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偏差：乡村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再思考

Fit and deviation： rethinking of the rural digit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摘要

乡村数字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一个发展动态，即要通过数字技术为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注入新的活力，破解传统协商民主的发展瓶颈。从杭州小古城村“众人议事厅”案例来看，数字技术推动了乡村协商民主的生态重构、流程重建、观念重塑，而理念适配、制度兼容、组织联结则是数字技术契合于乡村协商民主的重要机制。此外，乡村数字协商民主也应积极调适以规避一些常见的偏差，警惕考核加码、技术悬浮、协商门槛、社会抵触等问题，不断增强包容性和有效性。

Abstract

Rural digit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 dynamic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practice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breaking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nsultative models.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Meeting Hall" in Xiaogucheng village， Hangzhou， show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concept reshaping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hile concept adaptation，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be compatible with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addition， rural digit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should also actively adjust to avoid some common deviations， and be vigilant about the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ed assessment， technological suspension， consultation threshold， and social resistance，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its inclus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关键词

数字技术 / 协商民主 / 乡村 / 众人议事厅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 Consultative democracy / Villages / People's Meeting Hall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这一论断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进一步彰显了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3］。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协商民主无疑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题中之义。从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信息革命催生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浪潮，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国家也正在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4］。随着乡村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加速覆盖，数字技术为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望突破传统协商民主所受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等难点问题，深化“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乡村数字协商民主”是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基层协商民主新样态，其内涵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数字技术的介入重构协商生态、重建协商流程、重塑协商观念，组织各类群体围绕乡村公共事务开展广泛、有序的协商交流，推动实现有效治理。乡村数字协商民主既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模式，也是数字治理的实践形式。研究拟立足于杭州小古城村“众人议事厅”这一典型案例，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存在怎样的契合机制，同时应当规避哪些发展中的偏差。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维度

（一）既有文献述评

乡村数字协商民主建设是在数字化背景下发展基层民主的新命题，亦可以理解为在乡村这一特定场域通过数字技术重塑了协商民主。从现有文献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关于数字技术与乡村协商民主的契合性，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1．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双向赋能

有国外学者将数字民主比喻为“一个警钟”，认为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的恢复力^［5］。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它是研究数字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的条件、制度和实践；作为一个规范的概念，它使我们能够将民主视为一种开放的、可改变的、始终在形成中的政治组织形式^［6］。数字技术的介入可推动协商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协商主体关系的均衡化、协商信息的数据化与综合化、数字协商形式的多元化^［7］。大数据的联通性、可视性、连接性和渗透性丰富了信息量的来源，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传播，直观呈现出数据的整合结果^［8］。数字技术可以对零散的民意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不仅实现了民意的指数化表示，还使之可视化，更易于理解和运用。在这个过程中，众多个体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联合行动，迫使传统政策议程垄断走向开放，公民也借助大数据信息流将自已的话语嵌于公共政策流程^［9］。与此同时，“技术会放大普通公民的政治表达”^［10］。当网络中信息和影响力逐渐向某些个体或群体聚集时就会产生虚拟社会网络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社会舆论和协商议题的方向^［9］。数字技术成为协商民主的“助推器”，改善了民主运行环境、实践机制和互动模式，也为政府了解基层民意提供了技术工具^［11］。

也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制度对数字技术的影响，认为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有效吸纳了数字技术的支持，才让数字技术在规范下运行^［12］。有学者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技术之间形成了深度耦合和相互嵌入，原因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理念和实质内容有能力吸纳数字技术并与之有效结合^［13］。乡村协商民主还能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丰富的内容和场景。因此，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融合过程，也是不断检验技术真伪、矫正技术偏差、重塑民主协商的过程。

2．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潜能

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从乡村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三个维度赋能，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技术层面的外源动力。在外源动力的作用下，村民自主治理的内源动力得以激发^［14］。一方面，数字技术将深化乡村协商民主的包容性。数字技术通过“云场景”“云传播”和“云知识”分别为融合协商民主的参与空间、整合协商对话传导形态、激发主体认知潜能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15］。协商民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空间，而是能够在虚拟环境中促进更广泛和多元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激发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数字技术使得身处异地的村民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便不在现场也能参与到乡村事务的治理中，从而有效应对因人口外流而产生的治理难题，推动乡村主体的线上回归^［16］。有学者发现，线下与线上协商议事平台的联动提高了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村两委通过微信公众号、APP等渠道对协商事项、协商成果进行全过程公示，村民可以直接查看到项目负责人、完成时限、目前进度等内容，从而推动了信息透明公开^［17］。

