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制：教育驱动的农民家庭分工新形态

Three systems in one family： a new education-driven division of labor in peasant households

摘要

基于全国多点调研发现，近年来，在广大中西部县域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化，农民家庭分工模式正从“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一家三制”新形态下，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的时间节点、动因及效果存在类型化差异，年轻父亲更加成为家庭经济支柱，常年外出务工，中老年祖辈大多要为子代家庭提供资源支持。“一家三制”的生成受教育竞争、青少年社会化路径重构等结构性压力的驱动，受具有去阶层分化功能的基础教育体制、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与市场—社会二元体制的制度性保障，新家庭主义伦理与“家长主义”教育责任伦理为农民家庭围绕子女教育形成高度的家庭整合提供了价值基础。“一家三制”凸显了农民家庭的发展韧性，也导致农民家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过大，家庭脆弱性风险增加。

Abstract

Based on a nationwide multi-site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young moth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and the mode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peasant families is changing from ‘two systems in one family” to “three systems in one family”. Under the new form of “three systems in one family”， there ar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s of young moth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young fathers are becoming more of the economic pilla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they go out to work all year round； and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andparents mostly have to provide resource support for their offspring's famili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in one family” is driven by structural pressures such as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ization paths for adolescents， and it is guaranteed by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function of de-classification， the protectiv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market-society dual system， and by the ethic of the new familism and the ethic of “paternalism”. The new familism ethic and the “paternalism” ethic of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provide a value base for peasant families to form a high degree of family integration arou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three systems in one family” has highlighted the developmental resilience of peasant families， but meanwhile also led to excessive structural pressures on peasant families and increased risks of family vulnerability.

关键词

县乡农民家庭 / 一家三制 / 陪读 /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 新家庭主义

Key words

County and rural peasant families / Three systems in one family / Accompanying students / Protection-oriented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 New familyism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中，我国家庭并没有走向与西方个体化家庭变迁的相似道路，而是呈现出“核心家庭网络化^［1］”“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2］”“马赛克式家庭^［3］”等特征。有学者指出，在家本位的传统伦理基础之上，当代中国农民家庭普遍生成了“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家庭重构了家庭在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再生产的发展型目标，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4］，形成了“恩往下流”的新家庭形态^［5］，通过代际合力与代内帮扶来应对发展压力，实现城镇化与向上社会流动的家庭发展目标。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农民家庭在面对发展压力时，形成了“一家两制”的家庭形态，即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年轻夫妻进入城市务工，年老父母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兼照顾孙辈 ^［6］。

近年来，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引发学者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聚焦于返乡陪读母亲，对其返乡陪读动因、状态、效果及对农民家庭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分析。具体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母亲返乡陪读的动因。既有研究发现，教育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风险社会背景下隔代抚育弊端凸显等因素是母亲返乡陪读的主要动因^［7］。此外，有研究认为，家庭利他主义是年轻母亲愿意返乡陪读的主要原因^［8］。第二，陪读过程中的母职实践^［9］、陪读母亲的情感劳动^［10］及休闲娱乐^［11］、亲子关系调适、代际与夫妻关系变动、家校关系经营等 ^［12］。第三，返乡陪读的效果及非预期后果^［13］。

