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its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economic considerations or emotional considerations

摘要

代际支持是现阶段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鼓励生育背景下，通过构建“能力-环境-意愿”框架，探讨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其中经济账起主要作用，情感账以经济账的作用为前提；第二，在经济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能力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和节约教育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情感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环境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强化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来提升生育意愿。上述发现为代际支持提升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families at this stag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ate's encouragement of childbearing，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ability-environment-willingness" framework.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an promote an increase in fertility intentions， with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playing a primary role， and emotional considerations premised o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Secondly， within th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rimarily enhances fertility intentions through a capacity-driven mechanism， that is， reducing child-rearing costs， increasing core family income， and saving on education costs. Thirdly， within the emotional consider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romotes fertility intentions through an environment-driven mechanism， namely， strengthening family-oriented fertility motives and shaping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fertility. Therefor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enhance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nhances fertility intention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代际支持 / 生育意愿 / 民族地区 / 脱贫家庭 / 经济账 / 情感账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 Fertility intentions / Ethnic minority areas / Famil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 Emotional considerations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反复强调优化生育政策以鼓励生育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1，远低于生育率1.5的警戒线。激发意愿是鼓励生育的“良方”，探讨如何提升生育意愿成为热议的重点话题。过去几年，我国尝试调整优化生育政策，试图激发生育意愿，以缓解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现象^［1］，但放宽生育政策、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2⁃3］。现实中，“生不起”“养不起”“无人养”“养不好”等是当代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常见因素，代际支持、隔代抚育等成为普遍现象，那么代际支持是否有助于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从而提升生育意愿，该问题在当前背景下值得深入探讨。

生育意愿是个人或家庭评估各种信息和条件后形成的生育愿望^［4］，是生育行为的预判指标^［5⁃6］，它既受到经济^［7⁃9］、社会^{［10⁃11］}、文化^［12］和政治^{［13⁃16］}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生育家庭和主体的生育年龄^［17］、生育偏好^{［18⁃19］}、就业^{［20⁃21］}、婚姻状况^［22］、代际支持^{［23⁃24］}等微观因素的影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新一代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观念及期望正在发生转变。根据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群众生育意愿低的前两个原因为“经济负担重”“没人带孩子”，占比分别为75.1%、51.3%^［25］。过去，民族地区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民族地区人口的发展也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大量脱贫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对于美好生活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工作与生活时间的再分配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养育的潜在成本增加。同时，伴随社会接入与信息获取程度的加深，在现代化思潮的熏陶下，家庭传统伦理观受到冲击。传统的生育观念转变与生育成本提高，可能导致这部分群体的生育意愿降低，而由父辈向子辈提供代际支持可能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

代际支持的内涵包括照料支持、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理论上，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在脱贫后，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和照料压力可能增加其“不想生”“不敢生”的顾虑。一方面，代际支持有助于增加子辈家庭收入，从而分散子辈的经济压力^［27］，成为一笔提振脱贫家庭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经济账”。另一方面，代际支持还可能通过情感因素（动机、态度等）引起生育意愿的变动。父辈将传统生育观念、孝亲观念传递给生育主体，增强生育主体的生育信心和生育积极性，即为代际支持增强生育意愿的“情感账”。尽管上述情感因素的变化能够引起生育意愿的变化。但并非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8］。那么，在民族地区同时具有传统生育观浓厚和经济弱势特征的脱贫家庭中，代际支持将会使得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生育意愿如何变化呢？变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经济账中的经济因素和情感账中的情感因素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对相关政策有何启示？以下将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边际贡献在：第一，聚焦民族地区特征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机制，丰富了代际支持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在以往研究从单一角度讨论生育意愿机制的基础上，尝试从经济账和情感账两个角度上分别探讨代际支持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并比较了两种机制间的效果差异；第三，从探讨民族地区脱贫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角度，为民族地区人口红利的发挥提供了一种思路。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生育率的提升不仅能够为民族地区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还能增加脱贫家庭发展韧性，而提高生育意愿是生育率提升的关键。生育意愿受到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因素上，女性职业参与率影响生育意愿。一方面，伴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女性个人职业发展与家庭育儿的矛盾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女性经济地位和收入的提高会显著地影响家庭生育决策。主要原因是，女性职业参与率越高，育儿给女性带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最终导致育儿数量的减少^［29］。在经济因素上，子女抚养成本^［30］、住房及购房成本增加^{［31⁃32］}也会导致育龄夫妇生育压力增加，进而降低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33⁃35］}。在文化因素上，生育观念具有代际传递性^{［36⁃37］}，这也就解释了当前以“多子多福”为代表的传统生育观念逐渐弱化导致的内生性低生育现象^{［38⁃39］}。近些年来，社会各界致力于寻找提振生育意愿的“秘方”。代际支持因具有配置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和文化传递的作用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一方面，代际支持能有效分担生育主体照料责任，减轻育龄夫妇面临的经济压力^{［40⁃41］}。同时，获得代际支持的家庭还能够实现家庭成员劳动力收益的最大化，增强家庭的抚育能力。另一方面，在提供代际支持的过程中，父辈可能将传统的生育观念、孝亲观念传递给生育主体，进而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可见，代际支持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渠道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从经济层面和情感层面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因此，讨论“经济账”和“情感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效果的差异，可能更适合解释当前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为此，以下试图构建“能力-环境-意愿”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呈现出生育意愿提升的效果以及动力机制。

