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界定与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核心任务，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这一框架下，农村残疾人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获得感与主体性现代化成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关键维度。农村残疾人与正常人相比存在生理上的缺陷、机会上的不均等、认知上的匮乏等等，因此农村残疾人被视作农村留守人口中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获得感却与国家的快速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同步的现实问题。“获得感” 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概念，其核心内涵在于，人民群众凭借国家政策支持、社会发展进步以及自身持续奋斗，在物质生活、精神层面、合法权益等维度切实获取利益，进而产生满足感与幸福感。这一概念不仅深刻映照出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充分彰显了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构，实现人的本质价值的回归。农村残疾人由于其可行能力的局限性，在参与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方面常常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承担了更多的成长成本
［1］。《“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农村残疾人低保覆盖率大幅提升，但其劳动参与率和收入仍低于健全人群体，折射出物质获得与能力发展间的结构性失衡。这种政策投入与获得感产出的非对称性矛盾，暴露出传统帮扶模式注重资源输送而忽视能力培育的根本局限，可行能力理论则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相较于传统研究侧重客观资源获取的测量维度，该理论强调从实质自由的视角解析获得感的生成机制：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落差本质上并非单纯源于物质匮乏，而是可行能力剥夺导致的发展权能缺失。这种剥夺既表现为教育医疗等基础性能力的结构性缺损，更体现为社会参与、决策表达等拓展性能力的制度性排斥。该理论优势在于既能够诊断出政策执行中重保障轻赋能的实践偏差，又能揭示残疾人从“被动受助”转向“主动发展”的能力建构路径。特别是在乡村振兴与现代化进程交织的语境下，该理论为解析农村残疾人如何突破政策依赖陷阱、实现可行能力跃迁提供了关键分析框架。因此，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深入探究农村残疾人获得感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依存、动态发展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创新性。提升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不仅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更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强劲动力，形成两者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那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生成遵循怎样的逻辑呢？可行能力又是如何影响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呢？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提升机制何以建构呢？研究将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进行分析，对以上问题予以回应。
二、文献回顾：农村残疾人群体及其获得感相关研究
“获得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谭旭运、董洪杰等人认为获得感是民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对其需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经验的综合反应
［2］。郑建君则将获得感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状况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一种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
［3］。学界相对一致的观点是，获得感包括“客观的获得”和“主观的感受”两个相关的维度。客观的获得涵盖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主观的感受则是在某一标准之下对这种“得到”进行的整体性评价。对于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学科所关照的侧重点有所差别，李东平、田北海等人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可及、社会融入等因素对农民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
［4］。徐延辉、李志滨认为获得感的影响因素既包括性别、年龄、工作、教育、婚育等人口特征以及个体心理特质因素，也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与公共政策等因素
［5］。对于怎样提高城乡居民的获得感，胡荣等认为可以通过客观获得提升获得感，这既包含经济发展、政治行为和社会保障等，也包括收入、职业、居住空间等客观条件
［6］。郑方辉等以农村污水治理为例，认为可以通过改变政府绩效目标、调整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乡村居民的获得感
［7］。
农村残疾人是乡村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其界定为以乡村为主要生产生活空间且具有农村户籍的残疾人群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条的规定，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Liao Juan、Wang Qi等人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发现农村残疾家庭可能因残疾成本高而陷入严重贫困，城乡在医疗保险和康复服务上的差异导致了残疾成本的城乡差距
