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跨域传递：路径与机制

The pathway and mechanism of cross-regional transfer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a case study based on "Subei Farm" in Shanghai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明确我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包含生产要素创新性转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生产组织创新等多层意涵。不同于自发型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提出通过跨域传递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地区转移，推动生产力优化配置。以上海为例，其作为我国创新高地，农业生产力呈现指数级增长，并朝着绿色集约方向发展。但域内耕地减少和成本上涨，导致近年来总体生产能力和产值下滑，域内发展空间不足，使得农业生产力向域外转移。其中，苏北农场是承接上海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基地，通过接受上海的多轮生产力转移，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并迈向区域经济高水平合作阶段。生产力形态则体现为从传统生产力的激活与重建，到农业转型升级、先进生产力培育，再到新质生产力区域扩散的变迁。苏北农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经验，对我国促进生产力跨区域配置、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域外农业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efin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e， encompassing multi-layer connotation， such as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optimal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Unlike the spontaneou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path， this paper proposes promoting the regional transfer through cross-region transmission to optimize productive forces allocation. Take Shanghai as an example， as the innovation hub in China， it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and is advancing towards green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duced arable land within the region and the rising cost have led to declining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output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insufficint development space within the region has caused outward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Subei farm serves as the critical base of the transfer. By accepting multiple rounds of transfer from Shanghai， it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tepped into the high-level stage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productive forces forms manifested as changes from the acti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the cultivation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gional diffus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Subei farm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cross-region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dicating broad prospects for extra-regi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 区域合作 / 域外农业 / 飞地经济 / 组织创新

Key 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Regional cooperation / Extra-regional agriculture / Enclave economy /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首次阐述新质生产力概念。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在2024年1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3］。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对生产力理论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我国构建产业体系、催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理论指引。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发展，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并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十大任务之首^［4］，相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开始铺展开来。

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多面向的是特定高新技术或行业，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未来关键产业。但从概念本质来看，新质生产力反映新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生产要素的创新性结合，体现生产力的跃迁规律，农业领域也不例外1

1 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以做更多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是否就等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也是促进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我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5］。

不同于通过自发型的要素更新、组合配置和生产关系调整等路径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本研究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另一条路径，即通过跨域传递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地区转移，推动后发地区的农业产业升级。实际上，生产力不仅与生产关系间有着互动关系，还在区域间存在联动关系，这是由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区域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决定的。在我国庞大的国民经济版图中，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要求落后地区依靠自身力量激发新质生产力，既缺乏效率，也难以操作。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存在很大差异，依靠先发地区的生产力转移和迭代，是后发地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捷径”。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及其在苏北创办的域外农场为例，研究“新质生产力跨域传递”的路径机制，并探讨区域农业合作激发新质生产力前景，为落后地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一、概念内涵与研究框架

（一）从生产力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演化

新质生产力概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也是一次重要突破，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需要兼顾概念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本节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新质生产力的结构和创造性突破，进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展开分析。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6］，是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和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本研究从三大生产力要素结构以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出发，认为生产力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三大生产力要素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潜力。在劳动者方面，其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成为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源泉，并赋予生产以主体性价值^［7］；在劳动资料方面，生产工具系统、能源动力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等构成连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8］，使得生产力有所依托；在劳动对象方面，土地、矿石、森林、钢铁等自然或人造材料，使生产力有所指向^［9］。第二，三大生产力要素组合所迸发的生产效能。如果说生产要素的改善容易实现生产力量变，那么它们的优化组合往往使生产力发生质变。这种组合在程度、质量和水平上的差异，造就不同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和样态^［10］。第三，人的联结形式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人与人的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不容忽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1］。因此，对于生产力的考察，还需要考虑到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合作与组织管理^［12］。