（二）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分析维度

关于数字技术对乡村协商民主带来的深刻变化，可以从协商生态、协商流程、协商观念三个基本维度由表及里地加以把握。乡村协商民主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环境中的适应系统。数字技术的引入更新了乡村协商民主的生态环境，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方式，为协商民主自身的变革提供了基础支撑。数字技术也部分重建了乡村协商民主的运行流程，在操作层面完善了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为村民的意见表达、信息交流、民意交互创造了新的机遇空间。观念重塑则是协商生态与协商流程变革的深化与内化，影响和转变参与者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就此而论，生态重构、流程重建和观念重塑三者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

1．生态重构

生态重构是乡村数字协商民主运行的基础，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数字化改革，构筑更为适宜乡村协商民主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融合超越了传统协商民主模式的局限，创造出既能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又能增强民主参与的协商生态系统。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创建一个促进信息自由流通、保障公平参与、支持高效决策的数字平台。

通常数字平台能促进政府条线部门之间的多方协调，管理内部多样化的成员并加强协作，同时也在外部协调中管理政府部门与数字平台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关系^［18］。对乡村协商民主而言，数字技术平台可以推动村民在村级事务的多种场景之间交互，保障外出或行动不便的村民及时参与协商治理，形成更为活跃的互动群体网络，提升民主参与和村级服务的连贯性。

2．流程重建

协商是有程序的，体现为行动有流程，以及按照流程而采取行动^［19］。有学者指出，互联网等智能技术对协商议题产生、宣传动员、对话倾听以及决策落实等环节的嵌入，使得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方式、内容实现了系统型塑^［20］。数字时代的乡村协商民主既要遵循既定的民主规则和程序，也要结合数字技术优势，创设符合乡村实际的虚拟情景中的协商流程。合理设置各类主体都能接受的协商流程是开展协商的前提条件；确保每个环节的设定都有实质意义是协商结果有效性的关键所在；对协商过程的全过程记录是保障协商共识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外，数字技术还作用于协商过程的程序化设定、协商共识的自动化生成、协商结果的透明和公开，这有助于推进电子监督和防止权力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3．观念重塑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在与乡村协商文化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以全新治理理念渗透并重塑了个体认知结构。观念形态的转变是数字技术融入协商民主过程的核心要素，它是个体和组织对数字技术的认识、理解、接纳、认可的过程，影响到民主实践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面对面协商模式向数字平台介入的广泛参与模式的过渡。这种过渡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是协商民主内涵和质效的深化与扩展。此外，数字技术对乡村协商民主的融入也将深刻触及村级治理的三个观念要素，即：唤起对公共事务的情感共鸣，巩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基础，促进乡村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

三、案例呈现：小古城村“众人议事厅”的发展解析

典型案例所在地“小古城村”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距市中心30多公里，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2022年，小古城村村集体收入首次突破千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 760元^［21］。2005年小古城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仅为32万元，而2023年达到1115万元^［22］。2005年1月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小古城村调研“三农”工作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工作，提出了“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等指导性要求。此后小古城村不断深化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创设了“四议六步”协商工作法，即“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四议）——工作由群众提、议题由支部审、方案由网格议、决策由代表决、过程由专人督、结果由群众评（六步），该工作法在村级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径山镇建设了“众人议事厅”民主协商的线上平台，实现“民呼我为”的实时在线。“众人议事厅”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重构了协商民主的生态环境，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数字协商之道。“众人议事厅”的建设内容包括一个整体协商智治驾驶舱、用户端和管理端的应用以及六个主要功能板块。例如，用户端搭建在手机端，能让村民、村干部、党政干部、专家、乡贤和游客等用户即时参与议事、建言献策等，使协商主体更多元、民意表达更全面。管理端分为手机端和PC端，能够为网格长、村社干部等提供后台管理权限。六个主要功能板块分别围绕谁来议、议什么、怎么议、议的效力、谁来督、谁来评等方面展开1

1 相关资料来源：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众人议事厅”应用场景建设情况汇报》，2023年3月16日。

，以此形成协商议事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一）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生态重构

