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一、周立：城中村、村中城与数字乡村时代的叠加态
2022年3-4月，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批示下，组织研究农村现代化生活标准。我两次受邀参与决策咨询会议，提交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特征与指标》的政策建议。建议书提到浙江的“千万工程”，提到各类回乡人群带来“村中城”现象。这份政策建议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的肯定性批示。如今想来，应当将这些对现代生活、数字乡村的思考，将这幅由“城中村”到“村中城”的图景，从国家到地区，到人群，从各层面展示出来，以发现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趋势。
当时政策报告的千字全文如下：
一、特征描述的穷举法，应改为枚举法
一周前我们参与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讨论，当时已初步形成如下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二十字内容、九句话特征”的概括：
二十字：水电路气房，网讯厕暖商，医教老邮村，产就文貌场。
九句话：水路电暖敞亮，网络邮递通畅，屋内冬暖夏凉，厨卫洁净舒畅，村兴政通业旺，人居环境美洁，老幼就近宜养，医便路捷讯通，文娱运动书香。
这一描述具有明显的穷举法特征，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但事实上我们无法穷尽农村生活“这头大象”的所有特征。需要改为枚举法，“解剖一只麻雀”，“看清一头大象”。抓住主要特征和核心要求，“抓大放小”，精准施策。
二、对具体内容和量化标准之枚举法建议
枚举法思维下，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指标为重点，突出代表性，坚持少而精，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三个维度，选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必备的基准指标，形成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指标体系，作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底线目标和考核依据，可以达到过去精准扶贫中“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那样的清晰目标。
为此建议：
1.聚焦要实。聚焦四五个点，焦距就不准了。建议只聚焦“现代生活基本条件”，由此一分为三（两硬一软）。力争做到“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
2.基础设施“五通”，主要是“村村通”：水路电递网，还可以论证一些基本条件，如：“气、车、暖、能、消防”等，合理归类。
3.人居环境“五有”，主要是“户户有”：现有的厕污垃房貌，可以聚焦到“户户有”的考核尺度（例见第5条）。
4.公共服务“四个好”，改为“五享”，主要是“人人享”：“娱教医老场”这五个“人人享”。需要加入科普、文教、体育（如科技文化、篮球足球乒乓球等场馆服务，还有村史村志村歌村晚广场舞），不仅照顾“一老一小”的保守型需求，还应重点考虑女性和年轻人的振兴性需求。乡村科教文化服务能留住和吸引人才，才能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
5.参考与对标对象：国际经验重点对标资源和文化条件接近的日韩和台湾地区，欧美仅作参考。国内经验可以找准对标地区，如以人居环境改善为主的浙江三阶段的“千万工程”（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开启），江苏“强富美高”目标下的“四治理四提升”。村庄对标可考虑一些典型村庄。如浙江数字化建设中“数字乡村一张图”的“智慧治理”，陕西咸阳袁家村“逆向三产融合”的产业兴旺，河南信阳郝堂塘村厕污垃分散式处理等。返乡人群出现后，由“城中村”到“村中城”，凸显乡村特色、多种功能、多元价值。
“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现代生活有希望。
提交时，我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带着研究团队一同建议推动“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的现代乡村生活，看到“村中城”的可能性。可以说，2018-2023年我们组织的数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活动，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标准。
关于由“城中村”到“村中城”，也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中发现的。2022年8月在重庆仙女山开农工党中央第四届绿色发展实践论坛时，置身于山下40度高温蒸煮，山上却是25度凉爽适宜的微风仙谷中，和西南大学的潘家恩等一同讨论城乡中国背景下由“城中村”到“村中城”，和市民自发的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前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知青下乡运动，以《朝阳沟》和邢燕子为代表；60年代末文革时期的知青插队和农场劳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小乱避城，大乱避乡，重庆市民们每年要有两三个月时间，上山下乡，消夏避暑。无论人大人小，事大事小，钱多钱少，暑热难耐，城里人都来避乡，俨然在乡村里包裹着一座座小城市。
这让人不由得由“城中村”，联想到“村中城”，联想到新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城中村”（Urban Villages），已有不少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化和城镇化经验做出的研究。比如李培林先生在其富有影响力的《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一文中，研究了广州“城中村”的一种典型类型，“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并由此探讨了“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讨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共生、共有和分红问题。在“城中村”村落特征中，他分析了城乡差异的三个体制因素：一是土地制度差异。城市土地产权归国家所有，村落土地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故此，“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这奠定了城中村管理与分配的制度基础。二是社会管理制度差异。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费用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承担，由此形成“村落单位制”。三是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城中村”的原村民虽然已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保留“村籍”，每年分红，数额巨大，使得“村籍”比“户籍”重要得多，他们宁可为“村民”而不愿为“市民”，形成了一种以按股分红为特征的“村落公司制”。
关于“村中城”（The City in the Villages），有过不同版本的国内外表述。按照发展阶段和原因，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有三个版本的“村中城”。第一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率先推进乡村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各类乡镇企业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形式，吸收解决了大量洗脚上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乡村都市化。大规模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和集聚区建设，突破了城乡二元差别，推动了城乡延绵、城市连片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的形成和成熟，成为第一个版本的“村中城”，体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合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中后期，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乡村，出现不完全的都市化，即产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未能完成，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就地城镇化的地区，除了演变成被城包围的村（彻底的“村改居”）和城市近郊的“城中村”（有限的“村改居”）外，还有一大批地处大城市远郊地带及城市连接地带被“村”包围的“城”。当时的珠三角，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了“城”，由此构成众多的“村”包围散落的“城”的空间格局。由于产业中心转移，又未能纳入城镇化的规划，这些“村中城”地处偏远，在政策和规划上很难被纳入城市中心，由此长期处于“村中城”状态。这种“村中城”由于地处城市郊区，就业出行方便，逐步发展成外来人口聚居区，经济繁荣，生活条件配套较差，管理治理难度大，这是第二个版本的“村中城”，属于“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村包围城市。总的来说，这两类“村中城”，实际上如“城中村”一般，是不完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主要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个版本，则更为普遍，散落在各个乡村，是以建筑风格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为特征的“村中城”。目前大多数中国乡村，伴随城市务工经历和财富积累，模仿城市生活方式，自下而上自发建设城市类型建筑风格的情况，十分普遍。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星罗棋布的城乡建筑交杂，极大改变了乡村的传统聚落形态。在国际上，也有韩国、印度等“村中城”运动的分析研究。近些年我们在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乡村，看到一场民间自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少市民下乡参与乡村生产生活，带来了新形态的“村中城”，以市民下乡带来现代生活，又主动融入乡村环境为特征。比如在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的此次跨学科观察中，我们看到屏南的四坪村、龙潭村新老村民虽然混居在一个村庄，却井然有序。靠路而居，是老村民新聚落的一大特色，建筑风格常常是城市化的，显示老村民的内心是向外的，向往城市和市场经济。靠水而居，则是新村民老聚落的一大特色，建筑外观和内在装饰常常是农耕的传统的，显示新村民的内心是向内的，向往乡土和乡村生活。如果对照李培林先生“城中村”村落特征的三个体制因素，我们可以对应提出“村中城”的三个体制因素，外加一个背景。一是产权明晰促流转。不同于“城中村”，大部分乡村农用地和宅基地仍归村集体所有，但农户有经营权和租赁权，在“一户多宅”的情况下出租宅基地给新村民，即使是“一户一宅”，大量闲置的农宅也可以拿来流转，只要签订了相应的明晰产权关系的合同，新村民就可以进入这些已经沦为空心村的村庄，参与村庄生产和经营。二是市场完善促交易。有了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竞价交易的双边市场，就能为合理的价格生成与交易实现，提供自由流转和交易的前提。这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能够搭载可信的产权交易平台，由此让“封闭的村落单位制”，变为“适度开放的村落单位制”，甚至可以更加开放，转化为入股分红、股份管理的“村落公司制”。三是组织有效促发展。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对于大部分未能享受如“城中村”那样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红利的老村民而言，并无价值。但如果开放“村籍”，可形成老村民、新村民、荣誉村民和云村民（如屏南四坪村和重庆巴南鱼池村的“四民村庄”）共享的乡村空间，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普遍出现，根植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基本背景，这可见我们2018-2019年“在乡村发现中国”中的发现和论证。
以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来与“城中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城中村”的皮囊是城市，内核是乡村，是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村中城”的皮囊是乡村，内核是城市，是乡村和城市的双向互动。
为什么可以设想“村中城”能带来对现代生活和未来村庄的新想象？这需要借助屏南文创运动发起人林正碌先生的思想。他对数字时代的乡村生活，设想了以叠加态方式打开的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2023年，我有五个晚上和林正碌先生深夜长谈，其中有四个晚上聊到凌晨三四点钟。他对于人工智能（AI）时代的乡村，充满了先知般的新想象。在他提出的微观新经济中，基座就是AI。通过AI实现信息的即时互联互通，可以垂直叠加（指数级）一个物理空间的所有功能，实现虚拟现实的融合。比如，马斯洛所言的生理需要、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层次需求，甚至包括他后来再加入的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超越需要的八层次需求，在一个小小的龙潭村村域内，基本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叠加态，可以使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小龙潭村，展示出超越2500万人大上海的丰富。当然，微观新经济也需要宏观的AI，实现全球性、地区性的即时互联互通，宏观做基座，微观做生活。
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到浙江农林大学任教的马荟，写了短文《有限乡村的无限可能》，提到其中一次夜谈中关于叠加态的讨论：
与林正碌老师有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夜谈，了解到了叠加态，也了解到了许多关于AI时代乡村与城市的奇思妙想。依据林老师的设想，AI时代的城乡社区不再受限于资源的分布不平衡，反而会成长为一个个集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命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相互叠加的综合性社区，在AI时代的综合性社区中，居民楼上办公、楼下生活，通勤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人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开发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于我而言，林老师所描绘的智能时代的乡村和城市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妙，似乎是空中楼阁一样的存在，但是，随后在浙江衢州斗潭未来社区的调研中，我们真切看到了智能时代新型社区的雏形——在基于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的未来社区中，社区的养老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发！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无尽想象力、无尽创造力的社会，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赋予未来乡村无限的可能性。
马荟提及，多数普通村庄总是无法突破资源禀赋的限制，总是需要对抗小、散、乱的发展困局，福建和浙江的实地调研让我们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实践是理论的先行者，拥有有限空间、有限资源的普通村庄，在人工智能叠加态的思维下，也可以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2023年暑期我们以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两地乡村为调研地的21人跨学科队伍，围绕从“空心村”到“四民村”、艺术乡建、“千万工程”及“强村公司与运营村庄”四个主题开展调研，就有了若干让人愉悦的新发现。比如赵月枝《从乡村振兴到诗意栖居》，谈论她邀请大家来“田野我的田野”的兴奋。贺照田和狄金华两位资深学者，都已经是三次参加研学的老成员了。贺照田的《屏南前汾溪，从社会出发的艺术乡建》，以一个点来说明社会美育者的社会本位。狄金华的《“土”与“净土”：乡村主体价值多样性及其思考》，说明了乡村由“净是土”变“净土”，“弱鸟”变“靓鸟”，是以特定功能、价值差异性为基础的。罗建章《双城记：两个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从屏南和缙云两个县城如何从工业文明时代的“弱鸟”，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靓鸟”，对此有所呼应。张慧瑜写下《乡村环境的三重改造》调研随想，谈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产环境经过三重改造，成为宜居宜业之地。从跨学科角度看，白洪谭博士不写他熟悉的浙江缙云，专写了一篇《屏南凭什么？——传播学视角下的屏南经验》的论文，展示了传播学的视角。几年来在前汾溪村做社会美育的崔译，写了《给乡村插上翅膀，艺术作为路径还是目的？》，用林正碌“愚公变李白”的比喻，说明艺术与乡建的互动，填补了我们过往跨学科讨论的空白。俞雅芸写了《乡村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描绘了我们此行市民下乡的两幅图画：一是浙江缙云“两进两回”政策中的“青年回流”，二是福建屏南的乡村何以让人生的路越走越宽，拼凑出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回流”的完整图景。王松良讨论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也是在探寻新的乡村振兴主体。