除了具有生产力要素、生产力要素组合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复杂嵌套结构外，生产力还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3］，生产力跃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显著标识和的永恒追求，其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发挥关键作用^［14］。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定义所体现的科学性、继承性和创新性。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符合辨证唯物主义对生产力结构要素和发展规律的界定，体现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该定义并未将各种生产力等量齐观，而是敏锐地指出不同生产力在效能、质量和重要性上的差别，并要求优先发展关键、优质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创新^［15］。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新”的方面，要求更新生产力要素，形成新的要素组合形式，以及新的社会关系；在“质”的方面，要求避免生产力的无效堆砌对资源环境的损害，发展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优质生产力。

从以上分析脉络可知，新质生产力并非特指高技术产业或前沿产业，而是适用于任何采用新的生产手段、要素配置和组织方式，实现生产效率明显改善、价值大幅提升的领域，农业也不例外。在农耕社会中，农业生产起到关键作用，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主要运用领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认为“农业是生产的自然源泉”^［16］，马克思也提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7］。只是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三次科技革命的相继开展，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目前又进入信息化社会。与先进工业部门指数级的生产力跃迁相比，农业部门算术级的生产力增长相形见绌，农业较低的边际生产率使其饱受“高水平均衡陷阱”困扰，进而被视为传统产业。但也正因如此，农业部门更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引入新的要素、更新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等形式“改造传统农业”^［18］，为实现农业生产力的跃迁提供新的可能。根据前文对生产力构成的分析，本研究将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解为“通过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转化、要素间的优化组合以及组织创新，摆脱传统的农业增长方式，具有高效能、创新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目的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上述定义中，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有三：一是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转化。具体包括传统农业劳动者人力资本提升、新技术引入、投入品改造与丰富、生产设施升级、基础设施配套等，这些单一要素的创新转化是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点。二是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表现为上述生产要素以更为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时空组合，从而使要素潜力得到进一步发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三是生产组织创新。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如农民合作组织、企业组织、服务组织等，实现有效的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价值链的提升。

（二）“域外农业”与新质生产力的传递

以上研究主要体现新质生产力“是什么”，而在“怎么做”方面，暗含自发路径，即依靠自主的要素更新、组合配置和生产关系调整激发新质生产力。但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后发地区面临人才流失、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仍在延续，新质生产力渗透率不高。对我国各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测算也表明，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东部地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为粮食主消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高于粮食主产区^［19］。其中的悖论在于，表现出农业消费能力的东部地区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表现出农业生产能力的中西部地区却受制于生产力发展。这既妨碍后发地区获得先进生产力，又限制先发地区先进生产力的应用范围。因此，在农业新质生产力供求失衡的背景下，与其强调后发地区的自主能力，不如建立后发地区汲取先发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捷径”，重视生产力区域协调。区域合作成为后发地区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另一条路径。

区域合作的形式多样，本研究重点阐述“飞地经济”模式，即通过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一地区在另一地区建立经济园区并进行管理，双方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20］。在农业方面，其典型形式是“飞地农业”，亦称为“域外农业”，该模式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改善生产要素组合，并以其为窗口，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向后发地区转移^［21］。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且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北京在黑龙江和天津、上海在苏北和皖南建立的域外农场，均体现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农业合作。由于这些域外农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体现生产力的迭代升级。在当前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环境下，域外农场不断承接先进生产要素，成为向后发地区转移的窗口，表现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新质生产力的跨域传递机制。

据以上设想，研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跨域传递”路径，即先发地区的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向后发地区流动和重组，旨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提升，改善区域农业生产力不平衡现象，如图1所示。在该模式中，先发地区在后发地区创办域外农场，将其纳入生产力转型升级的统一规划中，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组合和生产组织三个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具有高质量、高效能特点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此过程中，域外农场按照先发地区的节奏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跨域传递。域外农场位于后发地区，其形成的新质生产力不可避免地在区域内扩散，有利于后发地区更大范围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这种“阶梯式”的传递模式，推动生产力资源的区域流通与合理配置。这一路径关键在于以“飞地”为核心的区域合作能够实现，先发地区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在后发地区建立经济园区，承接先发地区的生产要素。在此过程中，双方各取所需，先发地区延展农业发展空间，后发地区提高生产效能，实现优质生产力的转移、扩散和创新。下面以上海的农业发展经验及其在苏北创办的域外农场为例，展开具体分析。