（二）分析框架

提高生育意愿、促进生育率回升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知，代际支持在解释生育相关问题时拥有强大的解释力。为此，将尝试构建一个“能力-环境-意愿”分析框架图（见图1）来探索代际支持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在我国生育率低迷的背景下，生育意愿提升是生育率回升的关键，但生育意愿提升面临着生育成本高、传统生育文化式微难以发挥预期的激励作用等生育困境。而民族地区具有经济欠发达^［42］、托育服务不完善、家庭养老为主^［43］和传统生育观浓厚的特征，脱贫家庭具有经济弱势^［44］、思想观念保守的特征。理论上，父辈提供代际支持，可以减少子辈的养育压力，主要包括托育费用的减少即降低抚育成本、适龄儿童入学费用的节约即节约教育成本。同时还能释放家庭年轻劳动力进而增加收入。在经济账中，代际支持可以改变抚育成本与教育成本，使得其可能成为提升脱贫家庭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情感账中，代际支持可能通过情感因素（动机、态度等）引起生育意愿的变动。民族地区传统生育观念保存较为完整，育龄人群长期受到父辈生育观念的影响，会强化“家庭导向”的生育动机，这一“家庭导向”可以理解为育龄人群在思考生育子女的原因或价值时，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家庭欢乐”等关注家庭延续和发展的角度出发阐释。同时父辈的代际支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育龄人群的后顾之忧，并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即家庭能够以积极的态度、乐观的心情期待新生命的到来。上述情感因素的变化有助于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综上，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降低抚育成本、节约教育成本和增加核心家庭收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账”机制和强化“家庭导向”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为主要内容的“情感账”机制，提高了生育能力、优化了生育环境，最终促进生育意愿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为了论证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得了相应的案例材料，并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论证。之所以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是因为案例研究能够对代际支持到底是“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的进行“深描”，有助于展示研究过程中的整体性，案例研究有助于识别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发挥作用的过程。在案例的选择上，为了更好地回答“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研究问题以及探索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包含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照料支持和代际精神支持，获得任一种支持即视为获得代际支持，含义同下）与生育意愿（指个人理想的子女数量，含义同下）之间的关系，筛选案例时遵循以下标准：一方面，遵循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原则，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地区脱贫家庭提供代际支持”的代表性案例，在获得代际支持后生育意愿有变化的育龄主体以及完全未获得代际支持的育龄主体；另一方面，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研究案例的资料，包括深度访谈、二手资料、参与式观察所获得的资料。因此，通过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Y村中五个脱贫家庭的案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案例中“影响生育意愿”的因果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相关事实的内在机理。

从2022年1月到2022年6月，尝试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度研究。资料的获取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二手资料研究和参与式观察为辅。收集了关于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影响生育意愿的质化材料，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收集的二手研究资料主要是从互联网上获得的政府报告以及电子文献，为了解生育意愿的现状、抚育成本等提供数据支持。参与式观察所获得的材料主要用于验证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减少深度访谈过程中受访者记忆模糊、话题敏感而隐瞒实际情况所导致的误差问题。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坚持以尊重受访者的主观表述为第一原则，除了研究主题相关内容外未给予其他内容的提示或暗示，以减少研究者主观判断对受访者的误导进而产生偏误。同时还对受访者表述的内容进行追问和讨论，不断丰富研究素材。多种来源的资料互为三角验证^［45］，有助于降低主观访谈的回顾性偏差^［46］，增加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客观性。

