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现实表征、生成机理与治理效应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effect of technocratic young village cadres

摘要

村干部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责任主体。基于粤西茂村等地实证研究发现，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正逐步取代传统乡土干部成为新的村治主体。与传统乡土干部相比，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身份特征表征为年轻化、知识化与职业化，治理内容表征为执行行政任务，治理工具表征为规范化、技术化与去价值化，权力基础表征为技术赋能与行政授权。村干部队伍工作的内容切换、方式转换，干部管理的制度变迁，共同导致了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生成。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有利于完成密集性治理任务，提升科层化治理能力，但在实践中也面临治理过程悬浮化与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治理机制去人格化与治理有效性、村干部队伍体系稳定性与效率等张力难题。在实践中，要注意处理好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与乡土干部的关系问题，稳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Abstract

Village cadres are the key responsible subjects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Mao Village in western Guangdong， it is found that the technocratic young village cadres are graduall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local cadres to become the new main body of village governanc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local cadres， the identity of technocratic young village cadres are characterized by youthfulness，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the governance conten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ecution of administrative tasks； the governance tool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ization and de-value； and the power base is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administrative authorization. The content change， mode change and system change of cadre management have led to the generation of techno-oriented young village cadres. Technocratic young village cadres are conducive to completing intensive governance tasks and improving the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suspension of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he stimul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the depersonal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the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village cadre team system. In practic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ocratic young village cadres and local cadres，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关键词

资源下乡 / 技术治理 / 村干部 / 青年干部 / 技治型青年村干部

Key words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ide / Technical governance / Village cadres / Young cadres / Technocratic young village cadres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村干部群体则是衔接行政与自治、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责任主体。某种意义上，村干部的行为与能力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有效实现。值得关注的是，近来村干部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知识化趋向。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49.1万个村班子顺利完成换届。年龄普遍下降，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为42.5岁，下降5.9岁；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为45.4岁，下降3.9岁，有35岁以下班子成员的村占96.7%^［2］。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这一现象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形成机制。择业动机是青年群体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首要条件，闲暇、顾家、发展与成就等内容型和过程型激励因素是这一现象形成的重要基础^［3］。基层治理事务政务化、手段信息化、考核精细化等行政要素则是青年群体参与治村的重要推力^［4］。第二，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治理效应。青年村干部能够畅通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体系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身份塑造，重塑了乡村作为主体的发展能力^［5］。但在治理实践中，青年村干部群体存在治理能力“偏科”问题，造成自治体系内卷、村级组织行政与自治关系失衡^［6］。第三，年轻化、知识化村干部的发展困境。农村青年后备干部面临选聘和培养分离、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错位、能力锁定等挑战，导致其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7］。行政、社会和市场等场域塑造着青年村干部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从而使得村干部职业出现长期稳定、短期稳定、较不稳定和很不稳定的差异化稳定性^［8］。

现有研究从制度变迁、能动者等角度指明了青年村干部的现实呈现、生成逻辑与发展面向，无疑为我们深化对青年村干部这一重要主体的认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由总体性支配权力向技术化治理权力转轨过程中，治理的不断技术化使得科学行政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机制^［9］。尤其是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技术治理，“互联网+”政务，数字治理的理念、方法不断向乡村基层社会延展，乡村治理的技术化、理性化、规范化色彩^［10］愈加突出。基层面临如此重大的治理方式转型，却鲜有将青年村干部置于技术治理场景下的研究，对治理方式转型后的村级治理权力格局、村级总体治理效应关注尤为不足。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研究关注到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通过引入技术型人才担任村干部，形成“技术官僚”替代原有治理精英治村的现象^［11］。但实际上，由于村“两委”不属于基层政权，以“技术官僚”概括这一转型背景下的村治主体，有待商榷。有鉴于此，笔者提出“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来概括转型时期的青年村干部群体。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青年的规定，将15~44周岁的村干部，纳入文中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范畴。所谓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是指以规范化、去价值化的现代行政方法、数字技术为主要治理理念、手段的村治主体。与传统乡土干部相比，这类干部具有年轻化、知识化等显著特点。本文将这一主体置于宏观制度变迁与社会微观基础变化的背景下，考察其现实表征、生成机理与治理效应。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研究中的经验材料是笔者2021年11月中旬、2022年12月在粤西茂村驻村调研所得。笔者主要采用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两种研究方法，访谈了茂镇、茂村干部，走访了大量村民。其中，具体地名、姓名等遵从学术惯例，做匿名化处理。

