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求全：婚姻稳定导向下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研究

Retreat to perfection： a study on the reverse mobility of rural you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riage stability

摘要

基于黔东南B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婚姻稳定正成为影响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婚姻市场的结构性挤压、地方文化的弱伦理约束、代际合力的低质量支持导致农村青年无法在城市实现婚姻缔结，也难以在城市中维系婚姻稳定，反向流动成为他们在价值驱动和婚姻危机影响下的策略性选择。研究表明，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有助于维系婚姻稳定。农村为青年家庭提供了回避压力和夫妻合作的空间，有助于提高婚姻关系质量，建立情感共同体，同时，地方社会的保护性结构对青年家庭的吸纳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婚姻关系。婚姻稳定导向下的反向流动能够保障农村青年家庭的延续，却使其丧失了家庭跃升的机会，推动了底层社会再生产，因此，如何破解底层社会困局值得进一步探讨。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B vill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it was found that marriage stability was becoming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reverse flow of rural youth.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al squeeze of the marriage market， the weak ethical constraints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low quality support of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led to the inability of rural youth to achieve marriage in the c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maintaining marriage stability in the city， and reverse mobility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lue driving and marriage crisis.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reverse flow of rural youth helped maintain marital stability. Rural areas provided a space for young families to avoid pressure and boost cooperat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which help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 emotional community. Meanwhile， the absorption of young families by the protective structure of local society helped to further stabilize marriage relationship. The reverse mobi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riage stability can guarantee the continuation of rural youth's family， but it caused the loss of the family jump opportunity and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underclass， whose resolution is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关键词

婚姻稳定 / 反向流动 / 农村青年 / 底层社会

Key words

A stable marriage / Reverse flow / Rural youth / Underclass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开城乡人口流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寻找经济机会。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的生产体系逐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公共服务发展优势凸显，生产生活效益的外溢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农村，在城市之间或城乡之间高频率流动。农村人口流动加速了社会资源的交换，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农村人口流动所呈现出的高压力和不稳定状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个体、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研究农村人口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较为丰富，依据流动动力可划分为行政手段引导下的人口流动和农民自发进行的人口流动两大类，本文主要探讨农民自发进行的人口流动。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开始向城市流动以谋求生计。社会学家布洛维提出拆分型劳动再生产模式^［1］，在中国表现为城乡移民工人像“候鸟”一样在城镇与农村之间流动，他们流入城市打工赚取收入，而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仍由农村家乡承担^［2］。在拆分型劳动体制的影响下，农村人口流动方式主要表现为个体流动，并且在家庭层面呈现出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状态^［3］。对于重视血脉亲缘联系的中国人来说，个体流动不符合中国人的伦理价值观念，却是农民家庭基于生产、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作出的理性选择^［4］，因此从家庭层面入手更有助于理解农村人口的流动选择及其背后的动因。

已有文献对农村家庭的流动选择及其动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家庭经济积累导向下的流动选择和人力资本培育导向下的流动选择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家庭经济积累导向下的农村人口流动选择。在人口流动初期，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在家庭中仍然占据较大比重，所以每家每户只会让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具有明显优势的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女性成为留守农村的主力，负责农业生产和照顾老人小孩^［5］。由此，这一阶段农村家庭的流动选择呈现出男性流动、女性留守的特征。随着农业生产体系与工业生产体系之间的极差拉大，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中的重要性降低，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选择流向城市扩大家庭经济收入，而老人和小孩留在农村，依赖农业生产降低生活成本^［6］，农村家庭的流动选择逐渐呈现出青壮年流动、中老年留守的特征。这一阶段农村人口流动的行为选择围绕着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的目标，通过城乡流动平衡家庭经济积累与消费。

