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党组织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中间桥梁，是党执政的坚实基础。2021年4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共同签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政党如何整合社会，如何引领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的路程上的重要课题。基于政党整合社会的行动逻辑，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贯彻由党引领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搭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有益于党引领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探索，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演进，社区作为一种建制性单位，不仅构成了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更是国家政权的基层建设与治理奠基的重要场域。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以计划经济为核心，在基层实现了以全能主义和绝对“管控”为特点的政社合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建立了人民公社、单位制、街居制与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基层治理体系
［2］。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基层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治理始终回应着社会生态的变化，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整体性治理
［3］、技术治理
［4］、柔性治理
［5］以应对新时期基层社区所产生的治理桎梏，强调社区的治理应从治理理念、参与主体扩大等方式入手，以技术治理促进社区发展的內源动力与内向性力量的深入挖掘。由于这些早期的治理实践多以行政吸纳为主要表现形式，导致基层往往高度依附于政府，行政色彩浓厚而“治理度”低，基层党组织在社会转型中被不断边缘化。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社会’这一分析范式中的‘国家’抑或‘社会’，始终有‘党’的存在和‘在场’，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政治保障和社会整合作用
［6］”。
“政党—国家—社会”三元关系分析框架是对传统“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视角的反思与本土化实践，“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建立在西方国家的中心理论上，而中国的治理实践既没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直接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也不像西方国家形成激烈的冲突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通过组织动员构建了国家，作为合法性的权威来源，超越国家与社会充分发挥着整合性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嵌入国家和社会体系之中，引导国家和社会，实现政党、国家、社会三元主体间的平衡，“以政党为中心”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研究的必然路径
［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政党角度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
［7］，构建“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契合了中国政治情境下政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引导实践，是适合中国实践的解释视角
［8］。
从政党整合逻辑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阶段的主要研究层面集中于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生活共同体的构建，从而形成集体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提出要通过“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实现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营造”到“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转变。既有研究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复杂过程，回应了现实社区治理中的治理难题，但是政党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还存在狭小“间隙”，未能实现有机统一。同时，学界研究普遍试图研究出一种普适性的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型进行推广与运用，忽视了现实层面的特殊类型。本研究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从实践上证明基层党组织作为现代政党一端嵌入国家实现基层的行政整合，一端嵌入政党内部强化基层组织的内部整合，一端嵌入社会实现社区社会资源的整合，从而发挥出了党在基层强大的整合力量与领导力量。在把握个案的特殊性的同时，从中归纳出政党逻辑引领治理逻辑的普遍性，总结基层治理的中国经验，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介绍
（一）研究方法
