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内涵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研究

The ac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new rural sage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摘要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如何为乡村汇聚人才力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乡贤作为一种“软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资源。在对新乡贤的内涵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出新乡贤乡土性、公益性与前瞻性的特点，并依据是否在场和动力来源双重标准将新乡贤划分为“在场—内生型新乡贤”“在场—外生型新乡贤”“离场—内生型新乡贤”和“离场—外生型新乡贤”四种类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引领者与推动者、乡村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生态宜居的践行者与倡导者、人才振兴的示范者与培育者、组织振兴的参与者与助推者。建议新时代要通过完善乡贤服务保障机制、构建乡贤文化认同机制、加强乡贤情感修养机制、完善基层乡贤组织体系来增强新乡贤对乡土社会的安全感、认同感、责任感与归属感，从而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Abstract

Talent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gather talents for the countryside is a crucial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kind of "soft governance"， the new township sage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lso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onnotation of new township sages，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township sages in terms of locality， public welfare and foresight， and classifies new township sages into "presence-endogenous new township sages"， "presence-exogenous new township sages"， "presence-exogenous new township sages" and "presence-exogenous new township sages" on the basis of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whether they are present or not， and where they are motivated by the sou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action logic of new township sage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at new township sages are the leaders and promoters of rural industrial prosperity， the inheritors and disseminators of rural culture， the practitioners and advocates of eco-livability， the demonstrators and nurturers of talent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articipants and promoters of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security， identity，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new township sages by improv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township sages， strengthening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al cultivation of the township sages， and improving the grass-roots township sages' organization system，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new township sag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乡贤 / 乡村振兴 / 作用 / 实现路径

Key words

New rural sages / Rural revitalization / Action logic / Practical Path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乡村振兴是注重广度、深度和梯度的全面振兴，这项宏大工程既需要大量财力、物力、制度等作为保障，更需要人力作为支撑。然而，受城乡二元体制、工业化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既造成农村空心化聚落，又导致农业被弱化、边缘化和以熟人社会为纽带的乡土社会解体，这些问题都与乡村人才的外流、蜕变息息相关^［2］。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全面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中，新乡贤作为一种非正式权威及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中介，正不断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3］。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写入其中。随后全国各地基层政府纷纷搭建“乡贤工程”，如重庆三峡成立干溪乡贤理事会，温州瑞安成立新乡贤学院，广西柳北成立乡贤参事会，浙江金华成立乡贤联谊会等。乡贤地位作用的变迁，实质上是国家对扎根于传统乡村“文化网络”的“权威的民间模式”的认可^［4］。那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的时代内涵特征是什么？新乡贤的类型有哪些？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是什么？新乡贤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有哪些？基于此，笔者从新乡贤的文献回顾入手，聚焦新乡贤的概念，剖析新乡贤的类型与特征，探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总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新乡贤的新时代内涵与类型辨析

（一）新乡贤的时代内涵与特征

由于新乡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关于新乡贤的概念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新乡贤是相较于传统乡贤而言的。传统乡贤是指德高望重、垂范乡里、有合法性权威、有号召力、愿意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贤能人士^［5］。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他们通过一套约定俗成的礼法体系来维护乡村共同体。相比之下，现有研究在定义新乡贤时更突显新乡贤的时代性与广泛性特征。狭义的新乡贤，是指成长于乡土，有知识、有品德、有才能、口碑好、威望高、奉献乡土之人^［6］。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乡贤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广泛，只要有知识、有道德、有财富、服务乡里，不论是在乡能人，还是离乡能人，均可称作新乡贤^［7］，不再过分强调乡贤的在场性。广义的新乡贤，是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特定的乡村有一定关联、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贤达之士^［8］，体现了新乡贤的时代性。

尽管上述学者对新乡贤的看法不一致，但仍然可以从中归纳出几点有益的看法。

第一，新乡贤的本质要求是贤达。自古以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就是中华民族的选人用人标准。蔡元培先生也曾说过“德育实为人格之本，若无德，则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9］。所以新乡贤的本质要求在于贤达，以德治村，以德化人。