第二阶段，人力资本培育导向下的农村人口流动选择。伴随社会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村家庭逐渐渴望改变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和未来生活，试图利用在城市赚取的收入换取劳动力在城市完成再生产的机会，克服并超越拆分型劳动力体制的阻断，彻底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因此，农村家庭在经济积累的目标导向之外又演化出人力资本培育的新目标，进而对人口流动选择产生影响，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流动特征。王春光关注农村出现“城乡两栖”群体，他们“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又乡”，他们通过在城乡之间高频率往返弥合城乡差异，共同服务于家庭的生产生活^［7］。李永萍发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为了回应教育压力而自主形塑出“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即将家庭成员拆分到农村、县乡和大城市三个空间^［8］，形成了“城市—县乡—农村”的多向流动。这一阶段农村人口流动的行为选择围绕培育人力资本的目标，流动选择不仅是生产空间的外移以及对经济机会的获取，而且是将空间要素和时间要素通过多元且灵活的流动策略整合在一起，提高了农民家庭的生存弹性，体现了中国农民家庭的独特发展路径。

综上，既有对农村人口流动选择的研究基本遵循推拉理论，推拉理论作为研究人口流动的重要理论，是指人们出于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而对生活环境中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区分出推力和拉力，促使流动行为发生^［9］。基于此，农村家庭会做出随家庭目标变化而变动的流动选择。然而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当前农村青年群体的流动选择出现了新的表现特征，即农村青年放弃城市就业和生活返回农村的反向流动特征，这一流动选择并非完全遵照推拉理论的基本原则，也难以运用家庭经济积累和人力资本培育的目标导向进行解释，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农村青年反向流动这一新的流动选择。

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期^［10］。自由且开放的流动环境为农村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婚恋机会，但与此同时城市婚恋市场也凸显出农村青年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上的结构性弱势地位^［11］，增加了农村青年在流动社会中的婚配难度^［12］。此外，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青年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对其婚姻稳定性造成冲击，使其婚姻关系呈现出高度脆弱性^［13］。为了提高婚姻缔结的可能性以及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农村青年采取了一系列策略行为来弥补结构性婚恋困境，比如集全家之力打造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比较优势^［14］，再比如在恋爱环节中使用技巧提高两性情感体验^{［15⁃16］}。但事实上，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导致农村青年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守得住一时守不住一世”的被动境地，一旦外出打工，则会因婚姻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性而面临“重返光棍”的风险^［17］。基于以上可知，婚姻稳定正成为影响农村青年流动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学界尚缺乏这一研究视角，因此，本研究将从婚姻稳定的视角出发，理解当前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选择，丰富学界对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

二、田野概况

本研究基于笔者于2022年7月在黔东南B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B村是黔东南施秉县北部乡乡镇府所在地，距离施秉县12公里，交通较为便利。全村占地面积5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424人，563户，在村人口1800多人。全村共有18个村寨，平均每个村寨30多户，村寨之间距离较远，但村寨内部居住较集中。B村可耕种耕地面积667公顷多，实际计税面积400多公顷，主要以种植烤烟为主。本地烤烟种植历史悠久，并且需要有一定种植经验，因此大部分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在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一般都在外面打工，但特别的是，B村的青年到三十岁左右便会返回家乡，基本很少再外出打工。

调研期间，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收集相关经验材料，访谈对象既包括B村村干部、村寨组长、退休老干部等对村庄发展历史和整体情况都比较了解的群体，又包括生活在村庄中的中老年群体以及由城返乡的农村青年群体等核心研究对象，共计访谈15人，其中笔者对多个对象进行了两次及以上的访谈，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反向流动农村青年案例10例，基本情况见表1。

据统计发现，大部分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原因与婚配相关，返乡后他们居住生活在村里，依靠多种非正规就业机会维持生计，平均年收入大约在5万~10万元。

三、以婚之名：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图景

本地青年的流动轨迹具有较高一致性。初高中毕业后，农村青年外出打工，逢年过节回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结婚成家的必要性凸显，农村青年回家的频率变高，直到完成婚配，农村青年便留在家乡不再外出打工。基于此，本文将反向流动定义为过去有长期外出务工的经历，现已离开城市并长期居住在农村或乡镇。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扩大了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的距离，因此本文不对反向流动青年的生产空间作出具体定义，但以农村生活为前提，其生产空间不会超出县域范围。