资源型地区由于长期的地质灾害、生态破坏、贫富分化、价值观扭曲和政治生态恶化，存在着严重的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9］。资源型社区长期受到资源的影响，在社区范围内不仅形成了恶劣的生态环境、复杂的利益主体，还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特殊人群，这些问题都给社区的治理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国家与党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源型地区的治理，在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04］1126号），明确提出了“谁引发，谁治理”，明细了相关责任的落实主体，同时开始了对采煤沉陷社区的搬迁治理。但是对旧社区的改造搬迁仅仅是治理的第一步，除去生存环境的恶劣，社区内复杂的利益主体与历史遗留的治理难题将在新的场域内弥存涌现，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治愈资源型社区复杂特殊的“顽疴陈疾”。中国社会虽然由总体性特征转型，但仍与西方市民社会不同，政党整合型治理贯穿于现代社会转型从政社合一到分离的全过程，以期将社会整合成生动耦合的凝聚体
［10］。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1］，这一思路为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提供了优良之策。与此同时，资源型城市社区因与单位制联结，资源企业对社区负有很大的责任，如何在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下盘活现有的社会资源，是资源型社区治理的突破口与一大进路。
山西省D社区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社区，随着原资源企业的倒闭重组与社会的转型发展，社区内形成了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治理交互的复杂困境。D社区在基层党组织整合的基础上，构建了“企社共建1+1”的社区治理模式，不仅整合了社会资源，还盘活了社区内部的熟人资源与道德资源，深入挖掘了社区内源式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一种以自身为代表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基于此，本文试图以D社区为样本，在考察D社区政党整合的实践基础上，充分思考政党是如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尝试回答政党整合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
（二）样本简介
D社区是资源型大省山西省典型的资源型社区，由当地大型国有煤炭集团分属企业的职工与职工家属聚居而成，最初社区就坐落在企业采矿的坑口边，区内住房是年代久远、质量参差不齐的职工宿舍与职工自建房，居住的危险性与治理的复杂性不难想象。随着原资源企业破产、坑口关闭，企业在征求全部职工意见后，决定将废弃的矿场整治，联合政府采煤沉陷治理项目为职工解决住房难的问题。2013年，D社区原来“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彻底改变，搬进了基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小区，占地面积约0.26平方公里，有居民3300余户，10 000余人，辖区内有40个居民楼院，1条商业街，4家驻地单位，社区居民基本都是原企业职工及其家属，还包括少量的商品房与租户。原资源企业破产后，为解决广大职工家庭的生活问题，带领职工去往外地开始二次创业，常年在外职工达到3000人左右，社区内形成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特殊人群三多的“一老一小一特殊”局面，数量超过全社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为了解决社区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特殊人群的公共服务需求，D社区结合“区域党建”的时代环境，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与当前辖区范围内原资源集团下属的后勤公司开展了“企地共建1+1”的党建联建活动，并打造社区品牌“鸿雁社区”，积极为解决居民的生活服务等问题寻求出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三、资源型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情景：基于D社区的样本考察
资源是一个具有广泛解释的名词，广义上分有形与无形资源，而资源型地区则多以狭义的有形资源为解释——某一地区赖以资源的开发为生产和发展的主要方式。本文所指的“资源型城市社区”即是该社区与有形的资源开发生产互为影响，这就包含了两种社区模式。一是“先采矿后社区模式”。由于采矿活动的出现而形成社区，这也是当前大部分资源型社区出现的模式。二是“先社区后采矿模式”。即在采矿活动开始前当地已经有生产生活的聚集地，但是资源的开发活动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改变。D社区即为第一种模式。作为资源型地区的特定产物，无论是哪种模式的资源型城市社区都与资源企业密不可分，其环境、经济、居民生活样态受资源开发的综合影响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经历了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轨，在社区内部留下了鲜明的历史痕迹，同时还存在着现代社会与单位体制的碰撞交融。由于单位制的分崩瓦解，资源型城市社区在政府与资源企业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的权责交互，历史遗留问题与特殊工种造成社区居民特殊人群增多，都导致了治理情景的错综复杂。
（一）环境恶劣与治理格局碎片化
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型社区因资源而生依资源企业而建，社区的位置往往毗邻资源开采区域，以方便职工居民生产生活的衔接。这就造成了居民区往往立于采空区之上，裂痕、塌陷，居住危险，且来往道路灰尘飞扬，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许多居民社区形成年代久远，未经规划，甚至以职工自建房的形式出现，管理混乱。同时，资源型企业由于工作的高危性与体力劳动的劳累性，资源型地区的吸毒人员相较于其他地区数量偏多，矿区打架、吸毒、犯罪数量远高于其他类型社区，造成了治理环境的恶劣。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社会的资源配置依托“单位办社会”的形式，由单位承担职工家属的居住与基础设施配套的职责，同时借由单位实现对社会的高度控制与整合