第二，新乡贤打破了地域壁垒。传统乡贤生于斯、长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熟人特征明显，而新乡贤不再拘泥于“守土”，聚焦于与乡村社会存在某种特定联系并为乡里做出贡献的贤达之人。

第三，乡贤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保护型经纪”转变为“任务型经纪”^［10］。传统乡贤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在乡土“双轨政治”中是重要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其在维护乡民利益、增进家乡福祉、化解矛盾纠纷、护卫传统纲常伦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1］。而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明确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目标责任机制的情况下，组织化、规范化地参与乡村建设工作。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新乡贤界定为：新乡贤是指与乡里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拥有一定财富、知识、技能、品德、影响力，心系乡土，关爱乡民，自愿为乡里做贡献的贤达人士。

纵观已有文献，可以确定的是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一种传承与重塑，所以其既有历史属性又有时代属性，基于此，新乡贤具有以下特征。

1. 乡土性

自古以来，“乡愁”就是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新乡贤作为传统乡贤的后继者，其乡土性既承袭了古老的乡土情感，又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新乡贤生于斯、长于斯、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生活在一个“熟人”共同体中，对村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丘一垄都有浓厚的乡土情感。这种乡土情感并非可以追溯，而是一种自发、深沉的情感。即便是那些因学习、工作、生活等原因而离土的新乡贤，依旧乡音难改，乡愁难忘，乡味难舍。基于“血缘、姻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建立的关系纽带依然存在，他们保持着对乡土的深刻记忆，这是一种历久弥坚的历史属性的体现。

2. 公益性

新乡贤是那些心系乡里、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财富、权力、声望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公益性是其精神内核。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们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12］。新乡贤传承着邻里团结、守望相助的乡村传统文化精髓，愿意无偿地为乡民服务，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弘扬“奉献、友爱、互助”的志愿精神，这既是历史属性的延续，也是时代属性的彰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新乡贤这种奉献乡里、关爱乡民的行为在践行公共价值、彰显公共精神的同时，也是重构义利观念和彰显人性光辉的时代属性的具体体现。

3. 前瞻性

虽然新乡贤与传统乡贤一脉相承，但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他们摆脱了自身的乡村局限性，思想观念具有先进性，行为方式具有前瞻性。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引领乡村建设潮流，发挥着与时俱进的作用。作为时代精英，新乡贤的工作方式、思维模式、理念观点不仅在当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甚至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都具有普适性。让新乡贤成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凭借其相关的知识、经验、思想能够有效应对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这是历史属性与时代属性相互交融的具体体现。

（二）新乡贤的类型

目前，从国内已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来看，国内学界关于新乡贤类型划分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单一标准去划分新乡贤的类型

邵晓莹副教授将新乡贤分为“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舶来”乡贤^［13］；郎友兴等人依据新乡贤是否在体制内的标准将新乡贤分为体制内的精英与体制外的精英^［14］；范景鹏等认为新乡贤的类型更加广泛多样，具体包括德高望重型、退休官员型、致富反哺型、高知善举型、文化能人型和道德模范型等^［15］。高万芹依据乡贤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生活居住空间将新乡贤划分为在场新乡贤和不在场新乡贤^［16］。

第二，用双重标准去划分新乡贤的类型

田丰韶根据是否在场与组织吸纳双重标准将新乡贤分为在场－组织吸纳型新乡贤、在场－非组织吸纳型新乡贤、不在场－组织吸纳型新乡贤和不在场－非组织吸纳型新乡贤^［17］。段妍智根据“是否与乡村关系”“是否是精英”作为划分标准，将新乡贤划分为内生型精英新乡贤、内生型平民新乡贤、嵌入型精英新乡贤、嵌入型平民新乡贤四种类型^［18］。

