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影响因素与驱动策略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ing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basi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strategies

摘要

数字乡村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消除城乡差距的基础。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蕴含数字技术与创新动力的生产力新质态，更是饱含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和人文经济色彩，能够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资本积累、劳动力等要素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到现实社会，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成败深受农村市场发展成熟程度、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农村创新技术、农业经营制度、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等因素的影响。为此，需要通过推进农村市场转变为成熟市场、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智慧农业发展建设、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制度、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等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从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在中国乡土大地上描绘一幅饱含人文色彩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图景。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basis for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ot only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that integrate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impetus， but also embodies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elements and humanistic economic features. It can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abor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dur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real worl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maturity of the rural market， the conditions of rural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rural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s， and the index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market into maturit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tensify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rural areas，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and enhance the index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nd paint a pictur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with humanistic colors on the vast Chinese rural land.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 数字乡村建设 / 数字技术

Key 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 Digital technology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新质生产力呈现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等一系列有别于以往传统经济概念的优质特点^［2］。其覆盖范围不仅渗透进传统的工业和服务业，而且其自身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也迅速延伸至农业和乡村领域，进而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无论是从效益与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探寻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的角度出发，都要回答新质生产力如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议题。由此，讨论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影响因素与驱动策略等议题，意义深远。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数字乡村建设内涵研究的前沿动态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数字乡村”的概念。之后，国家陆续发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等文件为发展数字乡村提供方向指引。特别是2019年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数字乡村做出明确阐述，即“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3］。综观现有研究，“数字乡村”作为当前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围绕它的研究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其中既有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例如，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完善农村农业基础设施^［4］、推动产业升级^［5］、优化数字乡村治理等，也有从整体上考察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如宋冬林等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维度阐释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6］。赵成伟和许竹青从市场、组织和技术三个维度描述数字乡村建设机理^［7］。二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逻辑。包括技术进步逻辑、深化改革逻辑和利益分配逻辑。王向清等人指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具有多重实施路径，通过‘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与‘技术的现代化’，立体构成赋能进程的运作机理”^［8］。三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模式。包括政府推动型、平台耦合型和问题驱动型，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在不同的场域协同互嵌，构建起高效、开放、协调的数字乡村治理模式。由此，现有研究基本明晰技术、资本和劳动者等生产要素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不同学者对数字乡村建设论述虽各有不同，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数字乡村建设要贴合地方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生产要素构成，着重于从不同结构、模式、框架等方面型构贴合地方空间发展要求的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框架，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二）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互动关系前沿动态

202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为农业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9］。“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经济范畴，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10］，如何依托新质生产力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业技术全面升级、农业资本加速流动、农业劳动者提质升级，是现阶段国内学者普遍关心的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互动关系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机理研究。一些学者讨论将数字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嵌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所谓的“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学者们从数字化转型赋能、规模经济、聚合经济和分工经济等方面来论述数字乡村、数字农业发展的路径与效能^［11］。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谱系和价值意蕴研究。由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下的生产力，具有高效能和低投入的特征，能够有效整合乡村产业、技术、空间等要素，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增长，持续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尽管学者们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内在机理、践行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新质生产力如何发挥自身效能、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研究成果较少。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客观限制因素研究。生产力的革新促进生产力的实体性因素发生符合现有时空需要的革命性转变，推动生产力要素发生了全新的变革^［12］。数据、技术等新要素不断融入生产生活之中，使得数字乡村建设中出现数字技术嵌入鸿沟、数字排斥、农业产业融合失衡等限制因素。综上所述，鉴于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现状，如何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对乡村数字化转型进行剖析、系统性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三）问题提出

如上所述，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与地方生产力要素构成和多元影响因素相适应的，并呈现阶段性特征，第一，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实现条件、作用机制、实现路径在不同空间区位是有差异的；第二，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始终围绕乡村振兴展开；第三，数字乡村建设和新质生产力是相互促进、相互型构的关系，二者辩证统一。由此，一系列相关的现实议题得到关注，如数字乡村建设的多维困境、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和人才供给障碍等。再如怎么摆脱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的困境，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的灵活性和韧性等^［13］。综上所述，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在制度基础、影响因素、理论机制、分析框架等方面都有不同学者对其论述。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第二，哪些因素影响其驱动效率？到底以何种动力机制来驱动？第三，为消除影响因素的驱动策略有哪些？由此，在明确新质生产力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理论依据和驱动机制的同时，推动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密钥”或由此渐趋明晰。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然从属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大厦。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它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乡村建设的场景、模式在新质生产力作用下不断更新，多元主体、资源要素与地域时空实现数字化整合，描画一幅数字乡村蓬勃发展的理论图景。