［12］。单位制解体后，原职工居民从生产生活的复合控件中剥离出来，社区由原来的职工家属回转于单纯的私人生活空间，同时从国家的行政管控体系中分离，转而下沉到社区之中开启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时代。资源型社区从过去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情感归宿的单位庇佑与控制的体系中脱离，单位的整合与管控不复存在，呈现出了城市社区原子形态的异质与疏散特征，从而无法形成治理有序、组织完善的治理共同体。基于对单位的长期依赖的惯性，资源型社区的自治基础非常薄弱，单位制解体行政吸纳在资源的整合与配置方面存在难以掩饰的短板，居委会虽具有自治性质，却疲于应对行政指标任务，将自治束之高台，成为“摆设”。在面对众多的治理事务、公共服务提供与资源整合配置的难题上，政府部门有心无力，社会力量难以进入社区场域，统筹与协调治理失衡。资源型社区呈现出了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的复杂局面，难以真正与治理现代化接轨。
（二）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
资源型社区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单位社区的属性，居民大都由职工和职工家属组成，在单位时期他们习惯于单位资源配置，工资、退休金、住房甚至医疗、教育等等都由原来单位负责。可以说单位社区不仅是共同生活的承载体，更是众多职工居民的情感寄托园地。一部分职工退休后，他们的子女又继续成为企业的职工，他们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无法轻易割断，因此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包括困难家庭中的居民，在生活方面遇到困难时会习惯于寻求“单位”的帮助。而其中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职责已经下沉到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在回应社区居民的生活服务诉求时产生了场域交互，致使居民的需求不能得到迅速、良好的解决。
另外许多资源型社区的住房由单位与政府共同出资建设，以福利房的性质提供给职工，许多诸如水、电、暖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工作都由单位负责。单位制解体后，原住房的产权结构并没有改变，有些社区的配套与管理归属还与企业脱不开关系。有些曾由单位提供的公共服务早已转移到市场中，但是居民的固有思维与习惯还是依赖于国家的管照。社区、物业、企业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场域内，针对同一利益诉求又分有不同责任主体，复杂紊乱的责任主体与关系立场不仅给社区居民造成困扰，更容易在责任主体场域交互的同时造成治理的混乱与缺位，使得社区治理问题更加棘手。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不能理顺、各主体之间无法达成良性的有机统一，会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引发各种矛盾、造成一系列的治理问题。
（三）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
资源型社区基于原资源企业工种的特殊性，在社区内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特殊人群，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也千差万别。资源型企业的职工大都来自农村，他们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矿业活动，许多职工没有受过高程度的教育，再加上工作危险性高、过度劳累，早些年间在资源型地区吸毒、犯罪的人群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社区。社区在承担社区矫正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等等进行防范教育，增加了社区治理的工作负担。其次，在从事危险性高的工作时，部分职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工伤甚至是造成死亡。这就在资源型社区中形成了许多困难家庭，有些家庭担负了照顾残疾人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而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生活需求问题愈加突出，愈加难以解决。
当前，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热切，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愈加强烈，同时还表现出了鲜明的多元性特征。而社区的资源配置在卫生保健、便民利民以及文体娱乐等多重问题中显得“捉襟见肘”，以社区微少的资源来承载庞大社区的需求，造成了社区治理问题的滞留与积攒，复杂治理情景在现实层面得不到舒缓从而导致恶性循环甚至是社区治理的崩坏，难以实现基层社会真正的善治。
四、政党整合的现实实践：D社区打造“企地共建”治理模式
（一）发挥政党整合作用，构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党中央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
［13］。D社区着眼于服务型党建的深化改革，依托“区域党建”的大环境，结合社区自身特点，整合社区与辖区企业的党组织资源，充分发挥两个领域不同主体基层组织的协同作用，在辖区范围内通过基层党组织党的活动开放化、党员教育服务管理一体化、组织作用社会化等措施，积极推动辖区内各党组织的联建共建。全面整合各类党建资源、推进各类党建资源的有效融合，以“区域化党建”整合“单位党建”与“社区党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了社区辖区范围内党建工作的统筹发展，实现了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与基层民主的有机统一。