主要研究对象是位于广东省西部地区茂市茂镇茂村的青年村干部。笔者在茂村所属地级市内各村走访中发现，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已成为本轮村“两委”换届后占主要地位的村干部群体。为了研究与行文方便，本文具体以茂村为案例。如表1所示，茂村实行交叉任职，ZGF、ZJD、ZBS、ZY、QXX五人为村“两委”班子成员。通过对茂村七位村干部的访谈与资料分析发现，ZGF、ZBS、QXX、ZDY、WX五位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程度较高，在乡镇党委支持下产生，平时工作主要是完成上级行政任务，工作过程注重精细化技术的运用，因此均可归入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范畴。

三、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现实表征

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来源多元，主要是经引导性人才回流、后备干部招考所产生。他们具有类体制身份、类科层制运作的总体特征。概括而言，对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现实表征的认识可以从身份特征、治理内容、治理工具、权力基础四个层面加以考察。

（一）身份特征：年轻化、知识化与职业化

第一，任职身份年轻化、知识化。经过考试聘任制产生的村干部，是由乡镇政权根据各村实际需求，统一出具招聘公告选拔产生。乡镇通常将年龄要求限制在18~35周岁，并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以茂村来看，五名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最低学历为高中，村支书ZGF为大学本科学历。以茂市整体来看，这一特征尤为突出。截至2021年2月8日，茂市1904个村（社区）全部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7.6岁，比换届前下降12.7岁；“80后”和“90后”7691人，占比达61.2%；大专及以上学历6899人，占比54.9%，是换届前的2.2倍1

1 数据来源于该地级市人民政府官网。

。

第二，工作属性职业化。传统村干部往往借助于乡村经济机会的非正规性，在低工资报酬下也能维持稳定。近年来，组织部门大幅度提高村干部待遇。经由考试聘任、选派所产生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通常不再在村庄兼职，而转变成为职业化的村干部。这些人大多来源于本县或邻近县（市、区）。不同于传统通才型乡土干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工作专业化程度较高。茂村五位青年村干部均有详细工作分工，每人对上对接乡镇任务，对下负责回应群众相关诉求。对于综合性任务，则由村支书将任务分解到个人。乡镇通过考试聘任制将综合素质较强的大学生选拔进入后备干部队伍，再逐步安排进入村“两委”队伍，再到逐步担任村主职干部。而且，乡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各村统筹调动这类村干部。

（二）治理内容：执行行政任务

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由向乡村汲取资源转换为大量公共资源下乡^［12］，村干部的职能由行政性向服务性转变。传统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主要是为了维持村内基本秩序，回应村民需求。而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则明显体现出“再行政化”的特点。

第一，完成大量资源下乡项目。茂村上任村支书55岁，小学学历，自身有石油加工产业，大部分时间无暇顾及村庄发展。上任村“两委”班子文化偏低、年龄偏大，在村庄发展规划方面缺乏积极性。而乡村振兴需要完成大量的行政任务，这些兼业型传统乡土干部往往配合度不高。在2020年换届选举中，茂镇党委通过动员、资格审查等多种途径提名出领导班子。这些干部学历高、充满干劲，对美丽乡村、产业振兴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茂镇主管项目建设的副镇长表示：“年轻大学生想法多，执行力强。今年我们把党建公园示范点项目也放在了他们村。”

