能仅仅是对农民家庭资源的耗散。

参考文献

[1] 郑晋鸣.陪读苦 何苦陪［N］.光明日报，2004⁃01⁃09（3）.

[2] 王文龙.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12（10）：126⁃132.

[3] 王晓慧.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类型、成因及解决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8）：24⁃25.

[4] 许加明.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J］.湖北社会科学，2018（12）：49⁃55.

[5] 田北海，黄政.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9⁃106.

[6] 冯小.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60⁃66.

[7] 吴惠芳，吴云蕊，陈健.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19（4）：28⁃38.

[8] 陈锋，梁伟.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5⁃63.

[9] 黄巨臣，朱平，安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5（19）：5⁃8.

[10] 何影，田毅鹏.农村陪读迁移群体城市适应与市民化取向分析——基于东北地区H县陪读家长的考察［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23⁃34.

[11] 王绍琛，周飞舟.打工家庭与城镇化——一项内蒙古赤峰市的实地研究［J］.学术研究，2016（1）：69⁃76.

[12] 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J］.城市规划，2020（1）：35⁃43.

[13] 史源渊.乡村陪读工劳动力市场及其生成逻辑——基于安徽省毛坦厂镇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20（1）：114⁃125.

[14] 王欣，卢春天.农村陪读家庭资源传递及其影响——基于“陪读”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8）：69⁃75.

[15] 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等.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 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J］.中国农村观察，2017（1）：97⁃112.

[16] 苏运勋.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村陪读：以豫南S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0（5）：69⁃75.

[17] 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86⁃92.

[18] 张雪霖.家庭目标、代际责任与乡村教育效果研究——区域差异比较的视角［J］.教育科学，2019（4）：84⁃90.

[19] 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2）：36⁃51.

[20] 李永萍.家庭转型视野下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J］.人口与经济，2018（5）：62⁃73.

[21] 李永萍.找回家庭：理解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J］.文化纵横，2019（4）：114⁃120.

[22]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

[23] 陈文超.农民种地不赚钱：悖论抑或社会事实［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4）：65⁃72.

[24] 林默彪.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J］.社会主义研究，2004（6）：134⁃135.

[25] 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社会学研究，2007（3）：1⁃17.

[26] 何倩倩.城镇化、家庭再生产压力与代际关系重构——以北方农村“老人不老”现象为例［J］.学习与践，2019（12）：96⁃104.

[27] 雷万鹏，王浩文.70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回顾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12⁃24.

[28] 刘小敏，蔡婷玉.社会变迁视域内的中国人口流动：60年回顾与思考［J］.江海学刊，2009（5）：27⁃32.

[29] 贺雪峰.三大全国性市场与乡村秩序［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38⁃43.

[30] 麻国庆.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J］.思想战线，2016（3）：1⁃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22&ZD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