综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新乡贤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在场性就成为划分新乡贤类型的第一大标准。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新乡贤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重要，是否是精英也是一大衡量标准。但鲜有学者关注新乡贤身份自觉的主要动力是来源于乡贤内源性需求还是行政介入或者市场因素吸引等成为新乡贤。基于此，笔者结合前人研究，依据是否在场和动力来源两个维度，将新乡贤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在场—内生型新乡贤、在场—外生型新乡贤、离场—内生型新乡贤和离场—外生型新乡贤。

1. 在场—内生型新乡贤

该种类型的新乡贤生于斯、长于斯、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作为乡村守护人具有明显的在乡性，未与乡村场域脱轨，对乡村有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19］。与此同时，在场—内生型新乡贤基于反哺家乡的情怀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担任新乡贤角色^［20］，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热爱家乡，心系故里，自觉承担新乡贤身份，自愿奉献乡里。这种类型的新乡贤的最大特点在于在乡性、内生性，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其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像传统社会的乡绅一样可以长期为乡村发展贡献自身力量，是最为理想化的新乡贤类型，也是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培育新乡贤的参照系。

2. 在场—外生型新乡贤

该种类型的新乡贤生长在乡村，但乡村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人居环境、文明程度等与城市差距较大，想“逃离”乡村，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但有一技之长，或懂技术、或有资财、或有手艺、或有文化，有能力为乡村出力。另外，乡贤身份表达的动力来源于外生性因素，并非自身本意，这类新乡贤出于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可的目的，在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等动员逻辑下和乡村社会存在巨大利益空间的诱惑下担任乡贤身份。这种类型的新乡贤服务乡里的内源性动力不足，在新乡贤的选拔任用过程中需要重点考察。

3. 离场—内生型新乡贤

该种类型的新乡贤虽然因工作、生活、求学等需要远离家乡，但对乡土的感恩与热爱、认同与归属、怀念与眷恋并未消失殆尽，而是深藏于人们的乡土记忆中。该种类型的新乡贤最大的优势在于内生性，在外“出息”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经验、人脉、知识等，有能力为乡村服务的时候回归故里，主动担任起建设乡村的大任。他们回归乡土并不单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满怀反哺故土、重塑乡土文化的情怀。因其动力来源于内生性，对反哺桑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且拥有明显的非正式权威，所以这种类型的新乡贤也可以长期稳定地为乡里“发光发热”，是乡村建设比较理想的生力军。

4. 离场—外生型新乡贤

该种类型的新乡贤的第一大特点是离场性，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随迁子女，从小扎根城市，与乡村脱轨，对于农村的情感相对淡薄，以地缘、业缘、趣缘、血缘等为纽带的关系日渐式微，乡土情怀褪色。离场外生性新乡贤的另一特点是担任新乡贤角色的动力来源于外生性因素，政策红利和乡情联谊将其吸引回乡，如在“凝聚新乡贤力量，激发乡村振兴动能”这样的时代召唤下担任乡贤角色，或想抓住“项目进村”、“资源下乡”等国家向乡村输入资源的机会，亦或者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吸引下表达乡贤身份，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在税费减免、配套设施建设、融资贷款、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总之，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成为新乡贤，具有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在新乡贤的选拔与任用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这种类型的新乡贤。

三、新乡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纵观历史，在“皇权止于县”的传统社会中，县级以下的“乡绅之治”凭借外在的制度性特权和内生的文化性权威对村庄进行一种简约治理^［21］。当前，乡村秩序重建的关键是在乡村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与平衡点，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22］。新乡贤作为连接政府与村民的纽带，无疑是最佳人选。他们可以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一）“增产”：产业兴旺的助推者与引领者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不仅可以纾解农民增收与就业困难问题，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效举措。因此，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是重中之重。然而，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市场意识仍然落后，农产品相对短缺与过剩交替出现，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严重匮乏，农业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建设不足，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突出。以企业家、致富能手为代表的新乡贤的出场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金钥匙”。