（一）进城：消遣生活中的亲密关系陷阱

B村青年不读书后便会流动到城市，在生计选择上，相比于工厂稳定轻松但不自由的工作，大多数农村青年更愿意选择去建筑工地或者在城市做零活儿，虽然辛苦但工作灵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更注重享受与消遣，拿到工资后便开始与朋友之间轮流请客吃饭喝酒，或者去KTV唱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是他们的生活宗旨，虽然入不敷出但是生活愉快。因此，城市对于本地青年来说并非是机会导向或是经济积累导向，而是消遣娱乐的生活导向，同时塑造出农村青年大方且体贴的伴侣形象。据村干部所言，“村里的小伙经常能带回来女朋友，每次带回来的还都不一样”。

从短缺经济时代发展到现在的“丰裕社会”，人民的消费行为是一场欲望与理性的博弈^［18］，而伴随符号对欲望的不断刺激以及信用置换对消费能力的不断加持，理性被冲破，受到长期压抑的个体性被释放出来。农村青年虽处于社会分层格局中的劣势地位，但其已成为消费社会中的积极行动者^［19］。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暂时脱离了家庭责任和社会关系的压力，自由追求消费带来的亲密关系体验，能够轻松获得甜蜜的爱情。舒心顺意的城市生活，结果是大部分青年在外务工多年并未攒下什么钱，同时，随着年轻女性纷纷成家，他们也更难建立起稳定的亲密关系。资源的消耗和情感的缺失使得城市的机会逐渐转变为风险，农村青年的城市生活变得不舒适甚至无意义，再加上成家急迫感逐渐显现，这促使农村青年开始考虑返乡结婚。

（二）返乡：价值驱动下的婚姻缔结

传宗接代是中华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深刻印记，正所谓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20］。虽然在现代性影响下本体性价值正在逐渐弱化，但文化惯性的作用驱使下，中国人仍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感受到婚姻的紧迫。

在B村流行的一句话是“30岁是婚姻的警戒线”，就是说30岁之前还可以玩玩乐乐不着急结婚，到了30岁就很难找了。据笔者统计，B村小王家庄一共20户人，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踩着30岁的警戒线结的婚，有少数是30岁男性与20岁女性的结合，这类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一般来自比B村更为偏远的山区，或者是来自经济条件极差的家庭，大部分婚姻关系是男性与离过婚的女性的结合，这些女性一般是初婚嫁到外地，离婚后回到本村，寻求再婚的机会。

案例1：LAZ，男，33岁，初中毕业后去浙江打工，做过房地产销售，卖过保健品，在外面也谈了不少女朋友，最后一个女朋友谈了3年，但因为结婚的问题分手了。LAZ分手后便回到了B村，没事的时候就去附近打工，有人给介绍对象的时候再回来，后来经人介绍与现在的老婆结婚了，现有一个1岁多的儿子。LAZ的老婆之前嫁到浙江，离过一次婚，离婚后回到本地，目前LAZ依然在附近打工，基本上隔两天就会回家一趟，LAZ的老婆在家里照顾小孩，料理家务。（LAZ，男，33岁，20220711）

本体性价值的本能驱动农村青年从虚幻的泡沫中走向现实，他们通过往返于城乡之间或者长期待在农村捕捉婚姻缔结的机会。虽然青年男性的婚姻支付能力有限，但丰富的恋爱经验赋予他们较强的情感支持能力，与婚配市场中逐渐凸显的情感需求相契合，因此，返乡农村青年虽置身于下行式婚姻市场中，但依然有机会实现婚姻缔结。

（三）留乡：婚姻危机下的策略选择

情感支持在婚姻关系中固然重要，但对情感支持的高度依赖可能将婚姻关系置于主观且不确定的位置。在日渐发达的网络时代，虚拟空间能够轻易地将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更容易对婚姻关系中的情感因素造成破坏。在女性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婚恋现实背景下，婚姻缔结并不是农村青年价值的终点，如何巩固婚姻的果实、维系婚姻稳定才是终极目标。

案例2：侯家屯的寨民大勇，男，34岁，现在在甘肃的矿上打工，年收入大约10万，不经常回家。三年前，大勇攒了些钱回家，经人介绍与隔壁镇的小芳结婚，大勇是一个老实人，多挣点钱踏实过日子是大勇的心愿，所以婚后大勇便带着小芳一同外出打工。小芳由于怀孕生子带小孩没怎么工作，一直都是大勇想法子挣钱养活一家人，即便如此小芳经常与大勇吵架，一年左右，小芳跑了（离婚与否不详），大勇带着儿子回到老家，让父母帮着照顾儿子，自己继续外出打工。（大勇家邻居，女，55岁，20220714）