三、先发地区农业的域内发展和域外延伸：来自上海的经验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之一。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GIHI）”数据，2023年上海科技创新能力全球排名第十、亚洲第四、中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粤港澳大湾区）2

2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3[EB/OL]. (2023⁃11⁃22)[2024⁃06⁃24]. https://www.ncsti.gov.cn/kjdt/ztbd/cxzs2023/.

，体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科技人才培养、研究经费投入、创新平台搭建等方面，上海呈现明显的“高地”效应，成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地区。得益于上海的三产融合不断推进，新质生产力溢出到农业领域，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明显改善、价值大幅提升^［22］。但上海先进生产力与狭小发展空间之间的矛盾，产生农业生产力错配问题，进而需要重视域外出路。

（一）上海农业生产力的域内发展与配置矛盾

1. 上海农业生产力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在强大的科技、人才、政策等条件加持下，上海市的农业生产力得以释放，生产力加速提升。从图2可见，无论是单位劳动产出还是单位土地产出，上海市的农业生产均呈现出一定的指数增长特征，不同于全国的算术级增长。目前，上海市农业单位生产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均实际农业产出高达7万元、亩均农业产出也突破7000元，约为全国的10倍。这种增长态势鲜明地体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使其摆脱传统农业生产对劳动和土地的高度依赖，从而避免农业生产的“过密化”现象。

上海高效能、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由表1数据可知，除机械化指标外，上海在农田灌溉、化肥、农药、地膜和柴油等常规生产要素使用上，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体现上海通过强化生产要素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但化肥农药等要素的高水平投入，会带来一定的生态环境风险，并不完全符合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上海市近年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通过激活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强化农资管理，实行农药实名销售；推进17个现代都市花卉生产基地建设，加强技术推广；在金山、嘉定等区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建成288家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推行水肥一体化和土壤保育技术，实现蔬菜废弃物全量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和黄板集中回收率达到99.3%；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强化农残快速检测；建设生态牧场，实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开展水产绿色养殖“五大行动”（生态养殖、养殖尾水治理、水产养殖用药减量、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水产种业质量提升）；推动果蔬机械化智能化生产、智能牧场和智慧农场建设；推进种子立法工作，健全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创新优势特色种源，增强种业企业实力；构建数字农业，通过“申农码”全覆盖对接现代科技服务；促进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培育国家级、市级、区级龙头企业，创新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印发《上海市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方案》，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等^［23］。

综上所述，上海农业单位生产力在全国居于前列，高质量、高效能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转化，包括对传统生产要素（如化肥农药、农业消耗品）进行优化升级，也包括引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新质生产要素；二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数字联网等连接各生产环节，用智能技术辅助人工决策，精准控制生产投入，最大程度地发挥要素的生产效能；三是生产组织创新，通过规模化生产、企业化经营，打通产供销、农工商各环节。通过以上措施，实现农业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和开放式发展。

2. 上海农业生产力错配现象

尽管上海市已迈向农业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显现，但近年生产能力在不断下降。由图3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指数不断上升，但上海农业生产总值指数以2002年为分界点，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目前上海的农业生产总值指数相当于1988年的水平，农业生产能力出现明显倒退。从生产量来看，粮食、蔬菜、生猪、水产四大主要农产品产量近年均出现下滑。自2014年上海农业生产总值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后，下降趋势难以止步。可见，上海农业呈现出单位生产力跃升与总体生产力下降并存局面，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空间有限。

实际上，上海市农业发展总体上面临多种不利条件：一是域内耕地严重不足且不断减少。上海现有域内耕地为16万公顷，仅为1978年的45%，人均耕地为0.0 093公顷（0.14亩），远低于全国0.093公顷（1.4亩）的平均水平，且当前仍以每年0.067万~0.13万公顷（1万~2万亩）的速度减少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EB/OL]. (2023⁃10⁃13)[2024⁃06⁃25].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sjfb/tjxx/jstjnj/index.html.

