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私益和公利：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Homesickness， private benifit， and public interest： the triple logic of returning youth participat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摘要

返乡青年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关键因素。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具有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和价值逻辑。其中，“乡愁”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情感逻辑，返乡青年在城市中所经历的情感缺失由“乡愁”所补足并再造；私益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性逻辑，返乡青年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与其他主体的市场合作，获取丰盈的经济资本，实现个人理性目标；公利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返乡青年经历“乡愁”情感的召唤和个人私利的达成两个阶段后，渴望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觉醒服务于公益的心理，并且通过公利活动策划和实践，力争实现更合理的福利供给和利益分配。以上三个逻辑紧密相连，相互贯通，阐明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动力。在理清三层逻辑的基础上，政府应出台帮扶政策，社会加强心理引导，村社定期召开经验共享联结会，以求最大限度地助推乡村振兴。

Abstract

Returning youth are the backbone and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youth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emotional logic，rational logic，and value logic. Among them，"homesickness" is the emotional logic and the emotional deficiencies experienced by returning youth in cities are supplemented and reconstructed by "homesickness"；private benifits are the rational logic.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s well as market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ntities， returning youth obtain abundant economic capital to achieve personal rational goals；public interest is the value logic. After experiencing two stages：the call of "homesickness" emo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personal benifits，returning youth yearn to take on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ken the mentality of serving public welfare，and strive to achieve more reasonable welfare supply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through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The above three logics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interconnected， elucidating the deep reasons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youth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assistance policies，the society should strengthen social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nd village communities should regularly hold experience sharing and connection meetings to maximize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关键词

返乡青年 / 乡村振兴 / 乡愁 / 私益-公利

Key words

Returning youth / Rural revitalization / Homesickness / Private interest-public interest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人才振兴一直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达成乡村人才兴旺的总体目标，一方面，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人才的自我培育工作，坚持加快培养乡村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促进青年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等文件着重引导大学毕业生、能人、农民工和企业家返乡创新创业，展现了对于人才返乡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与西部支教的毕业生群体回信中写道：“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1］。”乡村振兴是党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以人才重振乡村，但乡村现实状况凸显为本土优秀人才持续外流和总体人才存量不足且素养偏低。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外在有生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帮助。返乡青年是指一些具有城市务工经验的青年农民、读书人和退伍军人等，积累了一定资本返回家乡创新创业，参与乡村振兴^［2］。他们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拥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意识，且怀揣对乡村的深厚情感和认同。毫无疑问，乡村振兴需要返乡青年的奋勉和滋养。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出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研究热潮，研究内容纷繁复杂，从对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原因研究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发展趋势变化出发，析明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现有研究一般基于“推拉理论”，探讨城市“内卷”压力和社会融入难题所产生的推力，分析乡村就业、创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产生的拉力，通过与过去“城拉乡推”的模式对比研究，论析青年返乡并参与乡村振兴的原因和机制^［3⁃5］。二是通过探索经济因素驱动的作用研究返乡青年返乡的深层原因。何慧丽，苏志豪认为返乡青年预感城市经济具有滑坡风险，会布局乡村地区，结合自身知识经验与乡村传统智慧构建个人收益可持续发展^［6］。董怡琳结合对七个乡镇的实地调查研究，指出返乡青年是顺应产业转移趋势，利用务工积累的各种资源，抓住机遇返乡创业^［7］。陈政提出返乡青年预期返乡创业带来的创业收益大于创业成本，受到经济理性的驱动返乡创业^［8］。三是研究不同的社会因素对于促进返乡青年返乡的重要作用。雒珊基于返乡青年的生活逻辑为主要研究取向，探讨了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对于构建返乡青年人生选择标准的重要意义^［9］。王兴周认为返乡青年是在家庭责任刚性的驱动下，被动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10］。