［8］。现有残疾人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残疾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社会支持减少残疾人贫困现象。
可见，相关研究产生了许多丰富且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为深入了解和认识获得感的本质、范围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坚实而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获得感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亟待进一步挖掘探索。尽管有学者关注到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问题，但是更侧重经济支持对获得感提升的重要性，陷入一种将经济发展当作衡量美好生活唯一标准的简单化理解误区。在研究视角上，由于缺乏可行能力的视角，同时对于农村残疾人群体的关注相对不足，从而忽视了农村残疾人能力构建的议题。鉴于此，以农村残疾人为研究对象，以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探究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生成逻辑和提升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三、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生成逻辑——基于可行能力的理论视角
阿马蒂亚·森通过权利分析方法，揭示了贫困的根源并非单纯资源匮乏，而是社会制度对个体权利（如获取资源的资格）的剥夺
［9］，他将发展看作是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可行能力是他对自由的独特见解：“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他认为，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例如接受教育、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等。它强调的是个人具备实现自身目标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条件和能力
［10］。这样的自由观既包括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获得感则更多地侧重于个体对自身状况改善和发展成果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当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得到提升时，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从而增加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收获，进而增强其获得感。具有较强的可行能力可以使个人更容易在生活中取得积极成果，比如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职业发展、更健康的身体等，这些成果直接转化为个人的获得感。同时，可行能力的拓展还能让人在精神层面感到满足和自信，进一步提升获得感。较高的获得感也可能反过来促进个人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自身的可行能力。当个体从所经历的事情中获得满足和积极的感受时，会更有动力去学习新型技能、拓展社交网络等，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实现各种功能的能力。因此，可行能力是获得感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而获得感是可行能力发挥作用的主观体现和反馈，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反映着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残疾人作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福祉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深入剖析其生成的内涵架构是有效提升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前提。基于可行能力的理论视角，如
图1所示，残疾人的获得感生成逻辑可以从内在需求、实际获得、主观体验和现实行为等四个方面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予以解析。满足内在需求，实现实际获得，产生积极的主观体验，进而促进积极的现实行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和生活质量。
（一）内在需求：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动力
农村残疾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其内在需求会促使其产生对乡村振兴活动的预期。这里的“预期获得”特指过去对当前发展的预期，即残疾人基于历史经验和环境条件形成的对当下生活改善的期待。预期获得与实际获得的匹配度是衡量其内在需求满足度的重要标准：当过去对当前的预期与当前的实际获得越一致，农村残疾人对自身实际获得的满意度就越高，进而更有利于获得感的生成。农村残疾人的需求呈现显著层次性特征，其需求演进遵循“生理健康需求”到“物质保障需求”再到“精神发展需求”的递进规律。具体表现为：首先关注基础生存层面的健康保障需求，包括医疗救助、康复服务等；随着保障水平提升，逐步转向物质生活改善需求；最终发展为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会价值实现需求，呈现出从底线生存到全面发展的梯度升级态势。当生理健康需求占主导时，会驱动个体积极争取医疗资源和康复服务；当物质需求成为焦点时，则通过技能培训、产业扶持等途径提升经济能力；当基础需求满足后，精神需求转化为新的发展动能——心理支持需求促使其融入社区文化活动，权利主张需求则推动其参与村务协商等治理实践。这种从生存保障到发展赋能需求结构驱动着农村残疾人可行能力提升与获得感的持续生成。
（二）实际获得：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基础
“获得”是“获得感”产生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有形的、看得到的“获得”，还是无形的、看不到的“获得”，都属于“实际获得”的范畴