D社区通过党组织资源的延申与连结，将基层党组织作为媒介沉降治理单元，重新整合治理主体、治理资源，将驻地企业作为治理主体纳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共建、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与联席会议为工作载体，社区与企业开展“十联十共”（党员联管、平安联创、要事联商、家风联倡、文明联建、服务联做、文体联谊、防控联筑、民生联助、三社联动），促进治理资源的有效联动，精准回应居民的治理需求。同时，D社区创新以社区党组织为“首”，社区居民委员会与便民服务大厅为“两翼”，依托网格小组与社会组织的工作格局，构建出完整的“企地共建1+1”的社区治理模式（如
图1所示）。该治理模式在社区政治空间内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不仅将社区中的一大责任主体转为社区治理主体，而且将大量的企业人力与适当比例的财力资源吸纳到社区，居委会、居民、社会组织等社区主体协同，构建“一核多元”的共治体系，开展以提升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这不仅大大减轻了社区的治理负担，同时彻底理顺了社区的治理关系，使社区治理更加科学合理，真正促进了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
D社区企社共建的模式实践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以区域整合为基础，将企业与社区的党员群众全部吸纳进来，党建活动共做，党员联管形成坚实的组织基础。二是以服务为导向、共治为目标，D社区企地共建的实践始终以为居民服务为核心思想，实现区域内的公共服务与资源统筹，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三是以社区精神为引领，D社区根据社区大多家庭两地分居的情况，选取“鸿雁”作为社区标志，认为鸿雁是集“仁、义、礼、智、信”于一体的品格之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形成了奉献、责任、服务、创新、诚信的五种鸿雁精神，以“鸿雁精神”为引领，为社区居民打造温暖的大雁巢；同时，D社区希望每一名党员都能做一只领头雁，以党员带动群众，共同建设美好社区。D社区企地共建的创新实践以其地域性、网络性、多元性、开放性、整合性的特点明显区别于传统体制下的社区党建，它能够从传统体制中剥离出来，摆脱纵向控制的结构局限性，能够将不同系统中的两种或多种主体联系成紧密的有机结合体。能够在区域内形成全覆盖、广吸纳、动态开放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将资源整合，改变松散的组织体系，以区域内党建工作的整合，实现目标、体系、运作一体化的党建共同体，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获得更为广泛的组织基础、执政基础、社会资源与政治资源。
（二）融合党建与社会网络，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
［14］。网格化管理对于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大有裨益。D社区将辖区内的40个居民楼院与一条商业街按照地域位置划分为九个网格，以网格为单位进行资源的分配与服务的下沉，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防止治理资源在社区层面被分解，缓解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商业街个体小商户的加入能够为社区提供新的服务资源。同时，D社区将党支部建立在网格中，既是网格小组又是党小组，网格员与网格内党员对接，在每个网格内形成“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形成一张强大的组织网络，将网格员、居民小组、党员中心户、驻区警务、社会组织、个体商户等多重主体整合吸纳到组织网络中来，将党建网络与社会网络融合，形成多位一体的网格化治理格局，促进居民的多元需求得到全方位的回应。
“一老一少一特殊”三多人群影响了D社区独特的治理格局，为了解决不同人群的需求，D社区通过将党组织网络与社会网络融合，整合辖区内行政资源与个体商户资源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订单式服务”。社区通过微信等技术手段将各方主体“拉进”一个服务平台，居民可以通过平台小程序在网上提交服务需求，再交由社区“分配”到不同主体，各主体分工解决交回社区平台，再将结果反馈到居民手中。比如行动不便的居民可以通过平台，与商户对接实现药品、生活物资上门，甚至理发等生活服务都可以实现上门服务，或者是社保、生活保障业务等办理也可以通过平台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助，这大大方便了社区内的老人与残疾人，满足了他们特殊的生活需求。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党组织网络重构作为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资源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15］，党组织网络通过与社区社会网络相融合，将党组织网络中的社区认同与社会网络中的互惠与信任连接，实现社区网络整体性的转变，由“弱网变强网”增强社区服务的集体行动逻辑，提高社区的组织化与合作化。同时，党组织网络与社会网络互动能够突破社会异质性而导致的原子化与隔膜化，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有效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实现“社区生活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切实转变。
（三）培育多元自治组织，激活社区公共精神
长期依赖于“单位制”与国家行政体制的管控，使得社区失去活力，自治乏力。D社区内，留守的老人、妇女、青少年基数大，他们缺乏对参与自治实践的热情，甚至有些居民囿于守旧思维不愿配合社区的工作。D社区老龄群体数目庞大，老人健身遛弯之余，每每发现生活中的小问题就向社区反映，这在无形之中养成了居民“等、靠、要”的思维惯性，自治难以为继、愈难实现。D社区结合专业社会组织，在社区内成立了鸿雁志愿者协会，以社区“鸿雁”精神为引领，成立了暖雁、银雁、威雁、俏雁、雏雁、洁雁、归雁七支志愿服务队伍。其中，银雁志愿者服务队由30余名平均年龄为64岁的老年人组成，每天在辖区遛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有力维护小区的文明、安全、稳定；俏雁志愿者由社区的文艺爱好者组成，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寓教于乐，让社区居民搬着小板凳，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欣赏戏曲、舞蹈、锣鼓、小花戏、歌曲等各类文艺表演；雏雁志愿者服务队以5周岁以上留守儿童青少年为主体，组织开展环境卫生、爱心帮扶、文艺宣传等志愿活动，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积极创新、勇于实践，不断提升道德品质，共筑希望。这三支志愿服务队伍都由社区内的居民组成，志愿服务队的成立不仅通过各色活动为每一特殊群体送去温暖与服务，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一系列的社区事务中动员社区居民，组织社区居民，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部分居民直接参与、部分居民带动参与，培养广大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激发居民群众的公共精神，以点辐射最终带动全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将社区凝聚成为高度紧密、组织化的生活共同体。