礼失，求诸于野；学失，同样求诸于野。在这个基本常识缺乏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回到乡野，发现中国道路，发现乡村力量，发现未来希望，也以此改造我们的学习。
二、 赵月枝：从乡村振兴到诗意栖居
2014年，在国外做完“传播、危机和全球权力转移”项目后，我把学术焦点从“全球”转向“村庄”，在故乡浙江缙云创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开始了让新闻传播研究植根乡土中国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回归之旅。2019年，当读到第一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时，我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而且产生了一个“跨国游击队员”发现“大部队”时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宿感。我很向往，很想加入！
2020年金秋，以“红绿融合的全面小康样本：历史、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六届河阳论坛在缙云举办，正在创办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温铁军教授、潘家恩教授和周芬芳主席等从屏南来缙云参会。当我得知下一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将聚焦屏南时，我热情满怀发出邀请：既到屏南，何不来缙云？分别位于福建宁德和浙江丽水的这两个山区小县，都是沿海发达省份中的偏僻后发县域，都是革命老区和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富集区，有太多的关联性与可比性了。
（一）缙云：历史纵深不可缺
在缙云这片田野耕耘多年，我发现了许多自己无力也无能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两年的疫情延宕之后，今年终于能请大家来“田野我的田野”，我异常兴奋。多次讨论后，选题最后聚焦在浙江乡村振兴中的如下代表性前沿领域：千万工程、两进两回、强村公司、两山实践。
然而，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要在浙江缙云发现中国，总得有点历史纵深吧？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万年上山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和中国农业最早定居聚落。且不说缙云的陇东村就有上山文化的遗存，仙都有黄帝文化——传说中，这里的鼎湖峰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飞升地，而团队下榻的民宿就在轩辕街，离鼎湖峰只有几百米之遥。一群专业各异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脚下”调研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型，却不到号称“天下第一祠”的黄帝祠宇报个到，我这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缙云段“地陪”，心里过不去。
到了最后一刻，在团队从松阳下了绿皮火车，登上奔赴缙云的中巴后，我终于忍不住，向潘家恩教授说了我的纠结。我还强调，从理论层面，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思考“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地方；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这是一个思考自己的政治信仰与文化认同关系的地方。他欣然同意，我如愿以偿！就这样，我们仰视了鼎湖峰，走进了黄帝祠宇，而籍此打开了五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史，也成了我们进入缙云乡村田野的前奏。让我欣喜的是，团队到鼎湖峰时，刚刚雨过天晴。800米海拔上的清凉屏南与闷热缙云之间的衔接，就这样在一场及时而短暂的秋雨中，愉快地完成了。
（二）屏南：“诗意栖居”在眼前
虽然这场调研先到屏南，再到缙云，但是，我无法在思想上拒绝从缙云到屏南“逆行”；或者说，我忍不住要把缙云与屏南的不同乡村振兴图景进行“叠加”或“聚合”，得出一个乡村振兴的“理想图景”。缙云的乡村振兴，虽有“乡村春晚”起到了“文化先行”作用，但主要聚焦物质生产领域，包括发展以烧饼产业为龙头的“乡愁富民产业”，实施以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的“千万工程”，以及创新“强村公司”这一集体经济新形式等。这是一条从物质生产开始的“常规”道路。到目前为止，黄帝文化的物化刚刚起步，古村活化也还没有形成规模。与此相反，屏南“无中生有”“异想天开”，走出了一条“党委政府+能人+农民+古村+互联网”的道路，不仅做到了“弱鸟先飞”，而且一飞冲天，直接通过发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潜能，进入高端的精神生产和美学世界。
缙云从做烧饼起家，屏南从画烧饼开始。四坪、龙潭、前汾溪、厦地，《乡村造梦记》里描述的一个个被文创活化的古村落让我目不暇接；林正碌、陈子劲、程美信、张勇，一位位走上与乡村相结合道路的艺术家让我肃然起敬；古村回廊上那一排排摆放着各种新鲜果蔬的无人货架，侏儒小伙沈明辉在挂满自己绘画作品的茶室里跟我们聊天时的那份自信，潇然面包房里飘出的法国面包香，创意餐厅里马森与李阳这对“新村民”怡然自得的生活，小梅桩女主人梅宏那种感觉到了龙潭才真正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感悟……此生第一次踏上福建土地，就在屏南这个曾经“又贫又难”的地方，发现如此前沿和富有想象力的古村复兴实践，我被震撼了。而作为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成为姐妹机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特聘专家”和“乡村访问学者”，能在林正碌老师的47树美术馆体验诗意栖居，真是莫大幸福。
尽管我非常赞成周芬芳主席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即学者不要带着既有理论来套屏南实践，面对屏南的一幕幕，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件中的一些“大词”和自己近年的一些“新词”。我以为，眼前所见，就是网络时代的中国人在农业文明的废墟上，依靠群众路线，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我感觉，自己近年的一些想法，乡村振兴意味着村庄从“自在”向“自为”状态转变，中国作为人类唯一持续至今的农耕文明，一个经历过彻底土地革命的国家，有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进行“否定之否定”，展开 “新地球村”想象的独特条件等，在屏南得到了强化；我假设，那些在已被活化的古村落里生活的，不是固化的“老村民”和“新村民”，而可能是我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所讨论的有“跨主体”特质的新人类，他们在相识、相知、碰撞甚至摩擦中彼此赋能，超越自我，成为新的多元共同体里的新主人。
因此，我相信在屏南可以得到印证的，不是别的什么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基础上的非线性史观，是通向马克思早就描述过的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道路，是接近“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生活可能。这体现在沈明辉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从画画转向主要经营民宿与茶室时的从容中，也体现在梅宏对告别城市里“单向度的人”生活和拥抱乡村里整全生活的满足中。而这样的理想，不正是像周芬芳这位屏南政协前主席这样有初心和使命的共产党人毕生所奋斗的吗？
正因为这样，缙云也好，屏南也罢，两地各有特色的乡村振兴，都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像周芬芳这样的“关键少数”的领航作用。所以，也许不是偶然，缙云有“烧饼办”，屏南有“文创办”。这是“有为政府”的最直接展示，也是“组织保障”的最强力体现，而林正碌老师在面对来挖他的一个大老板时所说的那句“自己的屏南合作者比这位老板还强，那就是共产党”，既体现出了这位没有周芬芳主席的全力支持就无法发挥自己才智的文化人的政治觉悟，也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特色。这也使我想起《烟台纪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个基于烟台乡村振兴实践的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农民的无组织。”
（三）乡村，民族复兴压舱石
我是农民的女儿，我的名字很乡土，会让人想起“月上枝头”，而我自己则更愿意把它与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过黄沙道中》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联系在一起。因为我是在父母去世后才琢磨自己的名字，我无法求证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所以只有自我演绎。我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农民，我以为，他们应该同意《西江月》的意境是最美好的乡村生活了。但是，林正碌老师挑战了我的认知，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残留。他说，无论古代文人墨客在诗词中写得多么美好，他们只是想象而已，而没能在事实上实现诗意栖居。
我不信，就背起了这首辛词的全部——到“旧时茅店社林边”那句时，我被抓了“现行”。他说，你没有注意到那是“茅店”吗，如何能在茅店里诗意栖居呢？我一下子明白了。可不是吗？且不说杜甫笔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场景和那些需要“广厦千万间”的“天下寒士”，即使在辛弃疾那么美好的意境里，出现的也是“茅店”，而我们是无法在茅店里过诗意现代生活的。总之，纵使古代文人墨客有诗意栖居的理想，纵使美好生活在客观和主观层面永远是相对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等，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条件下，这只能是理想。
因此，今天，也只有在今天，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成果因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初心和强大基建能力让中国农村普遍实现五通（通电、通水、通水泥路、通有线电视和通电话）的前提下，像屏南这样偏僻山区里的绿水青山、古宅、星空与萤火虫才能转化为诗意栖居的现实资源。同样，今天，也只有在今天，在这个20世纪革命的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国家的强大国防的保护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乡建人的乡村建设理想，才能在相对和平环境里，得以展开。然而，这一切，还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设施之上。比如，在这样一个没电没网就没法生存的时代，如何保证城乡中国各个角落的分布式发电，从而保证所有人能在平急状态下都有电有网？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沉浸在密集丰富的调研中，除了“杜苏芮”台风，我这个曾经关注“传播、危机与全球权力转移”的学者，几乎忘了世界政治经济变局中还有惊涛骇浪。山中，从屏南到缙云，乡村振兴实践如火如荼，千姿百态的“新地球村”画卷令人心潮澎湃，以为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山外，从美国到中国，不平等与不平静世界中的两个关键对弈手之间，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舆论战、金融战甚至准军事战的硝烟在一阵阵弥漫，让人提心吊胆，感觉霸权主义黑云压城。在缙云和屏南看到的乡村振兴进程，会因为全球局势的突变，而中断吗？抑或，正是我们看到的乡村振兴进程，会成为中华民族这艘航船抵御外来风险的可靠压舱石？
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最坏的时代。在屏南，因深夜谈学术神经兴奋而度过两个不眠之夜后，我这个一直没阳的人，终于在最后一天阳了。一到缙云，陪大家参观完黄帝祠宇和吃完晚餐后，我就发高烧了。然而，正如我在此行的总结会上所说，能加入这支队伍，这阳也值！
三、贺照田：屏南前汾溪，从社会出发的艺术乡建
（一）
虽然事先就知道参加周立老师、潘家恩老师精心设计的跨学科三农调研团活动，一定是经验、知识、思想的盛宴，但参加今年7月26日报到、8月5日离开的，他们组织的在福建屏南、浙江缙云的为期10天的调研活动，无论看到、听到的经验的丰富、原创性，还是交流讨论中知识的密度，思想的丰盈与冲击力，仍大大超过我的预期。让我10天中时时担心自己不能像海绵那样有全方位的吸收能力，错失不该错过的学习；让我恨自己不能有照相式的记忆力，很多鲜活的场景、启人深思的谈话，睡前反刍时，已经不能真切、准确记忆，更担心在对这些场景和谈话还没有相当消化的接下来的忙碌中，对这些在我眼前、耳边发生的宝贵存在，有更多记忆遗失。
这种没有亲身经历很难想象的，对我而言天花板式的调研学习得以出现，当然由于我们所调研经验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量；由于周、潘两位团长对当前三农现实状况和知识界对三农认知状况的充分掌握，这样的掌握让他们能迅速、准确判断哪些实践经验是最有前沿性认知能量，最能和知识界当下三农认知状况作有力对话的；由于周、潘两位团长丰富的组织、设计经验和参加三农调研团学人的积累、思想能力被充分激发、调研后富有高度把握力、启发性的讨论分享；还由于潘家恩老师在屏南，和安排缙云调研部分的赵月枝老师在缙云的多年深耕。正是由于他们多年富有成效的深耕，他们才能对屏南、缙云的有关实践经验与思考探索有非常精准、展开的掌握，屏南、缙云有关经验、思考承载者才会很大程度因为对他们的了解与信任，愿意以最方便调研团高效且深入视、听、理解的方式来作最积极、诚恳的活动配合安排。
这种对我而言天花板式的调研盛宴，其中有太多经验点、思考交流点，都值得紧紧抓住，由这些经验点、思考点提示的线索深入下去，都会带给我新的思想天空。因为上面这种强烈的感受，调研结束后这一个多月的我当然不能不做其他事情，但整个人的状态却是典型的后调研状态，也即“魂”还被调研中的各种兴奋点牵着，渴望把调研中开启给我的视界、兴奋，通过阅读、视看和这些兴奋点相关的资料文献，更展开地转为我切实可用的知识、思想资源。
一个多月的后调研努力，让我有相当收获，更有强烈的挫折感。沿着调研兴奋点指示的学习，因为跟我的现实认识关怀更能建立起我期待的那种关联性，显然是最近这几年我非常期待也让我非常心安的那种学习；但也正是这种让我非常期待的学习，让我发现，要很充分很有自信地理解调研中让我兴奋的经验、观点，我以往的有关积累过于不足了。也即，越是为理解调研而认真学习，也便越让我明了：如果以——对确切理解这些调研中让我感觉到活力、希望的经验、思考是否有直接帮助——为主要评价视点，我就必须承认，之前我的学习积累存在着多么大的不足。
以要充分、有自信地理解调研中的兴奋点这一目标为参照所发现的自己知识上的捉襟见肘，使得调研团要求成员必须选择调研中的一个点作为自己的写作把握对象时，便不能不让我再三踌躇。就是一方面调研中自己确实多处被激发乃至被点燃，但另一方面，又确实不觉得哪个点自己有足够信心能对之作切实有力之把握。现在经反复踌躇，选择7月28日调研团参访的坐落在屏南县前汾溪村的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
11 这个基地另一个名称是“中国美术学院宁德乡土学院”，要比较展开地了解这个——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一部分师生自2018年所推动的在前汾溪村发生的种种实践探索和与这些实践探索相伴随的思考——情况，一个不那么枝蔓的办法是阅读使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最关键人物陈子劲老师的长篇文章《我们在屏南，做作业》（陈子劲 和文朝 史思源 编《实践02：共享&参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29⁃165），同时浏览“所在PROXIMITY”“乡野艺校”“前汾溪谷”“前汾溪人物”几个由这些美院人办的微信公众号。
，作为自己的写作、把握对象，当然并非自信自己有能力对这个基地所创造出的诸多经验、思考作展开、深入的掌握，而是在对这个基地已经作出的实践、思考探索没有足够把握自信，下的功夫也很不够的情况下，只就我现在有比较深共鸣和掌握的：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的这部分师生所以在前汾溪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乡建成绩，恰恰和他们——先悬搁自己的“艺术”“美育”特长，努力以社会为本位，在对社会有比较深入认识的情况下，才启动自己的本位的“艺术”“美育”特长；而当他们发现对前汾溪村社群存在的问题的最好回应不是他们之前熟悉的“艺术”“美育”特长时，他们会认真探索看起来既不“艺术”也不“美育”“文创”的应对问题之路，并把如何面对这种经常在村庄社群遇到的情况，变成自己课堂教学、实践教学重点——这样一些观念与努力核心相关。而特别命名此汇报调研收获的文章为《屏南前汾溪，从社会出发的艺术乡建》，一方面当然在提请有兴趣认识社会，有愿心帮助、建设社会的朋友，特别关注、参照他们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努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由之会联想到我参加2018年跨学科三农调研团后所撰写的学习汇报文章《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22 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J].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2018，194（6）：94⁃115.