流动能够为家庭带来发展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也将风险引入到家庭生活中。为了回避流动所带来的风险，B村青年在返乡后大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将农业生产以及县域的零工经济作为生计来源。事实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零工经济的临时性使得青壮年劳动力并不能得到充分使用，从经济效益上来看，农村青年留乡并非理性选择，但生产时间的缩短释放出大量生活时间，能够用于抚育下一代以及养猪、养鸡、养鹅等家庭事务，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走亲访友和参与村寨公共活动，增添生活的多样性。

丰富的村庄生活有助于避免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剥离，同时拓展了家庭互动空间，提高了家庭整体性互动密度，有助于延续婚姻关系中的情感支持，维系婚姻稳定。

综上，城市化促使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型，呈现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个体化特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化的目标和责任更加凸显，农村青年围绕婚恋关系对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反向流动成为农村青年在婚姻稳定导向下的策略选择。

四、婚姻不稳定与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生成逻辑

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策略性选择与婚姻不稳定的现实困境直接相关，具有明显的婚姻导向。在这一部分中，笔者着重从婚姻市场、地方文化和代际关系三个层面理解B村青年面临婚姻不稳定现状的原因，进而阐释农村青年反向流动的生成逻辑。

（一）婚姻市场的结构性挤压

打工造成婚姻资源的流动，传统的通婚圈逐渐解体，随着打工范围的扩大，多种类型多层次的婚姻市场出现。李永萍将婚姻市场划分为全国性婚姻市场和本地婚姻市场，并且突破了从空间角度理解的婚姻市场，引入主体选择空间和配对策略两个维度定义婚姻市场^［21］。杨华提出在婚姻市场内部存在挤压机制，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且在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农村适婚男性更容易在婚姻市场中受到挤压，承担婚姻危机^［22］。

B村位于黔东南山区，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农业剩余稀薄，农民家庭不具备为子代提供充足资源帮助子代进入全国性婚姻市场的能力，而农村青年个人的生活和发展观念也使其进一步丧失全国性婚姻市场的选择空间，退回到本地婚姻市场成为必然。全国性婚姻市场对适婚女性的抽取，造成本地婚姻市场女性资源短缺，提高了农村女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中的要价能力，相应的男性要具备更强的婚姻支付能力，不然会不断被挤压至本地婚姻市场的末端^［23］，在B村，这一末端表现为农村适婚男性进入到以离异女性为主的婚姻次级市场。

本地婚姻次级市场的形成与女性外嫁相关，女性外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女性外出打工后直接嫁到了当地，另一种是经嫁到外地的女性介绍后外嫁，女性的初婚年龄一般为20岁~24岁。外嫁的女性婚姻幸福与否只能依靠自己，当女性遭遇婚姻不幸离婚时，她们便会回到老家等待下一次结婚的机会，此时女性很少会选择外嫁，而是会选择嫁在离娘家较近的本地。因此，回流的离婚女性补充了本地婚姻市场中的女性资源，形成本地次级婚姻市场。但在婚姻市场开放和婚配结构性挤压的影响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绝对性优势，再婚的女性二次离婚依然具有进入本地婚姻市场的能力，大大增加了维系婚姻稳定的难度。

（二）地方文化的弱伦理约束

西南山区偏远闭塞，村庄氛围自由无约束，体现在农民身上是遵循身体本能的行动，缺乏长远规划的意识，呈现出活在当下的生活本位特征^［24］。到目前，农民家家户户都会养猪养鸡，目的并不是卖掉赚钱，而是优先满足家庭生活，吃不掉的才会考虑出售，“每天晚上搞点肉，每年要吃两头猪”是本地农民的真实写照。