（一）技术驱动机制

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中国数字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加速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变革，也为农村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契机^［14］。2024年发布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也提到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就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推动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协同^［15］。一方面，数据要素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加速同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之间的耦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加速数字乡村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除了要配置生成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之外，还要在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因素促成新的产业的形成、崛起和发展”^［16］，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场景的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点燃乡村经济发展新引擎。第一，纵向培育数字技术在同一产业链的延伸发展。既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实时掌握市场需求和动态，从而进行精准生产和销售决策^［17］。又要通过利用“数据＋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破除乡村商品在市场生产、流通和分配等领域的障碍，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构建全方位、全流程、全系统的标准化作业，有助于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保障产品质量。第二，横向促进数字技术上下游融合发展。加强数据同种植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乡村业态有机结合，“构建起‘数据+算力+算法’融合发展的农业技术体系，形成‘采集+分析+挖掘’一体化的数据观测系统”^［18］，进而催生出种类繁多、模式多样的数字新场景。同时，数字产业具有产业间互相叠加并不断裂变的特性，加之数字场景供给成本低、附加值高，可极大丰富农村三产融合的实现样态，既避免乡村产业的同质化竞争风险，又起到盘活衰退乡村产业、带动特色农业强链延链、激活乡村就业市场之功效，可谓一举多得。

（二）资本积累驱动

在数字下乡实践快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的应用、网络媒介平台的壮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未来产业的萌芽等表明，新技术与新产业的应用加深着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将处于乡村场景内的生产生活领域越来越多地置于新产品和新产业地“市场漩涡”之中。由此，今天市场经济的收缩与调试依然从属于马克思所构建的资本积累规律，其改变的只是农业生产生活中人们应用资本、技术等来重新进行生产组织和方式的创新变化而已。因此，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新质生产力在数字下乡实践中的生成依然从属于资本积累内在驱动。由此，资本规模扩张包含资本价值增值的内在动力和乡村社会的竞争压力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通过扩张不断提高自身价值增值的潜力。另一方面，迫于资本不断积累的内在欲望与生存压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必然重构着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此基础上，不变资本规模相对的扩大与可变资本劳动力价值的上升都在数字下乡实践中推动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的相对上升推动乡村工业的加速演进与技术的提质升级，为数字下乡的生成提供技术与产业支撑。另一方面，劳动力价值的上升扩充地方消费市场份额，为数字下乡发展提供劳动力市场空白。

（三）劳动力资源驱动

劳动力追求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能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主体性动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9］。生产力的发展使传统的生产关系出现裂变和转化，引动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环境的深刻变化，身处于新质生产力变革浪潮下的劳动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唯一活要素，能够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进行有效链接，同时承担起传统乡村向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责任。第一，劳动力的生存需要转化为数字乡村建设的缘起性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类社会能够延续的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19］，劳动力为了生活就需要同“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9］相联系的物质资料。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新要素和新动能，劳动力的生存需要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入而革新，并在吃喝住穿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更多的可能和空间。在此基础上，这种缘起性动力推动基本的生产活动进行数字化革新，“通过各种‘数字＋产业’‘智能＋行业’‘技术＋平台’等生产模式新组合，整合信息、数据、知识等数字化要素，创造出新的劳动岗位和劳动部门”^［20］。第二，劳动力的发展需要转化为数字下乡建设的能动性动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鸿沟不仅体现在医疗、住房、教育等衣食基本生存范畴，更表现为生态环境、智能生活等更广的范畴。劳动力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欲望与自身发展的本能会加速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

数字信息技术变革与牵引下的数字乡村建设得到加速发展。但也应注意到，当前农村市场发展成熟度、农业基础设施、创新技术、经营制度以及产业融合度等层面都存在诸多桎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速度与效果。