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一些研究进一步对返乡陪读县乡农民家庭结构形态进行了提炼概括。研究发现，随着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的普遍化发展，原本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基础上的“一家两制”正在向“一家三制”模式转变，即形成了“祖辈在村自养+耕作（部分兼在本地/外地打零工）—年轻男性在外务工—年轻女性返乡陪读”的家庭结构形态。例如，刘超从宏观结构性视角出发，指出城县乡就业机会与收入的结构性差异、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资源向城区集中、老人农业与村庄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一家三制”的生发机制，在“一家三制”的家庭策略基础上，农民家庭形成了“发展型家庭秩序”^［14］。张一晗则从家庭主体性视角出发，指出在社会转型变迁以及教育城镇化持续推进背景下，农民家庭教育观念发生转变，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家本位价值取向驱动下，自主形塑出“一家三制”家计模式^［15］。李永萍则采取更为综合性的视角，指出“一家三制”模式的生成受社会环境变迁、学校及家庭教育体系变化、家庭教育动力强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凸显了农民家庭发展韧性的同时也表露出农民家庭秩序的风险与潜在危机^［16］。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返乡陪读县乡农民家庭的生成及运作提供了丰富的启发。不过，既有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陪读”相关研究过于聚焦于返乡陪读的母亲们，但缺乏对陪读母亲的返乡时间节点、动因及陪读效果进行更为细致的类型化研究，也忽视了对县乡三代乃至四代家庭其他成员的研究，缺乏关于返乡陪读县乡农民家庭的总体性视野。其次，关于县乡“一家三制”的相关研究将县乡农民家庭家计模式的调整与县域城镇化关联起来，研究视角更为中观，为认识当前县乡农民家庭的转型特征提供了新的结构性视角。不过，既有相关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之处，一是部分研究缺乏对“一家三制”生成机制的系统、深入分析，既有研究或将“一家三制”生成归因于外在结构性压力，或将之归因于家庭教育观念变迁，未能从“结构—制度—主体”三维视角全面探析“一家三制”分工形态的生成机制，即哪些结构性压力、何种制度性保障以及什么样的主体性动力共同推动了“一家三制”分工形态的生成与维持；二是部分研究对当前“一家三制”分工形态下的农民家庭面临的风险与压力缺乏系统性分析。

近三年来笔者在全国十余个省份多个区县进行四百余天的家庭及教育专题调研，对县乡农民家庭“一家三制”新分工模式的实践形态进行了全面把握。在全面、深入的田野调研经验基础之上，本研究旨在分析“一家三制”形态下农民家庭成员的分工特征、从“结构—制度—主体”三维视角全面探析“一家三制”分工形态的生成机制、得以维持的结构性原因，以及新分工形态下农民家庭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具体包括以下系列问题：在当前“一家三制”分工形态下的县乡农民家庭中，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的时间节点、动因、实践特征及效果存在哪些类型？受年轻母亲家庭角色分工调整的影响，年轻父亲及中老年祖辈的家庭分工角色又存在哪些新特征？当前为何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重构家庭内部代际与夫妻间角色分工，采取“一家三制”新分工形态？为何“一家三制”分工形态能够维持？在“一家三制”分工形态下，县乡农民家庭再生产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与压力？

二、“一家三制”的实践特征

从家庭分工形态来看，县乡农民家庭“一家三制”总体上呈现出“母亲返乡陪读、男性在外务工、老人务农或务工”特征。在不同家庭中，陪读母亲在返乡时间节点、地点、动因及效果存在共性特征亦存在差异。男性在外务工情况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经营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老人自养、务农或务工状况同样存在共性特征也存在差异。

（一）母亲返乡陪读

从全国多地田野调研来看，母亲选择返乡陪读一般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父母或受现代育儿观念的影响，或受自身留守或流动等人生经历的影响，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以及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情感支持与照料陪伴，因此在子女幼时便选择返乡陪读；第二，受教育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影响，许多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城区集中，乡村教育质量下滑，为追逐优质教育资源，农民家庭将子女送到县城就读，一些家庭或因为县城学校缺少寄宿条件或寄宿条件较差，或为了子女健康社会化成长及学业发展而进城购房或租房陪读；第三，一些母亲在子女学业关键阶段选择返乡陪读，例如面临中考压力的初三阶段、高中阶段特别是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三阶段；第四，一些母亲生育二孩后需要照料幼儿，决定返乡“陪大带小”；第五，一些母亲在孩子社会化成长出现偏差或成绩下滑严重等时刻决定返乡陪读。

