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全面繁荣。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中,“产业兴旺”被排在首位,凸显了乡村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为加快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农业现代化、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乡村特色产业等。各地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在创新驱动、产业融合、联农带农、科技兴农等思想的引领下,结合各地发展氛围、区位功能与要素资源,建设了一批特色产业镇(村、区)、农产品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合作社、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等,形成了现代化的农村产业体系,有效引导了农村特色优势产业增值增质。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和总体思路,为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导和支持。在此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包括农民收入增长、乡村环境改善以及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增强等。这些成就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在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中,有两个名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一是农民增收,二是共同富裕。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各地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培育龙头企业,促进全产业链发展,让农民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支持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手工作坊、林下经济等家庭经营项目,完善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姜长云指出
[1],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一次历史性革命,将大力推动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必须在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中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然而,乡村产业振兴并不必然促使农民走向富裕
[2]。由于工商资本和大户在资金和资源、技术和管理、市场影响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方面相较于广大农民具有相对更大的优势,因此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惠及广大农民。另外,在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如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供给不足、多元要素投入保障机制不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制度不完善、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等一系列问题
[3]。因此,有必要展开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回归与理论分析
(一)乡村产业发展及其作用效果的文献回顾
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探讨。
国外学者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关注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乡村产业振兴模式研究。乡村产业振兴典型模式可分为人力资本提升型、生态效率提升型和组织效率提升型。美国通过培训提升职业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增长。韩国通过“新村运动”改善农村环境,提升生态效率,实现产业富民。日本则善于挖掘乡村文化多样性,通过组织效率提升型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富民。这些国家采取了不同路径,但都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上述模式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二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借助交通基础设施,本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将提高周边地区农村产业融合质量,不同地区、不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交通设施的影响存在差异
[4]。除此之外,土地合并、农村金融、创业也会对乡村产业发展产生影响
[5⁃7]。三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效应研究。学者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是新发展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创新,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8]。农村产业融合是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对提高农业经济韧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9]。此外,产业集群有助于农村收入增长、减贫和降低收入不平等
[10]。
国内学者较早开始关注乡村产业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产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但目前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尽管农产品种类丰富,但其生产标准化程度普遍较低,这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此外,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很多工艺仍停留在过去的方式,缺乏创新和科技含量。农业供应链的各要素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更为严峻的是,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这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多数学者的关注重点开始聚焦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部分学者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11⁃13],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数字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
[14⁃15],还有部分学者探究了低碳试点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
[16]。目前,乡村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进一步,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国内学者也展开了一定的探讨。部分学者探讨了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减贫的关系
[17],部分学者测度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水平
[18],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19]。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有学者从理论角度探讨了新时代乡村产业富民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应对路径
[2],但目前还鲜有学者展开深入的实证分析。
总的来说,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有必要深入研究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特别是从产业富民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同时,需要剖析乡村产业富民的现实困境,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以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二)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的理论分析
促进农民增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乡村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收入情况。具体而言,乡村产业发展可以促使农民就业机会增加。传统农业只能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而乡村产业的兴起可以吸引更多的工厂、企业和服务业进驻农村地区,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
[20]。乡村产业发展可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农业生产为依托,在农产品初加工的基础上进行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充分挖掘农产品附加值,有助于农民收入渠道的拓宽
[20]。乡村产业发展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现代化有利于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源,进一步释放农业生产潜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
[21]。乡村产业发展可以促进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例如,通过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的建设,可以将农产品的副产品利用起来,减少资源浪费。同时,乡村产业发展还可以利用农村的土地、水资源等,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综合来讲,乡村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据此,提出假说H1。