［11］。农村残疾人获得感主要体现在农村残疾人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收获，即包括经济上的各种补贴等客观层面的获得，也包括参加乡村振兴活动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认可，提升自我价值感等主观方面的获得。农村残疾人只有在乡村振兴进程与实践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契合其各方面的需求，才能促使农村残疾人产生认同和信任感，进而生成获得感。可行能力的提升是改善实际获得的必要条件，农村残疾人需要通过技能培训、教育支持等提升可行能力，才能转化为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例如，江苏省通过农业合作社带动残疾人家庭增收，但此类项目依赖地方特色产业与能力匹配，若培训与需求脱节则效果有限。从可行能力的角度来看，实际获得是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基础。只有通过提升农村残疾人的实际获得，才能提高他们的可行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获得”兼具“过程”的动态特性以及“结果”的状态含义。在“获得结果”产生之前，农村残疾人对于获得的内容以及获得的目标的追求属于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获得结果”实则是“获得过程”的达成。“获得”又包括当下获得与未来获得。乡村振兴的推进如果跟农村残疾人的切身问题相关，并且能够切实地给予农村残疾人当下的实际所得，那么就能够不断增强农村残疾人的“当下获得感”，从而促使农村残疾人去追求“未来获得感”。
（三）主观体验：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核心
农村残疾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实际获得是否能转化为获得感，关键取决于农村残疾人的体验感等主观因素。如果抛开主观感觉，那么农村残疾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获得就只能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客观存在。农村残疾人的主观体验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身份认同。农村残疾人只有认同自己的主体身份，才会自觉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农村的发展。二是体验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愉悦感。农村残疾人是否有正向的愉悦感是衡量其获得感的重要维度。三是目标实现的成就感。比如通过培训学习到技能，实现平等就业摆脱生活困境而产生的自我效能等。上述三重主观体验的累积效应，最终外显为生活满意度的质性变化。当教育赋能带来职业选择自由、医疗保障降低生存焦虑时，农村残疾人并非简单评估物质获得的多少，而是通过“我能掌控生活”的主体意识，对生存状态进行整体性积极评价。反之，如果在这些方面的可行能力受到限制，如教育资源匮乏、医疗保障不足等，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会降低。因此，生活满意度是主观体验的综合表征，直接反映了农村残疾人在多个方面的可行能力实现情况——它既受身份认同感、过程愉悦感、目标实现成就感等体验要素的直接影响，也反哺于后续参与的积极性。乡村振兴中的农村残疾人获得感建设，本质上需要构建“客观获得—主观体验优化—生活满意度增加—获得感提升”的价值转化链。
（四）现实行为：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保障
个体行为获得感是乡村振兴进程中对农村残疾人的要求与农村残疾人在行为上的诉求趋于吻合而产生的获得感。具体表现为农村残疾人的个体行为在乡村振兴中被认可与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给予农村残疾人的政策、资源等方面的倾斜以及发展的秩序被农村残疾人发自内心地接受。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村残疾人融入社会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农村残疾人被平等对待时，他们的社会行为获得感会激励其改善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并且农村残疾人的行为获得感会引领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可行能力理论聚焦于个体凭借实际行动以及外部支持，达成“功能性活动”的自由。这一自由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紧密相连。在农村残疾人这一群体的境遇改善中，现实中的政策扶持、服务供给以及社会行动，成为将这种可行能力切实转化为获得感的关键路径。现实行为，无疑是可行能力通向获得感的核心桥梁。以技能培训为例，为农村残疾人量身定制的各类技能培训，如手工编织、电商运营等，能切实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在经济维度增强其可行能力，使其得以凭借自身技能获取收入，实现经济独立。这些具体行动，全方位地增强了农村残疾人在经济、社会与政策维度的能力，促使他们从单纯依赖“生存保障”，逐步迈向依靠自身能力实现“发展赋能”，让他们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身能力的提升，进而收获满满的获得感，在社会发展中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有尊严的生活。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纵向与横向比较的分析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中，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不仅是衡量社会公平与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尺，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从就业能力、社会参与能力、健康能力等维度深入剖析，有助于全面了解农村残疾人的生活境遇与发展需求。在经济层面，就业能力直接关联着农村残疾人的经济收入与经济获得感；在政治参与方面，社会参与能力影响着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与政治参与获得感；而在民生领域，健康能力则左右着他们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教育资源等民生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进而影响民生资源获得感。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勾勒出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全貌。人民“获得感”通常可以解析为“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两个构成内容。其中，“横向获得感”反映个人与他人对比而产生的“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则是个人对比自身之前状况和对未来预期而形成的正向“获得感”