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大部分返乡陪读母亲到县城陪读，少部分在乡镇或村庄陪读。返乡陪读过程中，一些母亲全职陪读，一些母亲则在陪读过程中兼务工，通过“半工半陪”来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受返乡陪读时间节点、家庭关系和谐度、家庭教养观念、教养风格及具体教养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母亲返乡陪读的精力与资源投入状况及其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一些母亲在子女出现严重手机沉迷问题后返乡陪读，在管教子女过程中容易出现亲子关系紧张、“有陪无读”等结果^［17］。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害怕出现“有陪无读”使得越来越多的母亲选择在子女成长早期返乡陪读，由于陪读周期漫长，一些年轻陪读母亲倾向于“半工伴读”^［18］。然而，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需视县城产业发展状况等因素而定。在返乡陪读后，年轻的母亲成为家庭物质资源的“枢纽中转站”，成为祖辈、丈夫与子女之间的核心联结点，成为教育投入—回报的“操盘手”。

（二）男性在外务工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世界范围看，1990—2019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至二十多个百分点^［19］。18~64岁在业者中，女性占43.5%，男性占56.5%。近七成女性处于在业状态，城镇和农村女性在业比例分别为66.3%、73.2%^［20］。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农村女性一直是家庭核心劳动力之一，支撑了农民家庭的发展与城镇化及阶层向上流动。然而，随着年轻女性返乡陪读县乡越来越普遍，农民家庭缺失了一位主要劳动力，同时，在县城购房或租房陪读使得农民家庭教育与日常生活开支骤增。为了支持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维持家庭运转及发展，年轻男性往往不得不想方设法奔赴工资水平更高的城市，寻找收入水平更高的工作机会。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差异巨大，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东部沿海都市群与区域中心城市带，这些都市群与城市带成为我国产业发展中心。有学者根据各区域与产业发展中心的距离将我国划分为市场中心地带、半市场中心地带及远市场中心地带^［21］。广大中西部县域大多处于远市场中心地带，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更高的收入，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年轻男性不得不前往市场中心或半市场中心地带，这就导致在母亲返乡陪读时，夫妻及父子（女）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

（三）老人自养、务农或务工

当年轻母亲返乡陪读后，祖辈照料子代的压力减轻，但代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由于子代家庭收入减少、开支增加，祖辈往往需要给予子代家庭更多资源支持，想方设法减轻子代家庭负担。在“一家三制”形态下，祖辈家庭一般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祖辈由于年龄较大而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此情况下，老人一般回乡自养、从事农业生产或在本地打零工。女性老人一般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为陪读年轻母亲及孙代提供一些照料与日常生活支持，男性从事农业生产/打零工一方面可以为自养做储蓄，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子代家庭一定的经济支持。

第二，在我国当前乡村地区，由于早婚早育、生育子女较少、子代年龄较小等原因，许多祖辈年龄并不大，在50~60岁，仍具有劳动能力，还未退出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一些祖辈仍在从事技术类行业或经商。并且，随着年轻女性返乡陪读，祖辈女性也从照料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在本地打零工或外出务工。在此情况下，祖辈亦能够获得可观的劳动收入，甚至不少祖辈夫妻收入结余远高于年轻男性收入结余，不仅能够为自养做储蓄，还能够给予子代家庭不菲的经济支持。在一些“四世同堂”家庭，祖辈返乡后还可以在村照顾自己的父辈，避免子代承担过多养老压力。

三、“一家三制”的生成机制

从“结构—制度—主体”三维视角来看，在家庭发展与子女教育压力之下，当前县乡农民家庭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家三制”家庭分工形态，并且得以较为稳定的维系，既源于结构性社会压力的驱动，也受到当前我国若干制度体系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驱动下的强家庭责任感与高教育期望为农民家庭提供了维系“一家三制”的强大信念与动力。