1. 新乡贤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助推者

以商业精英、财富精英、技术精英为代表的新乡贤可以成为带富、创富、助富的领路人。他们凭借自身的人脉、资财、技术等资源优势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为地方经济发展积蓄动能，有力推动乡村产业快速发展，同时也为加速乡村产业向更高层级演化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契机。新乡贤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项目投资、资金支持、技术引导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他们注重因地制宜，努力引领乡村产业走向特色化和可持续化，为乡村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此外，新乡贤不仅强调物质支持，更关注智力和信息的输出，助力农村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实现“最后一公里”的跨越。

2. 新乡贤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引领者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关键，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农业仍是弱质产业，农民仍是弱势群体，亟需注入产业发展新动力。新乡贤自愿参与乡村产业振兴能够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有力支撑。新乡贤大多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能够成为产业带头人，致富带头人，充分发挥新乡贤的“领头雁”效应。如大方县安乐乡营脚村张娟响应乡贤回归的号召，返乡种植冬荪，致富后不忘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开办农民夜校，开展技术培训，向村民传授标准化、科学化的冬荪种植技术，带动村里老年人再就业，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向特色化、规模化、市场化方向发展，成为反哺家乡的致富领路人。

（二）“领路”：乡风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承者

乡村振兴，文化是魂。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精神命脉，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乡村振兴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耕社会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文化被贴上“腐朽”、“落后”的标签，农民对乡村文化普遍缺乏自信，乡村传统文化呈现失意之态，日渐凋零。以乡村教师、道德模范、知识精英、文化艺术精英等为代表的新乡贤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树立良好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为乡村振兴“凝心铸魂”。

1. 新乡贤是乡风文明的践行者

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乡贤出资或出力修建公共文体设施，如乡村文化广场、体育场、文体活动室、农家书院、村史馆、乡村图书馆等。文化振兴既要重视器物层面的物质文化，也要重视组织层面的制度文化与观念层面的精神文化。新乡贤带头组织举办传统礼仪、乡规民约、移风易俗、节俗庆典、乡村文体、道德模范等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活动，营造淳朴文明的生活风气，提升村民的文化涵养，塑造乡村精神和乡村发展能力，夯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此外，新乡贤带头尊老爱亲，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23］，建设邻里互助、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温暖大家庭，弘扬孝善文化，引领乡风文明^［24］。

2. 新乡贤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5］同样的道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新乡贤积极主动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出资出力修缮维护年久失修的古村落、古祠堂、名人故居、书院、红色遗址等历史遗址，厚植中国特色的文化根脉，增强村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文化振兴，不仅要塑型，也要守根。很多地方通过“乡贤会+农户”的方式组织能工巧匠与群众，制作本土特色的手工艺品来推动产业振兴，发挥文化的引领与推动作用^［26］。新乡贤带头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又是厚植乡村文化底蕴的必然选择^［27］。

（三）“筑才”：人才回流的示范者与培育者

治国兴邦，人才先行。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工程，促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然而，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中，农村人口的主体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留守的往往是老弱病残幼妇等非劳动力群体，农村人才“空心化”现象严重^［28］。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破解乡村人才“引不进、育不出、用不好、留不住”难题。

1. 新乡贤是人才回流的示范者

受“二元结构”壁垒、城市“虹吸效应”、农业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城乡资源配置差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农村人纷纷向城市聚集，但面临“户籍歧视”、城市社会融入、农民市民化身份转换、户籍制度衍生的制度性障碍等问题。相反，与他们有同样背景的新乡贤返乡留乡就地就近就业，不仅实现收入增长，成为致富带头人，而且避免离乡进城引发的一系列“悲剧”，仍然生活在“熟人社会”里，满足了人际关系需要，实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新乡贤以身作则可以有力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回归，反哺家乡、回报桑梓，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辐射作用^［29］。

