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内生发展模式：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Reshap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oices for empowering farmers and rural prosperity through local culture

摘要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土文化是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但文化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弱项。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塑造“人”，乡土文化的多元功能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可以通过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框架，剖析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然而，乡土文化赋能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难题，为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需在增强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重塑乡村社会内生发展模式。

Abstrac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still faces the most arduous and challenging tasks in rural areas. Local cultur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ut cultural development also remains a weak link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key to empowering farmers and achieving rural prosperity through local culture lies in shaping the "individual". The diverse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local culture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empowering farmers and rural prosperity can be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the linkage framework of "local culture + individuals". However，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ulture face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mpowering role of local cultur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and reshap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the status of farmers， promot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local cultur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乡土文化 / 人的全面发展 /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 内生发展

Key words

Local culture /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 Endogenous development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掣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 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 133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额为29 150元，比值为2.45，落差明显。找准难点后，如何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学者们探讨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取向：一是搭建一个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外部力量框架，比如强化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1］。二是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力，如高鸣、魏佳朔提出以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推动力量^［2］。三是探讨某一专门领域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如从基本公共服务^［3］、职业教育^［4］等方面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赋能。四是从农民农村本身出发激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如王进文认为应当从政治、经济、社会、心态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5］。已有研究成果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搭建起了一个框架，对后续研究和国家政策制定具有很大启示。但是过于强调外部力量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体现出单一的增收创收的逻辑，对精神层面的内生推动作用有所忽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6］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又是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和实现路径。我们应该意识到农村“人”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7］如果在人的发展中只注重物质的作用，忽视文化，那么人就会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丧失掉了精神内核，也就是不完全的。乡土文化与农村“人”全面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不容忽视。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内生的文化样态，是集村落历史记忆、精神文化、生产生活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是世代农民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主要来源，也体现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2023年10月，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被首次提出，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显然，面向未来，要重视乡土文化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关键变量作用。

当前，文化振兴被视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乡村文化振兴对乡村发展的重大作用。卢云峰、陈红宇明确指出乡村共同体重建所包含的人才、组织、活动、空间和价值都是通过涵养优秀乡村文化来实现^［8］。二是关于乡村文化的优势及发展困境。杨华、范岳、杜天欣指出乡村文化在人的情感、思想、价值精神、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诸多优势内核，同时又面临着载体消失、主体缺位、价值认同危机和话语体系残缺的发展困境，难以发挥应有的文化引领作用^［9］。三是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讨。陈彪、曹晗提出将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资源关联创新发展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10］。足见，乡村文化对乡村发展建设发挥的关键作用被关注，这为研究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然而，由于较少有学者将乡土文化纳入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中来，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制也尚不明确，乡土文化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较少以乡土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联系为突破口探寻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涵盖了农民“人的现代化”和农业“物的现代化”，要以农村和农民自身为依托，提高农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让农村地区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优势发展起来，在离开外部支持后也能够有能力继续生存和发展。本文遵循乡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解读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的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一定是以多元主体共同行动为基础的，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但是更要从乡村区域内寻求发展资源和机制，将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力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在整体共同富裕目标框架之下，“共同”体现为“共建”“共享”“平衡”。根据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部署，“富裕”应该是全方位的水平提升，包含“价值正确”“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和谐”“生态优美”五个维度的全面富裕。乡土文化蕴含的多重功能与“富裕”体现的五个维度具有高度契合性，乡土文化能够从经济动能、精神支撑、价值引领、治理有效、生态塑造等五个方面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推动农村“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共建”能力，又对“富裕”的五个维度进行深度赋能，从而扩大富裕范围达到“共享”与“平衡”。

（一）经济动能：以生计拓展强化共同富裕

生计是谋生的方式或手段，能够体现人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素养，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与基本构成^［11］。在农村，乡土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生计资本，会对居民生计能力、生计结构、生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具有较强的经济效能。当前，农业生产依旧是农村地区居民的核心生计，主要形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农耕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劳动人民长久以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蕴含着许多关于自然规律的认知、农业生产领域的思想及日常生活的理念，这对于现代农业生产生活依然发挥着重大指导作用，是提高农民生计能力的重要文化依托。另外，部分乡土文化本身就是诸多乡村民众的谋生工具，如柳编、染布、泥塑的传统手艺人等。对乡土文化的开发利用会让农民降低对土地等自然资本的依赖，极大拓展其生计空间，提升其生计能力。

同时，人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加上国家政策的引导，乡土文化面对着庞大的市场，有赖于乡土文化形成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诸如“乡土文化+旅游”模式下建造的文旅小镇，“乡土文化+体育”模式下打造的贵州村BA，“乡土文化+教育”模式下形成的研学基地等受到广泛欢迎。这会使农村从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推动乡土文化资源直接转换成民众的生计能力，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地方民众的从业空间得到极大拓展，人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极大激发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增强。