第二，完成村级治理规范化任务。近年来，村级治理规范化不仅是对日常治理、项目实施等各环节的基本要求，且其本身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既是规范化治理的对象，同时也是规范化政策落地的实施者。2020年以来，区委为下辖村配备了档案盒、档案柜，以及大量的台账记录本，要求村干部按照相关要求完成。此外，乡镇党校不定期组织村干部培训，传达相关的规范化要求。规范化要求涉及行政村党务、财务、村务等各项内容，部分需要在手机APP上完成。对于茂村干部而言，每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完成乡镇安排的各项规范化任务。

（三）治理工具：规范化、技术化与去价值化

第一，治理形式规范化。相比于传统村干部行走在田间地头，走村入户与群众拉家常，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治理形式更加规范。一是采取坐班制。笔者在茂村等地调研发现，为了完成上级要求的坐班制任务，普遍安排年轻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坐班。二是治理过程留痕。在环境卫生评比、矛盾纠纷调解等各项事务中，均要求留下相应的照片、签名扫描件、录音等电子资料。每年区委、乡镇党委都要组织巡察，以此作为工作依据。茂村后备干部ZDY有11个微信置顶工作群，群内涉及治安管理、企业经营、党务学习等各类事项。此外，还需要经常通过村情通、一张表等各类APP、小程序汇报工作进展。

第二，治理过程技术化、去价值化。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完成文书行政，而非面对面服务群众。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承担着“打字员”“制表员”“绘图员”等多种角色。笔者在茂村调研时，年老村干部表示：“这些年轻人能够完成上级要求的电子化办公，所以主要由他们完成这些汇报工作。”此外，与传统村干部相比，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具有明显的去人格化特征。在区委凸显法治理念、现代化理念的背景下，这些年轻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更加注重法律法规、制度文件等治理价值，而较少调用人情、面子等治理资源。

（四）权力基础：技术赋能与行政授权

权力来源是现代治理的基础。任何个人、组织都要解决合法性来源问题。新技术介入大量公共事务，逐渐发展，产生新的治理主体，并促生新的实体性权力来源^［13］。传统村干部经村民选举产生，一般学历不高、年龄偏大，属于技术边缘群体。经由组织考察、聘任考试所产生的村干部，年龄小，学历高。他们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所掌握的技术，使得他们能够胜任技术工作。区、乡镇党委政府统一组织考试，通过考试的对象则获得行政授权，再经由选举获得村民授权。由于这些年轻的村干部与村民直接接触较少，再加上市场化改革以来，村民的主要利益外在于村庄，原则上都能通过选举。如村支书ZGF就是本科毕业工作几年后，在镇干部的劝说下回村担任村支书，后经村民选举担任村主任。由此可见，不同于传统村干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权力来源于自身所掌握的技术知识以及行政授权。

四、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生成机理

以茂村深度访谈来看，治理内容变化、技术治理手段运用，是迫使乡土干部退出的客观因素。而乡镇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则是推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取代乡土干部的决定性因素。

（一）从“维持秩序”到“任务下乡”：村干部队伍工作的内容切换

任何治理工具必须与相应的治理内容相适配，否则就会导致治理失效^［14］。税费改革前，治理内容主要体现为资源汲取、维持秩序。国家需要借助内生于乡土的村干部作为中介，联结村民。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向乡村基层社会输入大量资源，治理内容主要体现为产业落地、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模式创新等。与以往需要村干部运用自身关系和资源，维持乡村秩序不同，如今更需要村干部完成大量自上而下的资源下乡任务。村干部更多的是作为政策执行者，而非乡村治理的主动行动者。这类治理事务外生于乡村，更多地要求村干部执行乡镇党委政府指令。工作内容的转换，要求村干部队伍具有更强的服从性。