2. 新乡贤是人才回归的培育者

“繁衍传继者，师承之教，未曾离之。”师承教育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人才代际传承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一些传统手工艺领域。新乡贤组织工匠收徒传技，让具有工匠技艺和工匠精神的工匠大师、非遗传承人等开门收徒，把自己的匠心匠艺通过言传身教传授给青年一代，发挥新乡贤的传帮带作用^［30］。与此同时，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劳动模范等类型的新乡贤作为讲习师，向广大村民传授技能本领、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31］。另外，新时代的乡村教师具有公共属性与公共精神，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践行公共文化责任，其在教化乡民、培育“用得上、留得住、肯扎根”的乡土青少年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价值^［32］。

（四）“作宪”：生态宜居的实践者与倡导者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载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是农民健康生存的根基，是乡村社会永续发展的依托。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对于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相比较而言，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整治力度都显得较为薄弱，个别农村地区问题比较突出。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提倡绿色发展的理念，推行低碳生产生活方式需要重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

1. 新乡贤是生态宜居的实践者

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是以血缘和地域认同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33］，新乡贤利用人熟、地熟、社情熟的优势，通过乡贤会带领村民补齐生态短板，整治房前屋后，种植花草树木，清理杂乱堆积物，治理生活污水与黑臭水体，改造农村厕所，加强村庄垃圾中转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乡村人居环境，使村民均等享受“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带领村民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34］。与此同时，新乡贤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他们与地方政府、村民合作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乡村自然资源保护与修复工作，改善乡村环境，净化乡村空气，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村庄，筑牢乡村振兴的生态屏障^［35］。

2. 新乡贤是生态宜居的倡导者

奥雷利奥·贝切伊认为，人类困境的本质在于文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36］。据此，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破解之道在于摒弃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思想观念。新乡贤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拥有城乡文明融合的新型价值观念，认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能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观的核心要义与时代意蕴，利用舆论宣传平台，如广播、朋友圈、微信群等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宣传教育村民，增强村民的环保意识，规范村民破坏环境的失范与越轨行为^［37］。此外，新乡贤通过入户宣传、以身示范、联合村委开展乡镇生态环保大会、设置环境保护便民服务点等形式引导村民对绿色发展理念由认知认同升华为行为认同，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环保健康生产生活理念。

（五）“优治”：组织优化的参与者与助推者

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与保障，在乡村振兴中起着统领性作用^［31］。随着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以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主的各类农村基层组织也在不断强化，但仍有提升空间。新乡贤作为现代乡村社会的精英型人物，是乡村基层组织协同治理的重要生力军，应充分发挥新乡贤在组织振兴中的“人才红利”效应。

1. 新乡贤是组织振兴的参与者

新乡贤返乡竞选村干部，成为村“两委”班子成员，不仅能够为基层党组织“输血”，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治理能力不足、重管理轻治理等问题，而且能够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领导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大多数新乡贤思想先进、市场意识强，加入村集体经济组织后，带领村民以市场化的理念发展集体经济，以现代化的制度管理集体经济组织，以企业化的模式发展乡村产业，帮助村民致富增收^［38］。新乡贤加入村民自治组织，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发挥组织、指挥、协调、监督、服务等职能，可以给乡村社会注入新活力、新动力、新血液，盘活各类社会组织，从而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只手的重要作用^［39］。

2. 新乡贤是组织振兴的助推者

新乡贤作为一种“软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资源。新乡贤因其地缘身份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利用“人熟、地熟、事熟、理熟”的优势，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矛盾，弥合社会分歧。新乡贤也是有效连接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纽带，利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势，既可以做民众的传声筒与代理人，将村民的真正诉求向上反映给基层政府部门，又可以将政府的政策意图向下解读给村民，畅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沟通渠道，增强基层政府公信力，避免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40］。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一方面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四、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目前新乡贤队伍还十分弱小，宛若星星之火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亟须加大培育力度，造就一支强大的新乡贤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人的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要想让新乡贤将乡土情怀同乡村振兴耦合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新乡贤的需求，营造富有安全感的氛围。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因此，提升乡村社会的“软治理”能力，构建富有安全感的新乡贤回归保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完善乡贤服务保障机制，增强新乡贤乡土安全感