。二是域内农业生产成本攀升。21世纪初上海域内畜产品生产成本已比外省高25%、蔬菜高20%、粮食高10%，随着域内土地租赁与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其在一般农产品生产上的劣势更加明显。当前上海每年所需的2700万吨农产品中，整体自给率仅为30%^［24］。作为农业主消地，随着域内农业生产的不断下滑，上海所掌握的先进农业生产力的施展空间越来越小，生产力错配现象越来越明显，导致技术与创新“过密化”，近年来上海在农业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农业产值出现下降即明证。为此，上海需要将生产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向外输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既能帮助后发地区农业转型，又能避免生产内卷，迸发出更高的生产效能。

（二）上海农业生产力的域外延伸

考虑到域内农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发展域外农业早已纳入上海的战略规划中。1950年，上海即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创办上海农场，1955年和1973年分别从中分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1965年在安徽黄山建立黄山茶林场，1966年在安徽歙县建立练江牧场，1956年在安徽郎溪县建立白茅岭农场，1958年在安徽宣城建立军天湖农场。由于这些农场集中分布在苏北和皖南，因此又称为“苏北农场”和“皖南农场”。这些域外农场作为“省际飞地”向上海供应农产品，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生产效能不断凸显。由图4可知，近年来上海农业生产总值不断下滑，与此同时，域外农业产值快速增长，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超过10%。具体来看，域外农业为上海提供超过一半的生猪、牛奶和茶叶产能，在粮食、油菜籽、水产品、水果等农产品供给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对改善上海人民生活、保障农产品供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上海农业新质生产力转移扩散方面，域外农业也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利于改善农业先进生产力配置效率，成为上海农业未来发展、优化生产力配置的重要出路。

纵观上海域外农场70年的发展史，其经历多轮生产力跨域传递，目前域外农场生产力的跃迁得益于新一轮的上海新质生产力转移。这种“波浪式”的生产力跨域传递缔造域外农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道路，使其从传统农业过渡到农业高质量发展，并逐步迈向区域经济高水平合作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形态及其发展贯穿其中，从传统农业生产的激活与重建，到农业转型升级、先进生产力培育，再到目前的新质生产力区域扩散。域外农场正成为连接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促进区域农业一体化的有效载体，并走出一条后发地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捷径”，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农业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基于此，下文以苏北农场为例，研究农业生产力的跨域升级路径，并进一步探讨农业新质生产力跨域传递的发展前景。

三、生产力的跨域升级：以上海“苏北农场”为例

苏北是江苏省三大地区中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生产力相对滞后。明清以来，受到黄河夺淮以及大运河的影响，苏北农业生产持续恶化，成为南北之间的生产力“洼地”^［2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困扰苏北农业发展的水患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但区域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6］。这一过程中，苏北也成为苏南和上海经济外溢、生产力转移的边缘地区，上海在此建立的苏北农场则是典型案例。由于建国初期苏北农业濒临崩溃、农业生产力严重衰退，从这一时期开始建立的苏北农场就面临着重建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因此，本部分以生产力样态为依据，将苏北农场的发展分为生产力重建、升级和融合三个阶段，从而探明生产力跨区转移的阶段性和具体路径。

