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立：由大寨海绵田到山西海绵省
我们进入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就是历史。
2018年以来，与潘家恩博士一同推动“在乡村发现中国”活动，迄今已有七年。七年来，我们行走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的田野上，白天看，晚上聊，吃三睡五干十六。风云际会、思想激荡、火花四溅之中，我们有了许多新发现、新思想。由此感慨，我们需要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思想需要重新置放在希望的田野上。由《山西农业大学学报》提供平台，我们将在乡村的新发现，陆续发表了四组系列文章。我也就“城乡中国”“城乡互动”“四生农业”“村中城”与“叠加态”等主题，写了系列文章。2024年暑期，我们再次回到系列活动的最初发源地山西，就“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在太原（晋源区）和晋中（左权、昔阳、太谷）地区再做调研，访问诸乡村，得到新发现，由此形成第五组系列文章。我将这一发现，刻画为由大寨海绵田到山西海绵省的认知过程，从而认识到乡村蓄水池一般的“吸纳、储蓄、释出、丰盈”功能，让我们更新对乡村价值和乡村功能的认识。
（一） 大寨海绵田及启示
巍巍太行，铁骨铮铮，是一座大写的山。太行儿女自古就有一种“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在大寨海绵田的建设中，这一精神表现突出。曾经十年负责国务院农林部工作的沙风，在总结大寨科学种田的经验时，首推就是海绵田：人踩上去软乎乎的，好像土地上盖了一床棉被，土地的水分就不容易蒸发掉，土地的团粒结构就好，有时几十天不下雨，对收成影响也不大。这和高温积肥、山坡筑池蓄水一起，形成了大寨农业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由此，劈山、垒堰、垫土、造地，各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性大面积推广。
实际上，中国各地水土条件差异甚大。“水多、水少、水脏、水浑”这四大问题，在南方主要表现为水害，北方主要表现为水利。山西最主要的农业地区之一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一直遭受强烈侵蚀，黄土本身较为疏松，具有大孔隙、垂直节理发育等组织结构特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而海绵田为减少水土流失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们在昔阳县和山西农业大学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研讨时，探讨了“大寨海绵田”涵养水土、保肥保墒的功能。1975年科学出版社曾出版《大寨“海绵田”》一书。1975年第6期《中国科学》、1977年第4期《中国农业科学》中，也曾记录大寨大队科研小组成果，说大寨贫下中农通过修建水平梯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建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又采用秸秆还田、客土改良、调剂土质、精耕细作等措施，把“三保田”培肥成“海绵田”。《中国科学》1975年总结大寨“海绵田”主要肥力特征如下：“活土层厚，结构好，蓄水保墒性能强，微生物活跃，有机质和速效养分含量高，高产稳产。”
因此，“海绵田”具有丰富的涵养水土、保育人口、对冲危机的乡村功能寓意。
（二）山西海绵省与人口蓄水池
乡村作为农耕、游牧、渔猎这三大农业文明的主要载体，的确让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扮演着蓄水池功能。南有江西，北有山西。山西调研中，我就调研所想，在山西省社科大讲堂，做了“晋善晋美”新解，正式提出人口蓄水池和山西海绵省假说。说明山西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发挥了“吸纳、储蓄、释出、丰盈”的人口蓄水池功能。
山西海绵省的第一大特征，是总体上的“盈而不亏”。在人口蓄积上，山西从洪洞大槐树，到左权八路军总部，再到太谷杜润生先生“杜老门生遍天下”，都能看出山西从人口到乡村发展经验，具有“吸纳、储蓄”特征，发挥了“盈而不亏”的常态功能，如同“大寨海绵田”一般，这一功能对全国有开放性与普惠性。以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大量与此相关的移民故事广泛传播在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等北方民间。除了传说之外，大槐树移民故事还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各地流传甚广的，还有脚趾甲复形（双趾甲或双脚趾）、背手、解手等传说，更具体地将洪洞大槐树连接为自己的发源地，自己的“根”，自己的遥远故乡。1937年郭豫才发表《洪洞移民传说之考实》一文，以正史和碑刻材料，说明一个重要观点：“洪洞移民之时间，不自明始，而始于金；地域不限于洪洞而指晋南诸郡。”后期有学者考证认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00余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500余县市。”研究这段“明初大移民”历史的认识，多将移民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交互作用：一是元末明初的王朝鼎革之战、瘟疫及内战等，造成中原大地“异类逼处，华族衰微”，政府下令移民；二是山西社会稳定、经济富足、地狭人众，使之自然成为人口迁出地。按大槐树研究的集大成者赵世瑜先生解读，大槐树在近现代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也逐渐从祖先记忆、家园象征，进入族群历史，在知识精英影响下，被改造成为国族（national）象征。
但山西毕竟地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脉，农业资源有限，养育人口也有限。遇到天灾人祸，便出现山西海绵省的第二大特征，即极端情形下的难以“释出”与“丰盈”，会带来“盈而有亏”。但也会引发中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例如丁戊奇荒（1875-1878）与戴德生、珍妮、李提摩太等山西赈灾并创办山西大学堂，对日抗战面临封锁与“好红血”索万喜四往辽县（今左权，1938-1940）赈灾并开拓人道主义大通道，以及农业学大寨（1964-1979）与周总理由此开启走出“穷大方”的自力更生外交经验等，都体现了山西在开放和普惠的同时，也有其封闭性与独特性，但山西特色的封闭性与独特性，又造就了中国的开放性和普惠性。以至于山西水土一方面常态化地养一方人，另一方面也在力不能支之时，展示出中国人面对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国际形象。
山西海绵省的第三特征，是“水满自溢”。由遥远历史中的三家分晋，到近几百年的“哥哥走西口”，以及晋商、晋煤、玛钢等，人口和资源的“释出、丰盈”，带来水满自溢，也成为山西支援北方中国的常态情形。山西海绵省的“吸纳、储蓄、释出、丰盈”，对整个北方中国的蓝图，有极大的塑造。
由大寨海绵田，到山西海绵省蕴含的悠久历史和当代价值，不仅可以看到晋人守中，晋善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还能看到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底座，农民作为社会阶层的底层，都有一种水草般的强韧性和反脆弱性，无论水面如何掀起狂风巨浪，水草只是随波摇曳几下，因为扎根在厚厚的沃土塘泥之中。
山西各地在推动“千万工程”的学习实践中，也在推动农文旅结合与城乡融合，这回应了我们近些年观察到的城乡中国、城乡融合、双向流动、良性互动等主题。为此，我在山西社科大讲堂上提出两条思路：一是继续发挥山西海绵省优势。使用晋人守中、晋善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已有优势，学习洪洞大槐树的蓄水池功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强韧性和反脆弱性，走出运动式治理，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常态化治理。二是由老国富论走向新国富论。学习杜润生老先生的开拓担当，组织农民农业和农村社会，走出利润经济，探索租值经济，实现租利两得。这些已有专文阐述，就不在此重复了。
本组系列文章，也展示了各位参与者的新发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教授，讨论了我们在晋中地方经验学习中，把“种子”埋入土里，从左权县发掘“革命”传统，到昔阳县大寨典型发现“建设”经验，再到太谷区参与产业振兴的“改革”实践。常利兵教授提及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结尾的描述，面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掠过，金翼之家黄东林平静地叮嘱：“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无独有偶，500年前掀起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也有类似名言：“即使世界明天就毁灭，我今天仍然要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下一棵小苹果树。”愿我们每一位，就是那个埋下种子、种下小苹果树的人。另外的多位学者，则各从其感兴趣的某一个切面，来表达本轮调研的新发现。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院张谦教授，以“朝阳村里有朝阳”，对太谷区胡村镇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过程中，有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的完整形态，让作为乡村未来的下一代，也有朝阳般灿烂的人生经历，为此他做出了乐观展望。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的作家，老晋中人李晋萍老师，以“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良知”为主题，对我们这些跨学科的乡村观察者，做了一番观察，在山西这些诸多大写的人、众多隐形的人之外，发现观察乡村中国者之美，实在让人受到激励。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退休的李人庆老师，一直富有批判性精神，他就在“乡村发现中国”，曾犀利地提问：发现谁的中国？答案是底层人的中国！再次提问：怎样发现？答案是主动地、真实地看见！就左权盲艺人的作品《没眼人》，他评论说：眼瞎了，心亮了；眼明了，心瞎了。但为本组文章，他却建设性地描绘了山西农业大学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从历史看未来，去探寻中华民族发展脉络与时代新章。李人庆老师由黄河农耕文明历史，展望世界农业文明的未来，发现乡村价值和乡村功能的世代延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是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的第一届老队员，再回山西，选取了一个“打分表”的小切口，说明昔阳县长岭村的村里面，又来了新“工作队”，唤起了他多年从事根据地新闻史和基层传播研究的经验，并讨论了三级市场设计，以及“把灯拨亮”的群众路线方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的罗建章博士，在对调研行程做了全景回顾后，重点提及山西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农村改革时期及乡村全面振兴时期，都有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的实践，而且做出归纳总结：工农城乡关系变迁是主轴，典型实践的类比移植创新是副轴，乡村发展带头人是差速器。山西农业大学期刊中心的赵赟老师，在策划这场调研活动之初即曾埋下过缅怀故人的伏笔，他以一篇纪念性的短文刻画刘红庆老师，熟悉的老友潸然泪下，乡建的新人肃然起敬。斯人虽逝，精神永存！对乡土的挚爱必将激励我们持续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断在乡村发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中国。