（二）精神支撑：以心灵充盈推动共同富裕

精神文化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且多元化。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包含了乡村的古镇、古村落、祠堂等物质文化和民俗节庆（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技术（如柳编等）、民歌（如陕北秧歌等）、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精神文化，蕴含着乡村民众追求精神生活富足的丰富内容，充分彰显乡土文化地域特色和魅力。乡土文化是乡村共同生活方式的体现，通过节日庆典、风俗活动、技艺展示等营造出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使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乡土文化基因逐步根植于乡村民众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之中，发挥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塑造着乡村民众的精神品格，有利于推动农民农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此外，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乡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能够让乡村民众感受到乡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其中蕴含的自立自强的价值取向、思想风貌，能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使乡村民众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形成奔向共同富裕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价值引领：以正确理念引领共同富裕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人力劳动维持生计和推动地方发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广大农民辛勤劳作实践中形成了丰富智慧和经验，如“吃苦耐劳、辛勤耕耘”“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敬业勤业、忠于职守”等，形成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劳动文化，这些均是新时代新型农民所应具备的正确价值追求。尤其是在过去行政主导形成的外援式发展模式下，过度依赖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政策支持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等、要、靠”的思想，内生动力严重不足，部分脱贫地区、脱贫个人存在很大返贫风险。我们要充分发挥正确价值理念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引领作用，让乡村民众走出依赖性思想的桎梏，进一步调动乡村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艰苦奋斗，从思想上提高对共同富裕目标价值的认同感，为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注入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2］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爱乡、和睦、亲邻、孝悌、和善等价值观，是乡土社会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土文化对接能够提升乡村民众的情感认同，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通俗化、生活化，在教育和引导乡村民众形成正确认知和主流价值认同上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四）治理有效：以主体自觉奔向共同富裕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被现实所塑造，又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乡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发挥，推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乡村民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费孝通就指出在乡土社会中“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13］。当前，小农依旧是乡村生产的主体，乡村社会讲礼仪俗规、重人情的特点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年轻、素质较高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地区人口构成呈现出偏老化、素质低化特征，单一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方式难以在农村地区发挥治理效用以达到“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完善，有赖于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和行动价值，与基层的组织管理进一步结合，可以使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其在凝聚人心、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反哺桑梓”等在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都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村规家训在基层管理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安徽徽州《济阳江氏家训》就规定：“子孙不许好讼，好斗，好奢侈。”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有效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增强乡村民众的主体自觉性^［14］。可见，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础，能够激发和培育人的自主性、能动性，推动人更加全面、和谐的发展，以农民的主体自觉性奔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五）生态塑造：以生态文明促进共同富裕

乡村社会的主要生计依托是土地，农民始终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主体，其中体现着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土地和自然也成为乡村社会的原始信仰，逐渐形成人与自然为善的乡土文化。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中，农民非常注重天地人的关系，顺天应时是中华农耕文明最大的智慧体现。农民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按四季变化、昼夜长短等“天时”安排生活节律及其他社会性事务。形成“敬天畏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哲学智慧，还有“取用有度”“御欲尚俭”“多样平衡”的实践智慧。这些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无一不影响着乡村民众生态观念的塑造，提高地方民众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度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度，促使农民这一群体成为“生态人”，在生态文明引领下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探索与利用。当前，中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19处，均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15］。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生态功能。比如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都是生态环境与人们生活、生产相平衡的绿色农业系统，是在适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形成，也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的是遵循生态规律、维持系统平衡的生态理念。农业文化遗产折射出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中深厚的生态智慧，有利于引导乡村民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生态文明行为，自觉把握和尊重农业、农村发展规律，把生态知识和生态思维贯穿于生产、生活中，让农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三、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壁垒

乡土文化通过推动乡村“人”的全面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重塑内生发展模式的关键路径。但是，应该认识到这种内生发展模式的重塑依旧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难题。

（一）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出，乡土文化赋能载体缺位

依托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来重塑内生发展模式，既要有人口数量作为基础，更要有人口质量作为支撑。不可置疑的是，我国城镇化水平仍在持续提升，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涌入城镇地区的非农领域就业，“离农”成为几代人的发展方向，农村呈现出空心化、老龄化、妇孺化趋势。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乡村居住人口为50 979万人，占比36.11%，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乡村人口减少16 436万人。这意味着，乡村地区居住的人口减少已是常态，且部分村庄呈现空心化趋势，乡土文化赋能载体缺失，重塑内生发展模式受到人口数量的影响，动力不足。此外，乡村社会人口老龄化形势较为严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显示，其调查样本中常住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23.99%，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6.57%，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甚至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水平。同时，调查样本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教育程度的占主体，且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高于全国水平近2个百分点，乡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农村人口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乡村社会活力不足，也制约着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创新发展，成为推进农村地区内生发展的重大挑战，也是我国农村地区摆脱相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羁绊之一。