（一）激活与重建：农业生产力的初步转移（1950—1980年）

历史上黄河改道和大运河治理对苏北农业产生灾难性的破坏。据吴必虎统计，在1550—1950年的400年间，苏北农场所在的盐城市发生的水灾次数在其5000年水灾总数中占比88.9%^［27］。频繁水灾导致土地严重退化，农民“稼穑而外，捕鱼治鹾采薪织蒲，聊以谋生”^［28］，地瘠民贫以至于“大批的农民每当收获以后便成群结队的下江南”^［29］。下属的大丰区东濒黄海，历史上以产盐为主，整区面积都是自北宋以来泥沙沉积而成，滩涂面积广大，农业基础薄弱。可见，盐城市及其下属的大丰区，原初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尽管拥有大量土地，但受制于水患灾害和土壤条件，不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近代时期，当地尝试废灶兴垦，加强农业生产。对大丰区而言，农业生产力的三要素均不具备，缺少农业传统导致缺乏熟练的农业劳动者、缺少各类简单或复杂的农业劳动资料、大片滩涂和盐碱化土地的劳动价值不高，导致上述努力并未取得成功。

1950年，上海在大丰创办上海农场，1955年和1973年分别从中分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统称为“苏北农场”。在以盐碱滩涂地为主、生产力严重受损的条件下，上海农场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农业生产体系、激活农业生产能力，由此开启了上海农业生产力的初步转移，具体如下：

首先是在劳动者方面，上海派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前往苏北农场开垦农业。1950年，上海农场创办伊始，上海就将近8000名无业流浪人员送至该地4

4 江苏省档案馆藏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办公厅档案：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办公厅《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市遣送游民犯人至苏北开垦劳动改造给区党委的指示信》（1952年2—3月），全宗号301，卷号：永久—99.

；至1956年，苏北农场20万亩土地上，已有1.1万名劳教人员开展农业生产；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3年，约8.4万上海知青来此从事农业垦殖，苏北农场范围进一步扩展；到1980年，上海在场劳动力有3万余人^［30］。其次是在劳动对象方面，通过改良土地提高生产效率。这一时期，上海域内发展出水利土壤改良（排水、控水等）、农业土壤改良（栽培管理等）、生物土壤改良（绿肥、秸秆还田等）和植树造林等实践方法，并应用到苏北农场的滩涂改良中。例如海丰农场土地的氯化物盐类含量较高，建场以来通过开河排水、引淡水洗盐、种植绿肥等方式进行了有效改良^［31］。最后是在劳动资料方面，主要沿用传统农具，但进行一定的改进，还引入拖拉机、机电排灌机具、喷雾器等。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在国有农场和农垦体制下建立的生产队也是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农业知识的传播和集中力量开展土地垦殖，从而反作用于农业生产力。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苏北农场处于初建时期，目的是在缺乏农业基础的情况下建立生产能力，主要手段是承接上海的生产力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盐碱地改良技术等，结果是将该地从产盐区转变为农业区。尽管这一时期的苏北农场已逐渐接触机械化、新式生产资料等，但决定农业生产能力的仍是劳动力投入和土地规模，生产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出效率不高，亩产仅为200千克左右。因此，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转移是在传统范畴下进行的，未呈现出新质生产力效应。

（二）改造与升级：先进生产力的接续传递（1981—2013年）

截至1980年，通过持续地围垦造田，苏北农场面积约为3.07万公顷，其中上海农场约1万公顷、海丰农场约1.67万公顷、川东农场约为0.4万公顷，接近上海域内耕地面积的10%，成为上海转移农业生产力、强化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上山下乡”政策结束，到1980年底，苏北农场的知青大量返城，例如规模最大的海丰农场当年只剩下两三千人，人数不足年初的10%。因此，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强化劳动投入，已难以应对人少地多的现实情况，必须着手发展先进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自1981年开始，苏北农场接受上海新一轮的生产力传递，呈现出高科技、高质量和高效能的新质生产力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在生产要素方面，不断转型升级。一是利用上海教育优势，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普及中等教育，并通过开办职工学校、电大辅导站、函授辅导站和技校等方式提高职工知识技能水平；精简职工队伍，新招收具有较高学历人才。二是引进上海先进技术，改造升级劳动资料系统。到1995年，苏北农场强化科技投入，推广质量栽培法、生物钾和穗肥使用方法，引进并推广四大优质稻种代替原来多代种；机械化深入推进，例如海丰农场到2004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即达到16 371千瓦，2010年为20 320千瓦，并培育出“海丰牌”优质大米，成为全国A级绿色食品；从2005年开始，苏北农场大力改善生产条件、改造电力系统^［32］。三是吸收上海投资，加快土地改良。到1987年，苏北农场建设多条排水河和引水河、疏浚和拓宽河道，建设了较为完善的排灌系统，使得通过排水洗盐、引淡色田改造农田的效率大为提高^［33］。