，并把这两篇文章关联起来掌握。
（二）
因为台风天的影响，也因为7月28日调研团参访前汾溪村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之前，要先参访屏南另一个艺术家深度介入并卓有建设成绩的厦地村，调研团在前汾溪村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停留也是在基地，没能在和基地隔溪的村民居住的村庄主体部分走走。
由于我平时跟艺术圈的互动比较多，基地空间建设固然让我赞叹：到底是中国美院们的高手的设计，随处是可圈可点的巧思、特别应该称赞的匠心
33 关于基地空间建设方面让人赞叹的一些可圈可点巧思与视觉成绩表现，可参看视频：前汾溪基地宣传片_腾讯视频(qq.com)，视频｜主播带你游！前汾溪的艺术世界！旅游,旅途风光,好看视频(baidu.com)，中间设计者的一些特别匠心，可参看：刘畅《隐匿与显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设计与建造日志》，陈子劲 和文朝 史思源编《实践01：行行重行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3年4月1版，99⁃101。
，但也没有在我心里激起太大波澜；真正引起我内心强烈波澜和好奇心的是，展馆内的一部分展览《节日快乐！&今晚吃什么？》《乡野艺校诞生记》……基地最核心人物陈子劲老师给我们导览基地和展览时的一些言论，和经过这些作品、言论的媒介，再看用巨大体量写在基地院内建筑外墙上的、逼视访者不能不直面的“丈量、整理、想象、建设”八个大字。这些突然涌到我面前的信息，让结束基地参访，在雨中走向大巴准备回四坪村住地的我突然明白：什么才算深入认识社会？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意识、准备介入社会，才是沿着社会的生机脉理进行社会培力，而非是把自己的认识投射乃至强加给社会？这些艺术在介入社会时实际上绕不开，也是任何意在真诚帮助社会的社会介入者实际上也都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在这个之前我了解几乎为零的，以中国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一部分师生为主体发展出的前汾溪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都有——高度活跃、并不断努力对其进行认识论、方法论凝结的——超出以往关于这些问题的认知理解范畴的重要实践探索、思考探索在发生、发展。
离开前汾溪时的雨中领悟，让我在网上认真搜寻有关前汾溪的文字、视频报道，认真读他们创办或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微信公众号，更认真研读对前汾溪长期、短期驻留美术人起关键引领支撑作用的三位老师陈子劲、和文朝、史思源编著的“社区艺术”系列丛书《实践01：行行重行行》《实践02：共享&参与》。通过这些努力，虽然离要深切、展开了解——以这些中国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师生为主体推动力、发生契机，到底在前汾溪都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从美院不同师生、前汾溪不同村庄人物、这些发生所关联到的前汾溪基地和村庄之外的人物等不同视角理解这些经验发生的思想、社会、文化、生活感觉、生命感觉的意义？——这样理想的关于美院—前汾溪经验的认知目标还十分遥远，但关于在前汾溪的美院师生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努力背后的观念意识，特别是和赋予前汾溪基地“社会美育”努力以核心观念感觉、特别观念方向的陈子劲、和文朝等老师的思考
44 我对陈子劲、和文朝两位老师有关思考的了解，主要来自《实践01：行行重行行》《实践02：共享&参与》两本书中他们的文字。当然，网上关于他们的报道、我的中国美院了解他们的朋友关于他们的介绍，也对我理解他们很有帮助。
之间的关键关系，等等问题方面，在作了上述努力后，还是可以有相当充分认识的。
也即，本文下面的讨论，应该视为因为对美院—前汾溪经验了解不够，是以在把握、讨论上非常自我限制的认识努力。
（三）
在陈子劲老师为“‘社区艺术’系列丛书”写的前言《@关系的善：与他人共生》一文开始，他便提到：
这几年，在福建省屏南县前汾溪村我院基地的展厅里，向各界人士介绍我的学生们在地创作的作品时，有惊奇者会说：艺术还可以是这样的？也有疑者会问：这也是艺术？
受鼓舞的是，有些艺术家观看后会对我说：“是啊，我们也一直在问‘什么是艺术？’你们继续加油哈！”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在我导览时或结束后，总是会和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并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那么，这些作品是什么呢？有《节日快乐！&今晚吃什么？》《痕迹》《此时此地》《乡野艺校诞生记》《重构“德馨楼”——在前汾溪小学的美育实践》……它们都是在地社会美育行动与实践的内容，表现的是关于社区营造的不同面目与手段
55 陈子劲.@关系的善：与他人共生.陈子劲 和文朝 史思源，编.实践01：行行重行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3年4月1版，页Ⅲ。
。
为什么不少人在看到这些被前汾溪基地视为社会美育的作品时，都会问出“艺术还可以是这样的？”“这也是艺术？”这样的问题？我想当读者看到在前汾溪基地被认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今晚吃什么？》
66 《今晚吃什么？》是驻留前汾溪的“乡野艺校”在前汾溪推动的重要项目之一。2019年，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专业的毛华磊、王润家因毕业创作结缘屏南县前汾溪村，在导师陈子劲、和文朝的指导下创办乡野艺校，想用文教来助力乡村振兴。“今晚吃什么？”是他们筹划、组织的“乡村美育课堂”“节日快乐”“生态农业1+N”等系列项目中的一个。进行了多次的“今晚吃什么？”活动，微信公众号“乡野艺校”对每次活动都有报道，大家可以上去了解。
，其核心构思与动力和内容为：
去村民家中一起做顿美味的晚餐。
一天午饭时间，在某户村民家中，主人正在做饭，熬了许多粥，但用餐的只有两人。我们一问才知道，原来平时家里人少，没什么胃口，不好做饭，为了简单，中午就多熬点粥，晚餐也就解决了，配菜也是能简则简。
哎，一年多了，虽然村民基本都已相识，也展开过许多在地活动，但对他们还是不够了解诶。
那天晚上，我们围炉烤火吃着地瓜，从烤地瓜谈到美食节，又从美食节谈到家家的一百道地瓜美食。不知是谁说了一嘴不然去村民家做美食吧！就这样“今晚”探出了苗头。
挨家入户与主人唠嗑是个好办法。于是，我们决定去他们家里，逐个谈傲娇往事、猎奇趣事，在闲聊中套取他（她）的美食记忆和美味期盼，并和他们共同制定菜谱。第二天下午，带上由我们采购的食材，去他（她）家一起做，一起吃顿热闹的晚饭。
应该也会惊奇，在心里发问：“艺术还可以是这样的？”“这也是艺术？”并即使在了解展览“今晚吃什么”时，并不是以从头到尾的照片、视频流水账方式呈现，而是会做精心排列、剪辑，我想很多人仍然会问：“艺术还可以是这样的？”“这也是艺术？”
大约发起并具体做这些作品的人，也想到了会有很多人有上面的疑问，因此补充：
我们将依此计划的内容结合族谱村史，完成地方知识的学习，并完善此前的田野拼图；通过挖掘在地文化，以当下风貌与历史沿革，与他们一起重描前汾溪村的变迁，并共同塑造未来想象
77 微信公众号“乡野艺校”在报道《今晚吃什么？》每次活动时，都会在具体报道后面附上如上所引三条说明和第四条解释。关于“‘今晚吃什么？’有什么用？”，乡野艺校校长毛华磊在接受中国美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工作组的采访时，《美丽中国文献库|乡野艺校，让美育在乡村扎根与生长》中有比此处第四条解释更展开的解释表达：它是乡村美育课堂的延伸，主要针对村庄内的家庭。家庭教育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我们通过一桌美食来拉近我们与各家庭之间的关系。和村民共同制定菜谱，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准备，共进晚餐。在过程中，村民会向我们诉说家庭的故事、个人成长经历、社区发展史。了解到家庭氛围、个人特质后我们也能更加有效地分享我们的美育观念。同时这样的形式也能帮助我们梳理村庄发展脉络，完善地方文化拼图，由此和村民共同畅想社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
但我想很多人在看到这解释后仍然会坚持说，这些目标与收获固然重要，但又和艺术何干呢？
问题追问到这一步，就需要了解在屏南前汾溪驻留的这批美院人，对何谓“社会美育”其实有着相当特别、相当激进的理解。和此处特别相关的，就是前汾溪这批美院人、美术人作为中国美院的社会美育基地的担当者，当然强调“美育”，但在注意到此点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当“美育”和“社会”需要存在紧张时，他们不仅不会固执坚持原有的美育理解，而且会通过认真地站在社会这边，重新来思考“美育”，乃至重新界定“美育”。
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充分懂得，陈子劲老师为什么在他这篇实际上具有纲领性表达他的“社会美育”理解的《@关系的善：与他人共生》一文，在作了上面引述的开始后，他紧接着会有如下这些表达：
这些作品是我和学生们扎根在具体的乡村社区场域里，以自身关切的问题为基础，各自运用自己熟悉的工具和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综合手段，展开深入的田野调研；在过程中与社群建立良好的情谊关系，充分学习在地知识并梳理相关信息，了解并挖掘现场真相，从中生成真切感知；面对真实问题时，不断修正初始问题方向或形成新的问题关切，进而以自己最擅长的、或最恰当的艺术媒介为抓手，制定与本专业特征和学术伦理相符的策略，策划出相应的、可持续的工作方案；同时真诚地展开与社群互动、互感、互验的在地艺术行动，生成了由社群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果，以及友善在生长的关系。
简而言之就是在社区里制造关系并展开艺术行动。其行动者既是鼓动社区变化的艺术创作实践者，也是社区里的生活者。
这样的艺术行动是为了什么？这些行动者又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在和谐美好的生态关系里生活。
那这也是艺术吗？是的，它肯定是。因为艺术就是生成关系，并让它不断的攀爬生长。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就是将所涉及的综合关系处理恰当了。这正如蒂莫西·莫顿说的：“所有艺术都是生态的。”但这样的回答已经超出了对艺术一般意义上的解读
88 陈子劲.@关系的善：与他人共生[C]//陈子劲，文朝、史思源，编.实践01：行行重行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3：3⁃5.
。
仔细看这段对理解前汾溪这批美术人至为关键的表达，我们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表达者确实希望把对社会的关怀和对艺术的强调非常内在有机地组织为一个连贯整体；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时时注意这些表达内里存在的高度紧张。就是，既然认为“艺术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在和谐美好的生态关系里生活”，认为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标准“就是将所涉及的综合关系处理恰当”，那就必须面对在一个具体社区、社群遭遇某种困扰时，最有助于克服这种困扰，实现“在和谐美好的生态关系里生活”，也即“将所涉及的综合关系处理恰当”，其最有效的手段常常并不是艺术的。比如，“今晚吃什么？”所要解决的：本来对太多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吃饭，现在却由于家中人少等原因变为过于简单、冷清、缺少兴味的问题；和“一年多了，虽然村民基本都已相识，也展开过许多在地活动，但对他们还是不够了解”问题，用“今晚吃什么？”做法去面对之，确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有助于“在和谐美好的生态关系里生活”，也“将所涉及的综合关系处理”得相当“恰当”的一个解决方案。但同时，符合作者界定的“艺术行动”的意义，和他界定的关于好艺术品标准的“今晚吃什么？”行动，确实又距离通常对“艺术”“美育”的理解太远。
这种内涵的紧张，也就是在上引这几段话的结尾，作者一方面面对“这也是艺术吗？”的质疑，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的，它肯定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回答已经超出了对艺术一般意义上的解读”的原因。
而这差不多等于承认，真诚为了社会的“社会美育”者，他不能把自己美的理解、美的技能变成一种对认知和行动的羁绊，而应该以他要面对的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为第一原则，哪怕这突破了原有的“艺术”和“美育”理解，甚至打破了原有的“艺术”和“美育”基本理解原则，也在所不惜。也即，“社会美育”不应该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美育”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应该对之作不受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美育”羁绊的独立理解。
（四）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看陈子劲老师关于他们这些美术人的屏南经验的重要文章《我们在屏南，做作业》中的如下讨论就不会奇怪了：
虽然在这几年里，我一直在怀疑和检讨“社会美育”一词是否正当，但是撇开“名正言顺”之理，历史与事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词意是随语境而变的。对于一个词而言，重要的是当下如何定义！更重要的是现在怎样行动！
“美育”“社会美育”“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的社会美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它们谁是工具？谁是目的？它们是一种必然逻辑关系吗？
“社会美育”是一个广阔的泛词。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行动指引词，它指向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关系和行为。
“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的社会美育”是我们行动的路径或理念，通过更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社会美育”建立行动的孕育机体。
“实施乡村振兴”是部署的、为实现既定宏图的战略。“社会美育”既是阶段性的一种战术匹配，更是长期的社会相随。它以艺术的真诚、善意、先觉、宽容等特质为媒介，吸纳各领域、各学科的资源，以恰当的“配伍”方式，优化并沁入各种关系的肌理，始终以无形的透明“中和”方式，成为不可缺席的社会发展助动力。它是“飞轮效应”的标配，深藏于社会机制之中99 陈子劲.我们在屏南，做作业[C]//陈子劲，文朝史思源，编.实践02：共享&参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即出：159⁃160.