从行动者-资源视角出发，党委、政府是数字治理生态的主导者和引领者，公众则扮演着数字参与、政策遵从、社会反馈的角色，各自掌握不同的治理资源^［23］。在政府主导的数字治理生态中，政府首先通过顶层设计为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连接提供治理系统和平台。“众人议事厅”就是政府承担供给成本的数字协商平台，它以“整体协商智治”驾驶舱为底座，对协商议事产生的数据进行全量归集、实时展现、智能分析、决策参考，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全流程展示民主协商议事的关键数据。小古城村某村干部在访谈时说：

“众人议事厅”最早是派出所下面的一个平台，扫一下码就能实现问题的收集和线上处理。不过派出所做的平台只有意见收集、反馈过程，没有协商的过程。我们现在的“众人议事厅”按协商程序和步骤执行。现在全镇都铺开了“众人议事厅”，每个村都在做。（访谈编号：20240314）

小古城村以“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办”的民主理念运行“众人议事厅”，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多模式破解难题。“众人议事厅”按照权限和类别等分别选择“形成议题进行协商”“自行高效处置办结”“流转‘余智护杭’交办”等不同的难题处置模式，将自主选择权交给村民。二是双向民意收集。“众人议事厅”的设计秉持“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的理念，规划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路径，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参与的双轨运行。数字驾驶舱中的协商数据信息涵盖了民众议题、议事类型、趋势分析、民主监督、评价指数等多方面内容，以一屏化的方式实现了数据展示、分析、联动、闭环和透视。三是多级协同处理。小古城村的“众人议事厅”嵌入“区-镇街-村社-网格”四级协商议事体系中，通过高效的数字平台促进协商与决策主体的协同，有效应对公众关注的核心问题，深化民主协商进程。径山镇的工作统计显示，全流程协商耗时从原来的平均16天左右缩短为7天。

（二）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流程重建

民主不仅仅存在于选举和决策阶段，也应贯穿于村民自治的全过程，落实在民意的收集、讨论、决策、执行以及监督等各个环节。径山镇小古城村以“四议六步法”为基础，推动了提、审、议、决、督、评等环节的网络流程再造；提出线上议事法，使“众人议事厅”成为富有特色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案例。对于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流程重建，可从议前、议中、议后三个阶段展开分析。

1．议前

在数字协商开始之前，需要通过技术手段确定协商议题和协商参与者。

第一，智能汇集民意。在协商议题的制定过程中，小古城村利用数字化技术广泛、全面、多渠道收集民意，将重要议题转化成具体的协商议题，形成了一个内容多样、贴近民生的“协商菜单”。系统设置议题包含集体经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文化文明、基层治理、民生福祉六大类，并自动抓取分析关键词，生成词云图，及时标记敏感热词，实现快速、精确响应民意2

2 相关资料来源：《杭州市余杭区众人议事厅应用》，笔者2024年3月赴小古城村调研获得的材料。

。小古城村干部介绍议题情况时说：

议题发布后有时间节点要求，比如1~5日内收集议题。村民信息全都有后台录入，直接登录就行。议题的版块多，有市政设施、民生、环境、营商等等，村民要发表意见，还要投票表达同不同意实施，实施后还有一个评价。（访谈编号：20240314）

第二，精准匹配议事员。小古城村通过数字技术将不同社会背景的代表纳入议事主体，确保了协商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数字系统根据算法，对议事员的年龄、性别、职业、角色、议事积极性等多维度进行智能分析，按照“固定代表+自由代表+特邀代表”的方式，线上一键精准邀请特定人员参与会议，确保各类利益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关注。目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组织负责人、社会工作者等各类人员都能参与协商，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议事员画像”。

2．议中

在协商议题确定之后，小古城村通过设置事前专题协商、事中民主参与的线上议事方案，简化了议事流程，使协商过程更加透明和公正。

第一，事前专题协商。在正式协商之前，“众人议事厅”对议题信息进行公开，允许参议人员提出意见建议，允许其他人对建议表态。这样的机制设计给予了参与者提前准备和思考的时间，便于其理解议题来源和背景信息，提升讨论质量。

第二，事中民主参与。协商组织者、参与者及观察者可通过网络实时掌握协商活动的进展、焦点问题、意见建议，可以通过语音文字留言、在线签名、实施表决等功能提出意见。这种即时的信息共享和透明的交流机制，不仅提升了协商过程的效率，也增强了各方对协商活动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3．议后

线上协商议事会议结束后，也需要特定的流程来保障“议的效力”。

第一，绩效评估反馈。通过规范化的议事程序和实时留痕反馈措施，小古城村对议事结果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并将其纳入考核体系。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议事的执行力，也保障了协商结果的实效性。