在生产要素组合方面，更加注重系统配置。1995年苏北农场在上海的资金支持下进行新的围垦计划，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围海造田，更注重农业综合开发，包括疏浚渠道、新建桥涵闸、改造变电线路、修建机耕路、购置大中型拖拉机、新建晒场和米厂等，通过生产要素的系统组合，农场水稻亩产到1998年跃升至500公斤^［34］。在农业结构方面，推动水稻、大麦、黄豆、油菜等多样化种植，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并向农业加工、贸易服务和区域物流方向发展，形成作物搭配、种养结合、农工商结合等不同层次要素配置模式，不仅有利于延长产业链、提高生产效能，还能推动产业循环，减少单一粗放型发展对资源的浪费。

在生产组织方面，形成新的管理体系。改革开放后，苏北农场实行承包制经营，1988年从农场职工承包转变为当地农民承包，生产关系的调整解放农场生产力。随后，上海市对农垦系统开展公司制改革。1994年，上海市农场管理局转制组建上海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经营业务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农业生产、实业投资、商业零售批发等，苏北农场大部分并入其中，并成立上海农工商集团海丰总公司；2006年，上海市组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工商集团的食品相关资产并入其中^［35］，随后成立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农场有限公司，到2009年上海农场和川东农场也移交光明食品集团管理。企业化改革为苏北农场引入现代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三大农场按照业务部门成立子公司，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以海丰农场为例，成立上海农工商集团海丰总公司以来，形成了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模式，设立米业、水产、园林、电缆等多家分公司，建成综合特色园区、滩涂湿地园区、洁净农业园区、农牧结合园区等四大现代化示范基地^［30］。通过企业改制，苏北农场以利润为导向，实现专业化生产，并且依托大集团体制而顺利融入上海现代农业体系，便于接受上海产业转移。同时，企业经营模式提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渠道，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生产力提升。

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到2010年前后，苏北农场完成现代农业转型，其中上海农场形成种源业、米业、畜牧业、水产业和林业等产业体系，川东农场形成种植、种子粮食、畜牧、食用菌和饲料五大核心产业，海丰农场则在种植业之外发展大型养猪、对虾和养鱼产业^［33］。到2013年底，上海市农委编制完成《上海市农业布局规划》，域外农场包含其中，标志着苏北农场经过几十年的生产力跨域升级，成为上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说，1980年后的苏北农场依靠引进上海先进生产力实现传统农业改造，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效能，人才、技术、资金以及要素优化配置、组织管理创新发挥关键作用，具有系统性、深入性与高质量特征。但这一阶段苏北农场仍主要是封闭式发展，成为地区农业生产力“高地”，但并未向区域外扩散，呈现孤岛效应。

（三）带动与融合：新质生产力的区域扩散（2014年至今）

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三角区域规划》，区域一体化提上日程，上海则需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区域辐射。在农业方面，沪苏两省市政府于2014年6月联合印发《共同发展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的意见》，决定在上海农场境内发展合作园区，在巩固“飞地”农业的基础上，深化大丰区与上海的产业合作。2015年11月集聚区正式成立，重点发展新能源、新基建和新农业“三新”产业+主导型新兴产业5