H1:乡村产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
全面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事关农民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等三大差距,归结起来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乡村产业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只有乡村产业发展了,才能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条件。近年来,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模式的不断丰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22]。大力促进乡村振兴,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加快发展农村产业,增加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23]。由此可知,产业兴旺是保农民就业,促农民增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据此,提出假说H2。
H2:乡村产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官方网站,《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等统计资料,还有阿里研究院、EPS数据平台等第三方数据统计机构。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为农民增收(
Y1)和共同富裕(
Y2),参考郭军
[24]、涂圣伟
[25]的研究,分别使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经逆向化处理)2个指标来衡量。
2.解释变量
为农村产业发展(
X1),参考冯贺霞和王小林
[26]、牛敏杰等
[27]、郭军等
[24]的研究,使用产业延伸、功能拓展、技术渗透、利益联结4个一级指标,第一产业总产值占比、设施农业情况等31个二级指标来衡量。
3.控制变量
参考张岳和周应恒
[28]、张林和温涛
[29]、崔建军和赵丹玉
[30]的研究,将地方财政税收收入(
K1)、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
K2)、人均粮食产量(
K3)、农业用水总量(
K4)、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K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
K6)作为控制变量。
(三)分析方法
1.熵权法。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指标权重取决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为因素和主观评价性,变异程度越大,权重越大,反映了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在已确定评价指标数量和性质的基础上,本文运用熵权法求得各指标权重,从而测度农村产业发展水平。
2.线性回归模型。把农村产业发展纳入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构建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表示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表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表示控制变量,为随机干扰项,表示模型截距项。
三、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一)指标权重
基于熵权法,可以计算出乡村产业发展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
由
表1可以看出,排名前五的二级指标分别是淘宝村数量、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水土保持及生态项目本年完成投资、保护性耕作情况、农村用电量,权重分别是12.11%、6.35%、5.64%、5.54%、5.24%。从总体上来看,权重最大的五个二级指标中,有三个都属于一级指标功能拓展,另外两个属于一级指标技术渗透,这说明在乡村产业发展指标体系中,与其他三个一级指标相比,功能拓展和技术渗透的相对重要性更大。
另外,淘宝村数量作为权重最大的二级指标,在数值上与其他指标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解释为,在“互联网+”模式下,淘宝村直观地反映了农村经济的成功转型,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就业创业、推动农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淘宝村网商企业化发展促使淘宝村的多元化逐步显现,通过鼓励农旅融合和创业创新融合发展,农村旅游电商、B2B模式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实现了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进而对乡村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二)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1.2011年各地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从总体上看,2011年各地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得分差距较大,其中最高的是北京市,得分为0.307;最低的是贵州省,得分为0.067。北京市的得分约为贵州省的4.6倍,两地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悬殊(见
表2)。
具体分析来看,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辽宁省。北京市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307。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北京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江苏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278。江苏省发布的《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制定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被称为“指导南京‘十二五’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十二五”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发展战略和实现路径,为未来5年南京的发展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蓝图,也为江苏省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山东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277。浙江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271。辽宁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228。总结来说,得分前五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
排名后五的省份分别是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可以看出,排名后五名的省份均属于西部地区,对比排名前五的省份来看,东、西部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可见,地域因素对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2.2021年各地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从总体上看,2021年各地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江苏省,得分为0.635;最低的仍然是贵州省,得分为0.161。但普遍来说,相同省份的得分较2011年有所提升,这说明我国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在十年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升(见
表2)。
具体分析来看,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河北省。江苏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635。2021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的通知发布,这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政府保障。山东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629。广东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561。浙江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523。河北省属于东部地区,得分为0.429。与2011年相比,得分仍在前五的省份有江苏省、山东省和浙江省,而取代北京市和辽宁省,新的跻身前五的省份是广东省和河北省。
排名后五的是海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贵州省。与2011年相比,这五个省份依然都属于西部地区,但不同的是海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取代重庆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为新的排名后五的省份。
另外,以江苏省为例,可以看出,江苏省2011年的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得分为0.278,2021年的得分为0.635,增长超过了128%,涨幅极大,这说明江苏省的乡村产业发展在2011至2021年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省在2011年得分为0.228,得分位于前五,但到了2021年时,得分为0.245,只增长了7.1%,这与江苏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2011至2021年东、中、西部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由