既有研究多以经济学为观察视角，过于注重个人理性在整个过程中的浮现，并且强调不同的外界因素对于返乡青年的推动作用力，着重分析返乡青年形成机制，缺乏对于返乡青年“农村—城市—农村”经历的主体性心理原因的整体性研究和解读，且没能形成顺畅的逻辑结构，忽视了潜藏在返乡青年内心的深层因素。鉴于此，本文聚焦返乡青年这一主体，通过不同理论的支持，对于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原因和不同层次的逻辑进行深入剖析和合理的论证，力求探明返乡青年所以返乡的深层原因，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解释。返乡青年扎根于乡村振兴事业，是有益的社会行动，不仅体现了作为青年个体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责任，还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推动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这种行动在构建美好乡村、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情感是人类刨除各种思虑和考量之后的一种状态，它基于人的主观想法而变动，无关乎理性和德性，但情感本身蕴涵了判断功能，是人类行为抉择的重要指引方向。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可能是一次思乡情感的猛烈迸发，也可能是基于对家乡牵挂之人的思念所引发的“冲动”行为，这种逻辑强调了返乡青年对家乡的情感认同。私益指的是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或关注。私益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贬义词，而是指个体在行为和决策中关注自身利益的趋势。针对返乡青年而言，其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不仅是怀揣着对于家乡发展的良好感知，而且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目标，也即追求丰厚的物质基础，通过合理分析和计算选择出的最符合其目标的手段。个体在追求私益时，往往会运用工具理性的思考方式，考虑不同的手段和策略，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私益驱动下的决策和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在合理地选择最符合个体利益的方式。因此，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也是个人私益的表达和践行逻辑。最后，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还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的逻辑。很多有为青年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义务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且自身具备为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奋斗的高尚价值观念，从而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社会责任。有为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共同利益和公共福祉的关注和追求。他们的行为旨在为家乡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促进整个乡村的繁荣和发展。这种决策强调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体私利，更是一种关注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个体价值观的。这与价值理性的理念相契合，即决策和行为受到个体价值观的引导。

情感、理性和价值三重逻辑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情感—理性—价值”是基于返乡青年主体的心理逻辑路径，三者都依托于主体的心理因素而滋发，只是处于不同的层次。情感是最原始的心理成分，也是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第一重逻辑。在未经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乡愁作为返乡青年内心的浓厚情感对返乡青年的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引导青年达成返乡行为。随着思乡情感的引导和作用，理性的思考逐渐介入，成为青年行为决策的基础，推动返乡青年更加理性地行动。乡愁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是返乡行为的起点，但理性思考在确保行动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经过对乡村和城市的融入难度的评估后，返乡青年开始对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条件、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评估个体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和机遇。这种理性思考为返乡青年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第二重逻辑，帮助他们更明智地选择行动方向来追求个人的利益。返乡青年的行为不仅仅受到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析的影响，还受到他们个体价值观的指导，包括对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关注。在经过情感和理性双重作用的基础上，价值观作为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第三重逻辑，也在引导着返乡青年的行为和选择。情感和理性一般导源于个人的欲望和发展，公共利益则是青年返乡中考虑的集体和社会的层次。部分有为青年具备丰富的物质基础，并且具备深度的家乡情感认同，在此基础之上，个人的公利意识逐渐觉醒，为了践行内心的高尚价值，便选择返回乡村深耕自身事业的同时带动乡村集体的发展，并且投身于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供给的建设之中。情感、理性和价值的三重逻辑在返乡青年心理中相互综合和平衡。这三者的互动是动态的，不同阶段不同逻辑会占据主导地位，但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心理路径。乡愁驱动了行为的起步，理性分析确保了行动的可行性，而价值观引导返乡行为朝着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共同塑造着返乡青年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

本文的材料来源于调研团队对于全国各地区乡镇的调研和田野观察，调研地区包含山东、安徽、广东等地区的村镇。为深入分析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动机，文章主要以山东省C县的调研经验为主，结合相关理论对青年返乡的逻辑进行构建和验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典型调查法。研究团队曾对C县不同乡镇的典型示范村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对乡镇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数个返乡创业青年进行了深度的沟通，获得了大量真实的一手资料。