第一，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良好的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水、电、路、气”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物联网、5G网络、信息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广场、乡村图书馆、乡村远程教育中心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资源要素下沉，提升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新乡贤享受到公共服务资源创造出的社会福利，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夯实人才基础。

第二，加大乡贤回归政策倾斜力度。地方出台并落实相关支持政策，如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措施、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给予配套设施建设补贴资助等，吸引离场外生型、离场内生型新乡贤回归，助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完善新乡贤社会保障政策。解决新乡贤“急难愁盼”问题，满足新乡贤的合理需求，从而吸引更多有情怀、有实力的新乡贤返回乡村、扎根乡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二）构建乡贤文化认同机制，强化新乡贤乡土认同感

第一，挖掘和弘扬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应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深入挖掘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与机制，弘扬乡贤文化与精神，营造“知乡 贤、颂乡贤”的浓厚氛围。通过乡贤文化宣传活动，共筑集体记忆，激发新乡贤对乡村社会的归属感，从而增强新乡贤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

第二，举办新乡贤活动。开展“最美新乡贤”评选活动，对当选者进行表彰，增强新乡贤群体的荣誉感。通过评选活动，选树新乡贤典型，激励更多贤达之人将反哺家乡的情怀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相耦合，为乡村振兴做贡献。此外，开展学乡贤活动。组建“乡贤文化宣讲团”，开展乡贤进校园、进礼堂等专题讲座活动，宣讲乡贤故事，弘扬乡贤文化，学习乡贤精神，引导群众崇学向善、见贤思齐，传递优秀乡贤文化正能量，这对于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增强乡村共同体文化认同感至关重要。

（三）加强乡贤情感修养机制，激发新乡贤乡土责任感

第一，树立传统乡土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乡土文化是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浓缩，充满集体记忆。新乡贤要抓住乡村振兴契机，潜心沉入乡村生产生活之中，参与乡村振兴活动，只有置身于乡土文化中才能深刻领悟乡土文化的精髓与智慧。此外，新乡贤要深入学习和理解乡土文化，高度肯定乡村人文精神，深刻认识乡土文化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与未来价值，从而树立乡土文化自信。

第二，明确自身的乡土使命与责任。情感是个人慈善行为的原动力，责任是个人慈善行为的核心动力。离场新乡贤与乡村的根脉并未完全断裂，具有乡贤文化自觉，应该关心乡村公共事务，主动承担自身的乡土责任。对在场新乡贤而言，自身本就是乡村共同体的成员，村庄共同体的兴衰存亡与自身息息相关。所以，从利益、情感与责任的角度而言，在场新乡贤应该响应国家号召，明确自身的乡土使命，履行公共责任，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过程中，成为村庄共同利益的保护人。

（四）完善基层乡贤组织体系，提升新乡贤乡土归属感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时代呼唤新乡贤归来是乡村发展的机遇，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仍面临各种挑战，要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引领示范作用需要建立健全乡贤工作运行机制。

第一，加强乡贤组织建立。乡贤组织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首先，要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成立新乡贤组织并在组织内部设立党组织，确保党对新乡贤组织的领导。其次，积极探索乡贤组织结构形式，乡贤组织的结构并非单一模式，全国各地可根据地方特色与需求建立符合地方发展需要的新乡贤组织，如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再次，完善乡贤组织的规章制度，明确新乡贤的职权范围与责任，厘清新乡贤组织与其他乡村组织的界限。

第二，搭建乡贤工作平台。要充分发挥各类乡贤的知识、才能、技术等特长，需要合理搭建乡贤工作平台。乡村作为乡贤活动的主阵地，应该积极搭建“乡贤+产业引领”、“乡贤+社会治理”、“乡贤+参政议事”、“乡贤+文明共创”、“乡贤+公益慈善”、“乡贤+教育共抓”等多种平台，为乡贤参与矛盾化解、文明创建、公益服务、民主协商等乡村公共事务创造载体。