对于一些涉及社区集体利益的公共事务，D社区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社区党组织牵头，企业、社区、居民三方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共同解决。首先由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楼院长、社区党员、志愿服务人员通过家访、热线电话、网格群众等多种途径收集民情民意，建立台账，再由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讨论、确定协商议题，由党组织牵头召开企业、社区、居民代表的三方联席会议，会上由居民代表充分表达居民的集体诉求，社区明确各方责任，分配工作细节。最后，将工作完成的情况与结果通知给社区的全部居民，由居民自主评价满意程度，充分保障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事务中的利益表达，保障居民正当的利益诉求得到回应。在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下，社区各方主体能够凝聚共识，以协同联动为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对公共事务统筹规划，“心往一处聚，劲往一处使”，实现对社区治理事务的科学部署，调动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激发工作活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五、政党整合的实践逻辑：D社区治理模式的内在机理
企地共建社区治理模式是D社区根据实际出发，结合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政党的整合作用，在基层治理模式重构中的一次积极探索。D社区以区域化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作用，在治理结构中将治理单元下沉并将党组织网络嵌入到社会治理网络中，引导居民通过协商共治的方式参与到组织化的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性动力与内源式发展活性。在促进社区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全方位融合推进落实的同时，能够改变社区以往“孤军奋战”的局面，带领社区从“生活共同体”步入“治理共同体”，真正实现全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D社区这一积极探索，不仅为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同时也为基层党组织创新形式与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区域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与再配置
实现党对基层社区的全面整合对基层党组织构建区域化党建格局来说是终极目标与历史使命。从“国家—政党—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来看，政党整合通过实现政党自身内部的整合，国家行政层面的整合，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机整合。现代政党产生的根本逻辑从发生学上解释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现代社会整合的需要
［16］。基层社会区域化党建担负着破解社区社会碎片化与社区共同体重建的现实重担，成为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抉择
［17］。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理论架构中的政党整合，强调政党对社会的主动整合与重塑，打造基于政党权威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18］，从而破解社区社会破碎化、原子化的问题，实现多元分散、利益原子化的个体有机聚合
［19］。D社区在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践中，充分发挥政党整合的实践逻辑，通过组织整合、权力整合、社区利益整合与社区价值整合等多种手段，理顺社区内部多重利益相关体间的关系，形成动态平衡的多元主体参与格局与治理秩序，推进政党整合逻辑与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耦合互动。
1. 组织整合
基层党组织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通过基层党组织引领全局、协调各方是政党整合的基本逻辑。D社区党组织通过与企业党组织共建，将不同体系内的主体化多为一，将分散在两个领域中的力量联结，将零散化的个体重塑凝和为具有共同价值追求与集体认同的有机聚合体，具有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力。一方面通过在社会层面进行组织整合，资源共享，打破结构壁垒，将“小独立组织”变成了“大融合组织”，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网络，夯实党组织在基层的组织力量与凝结力量，完善政党整合的“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D社区以区域化党建实现对辖区范围的“再组织化”，强调以资源共享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引导企业的主体参与意识，激发企业参与到社区治理公共事务中的热情与共建共治社区共同体的积极性。