二、乡愁：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情感召唤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乡村场域迸发出强大的活力以及巨大的拉力。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城拉乡推”到“城乡融合”“城推乡拉”发展的过渡，但在城市务工的青年仍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既脱离原有熟悉的生活生存领域，又难以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生活。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使部分城市务工青年基于对乡村发展形势的良好预判，重返乡村创新创业。从微观层面也即返乡青年主体角度来看，乡愁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心理性诱发因素。

ZW，25岁，本科毕业。ZW女士是一名刚毕业三年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作了两年时间，但是自感在大城市的工作乏味无趣，且生活上难以融入，因此放弃了济南市年薪较高的工作，并返乡应聘，后成为了一家家居生产企业的讲解员。回到家乡后工作后，她觉得生活上很惬意，很多事情不用自己独自面对，有各种亲人和朋友的支持。工资虽然不高，但相比较之下，她更喜欢现在在家中工作的感觉。

（一）情感缺位：返乡青年乡愁需求

ZW的例子反映了乡愁对于青年返乡的重要作用。苏珊·霍拉克（Susan L.Holak）认为乡愁是一种自我相关的情感感受，是对于过去温暖的追忆，是正向的情绪^［11］。乡愁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表现为空间上的一种思乡，时间上的一种怀旧，是一种对“过去”时空的回忆，是记忆生产的过程^［12］。乡愁与社会认同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人的自我概念部分源于他们所属群体的成员身份。在乡愁的产生中，个体对于乡村地区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和认同感，这种情感来源于个体与乡村文化、家族历史以及与乡村生活相关的经历和记忆的联系。对于返乡青年来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开家乡就业，但与家乡的联系和情感纽带始终存在。因此，乡愁内置于返乡青年的心灵深处。当返乡青年内心缺乏足够的情感支持时，乡愁情感就会被唤起。乡愁情感在这一时刻成为情感支持的一种回应，使返乡青年更加意识到家乡在他们内心中的重要地位。

返乡青年在“农村—城市—农村”中的城市阶段是情感缺乏足够支撑的时期。返乡青年为维持生计，远离家乡进城务工，空间的移位和文化的转换使得他们产生一系列的浓厚情感需求。这些情感需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交孤独引发的人际交流情感离散。返乡青年在城市会面临社交缺乏的情况。由于离开家乡，他们需要面临新的社交环境和陌生的人际关系，缺乏熟悉的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这种社交孤立会导致人际情感上的缺位感。二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尊严情感缺失。城市生活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工作压力和竞争环境。返乡青年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要求，造成自身工作压力陡然增加。工作压力中的高度竞争、评估压力、高负荷工作和时间压力等等方面，都会使得返乡青年丢失自信，严重损害他们的尊严情感。三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城市认同情感淡化。不同地区往往存在不同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当返乡青年作为个体进入新的城市文化环境时，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与自身价值观相异的情况，也会面临来自群体或其他成员的文化歧视和冲突。这种文化差异和冲突使返乡青年缺乏对于城市真正归属感，他们会感到自己是局外人，难以融入主流城市生活。这种归属感的缺失也导致返乡青年个体缺乏城市认同情感。

（二）情感补给：返乡青年乡愁寻觅

积极心理学家理查德·瑞恩（Richard M. Ryan）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人类有三种心理需求；能力、归属感和自主性，归属感是指个体渴求与特定环境和群体发生联系，寻求认同，从而构建自身的安全感^［13］。当返乡青年在城市生活中经历情感缺失、文化冲突或归属感缺乏时，他们会更加强烈地渴望回到家乡，寻找与家庭和乡土文化的联系。家庭在返乡青年的情感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生活的巨大工作压力、相异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交关系的匮乏让返乡青年感到家庭纽带的缺失，使得他们渴求故乡的家庭支持，更需要寻觅乡愁补足自身情感缺失。