（一）结构性压力驱动母亲返乡陪读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也在加剧，县乡农民家庭面临着城镇化与阶层向上流动之压力，教育成为县乡农民家庭实现发展目标的核心乃至唯一通道。然而，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教育格局的重组给农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子女教育投入压力。社会变迁特别是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青少年社会化路径被重构，健康社会化成长也面临着挑战。以上种种结构性压力驱动着年轻女性返乡陪读。

1. 阶层流动压力与中国式“文凭社会”

有学者基于对1996—2012年间六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与11个发达工业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当代中国，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实际的代际流动率是在上升的；从国际比较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代际流动率在国际上也属于比较高的。然而，研究也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垂直流动速度的确较之以往特别是80、90年代在下降^［22］。这就导致，一方面，社会精英层面对总体下降的流动率，面对自身向上流动的瓶颈，未雨绸缪提出了“阶层固化”的担忧。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众传播过程则放大了这种恐惧，让它在舆论和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热议^［23］。特别是在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阶层流动压力影响着广大普通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一直存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的二元区分，“文凭”对于进入哪种劳动力市场体制，对于工作的体面性与稳定性具有关键作用。特别是对于以“80后”为主体的广大县乡新生代父母，受历史因素影响，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摸爬滚打，对于子代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正规就业尤其是“体制内就业”目标具有强烈渴望。然而，随着“文凭社会”的扩张，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特别是进入“体制内”对文凭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这给县乡农民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带来了巨大压力，驱动他们调整家庭分工，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与精力。

2. 社会变迁中青少年社会化路径重构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县城与乡村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县城学校的扩张特别是民办学校兴起的另一面是乡村教育体系的衰败与瓦解，这一过程可称得上是一场“文字上移”大变迁^［24］。在“土地财政化”发展驱动下，地方政府以教育等民生项目撬动城镇化发展，许多县城出现了过度教育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的城镇化流动，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教育的衰败。城乡教育格局的重组使得大量农民家庭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得不向中心乡镇学校及城区学校集中，城乡教育格局的重组导致进城读书的青少年成长环境更加复杂，教育越来越去社区化。

另一方面，在智能手机时代未到来之前，儿童的社会化成长主要在熟人社会中完成，家庭、学校以及地方社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儿童教养体系。然而，手机网络的快速普及使得儿童受到现实社会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双重社会化机制的影响，而且网络虚拟现实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5］。智能手机重构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娱乐休闲、生产消费活动，也深刻影响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这导致儿童社会化途径、手段、目标以及环境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26］。农村青少年的“城市社会化”进程与“网络社会化”进程高度重叠，进一步影响了其社会化的系统性^［27］，进而导致隔代抚育面临着诸多问题，给县乡农民家庭教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驱动着亲代返乡陪读，以实现“成人成才、争先培优”的教养目标。

（二）制度体系为“一家三制”提供保障

社会变迁为农民家庭子女教养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压力，驱动农民家庭改变家庭分工形态。另一方面，“一家三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到维系，还受我国一系列制度体系的保障。其中，具有去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教育体制为农民家庭教育投入提供了公平的制度空间，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为祖辈在城乡间进退有据、低成本自养及务农/务工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基础，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则为年轻男性及中老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1. 具有去阶层分化功能的基础教育体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县也是我国“中央—省（市）—县—乡”行政层级中具有财权、人事权的一个重要单元。由此而形成了县域基础教育体制。县域社会构成了基础教育体制、县乡农民家庭及学生、阶层流动的一个总体性实践图景。总体而言，我国基础教育体系一直具有去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功能，维系这一功能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央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以及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政策。特别是在统一高考制度之下，在我国县域基础教育场域中决定学生教育成就的核心变量是其自身的“学力”，或者说是其“学业资本”。在这一场域之中，县乡农民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以及关系资源最终都要转化为学生的“学业资本”才可使其获得高学业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需要适应这样一整套教育体系与教育竞争规则，培养适应游戏规则的“习性”，增强学习的自主性，形成较强的学习动力。因此，即使在阶层分化不断加剧的当前中国，县域家庭也难以直接将家庭资本转化为学生的学业成就，我国的教育体制并不受优势阶层直接支配，具有较强的社会主义办学特征，兼顾效率与公平。