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性，发现中国力量，发现中国道路。也发现乡村之美，乡村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乡村功能，以此热爱生我养我的乡村，也看到乡村发挥的蓄水池功能。
二、常利兵：把“种子”埋入土里：关于晋中地方经验的几点思考
2024年7月初，我接到山西农业大学赵赟老师的电话，邀请我参加当年8月3日—10日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活动，并问我有没有兴趣和时间参加，我几乎是没等他说完后面的话，就赶紧先答应说自己很有兴趣参加，时间也没问题，最后才表示了感谢。我之所以对赵赟老师的邀请电话有如此急迫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对这一由周立和潘家恩两位老师首先牵头发起的高规格、高水平、高密度的跨学科调研活动一直有所关注，特别是2018年7月第一期活动选择的第一站就是我所在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通过与各位调研老师的座谈交流，尤其是周立老师在介绍活动缘起时说，希望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实地调研与对话，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发展规律等等，就给了像我这样的主要从事20世纪农村历史研究的人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次学术相遇虽短暂，却也激发了我的一个期待，即将来如果自己能有机会参加这一学术考察活动，向各位从事中国乡建的专家学者学习、请教，那该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
另外，还须提及的是，在学习“在乡村发现中国”考察团成员发表的调研行知录或针对某一个问题点撰写的专题性文章（如贺照田的《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时，自己从中不仅学习到很多跨学科讨论问题的视角、方法和立场，而且也难免心生好奇，就是想更多了解一些在各位老师调研与文字书写背后的具体经验是什么，有哪些。这可能是一个从事历史的研究者在面对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状态时出现的本能式反应吧。所以，对我来说，参加的兴趣和求知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抓住此次跨学科的学习机会，我下决心把参加本中心主办的重要学术会议“第四届中国环境史年会”的时间牺牲掉了。几天之后，赵赟老师又发来此次考察活动的具体议程，从活动形式（实地调研、游学，现场跨学科交流，深度对话与反思）到调研地点、调研内容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话议题等事宜，都做了非常有深度、有思想的设计和安排，这让我又有了更多的心动和期待，并相信自己作出的选择是非常值得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气十足且很木讷的人，但在内心里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却从未敢懈怠，而且能够以积极的努力姿态和敬畏之心去进入历史和社会。不过，在我自己的学习与创作过程中，我又是一个尽量与现实保持着足够距离的历史研究者，或者说，直接介入现实，以现实反观历史的做法，我有着比较强的警惕心。因此，当跟随“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行走在左权、昔阳、太谷三县境内的乡村进行考察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考察团15个学科门类的18位学者每天都是以高强度的节奏开展工作，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又于每个晚上的碰头会上以丰富多样的知识所获萦绕在自己的脑际。即使我自身也有着比较多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心理准备，但无论是从体力还是脑力而言，必须承认的是考察活动对我来说确实构成了一种知识上的挑战。尤其是在考察现场，形散而神不散，各位老师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讨论，或赞扬，或批判，或反思，或前瞻，均令我赞叹和感动不已。
也正是有了以上的这些“胡思乱想”，我脑海中不断反复出现“在乡村发现中国”这一睿智而又厚重的命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地、生根。或者说，我们这些考察团的人每天行走在乡野，特别是进入“空巢化”严重的村庄，大多数家户门锁紧闭，无人居住，鲜有生机，更别提鸡鸣犬吠之声了，仅有零星的几个老人散坐在村庙前的石板上，一副副苍老的面孔，呆滞无奈的目光，当他们看到一群外来者到来时，不知道会不会心生好奇、疑惑、期待还是厌恶之感。面对这些自我疑虑，我暂时还无力给出特别圆满的答复，不过，由此我却联想到周立老师时常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当前的农村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所言的“乡土中国”，早已演变为“城乡中国”，以及潘家恩老师对梁漱溟乡建运动中“铁钩与豆腐”隐喻的精彩阐释。也即是说，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心系家国天下，努力在乡村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性，发现中国力量，发现中国道路，在此意义上，乡村成为一种方法。而且这一“作为方法的乡村”，也必将有助于从中国农民的生存实态、生存智慧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话语体系。
所以，在为期一周的考察过程中，“在乡村发现中国”带给我的思考和知识冲击让自己时不时地会想到这一“特立独行”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的知识群体，多年来辛勤耕耘在新时代中国乡村这片广袤且孕育希望的土地上，为乡村振兴的在地化实践和推广做出了重要探索、试验。一群不同学科取向的知识人，靠着共同的志向和决心，在同一块土地上关注和发力同一件事情，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就是在纠缠于这样的问题思虑中，我想到了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结尾处写到黄东林的几个孙子跟着他学种地的时候，正遇到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从头顶掠过，便平静地叮嘱他们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熟悉这本经典乡村人类学名著的读者都知道，以黄东林为首的金翼之家几经磨难和艰辛，流离辗转，但终归都能化险为夷，渡过难关，于是对光明的前景充满着期待。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下子给黄家和整个中国人的命运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正是这一巨大的民族危机使得黄家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的生活状态中。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黄东林的“把种子埋入土里”这句看似简单的家常话，却有着不凡的历史意涵，那就是再艰难的世事变化，小到家族命运，大到国家前途，只有经营好生计，才能有生机，才能有希望，生命才会不息，也才能“为正义的胜利和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林耀华先生的“把种子埋入土里”这句话，可谓《金翼》的点睛之笔。在此，我借用过来，稍加改动，把“种子”二字加上引号，用来表达我对“在乡村发现中国”考察团的实地调研、对话交流、知识创作，尤其是对现实问题解决和改进的积极介入感，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由周立和潘家恩两位老师为领队的这一跨学科调研团队，其实每到一处，就像是在把“种子”埋入土里，并且这样的“种子”是集众人智慧孕育出的一粒粒种子。而且在密集的调研、讨论和交流中，更让我体会到这一粒粒“种子”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它们是智慧之种，学术之根，实践之要！基于这样的一番回味思考和意义追寻，接下来我主要围绕在晋中左权、昔阳和太谷三县（区）进行的考察调研内容，谈几点粗浅的体会、认识和理解，权且作为自己首次参加“在乡村发现中国”这一重要知行实践中埋入土里的一粒“种子”，更期待有发芽、成长、壮大，直至开花结果！
首先，是在左权县参观“桐峪镇·1941”博物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麻田八路军总部、左权盲艺人宣传队等几个考察点。众所周知，左权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主要活动的地方之一，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100多个党政军学商机构曾陆续驻扎在麻田，很快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在太行山区社会互联互动，同甘苦，共患难，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军民鱼水情”的现实感、社会感。这一点，在桐峪镇以1941年7月7日至8月15日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为主题的展览中就有十分丰富的反映和体现。在出席此次临参会的各党派、各界、各团体的133名参议员中，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竞选，不仅以民主精神团结了全边区各党派、各阶层及各族民众，而且选举了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制定了边区施政纲领和重要法令，成为开展民主政治实践和地方治理的典范。为此，是年7月14日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文章，并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幅员之大，人口之多，这一创举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都“堪称第一”。这次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是在华北抗战形势面临严峻危机的情境下，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迫切要求而召开的。