情感补给通过外部环境或内部活动来满足情感需求、增强情感体验，并促进情感的积极发展和调节。为了保证自身情感完整和情绪正常，抑制情感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返乡青年遵从内心中“乡愁”的召唤，从城市返回乡村，寻觅乡土文化的情感支持，通过各类活动和交流补给情感缺失。第一，返乡青年与家乡再度联结，寻回乡情。家乡是所特有的地域环境、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乡村社会等元素的综合体。对于返乡青年来说，乡土是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场景，是乡愁情感的根源和承载点，是返乡青年寄托乡愁的空间场域。乡土存放了返乡青年美好的情感回忆，承载了返乡青年的文化底蕴。通过重返乡土，返乡青年取得乡土文化的情感支持，寻回情感补足的源泉。第二，返乡青年与家庭深度互动，补足家情。家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它不仅提供物理的舒适，也是生存所必须^［14］。返乡青年久居于城市，在空间位置上远离家庭，情感上难以感受家庭的温暖。家人是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他们可以给予返乡青年情感上的安慰、支持和理解。感受和关切是补足家情缺失的关键，返乡青年重返家乡与家庭相聚，坦诚交流，倾听彼此的想法。此外，返乡青年积极参与家庭活动，与家人共度时光，弥补缺失的家庭经历，与家庭进行高度互动，补足自身家情的缺失。第三，返乡青年与友邻共度时艰，营造朋情。人们通过与他人的接触来减少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和误解，并增进相互之间的亲近感。返乡青年的家乡具备自身更为熟悉的朋友和邻居，熟悉的朋友和邻居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互动，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距离，建立起更加亲密和信任的人际关系。且与熟悉的朋友和邻居进行交流，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亲近感，返乡青年可能更容易感到自信和满意，从而主动参与交流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情感再造：返乡青年乡愁重构

情感再造过程探讨了个体如何通过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来应对不同情境和体验。情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认知和行为的调整而改变。返乡青年期待的“乡愁”并未所能完全实现，需要对自身感知意象的“乡愁”进行重构。返乡青年应首先对认知重构，返乡青年需要探索自身的需求，依据现实实践状况，反思自身的动机，明确自身返乡的意义和价值，审视对于家乡的观感，重新定义自身对于“乡愁”的认知，不仅是对过去时空的怀念和自我诉求的实现，也是对于返乡建设的坚持和包容。此外，返乡青年需要调节行为，逐步构建积极的乡愁情感，获得家乡的认同。返乡青年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家乡的社会活动，与当地居民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结，改变村民对自身“熟悉外来人”^［15］的形象认知，找寻建设家乡的幸福感，并为自身成长提供更多机遇。

返乡青年遵从内心“乡愁”情感召唤，从城市返回乡村进行生产活动，在他们回归家乡的过程中面临生活方式的转变、身份转变的割裂感以及“难以建功”的焦虑感等种种情感困扰。返乡青年从注重效率和利益的城市返回以人情为链接的乡土社会，经历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需要适应农村的生活环境、工作方式和社会关系。此外，人在社会活动中会逐渐形成个体的身份意识，并寻求对自己所属身份的确认，最终产生身份的认同^［15］。返乡青年在城市中塑造的打工者身份在农村生活中不再适用。对比乡村的生产者而言，返乡青年认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受教育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历，理应成为乡村生产中的“引领者”，他们具有带领村民共同进步的责任感和决心。但是从城市的“务工者”转变成乡村“引领者”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中间面临着种种困难。因此，返乡青年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易产生身份的割裂感。在身份转变和身份认同出现问题后，返乡青年返回家乡“建功立业”的初心受阻，反而在面对乡村居民的不信任中产生心理焦虑感，进一步怀疑自身，产生对于在家乡开展生产活动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和被社会认可的担忧。这些问题要求返乡青年重塑自身“乡愁”，协调好自身理想信念与具体实践的关系，构建关于“乡愁”的再认知，也即返乡青年自身情感再造过程。

三、私益：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工具理性

私益代表对个人自身利益的追求。马克思认为人是理性行动者，而个体的行为也往往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除了遵从“乡愁”的情感召唤之外，返乡青年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和追求，结合自身创业冲动和自我实现诉求，也会选择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在具备高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返乡青年借助乡村的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网络，获取经济资本。这种利益权衡，体现出返乡青年为达成最大经济效益而形成的工具理性思维。