概言之，外生性事务对于群众依赖度较低，主要是善于执行和“包装”。对于乡镇党委政府而言，密集资源投入，需要在短期内产生“看得见、摸得着、写得出、讲得了”的政绩。原有乡土干部学历较低、视野有限，强调与村民维持良好情感联系的行动取向，愈发不能适应密集资源进村、政绩亮点打造的新要求。而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具有更强的服从性，学历高、年轻化、视野开阔，能够适应创新的要求。2021年以来，在茂村支书ZGF主导下，茂村先后打造出“古驿道”旅游项目、“红色堡垒”治理创新等品牌。茂镇副镇长表示：“这些年轻人点子多，会写会说，能够出成果，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二）从“权宜处理”到“技术治理”：村干部队伍工作的方式转换

现代国家建设是以官僚机构下沉，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逐步祛除“非正式关系”“非正式制度”的过程^［10］。当下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同样呈现出这一趋势，力图通过制度建设、技术嵌入，取代基层“非正式运作”，走向规范治理。总体而言，这一改革的主导思想就是将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正是治理改革的产物。

第一，规范治理的“挤出效应”。传统乡土干部在治理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情感工作法，治理过程人格化特征明显^［15］，强调权宜处理。近年来，不仅强调结果管理，而且重视过程管理。台账管理、文书资料电子化等规范，大大压缩了基层自主空间。对于年龄较大的乡土干部而言，这一转变导致了极大的不适应性。以往主要是行走在田间地头，与村民拉拉家长里短。而现在要在办公室里完成大量的文书表格工作，治理过程要注重程序、档案记录。前任村干部DFJ表示：“现在做村干部的条条框框太多，感觉又回到了读书时坐在教室的时候。”总体而言，对规范治理的过分强调，弱化了乡土干部的治理能力，同时造成了心理上的不适应，客观上导致了乡土干部退出村级政治舞台。

第二，技术治理的“挤出效应”。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别之一，以至于技术化本身成为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16］。治理技术有“软”“硬”之分，即社会技术与科学技术^［17］。一方面，社会技术渗透在法治建设、规范化建设、组织建设等过程中。乡镇党委政府要求村级治理中广泛使用网格化治理、法治调解等技术，而这些与乡土干部惯用的感情、面子等相排斥。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存在较高的门槛。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较大的乡土干部而言，无法使用村务APP、数据上传等众多的模块功能。更重要的是，当下对于“痕迹管理”的过分强调，导致乡村建设、治理创新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材料、图片视频等成果。甚至在竞争性分配乡村建设资金的情况下，能否争取到项目资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包装”水平。对于乡土干部而言，往往就会失去竞争力。而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文化程度较高、年轻、视野开阔，无疑很好地承担了技术治理的重任。

（三）从“内部管理”到“外部管理”：村干部队伍运行的制度变迁

治理结构指的是乡村两级组织的系统结构及权力配置、权责分工关系，这是治理的基础所在^［10］。没有合作的乡村治理主体，乡镇政权无法实现自身的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变化、技术治理是推动乡土干部退出的客观因素，而乡镇党委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改革，则是推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取代传统乡土干部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限制任职资格。尽管国家并未在退休年龄外，另行规定村干部任职年龄上限，但近年来，不仅茂村所在地级市，全国各地实际上都在陆续出台鼓励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相关规定。除了老少边穷偏远山区缺乏年轻人外，大部分地区都在实行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在村干部任职资格上，各地同样存在层层加码现象。如江西省袁州区规定：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年龄不超过45岁。实际上，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以聘任制招考的干部，通常会优先录用年龄小、学历高的人员。

第二，提高薪酬待遇。笔者近年来在江苏、云南、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化渐成普遍趋势。过去村干部不拿工资，使得能够担任村干部的往往是中老年人、有兼业收入的人。村干部岗位缺乏对年轻人、较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近年来，为了适应村干部专职化、年轻化、知识化的需求，各地以财政资金保证村干部岗位较高薪酬。以茂村来看，普通村干部为3600元/月，此外还有绩效奖金、年终奖。而在当地体制外就业的人群，月收入普遍集中在3500元左右，并且稳定性较低。相比之下，这些年轻、学历较高的青年往往愿意回村任职。