5 大丰区政府办公室.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EB/OL]. (2024⁃01⁃25)[2024⁃06⁃27]. http://www.dafeng.gov.cn/art/2024/1/25/art_11799_4073104.html.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农业一体化深入推进，上海域外农场有更多的合法性和更明确的功能定位。在上海域内农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苏北农场成为承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农业创新扩散的重要窗口。2022年10月，上海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上海域外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域外农场定位为“上海优质主副食品的重要供应基地”“上海超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合作示范载体”，提出农业生产、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沪苏产业集聚、旅游康养等方面的要求6

6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上海域外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 (2022⁃10⁃08)[2024⁃06⁃27].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1021/ebab053d93e843edaae52823c0089d60.html.

；据此，上海市农委编制《上海域外农场现代农业专项规划（2023—2030）》，在立足于域外农场自身发展的同时，提出要加强垦地合作，其中苏北农场与大丰区开展“一园一厨五基地”建设，成立沪盐场地禽蛋产业化联合体、沪丰优粮产业生态联盟等7

7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域外农场现代农业专项规划（2023-2030年）[EB/OL]. (2023⁃12⁃29)[2024⁃06⁃27]. https://nyncw.sh.gov.cn/cyrhfz/20240115/c2372aa6395348269f51d1e15d95a0c3.html.

。

区域一体化使得苏北农场成为沪苏合作的重要载体，而新质生产力则透过“飞地”向外进一步扩散。截止到2017年，以苏北农场为跳板，已有450余家上海企业到盐城投资，总金额约1700亿元^［36］；盐城与上海共建园区达12家，占上海对外共建园区的三分之一；2018年，依靠集聚区的辐射带动，大丰区本土的新能源和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实现开票销售174.2亿元；近三年来，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8.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3.5%，高质量发展势头日益凸显，集聚区也逐渐成为上海先进制造业域外产能基地、新兴产业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基地。

综上所述，2014年以来，苏北农场的生产力形态再一次发生质变。一方面，以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支撑农业继续高质量发展，强化农产品供给功能；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区域和产业间转移扩散，域外农业成为连接上海和苏北地区的有效载体，使得后发地区通过跨域合作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本土化嫁接。在这一过程中，苏北农场从生产力“高地”转化为“窗口”，呈现出扩散效应，新质生产力体现出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和开放的完全形态。苏北农场的经验也表明，依托农业高质量发展，也能够引领产业延伸，以此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并催生新兴产业和先进行业。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生产落后的条件下，依靠先发地区的生产力转移，可有效促进后发地区的农业发展与转型，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同时，一般作为农业主消区的先发地区面临先进生产力施展空间不足的问题，难以满足自身农产品供应，向后发地区转移先进生产力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农业保障体系。双方的供求契合性是“新质生产力跨域传递”的基本条件，下面对该模式进行总结并进行前景展望。

（一）研究总结

苏北农场的案例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依靠域外农业传递生产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初始阶段，面对苏北地区低下的农业发展水平以及上海的资源局限，后者只能从劳动力和土地方面入手，实施初步的生产力转移，建立劳动过密化投入的生产组织体系，其效果是激活生产力，并延续内卷式增长；在继发阶段，苏北农场的劳动过密化投入已不可持续，此时上海域内的农业先进生产力逐步发展，有条件向前者转移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新质生产力要素，并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建立现代企业组织，结果是生产力得到改造，生产效力跃迁，实现指数级增长；到当前阶段，苏北农场在上海持续不断的先进生产力转移下，已成为具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区域高地，在一体化战略推动下，向地区间进行生产力扩散，并成为沟通上海和苏北的经济窗口，实现融合式增长。提炼上述阶段性特征，得到图5中新质生产力跨域传递的三阶段理性模式，即激活生产力—改造生产力—生产力扩散的发展道路。