［12］。据此，纵向作比，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普惠性的政策给农村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与过去相比在各个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若与城市人口以及健康人群相比，农村残疾人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横向获得感则可能会遭受折损，进而使农村残疾人群体产生负面情绪。
农村残疾人的纵向获得感呈现提升态势，但横向获得感则由于基本资源保障不足、缺乏资源转化能力等原因而相对偏弱。研究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构建“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分析框架。在数据采集层面，通过国家统计局宏观数据、残联系统行业报告获取纵向历时性数据，同时运用深度访谈法对东中西部三省6县的50名农村残疾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覆盖肢体、视力、听力、言语、智力及多重残疾等主要残疾类别，年龄跨度为18~65岁，访谈时长平均为40分钟/人，收集其就业、政治参与、民生资源获取的微观体验，对比城乡残疾人群体与健康人群的结构性差异；分析不同残疾类型的就业难度，以及不同地区的资源配置差异。
（一）经济获得感不足：就业能力弱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残疾人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但城乡收入鸿沟、就业结构性矛盾与可行能力限制仍构成多重掣肘，亟待破解残疾人平等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困境。近年来，政府通过“雨露计划”“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项目，累计为328.6万人次农村残疾人提供实用技术培训，并通过扶贫基地带动46.7万贫困残疾人实现产业增收。就业形态呈现多元化趋势，从传统农业种养向灵活就业、公益岗位等方向扩展。例如，2020年农村残疾人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占比达27.71%，较2019年增加10.6万人。政府政策也驱动就业的增长，2022年《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提出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00万人目标，2023年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905.5万人，较2020年增长显著。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在纵向维度呈现就业能力提升与经济收入增长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 733元，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56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27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40.9%。2022年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为30 434.2元，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8 320.0元，城镇是农村的1.7倍
［13］。农村残疾人家庭收入低于普通家庭平均水平。尽管部分地区通过农业合作社、公益性岗位等途径增加收入，但多数农村残疾人依赖低保和补贴，经济独立性较弱。《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明确3年共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的目标。农村残疾人数量多、困难重、帮扶难度大，是完成相关目标的重点和难点。例如，张某（受访者1，听力言语残疾，尝试过外出打工）在调研中说道：
“找工作太难了，我听不见也说不了，很多工厂面试的时候一看我这样，就直接拒绝了。就算有愿意要的，沟通起来也特别费劲，工作干不了多久就被辞退了。”
与健康人群相比，残疾人的可行能力影响着他们实现平等就业的程度，因先天或后天因素致使身心存有障碍，众多残疾人处于未就业或者待就业的情形，农村的残疾人更是深陷贫困，仅仅依赖家庭和国家的救助维持生活。鉴于残疾的类型各异，能力也具有显著差别，在残疾人群体的就业当中，智障人士、精神障碍者以及视力障碍者就业最为艰难。在我国，残疾群体的就业状况在城乡维度以及群体内部，均展现出极为显著的不均衡态势。残疾人能够适配的工作岗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身的残疾类别与残疾程度。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机会要比农村更多，但是在农村，务农生产劳动依旧是农村残疾人的首要就业途径，通过政府作用于劳动力市场需求来实现就业，而残疾人由于自身就业技能、就业能力受限，只能从事有限制的工作，往往无法依照自身需求选取适宜的工作，就业类型单一，这种低层次的就业也只能获取较少的收入。例如，杨某（受访者2，手部残疾，在村里务农）说：
“种地收入不太稳定，遇到天灾收成不好，一年就白忙活了。靠这点收入，家里的开销都紧巴巴的，更别说攒钱了。要是能有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好了。”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的状况下，残疾群体在参与社会生活和经济竞争时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很难达成平等就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促使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生活，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并且对于残疾人来说平等就业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更是残疾人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14］。
（二）政治参与获得感缺失：社会参与能力低
在制度化建设推动下，农村残疾人政治参与渠道虽呈现纵向拓展态势，但受限于可行能力短板与城乡治理差异，其政治赋权仍面临多维能力剥夺与参与效能弱化的结构性矛盾。农村残疾人政治参与面临渠道狭窄、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但近年政策开始注重制度化建设，例如残联系统推动残疾人参与地方立法，并通过数据共享提升政策精准性，农村残疾人的诉求表达机制逐步完善。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在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领域呈现纵向进步显著的特征。尽管如此，从可行能力的角度来看，农村残疾人在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社会资源获取等方面往往处于相对劣势。有限的可行能力可能导致他们缺乏参与政治的物质基础、知识储备和信息渠道。例如，魏某（受访者3，肢体残疾）说：