在参观过程中，我试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紧接着就是在各级政权建设中贯彻落实“三三制”的建政原则，而那些亲临大会现场的百余位参议员返回各自所在地后，他们对“三三制”精神的领悟、宣传，进而组织动员边区广大群众进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不仅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对敌斗争、巩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制度保障，而且从政治上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也使得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它的革命意义和历史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贯穿在基层民主政权背后更有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这一革命胜利的法宝，以及在“革命与地方”的互构中呈现出来的在地化实践。那么，如何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进程中利用好这一宝贵的红色资源，不断发掘和阐释其在赓续红色血脉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其次，是在昔阳县参观长岭村的一些思考。在界都乡传统古村落长岭村的短暂参观也印象深刻。让我们一行十几人感到惊讶的是，常镪老师带领他的团队在组织村民大会反复讨论、协商基础上，以“长岭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收储评分明细表”的方式已经在该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村庄改造工程，并且已被纳入昔阳县践行“千万工程”的首批精品示范村。在村中老人翟师傅的带领讲解下，长岭村十多处陈氏宗族院落经过恢复重建后，彰显出了院主人曾经的显赫地位和宗族势力。就在考察团离开时，我随口问翟师傅村里是否有相关档案资料的收藏，翟师傅马上回答说不仅有资料存在，而且还办了一个村史展览室，就在刚才大家看过的老院内。于是，我又随翟师傅回到老院，原来展览室上着门锁，当大家兴致勃勃地观看老院古建筑之壮观时居然忽略了它的存在。从村史展览室的介绍中可知，长岭村的档案资料一部分收藏于河北邯郸学院，时间范围从1944年到1984年，计有700多个编号；另一部分则收藏在村委会档案室，时间从1953年到2000年，计有800多个编号。翟师傅还介绍说，这个村史展览室是邯郸学院的老师帮着村里搞起来的，于是我才明白进村时看到村委会的复古墙壁上为何悬挂着“邯郸学院长岭村研究工作站”“邯郸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两块校地合作的牌子了。
当然，我对长岭村档案资料的追问，一方面是自己在农村开展田野工作时的习惯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在参观了村庄院落改造工程之后，我在想除了这些物质硬件设施的重建提升外，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家族文化深厚的传统古村落，如果还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加以发掘和研究，就能以更加多维度的立体视野将这一古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古村新景”与乡村振兴同步共振地展示出来。这样，从“盘活古村”到“古村盘活”，先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对于进一步培育和稳固乡村主体性无疑将会起到“凝心铸魂强根基”的社会效果。在参观陈氏家族宅院时，我更感兴趣的是陈氏族人的家族演变史，从明朝万历元年（1573）陈氏迁入长岭村至今，已衍生至十七代；后至清代中后期又有张氏、翟氏及其他姓氏迁入，一起构成了传统时期该村家族网络和人际关系的社会基础。步入近代，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0世纪，长岭村的几大望族又会经历怎样的历史变故？从中我们又能探寻到在中国乡村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时代进程中改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这些或许对于当前全国上下推进乡村振兴向前发展的问题仍不失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没来得及仔细查阅长岭村的档案资料到底有哪些，但从目前可知的资料信息来看，应该足以支撑我们对这一古村落历史文化做进一步研究了。
考察团的最后一站是晋中市太谷区（县），在这一县区我们先后参观了“乡村振兴（太谷）基地”“杜润生旧居”“太谷玛钢博物馆”“白燕村两万亩枣园”“闫村蔬菜示范区”“东卜村温泉度假别墅”“象峪谷神农世界全域旅游区”等调研点，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通过这些点的展示看到了太谷区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做出的有一定示范性意义的探索和成效，这也是我第一次比较集中地看到城乡转型发展的现实案例。不过，2023年7月初我带着学生在太谷区侯城乡进行田野考察时，却看到不少村庄早已“空巢化”，这一印象与此次考察团所见很不一样。也正是这些实地调查的反差印象反而让我对乡村振兴如何更有效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落地展开，既充满着期待又不乏些许忧虑。因此，考察团各位老师每到一处，都能很快地进入现实，津津乐道地与当地人交谈，而我的思绪则时不时陷入“反差印象”中自我纠缠。
其实，从太谷区几个调研点的情况来看，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发展思路很明确，这在太谷玛钢的生产和营销理念上尤其突出。但是，玛钢公司的负责人也坦诚地说，尽管公司将玛钢生产贸易定位在房地产、家居、热暖、供电等中高端用户的生产水平，可近些年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整个生产销售状况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产品开发和供应上并不向好。在整个太谷区的参观考察过程中，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晋商精神”更充分、更在地化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而为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注入思想资源、实践活力，真正把“产业振兴”夯实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民生工程。作为研究者，我更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在致力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如何培育和塑造乡村的“主体性”，这或许也是城乡融合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在大力搞“产业振兴”的同时也是资本、市场不断介入城乡社会的过程，那么如何将“产业振兴”的发展举措不至于变形为单由商业资本对乡村（尤其是已“空巢化”的村庄）进行有形无形的“资源剥夺”，就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我的学识和能力还无法给出答案，但每当进入到乡村中，映入眼帘的复杂现实却又让自己时常有一种难于言表的感觉。比如，任村乡东卜村的温泉度假别墅建设项目就是一个鲜活案例。尽管项目部经理很乐观地讲了各种方案设计和享受的购房福利，并希望借助于已修建好的七八十套别墅房屋开发民宿以带动当地的文旅事业发展，但从已投资3个多亿的巨额资金运作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试图只靠资本进入乡村的“搅动”过程，最后效果如何，是否能如其所愿，恐怕也不是仅仅靠吸引外地人来东卜村买别墅这么简单。就像项目经理所言，别墅区在东卜村盖起来，就是要让城里的人来此买房居住，这里环境好，空气好。但是我想到的问题是紧挨着村里的村民看着自己村的土地被开发出别墅由外来人居住，他们会怎么想，外来者和本地人在粮食、蔬菜、瓜果、蛋肉等生活必需品供需之间能否形成和谐共处的生活关系？以及在别墅区的社区构成、社区文化与当地村民的村庄结构、乡村文化之间怎么建构出一种彼此共生的“社会”生活状态？毕竟别墅区的外来居住者构成的是一个相对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而当地村民则是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很显然，这同一块土地上的两种不同社会类型如何能真正地“美美与共”，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的“产业振兴”，如果只是依靠资本、市场的运作逻辑进入，对于乡村社会而言，未必一定奏效，而且市场逻辑背后的消费主义理念也未必就是农民所必需。所以，“产业振兴”不能只局限于“振兴”产业的理解上，同时要着力的是怎么才能把它打造成一个培育社会和凝聚认同的长效机制与动力。
综上所述，即是我首次参加“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考察团在晋中三县考察活动中一些零星的所谓“发现”，并结合自己有限的知识视野进行的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思考和阐发。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话，从左权县的发掘“革命”传统，到昔阳县大寨典型塑造背后的“建设”经验，再到太谷区践行“产业振兴”的“改革”实践，不仅以完整的历史时段构成了理解整个20世纪以降“晋中地方经验”的重要部分，而且为我们在新时代如何探索、理解和重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话语体系的思想资源也提供了必要的场域。
三、张谦：朝阳村里有朝阳
在八月初干热的山西，我们却是顶着大雨来到的朝阳村。朝阳村是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的一个大村，我们到这来是为了看一场演出。出发之前，我对行程上的这个安排很有些费解，一是不知道一个村庄里有什么演出可看，二是更不解这个演出跟我们这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考察团有什么关系，要考察什么。
朝阳村是个巨大的村落，村里的民居、巷道、院落都整洁有致，进了村之后，车在村里穿行了好一阵子，我们才被送到了演出地点。下车看到的居然是一个有400米塑胶跑道的大运动场以及旁边的一溜篮球场，而我们则被带进了一个像室内体育场一样的大型拱顶建筑里。进去后发现，里面除了室内的球场和其他运动设施，还有一个大舞台，看来这就是演出的地方。演出开始前所见这些已经很出乎我意料了：一个村庄里居然有这么好的运动设施；演出开始后，带来的则是更大的惊奇。我们观摩的是村里的朝阳学校的学生晋剧团的汇报演出。在全国各地农村都已经搞了十几二十年的撤并学校之后，这么一个村里居然还有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全校有在读学生人数500余人、20多个教学班。这着实让人意外。这个村一定有其他不同寻常的地方，要不留不住这么多的孩子。