苏北农场的成功经验离不开与上海的特殊渊源及其特殊合作模式。从历史来看，苏北地区长期遭受生产力破坏，导致人口不断向长三角地区迁移，奠定两地的历史联结。建国初期，上海过剩的劳动人口亟需向外转移，引发人口向苏北的反向流动，再加上沿黄海形成大片滩涂，遂形成上海国营农场管理的域外垦荒事业。由此建立苏北农场，始终伴随上海生产力转型升级，出现生产力跨域升级的独特现象。由此来看，苏北农场的成功具有独特性，难以在其他地区完全复制。但这一案例仍具若干普遍经验，能为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区域农业协同发展提供启示：

一是要兼顾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特征。新质生产力同时强调“质”和“量”，前者指的是生产力的跃迁和更新，但要以量变为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视打好基础，在劳动、土地、工具和组织体制等方面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激发创新活力，更容易催生新质生产力，也更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因此，发展域外农业的首要任务是搭建基础性的生产能力，继而促进各方面的创新发展。二是要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路径，即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转化、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生产组织创新。发展域外农业的新质生产力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重视不同层面之间的协调配合，以起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效果。三是构建府际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域外农业的关键环节是不同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要达成合作，关键又在于双方的利益共享。在本研究中，苏北农场有利于上海的农业供应，也促进苏北的生产力升级和产业转型，双方之间形成共同利益。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合作共管、利益分成等方式强化双方联结^［37］。四是要重视域外农业的扎根过程。域外农业一般由先发地区主导，有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特别是当地农民受惠较少而产生不满。本研究中的苏北农场实行当地农民承包土地，且通过长期的在地化发展和利益外溢强化了农民利益，从而顺利扎根。因此，发展域外农业还需要重视当地民众利益，使其共享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好处。

（二）前景展望

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单纯的“内生发展”与“外生发展”均难以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并基于内—外部资源、地方与超地方关系的联结而提出新内生发展模式，重视发展利益的共创共享^［38］。实践中，纯粹依靠内生发展对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并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人口流失、设施薄弱以及资金缺乏的情况下，需要引入外部资源才能激活内生动力；但过于强调外生发展，也可能导致后发地区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目标发生偏移，甚至出现发展权益被剥夺、原有生计模式被破坏、农民权利受侵害等严重后果^［39］。通过“域外农业”模式引入外部先进生产力，有利于克服后发地区的内生发展困境，但也存在依赖外生发展的负面风险。这也启示我们，更好地发挥域外农业的正面效应，需要以系统性思维和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以双方利益共享和农民受益为关键点，避免域外农业变成先发地区单方获益和资源单向输送，防止出现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通过域外农业引入外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否认后发地区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重要性。相反，苏北农场正是在当地掌握发展主导权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生产力输入，注重对传统农业的改进而非割裂，建立府际利益共享机制，并使农民获益。目前，苏北农场从生产力“高地”转变为“窗口”，实现更大范围的产业带动升级，在为大丰乃至盐城的发展提供后援力量的同时未削弱其主体性。

通过发展域外农业实现新质生产力跨域传递具有广阔前景，除研究提到的“苏北农场”和“皖南农场”，上海还在21个省市区建立域外基地，发展“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域外农业，带动当地几十万户农民，实现数百亿农业产出。上海以光明食品集团为主导，在国内外布局农业产业，建立涵盖各类种养殖类型的域外农场，并渗透到二三产业当中，不仅为当地带来先进生产力，也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在目前我国区域、城乡生产力差距仍然较大的背景下，上海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一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一方面提高先发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施展空间，将生产力运用到实处，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后发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二是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更新迭代；三是缓解供求矛盾，解决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主消区之间的错位问题，优化产能匹配；四是有利于农民创收，带动当地农户就业和增收，帮助后发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先富带动后富”的效果。当前，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为域外农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相信在国家战略、地方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下，发展域外农业会逐渐成为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的有效途径，从而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区域扩散、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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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项目“乡村振兴中的资本嵌入与社会政策优化研究”(20BSH146)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