第三，打通流动渠道。职务晋升预期是吸引年轻、高学历人才担任村干部的重要原因。在村干部体系内，已经形成“后备干部—村‘两委’干部—村主职干部—重要村主职干部—乡镇站（所）”职业晋升链条。往往干劲足、创新性强的人，能够大大缩短职务晋升时间。所以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往往注重在乡镇干部面前的表现，希望做出拿得出手的成绩。茂村支书ZGF表示：“做出一番成绩，能够去乡镇任职，即便不能直接成为公务员，也相当于具备体制身份，退休后也能享受相应待遇。”正是制度变迁带来的职业发展预期，大大提升了高学历青年回村任职的动力。

五、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作用下的治理效应

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是从简约治理下“通才型”村干部向“专才型”村干部^［18］的逆转。技治型青年村干部适应了治理事务密集化、治理方式现代化的要求，但也带来了治理的精准性、有效性、稳定性等挑战。

（一）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作用下的积极影响

1. 有利于完成密集性治理任务

在茂市各村调研发现，当下乡村治理常规任务可以分为产业发展、乡村硬件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创新、乡风文明建设四大模块。此外，还有不定期迎检、创文等阶段性中心任务。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村干部早已脱离秩序维持型底线治理状态。相较于乡土干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在以下两大层面具有显著优势。

第一，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依附性、积极性更强。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使得不出事逻辑成为底线。大量治理任务、治理资源下沉，村干部必须积极主动对接。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进入机制、考评机制、晋升调动机制，都决定了他们必须依附于乡镇党委政府。年轻化、高学历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本身具备干事热情，同时有晋升激励机制在发挥作用。由于聘任制渠道开放健全，每年都有大量本科生、专科生报考。笔者在茂镇调研，副镇长表示：“现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去村里给老干部做工作。年轻人不愿意干了随时可以辞职，社会上很多人排队报考。”在某种程度上，职业压力倒逼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积极主动依附乡镇党委政府，使得各类行政任务更加易于推动。

第二，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更善于完成关系脱嵌型事务。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事务“悬浮”于村庄。这些任务不同于以往催粮派款、计生、维稳等，往往不需要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而是需要创新性的思维能力、策划写作能力、科学技术运用能力。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在这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茂镇党委书记在座谈中表示：“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材料写作水平，相比之前都上了一个档次。甚至我们乡镇很多媒体报道的经验，都是由他们设计总结的，我们只是起了一个组织作用。”而对于年纪较大的乡土干部，不仅无法完成电子材料总结汇报、经验提炼，甚至最基本的数据录入、电脑打字都存在困难。

2. 有利于提升科层化治理能力

村干部治理能力可以区分为群众工作能力与科层化治理能力^［15］。当前在乡村治理规则层面，高度呈现出制度性规范村级组织的特点。村级科层化治理能力的提升，使得基层透明性、规范性极大增强。

第一，运作体系类科层化。村级组织体系类科层化运作，有利于提升村级组织对乡镇党委政府、村民的双向响应程度。从横向来看，现今更加注重职责分工，往往是根据村干部各自特长，负责相应事务。尤其是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和乡土干部间，分工更为明显。通常涉及到人际关系协调等关系嵌入型事务，则由乡土干部负责。涉及到数字技术、文书等工作，则由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负责。从纵向来看，乡镇党委政府负责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招录退出、职业晋升，并且可在乡镇辖区内统筹调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乡镇党委政府针对村级组织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化考核机制。

第二，工作流程程式化。规范的工作流程，大大降低了程序不合法、权力越轨的可能性。以茂村修建党建公园来看，从项目申请立项、资金审批、招投标、建设及验收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公开，接受上级政府、社会监督。以群众办理日常事务来看，每项工作都必须留下相应的文字记录、图片、电子档案等。工作流程程式化具有两个层面的好处，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乡镇党委政府对村级组织的监管。通过依规办事、事事留痕，使得村级组织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都变得清晰透明，减少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同时也使得乡镇党委政府对村组织的考核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工作流程程式化能够强化干群信任关系。尽管工作流程繁琐、看似僵化，但从长远来看，降低了村干部依据个人关系徇私舞弊的可能性。简言之，工作流程程式化提升了治理的公正性。