同时，D社区认识到体制外社会主体能够提供更加多元与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是改善与提高社区服务质量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组织整合将这些个体吸纳到社区组织体系之中，发挥党组织的整合优势，重塑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营造多主体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20］。社区党建基于其强大的组织能力与整合能力，有意识地运用自身资源共享与评价指标等，拉近了社区党组织与社会各主体间的距离，强化了社会认同感，巩固了党组织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2. 权力整合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力量与社会组织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权力日益增强，社会权力结构也由单一政治体制的行政权力向“国家—市场—社会”多元权力结构类型过渡
［21］。社会权力格局的重新划分要求社会治理的模式与结构也与之相应发生改变，如果以固化的思维方式与治理模式应对变革后的权力格局，必将造成权力主体的利益冲突与治理失衡，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治理矛盾。因此，要保证治理模式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就需要单一主体主动将社会多元主体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通过自主性的赋能，激发社会主体的积极能动性，提高社区组织能力与自治效能，在社区内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D社区通过社会权力的整合，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进行权力的整合与再分配，充分推进了社区各治理主体间的协商共治与治理效能的稳步提升。
3. 利益整合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承载着居民的生活服务需要与现实利益诉求。但是社区内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同的群体，从而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社区作为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直接回应者有责任满足复杂多变的需要诉求。现阶段，社区难以凭借自身资源回应与平衡多变复杂的利益诉求、调和利益矛盾，解决多元的利益冲突，致使社区利益陷入碎片化困境。D社区通过政党整合，将社区与社会利益目标整合为公共利益，通过联席会议形成利益整合机制推进社区利益共同体的缔造。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可以通过前期的调研工作形成对民意的把握，形成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共识并通过协商共治的形式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党组织具有权威性并可以嵌入到社会网络中推动协商成果的落地与运行。这在现实层面保障了基层党组织在利益表达、整合、回应三个方面的实际作用，社区协商民主得以充分实现，能够真正整合社区公共利益。
4. 价值整合
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价值整合中扮演着“领头雁”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可以通过自身权威性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建设引领社区发展；另一方面，党组织可以通过在社区内推动公益性与公众性的社会事业进行公共价值推广；还可以通过党建平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形成公共价值示范。D社区以“鸿雁”精神为引领，不仅创建了鸿雁志愿服务队，还开展了“领头雁”党员带领的价值示范，从社区居民着手，激发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居民对社会共同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内源式的营造公共价值基础，提高基层社会对政党信任及政治认同，营造全社区向善崇德的良好氛围。
（二）链式嵌入：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与创新
治理体系的网络化与组织化是政党嵌入机制的一种诠释。通过构建从国家到基层社会的纵向组织结构，再从基层社会延申蔓延，从而提高政策的效力与执行力，将国家政权下沉到基层社会，转变党组织的“悬浮化”问题，促进社会的组织化重塑。另一方面，通过将基层党组织与横向结构的社会网络相融合，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到社会网络之中，形成“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可以形成社会共识，激发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与活力，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D社区通过政党整合，将社区与资源企业进行组织整合，以党员联管、平安联创、要事联商、家风联倡、文明联建、服务联做、文体联谊、防控联筑、民生联助、三社联动等重要活动构成双向联结的重要节点，将社区与资源企业紧密连结为一条组织链，以双主体链式结构嵌入在基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中，发挥出巨大的治理实效。
1. 组织链式嵌入
以社区、资源企业双主体链式组织网络嵌入社区治理网络，改变了社区党组织单线串联社区居民、资源企业单线串联职工，通过两个线条形成链式勾连，可以加深党组织与治理单元的一致性，为精准治理实现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与制度保障。D社区通过“党小组+网格小组”的形式，密切了党群关系，不仅将分散的个体聚合，同时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链式嵌入社会网络，将社区党组织的触手结合资源企业的资金与社会资源伸入到驻地单位与个体商户中，以组织链撬动区域资源，可以更多地将社会资源整合到社区治理体系内部，为社区发展创造出更大空间，也从某一程度上体现了基层社会对国家政权与党组织领导的信任与认同。