更有趣的是，学校除了抓教学之外，跟大城市里的学校一样，也要求学生在课后参加兴趣班，并且给学生提供了各种设施开展课外兴趣活动，比如我们所见的体育设施。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要看的学生晋剧特色艺术班。因为这个，朝阳学校荣列全国第三批传统文化（晋剧）传承学校，并将学生晋剧团发展成了山西省年龄最小、规模最大的晋剧团。学校引入了晋中市艺术学校老师定期来提供专业指导，现在每届有70余名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参加了晋剧团，并且经常在校外演出，传承这一当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孩子们的表演很精彩。晋剧我不懂，但看得出孩子们的自信和神采。小小年纪，要站在大舞台上、在众人的凝视之下演唱、舞蹈、奏乐，对自信心和自我表现的锻炼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社会上经常调侃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以为像朝阳学校的学生这样，在山西的一个小镇子上长大的孩子，以后即便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城市，也只是除了做题考试其他什么都不会、视野狭窄、才艺匮乏的“小镇做题家”，比不得大城市里所谓“中产家庭”出来的，从小弹钢琴、跳芭蕾、学英文，会些阳春白雪的才艺，积攒的都是上层社会、国际化的文化资本，在都市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但如果一个孩子真是在朝阳学校里成长，那岂止是只会做题考试，在才艺上、在精气神上、在更深层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上，哪里会不如大城市的孩子？但可能更有趣的是，朝阳村的孩子们，长大了也未必要挤到大城市去，因为他们有朝阳村这样的故乡。
（一）小村庄里的大产业
朝阳村为什么能留住这么多孩子，又为什么能有条件为孩子们提供这么好的资源？朝阳村的成功秘诀，也是太谷区很多个村落都共享的秘诀——玛钢。玛钢是可锻性铸铁的简称，其性能接近于钢，高强度、有韧性，但成本远低于钢，广泛用于各种管道连接件、机械零件、建筑五金、电力设备及汽车零部件。太谷区是全国的“玛钢之都”，其玛钢产业在全国市场所占份额在60%以上，在有些细分领域甚至超过80%。而朝阳村所在的胡村镇就是整个太谷玛钢产业的中心和玛钢专业市场所在地。这也就是说，朝阳村虽然在行政建制上是个村庄，在地理位置上被农田围绕，村民社会身份上也是农村居民，但在经济上它是高度非农化的，村里不仅有多家玛钢生产厂家，还有村民随着玛钢企业的经销网络分布到全国各地。因为玛钢产业兴旺，朝阳村不仅没有人口流失、空巢化，反而还有外地人来玛钢厂打工，他们的孩子和本地的孩子一起，把朝阳学校撑得满满的。
这样说起来，朝阳村好像是个特例，因为有成功的工业产业。但实际上，中国县域经济里像太谷这样的隐形冠军相当普遍，这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近些年来成为网红的“宇宙中心”——山东菏泽的曹县。就算是山西这么个大家印象中工业并不发达、又没有区位优势的省份，类似的就还有已成为全国最大日用陶瓷生产基地的怀仁市、同在晋中市的“玻璃器皿之都”祁县，以及稷山县的纸包装、平遥县的牛肉加工、闻喜县的玻璃纤维、定襄县的法兰锻造，更不用说煤化工和醋这样的山西“独门绝技”。所有这些产业的兴起都有些偶然的因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比如说太谷的玛钢，其缘起也如很多县域产业一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乡镇企业所引领的农村工业化浪潮，并且得益于山西丰富的煤炭与铁矿资源（但太谷本地并没有这些矿产资源），以及太谷县域内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
位于乡镇的工业企业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数量下降很多。学界曾经认为，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认为大城市因为其基础设施发达、人才资金技术这些要素的集中，在工业上有必然的优势，因此工业会从乡镇和小县城往大城市集中。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个论断未必成立。相反，像太谷玛钢产业这样的县域产业集群，表现出了极高的韧性。这些年来政府开展了对高能耗、高污染的小企业关停并转，太谷的玛钢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比如低排放的电炉取代原来的冲天炉、最新的铸造技术的使用、全产业链的整合等等。现在太谷仍然有超过一百家小玛钢企业和近十个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有的已经是家里的第三代，而且这些第三代（其中肯定就有朝阳学校的毕业生）很多有留学的经历，学成后回到太谷经营企业。现在太谷区32万人中，在本地直接从事玛钢产业的就有三万人，另外还有两万左右在全国各地经营经销网点，近年来每年玛钢产业的产值在100亿元左右。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村村点火、队队冒烟”的社队企业发展，到20世纪末又因乡镇企业的增长而取得极大的成功，这曾经是改革开放经验中最耀眼的成就之一。但新世纪以来，这一点似乎被人遗忘，而被谈到更多的是“三农”问题，是农村的空心化和衰败，是乡村如何急需振兴。中国乡村当然有很多需要振兴的地方，但中国乡村的工业化不仅曾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极少见到的活力。比如说朝阳村这样的，一方面还保持着农业生产和某些乡村的面貌，而另一方面又有大规模的人口聚居、发达的工业、完善的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极少能见到的：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个地方的乡村有如此发达的工业和生活水平；而在发达国家，即便像人口稠密的日本，在乡村里也很难找到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聚居和产业兴旺。更重要的是，虽然在广大的乡村里像朝阳村这样有发达的工业的是少数，但越来越多的乡村在探索另一条工业和农业之外的新的发展路径。
（二）后生产主义下的新生产
山西更多的乡村是缺乏工业的。在这些乡村，另一种探索正在展开，那就是以浙江的“千万工程”经验为模板、以“两山”理论为指导、通过发展新的生态产业谋求乡村振兴。这些“生态产业”跟传统农业和太谷玛钢这样的工业都有显著区别。现代农业往往以产出的最大化为目标，整个生产过程和资源利用的方式都围绕这个展开。这种被称为“生产主义”的农业，通过单一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化石燃料）的深度使用，以及乡村里水、土地等资源的大量投入来追求更高产出；政府也为此投入大量的财政和行政资源，以通过生产主义农业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食品供应。在西方国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乡村经济出现了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型，农业产出的最大化不再是乡村的首要功能，乡村空间和资源的利用转为更多地服务城市消费，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的食物、休闲空间、乡村文化和美好环境的多种需求。“千万工程”在浙江成功的经验为乡村的“后生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通过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公共设施、重建生态资源和发掘文化内涵，再以乡村的这些生态和文化资源为基础，来发展“后生产主义”的、以消费为主的新型生态经济，从绿水青山里创造出金山银山。
我们考察团在山西看到了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的努力在全面地展开。昔阳县的大寨村可能是最有趣的例子。大寨原来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把生产主义追求到极致的例子，在资源匮乏、生态恶劣的情况下，通过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集体劳动的力量来改造贫瘠的环境，以提高农业产量。而今天的大寨则变了个样子。虎头山上的梯田和灌渠都还在，但梯田上生长的是果树，其功能也不再是水果的产出，而是养护生态和提供景观。村里原来的砖窑洞现在改成了酒店，很多村民也经营着餐馆和民宿，接待从全国各地接踵而至的游客。村口每天傍晚都有一队年轻人，穿着怀旧的衣服、在“大寨”两个鲜红的大字下做着直播，为本地的各种农业和手工产品带货。
在山西，乡村的“后生产主义”转型可能还方兴未艾，但2023年考察团在浙江缙云考察时，则已经见证了“千万工程”的实施在乡村带来的“后生产主义”的丰硕成果。浙江的乡村因其美好的环境、便利的设施以及生态农业所能提供的城市不可能有的优势，不仅吸引了城市消费者来短期旅居，还触发了“逆城市化”的进程：不仅有企业将办公场所从城市搬迁到了村庄，年轻人也开始流向乡村、从事从生态农业到电商和文旅的各种新业态，城市老年人组团到乡村养老也蔚然成风。在这种后生产主义模式下，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强化，城市的人力、技术、资金等资源更多地流向乡村，除了已有的工业与农业，第三产业为乡村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跳出“城乡二元”的窠臼
学界讨论农村问题时很喜欢用的一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论”。城乡二元论起源于国外，将城市与乡村粗暴地想象成两个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社会文化传统、生活水平、空间布局都对立的领域。这个框架引入到国内后，被进一步强化，认为中国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这些特色把城乡的二元分割变得制度化、变得更加严重与僵化，也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巨大障碍，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制度性缺陷。在今天的中国，再套用这个理论来理解城乡关系与差异，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任何国家，城乡之间肯定有差别；但同时，城乡之间不仅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社会与经济上的交流与联系，在很多方面还有同质性，反倒是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的乡村之间可以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今天的中国反倒可能是全球范围内城乡差异最小、城乡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也是“城乡二元论”最不适用的地方。正如上文所提，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程度是胜过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任何国家的。这一点当然得益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但在工业的空间布局上，也没有哪个工业化的国家工业是如此深入且广泛地渗透到乡村里的。已经去工业化了，而且本来就地广人稀的北美自不用说，即便像德国、日本，分布在小城镇里的不少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与乡村和农业也是相对隔离的，而不像朝阳村这样，不仅村里农业与工业并存，在家庭里都广泛存在“半工半农”或者“亦工亦农”这样的劳动分工。除此之外，即便在没有本地工业的乡村，也有大量乡村人口通过外出打工参与城市里的工商业，建立起城乡之间的联系。