（一）农村市场发展成熟程度

成熟的农村市场能够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竞争性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生成提供基础保障。其一，农村市场的规模效应扩大市场容量，激发企业投入更多资源来满足消费需求和满足市场缺口，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具有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的乡村市场，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二，高成熟度的农村市场有效促进资本、技术、劳动者等资源依照市场需求进行高效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属性，推动乡村地区产业提质升级。其三，农村交通运输落差约束农村市场成熟度的发展，农村流通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各个乡村节点间无法实现联动、乡村与城市间无法形成联动，扩大不同节点之间的交通成本与库存成本，从而阻碍数字乡村的建设速度。

（二）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农业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物质实体，它囊括信息技术、数字化功能和数据处理等功能，具备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等特质的农业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数字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然而，当前乡村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已成为滞缓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障碍与瓶颈。一方面，乡村地区的碎片化分布扩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的计算缺口。中国乡村地区多分布碎片化，特别是在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网络连接不稳定、交通成本高等问题尤其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建造与运营的规模效应难以在乡村地区发挥价值效应。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不平等。资本追逐利润的属性使其将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平台建设阻隔在乡村之外，乡村地区在新一轮的新质生产力资金投资中处于较为薄弱态势，致使乡村经济不活跃、乡村农民难以迅速筹集到资金。从这一点看来，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并未对乡村地区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反而因为资金的不断积累形成对乡村地区资金和人口的虹吸效应，致使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缺乏。

（三）农村创新技术的支撑

技术迭代与产业革命引动着人类生产关系与生活环境的动态性嬗变。伴生于人类社会生产力革命引动下的乡村社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生成的过程中逐渐粉碎原有的城乡差异下的经济鸿沟，建构起全新的农业与工业、创新与技术相适应的数字乡村场景。由此，传统乡村在创新技术的赋能下逐渐形成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农业生产关系与制度，提高乡村地区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和村民收入。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依托信息技术将乡村、城镇、城市等不同节点进行有效链接，促进技术创新形成“迭代辐射反应”，推动一二三产业技术融合创新，为技术迭代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成提供“源头活水”。第二，农村创新技术提升乡村产品生产的效率，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培育发展新动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21］。先进数字技术的引入与使用使乡村产业得以更加高效、精准的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农村创新技术的应用扩展农业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市场就业岗位，在进一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乡村村民的经济收益。第三，探索农村电商发展创新道路，完善“互联网+”新发展链条^［22］。乡村村民通过对互联网媒介的使用，打破地理空间的物理约束，通过数字化畅通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解决乡村农产品产区同城市消费市场的交通隔绝问题，扩展乡村产业链条，做大乡村产业经济基本盘，提高乡村集体的整体收益。

（四）农业经营制度的支撑

数字乡村作为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尝试，需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动态性调整与完善农业经营制度。从建设问题和建设效应两个维度审视数字乡村建设，其仍然处于初步摸索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效益分配和集体协作的经营制度体系。其一，数据创造者与数据经营者对数据公共资源的分配失去公正性。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能够提高农业要素的配置效率，推动农业实现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加速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地区的培育。乡村劳动者使用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劳动不但创造相关实物产品（如农作物、林木、禽类等），并作为数据创造者间接生产出数据，而出售农业基础设施的企业作为数据经营者并未同数据创造者进行利益分配。因此，涉农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并未形成适配农业经营制度。由此使数据利益分配出现不平等的现象，以至于影响到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二，乡村基层组织在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适配。乡村基层组织是将乡村村民的原子化个体实现串联的中介。新质生产力型构的新产业、新模式越发突出共享经济的表征，它将不同人口、乡村、地区进行有效串联，在市场上编织起互惠合作的经济网络。在此基础上，传统乡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共享经济发展的大势下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难以在基层乡村构建起有效的经济组织和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

（五）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

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是由政策设计、科技创新和经济模式转变，将农业及附属产品的生产、仓储、物流、交易、营销等渗透下的综合指数，所形成的新产业将解决农业信息不畅、衔接不稳、质量管控难等问题。农业产业融合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的高低决定该地区的产业发展潜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高农业产业融合度的地区能够利用“数据＋产业”的高渗透性，实现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管理，减少能源消耗、人力资本投入和提升经济效应，切实提升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高农业产业融合度有效提升乡村地区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乡村地区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有效实现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及管理的一体化，构建乡村产业的上中下游协调联动，促进一二三产业充分融合。