中国地域广大，文化历史悠久，贺雪峰从文化角度将中国划分为文化核心区和文化边缘区两种文化区域，文化核心区的农民受到强大传统的浸润，更注重伦理责任，而文化边缘区的农民伦理责任相对淡薄^［25］。地处文化边缘区的西南山区，农民的个体性更强，社会的约束性更弱，在文化层面不利于婚姻的稳定。伴随现代社会发展，自由的婚恋价值观逐渐压制传统的婚恋价值成为市场的主流，而西南山区由于儒家文化基础薄弱，很快受到现代自由婚恋价值的影响，婚恋规范弱化。

案例3：LJJ，男，37岁，“我们寨子里一户夫妻吵架老婆跑了，男的中间又找了好几个，有几个月的，有几天的，最长的待了一年，男的会哄，没领证也可以先带回来”。（LJJ，男，37岁，20220707）

由此可见，本地的地方文化并未对个人品质和道德形成约束，在本地农民看来，个人道德只会影响到个体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村庄社会中其他人的生活，在此文化观念影响下，婚姻仅作为私人领域中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婚姻关系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时，文化伦理的弱约束也将本地农民推向婚姻不稳定的深渊。

（三）代际合力的低质量支持

在B村，子代结婚前，家庭的所有开支包括人情开支均由父代承担，即便子代成年外出务工，依然可以享受家庭对自己的照顾，因此，子代的收入一般用于自我享受上。当子代结婚组建新的家庭后，父代出于降低生活成本和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考虑，会与子代进行分家，父子两代家庭之间的关系变得有限且边界清晰。

案例4：B村的老书记，71岁，有两个儿子。老书记种了几十年烤烟，现在年纪大了不种烤烟改种玉米，每年大约有万把块收入。现在老书记自己有15万存款，主要是留着看病，以及用于给自己置办棺材、寿衣、办白事，最近老书记还请道士先生给自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自己看得见的才放心，到时候让儿子们把我埋这里”。对于自己存款的安排，老书记并不打算完全留给儿子，他常说，“我这辈有后人了，儿子生不生孩子是他的后人”。（老书记，男，71岁，20220722）

由此可见，父代家庭自由选择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赚的钱用作自己的养老储备，至于后代能否过得红火与父代的关系不大，而子代家庭独立对自己的小家庭负责，养育下一代，保证家庭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整体上，本地家庭代际责任有限，代际合力较弱。

婚姻成本的上涨和生活压力的增加逐渐打破父子两代家庭之间的清晰边界，父代为了子代婚姻的稳定逐渐愿意为子代家庭提供支持，但长期以来生活本位的积累和消费习惯使得父代并不具备高质量的支持能力。代际合力的低质量支持使得农村青年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和压力，不利于农村青年的婚姻稳定。

综上所述，在强挤压、弱约束、低支持的客观条件影响下，婚姻不稳定逐渐成为农村青年的现实困境。城市作为去结构化和高自由度的场域，只会放大婚姻市场、地方文化和代际关系中不利面向的叠加效应，对农村青年的婚姻造成更大的打击，而村庄社会的高稳定性和低压力的环境为农村青年提供了降低压力、增加互动、形成约束的可能，有助于保障婚姻的稳定。

五、退而求全：婚姻主导下的农村青年反向流动实践机制

在婚姻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夫妻关系中对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男性承担逐渐上涨的家庭再生产成本，而且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经济能力和情感投入的共同加持才能稳固婚姻。在流动社会的环境下，农村青年对亲密关系的重视程度提高，呈现出夫妻共进退的次优家庭生计模式^［26］，虽不利于家庭能力的发展，但有助与婚姻稳定。但城市生活成本上涨是客观存在的，次优的家庭生计模式必然导致经济积累速度无法跟上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此时，尽管农村青年提高了对婚姻的情感投入程度，但生活压力也会对婚姻关系造成威胁。对于处于区位劣势的农村青年来说，为了维系婚姻稳定，他们不得不做出返乡的流动选择。

（一）压力回避与关系质量提升

城市为农民家庭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但同时也为农民家庭带来紧张和压力。在城市生活的农村青年正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而女性照顾小孩必然无法有效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若是男性在城市务工，女性在农村带小孩，虽然能够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长期异地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若是农村青年夫妻一同进城生活，高成本的生活和消费导向的生活方式同样也会破坏夫妻感情，走向破碎。在陷入婚姻困境的农村青年看来，城市并非家庭发展的希望，而是他们生活中的压力源，为了避免高成本、高消费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农村青年选择逃离城市，回到农村。