所以，不论是空间分布上还是劳动力参与上，中国乡村的工业化程度都远高于其他国家，反倒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才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城市与农村有着严格的经济功能上的分工（工商业—农业）、在空间上被分隔（中间经常隔着个在景观上接近乡村、但功能上完全是为城市提供居住空间的“郊区”—suburb）、人员上也缺乏流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改进，“后生产主义”在乡村的深入将开辟出城乡互动和融合的又一条路径。这种“后生产主义”发展给乡村带来的新的业态和城市人口的流入，虽然在发达国家常见，但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所没有的。当然，相比于中国乡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根本连“生产主义”的农业都没搞成功，而其不成功的关键，除了土地制度之外，又在于缺乏国内工农业的互补，本国工业无法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提供所需的技术与产品上的支持。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往往只有从乡村往城市的单向的农产品和人员的流动，根本没有像中国这样，城市的资金、产品和人口往乡村流动。
在当今中国，城乡间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当然还有差距，但所谓的城乡二元的对立，在身份制度、社会权益、经济活动、生活条件这些方面都已消失，相反，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分化却在加剧。所以，如周立老师所建议，理解当今中国的乡村，要放在“城乡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互动、融合的框架里。而在全球比较的视野里，中国的乡村发展实际上是成功的典范，中国乡村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而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很多的乡村经济有活力，产业更多样，社区更兴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更多的资源向乡村倾斜，如果更多的村庄能变成像朝阳村这样，有生财之道，有舒适的生活环境、活跃的社区文化、健全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子辈的教育——乡村的未来也会如朝阳般灿烂。
四、李晋萍：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良知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我，其实是始终相信，世间存在一种不为人所知的力量，令有着相同心性、相通气息的人得以相遇，有时还会因“怀民亦未眠”而同行，知心。
这次的相遇，是在乡村，是一群真正的“良知”。我是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行走的乡土文化工作者，眼见乡村日渐衰微，亦深知农民之苦，却因对有关方法论与学术概念几乎一窍不通而呐喊无着。这次，和这些学者一起行走在乡村熟悉的土地上，呼吸着新鲜的乡土味道，和乡民热情地打招呼、聊天，在酷暑燥热的盛阳下，却如沐春风。尤其每天晚饭后，学者们顾不得走访了一天的疲累，各抒己见，坚持进行的跨学科深入论说，令我受益匪浅。以致在最后一天的总结分享中，我面对这些良知，深深地鞠躬，感动而深情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星空下“向天而歌”
这次2024“在乡村发现中国”的第一站，是由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帮忙策划、主题为“看见·听见”的行走。在参观走访了革命老区左权县打造的桐峪“1941红色小镇”、麻田“太行抗战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国际写生基地”之泽城、乡村守护者张小宝的“心连心书屋”后，在太行山深处的茫茫夜空下，以一场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向天而歌”演出活动，将一天的发现之行推向高潮。
据这次发现之行策划者山西农业大学的赵赟老师介绍，策划这次左权之行，除了因为这块红色热土的独特性，也是为致敬已故左权籍坚持乡建多年的“爱故乡”践行者刘红庆而来。中国是乡土的社会，乡村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对左权乡土文化挖掘多年的刘红庆曾向山西农大建议培养一些在地性的定向乡建人才。
原打算只是一次重复过多少次、尽地主之谊的“带领”，出乎意料的是，在听完盲艺人每一次那般向天而歌的深情演唱后，学者们发自肺腑高屋建瓴的讨论，使我有了高山流水般的知遇，似乎在茫茫的夜空中，突然仰望到星星闪烁的希望之光。
已近深夜十一点，左权盲宣队驻地院子里，星光映衬着屋檐下两盏近乎惨白的太阳能灯光，学者们的讨论还在继续。短暂而忙碌的一天，我还不能将从通知中看到的名字和这些生动的面容一一对上号，但我记住了他们的经典话语。
——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离开故乡。而只有走出去了才有故乡，才会重新认识故乡。好在地球是圆的，走着走着就又回到原点。
——这里的人们在革命战争时期，通过枪杆子、钱罐子、笔杆子、米袋子养育了整个中国革命，他们所做的几乎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事业。我们走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感觉到铜墙铁壁，发现这里有政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有制度（临参会三三制）、有金融（冀南银行）、有传播（各种小报书刊），共和国是从此走出去的。讲好这里的历史和故事，新中国的历史几乎就讲出来了。
——对于红色文化，大家都在抢资源，各自为阵，没有整合在一起。博物馆，为建而建，大部分展览和本土结合不紧密。
——无论什么政策制度，都要以人为本。之前的城镇化更多是政府的理性算计，农村都是工具，现在又提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本意是以人为本，但是其实还是把农村当工具来用。政策总体来说是好的，但对官员的考核机制，导致农村被动地变成工具。
——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想真正看得见，实际上是要看见背后有生命力的、超越个人的、普世的、有人性的那些东西，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李人庆老师拿着一架微型摄像机，不停地拍摄着，不放过任何他认为需要记录下来的细节。他是当晚的讨论引领者，他的一席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被遮蔽的东西，很容易被欺骗，所以他讲要把知觉意识放在感官之前，不然就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任何社会光明和阴暗并存，作为学者，要看到社会的底层，发现真正的中国。
李老师分析老百姓愿意供养这些盲艺人的原因，是他们的演唱有对生命的坚韧、对苦难的抗争、对情义的坚持、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活生生的生活和生命形态，是中国老百姓近百年历史中的苦难和历程，远远超出“宣传”的含义。他们是革命胜利的承担者、支持者，也是胜利后苦难的承接者，可是他们在国家的胜利和发展中得到了什么？
现在的学科在分株化、专业化过程中逐渐丢失了对生命的敬畏和敬仰。李人庆老师倡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恢复正常的生态，要为心灵锁边，这是比物质发展更重要的问题。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实际上是自己所抱的生命态度。作为学者，应该成为大众的眼，看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发现他们的真正需求。
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之行的团长周立教授，温文尔雅，谦和良善，真正的学者风度，此行给予我太多启迪。他总结说：在山西有很多大写的人，比如左权将军、孔祥熙、阎锡山、杜润生，我们更应该发现一些隐形的人，发现底层人的中国。我们这些学者是有表达能力的人，如果知识分子脱离大众，就像鱼离开了水，也是知识分子的灾难。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自觉意识，为稻粱谋以外，还要有良知为底层大众发声，寻求活着的意义。
有良知的学者，经常会陷入一种悲观情绪，但这些良知努力用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用真情，真诚地走进乡村，走进农民的生活，为底层大众发声，他们一声声的诘问、疾呼，无异于也在向天而歌。
（二）诺亚方舟抑或火种
不怎么看电视的我，多年前曾被一个电视节目所吸引。节目内容是几个农林类院校的年轻学子，跑到河北定州翟城村，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被推举为学院的第一任理事长和院长，先后共有22个学生志愿者前来参与学院建设。
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导师的引领下，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倡导“劳动者免费就学，志愿者自费劳动”的办学理念，对当地的村民进行培训。他们吃住在村里，一待就是几年，成为21世纪最早的新村民。响应号召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后来参与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的黄志友，户口至今仍然在河北定州。这不免让我想起90岁刚刚辞世的老父亲，20世纪50年代，初中毕业后自愿放弃城市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到乡村建设新农村的第一代知识青年。
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称为中国乡建的“诺亚方舟”，代表着希望和重生，也彰显出乡建人在面临灾难时的努力和创造力，告诉人们即使在至暗时刻，只要坚守信仰，就能找到希望和新的开始。这群致力于乡村建设与生态农业理想的年轻学子，立足农业，为振兴乡村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
没想到的是，时隔十多年后，当年屏幕里年轻人中的几个，竟然以学者的身份走到我眼前，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的副队长潘家恩，就是其中一位。听他回忆说学院停办后当天，正赶上温铁军老师的生日前日，同仁们聚在一起，满脸的茫然和沮丧，温老师却笑眯眯地对他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做乡村建设。这次挫折也是对我们的考验。”惊喜之余，我立即向策划者赵赟老师申请加入接下来为期一周的“在乡村发现中国”之行，他和团长、队长商量后，竟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真是兴奋极了。
正是这些“诺亚方舟”中的乡建火种，如今已若星星之火散布全国各地，以不同方式、在不同领域进行着不同层面的乡建活动，于不断的重启中寻求乡村振兴的希望。