2.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与市场—社会体制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国家也因时、因势不断破除原来具有剥削性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与此同时，国家在土地制度改革、资本下乡等方面十分审慎，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功能，由此形成了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28］。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形塑了“城市是市场经济体制，县乡是社会体制”的城乡二元体制社会结构^［29］。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体系为县乡民众的进城与返乡提供了较为通畅的渠道，尤其是保障了县乡农民返乡权利，进而为农民家庭的稳定提供了支持。在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破碎化、老年人的养老危机、城市贫民窟等问题极为常见，中国较为稳妥的制度改革避免了这些极易产生的痼疾。此外，在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县城是农村的大脑，县乡融合式发展与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相匹配，为基础教育体制的动态均衡及相对稳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性基础。

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体制”发展过程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是非正规经济体制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就业空间。黄宗智等学者曾指出，在城乡之间，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被我国非正规就业体制容纳，他们既非经典左派设想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非经典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已经被整合入一个统一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民，更不是其所想象的占据“橄榄型”社会中大多数的“中产阶级”^［30］。中国的非正规经济体制与“半工半耕”的小农家庭相匹配，使得非正规经济和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具有强韧性，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同时，也使得农民家庭极具发展韧性^［31］。

具体而言，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广大中西部农村年轻男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集中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之中。在年轻女性返乡陪读后，年轻男性有充分机会在非正规经济体制中奋力拼搏获取更多收入。另一方面，这一非正规经济体制也为中老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让他们能够通过非正规就业获得一定的收入，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自养做储蓄的同时，还能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调研发现，当前非正规就业农业工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个体户及灵活劳动者/自雇者，如废品回收贩、流动摊贩、装修工、家政工、建筑包工队工人等；受雇者，主要为劳务派遣工，如建筑工、工厂劳务派遣工等。一般而言，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进入门槛低，即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与专业技术要求较低，收入水平不高。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中上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水平较高，但是这类工作或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市场经营与关系经营能力要求较高，呈现出同乡同业、亲朋好友“传帮带”等特征，或工作强度与风险较大，或上述两类特征并存。

（三）强责任伦理为家庭整合提供动力

“一家三制”的形成与维持，需要年轻女性做出一定的牺牲，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家庭之中，强化母职角色，男性则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加奋力拼搏。中老年人亦需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务工，“退而不休”，以实现自养并支持子代家庭发展。在结构性社会压力驱动与一系列制度体系保障之下，“一家三制”得以维系，是因为作为“行动主体”的县乡农民家庭成员能够围绕子女教育进行高度整合。具体而言，新家庭主义伦理、教育责任的家庭化以及家庭的高教育期望成为“一家三制”形成并维持的主体动力。

1. “新家庭主义”与接力式家庭的生成

在当前三代家庭中，祖辈这一代人有着完整的乡土生活经历，在成长与成年过程中经历了改革开放，生产生活方式迎来巨变。在现代化压力的冲击之下，这代人以厚重的家庭主义伦理应对家庭再生产压力，率先改变传统的“反馈式”家庭模式，开始奉行“恩往下流”新原则，奋力托举子代实现以城镇化为核心目标的家庭再生产。由此，不同于费孝通笔下西方“接力式家庭”的中国式“接力式家庭”开始生成。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父母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自身流动经历、家庭发展压力等多种因素的深刻影响，不仅没有抛弃传统家本位伦理观念，相反，在代际合力过程中，生成“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32］。