“我挺想去参加的，但是村里活动的场地都在村中心，我腿脚不方便，去一趟太费劲了，路上也没人能帮衬，只能放弃了。”
相较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部分农村地区的基层民主实践仍存在形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民主选举、利益表达、多元协商等自治机制的实际运行效果与制度设计目标尚存差距。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农村残障人士主要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人大代议制实现政治诉求表达。但受制于身体机能限制、文化程度偏低等个体因素，加上基层治理机制待完善、无障碍参与渠道缺失等障碍，该群体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实际参与度仍显不足，例如，王某（受访者4，多重残疾）说：
“我没去投过票，一是对选举那些事儿不太懂，二是觉得自己一票也改变不了啥。而且村里通知投票的方式，我有时候听不太清楚，等弄明白了，投票都结束了。”
部分农村残疾人对于基层政府治理满意度并不高，信任值相对较低，所感知到的来自基层政府的获得感并不十分强烈
［15］。
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是与健康的正常人相比，农村残疾人身体障碍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和交流能力。许多农村残疾人面临着出行不便、信息获取困难等问题，这使得他们难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也难以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和政治动态。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不足，缺乏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政治参与培训和指导，以及社会对残疾人能力的偏见和误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
（三）民生资源获得感匮乏：健康能力差
虽然近年来农村残疾人通过基层康复服务获得了更多民生资源，但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和残疾人自身能力不足这两个问题，仍然让他们难以公平享受到应有的保障。在纵向上，农村残疾人的民生资源获得感在近年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与农村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大幅提升紧密相关。例如，安徽省天长市脑瘫患者小华通过村康复之家的训练，实现了生活自理并参与辅助性就业。截至2022年，全国已有超856.7万名残疾人获得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85%以上。公平性是影响公共服务民生资源获得感的重要维度
［16］，但鉴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状况，农村和城市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教育资源等民生资源的配置方面，城乡不均衡的情况依然存在。与健康人群相比，农村残疾人健康状况不佳、受教育程度低，他们获取和利用民生资源的能力大打折扣。这可能导致他们难以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补贴、医疗救助等民生资源，从而降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获得感。
1. 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短缺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的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医疗设施简陋、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专业医护人员短缺，导致农村残疾人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社区康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健康能力不足影响了残疾人可行能力的提升
［17］。农村医疗资源的短缺迫使很多残疾人患者去大城市就医，对于行动不便的农村残疾人来说，前往较远的医疗机构就医更是困难重重，例如，陈某（受访者5，腿部残疾）说：
“看病还是不太方便，村里的诊所设备简单，稍微严重点的病就得去镇上或者县里的大医院。但我这腿行动不方便，去一趟大医院得折腾好久，路上还特别累。要是村里的医疗条件能再好点就好了，这样日常看病拿药就不用跑那么远路了。”
此外，高额的医药费让农村残疾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尽管有部分医疗保障政策，但仍可能存在自付部分过高或者一些针对残疾人的特殊医疗项目和康复服务未被纳入保障范围的情况，因病返贫的现象屡屡发生。例如，郑某（受访者6，听力言语残疾）说：
“治病太贵了，我这助听器坏了，换个新的要花不少钱，家里根本负担不起。虽然有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可剩下自己要掏的钱还是很多。有时候为了省钱，一些该做的检查和治疗都只能放弃。”
2. 社会保障：政策有待提高
政策在城乡发展上的倾斜不一致，造成城乡社会保障有着显著的差距。城市经济通常更为发达，财政收入相对较高，能够为残疾人社会保障投入更多资金。而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资金投入有限。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在城市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较强，落实效果较好。在农村，可能由于基层管理和执行能力有限，政策落实不够到位。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资源更加丰富和完善，如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就业服务中心等。此外，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和志愿者服务等社会资源在城市更为集中，能够为城市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农村此类资源较少，残疾人难以获得充分的服务支持。城乡社会保障资源不公平的流动状况，更大程度地强化了农村残疾人的社会权益差异感。