以上一节的讨论为基础仔细读这段内涵丰富的文字，我们就可清楚了解，这几年让居中国美院屏南乡建经验核心地位的陈子劲老师困扰的“社会美育”，主要困扰在通常的“美育”理解，而非在“社会”，对之他采用的回应这困扰的方法是，强调“重要的是当下如何定义！更重要的是现在怎样行动”！为此他把“社会美育”作为一个内涵外延不急着确定的广阔的泛词。对他和前汾溪基地的同行者而言，他们甚至不把“社会美育”当成一个名词词组，而只把它作为“一个行动指引词”，“指向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关系和行为”，从而回避把“社会美育”作为名词会出现的要求进行内涵、外延界定问题。
而来到陈子劲上述表达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现在怎样行动”，也即他们关于在当下“社会美育”应该怎样行动与理解，他则看起来在强调“‘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的社会美育’是我们行动的路径或理念”，好像“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是修饰“社会美育”的，从而给了“美育”以特别地位。但若联系上文“社会美育”只被视为“一个行动指引词，它指向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关系和行为”，则知道这句形式上给与“美育”相当地位的表达，重点完全在“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的”这个语法上居次要地位的定语。当然，“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的”这个对陈子劲具有基本意义地位的定语，在此还没有规定完他对“社会美育”理解的全部，而是补充强调“社会美育”的“服务导向”与自觉处身“地方行动中”，与其他“服务导向”与自觉处身“地方行动中”的行动的一个差别，是“社会美育”重点在“通过”自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更新”，以形成对社会更有护持、滋养、支撑作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大目标来为社会服务。
以“通过”自觉参与“更新”来参与形成对社会更有护持、滋养、支撑作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的进一步具体界定，对我们了解前汾溪美术人的“社会美育”理解当然重要，并且按通常的理解、认识，“文化”也比“社会”更和艺术亲和。但即便如此，仔细看上引陈这段文字，显然，由于这里的“文化”被界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这就使得这里的“文化”理解也是相对于它服务的“社会”来被特别界定的，而非按通常更赋予“文化”自主性的意涵理解来使用“文化”一词，于是“文化”在这里的出现，仍没有给按通常的“美育”“艺术”理解来赋予“社会美育”内涵带来任何空间。也即，在陈的这段表述中，“服务导向与地方行动中”是“通过更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社会美育’建立行动的孕育机体”的前提，后者并非跟前者并列，而是被前者的意涵所规定。也即，“文化”的引入在这里并没有削弱前汾溪美术人关于“社会美育”的激进理解中“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当然也就不会给通常的“美育”“艺术”理解掺杂进前汾溪美术人关于“社会美育”的激进理解带来任何空间。
而知晓陈子劲老师的“社会美育”理解在“美育”方面是如此激进，就可更好地理解上引最后这段表达的逻辑重点所在了：
“实施乡村振兴”是部署的、为实现既定宏图的战略。“社会美育”既是阶段性的一种战术匹配，更是长期的社会相随。它以艺术的真诚、善意、先觉、宽容等特质为媒介，吸纳各领域、各学科的资源，以恰当的“配伍”方式，优化并沁入于各种关系的肌理里，始终以无形的透明“中和”方式，成为不可缺席的社会发展助动力。它是“飞轮效应”的标配，深藏于社会机制之中。
就是在这段表达中，“社会美育”是被认为可以为乡村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当然也就是可以为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的，但它要想作出重要贡献，它又应该是以让“艺术”“美育”不可见的，也即“始终以无形的透明‘中和’方式”出现，它才能“成为不可缺席的社会发展助动力”；是要通过让自己“深藏于社会机制之中”，它才能成为“‘飞轮效应’的标配”。也即，重要的是它要自觉的让“艺术”“美育”“无形”为前提的；也即，“艺术”“美育”在这里不能按照通常的理解，而是被理解为“真诚、善意、先觉、宽容等”不可视的品格与能力；也即，通常理解中有形的“艺术”“美育”只有转为不可视的“真诚、善意、先觉、宽容”等品格和能力，陈子劲老师才能赋予“艺术”“美育”在他的“社会美育”中以相当的地位。
（五）
上述聚焦中国美术学院师生在屏南前汾溪乡建经验背后认识的讨论，虽然聚焦的只是他们认识中的一个点，但由于这个点在他们的有关认识中具有核心地位，希望我已经借对他们这一认识的强调，传达出：
真诚关怀乡村的知识分子投入乡村建设，可以不像这些在前汾溪进行乡建的美术人这么激进，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认识、行动会受自己已有的技能、积累、惯习的羁绊，使自己不能细腻、准确、展开地认识所要介入和帮助的对象，从而使自己的真诚行为不能准确根植对象的问题脉理、生机活力脉理，造成对对象或隐或显的伤害，这些美院人在认识论的高度上赋予着他们要介入的社会对象可以说绝对的优先位置；但这些美院人通过这一可说非常激进的认识意识，所要特别避免、解决的问题，则是值得每一个真诚关怀乡村的知识分子投入乡村建设时认真对待，并在自己参与乡建过程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就是努力对所要介入的具体乡村社会进行认真、细腻、耐心、准确的掌握，是每一个真诚参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做好并时时刻刻不能放松的功课。只有以这样的努力为前提，再调用我们的积累与技能，而非过快的让我们来乡村前已经有的认识与积累发挥作用，知识分子的乡建参与才更有可能更多建设性更少伤害性。
四、狄金华：“土”与“净土”：乡村主体价值多样性及其思考
（一）
从福建屏南到浙江缙云，东南的研学之行在经由疫情三年的中断之后终再成行。研学的第一站是宁德屏南。在这里，先是由当地政府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引了一批艺术家和“新村民”入驻当地的村庄；后又有温铁军教授团队入驻屏南，在四坪村办起了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吸引国内外不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汇聚于此。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乡村呈现出“空心化”和“老龄化”不同，屏南的乡村并不是完全的“要素进城”，大量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有活力的年轻人由城入乡。在这里，不仅能看到被稻田环绕的先锋书店，能看到中国美术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将自己的教学研究基地扎入在这乡土之间；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林正碌、程美信这样将一个个乡村点亮的乡土艺术者，还有檀舍的演真等“新村民”们。当这些城市的精英、艺术家和有活力的年轻人由城市涌入到乡村，我们不免会产生“乡村振兴”和“逆城市化”实现的幻景。但重庆一位村支书的话则是一剂清醒剂，令我思考在屏南以及诸多地方乡村发展中所见图景背后的理论议题。这位“实在”的村支书看到一群群城市人涌向乡村，寻求属于他们的“净土”。他“俏皮”地说：“乡村在你们（城市人）看来是‘净土’，但在我们看来‘净是土’。”一边是“净土”，一边“净是土”；一边是将其视为安放心灵的归属，一边是试图逃避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不仅仅是内部人与外部人的视角的差异，同时也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
在那位村支书看来，“土”本身是低等的、世俗的，它与城里人将其视为“净土”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城里人看来，恰恰是因为这些“土”、这种“土”，是去功利的、去异化的，它朴实的背后才具有真正的“净土性”。这两种认知背后，其实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即，是否所有的“土”都是“净土”，或者说，什么样的“土”才能成为“净土”？之所以作如此具有学理性的引申讨论，是因为屏南的林正碌老师在当地推动的“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所引起的争议就是这一理论问题的现实写照。认为每个人都有艺术家的潜质，“人人都是艺术家”，其本质上就是认为“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个人都具有成圣的基因。反对者也并不是对乡土性民众的轻蔑与漠视，而是更多地强调成仁（成艺术家）的专业性。
以在林正碌老师培养和发掘下成长起来的乡村艺术家沈明辉为例，他作为个人爱好和技艺，学习绘画，绘出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的作品是否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这是值得讨论的。明辉的油画被购买其实并不是按照艺术市场的方式来定价，而是按照公益的方式被定价和交易。在这个意义上，龙潭村“小梅桩”主人的认知是非常到位的。她讲，林正碌老师的“人人都是艺术家”，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是说每个人都内在地具有某种艺术的潜能，可以让艺术进入到他的生活之中。换言之，只有特定的“土”才能成为“净土”。贺照田老师关于“群众路线”的分析对于群众创造性的分析已有非常精妙的阐述，这里就不再展开赘述。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土”的认知就一定要摆脱被道德所绑架的困境，要正视不同的“土”其实具有不同的功能，一定要挖掘出它们各自不同的功能，形成它们独特的定位与价值。正是因为功能与价值是差异性的，因此承认这种功能的多样性以及价值的非趋同性就变得重要且关键。
（三）
屏南的发展被当地人视之为“弱鸟先飞”，其目标自然是“弱鸟变靓鸟”。这一发展诉求本身也是试图寻求由“土”变“净土”。
屏南之所以将自身定义为“弱鸟”而不是“笨鸟”，本身就是值得玩味的事情。因为“笨鸟”之“笨”是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它就是“笨”；但“弱鸟”则不是“笨”，它只是受到某种约束条件的限制和束缚，导致其变弱，而一旦拆解掉这些约束条件，“弱鸟”即可变成“靓鸟”。当然，对这些约束条件的拆解也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弱鸟”究竟“弱”在哪？有哪些优势？受到哪些约束条件的钳制？劣势如何转化成优势？以屏南乡村为例，它并不是完全的资源贫瘠之地，800米的海拔气候，古村落的聚集，广袤的森林覆盖，这些都是它的资源。只是在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之下，这些资源无法有效地转化为资产。
屏南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的实践恰恰是在“土”变“净土”、“弱鸟”变“靓鸟”的路径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
首先，多元主体参与路径的方式形成了价值的高聚集性与要素价格的低洼差，吸引更多的群体涌入乡村“寻租”。现在人们在探求多元治理时，比较多的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但对这些主体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中，则明显地关注不够。在屏南乡村的发展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以屏南县政协原主席周芬芳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官员并不是完全按照官僚体制的方式来行动，他（她）们在地方发展的事务上敢于承担诸多风险，为了向上级争取资源和政策，甚至将村民上访的“套路”都用上了。艺术家们进驻屏南也完全是以义务的方式来行动，中国美术学院的乡土学院、乡野艺校，程美信的“森克义社”的存在都是让“高不可攀”的艺术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进入到村庄。知识分子也不是按照出场费的方式来介入其中。无论是温铁军，还是赵月枝、贺照田、周立、潘家恩等都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其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的注意力，还是艺术家及知识分子的参与，在当代社会之中都是稀缺性资源，他们的聚集都可能提升附加物的价值。在等价交换的市场体系中，一般政府官员、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会形成较高的市场回报（核心的表征便是高额的出场费）。而屏南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当地的政府官员、艺术家及知识分子都以低要素价格（义务或者志愿的方式）参与其中，形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高价值性和低要素价格之间的巨大落差，进而形成了在屏南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中的巨大“租值”。许多的“新农人”、“新村民”以及返乡青年进入乡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寻求这种“租值”扩散的收益。易言之，正是由于一部分主体以非市场定价的方式进入乡村，累积出“租值”，才会有更多的主体理性地进入乡村，追求这种“租值”，形成逆城市化的格局。
其次，主体进入乡村社会的最优时期是资源要素的低价位期。林正碌作为屏南乡村建设及文创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的一句话令人深思。当屏南政府让林正碌选一个村来做实验时，他称要找一个最破旧的村来做，这其中自然有他的自信——我既然能将最破旧的村庄都改造过来，那么其他村庄的改造自然不存在问题；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村庄的破旧，因此它是边缘的，是被抛弃的，村庄中旧有的房屋、公共设施等要素价格最低，建设者进入村庄，与村民进行协商的成本也是最低的。从屏南及各地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要素价格的提升、协商成本的增长，都与村庄的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再次，“土”变“净土”，“弱鸟”变“靓鸟”需要以特定的功能、价值差异性为基础。以农村发展的不同形态为例，在农业态的结构下，农业的生产是以物质和自然资源、生态气候为基础的，而生态的多样性与非标准化也恰恰决定了农业态生产方式的非标准化。在工业态的结构之下，乡村发展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其强调标准化的生产和可复制性、可推广性。此阶段下，具有特定资源禀赋（如矿产资源）和区位条件的地方才更容易获得发展。而进入创意态的结构，无论是农旅结合还是农艺结合，它都更依赖于“创意”这种非物质性的资源，这是一种非标准化的、多样性的生态。正是因为创意态与农业态都是以非标准化和多样性为基础，所以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回到屏南的乡村发展来看，它选择以“文创”作为发力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意工作”，它是建立在“生态、文化资源（古村落）+想象创意”基础上的、非标准化的生产。它是一种追求特殊性与个性的生产方式，这种路径也恰恰是“靓鸟”得以生成的基础。“靓鸟”不是与他者相比，比他者更靓，而是彰显自己独特性之后获得认可的一种靓。
五、王松良：为“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寻找答案
言辞应该狂野一些，因为它们是对教条主义死脑筋思想的冲击。
——约翰·梅纳斯·凯恩斯
因为疫情，经历过第三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行延期后，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行在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如约启动。和上一届不同的是，由于浙江河阳乡村研究院院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的加盟，本次在屏南乡村五天行之后，后五天“转战”浙江缙云，于是有了如下的记录和思考。
（一）
从19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伊始，到21世纪之初，经过20多年集中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广大农村已事实上成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于是“三农”问题被广泛提及，并最终引起中央的重视，从2004年至2018年，连续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试图集中解决“三农”问题，但由于问题积累太多，成效不显，农村不仅进一步“空壳”（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且更加“空心”（不仅体现为农村经济难题，又增加农村环境难题，最终汇成农村社会难题）， 于是第15个中央一号文件将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国上下随即展开一轮旨在振兴乡村的探索性行动。但是，社会各界不得不面对“没有人的乡村如何振兴”的现实之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可以分解为“没有人的乡村为谁振兴”与“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等两个分支问题。
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有了这个问题，总会有先行者进行探索，其中位于福建山区的屏南县和位于浙江山区的缙云县的乡村振兴实践为“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提供了部分答案。
（二）
屏南的“四民”村庄。从2014年开始，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山区县屏南县启动了旨在保护传统村落的项目，翌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屏南县先后留下或吸引了从事传统村落保护领域的“四大师”（即民间艺术家林正碌、程美信和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张勇、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副教授陈子劲），他们在屏南县的传统村落发起风格不同的民居修复和艺术运动。至2020年疫情之前，“四大师”分别在龙潭村（林正碌）、厦地村（程美信）、前汾溪村（陈子劲）和前洋村（张勇）的“文创”活动成就斐然，通过修复古村和修筑古民居、开展社会美育工作，吸引诸多的城市创业者来村里从事各类文化业态，此是屏南乡村“四民”之“新村民”的发端。
2020年秋季，我国“三农”问题的提出者温铁军教授在离龙潭村5公里的传统村落四坪村发起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试图在屏南乡村“文创”的基础上加入“农创”——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新型农业产业，同样吸引了很多“新村民”来此创业，其中，新村民和返乡青年中从事生态农业的创业者被称为“新农人”，此为“四民”之二。随着村庄业态的增加和繁荣，特别是生态农业的发展，同时也有更多的“新村民”入驻村庄后从事生态农业及相关产品的创意营销工作，此是“四民”中的“农创客”。在互联网不断成熟、城市消费者愈发关心食物安全的今天，一些到过或消费着四坪村生态产品的人员也想与村庄建立进一步联结，于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教授想到一个“云村民”的创意，经登记的云村民通过“云端”认领四坪的耕地和农作物产品形式参与并分享着四坪村的新业态，努力实现“云”所内含的生态经济+数字经济。此外，温铁军教授还成为四坪村“荣誉村民”，他在2021年认领了四坪村生态农业合作社的“一亩田”，赋予“温教授的一亩田”名称，旋即在全国获得广泛影响。于是四坪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四民村”。本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行，我们分别访谈了作为四坪村“新村民”代表的沈明辉、“新农人”代表的潘国老、“农创客”代表的侯庆涛，他们一致认为，四坪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这些是他们多年的城市生活从来没有感受到的。
缙云村庄的党支书们。在缙云的五天，我们上午访问和考察村庄、访谈村支书，下午在位于仙都风景区的独峰书院与参与建设乡村的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围绕“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我们此行跨学科的学者与缙云县三级党政领导展开了热烈交流。交流之后，我发现这些自21世纪初启动的“千万工程”中起到示范作用的村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一个能带领村民创业和转型的党支书，如三溪乡三溪村的吴明军书记、仙都街道铁城村的梅坚强书记、东渡镇北岸村陈怀海书记、雅村村的郑景明书记、壶镇镇南顿村蔡晓雷书记、陇东村的卢桂平书记、联丰村的楼干强书记……他们很多都在带领村民抓住21世纪初“千万工程”刚提出的政策春风，带领村民在治理落后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或转型新的发展项目，做出了示范。其中3个村书记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壶镇镇陇东村的卢桂平书记。本世纪之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面对浙江乡村发展小工业带来严重污染而提出“千万工程”时，刚刚当选为壶镇镇陇东村支书的卢桂平就毅然带头关掉自己及其兄弟的污染企业，努力让村庄回归到传统的茭白种植，并通过茭田养鸭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农药施用。他骄傲地说，现在他带领的村两委成员都不是为了收入高低做事，甚至可以不领任何报酬为村民做事。
壶镇镇联丰村支书楼干强。面对被小工业破坏的乡村，当选为村支书的楼干强从建设“生态宜居”村庄切入，终于引来多个大企业入驻。他对“生态”的理解很独特，他指着每年给村庄带来稳定集体经济收入的卡丁车游乐场边上的几十亩荷花田说，以前为了致富，把农地改为工业用地，但现在不行了，前年航拍后被罚款100多万元。因此毅然退出工业占用，改造成荷花池以吸引游客来赏花、玩卡丁车，但荷花连作病虫害比较多，用药也多，为了村民及其土壤的健康，探索出种植一季荷花后进行排水，然后接着种小麦，既实现了水旱轮作控制了荷花的病虫害问题，吸引了游客，又符合粮食安全的国家政策。
仙都街道铁城村支书梅坚强。在座谈会，年轻的梅书记面对我们学者侃侃而谈，他叙述了自己退出城里已有的企业回村带领乡亲振兴乡村的心路历程，他说：“从乡村振兴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很多人问我乡村振兴我们缺什么？钱是缺的，但是最最关键一点，现在基层缺的是人才。我问那些浙大和其他大学的研究生，在你毕业那天，你愿意回到基层吗？答案基本都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整体上人才流失严重的中国乡村，缙云农村的这些书记们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帅才，他们的成功不仅体现党建引领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作用，也为更多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治理的青年提供了榜样。