——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80后”潘家恩，出生于福建农村，硕、博论文都是关于乡村建设，责任和使命感赋予他超强的执行力和智慧。他的第一份工作即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负责培训农民，一待三年多，直至学院停办。进入大学工作后，他致力于搭建“泥巴墙”和“象牙塔”之间的桥梁，以给学生上乡村建设课程、系统收集与乡村建设有关的图文历史资料、对乡建先贤后人进行抢救性口述访谈的方式，寻找到用知识“回嵌乡土”的路径；他还主编乡建图录、策划乡建百年探索展、创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开展“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多角度传播古村复兴经验，在此基础上用十余年时间写作《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真正把成果写在了大地上。这部扎根中国大地的原创性著作，有温度、有深度，荣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同是“80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狄金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他平时说话不多，总是细致地观察着，每晚都用极具专业规范的术语进行全面深刻的分享，且充满人文关怀。他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批志愿者，从整理校舍开始，再把从校舍中整理出的羊粪撒在周边近60亩的试验田里。学院当时面临既无教材，亦无固定教师，更无培训教程的“三无”窘境，年轻气盛的志愿者们列了一大堆理由来论证培训班的不可能。然而，一路走来，狄金华在学院派专业化的规范训练之外，从非学院、跨学科获得的知识体系脉络正是在翟城村造就的，他关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丰富而深刻，著作、课题和学术获奖清单，与他的年轻“极不相称”。
——被称为“都市农夫耕耘桃源”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2008年由几个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走出的大学生志愿者创办。他们本着守护大地、耕读传家的中华优秀传统，坚持“生态、健康、公平、关爱”有机农业四大原则，践行健康、自然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搭建起乡村和城市合作互助的桥梁。
（三）启蒙与再出发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这是钱理群教授对21世纪初参与乡建的知识分子讲的话，他曾在研究中梳理出：“五四”的先驱者、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的倡导者、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以来前赴后继地到农村去。这不是偶然的，都是在社会经历巨大变革后的一种必然的行动实践，是一代代知识分子济世救国求索精神的传统、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老师，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当代社会与思想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他是我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之行中“发现”的一位“思想启蒙者”。
多年前，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就成为贺照田老师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源。2018年，他第一次被学界友人带入“在乡村发现中国”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乡建”运动的诸多探索和努力，为他的思考和研究直接注入动力与能量。这种探索和他一直进行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的思考一脉相承，他对精神世界和人的主体性有着高度的敏感和重视。比如在大寨主持分享一天行走所得时，他选择站着，面对大家，却又将自己疏离此在的方式，试图返回现场，从时代、从人、从心出发，对之所以是大寨和之所以成为陈永贵的分析，鞭辟入里，娓娓道来，有思考又提出疑问，客观、理性而兼具人性、情怀。
一直认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完成过一次彻底的人文精神启蒙。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最后一次呐喊后，“几乎被剪去所有的锋芒”。“五四”运动将近一百年后的2018年，贺照田老师提出“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他不再探索还有没有人文精神，而是研究不同时代和社会存在的不同精神样式，去理解不同时代和社会是如何回答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存的意义等问题，以“内在于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去讨论人文价值。他面对社会不断变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严重撕裂，个体找不到时代、历史与自我的真正联系后，面临严重伦理危机的现实，看上去有些瘦弱的他，把语言变成文字，一定意义上，他是拼尽心力在呐喊，温和，但有力量：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世界要好，要长久，一定需要在人的精神身心方面有其坚实基础，是以我也知道，中国人文知识思想顺利、成功地再出发，便在为中国、世界通向我们期待的长久，提供了多一点保证。
期待通过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反省与努力，使这一天早日到来，而如此，人文知识分子也才能在这自己最该担起的责任面前，问心无愧。
“在乡村发现中国”之行的每一位学者都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赵月枝教授的高度与质朴、常利兵教授的博学与敬业、常镪教授的正直与率真、张浩老师的坦诚与和善、张俊娜老师的温和与执着……篇幅关系，不能尽述。是他们，让我看到，在中国有这么一批上下努力求索的知识分子，从理论到实践付诸实际的行动，影响着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他们的探索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真正有所帮助，这是我们乡村振兴、祖国复兴，乃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和平共处的希望所在。衷心期待有机会再与他们同行，扎根乡村，发现更真实、更广泛、更深层的中国。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能描述出每一位良知的深刻与个性，而不是泛泛而谈的轻描淡写。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场寒潮正过境，姗姗来迟的春天，走在几片落地即化的雪花上。再过些时日，该是春花烂漫……
五、李人庆：从历史看未来：从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探寻发展脉络与时代新章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一个县域中的大学有一个如此规模宏大精美的专业博物馆。走进山西农业大学的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就如同打开了一部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宏大典籍。馆内的每一件展品、每一处场景复原，都像是一个个生动的历史片段，串联起了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的全过程。黄河，这条被华夏儿女尊称为“母亲河”的伟大河流，不仅用她的乳汁滋养了广袤的土地，更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根基。通过参观这座博物馆，我深入了解了黄河农耕文明的历史变迁，深刻感悟到其蕴含的智慧与力量，更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对未来的发展有了诸多全新的思考和启示。
（一）溯源：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起源与萌芽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农耕文明的起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踏入博物馆的展厅，一幅巨大的黄河流域地形图首先映入眼帘，蜿蜒曲折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奔腾不息地穿梭于崇山峻岭和平原大地之间。讲解员介绍，黄河流域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深厚，富含大量的矿物质和有机质，十分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同时，黄河周期性的泛滥又为两岸带来了丰富的淤泥，进一步肥沃了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天然的肥料。此外，黄河流域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适中，这种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远古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开始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尝试着进行农业生产。博物馆里陈列着大量的石器农具，如石斧、石铲、石刀等，这些简陋却又凝聚着先民智慧的工具，见证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关键一步。石斧用于砍伐树木、开垦土地，石铲则帮助先民们翻耕土壤，石刀则用于收割农作物。这些石器农具的出现，标志着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开启了农耕文明的新纪元。
除了石器农具，博物馆还展示了一些早期的农作物标本，如粟、黍等。粟和黍是黄河流域最早种植的农作物之一，具有耐旱、耐瘠薄的特点，非常适合在黄河流域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生长。先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逐渐掌握了粟和黍的生长规律，并学会了如何种植和管理这些农作物。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先民们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开始形成了定居的村落。这些村落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场所，也是农业生产的中心，标志着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初步形成。