通过“能力-环境-意愿”的逻辑来分析“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的动力机制。采用数据编码的方式对五个家庭九位育龄主体的深度访谈内容进行两轮次的编码。其中，主要是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逐层分析，从受访者的原话中解读并归纳出父辈代际支持的表现，构建影响机制渠道，逐渐开展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以及渠道的研究。资料的具体处理过程为：第一次是基于降低抚育成本、节约教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强化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等5个范畴进行编码；第二次编码是将5个范畴归纳为2个范畴，分别是提高生育能力、优化生育环境。所选定的五个家庭依次命名为案例家庭A、B、C、D和E。案例家庭的具体概况详见表1。

四、基于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案例分析

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何以影响生育意愿呢？其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经济账中的经济因素和情感账中的情感因素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图1的分析框架，结合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特征，将探讨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并概括总结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指出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由表2可知，民族地区获得代际支持的生育主体的平均生育意愿较全国平均生育意愿更高。且相较于未获得代际支持的E2，获得代际支持的A、B、C三个家庭中的育龄主体的生育意愿偏高。由此表明，代际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

结合A家庭的案例可知，代际支持中照料支持对于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节约教育成本具有重要作用，以及经济支持能够直接增加核心家庭收入，提高生育能力进而提升生育意愿。而D家庭的案例表明：虽然民族地区传统生育观浓厚，但当育龄主体仅获得精神支持时，代际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已有文献表明经济补贴为主的鼓励措施对于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有限^［47］。但结合家族兴旺、亲属关系和睦的生育动机，如B、C家庭的生育主体在除了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外，还获得了精神支持，B、C家庭的育龄主体的生育意愿高于未获得代际支持的育龄主体，表明当经济因素与精神因素二者同时作用时，才使得代际支持能发挥预期提升生育意愿的作用。换句话说，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能够促进生育意愿提升，其中，经济因素发挥主要作用，情感因素发挥次要作用且以经济因素作用的发挥为前提，单独的情感因素的提升效果微弱。

经过案例原始资料分析和编码结果，发现代际支持能够影响生育意愿，主要有两个动力机制——能力驱动机制和环境驱动机制。

（一）能力驱动机制——提高生育能力能够促进生育意愿提升

生育是家庭的大事，需要负担大量的成本。生育意愿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抚育成本、家庭收入和教育成本等。据文汇报社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的中国人口发展研究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3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有3至6岁儿童的家庭平均每年托育托幼费用为7516元、7311元，分别占家庭平均每年开支的18.03%、17.81%^［48］，这对于很多刚刚脱贫的家庭来说，抚育成本较高且难以承担；同时，民族地区托育体系发展不完善，而聘请保姆的费用较昂贵，且信任原因使得很多脱贫家庭望而却步，故常规的购买托育服务的手段并不能解决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生育孩子的照料困境。

首先，Y村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降低了子辈的抚育成本。一方面，Y村脱贫家庭中父辈给予的物质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子辈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据调查，Y村的幼儿园中2016年后的脱贫户保育费全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抚育成本，但仅招收3岁至6岁年龄段学生。另外，学生到学校的距离约为3公里，无午托无餐饮供应，早中晚都需要家长来回接送，接送任务直接增加了抚育成本，Y村中父辈承担了该项成本。而Y村没有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中心/机构，对于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责任大多由父辈承担。按照农村家庭平均每年托育费用（3岁以下儿童）为5899元的标准计算^［48］，Y村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直接替代了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服务，直接转移了子辈每年将近6千元的抚育成本。如A家庭中，父辈提供代际照料支持有效地缓解了成本约束，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

其次，Y村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节约了子女的教育成本。据了解，A家庭父辈在家照顾小孩日常起居和上下学。据了解，由于没有当地户口，把子女带到广东上学只能就读私立学校，每个学期需要五六千的费用，而在户籍地上学每学期大概需要一千元的费用，还能额外享受相关的教育补贴。此时，代际支持可以有效地减少教育支出，节约教育成本，缓解生育压力。