（三）
当下的中国农村依然在农业效益低、村民分享到农业产业利润比例低的窠臼中，农村经济难题没有得到多少缓解，农村的环境也被长期的工业延伸、城市生活的入侵和农业化学物污染着，一方面农民为了追求产量和效益而过度使用化学物质，造成农业生产环境破坏，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侵入，农村的生活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农村经济和环境难题交织在一起，时间长了，必然造成不宜居和不宜业的农村社会难题。其中，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和农村人才的流失是农村社会难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长期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农村的人才流失是三重的：首先，由于教育资源不足，原先有潜力的农村孩子很早就辍学干农活和随父母进城打工；其次，那些拥有有限的机会、会读书的农村青少年，一旦考上城市的大学，就基本不会回到农村；再次，由于农业效益低，大量随父母移居到城市的青少年，即使没有考上大学，也很少回到乡村，即使回到乡村，也没有务农的感情和技能，更别说参与乡村振兴和治理了。
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前提是人才振兴，屏南的文创、农创以及乡野艺校、乡村振兴研究院的设置，既吸引返乡青年服务乡村，也为孵化乡村振兴人才提供了平台。而缙云乡村的支书们在制度层面为青年回乡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提供了榜样。
回答了“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问题后，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背景下，接下来屏南和缙云的乡村建设实践还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尝试回答“没有人的乡村为谁振兴”的问题。
六、罗建章：双城记：两个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
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发现中国，方能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23年暑假，“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如约在福建屏南县和浙江缙云县举行，本人作为随行记录者参与调研活动。我们一行21人的跨学科队伍，围绕从“空心村”到“四民村”、艺术乡建、“千万工程”及“强村公司与运营村庄”四个主题开展了为期10天的深度调研。借用周立老师的话来说，我们调研一行的状态是“吃三睡五干十六”，即在一天的行程中，调研组每天三餐三个小时、每日睡眠五个小时，其余十六个小时多在调研及总结讨论。根据整理随行记录的相对完全统计，此行足迹涉及两个县、九个乡镇及十二个村庄，受访者三十余人。在调研期间，我不断思考：屏南和缙云两个县城如何从工业文明时代的“弱鸟”，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靓鸟”？其中，屏南县的古村复兴离不开文创项目，缙云县乡村发展离不开千万工程的推动。那么，能否从两座城的发展历程中提取出其中实践经验？
本次调研的札记以“双城记”为题，来思考那些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这篇札记从乡建者的视角探讨偶然项目成功中的必然因素，通过双城记的实地调研和思考，对话斯科特经典的竞争性解释，在反思近代乡建的同时，启示当代乡村建设实践。
（一）从国家视角到乡建者视角
改造传统农业、推进乡村复兴在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现代化理念一经滥觞，乡土现代化行动或项目如惊雷后的春雨遍布全球，但为何优等生难觅？个中缘由如何？对此，著名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给予了一个国家视角的“米提斯”解释。
斯科特在《国家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提出了一个与乡村建设高度相关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何从国家改造社会的“良好用意”出发而设计出的种种项目，往往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推行者甚至忽视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在项目致命结果显现之时，仍不顾一切地推行，为何？斯科特给予的竞争性解释：一是国家梳理社会、通过社会“清晰化”的努力使得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成为可能，二是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三是“强力型”国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四是发育不成熟的民间社会提供了大型项目顺利推行的基础。对此，斯科特给出的药方是，项目规划者缺乏对所要改变区域的生态和社会背景的了解，同时在地化人员在项目走样的时候未能利用地方性知识去适应和逃避，这就是所谓的“米提斯”：通过历时性的实践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
“米提斯”（metis）是一个古希腊词汇，指的是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作出反应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这一概念适用于很多大体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情况，“米提斯”已经成为实践者第二天迅速和娴熟的适应。同时“米提斯”也需要经验法则，但这些法则主要通过实践，以及成熟的感觉和技巧获得。需要明确的是，米提斯抵制将其简单化为可以通过书本学习获得的演绎规律，因为它所起作用的环境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不能应用任何正式的理性决策程序。如果从汗水和灵感的成功学二分法来看，米提斯位于两者的中间，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米提斯占据了天资灵感与编纂知识的巨大中间地带，前者无法使用任何公式得出，而后者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学会。
切换到中国的语境，国家视角既有独到的洞见，也存在明显的偏见。乡村建设行动与斯科特视角的共识在于反思现代化和强调地方性知识。如温铁军老师认为，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后发“外源型”模式，是被动应对外界冲击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同时中国乡村建设贯穿现代化进程的始终。不过，国家的视角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主要体现为，所谓国家视角，表面上是对国家发展方向制定者和地方政府项目执行者两个维度视角的反思，其中也暗含了来自城市的田园生活追求者、田园文化的行为艺术展演者以及资本下乡和能人返乡等类型。
那么，一方面，作为赋能主体而非行动主体的乡建者，如何从惯习的国家视角中抽离出来，反思“米提斯”能力？另一方面，乡建者常常既要懂规划，又要会执行，既需要在条件层面的上层路线与在地化人才培养之间做平衡，又要在过程层面的赋能定位与使能角色之间做选择，还要在结果层面的立竿见影与久久为功之间作取舍。这需要我们在反思米提斯能力的同时，培养乡村建设者自己“米提斯”的能力建设。
（二）两个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为何能成功？
屏缙双城，驻地发展。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这两个县城的蜕变，用潘家恩老师的话来说，都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弱鸟”，但在生态文明时代变成了“靓鸟”。这两只“弱鸟”先飞都离不开由政府推动的一些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推动。具体而言，屏南县主要通过文创项目赋能古村复兴，缙云县则主要借助“千万工程”来推动乡村发展。同时，两地都各有一个“驻地发展、接力陪伴”的研究院，分别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和河阳乡村研究院。从当下来看，本文无法从特定评价维度定义这两个地方改善乡村状况项目是成功的，但至少从较长的项目历程来看，当前项目仍在高歌猛进，在诸多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中当属典范。对此，我们从乡建者的本位，将两地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进行对比，归纳其偶然中的必然因素。
屏南县，隶属福建省宁德市，是一个拥有25个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厚重县。在文创项目引入之前，屏南县主要通过古村落保护和设立保护单位等方式维系村落面貌。在2010年前后，屏南县提出了从重保护到谋发展的思路转变，借助信息化时代的机遇，用文创赋能乡村振兴。从2013年成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领导小组到2017年成立传统村落文创产业项目指挥部，再到出台《屏南县促进文化创业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其间，相继引入林正碌、程美信、张勇、陈子劲及温铁军等团队，2015年通过“人人都是艺术家”等公益教学活动的注入，实现艺术唤醒乡土，激活人的创造力。其中以龙潭村为例，一是通过开展艺术普及教育，激活了村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二是通过实施乡村环境整村整治提升工程，将破败古村变为了林正碌老师所言“海德格尔的诗意田园”；三是通过创新古厝流转机制，创新“雇工购料法”，破解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难题，实现了引进高人、引来新人、引回亲人。以四坪村为例，2020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落户四坪村，由此开展了以“立足屏南、面向全国”为组织定位的乡建驻地发展、接力陪伴的新探索，推动了四坪村从原来的空心村，变为了“四民村”（新村民、老村民、云村民和荣誉村民）。整体而言，屏南县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文创与传统产业融合，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文创扶贫脱贫和农村经济转型，使之成为文化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引擎，实现农民精神富足和生活富裕。
缙云县，位于浙江省丽水市东北部，作为一个山区县，与屏南县同样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弱鸟”，通过以生态“含绿量”打造城乡融合阶段的含金量，成功蝶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靓鸟”，其关键在于自2003年以来浙江省推行的“千万工程”。该工程二十年历经了三个版本的迭代：1.0版本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2003—2010年），主要通过村庄环境整治，再造绿水青山；2.0版本是千村精品、万村美丽（2011—2020年），主要通过系统推进的方式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3.0版本是千村未来、万村共富（2020年至今），主要借助数字技术和新理念，引领建设未来乡村。从整体阶段演进来看，千万工程是示范引领、整体推进、迭代升级的样板。从局部典型案例来看，千万工程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在于起步早、方向准、成系统。
为何是浙江？为何浙江在每个阶段都有典型村庄能够较早起步、找准方向以及体系推进？以壶镇镇的陇东村和联丰村作为对比案例，陇东村从1997年开始在村书记卢桂平的带领下，将该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后进村，变为了一个家家有花、户户成景的“花样村庄”。其中历经了早期的拆违和治污，到“五水共治”，再到“三改一拆”“三化三美”及“美丽乡村”等一套组合拳下来，变为走在缙云前列的“花样村庄”。联丰村从2017年以来在村书记楼干强带领下，通过五年时间实现了生态环境美丽和集体经济壮大。按照楼书记所言，联丰村借助2019年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开启百日攻坚，并在随后的千万工程实施中按照三步走展开：干净、漂亮、特色。通过每家每户评比，提升了村民在环境改造中的积极性和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诚然，“之所以是浙江”也需要意识到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进行的“在地工业化”，其也决定了浙江大部分村庄都需要环境整治。对此，缙云县千万工程，往往以引回乡村能人为突破口，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但最终也殊途同归，形成了结合自身禀赋特征的发展形态。
由
表1可见，屏南县和缙云县的“双城记”在各自改善乡村状况项目的对比，几乎都避免了斯科特国家视角的四个项目失败因素的同时，提供了成功因素的必要条件，由此共同构成了乡建者视角“那些改善乡村状况项目是如何成功”的充分条件。如何寻找乡建者的“米提斯”？我们接着通过“双城记”看米提斯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一方面，无论是屏南还是缙云，在项目制度选择、现代化反思、政府行为及乡土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具有偶然性。另一方面，项目成功改善乡村的必然在于带动了农民主体性的提升、产业公地的培育、能人作用的带动及地方性知识的发挥。
从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看双城记的三点启示：
一是地方政府鼓励自主探索和规范引导。在屏南县和缙云县的案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是僵化地实施统一的方案，而是鼓励自主探索和因地制宜的方式。这表明地方政府应该灵活运用政策，为乡村改善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同时给予乡村发展者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制定和调整项目方案。
二是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和巧用外力支持。改善乡村项目成功，一个关键因素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吸引外来人才和返乡村民的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和乡村发展者应该鼓励并支持农民参与项目决策和实施。同时，也要善用外力，吸引专业人才和资源，以推动项目的成功，这有助于弥补当地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如屏南引进了林正碌等文创乡建团队，而缙云离不开能人返乡和乡贤的资金支持。
三是从禀赋特色入手和尊重地方性知识。从工业文明的“弱鸟”变为生态文明的“靓鸟”，这要求乡村改善项目从当地的禀赋特色和地方性知识出发，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在屏南县和缙云县的案例中，项目都强调了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和地方产业的特色。这表明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传统，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发展地方性产业，这有助于项目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生态系统。
（三）偶然中的必然：反思与启示
斯科特所列举的项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利用好地方知识和“米提斯”能力，而本文所言双城的项目成功，很大程度是充分发挥了地方性知识。但这只是必然中的偶然，那么偶然中的必然是什么？
一是超越运动式项目逻辑，回归参与式发展原则。传统的运动式项目逻辑往往是由上而下、一刀切的方式，追求快速结果，忽视了当地的多样性和特点。然而，从“双城记”中可以看到，屏南县是引入文创团队实现的“外发促内生”，缙云县则是引回乡村能人实现的“内联促外引”，但共同点是回归参与式发展原则，这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当地的需求并实际发挥地方性知识，同时通过陪伴的方式，久久为功，而非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
二是维护程序正义的形式，坚守实质正义的本质。尽管程序正义是重要的，但立足于改善乡村发展状况，它仅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之一。实质正义关注项目的核心目标是否真正有益于当地社区和居民，项目成功应该衡量实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区的可持续性。屏南县使用雇工购料法（简称“工料法”）替代市场化的“招拍挂”，节省各环节成本的同时，又保留和传承了传统技艺，这一经验也被广泛地应用在浙江千万工程的项目中，这就是一个得到肯定的例证。
项目试验是当代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内容，我们如何结合斯科特国家视角、借鉴屏南和缙云两个姊妹城的探索经验做好预备？
一是小步走，不断丈量。从社会变迁的试验角度看，乡建者要假定自己并不知道我们的干预在未来会有什么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乡建者更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二是可逆性，鼓励整理。不可逆的干预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需要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三是做预备，充分想象。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去避免近代乡建所面临的要么“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要么“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窘境。四是创造力，坚持建设。为乡村建设创造力做建设，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出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就像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和河阳论坛播撒乡村建设的种子一般，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慢慢生根发芽。
七、张慧瑜：乡村环境的三重改造——2023年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随想录
2023年暑假，跟随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团队，在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进行了十余天乡村考察活动。两个县域，一个位于福建东北部山区，一个位于浙江南部山区，都是发达省份相对“落后”的地区，它们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探索出了新的尝试，我想从乡村环境的三重改造来简单总结一下调研体会。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产环境。环境的三重改造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自然环境，指的是村庄的公共卫生、人居环境的改善；二是社会环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村庄公共生活的重塑等；三是生产环境，指的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或文旅等第三产业在农村的发展。三重环境彼此关联、环环相扣，只有自然、社会和生产协调发展，乡村才能变成宜居的、留得住人的、有创造力的空间。
（一）自然环境的改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剧烈的城市化进程掏空了乡村，不占据地理优势的偏远乡村成为被抛弃的地方。2023年7月26日至30日，调研组在屏南的四坪村、龙潭村、厦地村、前汾溪村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地处屏南山区、交通不便的古村落，在当地政府和艺术家的参与下逐渐变成自然环境优美、传统古民居恢复、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现代桃花源”，这种艺术推动乡村建设的模式成为屏南乡村振兴的重要经验。
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恢复传统村落民居的古朴之美。屏南是中国古村落之乡，曾经有一千多个古村落，多是古人从中原逃避战祸到福建山区保留下来的汉族聚集区。古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资源弱，在城市、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中迅速衰落，很多古村变成了空心村，房屋也倒塌、废弃。2015年屏南县政府有意识地引进艺术家，他们用文化、艺术的理念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担任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总策划的林正碌是一位具有哲理艺术气息的民间思想者，他认为互联网和智能时代改变了城市与乡村的强弱对比，处于弱势的乡村也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跨区域的优势，吸引更多人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负载乡村价值的载体是古民居，林正碌积极推动古村落的修复工作，他发现村庄内部隐藏着很多“高人”，这就是懂民居营造技术的木匠师傅。为了节约建筑成本，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屏南在古民居修复上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创新，不采用公共建筑招投标的方式，而是总结出“工料法”，允许村级自行购料、聘请工匠、组织施工、全程监督。村委会把需要修复的古民居从村民手中统一承租过来，再与外来的新村民共同出资修复民居，村委会成为租赁、建设的平台，避免新村民与老村民之间的纠纷，也保护二者的权利
1010 沉洲.乡村造梦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200⁃208.