在现代化进程中，县乡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两重家庭发展目标——城镇化发展目标以及子女“成人成才、争先培优”高教养目标，家庭从简单再生产走向扩大化再生产^［33］。如前文所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成熟，文凭往往与工作类型与收入水平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子女的教育成就往往对其是否能“体面进城”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农民家庭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卷入教育竞争的意识与动力。并且，教育资源配置越不均衡，教育竞争投入与压力越大。由此，农民家庭在扩大化再生产目标的驱动下，整体性形成了高教育期望共识。若祖辈因为教育观念较为传统或过于溺爱孙辈等原因而无法与子代形成高教育期望共识，许多年轻夫妻便奉行“教养分离”的原则，仅允许祖辈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与孙辈发生联结，而不允许他们干预孙代的教育。正是“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驱动着农民家庭进行强代际整合，以至于甘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牺牲”，来托举子代发展。

2. 现代育儿话语与教育责任的家庭化

在青少年成长环境结构性变迁压力之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各种科学育儿观念、精细化育儿观念广泛传播。当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父母进入养育实践时，物质条件的相对丰裕、家庭的少子化以及个体主义与家庭关系民主化、平等化等价值观念的传播，使得传统的家庭教养观念与教养行为受到反思与批判，新的认识与话语在家庭生活中得以践行。此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父母在务工过程中深刻感受了学历对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及收入的巨大影响，他们的教育意识整体觉醒。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家庭少子化也使得家庭资源可以相对充裕地投入到子女教育之中。在此过程中，教育责任主体悄然发生转变。家庭的教育参与以及资源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起跑线”与“跑步速度”，父母成为子女“成人成才”的第一责任人^［34］。由此，“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教育责任的“家庭化”意识成为县乡农民家庭进行强家庭整合、生成并维系“一家三制”分工的动力源泉。

四、“一家三制”的风险与压力

“一家三制”家庭模式充分显示了县乡农民家庭在面对现代化压力时的韧性。在一系列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下，正是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农民主体动力使得中国社会具有持续的流动性，“一代人比一代人过得更好”的“中国梦”得以维系。这种家庭韧性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泉。不过，透过家庭韧性也会看到，“一家三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与压力。必须重视并着力降低农民家庭的风险与压力，以保卫农民家庭、维护社会稳定。

（一）结构性社会压力过大

首先，“一家三制”之所以能够生成并维系，既来源于阶层向上流动的压力，也来自于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希望。换句话说，“文凭社会”之所以得以维系，源于教育的大众化与公平性，更源于产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的广阔就业机会。一旦经济下行，“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皆出现发展困境。一方面，会导致县乡农民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难以获得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会导致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难以成正比。这将进一步导致农民家庭在“一家三制”分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压力过大。

其次，当县域基础教育格局失衡时——突出表现为城乡义务教育的失衡以及县城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失衡、县中塌陷，大量农民家庭为追逐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流动，教育投入压力增加，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子女社会化风险及教育投入的回报风险皆在增加，这很容易导致县乡农民家庭在陪读过程中出现有陪无读、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青少年教育竞争压力也不断加剧，进而可能导致代际关系、夫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县乡农民家庭不再进退有据，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容易陷入“非理性”状态^［17］。

第三，当教育资源过度向城区集中、校际之间教育质量过度失衡时，还会加剧教育竞争“内卷化”趋势，导致青少年学业压力过大。当家庭的教育期待与教育焦虑都传导给儿童时，在以学业为主轴的单一评价体系与以学习为主轴的“学生化”生活之中，一些农村儿童在学习生活与家庭的生活之中都难以获得价值感与意义感，使得一些农村儿童在竞争压力倍增的同时却缺乏学习主动性与内生的个体发展目标。这导致儿童很容易逃逸到虚拟网络世界，社会化成长出现偏差的风险增加，家庭教养压力也加大。

（二）家庭脆弱化风险增加

“一家三制”的实质是重返或者说再造“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性别分工格局，从家庭收入积累层面来说，男性是生产者，女性成为消费者。这种分工格局之所以得以维系，正是“新家庭主义”伦理观的驱动，夫妻双方为了子女的教育成就形成强合力，而不计较自我的牺牲或得失。然而，在长期的夫妻分离、夫妻生产—消费角色失衡情况下，一旦这种“新家庭主义”伦理观较弱或松动，家庭合力便难以形成，家庭矛盾很容易产生，乃至出现家庭离散化困局。