2. 服务链式嵌入
社区党组织可以通过服务辖区社会个体柔性地嵌入到社会网络中，根据社会个体的需求展开相应服务，并嵌入党建工作，可以在服务的过程中向社会个体展示基层党组织强有力的组织力与不可或缺的地位，实现党组织在社会层面的扩展和延申，将党建网络与社会网络紧密联结。D社区将党组织链式嵌入社区网格，既服务居民又服务辖区单位与商户，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实现党的功能与日常服务连接，让居民与社会个体切实感受党组织的巨大能量，为社区创造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
（三）双向动员：主体行动增能与自治赋能
社会在体制变革，社会治理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治理体制变革但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治理方式与治理结构还未构建，居民高涨的民主、权利、利益表达意识与他们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之间产生了差异间隙，居民参与度不足与自治乏力成为了社区治理的巨大龃龉。资源型城市社区中弥散着丰富的熟人资源与道德资源，D社区通过组织链式化嵌入可以双向动员社区内居民与职工、居民与党员、党员与职工的双重身份、双重情感，通过两个系统实现同一宣传动员，激活社区居民的内动力，建构高度集体行动的社区共同体。
1. 双向身份动员
党员身份可以促进个体对身份的认同感，身份认同可以使党员在与普通群众交往，连同普通居民同步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亮身份等自觉行为，强化党员的身份责任感，强化身份意识。D社区党组织以社区、资源企业两条线索通过宣讲、标语、活动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在社区扎实地开展宣传工作，为社区营造了良好的生活氛围。同时，通过“老”带“新”活动，由老党员将工作经验与情感传带给新党员，党员中心户通过“熟人”传播，能够在社区内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D社区在实施“在职党员进社区”与“党员中心户”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党员与居民的双重身份优势，一方面以居民的身份自觉主动地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之中，另一方面，以“鸿雁精神”为引领的党员身份在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中，积极自主发挥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引导并带动社区广大群众参与到社区事务与公共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双重身份认同，盘活社区党员资源动员居民群众，培育塑造居民建设社区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为主体行动增能赋权。
2. 双向情感动员
社区中的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力是基于社区群体的情感累积与情绪传播以及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共享而触发的，并非伴随社区组织的成立天然生成
［22］。情感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对人情与伦理的重视与应用根植于传统的基层社会之中，能够同革命时期的群众工作路线与情感动员工作同步发展
［23］。D社区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社区，将内部蕴含的广阔的熟人资源与道德资源转为情感资源，成为连接居民集体行动与社区框架的桥梁，以情感动员作为建构社区共同体的治理手段。以“俏雁”志愿服务队的文艺汇演作为宣传形式，可以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畅通居民自发宣传的渠道，形成强大的宣传动员能量，吸引广大居民群众的社会参与，有益于动员逻辑的良性运转。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党组织不仅可以借助行政体制中的权威性力量，同时还可以运用熟人、关系、道德等等非权威性的情感资源，将居民个体及个体情感都纳入到社会治理宏大的体系中来，弥补传统治理手段的技术性不足。
六、结语
资源型城市社区因其地域特征而天然带有环境恶劣、责任主体复杂与群体分化的治理特征，在“单位制”分崩解体后，社区单元从全能式单位体制的裹挟中解绑，在异质化与原子化社会的背景下催生出了与之相伴生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仅从结构的解绑无法斩断传统惯性思维的延续，资源型社区长期依赖于“单位”整合的固性与惰性加剧了其治理难度。
基层社区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场域，同时是国家政权的末梢与基层社会交汇的连接点。以政党引领社会为出发点，将社会群体与居民个体组织起来，改变基层社会分散与异质的活动逻辑，以多元协同的方式实现社区实质性的自治。
总之，山西省D社区的治理实践可以总结为政党整合资源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节点就在于充分发挥政党整合的作用，通过基层党组织的耦合发展，主动重塑社会将社会“再组织化”。最后，通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有效地将政党逻辑与治理逻辑相融合，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组织支持，将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之间链接为有机整体，实现两种结构的同频共振，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效能。这一模式适应于大部分资源型社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模式的推广与借鉴并不是全盘复制，而是要根据自身特点，挖掘在具体措施背后的隐藏逻辑与实践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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