。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文创顾问程美信在有800年历史的厦地村从事古村保护和活化工作，他采用“还原性修复理念”，不改造古建的整体结构，根据功能需要适当在内部进行调整，力争恢复村庄的旧貌。林正碌、程美信作为第三方提供建筑设计和美学支持，不介入具体的修复工程，按照程美信的说法：“我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的角色，主要承担美学把关、整体策划、现场设计、关系协调，同时我们既不是当地村民也不是行政当局；既不是发包甲方也不是承包乙方，仅是独立第三方。保持这一中立角色非常重要，起码不受利益左右，也唯有如此才能受多方信任
1111 段凌颖.人类主要栖居地在乡村，而不是层层叠加的“火柴盒”[C]//阎海军.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55.
。”这不仅使得古村落从破败中恢复原貌，而且创造了更节约成本的组织方式。
二是村庄自然、卫生环境的改善。8月1日，调研组到缙云壶镇镇联丰村参观，壶镇镇是当地的工业重镇，有缝纫机、带锯床、建材金属等工业产业。近些年在“千万工程”的带动下，联丰村从整治村居环境入手，用了126天，从“脏乱差村”蜕变为“花园村”。一方面把村庄道路、旧居危房、电线入地等进行了彻底改造，陆续修建了雨廊、荷花池、体育馆等公共设施，另一方面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种花养草，建设花园式庭院，还引入农家乐、民宿和咖啡馆等消费场所。壶镇镇的另一个村庄陇东村也是“美丽庭院”建设的典型，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采用网格化管理的方式，村委会组织党员干部包区块负责卫生工作，定期巡查卫生，有村民乱丢垃圾，村干部默默捡起，久而久之村民养成讲卫生的习惯。村委会想办法筹集各种资金修复了村口古城墙，村中的阊门、青砖石子路等，修建休闲亭、小公园、绿化带、陇东遗址博物馆、妇女儿童驿站等公共设施，使得曾经脏乱差的老村变成环境清幽的古村。
这些村庄环境的改变，与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村委会积极开展村庄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有关。自然环境的改造不仅改善村庄居住条件，也通过公共卫生的整治，实现村庄的社区化营造。这种人居环境的改善既增加了村民的幸福感，也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愿意返乡创业。
（二）社会环境的改造
在这次调研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村庄社会环境的变化，从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的“386199部队”，变成新村民、老村民彼此融合的宜居社区。相比城市拥有各种便利的现代公共设施，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就缺乏社会化、公共化空间，这与乡村经济发展弱、现代化程度低有关，也与村庄的优质资源被城市抽空有关。在这种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优质资源如何回流到乡村，乡村能否变成有人气、能养人的宜居之所。
社会环境的改造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为村民赋能。从学会养花、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到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再到参与村庄事务，这些都涉及到人的改变。这方面屏南经验非常突出，从事公益艺术教育的林正碌主张“人人都是艺术家”，用油画、音乐等方式展开公共艺术教育。他最初以“七天公益艺术”培训的方式走进屏南漈下村，通过免费让孩子、残疾人、村民学习油画创作，并借助互联网实现油画的创收，极大地激活了普通人的潜力和自信心，也改变了村民的自我主体的认知。在四坪村开民宿的侏儒小伙沈明辉是林正碌的学生，他在林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学会油画创作，他的油画作品不仅受到买家欢迎，更重要的是让他做事情有了信心和方法。从他既抽象又具象的油画作品中，能看出一种纠缠在一起的、旺盛的、坚韧的生命力。与沈明辉的座谈中，他特别提到，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民宿、怎么开咖啡馆，就像面对一张空白画布一样，是油画让他掌握了空间布局感，做任何事都和画一张崭新的油画作品一样，需要观察、布局、一步步完稿。林正碌的艺术实践也吸引一些外地人扎根屏南，如有跟林老师学习油画的画友，就租老宅、改造民居成为古村里的新村民。
二是人和人关系的改造。与在四坪村创业的新村民交流中，从他们脸上和对话里能感受到一种淳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如在“潇然的面包房”，一家人和老人居住在一起，夫妻两人共同做法式面包，不用受大城市的租金以及高额的生活成本之苦，孩子也不用做留守儿童。他们来四坪旅游不久就下决心定居下来，面包房不忙的时候，还可以去村里的美术馆画画、参加乡村振兴研究院举办的各种活动。2016年，从事当代艺术批评的程美信在厦地村从事民居改造和古村修复时，还发起了森克义工社，召集对古村保护有兴趣的年轻人，以义工的方式在厦地村开展古村古建遗产保护宣传、社区营造、儿童教育联结、电影公益放映等活动，帮助古村进行社区营造，使得村庄“活”起来，变成丰富多彩的社区。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策展人陈子劲在前汾溪村，推动学生毛华磊和王润家成立“乡野艺校”团队，引导美院学生以当代艺术为媒介，参与乡村社会的改造，如他们与村民一起共同创造“三月三民俗文化节”，从而完成了双重融合，即当代艺术的“语言”与乡村习俗的“符号”之间的结合，以及外来艺术家、青年学生与基层村民从认识到结成共同创作的伙伴。缙云也有类似的经验，2013年浙江省推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的礼堂和村庄的祠堂重叠，把文化礼堂作为开展传统节日、道德教育、群众文化、民间民俗展示的空间。2023年7月壶镇镇举办了“五·廿八”乡村大集市，把传统的物资交流集市升级为涵盖物资交流、潮流创新、文化传承、童趣跳蚤等一体的综合集市，吸引了很高的人气。
这些独具特色的乡村公共空间不只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也服务乡村社区建设。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空心村”重新聚集了人气，出现了新村民、老村民、云村民和荣誉村民组成的“四民村”
1212 戎章榕.“四民村”的启示[N].福建日报，2023⁃09⁃03（1）.
。
（三）生产环境的改造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建立一种有机的、和谐的乡村社区，而社区发展的经济基础离不开生产领域的改造。这次调研看到了两种乡村发展的新尝试，一是村庄集体经济的壮大，二是多样态的农村产业模式，尤其是生态农业、合作社、文旅产业等。这些多元而丰富的产业形态，推动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庄“空心化”，与村庄集体经济的衰落有密切关系，这导致乡村构建公共、社会事务的能力减弱，也使村委会难以参与乡村发展。近年，随着“千万工程”转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浙江省把强村公司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强村富民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在缙云东方镇看到了强村公司建设的情况，如石笕乡的油茶加工厂、共享稻田项目等。强村公司是一种新的集体经济形式，是依照公司法规定，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为目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等，以项目联建的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公司化运营并兼顾社会效益的企业。在不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前提下，强村公司用经济的方式介入乡村发展，充分利用市场平台盈利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这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生态农业合作社的理念。屏南四坪村开展了“我在屏南有亩田”，由屏南爱故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运营，采用社区支持农业（CSA）的理念，复垦了100余亩耕地，通过市民认领田地的方式，建立乡村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的对接平台。合作社一方面用“稻鸭共生”“稻鱼共生”等方式积极探索“稻田生物多样性系统”，种植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等的有机水稻，另一方面举办观察水稻生长、摸鱼、抓泥巴、观星空等乡村研学、游学活动，积极推广农耕和乡村文化。在调研中，听到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王松良教授介绍稻田养鱼、茭白养鸭的意义，若要在稻田实现养鱼、茭白地实现养鸭的目的，就必须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而养鸭、养鱼又会抑制水中甲烷气体的释放，促进水中的氧气循环，对碳达峰也有帮助，这种动植物之间的生态配合，实现了农业养殖的生态化效果。
十余天的调研，让我深切感受到乡村振兴需要多重力量的汇聚。一是地方政府、村委会主动搭建平台。一方面改善村庄自身的自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引入外部力量如乡贤、艺术家、学者等，如缙云的村委会带头人很多是能人企业家，他们用自身的优势，重新整合乡村资源，而如林正碌、程美信等艺术家用文化、艺术的方式赋能乡村建设，从对人的艺术培养到改造乡村社区。二是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民间知识平台。这次调研依托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领衔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和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主持的河阳乡村研究院，充分利用学术资源，对现代化的知识生产保持反思，积极面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经验，尝试立足中国本土，来更新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三是村民的积极参与。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不管什么类型的外部力量，最终目的都是帮助村民重新找到文化自信、经济获得感和政治参与感。面对新的政治、外部环境，乡村既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之地，也是克服现代工业异化的包容之所。
八、白洪谭：屏南凭什么？——传播学视角下的屏南经验
我很荣幸参加了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此行跟随十几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师友辗转屏南、缙云两地，收获颇多。
感受最深的其中一处是屏南县艺术赋能乡村的实践。通过周芬芳、张峥嵘、潘家恩三位的讲述和多地调研，我了解到，近十年来，“屏南县创建了漈下、双溪、厦地、前洋、龙潭、四坪、前汾溪等十多个文创村落，初步形成三条文创带，呈现出‘人来、业兴、村活、文盛’的态势，累计吸引3万多人次到屏南乡村驻创、学习、交流，并有200多位村落创客成为新村民
1313 周芬芳在第三期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上的课件分享。
”。
这些现象超出了我以往的田野认知，作为一位具有传播学背景的青年学人，我本能地尝试用一些旧理论来解释新现象。
这些理论资源包括媒介技术变迁所带来的乌托邦想象。在屏南，那些偏远且已经空心化的村庄迎来各种新村民的现象，让我感慨互联网时代对空间的重构。去中心化的网络打破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单一的“中心-边缘”关系，让原来被遗忘甚至被抛弃的乡村重新被看见，而且在算法推送的逻辑下，一些山村因其偏远、怀旧、边疆甚至异域的标签而更具流量价值；乡村迎来了一群数字游民，过上了“另类”的现代生活。艺术家林正碌将这种空间的扩展称为“智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这位没有传播学头衔的思想者有着和麦克卢汉、梅罗维茨以及莱文森一样对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深刻的思考。
然而一些现象又挑战着既有的理论，如媒介技术的演进带来了对地球村的畅想，但媒介技术不会自己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仅从技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角度，无法解释在众多偏僻山村中“屏南凭什么”的问题。屏南十日让我发现，要“艺”想天开，还需要一些人的无中生有。林正碌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宝贵的行动者。在屏南，这种理论与行动相结合的实践者还有很多，如前汾溪村的陈子劲、厦地村的程美信和前洋村的张勇等学者，他们看待村庄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都知行合一，将自己的理念融入村庄保护和发展的实践之中。
屏南经验的另一面在于当前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质改进，有两条高速公路对屏南至关重要：一条是物理的高速公路，2018年，屏南文创如火如荼之时，福建多条高速公路通车，屏南与福州的“心理距离”由原来的八个小时缩短到一个半小时，屏南也由此得以进入中心城市的“一天决策圈”，为屏南文创迎来更多游客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条是信息的高速公路，在调研中屏南县政协原主席周芬芳提到屏南县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共Wifi等，打通了互联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传统世界中被遗忘的角落迎来了信息社会的众声喧哗。
屏南经验还在于地方官员和基层工作者所展现出来与时俱进的媒介素养。他们熟悉网络时代的宣传规律并对互联网思维保持一种学习和开放的心态，加上有担当、有作为的服务意识，使得林正碌，这个曾走过二十多个县且看似“疯魔”的艺术家最终在屏南安定下来，让一个个天方夜谭变成现实。曾任屏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峥嵘在为第三届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营员做讲座时表示，“到现在也看不到林正碌的边界”，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给了林正碌充分的展示空间，让他的思想不至于空想。周芬芳曾担任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互联网时代，她提出的要“重新定义、重新认识边远山村特别是传统村落的价值，把劣势化为优势”，成为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与认识论。在对新媒体的应用中，屏南县文化馆干部李锐领衔深耕新媒体矩阵“文创屏南”，“在七年的时间里一共推送了3000多条，80%都是原创作品，总浏览量超过1亿。‘文创屏南’在2018年到2019年，两次进入了福建十大党政新闻发布微博的排行榜
1414 公众号“宁德组工”.初心的坚守|屏南县文化馆干部李锐：让走过的乡村都闪闪发光[EB/OL].(2022⁃10⁃24)[2023⁃10⁃09]. https://mp.weixin.qq.com/s/vHlwi3Achw⁃Loez_tRi57w.
”，为屏南文创的互联网宣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源，也成为研究屏南文创的线上档案馆。而“党委政府+能人+古村/村民+互联网”的屏南模式也是把互联网嵌入前三者之中，主动+互联网而不是被互联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量与网红的野蛮生长。这种慢热有利于屏南古村落的持续发展。
屏南经验还在于新村民所展现的文化自信。当现实的游客和网络中的看客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她）们身上时，他（她）们人生舞台的“后台”逐渐变成了可以展演的“前台”，而作为展演的前台是经历过思索的传播。想要展演的生命不会荒芜，他们在现实和网络中展现着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组成了一个亲密却又没有传统村庄共同体中封建压制所羁绊的熟人社会，指向一种不被消费主义所绑架的、低欲望的、天人合一的生活。在村庄里，人的创造性得以解放，又在被游客向往的观看中得以满足。以幸福为价值向度的生活给人以想象，也启示着人类美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屏南“无中生有、艺想天开”的实践让人开始重新审视互联网时代的人与生活，这片土地上的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数字化生存方式。
九、俞雅芸：乡村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2023年暑期，我作为随行记录员，随“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团，先后在福建屏南、浙江缙云两地探访了十余个村庄。初次见到一众长期在“三农”领域深耕的专家老师们，我心中不免忐忑。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虽然我此前在赵月枝老师的带领指导下，参与了缙云“明星村书记”的口述史项目，但当新闻传播学大多研究对乡村问题缺乏重视且贡献不足时，我时常感觉自身缺乏关注“三农”的“学科合法性”，因而少有对相关问题的持续性关注与系统性思考。不过待行程真正开始，这份紧张与忐忑却立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大观园”后的兴奋，以及实地调研与多学科碰撞下的冲击与震撼。
得益于本次行程精妙的行程安排，当我们将福建与浙江两地联系在一起时，恰好拼凑出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回流”的完整图景。我们看到，当“强政府”“强市场”的浙江缙云以制度性、产业化的方式展现出乡村对青年人的召唤，福建屏南又呈现出了当今青年对乡土社会的需要，构成了乡村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一）浙江缙云：“两进两回”政策中的“青年回流”
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推出了实施“两进两回”的行动计划，其中的“两回”指的便是“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1515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两进两回”行动的意见》政策解读[EB/OL].(2019⁃10⁃28)[2023⁃10⁃09].https://www.zj.gov.cn/art/2019/10/28/art_1229019366_65208.html.