（二）发展：技术革新与文明演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不断发展壮大，这其中技术的革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博物馆的展示中，我看到了从原始的石器农具到青铜农具，再到铁制农具的演变过程。铁制农具的出现，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一次重大飞跃。铁制农具比石器农具和青铜农具更加坚固耐用，能够更有效地开垦土地、翻耕土壤，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除了农具的改进，灌溉技术的发展也为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黄河流域虽然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干旱时常威胁着农业生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灌溉工具和水利工程。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翻车、筒车等传统灌溉工具的模型。翻车是一种利用人力驱动的灌溉工具，通过齿轮传动，将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用于灌溉农田；筒车则是一种利用水力驱动的灌溉工具，它巧妙地利用水流的力量，带动筒车旋转，将水从河中舀起，然后自动倒入田间，实现了灌溉的自动化。这些灌溉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农田的灌溉效率，保证了农作物的生长用水，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还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例如，他们掌握了合理轮作、间作套种等种植技术，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学会了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等田间管理技术，保证了农作物的健康生长。这些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三）繁荣：农耕文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繁荣，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手工业十分发达，涵盖了陶瓷、纺织、金属冶炼等多个领域。精美的陶瓷制品、华丽的纺织品和先进的金属器具，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成为重要的商品，通过贸易往来，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商业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黄河流域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商业城市，如长安、洛阳等，这些城市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文化方面，黄河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从古老的神话传说、诗歌散文，到精美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无一不体现了黄河流域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例如，《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如剪纸、皮影、年画等，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此外，黄河农耕文明还催生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制度方面，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出现使得社会结构更加稳定，也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封建制度下，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这些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如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等，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四）传承：农耕文明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在参观完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后，我深刻地认识到，黄河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产，更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虽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但农耕文明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认识到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学会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他们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社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应该从黄河农耕文明中汲取智慧，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农耕文明倡导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们需要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丰收。面对自然灾害和各种困难，他们从不退缩，而是勇敢地面对挑战，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困难。这种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发扬这种精神，努力拼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
农耕文明还注重家庭伦理和社会和谐。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黄河流域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这种家庭伦理观念，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家庭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我们应该弘扬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加强家庭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展望：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开创美好未来
回顾黄河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从黄河农耕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加强对黄河农耕文明的研究和保护。黄河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传承和弘扬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我们要加强对黄河流域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我们后人了解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我们要推动黄河农耕文明的创新发展。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要结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对黄河农耕文明进行创新发展。我们可以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耕文明相结合，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让黄河农耕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要以黄河农耕文明为纽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黄河农耕文明是世界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农业科技合作等方式，将黄河农耕文明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促进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黄河农耕文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通过参观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我从历史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方向。在新时代，我们要以史为鉴，汲取黄河农耕文明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六、张慧瑜：打分表：村里来了新“工作队”
2024年8月，我参加了第五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团，这次调研主要聚焦在山西晋中地区。一周多的时间，看到了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传承，如左权盲人宣传队从1938年革命年代到当代，一直在基层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看到了各地乡镇形成的在地工业化、规模化农业种植、文化旅游等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如太谷区胡村镇有全国最大的玛钢生产基地，阳邑乡与农业院校开展“院村共建”，范村镇闫村大力发展设施蔬菜等；也看到了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农学教育服务于“三农”发展的经验。山西不仅有丰富的文物国宝，也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短短几天的参访如同穿越不同的时代，既有曾经辉煌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也有当下推动“千万工程”的热火朝天。其中有一个案例引起了我的好奇，就是在昔阳县长岭村村口看到的一张村民打分表，这份对外公示的打分表呈现了一种新的乡村建设的制度创新。
（一） 初始长岭古村
8月6日一大早，调研团一行来到昔阳县界都乡长岭村，村口有一个圆形的大池塘，有蓄水功能。长岭村位于昔阳县北部，依山而建，“盘踞”在一条长长的黄土大岭上，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现有172户、592人，耕地1500亩，主要种植玉米、谷豆等作物，村庄距离县城24公里。长岭村保留了一批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如独有的明清串珠式对称四合院。我们跟着村里的老人看了修缮好的四合院，倚山坡而建，据说是个地主大院，从大门、影壁，到正房、左右厢房，还有二楼的闺房，是个层楼式建筑。院落里有牌匾、石雕、砖雕等。院落与院落之间也连通，呈现串珠式分布，既彼此独立又邻里相连。长岭古村在历史上有寺庙、祠堂、票号、镖局和戏班，出过国子监、武状元、贡生等，是耕读传家的古村。2014年长岭古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2016年评为第七届中国景观村落，是昔阳县“千万工程”的首批精品示范村之一。近些年，长岭村利用古建筑的优势，着力发展以村庄民宿为主的文旅项目。村口修建了古村游客接待中心，由闲置的6孔窑洞改建而成，有服务咨询、古村展览、农特产品展销等区域。村里还修建了非遗工坊、豆腐研学、五彩梯田、庭院民宿等项目，吸引周边的城里人到这里参观、住宿和度假。站在规整古朴的古村落，远处就是卧佛山，山顶上的几个山峰远看像躺卧着一尊大佛。这里人文与自然景观适宜，确实是个远离城市喧嚣的清净之地。