第三，治理手段法治化。传统治理是一种模糊化治理，乡土干部往往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与谋利空间。“摆平”“给面子”等策略的运用，尽管可以获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但往往存在违法、违规可能。一方面，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在学校受到的教育，适应了按章办事的规则，往往追求按照法理、制度规则解决问题。在客观上，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多年在外求学，甚至不是本村人，与村民不熟悉，也限制了人情、面子等人格化治理手段的运用。另一方面，近年来对法治、规则的强调，使得乡镇党委政府要求村干部按照规则办事。如纠纷调解、协商议事等均要有相关的录音及文字材料，谈话过程、处理结果均必须合法。

（二）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作用下的消极影响

1. 治理过程悬浮化与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的张力难题

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脱嵌于乡土社会的成长历程、来源于行政授权的权力基础、繁重的案牍工作，共同导致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群众工作面向缺失。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缺乏与村民拉家常、熟络感情的过程，导致其与村民的熟悉度不高。笔者在茂村调研发现，不少村民根本叫不上年轻干部的名字。这一困境在实践中导致对农民的去组织化、政策执行的去动员化、治理过程中农民的去参与化。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以资源输入撬动村民自治，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19］。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及学界反复强调“乡村治理共同体”重要性的原因。但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格局，将治理过程简单化为处理政府、村委会、企业三方间关系。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村干部往往强调引入企业主体全程负责开发，忽视与村民的利益联结。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乡镇党委政府及村干部往往强调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创新性制度设计及植入。从长远来看，国家向基层输入的资源并未能较好地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国家停止资源输入，乡村建设很可能就会面临可持续困境。概言之，治理过程的悬浮化与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存在张力。

2. 治理机制去人格化与治理有效性的张力难题

治理有效性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评判，一是治理成本，二是治理结果。乡村社会尽管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熟人社会的底色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20］。乡村中弥漫着大量的地方性知识、道德共识、地缘血缘关系。内生于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村干部主要是依据经验、惯习进行治理，更擅长利用个人关系、情感、道德资源进行治理。这一治理行为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具有非正式、不规则、情感化的特点，具有简约治理的特点。但受现代规范治理理念影响、由乡镇政府通过考试招聘、引导性回流等途径所产生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具有外生于村庄乡土社会的特点。他们不具备相应的血缘、地缘等非正式治理资源，年轻化也使得他们缺乏必要的威望。同时，常年在外求学、工作使得他们疏离于乡土社会，缺乏情感治理经验。因此，他们可以凭借的治理资源往往是制度、法律、科层制权威，具有强烈的理性化、规则化、去情感化特点。

以去人格化的治理机制替代情感治理，看似做到了合法合规，但实际上忽视了乡村社会熟人社会的特点，并不必然能够有效解决问题。茂村治保主任QXX在做调解时，按照乡镇要求，需要形成完整的调解文书，并有录音材料佐证。茂村退休的老支书表示：“以往做群众工作主要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或者找对双方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居中调解，通常都能够顺利解决。而现在做调解太过于刻板，怎么能够解决纠纷？”对于治保主任QXX而言，只要遵循流程办事，实在调解不了，可以诉诸镇司法所介入。由此可见，这一治理机制不仅可能会使得治理无效，还会加剧正式治理资源损耗，加大治理成本。