。在此次浙江缙云的调研中，我们通过与村两委、乡镇干部、县委组织部领导、县级分管领导等的一系列对话与座谈，深切体会到了在多层级政策设计者与执行者眼中，“逆城市化”潮流中的回村青年何以必要、如何可能。
缙云县素有“中国麻鸭之乡”之称。其中，笕川村的养鸭历史尤为悠久。虽然近些年来，笕川村的养殖产业已从养鸭逐渐转为养鱼或养虾，但总体而言，养殖依旧是村民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由于养殖业工作条件普遍较差、风险较高，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延续父辈的职业选择，一旦回乡就容易陷入“无事可做”的局面，所以绝大多数青年一代的笕川村民选择在外务工，不愿回到家乡。作为笕川村任职三十余年的老书记，施颂勤愈发深切地感受到村庄的逐步“空心化”。伴随着城市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劳动力搬离乡村，“整个村庄数不出几颗牙齿，因为不是老人，就是小孩”。他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再过一二十年，会不会有一天，村庄就没有人了？因此，为了吸引年轻人返乡创新创业，他开始主动迭代村产业，锚定电子商务作为发力点。彼时恰逢全国电子商务创业的风口，村中已有零散的几户村民开始尝试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同时，施颂勤认为电子商务是新生事物与未来趋势，更是年轻人返乡后愿意从事的行业；再加上笕川村地处高铁、高速公路沿线，交通便利，于是，笕川村两委决定在村中打造“电商一条街”，促使其发展为未来村庄支柱产业之一。
事实上，笕川村的电商项目是施颂勤书记的一次“反常”之举。对于一贯坚持集体增收的施颂勤而言，农村电商前期投入大，后期也并未一定能增加村集体收入，但他此次却执意将“人的回流”置于集体经济之前。在他看来，在促进青年回流的进程中，政府需要通过制度性的设计、产业化的打造为年轻创业者、创新者解决后顾之忧。特别在如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对农村的倾斜扶持不可避免
1616 赵月枝，白洪潭.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C]//施颂勤.探索新农村美好生活的可持续路径.（未出版）
。因此，笕川村政府在开发“电商一条街”项目之时，不仅主动承担了外立面改造、卫生清洁、培训场地建设等相关费用，还为入驻商户提供房租补助等一系列的资金支持；同时，缙云县政府通过开展培训、游学、沙龙、职业技能竞赛等系列活动，提升青年人群的电子商务相关技能。施颂勤书记满面笑容地表示，笕川村的许多年轻人如今主动表示希望回来，“如果在外每个月挣5000块钱，还不如在家门口挣4000块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产业留人”已然发展为笕川村乃至整个缙云县的成熟策略，但福利性政策终究意味着“青年回流”是被动、不自然的。在追逐现代性的发展主义道路中，我们误将城市化看作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将农村视为停滞不前的“落后”形态，然而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受益于行政力量扶持的“被动返乡”也并不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终点。
缙云县壶镇镇的联丰村给我们提供了部分解答。在浙江“千万工程”三个阶段的顶层设计下，联丰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触发乡村的生态内涵，继而通过家家种花打造“美丽乡村”，带来乡村人文内涵的革新，再到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与赋能，打造“未来乡村”社区，在短短四年内实现了“三级跳”。来自广东、于产值上亿的本地小家电制造企业天喜集团担任董事与执行总经理的陈总，在遍访周围后，未曾考虑县、镇，而是选择落户村庄，改造了一栋村中旧宅，成为联丰村的“新村民”
1717 赵月枝，白洪潭.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C]//楼干强.麻雀虽小，也能上青天.（未出版）
。在他眼中，乡村意味着更好的自然环境与人居条件，不仅是自身“自然而然”的选择，也希冀带动更多普通员工一同在此居住。诚然，不容忽视的是，联丰村有着与工业镇相邻的地理优势，但在“两进两回”政策后，一个亟需面临的新命题是，青年回流如何从“可能”变为“自然”？而当我再回头细想福建屏南的调研时，却发现当地的“新村民们”已然给出了更具创新性的答案。
（二）福建屏南：乡村何以让人生的路越走越宽？
福建屏南县是平均海拔830米的山区县，地缘不便使得其中诸多的古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走向“人去楼空”的结局。以被列为省级传统村落的龙潭村为例，原本1400余人的户籍人口到2017年只剩下了100余名老弱病残与儿童留守。但在乡村艺术家林正碌老师的带领下，短短两年，原本“空心化”的龙潭村竟引来了一百多位艺术青年入驻，为原本“空心化”的乡村注入生机，更在随后几年间辐射到屏南县的其他村庄
1818 沉洲.乡村造梦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楔子.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四坪村、龙潭村等村庄的“新村民”中许多并非“农二代”，更是有不少自小在城市长大的“城里人”。他们大多在学画过程中受到林正碌老师的启发，之后以“画友”身份追随他来到村庄生活，以民宿、书店、咖啡、茶馆、乡村艺术游学等新业态为生。在他们眼中，乡村不仅仅意味着“低成本”“低风险”，更是可以让情绪得以安置的栖居之地。
龙潭村“小梅桩”民宿主人梅宏曾是一个香港上市公司的法律总监，偶然间来到福建屏南的双溪古镇旅游，在安泰艺术城跟着林正碌老师学习绘画。当回归到城市的工作生活状态后，她发现自己对这次短暂旅行经历念念不忘，不仅怀念村中的好山好水，更着迷于当地新村民们的诗意栖居状态。于是，梅宏选择认领了一套龙潭村修缮好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绘画工作室，并通过互联网线上兼职着律师工作。一年多后，她选择完全放下了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全心全意地投入乡村生活，成为一名“生活家”。
在梅宏的叙述中，她曾经在城市的生活是“机械化的”“令人厌倦的”，如同一个只为工作而生的机器人，偶尔有点娱乐，几乎没有生活。来到龙潭村后，她一开始未曾考虑过经营问题，只是希望能找个拥有社区氛围的地方生活，抛下了曾经功利的想法，开始画画、写歌、拍微电影、种花，甚至将工作室中空闲的四个房间对外开放经营也只是想更多地与人交往，却意外地发现结果相当美妙。在这里，她过着简单的生活，不再向往精致繁复的食物，每天素面朝天，“以前购买的名牌皮包和高跟鞋突然都失去了意义”。
在这里，梅宏并非个例，关乎情绪的动因在青年群体的“回流”选择中频频出现。沈明辉自小因身体残疾遭受亲人、同学的辱骂，最早在双溪艺术中心跟着林正碌老师开始学习画画便是为了缓解情绪，他在发展艺术才能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尊与自信，最后选择留在屏南四坪村；原本在杭州的法式面包师潇然因母亲的精神问题，决定举家搬迁到四坪村，原本无法与人对谈的母亲如今跟着其他新村民画画、唱歌，还为村里义务打扫卫生；厦地古村的程美信团队定期招募义工，一同保护古村古建遗产、教育儿童、照料老人、维护社区，他也不无惊讶地发现，许多报名参加义工团队的大学生其实是抑郁症患者。描写屏南县文创乡建之路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乡村造梦记》更是从全局描述了这种情况，入驻乡村的新村民们抑或突然遭遇人生变故，又或长期置身于城市高压之下难以喘息，自身或家人多多少少有着情绪关怀、抚慰、疗愈的需求，而这成为了他们来到龙潭、四坪等村庄的契机
1919 沉洲.乡村造梦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184⁃365.
。在这里，他们以绘画、唱歌、戏剧等艺术形式为途径，通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完成精神的解放。
因此，在福建屏南乡村的个体案例中，我们发现，不光农村迫切需要着青年人群的“回流”，当下的年轻人同样深切地需要着农村。贺照田老师曾剖析过上世纪80年代“潘晓讨论”所折射出的精神身心问题与意义危机困境，而后，新时代规划中对该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更是铸就了急剧转型社会的“自杀冲动”与“宗教冲动”
2020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10(7):5⁃44.
。时至今日，青年人的彷徨与精神主体桎梏恐怕仍未消除，如“潘晓来信”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般的感叹依旧存在。在强调功绩与效率的城市化氛围下，青年人的焦虑情绪被进而放大，幸福观演变为仅注重物质幸福、着眼于眼前、结果导向，只在意个体的扭曲变体，落入抑或无法实现欲望的痛苦，又或实现欲望后的空虚
2121 钟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导读[EB/OL].(2020⁃08⁃17)[2023⁃09⁃12].https://mp.weixin.qq.com/s/-VHsCRDd1KFQ5w88gNZA4w.
。屏南给出的创新性答案在为青年个体、屏南乡村发展找到出路的同时，也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找到了一条出路，即我们该如何在资本主义的时代中落实社会主义文化“高”的原则，在追求“纯洁性”的同时又该如何安置“俗”与“情绪”
2222 朱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迈向肯定性与对话性的解释[EB/OL].(2022⁃09⁃09)[2023⁃09⁃12].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2⁃09⁃09/311473.html.
？这并非意味着要将乡村视作被城市淘汰后奔赴的第二选择，更不是将其打造为承接城市异化情绪的容器，而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对工业文明标准化制式下扭曲的青年生活进行改造和纠偏。当艺术被嵌套于城市文明中，变得规范化、职业化与市场化，使得“人人都能够通过艺术得到享受”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而复归屏南乡土的艺术不再遥不可及，人人皆可尝试，皆得以成为“艺术家”。回到乡土，或许意味着青年得以挣脱城市中个体化、市场化的束缚，以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安置情绪，以乡土文化的复兴突破城市中心的“俗”，将个人目标与乡村振兴的宏大目标相结合，让人生的路从此越走越宽。
十、马荟：有限乡村的无限可能
2023年7月26日—8月6日，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正式启动，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有幸跟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的多位学者，开启了一场跨学科、跨地域、跨时空的访谈研学活动。在十天的时间里，我们白天去村庄实地考察，看村庄个性发展，夜晚我们进行圆桌会谈，享受思想盛宴！
对我而言，这次不同以往的调研经历，让我看到了有限村庄的无限可能。周立老师2017年在对韩国新村运动发源地——庆尚北道清道郡的农业技术中心调研时，发现一只普通的柿子可以被开发出柿子醋、柿子茶、柿子冰淇淋、柿子染料等几十种产品，并提出了“有限资源的无尽利用”，受此启发，我在福建和浙江的调研中，看到了有限乡村的无限可能。
乡村社会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就乡村的产业来看，有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村庄，也有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工业村庄，还有文旅结合、产业相融的村庄……尽管在实践中也涌现出了一些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典型村庄，但对于多数普通村庄而言，它们总是无法突破资源禀赋的限制，总是需要对抗小、散、乱的发展困局，这也导致一些关于村庄的研究总是充满了“悲情”色彩。福建和浙江的实地调研让我们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实践是理论的先行者，拥有有限空间、有限资源的普通村庄也可以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一）福建屏南站：文创乡村和AI时代的乡村
1. 文创屏南
我们所探访的四坪村、龙潭村位于屏南县南部、九峰山下，这些村庄严重受限于区位劣势，秀美的青山绿水在本地人眼中一文不值，人口、资金外流严重，逐渐成为一个个濒临倒塌的空心村。谁能想到，文创的种子可以在这样的山区穷村生根发芽，不仅为本地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吸引了一批批新村民加入。
屏南的文创开发主要有三点。一是村容村貌的建设。通过兴修雨廊、修缮古宅等，屏南村庄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观，在保留传统民居特色、与绿水青山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也融入现代元素，使得乡村生活更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二是本地村民的返乡。屏南的古村落建设吸引了潘国老等青壮年的返乡，他们开始探讨生态有机的种植模式，开展“我在屏南有亩田”等特色活动，为村庄的发展带来新的模式和新的方向。三是新村民的加入。屏南文创资源的开发吸引了有创业需求、疗愈需求的新村民加入。新村民的加入，为屏南古村落带来形态丰富的民宿、特色餐饮等，也为村庄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文创带来的不仅是村庄重新焕发生机，更多的是人的解放。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画家沈明辉。沈明辉是一名残疾人，文创的开发使得沈明辉有了学习美术的机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感召中，乡民的自我得以重塑，自我的价值得到开发。如果说文创开发只是屏南乡村发展的外壳，那么人的解放便是屏南乡村得以发展的内核，文创的激活和个人的解放，赋予了屏南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
2. AI时代的乡村
ChatGPT的横空出世引发了人们对各行各业在智能时代新发展的讨论，那么，智能时代的城市和乡村是怎样的呢？智能时代的人们又将如何生活和发展呢？
7月28日夜晚，在周立老师、赵月枝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和林正碌老师有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夜谈，了解到了叠加态，也了解到了许多关于AI时代乡村与城市的奇思妙想。依据林老师的设想，AI时代的城乡社区不再受限于资源的分布不平衡，反而会成长为一个个集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命功能于一体、多种功能相互叠加的综合性社区，在AI时代的综合性社区中，居民楼上办公、楼下生活，通勤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人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开发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于我而言，开始时，林老师所描绘的智能时代乡村和城市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妙，似乎是空中楼阁一样的存在，但是，随后在浙江衢州斗谭未来社区的调研中，我们真切看到了智能时代新型社区的雏形——在基于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的未来社区中，社区的养老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发！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无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其赋予了未来乡村无限的可能性。
（二）浙江缙云站：后工业主义乡村
8月1日—8月6日，我们在缙云开展了后半程的访谈研学。缙云为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千万工程和强村公司为后工业村庄
2323 后工业村庄是赵月枝老师的原创概念，主要指小村落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完成“蝶变”，化身为富含绿色生态内涵的“新现代化”村庄。见《村庄、县域与大地上的学问》，网址：https://new.qq.com/rain/a/20221221A019XJ00?no-redirect=1.