案例5：“在城市打工一个月挣六千，但每月水电房租、吃吃喝喝后就剩不了多少，为了行动方便一般还要买个车，每月加油，每年做保养交保险，辛苦一年到头也存不下什么钱。”（ZY，男，31岁，20220713）

农村生活场域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一定的生活资料，降低其生活成本，同时非正规的劳动体系也赋予了农村青年更具弹性的时间，使其拥有更多的精力经营夫妻关系。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选择虽然与家庭发展方向相悖，但低发展压力的农村生活场域，与低发展意愿和低发展能力的农村青年的现实处境相适配，有助于提高婚姻关系质量，使得农村青年能够体验到活在当下的幸福感。

（二）夫妻合作与情感共同体建立

农村青年回到农村便会面临小家庭与父代家庭相处的问题，这一关系也会对农村青年的婚姻关系产生影响。在B村，父代养孙子被称作“养牲”，在村庄社会中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父代不会主动帮忙带孙子。父代的弱支持直接增加了女性的抚育负担，导致女性生一个孩子至少六年无法获得经济收入，整体性家的帮扶缺乏是对夫妻关系的又一重大考验。

青年男性在小家庭与父代家庭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生活在农村的青年家庭普遍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分工，具体表现为男工女育、夫妻合作的生活形态。青年男性是获取经济收入的主力，其生计来源表现为围绕农业的非正规就业以及县域的零工经济，院子里养猪、养鸡、养鹅，田地里种点水稻玉米，平时打点零工，一年的生活就有了。而青年女性主要负责养育小孩，偶尔作为辅助角色为男性分担劳务。除了男工女育的性别分工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合作的面向也十分凸显，本地男性经常会说“老婆煮饭我就要负责烧火，一定不能吃白饭”，因此，在夫妻关系中，女性的家庭地位比较高，而男性掌握着调试夫妻关系的主动权。在长期互动中，男性逐渐掌握夫妻共处的基本原则，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媳妇有大道理”。

返乡生活将青年夫妻放置在同一生活空间内，增加了夫妻互动的频率，有助于夫妻情感关系的持续磨合。虽然松散的代际关系加剧了小家庭的负担，但男性高密度的陪伴和生活事务的分担使得夫妻之间形塑出较为稳固的情感共同体，为女性提供了较大的情感支持，有助于婚姻关系的进一步稳固。

（三）整体嵌入与地方性社会保护

西南山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为落后，长期以来依靠社会互助完成家庭的再生产，直到现在仍然保留了较强的互助性，比如农业生产环节中的换工、红白喜事中的帮忙等，因此形塑出户与户之间基于互助关系的社会关联。在本地，子代结婚后便成为村庄社会中完整的一户，拥有了健全的社会身份，能够独立参与村庄公共活动。村庄社会中高频率的互助事务对返乡青年家庭的强吸纳，使其被快速整合到村庄社会中，遵守地方社会的规范。

案例6：B村红白事办酒一般要办两到三天，除了厨师需要请，其余的所有事情都是依靠村民之间互助完成。每户至少派一人过来帮忙，帮忙的人从第一天就要来，有些村寨比较大，大约有40户人，实际上用不到这么多人帮忙，但每户还是会按规矩来人，“不帮忙，玩也得过来玩”，不来就是不给主家面子，下次轮到自己家办事别人也可以不来，因此，“帮人就是帮自己”。（BSJ，男，49岁，20220721）

互助性的地方社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地方社会是去分化的，只要是村寨中人不论什么条件都可以参与到互助事务中来，相应地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换来其他人的帮助；二是地方社会是去市场化的，一条龙等会增加农民家庭生活成本的市场化服务并不被本地人所接受。因此，进城多年的农村青年返乡之后，能够基于村庄互助事务快速嵌入到地方社会中，利用地方社会的强规则形成对家庭生活的高保护，进而使得青年家庭能够在地方社会中稳定生活。