表3可以看出,从2011年到2021年,东、中、西部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均基本呈现增长趋势。2017年至2018年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呈轻微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2018年上半年,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受灾面积1241.4千公顷,其中绝收69.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96.7亿元,这对农业进而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二是开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对农产品进出口影响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村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三农”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和共线性检验
乡村产业发展在0.01级别与农民增收、共同富裕相关,初步验证假设H1、H2成立。此外,控制变量均与商户信贷违约在至少0.05级别相关,说明控制变量选取合理(见
表4)。
为保证估计结果无偏和可靠,本文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见
表5)。文中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均小于10,说明数据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估计分析。
(二)基准回归结果
从
表6结果可以看出,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共同富裕显著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599和0.445,假说H1和H2均在1%置信水平上成立。其一,乡村产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结果可以解释为,乡村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收入情况;其二,乡村产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结果可以解释为,大力促进乡村振兴,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加快发展农村产业,增加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分别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共同富裕的关联性进行考察。从
表7可以看出,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达到显著水平,中部地区的农民增收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究其原因,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在落实中央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任务中,中部各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重点、顾全局,打基础、谋长远,全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农业产业化正在中部地区扎实推进,为该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带来了机遇。从
表7还可以看出,产业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中部地区未达到显著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受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中部地区的收入由于较为平均,导致收入差距相比于东、西部地区较小,致使乡村产业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明显。但我们仍要认识到,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要素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接续力量;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广阔,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薄弱区域。由此,要发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引领带动作用,东部地区既要率先走好“富裕路”,持续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更要努力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并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要深刻地认识到,西部地区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纵深意义,开发利用好西部自身的资源要素禀赋,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四)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与控制年份
进一步,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将年末每百户农村居民移动电话拥有量替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农民增收水平,将城乡居民消费比替换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其二,在模型中加入年份这个变量,以控制时间所带来的差异。由
表8结果可知,再次验证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共同富裕显著相关。
2. 内生性讨论
关于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前文在计量模型估计过程中加入了地方财政税收收入等变量加以控制。进一步,关于互为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借鉴廖正方和王丽
[31]的做法,首先将乡村产业发展滞后一期(
L.X1)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见
表9),其次将乡村产业发展滞后一期(
L.X1)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固定效应的2SLS模型进行回归(见
表10),两种估计结果和前文相比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再次验证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共同富裕显著相关。
五、结论和建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即乡村产业发展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同时,基于地理、区位的不同,按照国家行政区划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探索不同区域乡村产业发展影响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的不同特征。结果如下:(1)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2)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3)乡村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达到显著水平,中部地区的农民增收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4)乡村产业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中部地区未达到显著水平,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大于西部地区。根据所得结论,文章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是政府应全方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乡村产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全面发展。为有效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政府需在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宣传等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增加对乡村产业的补贴和奖励,以激发其发展活力;同时,完善金融服务,创新农业保险和信贷产品,引导更多资本进入乡村产业,降低融资成本,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政府还应加强产业融合政策的宣传,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并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增收。只有全方位的支持,才能让乡村产业真正繁荣起来,推动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开展特色产业。乡村产业的发展应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并注重二三产业的均衡发展。为了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可以鼓励多元化产业的发展,如农副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等。针对不同地区的特色和资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产业。通过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人文特色和市场需求,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高品质农产品,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此外,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带动农民的增收和乡村经济的繁荣。
三是建立多方协同投入机制,实现共建共享共富发展。为了加快乡村产业的振兴步伐,必须革新现有的体制机制,并着力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的联合体,从而有效提升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应激励跨部门协作,以财政对农业的支持资金作为引领,进一步拓展投资和融资的途径,广泛激发社会各界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热情。另外,构建新型农民培训体系也至关重要,应兼顾线上和线下的教育培训方式,全面提升农民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特别要注重培养掌握网络技能的高素质农民,从而增强乡村产业自我发展的动力。这些举措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