LY，27岁，2019年本科毕业。LY曾在本科毕业所在城市干过一年白领，但是枯燥的上班生活让喜欢挑战事务和爱好创业的他身心俱疲。在综合考察家乡农村的产业生态和创业前景后，他决定返乡创业。在创业前期，他所投入的只是十万元的启动资金，购买了一些服装生产设备，改造了父亲在村里建造的一处养殖场作为生产厂房。在2023年我们对其进行访谈时，他的年销售额已经接近千万。目前已经在各个网络销售平台设立了直营店铺，并且与当地的企业形成了稳固合作。

（一）关系联结：返乡青年私益累积

LY作为青年人才，掌握着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具备人力资本的优势，返乡后与社会资本成功联结，成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乡村治理的主力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开发是返乡青年私益积累的基础。返乡青年的私益积累源于他们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通过自身高质人力资本与社会建立的社会资本网络。在城市务工时，返乡青年获得了先进的工作技能和管理经验，从而在新兴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良好的技能水平。随着他们回到家乡，将自身优质的人力资本作为联结的基础，通过与乡村社交网络的深入互动，获得了居民的认同，并获得了突出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是推动返乡青年私益积累的重要动力。返乡青年将在城市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与乡村社会进行有机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价值。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状况，他认为这些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和经济能力^［16］。人力资本三大功能之一是积累，个体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培训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返乡青年经历过长期正规教育培养，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其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教育和公司培训等经历逐渐丰富自身能力，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返乡青年具备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为他们提供了更全面的商业视野和战略思维，促使他们追求效益更大的目标——自主创业。而农村潜在的政策支持和广阔的才华施展空间，协同城市的“挤出效应”，两者共同作用吸引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因此，返乡青年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其返乡创业的基础，也是推动返乡青年创新创业提质升级的关键。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资本随笔》中提出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社会关系和网络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这些资源和优势可以用于获得利益、实现目标以及在社会中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社会资本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之分，异质性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和深度的互动，与个体达成深度融合较为困难，同质性资本指与个体具有相似背景、经历和特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更易形成情感支持、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的优势。返乡青年城市“务工”中经历不同程度的情感缺失，与外界关系的构建和维护存在本质性难题，易出现与异质性社会资本缺乏深度联结的现象。根据理性选择主义，返乡青年为了实现个人私益的效益最大化，提升与社会资本联结的效率，会选择返乡创业，增加与同质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机会，力争实现优质关系联结，提升社会资本积累的效率和速率。

（二）市场合作：返乡青年私益拓展

在积累了丰富的技能知识和工作经验后，返乡青年拥有了充足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为他们返乡创业奠定了基础。在追逐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返乡青年会展开各类逐利行为，以期获得经济资本的存续。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和合作可以促使人们在生产中获得更高的效率和产出^［17］。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当个人或组织认为合作的好处大于成本时，他们就会形成合作关系，合作的动力是对互惠、信任和长期互利的期望。返乡青年意识到个人力量的有限性，为了实现高效的利益拓展，在乡村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将逐渐与不同主体展开合作和交换，以实现更高效率的产出。返乡青年可以与当地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扩大生产规模；可以与村社合作，共同开发特色农业项目，发展农村产业；可以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合作，通过合作融资，共同承担风险，解决资金需求。

在确立合作关系之后，需要确保各方权责匹配，建立利益共同体，实行稳定的耦合运行机制，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提供持续动力。利益共同体是比较稳定的组织形态^［18］，有利于激发合作者的能动性。返乡青年在与合作伙伴合作过程中，应建立共同的愿景，构建以特定规则为基础，以共同价值为目标，以管理效率为原则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行为准则，它定义了人们在特定情境和社会中应该如何行事。规则通过对行为的期望和约束，促使合作伙伴在利益共同体中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规则是构建共同体必备的脉络，没有规则的制约，返乡青年与其他合作者的利益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此外，应构建稳定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是指基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复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促进、维持、协调、制约等功能^［19］。运行机制的构建需要以资源的最优利用为前提，以保证透明公开为基础，鼓励各方广泛参与。在上述的基础上，返乡青年和合作伙伴共同确定愿景，以共同的价值共识为目标，以一定的规训为遵循，共享资源、专业知识和经验，各方在合作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职责，确保运行机制的可持续性。