3. 生态环境：卫生状况堪忧
农村往往以农业和一些污染较重的小型工业为主，可能存在农药化肥过度使用、工业污染排放等问题，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降低了农村残疾人的环境获得感。城市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公共卫生设施等。农村相对薄弱，影响了整体环境质量，给农村残疾人的生活带来不便。例如，李某（受访者7，视力残疾）说：
“我住的地方周围垃圾有时候清理不及时，味道很难闻。我走路的时候还担心会不小心踩到垃圾摔倒。要是能有更及时的垃圾清理服务，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更干净舒适了。”
城市在公园、绿地、休闲场所等公共环境资源的提供上更为丰富和便利，农村相对匮乏，加上农村交通不便，残疾人出行困难，难以接触到更广阔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区域，使得农村残疾人享受优质生态环境的机会减少。
4. 教育资源：软硬件设施落后
教育是提升农村残疾人发展能力的关键路径，但特殊教育资源短缺、服务匮乏与观念滞后形成多重困境，严重制约其可行能力开发与教育获得感提升。教育可以转变农村残疾人思想观念、提高农村残疾人务农或务工技能、强化农村残疾人自立能力，是降低农村残疾人返贫性和代际遗传性的主要途径和重要保障
［18］。因而，依托教育提高农村残疾人的可行能力，是提高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可行之策。但是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本身就相对稀缺，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资源更是严重不足，如特殊教育学校、专业教师、教学设备等。例如，周某（受访者8，视力残疾）说：
“我特别想读书，但是村里的学校没有针对视力障碍的教学设备，像盲文书籍、语音学习设备啥的都没有。去城里的特殊学校又太远了，家里人也没办法一直接送我，感觉接受教育好难。要是村里学校能有一些简单的特殊教育资源，我就能多学些知识了。”
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相对较低，缺乏专门从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教育教学方法未能充分考虑农村残疾人的个体差异和特殊需求，难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在一些农村地区，对残疾人存在歧视和偏见，认为他们接受教育的意义不大，影响了农村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积极性。教育资源的极度缺乏使得农村贫困残疾人基本的生存、生活技能培训都难以保证，遑论可行能力之开发、精准就业之实现
［19］。
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提升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诸多领域，其核心目标在于达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一进程中，农村残疾人群体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发展态势不仅是衡量社会公平程度与文明水平的关键指标，更是左右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全面达成的核心要素。就业，作为民生根基，是农村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路径，对其经济获得感有着直接影响；健全治理体系，为农村残疾人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身诉求构建了平台，对其政治获得感产生直接作用；而在民生范畴，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教育资源等方面的资源优化配置，则是提升农村残疾人生活品质、增强其民生获得感的关键所在。深入探究这些领域与农村残疾人获得感之间的内在关联，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举措推动农村残疾人在各方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任务，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产业带动就业：增强农村残疾人经济获得感
贫困与劳动能力受限导致农村残疾人就业困境，需通过差异化就业帮扶机制与产业振兴战略协同推进，依据残疾程度和类型精准匹配岗位资源，实现其可行能力提升与经济增收的双重目标。贫困是造成农村残疾人获得感低下最主要的原因，而残疾人因其身心障碍在劳动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对农村残疾人的就业帮扶不能搞“一刀切”，必须要体现出差异化。根据不同的残疾种类与残疾程度制定相应的就业帮扶对策。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能创造更多的岗位，推动农村残疾人的就业。对于智力障碍者，可以让他们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对于严重的身体障碍者则可以让他从事脑力劳动，凭借优势互补培育农村残疾人的可行能力。根据残疾程度评估，对于重度残疾人重点在于创造适合其身体条件的居家就业或庇护性就业机会，保障基本的劳动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并注重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入。对于中度残疾人，可以通过提供适当的职业培训和支持，使他们能够胜任一些经过调整或轻度辅助的常规工作，实现稳定就业和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对于轻度残疾的人员，就业帮扶目标可以侧重于帮助他们获得与健全人相当的就业机会，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可行能力最强，同时也是被重点关注的人群。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引入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或养殖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根据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和能力，为他们提供诸如简单的播种、除草、采摘、喂养等劳动强度相对较低的工作岗位。残疾人可以参与到初级加工环节，如分拣、包装等工作，这些工作通常对体力和技能要求不高，经过一定的培训即可胜任。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村特色产品，残疾人可以从事客服、网店运营、文案编辑等线上工作，不受身体条件限制。此外，发展乡村旅游业，鼓励开办农家乐、民宿等，残疾人可以负责接待、收银、后勤整理等工作，或者参与手工艺品制作和销售，为游客提供特色纪念品。简言之，通过产业振兴为农村残疾人提供更多岗位，拓宽残疾人的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有利于最大限度增强他们的可行能力，进而提升主体获得感。