发展带来的多样可能性。
1. 千万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
“千万工程”指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缙云，我们调研了“千万工程”的两个典型村庄——陇东村、联丰村，其中陇东村属于“千万工程”项目推进初期的典型代表，联丰村则是“千万工程”项目推进高峰期的典型代表，这里主要以联丰村为例介绍后工业村庄发展的无限可能。
联丰村是一个依靠草席制造发展起来的工业化村庄。1990年左右，村庄开始推动草席的机械化生产，草席生产带来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也严重破坏了村庄的居住环境，使得联丰村一度被称为“垃圾村”。2019年3月，在村支书楼干强的带领下，联丰村开始整治村庄环境，并陆续获评“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联丰村“千万工程”的推进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整”，包括“拆”和“改”。“拆”指拆除违建建筑，楼干强从自己父母家拆起，其次是两委干部、村民代表、普通村民和钉子户，逐步攻克全村村民；“改”指路面硬化、线路入地等工程，村两委干部直接进入工地参与村庄建设和改造。二是“治”，通过竞赛的形式优化美丽乡村建设的内生秩序。2020年开始，联丰村开始号召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植花花草草，并举办“美丽家庭”的文明评比活动，对被评为“美丽家庭”的农户发放现金补贴。三是“兴”，联丰村在人居环境得到优化治理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项目，主要有三项内容：首先是卡丁农场，联丰村的卡丁车农场建在荷花池旁边，吸引了缙云和永康的消费群体，该项目2020年为村集体创收32万元；其次是打造“未来云田”研学项目，与当地中小学的劳动课合作，以劳动课堂进入田野的方式为村集体创收；最后是依托数字化技术开发“联丰幸福码”，为庭院花草提供了一个线上自由交易的平台，即通过拓展“美丽家庭”活动的经济性使其进入良性循环
2424 本部分主要内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谢欣瑶的口述史记录《楼干强：麻雀虽小，也能上青天》，二是来自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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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楼干强支书的带领下，联丰村实现了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结合。联丰村环境治理与数字化、生态化的有效结合，赋予了村庄不断探索的可能性和持续发展的空间。
2. 强村公司与共同富裕的实现
当下，浙江很多地区以强村公司为模式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型道路，浙江缙云也不例外。以石笕乡为例，石笕乡紧邻缙云山区，距离县城30多公里，由于受到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村庄人口外流严重，村庄集体经济组织薄弱。随后，石笕村号召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强村公司，通过强村公司整合全乡资源，相继开发了共富项目：一是基于本地油茶生产的传统，强村公司组建油茶加工厂，并对油茶进行品牌化、标准化生产，使得石笕乡成为远近闻名的“油茶之乡”；二是发展共享稻田活动，通过出售参与式体验将乡村的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变现。
相较于村庄层面的集体经济组织，强村公司的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整合村域资源到整合镇域资源。对于很多位于偏远山区的村落而言，村庄资源极度贫乏，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很难依托村庄的零散资源获取突破性发展，因此，由整合镇域资源代替村域资源显得尤为必要。二是通过行政帮扶提高共富项目获取收益的可能性。资源匮乏型村庄不仅缺乏发展资源，也极度缺乏管理人才，强村公司可以在镇域层面选择合适的人才进行管理，直接降低村庄或农户个体的试错成本。当然，这也使得村庄和乡镇的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直接决定着强村公司的绩效发展。
总结来说，尽管现阶段强村公司在人才管理、组织模式、绩效激励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缙云各个强村公司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的是，强村公司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和乡镇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破解落后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增收的瓶颈，不失为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和探索。
（三）结语：有限乡村何以有无限可能
在十多天的访谈研学过程中，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去探访、去思考，发现尽管普通村落受到发展资源、空间区位、管理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但农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发展模式的创新变革都可以为村庄带来发展的无限可能。似乎有一双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引领我们观察未来和美乡村的样子。我认为这些眼睛属于当地那些敢想敢干的基层实践者，那些勇于创新、勇于突破的创造者，属于那些“无中生有”、敢想敢干的乡建群体。“在乡村发现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农村基层社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观察和挖掘乡村社会的宝贵经验，去感受基层的力量，以及基层推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热情和决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行文至此，我也在不断反思，作为一名研究乡村社会发展的青年学者，我始终是去的太少、看的太少、想的太少，做乡村研究，不能将理想束之高阁，不能脱离实践经济，必须沉浸下去，秉持谦逊恭良的态度，去亲身探访农村社会的广阔天地，用心感受农村社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十一、崔译：给乡村插上翅膀，艺术作为路径还是目的？
（一）“阳春白雪”的艺术如何介入乡村建设
成长在中国城市化浪潮中的我，从艺术中找到了以个人经验洞察与表达普遍公共性的方式。起初，我通过以城市废墟为主题的作品探讨城市化。然而，长时间的创作和对社会与自我的深度思考，逐渐引导我将关注点和实践场域转向乡村。尽管艺术有时被视为与现实问题疏离的“高级”追求，但我坚信，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面对人生和时代的真问题做出回应。2022-2023年，我在福建省屏南县前汾溪村持续的艺术与社区实践中，重新理解了艺术、土地与人的关系，并不断地探求艺术如何更好地融入乡村建设。
当下，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正转向内在发展与多元化的阶段，这一转型的核心价值和所追求的精神文明建设，与艺术所强调的多样性、特定性、参与性、教育性、公益性等等质性高度契合。在乡村建设中，问题或许不是要定义什么是艺术，而是思考艺术的思维、方法和工具如何展开实践，为这一“内卷”时代开辟新的路径与可能性。
（二）在前汾溪村的三次在地艺术实践及思考
与屏南的缘分起于我参与了由中国美术学院乡土学院、屏南县在地社会美育研究所及天目里美术馆在前汾溪村发起的艺术家驻留项目。受到亲眼所见的乡村实际问题的触动，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真正回应当地需求。在发现村里的蛋茶店出口左侧有一个视觉盲区，对进出时的儿童存在安全隐患后，我决意发动村民在此处搭建一个安全围栏。在最开始推进这项工作时，我与店主因公共意识上的城乡差异产生了难以协调的分歧。为了寻找共识，我积极听取店主美化店面的需求和村民的意见，并观察他们的生活行为，在沟通中了解到在乡村金钱并非万能，例如，当我邀请村民奶奶用编织技艺协助围栏的建设时，我得先帮助她一起完成当季挖地瓜的工作，她才有时间参与共建，这是我在《汾溪的石头——我的乡村在地艺术实践实录》中提到过的“换工”——村民间彼此协作的方式。通过与蛋茶店家夫妇、村民们协商与合作，我深化了对乡村社群关系和社会田野工作方法的理解，也有幸因此与村民建立了一些朴素的情感。在推动围栏建设的过程中，我同样感受到一种推动我不断打开自己的力量，挑战自我、倾听他人，放下预设的目标，真正看到环境所需要的和所能达到的。在乡土文化中，把自己真正参与进去，改造并完善自身。
在乡村建设实践中，艺术家的共情力和感知力构成了其与社群建立链接的特殊方式，通过对微观问题的深入挖掘来实现“解剖麻雀”。正如其上编织着“出入平安”四字，这个与村民共建的围栏转化了一个潜在的危险空间，成为了一面美观的装饰、一句温暖的祝愿、一份集体的关怀和一处可倚靠的风景。围栏的形态随着不断协商的过程演化生成，它的实用性并不能涵盖这个在地艺术实践的全部意义；“建围栏”的事件形成了我作为“介入者”与当地社群互动的符号过程，其中所呈现的“表演性”和群体记忆，赋予了围栏作为长期存在的空间构筑物一种纪念碑的特性。它成为了共同体共同的理想投影及物质形式，不仅为社区带来了微妙而长久的影响，或许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参与性艺术和社群活动的催化剂。
在屏南在地社会美育研究所的支持下，我有幸受邀策划了前汾溪村的两场节日活动：“冬至——冬有冬的来意”（2022年）以及“前汾溪三月三——春夏秋冬又一春”（2023年）。身为策划者时，我感到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短期活动中兼顾长远价值”。在这两次活动中，除了发动村民共创参与活动展演，我们还在活动筹备期间根据几位村民具体的困扰或需求，完善了五处村民家建筑空间的功能，并为村落创作了长期的艺术景观，旨在为发展村落旅游和服务村民生活尽绵薄之力。这些实践经历促使我想要继续探索如何有效结合艺术工具资源与村民的参与，走向“共同体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三）来到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学习
2023年7月，我带着实践中的困惑来到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硕博研学营，了解了四坪村、龙潭村、前汾溪村和厦地村等地的发展和现况。这些村落都各自展现了由“奇人”艺术家引领的自下而上的不同的创新活力，有美术学院团队扎根开展社区营造的村子，有新文化数字游民村，有专注于古建改造的村，不同的艺术实践案例在屏南并存。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老村民与新村民展现出的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模式，似乎某种角度折射了关于乡村的文化传统和未来趋势。新村民带着城市的某些创新视角在乡村寻找发展机遇，不免同时与老村民们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存在沟壑，若村落中的不同群体之间无法形成生态化链接，可能会导致竞争或对抗。因此，如何整合新老村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成为了发展中的紧迫问题。在传统乡土文化转向新型乡村社区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一种融合各方群体的实践路径，并建立共同的价值系统。
我们面对发展困难且原始条件多样化的中国乡村，更需对其本质和精神性进行深入思考，寻求一种饱含想象的非实证主义的创新方法。林正碌老师用“愚公变李白”的比喻，隐喻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判断。我在访谈四坪村的新村民时发现，他们多数追求乡村生活中的精神价值。要真正理解并与他们建立价值共同体，首要的是深入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感受他们的生命叙事，从而找到群体的共性，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潜在力量，塑造新的社群关系。相比而言，参与式艺术是一条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创新之路。它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不仅展示最终的实践成果，而且让民众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不仅激活了每位参与者的创造力，还生发了链接社群的社会价值。这种艺术形式在社群中塑造了共同记忆，有助于促进从个体到群体的价值生成与共同体的构建。参与式艺术或许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一个连接不同主体、实现融合与发展的创造性实验途径。
（四）第四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注意到，在往届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队中缺少艺术视角的参与。得益于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潘家恩教授的推荐，我有幸加入了第四届的跨学科调研团队，与一众乡建领域的学者探访了赵月枝教授的故乡——浙江省缙云县。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实验地，与屏南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其中“千万工程”“强村公司”等创新举措令我印象深刻。与此同时，从视觉的角度而言，我们会发现当地的很多村子在做乡村风貌改建时，多采用墙绘、涂鸦、标语、立面改造等方式。经过多次改造之后，整洁的空间中普遍叠加着具有不同年代感的视觉遗产，难免导致视觉上的一些杂乱，略显缺乏整体感；也有些村子则通过统一立面涂装来塑造民宿经济，给人带来了另一种视觉印象。总体而言，整体的视觉设计和规划将是乡村文化环境塑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并进的时代，乡村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将逐渐普及，在注意力经济下值得思考的一个角度是“如何在网络传播中表达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并助力长效传播”。我们暂且以2023年前汾溪三月三“四级屏南，乡村有约——春夏秋冬又一春”的活动形象系统设计为例展开探讨，分享设计师陈章乐逸与我在沟通创意的过程中引发的共同思考——对于有待唤醒和创新表达的传统文化而言，需要通过互联网传播，抢占本土文化高地、塑造文化品牌。诚如海报的视觉空间所能承载的信息有限，设计需要保留最核心的内涵与价值，尽力实现最有效的表达。
设计师将民俗传统气息和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在海报中呈现出既有传统又有现代感的活动调性。设计的初衷并非将视觉传播的目标受众限定于在地周边，而是指向更遥远的全国游客，“屏南县前汾溪三月三”九个大字将节庆活动与其村落地理位置紧密相连，旨在借助品牌思维来增强“前汾溪”和“三月三”在网络传播中的绑定优势。随着活动的逐年发生，这种绑定关系或许会被进一步强化。另外，兼具了气息和信息的“九字图案”作为海报的视觉中心，同时承载了设计师将其延伸为品牌LOGO的设想与巧思。我们相信，对乡村的在地性和特定性的深入挖掘及持续的文化环境塑造是关键，而高屋建瓴的视觉设计将从文化、艺术、传播等角度全力支持这一目标。
（五）乡村在地艺术实践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乡村在地艺术实践折射了城乡差异、当地需求和社群关系等乡村现实，这些现实具有相应的社会意义，值得带回城市语境继续探讨。艺术家深入特定文化语境进行在地实践，但其意义不应仅局限于面对或解决在地的具体问题，还可以将艺术家的实践经历和体认纳入系统性的社会认知视角进行深入反思、讲述和学术写作。每一个物件、场域和事件都能作为传播和沟通的媒介，传递创新的实践方法和批判的学术思维。这些可以讲述的微观实践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能够为我们自身的理论构建和文化输出提供真实可感的文化案例，为新时代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学术研究之外，乡村在地艺术实践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更加广泛。许多城市人对乡村持有破败、荒废的刻板印象。然而，诚如“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队所去到的，地处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的一些村庄，正在探索新型乡村文化社区的构建。乡村振兴进程中，城乡关系由对立转向融合，双方都在不断变化，共同塑造“慢城市”和“新乡村”的新形态。城乡关系可以视为二元对立的表征，在融合过程中实质涉及技术、观念、思维、美学、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等的交汇，这将带来不同人群对刻板印象的互相调整。我也将通过对自身实践的梳理和展览展示，分享个体实践中的真实经验，借由艺术表达为社会中各群体的互相理解和融合提供一些感知和视角。
（六）艺术在乡村建设中的意义和现状
回溯屏南实践和调研经验，我深感对“艺术助力社会向善”的信念是展开艰难的乡村在地艺术实践的基础。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艺术将不仅仅“阳春白雪”，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密切相关。艺术家应走出工作室，在广阔的田野中直面鲜活的人、事、物、场；在环境中做艺术、在人群中做艺术、在特定场域中做艺术。当下的中国乡村需要艺术家和艺术视角，共同缔造视觉美好、空间合理、社群和谐的微观生活，共同建设新型乡村文化社区。
最后，重回一个艺术实践者的视角来看，我同时深刻地认识到，乡村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艺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正如周立教授指出，许多跨学科研究中缺少艺术的视角。在中国，社会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交互较少，艺术实践者多数往往在独立的领域或圈子里工作，使其乡村艺术实践难免会遇到缺乏问题意识和难以实现价值转化等困境。然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性艺术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的界限较为模糊，跨界合作也较为常见。艺术学科的思维、方法和工具在社会性实践中非常需要深度结合跨领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我们可以一同探索艺术和社会科学在乡村建设中的结合，形成一个真正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期待不同学科的知识建设在实践中迎来新的思考和创新的飞跃。
（崔译，艺术家，艺术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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