（三）资本拓展：返乡青年私益达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资本的形式》中指出，经济资本是指个人和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料，如金钱、资产、财产和收入，它代表了人们可以用来实现目标和影响各个社会领域的他人的金融财富，同时涵括战略性地调动和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20］。经济资本是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形态，可以轻易地在代际之间转移。经济资本的种种属性决定了纯粹理性层面上返乡青年的追求取向。返乡青年渴求经济资本，以期达成在工具理性指引之下的个人私益目标的最大实现。

因此，经济资本的获取和丰盈无疑代表着返乡青年私益的达成。第一，经济资本的获取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缓释心理压力。返乡青年在获取丰富的经济资本后，逐步减少对外界的依赖，不必受制于他人的援助，从而在经济上更加独立自主。经济独立有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缓解负面心理状态，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第二，充裕的经济资本助力返乡青年的个人目标完成，促使“理想”盛放。经济资本的获取和丰富首先会提高返乡青年的生活质量。他们先将资本用于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生活水平。在达成基础的物质生活需求后，返乡青年作为不同的社会个体，具备不同的目标和取向。经济资本的获取可为实现个人目标取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具体在创业维度而言，经济资本是创业和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雄厚的经济资本助力返乡青年获得社会地位，赢得家乡认可。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资本往往与社会地位的高低紧密相连。通过获取充足的经济资本，返乡青年可以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赢得更多的尊重。此外，返乡青年个人经济资本的丰盈会对家乡的发展带来重要的积极影响，不同的创新创业活动会带动家乡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四、公利：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

公利是指为了社会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无私、非营利性的活动或事业。它强调个人或组织为了造福社会和他人，而不是为了个人私益而行动。个人并非是纯粹理性的机械利益追求者，在物质利益的追求之外往往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在攫取充足的个人私益后，返乡青年根据自身的情感取向会趋向于承担某些社会责任。“乡愁”是内化于返乡青年心灵的情感取向，返乡青年通常具有对家乡和社会的责任感，参与和组织公利活动便是一种回馈社会、回馈家乡的方式。

RQS，45岁，之前一直江苏地区从事演出服的生产和销售工作，因为在较为发达的地区生活，较早接触到电商产业，于是便在家乡尝试进行网上销售演出服，不到一年便打开了销路。在村里流传着“RQS开网店赚到了钱”的消息后，RQS没有只顾追求个人利益，反而毫不吝啬教授村民各种网店销售技巧，在自身富起来的同时，带动了同村的电商产业发展，推动该村成为“中国淘宝村”，并当选该村的村委会主任至今。

（一）集体认同：返乡青年公利觉醒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 （Herbert C.Kelmen）认为认同是个人想要与群体建立满意关系而接受其影响所产生的行为^［21］。从集体角度来看，认同是个人借以与重要群体（共同体）建立紧密联系的进程，认同既关涉自我认可，也关涉互动中他者对自我的认可^［22］。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提出社会认同理论，其认为人们在社会中通过将自己归类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如国家、种族、宗教、性别、职业等），形成对这些群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得个体与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联系，从而塑造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和行为。返乡青年返回家乡后，在创新创业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对家乡的强烈归属感，毋庸置疑地将自己视为家乡一员。对于家乡的认同塑造了返乡青年的情感取向，也丰富了其所追求的社会价值，也即为家乡的振兴奉献自身力量的社会责任。在这种社会责任的驱动下，返乡青年逐渐觉醒公利意识，并积极参与公利活动。