五、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需要人才支撑。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主要力量，是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与创新引擎，在“增产”“领路”“筑才”“作宪”及“优治”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但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体系与机制还不完善，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人才红利”效应还未完全释放，需要通过完善乡贤服务保障机制，构建乡贤文化认同机制，加强乡贤情感修养机制，完善乡贤组织体系来增强新乡贤对乡土社会的安全感、认同感、责任感与归属感。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既是赓续传统乡贤文化也是肩负时代责任使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

[2] 李博.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及其推进路径——基于不同人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J］.云南社会科学，2020（4）：137⁃143.

[3] 付翠莲.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J］.地方治理研究，2016（1）：67⁃73.

[4] 张利庠，唐幸子.新乡贤、变革型领导力与乡村治理——基于嵌入式多案例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2（10）：40⁃52.

[5] 龚晓洁，乔鑫.我国新乡贤现状研究与反思——基于CNKI（2015—2019）的文献分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1）：143⁃150，160.

[6] 陈寒非，高其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与规制引导［J］.清华法学，2020，14（4）：5⁃17.

[7]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20⁃29.

[8] 徐学庆.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中州学刊，2021（6）：67⁃71.

[9]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3.

[10] 张雨薇，武晋.任务型经纪：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乡“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6）：42⁃51.

[11] 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82⁃87.

[12]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13] 李思琪.新乡贤：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J］.国家治理，2018（3）：28⁃36.

[14] 郎友兴，张品，肖可扬.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33（4）：16⁃24.

[15]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2）：92⁃97.

[16] 高万芹.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参与路径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3）：127⁃134.

[17] 田丰韶，陈茜.新乡贤的类型学划分及其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1）：42⁃49.

[18] 段妍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新乡贤主体类型和功能实践实证研究——以云南省P市M县L村和Y村为个案［J］.山西农经，2021（24）：20⁃22.

[19] 吴晓燕，赵普兵.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J］.理论探讨，2019（4）：158⁃164.

[20] 付翠莲，张慧.“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J］.行政论坛，2021（1）：53⁃58.

[21] 何植民，蔡静.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J］.学术界，2022（7）：134⁃144.

[22] 黄文记.“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171⁃177.

[23] 吴明永，王文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建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5）：168⁃176.

[24] 梁丽芝，刘姗.从嵌入到融入：新乡贤返乡治村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J］.理论探讨，2023（6）：40⁃47.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26] 谭志满，罗淋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J］.民族学刊，2022，13（8）：136⁃144，167.

[27] 孔新峰，齐高龙.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1）：40⁃46.

[28] 文丰安.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性、动力及促进机制［J］.东岳论丛，2022，43（3）：5⁃15.

[29] 孙健，何紫菱.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5）：12⁃20.

[30] 李梦真.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J］.领导科学论坛，2023（2）：109⁃112.

[31] 黄博.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分化、困顿与提升［J］.求实，2021（1）：72⁃86，111.

[32] 肖正德.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担当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7）：92⁃106.

[3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6⁃94.

[34] 文宏，李风山.党建引领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基于“调适—吸收—重构”的动态能力模型［J］.求实，2023（6）：50⁃64，108⁃109.

[35] 苏志豪，何慧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以闽南三村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72⁃84，171⁃172.

[36] 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6：337⁃348.

[37] 尹训洋.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与制度建构——基于贵州省D县新乡贤组织的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1）：105⁃112.

[38] 高万芹.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4）：91⁃102.

[39] 姜亦炜.桑梓荣誉、现实利益与权力规约——新乡贤组织慈善的历程与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22（10）：92⁃100，158.

[40] 赵秀玲.乡村文化振兴与新乡贤再造［J］.河北学刊，2023，43（4）：167⁃17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分级诊疗视角下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实现机制研究”(20AGL034)

青海民族大学校级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担当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2022GH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