3. 村干部队伍体系稳定性与效率的张力难题

在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为了保证财政资金有效使用，加大了对村级治理规范化的考核要求。这类脱嵌型事务的产生推动着村级治理结构由乡土精英一元治理，走向行政精英与乡土精英二元共治^［21］。借助行政授权进入村级治理权力结构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必然面临与原生乡土型干部的关系调试问题。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与原生型乡土干部的互动，导致村干部队伍体系始终处于变动中，时刻面临稳定性与效率的张力难题。在茂市调研发现，大多数村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如下三个阶段，而且由于行政力量的干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自我强化、乡土干部的退出，村级治理结构呈现出由边缘辅助型关系向主导替代型关系渐次演化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村庄必然经历这三大过程，部分村直接由乡镇党委政府选拔大学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即直接迈入第三阶段。但大部分乡村均要经历这三个过程，因而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一是边缘辅助型关系。这一关系类型往往处于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进入村级权力结构初期。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对于村庄情况不熟悉，与乡镇干部关系不深入。一般而言，这一时期，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很难直接担任主职干部，往往也就不能掌握村庄核心权力。村干部队伍体系整体而言比较稳定，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也会主动融入乡村治理过程。这一时期，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主要完成材料汇报、技术运用等执行工作。

二是合作互动型关系。这一关系类型往往处于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进入村级权力结构中期，即村“两委”班子中，年轻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与乡土干部人数相当。这一时期，尽管乡土干部仍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掌握着村庄核心权力，但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由于前期工作受到乡镇党委政府认可，往往也进入村级领导班子，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发展较快的甚至能够担任副职干部。同时，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与乡土干部间往往有着明确的分工，一般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负责行政资料整理、新兴技术运用等关系脱嵌型事务，而乡土干部则负责政策动员、人际纠纷调解、项目落地等关系嵌入型事务。整体而言，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与乡土干部呈现出合作互动的关系。

三是主导替代型关系。技术影响下的乡村治理格局，会促使权威掌握者和技术掌握者深度合作^［16］。为了逐步适应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得到充分锻炼后，乡镇党委政府往往会逐步安排佼佼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及副职干部，留任的老年干部则处于边缘地位。同时，在政策要求及自我权衡下，年纪较大的乡土干部往往选择退出村干部队伍。这也是现在许多村庄，干部清一色年轻化的原因。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急剧替代乡土干部，会导致村干部不了解民情，群众工作难做，由此给村干部队伍体系稳定性造成挑战。为了兼顾村干部队伍体系的稳定性与效率，在整个茂市，凡是年轻的技治型青年村干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行政村，均由乡镇党委政府出面，返聘离任村支书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作为过渡阶段的临时举措。

六、结论与讨论

青年村干部作为重要的村治主体，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基层治理需求、外部激励、家计模式等视角探讨青年村干部回流的解释机制，而对青年村干部回流后的治理现状、治理后果关注不足。将青年村干部放在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加于考察，凝练出“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这一概括性学术概念，由此也构成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资源、规范性制度、技术下乡，已成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然而，原有传统乡土干部素质技能均不足以完成新时期乡村治理任务。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积极性更强，更善于完成关系脱嵌型事务，因而有利于完成植入乡村的密集性治理任务。同时，乡镇对技治型青年村干部的管理具有类科层化特征，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自身也更倾向于采取程式化、法治化的工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提升科层化治理能力。可见，在密集性资源、制度、技术下乡格局下，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已成为完成上述治理任务的重要主体，由此成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理想的村级治理结构是技治型青年村干部与乡土干部合理分工，分别负责关系脱嵌型事务与关系嵌入型事务。各地政策执行往往“一刀切”，片面急切追求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短期内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全面替代传统乡土干部导致了治理面临精准性、有效性、稳定性等挑战。由此产生政策建议：（1）注重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和乡土干部交替补充使用，注重事务类型化，构建基于事本主义的治理模式。（2）技治型青年村干部要主动融入乡土社会，由被动完成行政工作转化为主动做好群众工作。（3）注重发展的阶段性，较为可行的策略是，逐步推行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在技治型青年村干部完全嵌入乡土社会后，再引导年龄较大的乡土干部逐渐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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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22CZZ020)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结构—功能视域下环保督查体系整合研究”(20YJA8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