返乡青年公利意识觉醒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强化村社的凝聚力。当返乡青年经历公利觉醒后，他们会对家乡产生更强烈的情感认同，会促使返乡青年意识到自己身负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激发了返乡青年的参与度，使他们更加主动的融入家乡的建设事务中，更加深入的投入社区的共建工作中。公利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团队合作和社区参与。为开展公利活动，返乡青年会与其他居民展开合作，共同解决家乡所面临的难题，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家乡的凝聚力。第二，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返乡青年在公利意识觉醒中培养了自身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会促使返乡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更注重文明礼仪，关爱乡村及公共设施，成为文明乡村的践行者。此外，返乡青年会在参与公利活动过程中展现积极向上和乐于奉献的精神面貌，传递崇高的精神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正向能量的传播，激励更多的居民投身于公利活动，形成了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文化氛围，增强了乡村的文化底蕴，构建文明乡村建设的良性循环。第三，增强乡村建设集体行动能力。返乡青年的公益意识觉醒使得他们能够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将个人追求与乡村整体发展相协调，并且推动他们积极参与美好乡村建设，创造更具有吸引力的乡村环境。返乡青年参与的公利活动涉及乡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深入了解家乡的实际情况，并且根据乡村发展状况，综合考虑不同因素的平衡和权重，为乡村的发展提出可持续性方案。

（二）福利供给：返乡青年公利践行

返乡青年公利践行是指返乡青年主动发起并组织参与各种公利活动，以回馈家乡社区、推动乡村振兴为目标的行动计划。福利供给是返乡青年进行公利践行活动中的底色，其主要目的是为家乡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从而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目前乡村地区福利供给的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家—乡村的福利供给路径，即国家为乡村福利供给的责任主体，由国家统一承担乡村的福利设施建设，完善福利供给体系，提供可及性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一路径考验政府制度的承载能力。另一种是市场—乡村的福利供给路径，这一路径中更为灵活的市场为乡村福利供给的责任方，承担了多样化的福利供给需求，但基于市场逐利的理性，福利供给的供需关系易于失衡。上述两种模式很难兼顾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23］。返乡青年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社会主体，其公利践行活动中满怀对于家乡发展的责任感，也具备一定的调动社会资源能力，乐于承担多元化的乡村福利供给需求，且易引发各主体的模仿行为，形成互助性社会—乡村福利供给路径和体系，是更符合乡村实际的有效路径。

返乡青年践行公利活动承担乡村福利供给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秉持社会正义原则，聚焦弱势群体。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中提出照顾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差别原则，也即“最大最小规则”，他强调的是社会福利的高低应以社会上境况最差的那个人的效用作为衡量标准，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政策应致力于努力实现最小效用的最大化^［24］。返乡青年在策划公利活动进行实践时，应秉持罗尔斯的福利供给原则，聚焦乡村弱势群体的福利受惠程度，拔高乡村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第二，保障基础服务体系，兼顾心理需求。社会心理服务是一种新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普惠性等特征。构建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助于缩小城乡、人群之间相关资源配置与服务能力的差异，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有助于维护农村人口的福祉与利益，凸显社会公平^［25］。返乡青年公利践行具有全面性，不仅应包括物质层面意义上的服务供给，也应包含心理方向上的深层服务。因此，返乡青年公利践行应将乡村居民心理需求纳入考虑范围。第三，考虑实际状况，制定合理规划。合理的规划需要具备长远的眼光。返乡青年公利践行时需考虑乡村发展的长远方向。之后，返乡青年需要深入乡村调研，通过制定明晰的需求清单和收集基础数据，确定需要提供服务的公利领域。返乡青年需要与相关机构、志愿者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整合社会资源，针对不同的需求和自身专业背景，推动具备高度针对性的项目落地生根，从而保障策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利益分配：返乡青年公利兑现

公利兑现是返乡青年将公利计划付诸实际行动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公利兑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资源、机会和权益的分配，这些利益的分配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返乡青年公利兑现的最终成效。利益缘起于人们的需要。需要是人类展开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26］。利益需要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利益分配也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得以施行。利益分配是指在社会、组织或个体之间分配资源、权利、机会等各种利益的过程，利益分配涵盖利益确定、利益分配和利益再分配等环节，且需确保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合理的利益分配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采用一定的原则、标准和制度等分配各种利益的过程，利益分配的不合理会导致利益的集中，产生弱势群体的权益受损现象。此外，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联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27］。因此，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不仅牵涉到资源的公正分配，更关系到返乡青年的投入效果、公利事业的凝聚力及可持续发展。