四、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驱动策略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驱动数字乡村建设，其底层逻辑在于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发挥相关因素的积极作用，弥合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多维障碍。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创新技术、农业经营制度等影响因素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实现对数字乡村建设的驱动合力，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但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发展的初期，仍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新质生产力来驱动数字乡村建设。

（一）外部驱动力：推进农村市场转变为成熟市场

推动数字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这就需要在发展动力、经营制度、监督机制等方面综合发力，确保将数字乡村建设得更有活力、更可持续、更加健康。一方面，整合地方资源，做实实体产业。要立足市场变化求突破，发展特色产业，对市场需求、运行规律进行深入调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打好时间差销售产品，提升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立足特色品牌求突破，充分发挥本地资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生态旅游和文化产品，增强乡村的文化吸引力和经济潜力。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做好特色产品的标识化、精品化，包装策划一批乡土良品，融入人文创意，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品牌竞争力，提升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改造农村传统商业网点。支持商贸流通企业输出管理和服务，改造升级一批夫妻店等传统网点，发展新型乡村便利店，完善快递收发、农产品售后等服务；支持商贸流通、邮政等企业合作，整合县域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服务站、村邮站和益农社、供销网点等网点，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站点，开展邮快合作、便民消费、农村金融等多种服务，促进农民便利消费和就近销售。在人口较少可合并的村，通过电子商务、供应链赋能，输出管理和供货服务，改造现有村级夫妻店，保证基本日用品的供应。

（二）条件驱动力：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基，是新质生产力与乡村资源要素融合的基石。因此，为有效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必须突破桎梏乡村地区在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物质基础。首先，基于乡村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因素有序化推进信息化进程，注重农业基础设施数字化进程与村民数字化素养同步提升，实现数字技术加速产业融入，提高数字化的良性循环。其次，政府增加对乡村地区的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构建覆盖产业链、供应链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挥链条的带动作用，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最后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农业基础设施上的积极作用。加强乡村同社会资本的合作，构建村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利益联合机制，如股份分红、合作经营等，实现农户生产与市场需求间的供需对接，有效增强农民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和收入。

（三）内生驱动力：强化农村智慧农业发展建设

农村智慧农业作为饱含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农业概念，也是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场域发展的未来新向度。乡村不但占据着中国广大的地区，而且拥有着大量的劳动人口。因此，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不仅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更能够释放农村的劳动力。其一，构建完善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加大对农村技术数字化转型的宣传，并对其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以利益引导尽可能多的农民投入到智慧农业的建设中来。其二，构建政治引导、企业参与、高校支持的产学研一体化政策。发挥高校与乡村企业间的优势资源互补效应，协同推进科研攻关，打造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优质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农业+高校教育”融合发展新路径，加速新质生产力生成，保障数字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其三，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支持农民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成为合作社社员，土地交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一方面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利润率，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使其拥有土地和工资两方面的收入，丰富农民收入来源。

（四）制度驱动力：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数字下乡的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兴技术、产业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同乡村的融合发展，在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同乡村治理模式发生着摩擦与冲突，形成“数字排斥”“数字冲突”等一系列弊病。随着生产力与乡村上层建筑的不适应性加剧，必须因地制宜革新乡村上层建筑，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制度。第一，构建乡村合作社公司，鼓励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厂房等生产资料以入股的方式投入合作社公司，做大做长农业产业链、消费链，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第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聘用制度。同地方高校、企业签订人员特聘制度，雇佣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中的优秀管理人员等作为乡村农业产业的特聘员，推动粗放式农业生产向数字化农业生产转型。第三，扩大对接合作范围，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分散经营，难以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市场化导向和低成本运营，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着内生障碍，在市场中也容易面临破产危机。将一定区域的小农户组织起来，探索建立社会化服务团体标准、社会化服务主体目录和管理机制，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整体升级。

（五）产业驱动力：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打造数字乡村建设经济新型引擎。一方面，培育经营主体带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和辐射效应。将乡村地区的土地、矿产等资源整合进地方大企业，建立紧密型利益村民联合机制，做强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质量、扩大市场消费群体，在提高村民整体收益的同时扩大乡村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打造平台载体推进农业全产业链融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对标各市县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共创区域品牌，构建一批有特色、有亮点、有情怀的乡村特色旅游产业链。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发挥“互联网+农业”优势，利用电商、网络交易平台等互联网媒介，让更多“小而美”“小而特”的农业品牌产品行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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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架构及其效应评估研究”(24BKS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