（二）乡土文化开发和利用同质化，精神层面匮乏

现阶段，乡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呈现出政府主导、社会资本打造、个别能人参与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土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与开发，并且促使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文化红利”“文化资本”，极大地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建设。但是乡土文化正在逐步脱离乡村民众，农民在乡土文化开发与利用中的主体性地位正在被解构，甚至处于一种“悬浮”状态和失语境地。同时，政府引领、市场主导的“新文化”更注重其经济价值，以致出现乡土文化开发和利用同质化、文化内容被城镇文化同化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乡土文化的传承。典型的就是“乡土文化+旅游”模式下各地打造的高度同质化的文旅小镇，千篇一律的建筑、商品等，较少体现独特的乡土文化价值，易出现供给质量不高、供给大于需求等问题。甚至将城市文化建设的文化内容、建设模式、价值理念等直接移植到乡村，将乡土文化的保护推向商业化发展道路，重金打造具有浓郁商业气息的边缘文化，并且把市场定位为城市消费群体，逐步背离服务农民的本真，村民的精神体验较差。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645.5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322元，是农民居民的2倍以上。乡土文化开发利用与村民需求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出现文化建设投入巨大而农民文化参与冷漠的现象，比如重视乡土文化资源的修复、保护、展示，但是忽视其对村民生活的功能意义和实用性；重对物质性的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而缺乏对地方民众风俗习惯、精神信仰等活态文化的保护等，这些都容易造成大量乡土文化资源利用率低、浪费甚至乡土文化资源的消失。

（三）乡土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挤压，生存空间受限

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根植于地缘与血缘关系交织的农耕社会，其延续和再生产依赖于农业与耕作。但是，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必由之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大规模离开乡土社会，投身到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并逐步市民化。“离乡离土”的境地逐渐消融着外出农民对乡土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恋土情节趋于弱化，乡土文化存在的情感空间受到挤压。与此同时，很多农村地区受到城市化、工业化的刺激，正经历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乡土社会的封闭、保守和以农业为主的状态被打破，血缘、地缘特征逐渐削弱，现代城市文明也随之涌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乡土文化赖以生存的乡土社会环境遭受破坏，乡土文化存在的物理空间受到挤压。甚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低俗、媚俗的文化也随之而来，影响着乡村地区诚信和睦、简朴谦良等传统的礼治秩序，乡村社会原有的文化景观、社会思想和治理秩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四、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新发展阶段，从乡村内部寻找突破点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将乡土文化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农村“人”的全面发展，激发农村社会的内生发展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重塑以地方为主导的内生发展模式。

（一）以共建共享增强农民主体地位

从乡村地域生活主体来看，农民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创立者，也应该是乡土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乡土文化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文化。必须秉持共建共享的原则，依靠农民的力量、满足农民的需要，平衡好政府主导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地位，平衡好市场利益追逐与村民生活改善，让农民与乡土文化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一要顺势而为，盘活农村现有人口。乡村老年人口对乡土文化最为熟悉、最有情感，也最具乡土文化自信，其中还不乏乡土文化能人。要充分汲取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要充分发现其所长、发挥其余热，发挥其在乡土文化的开发、利用中的绝对优势，有组织地让他们成为地方乡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的主力。二要吸引人才回流，扭转乡土文化赋能主体“空心化”的局面。离乡人员携带乡村记忆和乡愁基因，有乡土文化的根底，又有现代社会的见识。2023年，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可以此为契机，搭建外出人员返乡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平台，培育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民间团体。三要紧扣乡村实际，着眼于乡村民众的现实需求，根据地域乡土文化特点开展“村字号”的文化活动，并建立起常态化的机制，形成一种乡土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使农民从乡土文化发展中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幸福感。

（二）以“和而不同”构建乡土文化新格局

中国的城市是在乡村中孕育出来的，这意味着农耕文明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和基础，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乡村的另一种空间形态，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是同一性、互补性的^［16］。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下产生的内生动力的强弱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合和借助于城市的现代文明优势是关键，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程度与乡土文化赋能作用的强弱呈正相关关系。这要求既要保持乡土文化的乡土特色，也要加强乡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协同发展，积极借鉴城市现代文化的经验智慧。一要借助现代化的传播与开发手段，使乡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传播至网络社会的全域，增强其影响力，同时展现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下的再生能力，形成乡土文化新业态。二要顺应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的综合价值，打造符合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发展模式。比如利用乡村特色建筑文化、乡村良好生态发展观光旅游，利用传统庙会等集会活动或节日举办庆典、赛事，并与旅游业充分衔接，激发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新活力。三要推动乡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使之成为乡村民众处理公共事务、人际关系的价值参照，成为在农村宣传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三）以村落为载体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17］乡土文化展现的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社区样态，是建构在历史、地理、语言及特有环境上的，并且其存续和发展要依附于物质载体^［18］。面对乡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空间领域的碰撞、融合，要规避“一键消除式”的改造方式，保护好乡村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价值，维护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一要利用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和传播乡土文化，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乡土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树立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民众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以产生推进乡土文化再生产的文化自觉。二要将传统的建筑及乡土文化中蕴含的理念、风俗风情等融入到乡村发展规划、村庄建设和治理、农业生产中，充分展现文化底蕴，积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乡土文化再生环境。三要引导社会各类人才积极投身到乡土文化开发、利用中，尤其是文艺活动策划、文化研究创作、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将乡土文化外化的物质形式、内含的智慧理念与创意设计、文艺活动、新兴媒体相结合，为地方乡土文化的传播提供智力与技术支持，打造更具吸引力、开放包容的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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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3年度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徽红色文化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2023AH051267)

202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未来向度研究”(23MLC010)

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SK2020A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