最后，Y村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增加了核心家庭收入，提高子辈养育子女的能力预期。据了解，A家庭中父辈可以提供全面的儿童照料支持（寒暑假除外），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家庭年轻劳动力，减小了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矛盾，缓解了生育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A1和A2表明正是因为有父辈帮忙在村里照料小孩，才增加了夫妻二人尤其是A1外出务工的机会，且缓解了其外出工作的后顾之忧。目前，A1一个人每个月获取到五千元的经济报酬，得以用于子女日常开销和家庭支出，而A2的压力也因A1参与市场劳作得以减轻，非农就业收入增加，个人和核心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养育子女的能力，使得A1、A2生育意愿较高。而B1、B2则直接获得了父辈的经济支持，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等，提高家庭生育能力，有助于生育意愿提升（详见表3）。

（二）环境驱动机制——优化生育环境可以刺激生育意愿提升

多育是家庭应对未来风险的要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家庭养老仍是民族地区的主要养老方式^［49］。父辈根据经验做了关于生存理性的判断，倾向给予子辈多育的建议，在家庭内部形成友好的生育环境。虽然有研究表明，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逐渐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50-51］。但在民族地区，父辈传统生育观念和家庭责任感的长期影响，能够强化育龄人群“传宗接代”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生育态度也更加积极，具体表现为对子女有着较强的期待。因此，除了成本外，动机、态度等情感因素也会影响生育意愿。例如，在B家庭中，基于“多子多福”的观念，父辈会倾向于给予生育的建议，同时在“福”的影响下以及出于家庭责任的需要，B1和B2对孩子有着较强的期待，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出生育态度积极乐观、生育信心强的特征，并兼有强调“家庭延续与发展”的特点。另外，在C家庭中，父辈向生育主体C1、C2传递传统生育伦理观并给予生育鼓励。具体表现为：代际精神支持将“养儿防老”“儿女双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传达给子辈，增加了C1的家庭责任感和生育积极性，基于“家庭延续与发展”的需要，C1的生育意愿偏高。而C2的生育意愿没有发生变化可能是低力度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无法缓解男性“养家糊口”的压力，又考虑到城镇化背景下家庭和个人对高质量生活品质的追求，代际支持对C2生育意愿的效果不佳（详见表4）。综上，代际支持为多孩生育提供稳定、友好的家庭环境，在长期过程中强化了生育主体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塑造了积极的生育态度，进而提升了生育意愿。

五、结论与建议

提高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新背景下的议题。在此背景下，着重探讨了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动力机制，并通过对民族地区Y村中脱贫家庭的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第一，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可以提升生育意愿，其中，经济账中的经济因素的变化其起主要作用，情感账中的情感因素发挥次要作用但以经济因素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情感因素的单独变化难以引起生育意愿的变化。主要是在生育成本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当出于家庭责任感的生育动机受到昂贵的生育成本限制时，为满足现有子女的资源需求和维持当前的生活质量，育龄主体往往会选择放弃生育，情感因素未能发挥理想效果；而经济支持能直接增加核心家庭收入，代际照料支持亦成为育龄主体规避昂贵生育成本的一种方法，既能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实现“开源”，又能降低生育成本，实现“节流”，进而提升生育能力，发挥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但是当情感因素伴随着经济因素发挥作用时，基于家庭责任感的要求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育龄主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果明显。第二，在经济账中的经济因素里，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能力驱动机制，即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和节约教育成本来提高生育能力，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情感账中的情感因素里，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环境驱动机制，即强化以家庭为导向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来形成友好生育环境进而提升生育意愿。

要提高民族地区脱贫人群生育意愿以及促进生育意愿向生育水平转化，基于以上的结论，尝试给予以下建议。第一，重视父辈在脱贫家庭里生育支持中的作用。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结合国家政策进一步完善隔代照料补贴制度，增强对父辈非市场劳动贡献的认可并给予经济上的补贴，提高代际合作育儿的积极性。第二，在鼓励有条件的家庭积极提供代际支持外，地方政府还大力发展嵌入式托育，支持嵌入式托育机构运行，将托育中心嵌入产业园，为上班的脱贫家庭育龄人群提供就近便利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实现就近托、可负担。家庭内部分工协作与政府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共同降低育儿成本、减少生育对家庭收入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生育能力。第三，在充分发挥代际精神支持对脱贫家庭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和生育态度的正面作用外，有关部门还应开展“代际合作育儿模范家庭”等评选活动，为“模范家庭”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经济奖励。借此助力代际合作育儿友好氛围的形成，有助于提升脱贫家庭中父辈为育龄人群提供友好的生育环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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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时期的小额信贷与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反思、机制分析及路径优化”(720731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数字经济转型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影响、机制与应对策略”(723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