（二）健全治理体系：提高农村残疾人的政治获得感
构建农村残疾人政治参与协同机制，通过无障碍环境建设、政策支持体系和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其有效融入乡村振兴进程，实现政治获得感提升与基层治理民主化的双向赋能。农村残疾人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也需要紧紧依靠农村残疾人，要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上来，农村基层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20］，确保政治信息以易于理解和获取的方式传达给农村残疾人。例如，提供盲文版、手语版的政策文件和选举信息，或者为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配备字幕等。通过多种渠道，如农村广播、宣传栏、社交媒体等，向农村残疾人宣传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途径和权利，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愿。在农村的政治活动场所，如村委会、投票站等，设置无障碍通道、卫生间等设施，方便残疾人参与政治活动。在农村基层组织中，设立专门代表残疾人利益的职位或邀请残疾人作为顾问，确保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和重视。
在日常生活方面，可采取的多元并举的方式则包括：鼓励和支持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社会组织，协助农村残疾人参与政治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定期主动深入农村，向残疾人征集对政治事务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给予反馈和处理；监督农村地区政治参与中对残疾人权益的保障情况，对侵犯残疾人政治权利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激活农村残疾人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效能，通过制度性保障与系统性赋能实现其参与过程的规范化、透明化转型。重点强化该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培育与组织化水平提升，引导其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开展创新性治理实践，同步完善协商式参政渠道机制建设。
（三）加大资源倾斜：提升农村残疾人的民生获得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通过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与教育资源的系统性协同赋能，构建农村残疾人可行能力提升的立体化支持网络，在破解发展不平衡困境中彰显“人的现代化”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民生福祉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村残疾人作为乡村振兴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往往既缺资源，又缺少身体的抵抗能力，脆弱性显得更加直观和显见
［21］，其获得感的提升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更是检验“人的现代化”成果的关键标尺。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到教育资源，四类民生资源的供给质量与协同效能，直接决定了农村残疾人可行能力的发展空间：基本公共服务为其筑牢生存底线，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尊严防线，绿色生态重塑宜居环境，而教育赋能则激活内生动力，四者相互交织。
1. 医疗卫生：增设基本服务
在农村地区增加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设备投入，确保农村残疾人能够就近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为农村残疾人提供医疗费用减免、补贴或大病救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完善农村残疾人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提供免费的基本药物。组织医疗团队为农村残疾人提供定期的免费体检服务，及早发现和治疗疾病。建立农村康复中心，提供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等服务，帮助残疾人恢复或改善身体功能。确保农村残疾人的医疗保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杜绝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此外，还可利用互联网技术，让农村残疾人能够远程咨询专家，获取医疗建议。
2. 社会保障：优化政策体系
制定和完善针对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政策，确保政策的全面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使农村残疾人能够切实享受到应有的保障待遇。增加对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资金支持，提高补贴标准，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建立精准的农村残疾人识别机制，确保不遗漏任何需要帮助的残疾人，并根据他们的残疾程度和家庭状况，提供个性化的保障服务。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和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时建立残疾人反馈渠道，及时解决他们在享受保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组织志愿者为残疾人提供日常照料、陪伴等服务，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区氛围。
3. 生态环境：加强卫生治理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具有重大意义