综上，城市的高压与竞争会对农村青年的婚姻关系造成破坏，而农村为青年人提供了回避压力和高频互动的空间，有助于农村青年婚姻关系的和谐，同时，地方社会的保护性结构对青年家庭的高度吸纳与整合，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农村青年婚姻关系。因此，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是其提高婚姻稳定性和保障家庭完整性的实践策略。

六、总结与进一步讨论

婚姻稳定正成为影响农村青年做出反向流动选择的重要因素，是理解新生代农民流动行为的又一视角。城镇化的成本和压力使得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差的农村青年被淘汰出全国婚姻市场，他们只能选择返乡完成婚姻缔结，但在婚姻市场的强挤压、地方文化的弱约束和代际关系的弱支持影响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关系正面临难以为继的危机，为此农村青年不得不做出退而求全的策略性选择。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有助于提高婚姻关系的质量，建立夫妻情感共同体，同时青年家庭能够嵌入地方社会，实现对婚姻关系的进一步保护。

农村青年的反向流动具有稳定其婚姻关系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这部分农村青年在选择婚姻稳定的同时降低了家庭发展目标，放弃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可能，使得家庭陷入到“有绵延，无跃升”的低水平循环中，进而直接影响到家庭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导致其正面临家庭发展“下流化”的危机。伴随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消除，部分农民家庭由于具备极强的家庭经济整合能力，以及具备极大的教育资源获取动力，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阶层的跃升。在市场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形下，一部分家庭的跃升必然会形成对另一部分家庭的挤压，西南山区的农村青年在先赋性条件和后致性条件均不足的情况下，不仅难以获得阶层跃升的可能，而且极易沦为社会的底层。从这一层面来讲，以婚姻稳定为导向的反向流动推动了底层社会的再生产，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农村在整个城乡结构中仍然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存在，为出不去和退回来的农民兜底^［27］。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生存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当前底层社会再生产的症结在于农村教育资源的流失使得人力资本再生产走向弱质化，不仅扩大了底层社会的规模，而且会进一步固化底层社会的形态。基于此，破解底层社会的困局，不能简单的将农民“赶进城”或是“赶上楼”，断了农民的退路，而是要在不增加农民家庭额外的生活成本的同时，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统筹^［28］，尤其是对教育资源的统筹和合理配置，为底层社会的人力资本再生产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1] M．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London ： Verso，1985：105．

[2] 黄岩，朱晓镭.超越拆分型劳动体制：产业转移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新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3⁃101，192.

[3]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51⁃165，223.

[4] 加里·贝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8⁃75.

[5] 陈讯.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J］.民俗研究，2013（2）：26⁃35.

[6]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207⁃208.

[7] 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79⁃86.

[8] 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6）：75⁃84.

[9]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 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207.

[10] 吴新慧.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与婚姻［J］.中国青年研究，2011（1）：15⁃18，77.

[11] 徐依婷.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0（1）：56⁃61，119.

[12] 朱战辉.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婚配困境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19（2）：72⁃77，122.

[13] 吴存玉.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婚姻脆弱性与留守家庭困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4）：112⁃123.

[14] 王向阳.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5）：20⁃28.

[15] 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16（9）：38-43.

[16] 黄佳琦.农村青年恋爱与婚姻的适应性策略［J］.人口与社会，2023，39（2）：80⁃89.

[17] 宋丽娜.“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J］.中国青年研究，2015（11）：84⁃90，108.

[18] 喻厚伟.主体的自我建构与消费社会的勃兴——基于城镇化的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6（1）：165⁃169.

[19]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社会学研究，2008（3）：143⁃171，245.

[20]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21] 李永萍.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J］.青年研究，2018（2）：24⁃34，94⁃95.

[22] 杨华.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5⁃34，170.

[23] 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J］.人口与经济，2016（6）：10⁃20.

[24] 冷波，贺雪峰.生活本位：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生活逻辑研究——基于贵州B村的实证调查［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6）：54⁃58.

[25] 贺雪峰.中国区域差异中的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6）：23⁃29.

[26] 朱茂静.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23（4）：88⁃96.

[27] 桂华.“三农”压舱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J］.人民论坛，2019（14）：55.

[28] 夏柱智.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J］.河南社会科学，2023，31（4）：9⁃1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22&ZD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