第二，社会监督评价。数字技术实现了协商议事全程实时留痕，确保了议事过程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小古城村同步引入了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可将协商全过程实时抄送给纪委和相关群众，以增强议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同时通过实时反馈进程、结果公开等形式，组织协商主体对议事全过程、分节点进行评价，为协商议事组织者和相关单位的结果运用提供量化的评价指标，促进议事后的科学决策和议事结果的有效落实。

乡村数字协商民主与一般协商民主的议事流程有所区别，如表1所示。

（三）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观念重塑

基层协商民主的完善是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条件，这也要求乡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实现深层次的目标和价值观共享。数字技术也为乡村协商民主带来了观念形态上的转变，通过强化利益主体之间的情感共鸣、信任共增，推动实现价值共创。

1. 情感共鸣

社会成员的情感共鸣可以使得冷冰冰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拥有人文温度，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24］；可以培育人们对基层共治的情感认同，关注多元群体多样化的情感理解，消解袖手旁观的“看客心理”，规避依赖他人的“行动缺失”。“众人议事厅”的程序界面设置了“我是村民”和“我是游客”的身份选择，村民和游客分别从不同的端口登录，村民可对一些小的问题发起协商，也可参与协商；游客则可在线反映所看到的日常管理、风险隐患、生态环境、矛盾纠纷、安全生产等方面问题。这种基于身份差别的参与设计不仅尊重不同群体的角色定位，也扩大了参与的广度，使得多元主体能够从各自的角色和认知出发参与乡村治理过程。

此外，通过“众人议事厅”的民意驿站及“随手拍一拍”“有话说一说”“问题提一提”等功能应用，无论村民还是游客，都能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都可以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当人们在情感上感到被认同和理解时，表达意愿就会被持续激发，更倾向于关注村集体的公共议题。通过情感的纽带，个人与集体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使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得到提升。

2. 信任共增

在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框架之中，信任共增被视为巩固多元主体合作观念的核心要素。透明化的决策过程、平等的参与权利、对各方意见的充分考量以及畅通的监督反馈渠道，均能增强乡村成员间的信任度和内聚力。随着信任的持续积累，村民们在观念上也会越发倾向于协力应对乡村所面临的各类问题。

一方面，小古城村建立了全过程议事公开机制，进一步破解乡村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手机端产生的协商议事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展示，关注议题来源尤其是群众议题的比重，评估群众建议和需求的转化效率及落地情况。另一方面，小古城村开辟监督新路径，实现数字深度赋能。按照“网格化管理、零距离监督、透明式运行”的原则，小古城村设置了“一站、一榜、一表、一间”的监督渠道。通过“廉情e站”程序，可以线上发起疑问、点单收集疑问、直播提出疑问，实现云上答疑解惑。

通过上述措施，可深化村民对协商过程的参与度，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村民对数字协商民主的信任感，由此形成了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3. 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不仅是乡村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而且代表着协商民主的理想目标。价值共创意味着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和合作，共同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实现利益的均衡与价值的共享。这种协商过程不仅仅是解决冲突和分歧的机制，更是一种促进社会整体福祉和公共价值创造的方式。小古城村从成熟的村级协商议事体系中借鉴经验，发展“线上+线下”双重复合的村民议事协商模式，形成以数字技术推动乡村协商治理的局面。

在公共协商过程中，类似秸秆焚烧、养老服务中心选址等事关村庄公益的情况都可成为线上协商议题。小古城村曾针对秸秆焚烧这类老大难问题，反复利用线上渠道收集信息，了解实情。而村民高度关注的村养老服务中心选址议题，仅线上议事就吸引了1000多人参与，再结合线下协商，最终达成共识、确定选址^［22］。

不但村民随时可通过“众人议事厅”反映问题，村党委也可以根据需要发起线上协商，并让村民通过语音或文字等方式发表意见建议。这样的协商组织方式较为灵活机动，不受时空限制，使工作忙的年轻人也能参与^［22］。某位村干部对此的看法是：

现在村里面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很少能参加协商活动。人年龄大了以后思维、能力、信息都会受影响，村里想让年轻人参与协商，集众智。但是年轻人很多在外面上班，人聚不起来。当时建“众人议事厅”的主要目的就是不受时间、空间约束，让他们直接参与到协商中来。（访谈编号：20240314）