［22］。加大对农村残疾人居住环境的整治和改善力度，解决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居住舒适度。为农村残疾人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如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炉灶等，降低生活成本，改善生活质量。打造适合农村残疾人活动的公共绿地、休闲广场等，配备适合他们使用的设施和器材。推动农村绿色产业发展，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生态友好型的生产活动中。鼓励农村残疾人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公益活动，并给予适当的补贴和奖励。
4. 教育资源：升级软硬件设施
教育扶贫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重要工程，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23］。可行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提升，而教育是提升农村残疾人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可行能力理论重视个体的差异性，因此，需要根据农村残疾人的个体差异和特殊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如电子教材、有声读物、多媒体教学材料等，以满足不同残疾类型群体的学习方式。结合农村当地的产业特点和就业市场需求，为残疾学生开设实用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如养殖、手工艺制作、电商运营等。建立实习基地，为残疾人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职业技能，增加就业竞争力。职业教育可以依靠“互联网+”提高农村残疾人学习的主动性、教育科学性和有效性，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平台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灵活性和通达性，切实把职业教育扶贫落到实处
［24］。提供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机会和补贴，吸引优秀教师前往农村地区任教，鼓励更多教师投身农村残疾人教育事业，建立城乡教师交流机制，安排城市优秀特殊教育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指导。同时关注农村残疾人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农村残疾人克服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农村残疾人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残疾人的获得感与其可行能力形成了一种“双向赋能”的关系：政策支持和社会资源为其能力提升提供基础，而能力提升又通过经济独立、社会参与等方式深化获得感。这一机制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全球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中国经验”。研究以农村残疾人为对象，在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下分析研究了其获得感的生成逻辑和现状，并尝试提出提升农村残疾人获得感的相关建议。结论如下：第一，农村残疾人获得感遵循着“满足内在需求—实现实际获得—产生积极的主观体验—促进积极的现实行为”的生成逻辑。第二，农村残疾人在经济收入上普遍处于劣势。他们受身体残疾的限制，就业能力弱且就业机会少。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本身相对较少，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位就更为稀缺，收入水平低，导致其在经济保障方面的获得感不足。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扶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农村残疾人的就业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经济获得感。第三，农村残疾人因其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渠道不畅等原因，社会参与能力弱，对政治参与的认识不足，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残疾人的政治参与重视不够，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支持，导致农村残疾人政治获得感低。因此，可以通过健全治理体系，保障农村残疾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对农村残疾人的政治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为他们提供政治获得感。第四，农村残疾人因其身体或者精神方面的障碍以及乡村地域上的相对劣势，获取和利用民生资源的能力会大打折扣。这可能导致他们难以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补贴、医疗救助等民生资源，从而降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获得感。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资源倾斜的方式来弥补农村残疾人可行能力的不足，提升他们在民生资源方面的获得感。
确保农村残疾人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让他们平等地分享乡村发展的成果，有助于消除社会歧视和不平等，营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乡村社会环境。同时，农村残疾人是乡村人口的一部分，关注他们的需求和获得感能够使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包容性，涵盖所有群体，促进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和受益，从而推动乡村的全面发展。在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布局之下，农村残疾人在经济参与、政治权利和民生保障等维度的获得感显著增强。值得关注的是，该群体相较于城市居民仍存在多维发展落差，城乡间的资源分配差异与能力鸿沟仍呈扩大趋势。这种结构性困境亟需通过提升农村残疾人的可行能力，助力该群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弱势群体获得感的生成与提升研究”(19YJC840006)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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