此外，当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年轻男性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一旦在劳动力市场中无法获得稳定收入，一旦祖辈因患病等原因难以支持子代家庭乃至难以实现自养，农民家庭压力便会陡增。另一方面，“一家三制”的分工目标在于帮助子女实现高学业成就，然而，子女的学业成就受诸多复杂因素影响，家庭的高教育投入并不一定带来子女的高学业成就。县乡普通家庭创造“寒门温室”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子女学习提供更好的条件，但也有可能折损子女的学习主体性，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三）制度保障体系弱化

具有去阶层分化功能的县域基础教育体制保障了教育公平，让广大县乡农民家庭看到了通过教育投入托举子代向上流动的期望。但是，近年来，省市“超级中学”的无序扩张导致许多地区出现“县中塌陷”困境，使得教育竞争层级上升，进而激化县域教育内卷化竞争态势，既增加了农民家庭的负担，也导致青少年学业竞争压力加大，严重破坏了县域基础教育生态^［35］。此外，强基计划及与强基计划等特殊招生渠道高度绑定的学科竞赛训练等制度与政策的出台及其异化给县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县域基础教育体制去阶层分化功能的弱化加大了农民家庭子女教育竞争负担与压力。

另一方面，对于大量缺乏工业发展条件与机会的普通（区）县而言，教育成为驱动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方式。许多中西部（区）县地方政府甚至通过将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配置、建设“教育新城”等方式来推动县域城镇化。此种城镇化模式可概括为县域激进的教育城镇化发展，这一发展导向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的下降与乡村教育体系的衰败，还可能导致城区范围内校际之间教育质量的不均衡发展^［36］。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负担与农家子弟社会化成长的风险与学业发展的压力。

此外，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推动“资本下乡”“合村并居”，这些政策举措对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对于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的“进退有据”、中老年农民的返乡自养以及从事农业生产构成了挑战。而“超龄农民工清退令”等政策的盲目出台初衷是保护老年农民工的权益，但却对超龄农民工自主选择权进行了限制^［37］。各级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偏误可能或导致保护县乡农民家庭“一家三制”分工形态的制度体系被弱化，进而增加县乡农民家庭的风险与压力。

五、小结与讨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广大县乡农民家庭是具有极强主体性、能动性的重要主体，他们是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主体力量之一。在现代化发展压力之下，围绕子女教育，农民家庭积极调整家庭分工模式，从“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农民家庭在结构性社会压力驱动与一系列制度体系保障之下极具韧性的一面，努力托举子代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其中，具有去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县域基础教育体制为农民家庭通过相对较低成本的公共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希望，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核心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为中老年农民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低成本自养及务农/务工提供了保障，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则为年轻男性及中老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以“新家庭主义”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则为“一家三制”的维系提供了强大的伦理支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家庭作为当前中国相对弱势的一类群体，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与压力。特别是在“一家三制”家庭模式之下，农民家庭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加剧，具体表现为家庭离散化风险的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的加重、教育竞争压力的加大以及农家子弟成长发展风险与压力的增加。

为减轻县乡农民家庭“一家三制”的风险与压力，首先，应坚持“三轮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坚持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大力推动“中国创造”的成长，实现中国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也要保持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38］。由此才能创造更多的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空间，扩大农民家庭各个世代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缓解农民家庭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压力。其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坚持基础教育体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推动县中振兴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抑制教育城镇化的激进化发展取向，维系我国县乡基础教育体制的去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减轻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压力。第三，着力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而进一步完善“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为在城、县、乡三级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体制中就业的农民工提供更多制度保障，为返乡陪读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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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22&ZD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