从价值共创的角度看，数字协商民主有助于村民实现从“代表参与”向“完全在场”转变，提升治理的民主性，强化治理的公共性，也有助于协商治理的乡土适应性。

四、数字技术与乡村协商民主的契合机制

小古城村“众人议事厅”案例从生态、流程、观念等维度展示了数字技术与乡村协商民主的契合性。协商民主作为包容性的治理方式，其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关键在于理念适配、制度兼容、组织联结等方面，即应准确理解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通过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来保障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通过组织的协调与整合推动数字技术适用于乡村复杂的治理环境。

（一）理念适配：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契合前提

在推进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过程中，理念的适配是确保数字技术与民主治理有效融合的关键前提。只有在价值理念上达到高度契合，才能保证技术工具为村民自治赋能，促进广泛参与与福祉提升。

一是要适配“人本”理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融合具备鲜明的时代价值，其底层逻辑是不断采用时代的产品助推高效治理，凸显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在本质上要求数字技术在基层民主中的应用应始终以提升人民福祉为最终目标，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二是要适配“数字”思想，实现数字革新。数字技术与乡村协商民主的融合是以技术创新促进民主治理，应健全数字治理体系，包括法律法规的完善、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伦理规范的建立等；要打破信息壁垒，无论村民的文化水平、经济条件或地理位置有何差异，都应确保他们自由获取和分享信息；要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服务，满足村民多样化的需求。

（二）制度兼容：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契合基础

制度兼容要求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能够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相匹配，以及适时调整制度框架以适应新兴技术，使数字技术更有效地服务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需求。

首先，明确政策指导和法律支持。相关政府部门应针对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协商民主提供政策指导和法律框架。这包括制定技术在协商过程中的应用规则、明确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法律要求，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涉及协商民主的内容等。

其次，健全包容性的协商制度。从制度层面保障利益相关各方的参与是制度兼容的重点所在，尤其要关注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协商过程中的参与权利和表达机会。例如，可以通过提供宣传引导和教育培训等方式，帮助数字弱势群体克服技术障碍。

再次，完善监管机制和评估体系。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同样需要监管机制和评估体系的介入，从而保障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效果。监管机制应涵盖数字技术应用的全过程，包括协商议题的设置、协商过程的透明度、协商结果的落实情况等。通过持续跟踪协商过程和成果、评估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和社会价值，及时调整和优化相关措施及协商实践，降低数字“负”能出现的可能性。

（三）组织联结：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契合关键

组织联结的目的是促进不同主体间的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增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作能力，为深化协商民主过程提供必要的基础。

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和基础联结作用。在乡村数字协商民主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多元协商主体间的领导核心作用。无论在线下还是网络空间的协商中，都应突出党的政治和组织功能，并通过党建机制深化组织间的联结，引导乡村社会治理和基层民主发展，确保基层协商过程的真实性与协商成果的有效性。

二是增强基层协商组织的协同开放性。在数字协商进程中，基层协商组织应当形成协同开放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这是由数据分布的分散性和数据采集的多主体性决定的，由此也避免协商治理过程中技术应用与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对立^［19］。这一结构有助于各协商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动与合作，增强协商过程的开放性和协同性，确保协商成果的广泛接受和有效落实。

三是促进政府部门协作与资源共享。与基层数字协商有关的政府组织之间也需打破壁垒，解决信息孤岛等问题，促进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更有效地整合资源、共享信息，从而提高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执行力和成果转化率。

五、乡村数字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偏差及规避

乡村数字协商民主产生于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之下，数字化的推进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治理思路和方法的尝试，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转向。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乡村数字协商民主仍需积极调适以规避一些常见的偏差。

（一）考核加码：形式主义的数字化面纱

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对数字化成果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基层治理在“数字生产”上的形式主义层出不穷^［25］。数字化考核加码造成资源要素异化为绩效指标，这也让行动者被动地卷入了数字形式主义的漩涡之中^［26］。在数字化成果可能成为政绩锦标赛的重要指标的背景下，需要警惕将乡村数字协商民主作为地方“面子工程”的做法，其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为了突出数字协商民主的应用效果，过度强调平台注册用户数量、协商活动开展次数、协商参与人数等表面数据，忽视民主参与质量以及协商的实际成效；基层干部、网格员等人成为完成考核指标的工具，不惜通过不正当手段包装数字政务工具，以呈现高安装率和高活跃度。

数字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源在于过度依赖量化考核的绩效导向，只关注表面“亮眼”数据的堆积，忽视了乡村协商民主的成效，进而削弱了数字协商的实际意义。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需政府主管部门及村级组织重新审视和完善数字化考核标准，重视协商过程中的真实互动与成果反馈，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民主治理，而非沦为基层形式主义的装饰工具。