公利兑现中构建以合理的制度和原则为基石的架构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架构应当以确保在公利活动中所涌现的多样化利益得到合理而公正的分配为核心目标。返乡青年投身公利事业既是他们对家乡情感的延续，也是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响应。因此，为了确保公利实践的最终效果能够真正造福家乡社区和更广泛的受益人群，必须建立明确的制度和原则，以合理分配公利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塑造利益分配共识是基础遵循。共识是达成合作和返乡青年公利实践得以持续进行的基础。利益分配共识可以减少利益冲突和分歧，促进各方的合作和团结。利益分配共识的塑造需要尊重不同主体的“话语表达”^［18］，确保公利实践群体内的诉求渠道完整性，具体方法可以采用代表辩论和建设性调适，可以汇聚认知、观念和行为，是驱动利益分配共识达成的 “双轮”^［28］。在达成利益分配共识的基础之上，需要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机制，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保障乡村公利分配的合理和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确保乡村公益分配公正的核心。其合理性在于根据贡献、需求和责任承担等因素，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利益分配方案。再分配是指在原始分配基础上，通过调动资源更好地满足乡村公益的需求。此外，乡村公益分配涉及多方的利益诉求，需要一种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来解决潜在的冲突，包括建立参与式的决策机制和“村庄精英协调机制”^［29］。为更有效的保障乡村公益分配的公正，需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阻止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五、结语

乡村建设人才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是乡村产业发展和整体发展桎梏。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求汇聚高质量的青年人才。为更好助推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有效调动各方主体能动性，吸引外出人才回流。

第一，政府应该出台帮扶政策，完善公共服务。政府在促使青年返乡，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关键角色。为了增强乡村拉力，乡镇政府应制定利于青年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这包括推动各类资源要素的下沉，促进城乡之间的精准对接与融合，以营造有利于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氛围，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具体而言，乡镇可以制定激励政策，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创新创业。此外，乡镇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相关创业产业配套设施和服务。

第二，社会需要加强心理引导，促使人才回流。青年返乡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和动机。其中，那些自发参与乡村振兴的青年通常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同时还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主观能动性^［30］。因此，社会应当加强对返乡青年的心理引导，积极弘扬相关的社会价值观念，以“乡愁”为情感诱因，吸引青年返乡，从而实现高质量人才的返乡回流。在引导青年回乡的过程中，情感因素尤为重要。整个社会应强调家乡情感的联结，突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让返乡青年深刻认识自身参与的价值。

第三，村社进行经验分享，提供实践指导。随着乡村社会和经济迅猛发展，乡村的话语表达和事件推动经历了与时间有所不同。青年返乡会经历个体的乡村再融入难题，需要重塑自身对于乡村场域的认知，学习先行者的优秀经验。鉴于此，村社作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并创新创业的践行场域，需要摸清返乡青年实际需求，定期召开经验分享联结会，化解青年返乡创新创业的困境，提供有效的实践指导。通过对于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研究，可以更深入的探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影响和作用机制，更全面的了解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背后机制和深层原因，更加明确政府、社会和村社的实践路径，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取得更好的成效。

另外需要探讨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多为处于较发达地区的乡村，乡村的发展一般远超于正常水平，这种乡村的非常规发展对青年返乡的推动作用应需要进行深刻的讨论。就一般情况而言，平常农村经济机会比较稀薄，作为返乡主体之一的青年，城市融入有一定难度，但对乡村社会本身认同可能也已经较弱，青年返乡创业就业失败可能较大。事实上，发达地区的乡村产业的超前发展初始也都离不开青年人才的重要作用，也侧面表现出青年返乡对乡村振兴所带来的推动作用，我们仍需对青年返乡的逻辑进行深度的论析，从而整体而全面推动各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返乡青年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这些地区现实中具备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和丰富经验。另外，公利逻辑的践行和生产有赖于部分有为青年美好的价值观和崇高的德行，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逻辑的确存在于部分青年返乡的进程中，是在具备良好物质基础和浓厚的乡愁情感逻辑之下生成的第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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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研究”(20CSH039)

2022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课题攻关项目“城乡文明互鉴视域下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22CX103)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会学习研究院 2023年科研课题“类型学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与支持政策研究”(ZCXY202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