（二）技术悬浮：协商民主中的虚拟泡沫

数字技术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将技术简单植入，更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主动选择、配合行动的复杂过程。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提升，而是需要通过治理主体的主动适应、匹配和创新来实现。

乡村数字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数字化应用和实际治理需求之间的脱节。一些协商平台的建立并非是为了解决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实际问题，其运行也未能发挥数字技术的高效优势；如果忽视村民的数字素养状况、乡村人际交往习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应用场景适配度等条件，就可能导致数字协商平台出现“技术空转”的现象，不仅未能真正提升协商民主的质效，反而影响了村民对数字协商民主的认知和评价。

为避免“技术悬浮”的风险，乡村数字协商平台的建设不能仅作为展示技术的工具，而应当根据实际治理需求进行设计，在深入了解村民的需要、文化习惯和技术素养基础上，确保数字平台功能设计与实际场景相契合。

（三）协商门槛：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

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还应避免对数字技术效用的过度乐观和理想化心态，强调数字技术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必然性，却忽视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尤其是数字排斥现象及协商“门槛”的存在。当前农村部分群体对数字技术陌生、数字素养不足，已影响其有效参与乡村协商治理。引入数字技术的初衷便是希望深化民主参与，但因为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反而导致部分群体被挡在协商“门槛”之外^［27］，造成了协商民主现场的主体性缺失，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挫折感。

数字技术介入乡村协商民主的有效性既取决于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的同步适应，也取决于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因此乡村治理中应特别关注数字工具的普及和技术使用的公平性，避免加剧社会人群分化、弱化本应通过技术手段加强的社会凝聚力。要确保技术进步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特征和诉求，帮助群众及时掌握新技术、主动适应和使用数字工具，同时重视数字平台的设计与运行的合理性，努力跨越协商门槛。

（四）社会抵触：局限于特定情境的适用性

一些地方的数字协商平台在新冠疫情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疫情的特殊情境限制了人际交往，传统的面对面协商无法顺利进行，而数字平台成为乡村协商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有效工具。然而社会运行恢复常态后，数字协商民主在乡村的适配性与可持续性仍存在一定疑问。

乡村社会的一般特征是紧密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的情感联络，基于血缘、地缘的关系网络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更是维系乡村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基石。面对面的协商民主与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可以成为情感治理的重要载体；数字协商民主虽然可以在技术层面降低信息交互的成本、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但是并不具备面对面互动所能带来的“温度”，无法替代乡村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情感联络，也改变不了主流的人际互动模式。有的村干部认为：

数字协商民主在乡村具有超前性，网络议事与熟人社会交往习惯天然存在隔膜，数字协商仅仅是疫情时期的特殊手段，疫情过后自然会沉寂下来。（访谈编号：20240313）

但也有村干部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未来乡村民主治理的趋势，应当充分认识其可能的发展前景，现阶段它至少也是传统协商民主的有益补充。（访谈编号：20240314）例如在进行大规模数据分析、破解协商参与的时空限制、满足匿名化的协商要求等方面，数字协商民主具有传统协商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随着村民数字素养的逐步提升也将愈发凸显。

要让数字协商融入乡村社会、吸引群众使用数字工具，还需要改善数字协商民主的情感互动性。例如在数字协商平台中融入更多情感设计元素，设置虚拟的“茶话室”“聊天室”等场景，在界面设计上充分体现当地的文化元素，增添模拟面对面交流的虚拟人物形象等等，以此增强协商过程中的情感共鸣。

五、结语

数字技术介入协商民主是乡村协商民主的一个发展动态，对乡村数字协商民主建设进行评判时，既要关注数字技术是否发挥了正面效应，能否有效破解乡村以往协商的困境，也要审视数字技术对协商民主核心价值的影响。技术理性是实现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内在需求，而价值理性是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取向^［28］，二者应当在乡村协商民主的目标层面获得均衡。数字技术推动了乡村协商民主的生态重构、流程重建、观念重塑，并且在理念适配、制度兼容、组织联结等环节展现了与乡村协商民主的契合性。而在发挥数字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应积极调适以规避各类风险和偏差，警惕可能存在的考核加码、技术悬浮、协商门槛、社会抵触等问题，不断增强乡村数字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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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的县乡条块关系重构研究”(19BZZ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