在村口刚下车的地方，有一排宣传栏，贴着一张密密麻麻的表格，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就是“长岭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收储评分明细表”。走近一看，表格的横坐标是权利人信息、房屋信息（分为占地类型、建筑面积、建成年份）、四至（土地四周的界限）、层数、备注、分数等几项。纵坐标是权利人/户主信息，分两种情况，一是昔阳县界都乡长岭村村民委员会（如戏台东、文化大院、村委会楼等属于集体建设用地），二是村民个人或兄弟姐妹共同享有的农村宅基地。这个评分表准确呈现了每个权利人所占有土地的基本情况，除了建筑面积、建成的年份，“四至”也就是四面靠近什么区域也非常重要。备注里面说明了一些情况，如“缺权属来源，需公示”“缺身份证复印件”“发证”等，都标注得非常详细。最后一项是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估值，也就是一个分数。调研团都很好奇：统计如此详细的村庄土地情况是做什么用的？以及最后的分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调研团成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常锵老师及团队就是这张收储评分表的设计者，他们作为乡村建设领域的专家团队参与昔阳县长岭村的乡村振兴。在调研当天晚上的座谈会上主题是“一级市场与生态村建设”，我才深入了解到评分表背后所具有的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根据调研团团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老师的讲解，“三农”专家温铁军团队提出“三级市场”的理念。面对外部市场，个体化的农户以及农村土地的集体属性等都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再加上农村山、水、田、林、湖、草、沙等生态自然资源的非标准化，难以转化为资产。如何评估这些具有公共性的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一个难题。在这个背景下，温铁军团队用“三级市场”的理论来解决乡村生态资源标准化、市场化、资本化的问题，借用股票交易中“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划分，“一级市场”实现“三产化”资源普查，集体经济完成资源整合，实现内部定价；“二级市场”是集体经济完成内部初次定价的资产以参股的方式转变为以合作社为主的多种经营主体；“三级市场”是在“二级市场”比较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融资、推动乡村集体股权资产委托交易的数字化、证券化。农村的生产要素（土地、自然等）进入市场之前，村庄内部以及村委会要进行“一级市场”的培育，对村庄个人资产、集体资产、自然资源等进行内部估值。这就是常锵老师及团队用评分表给农村土地确权、确地、确值的理论来源。
（二） 打分表：长岭村文旅发展的制度设计
由于东岭村有着古建筑的文旅优势，乡村旅游也成为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乡村文旅的发展模式有很多，一般有两种常见的模式，一是引入外部资本，让相关资本企业整体打造、运营乡村文旅项目，二是农户自己运营自家的民宿。这两种情况容易带来资本垄断收益以及农户与农户之间收益不均衡等问题。为了对现有农户的生产资料进行资产估值和评估，2023年下半年，常锵老师及团队与长岭村村委共同制定了《长岭村民居评分办法》（试用），针对本村所有具备房屋产权证的集体和个人住宅进行评分，评估住宅基本价值，为后续开发和收益分配提供依据。打分的目的是确权，即明确权利人；通过确权来确地，即明确宅基地的范围；通过确地来确值，即评估宅基地的价值。评分的过程总共分成四步，经过三轮公示。
第一步，宣传。常锵老师及团队把评分的理念和程序与村干部及村民耐心地沟通，让村民明白土地估值的意义。一开始，村民不理解为什么要打分，误以为打分是收储，也就是政府或企业获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常锵老师及团队向村民解释，打分不是为了收储，是确权、确地和确值，首先确定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承包权，其次是把宅基地的地界划清楚，第三是确定宅基地的价值。这为将来收储、流转、合股等发展打下基础。第二步，成立评分领导组。常锵老师及团队作为专家不参与具体的评分过程，评分组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组长，组员由两委成员、村民代表组成，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5人。评分领导组由本村人组成，保证了评分代表村民自身的利益。打分要内部人打分，不能外部人打，因为不同村庄不具有可比性。评分组名单和打分标准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能生效。第三步，确立统一评分标准。具体评分的标准，常锵老师及团队只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具体分值和类型需要村委会与村民商量决定，只要本村人认可就可以，这个分值不是宅基地的绝对价值，是村庄内部达成共识的相对价值。评分的项目分三项，一项是房屋价值分，包括建设时间、建设材质、装修成本、安全系数、房屋附属物价值等因素，古村落房屋要结合文物价值。根据村里最近成交的房屋价格作为参考，所估价格每1万元计1分。二项是房屋位置分，以古村落为基准点，综合参考民居与古村落距离远近、门前道路通行条件、庭院视野等因素进行评分。三项是房屋面积分，按照官方测量的宅基地面积计分，每100平方米计1分。总分由这三项分数相加得出。第四步，进行现场评分。评分组依据宅基地清单对农户和村集体房屋进行现场评分，评分过程要对房屋院落全貌、室内装修、附属建筑进行拍照，以便公示出现异议时，可以协商。第五步，对全村所有民居进行评分后，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评分情况进行说明和讨论，2/3以上参会人员同意后，在村宣传栏对评分结果进行公示，确保民居所有人全部知晓打分情况。对打分存在异议的，在15天公示期内向评分组进行意见反馈，经过讨论后做出调整。村民的意见主要是对别人的分值和自己的分值会形成比较，经过协商和讨论，评分领导组根据意见修改，再进行公示。经过三轮公示基本达成估值的共识。调研团在村口看到的就是经过三轮公示之后的评分表。
这种打分是村民的房屋变成资产、资本的第一步，是进入“二级市场”之前的“一级市场”阶段。这是在不改变村庄土地性质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保障村民集体利益的制度设计，按照周立老师的观点，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村庄大户垄断生态资源，又避免大资本收割利益，可以有效保障村民的集体经济利益。长岭村目前已完成203处、2.5万平方米宅基地收储评分工作，收储闲置院落12处。目前正在搭建乡级“两山银行”，将收储的房屋、院落等资源打包存入平台，招引社会资本运营管理。“两山银行”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态银行，把山、地、田、房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收储、专业化整合、市场化运作，从而实现从资源变资产、从资产变资本的转变。长岭村率先开展“两山银行”的改革试点，以“宅基地评分收储”为抓手，对村内宅基地进行评分估值收储，为后续开发和收益分配提供依据。
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如这次调研中，晋中各地积极学习、推广浙江省“千万工程”的经验，这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从村庄事务，尤其是经济领域中退出的政策导向，再度介入、引导乡村经济发展，也改变了21世纪以来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民间自发状态，形成了“地方政府+乡村建设专业团队”的乡村发展的新模式。
在长岭村调研的经历，唤起了我这些年从事根据地新闻史和基层传播研究的经验。长岭村村口有一个宣传栏，宣传栏是中国基层最常见的宣传媒介，宣传栏中有基层党政干部的信息，也是村庄各项事务公布的平台。这种宣传栏来自于根据地时期的黑板报，是20世纪40年代在晋绥地区最早出现的基层传播媒体。长岭村宣传栏上正在公示评分表，这种表格式管理一方面是现代理性和治理的科学手段，另一方面在革命年代，表格、填表已经出现在基层，我曾在1948年的《人民日报》中读到《村里填的表格太多 县区应注意改进》的报道。常锵老师及团队用打分表的方式参与长岭村确权、确地和确值的工作，让我想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工作队”下乡的传统，工作队从外部深入到农村基层，带着特定的任务，帮助基层完成社会改造。
通过常锵老师及团队的介绍，打分过程中形成的四个经验比较重要。一是沟通。如果村民不了解打分的意图，打分工作很难推动，这就需要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及相对估值的理念，用当地百姓能明白的语言进行宣传和交流。常老师说在昔阳县的七八个村子都做过打分的实验，但只有长岭村做得最成功。有的村庄村干部不积极，有的是村民积极性不高，长岭村的成功与村委会、村民对评分工作的理解和认同有关。二是公平。评估的过程要公开、透明，常锵老师及团队不介入具体的评分环节，评分由评分领导组负责，从评分标准到公示，村民都可以监督和提出意见，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协调和村民民主，经过三轮公示，获得村民认可。这种评分、公示的民主流程在根据地时期就采用过，如确定阶级出身时，根据工作队的标准，农民先进行自我评估，然后再公示、再讨论，最终确定一个结果。三是参与。评分的过程，也是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过程，有助于形成集体意识，很多现实的纠纷可以在评分中解决，增加了村民的主体感和积极性。让村民在一步步的实践中，不断理解权利人的角色。可以说，打分表使得村民完成了一次民主化的实践，也对村庄集体事务有了新的体验。四是“把灯拨亮”式的群众工作方法。如果说常锵老师及团队是新的“工作队”，那么群众工作的方法也与中国革命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有关。我曾经看到有土改时期的工作队总结群众工作的方法是“把灯拨亮”，既不能包办代替，什么事情都代替群众完成、替群众做主，也不能放任自流、完全不干预群众工作，而是要掌握恰当的“火候”，灯太亮时，就拨暗一些，灯快熄灭了，就拨亮一些。在和常老师的交流中，他特别谈到一个细节，他们要反复向村民解释打分和评估的意义，但也不能让村民有明确的导向性、目的性，这样打分也会造成偏差，尽量让村民在打分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土地确权、确值的意义，并在未来的乡村发展中认识到村集体内部的“相对估值”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一种“把灯拨亮”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外来的“工作队”与在地群众的多次互动中形成的群众主体意识的塑造。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拥有了决定个人、家庭发展的经济自主性，选择了进城打工或者留在农村发展个体经济。20世纪90年代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农村变成人才、资金、土地都流失的、被掏空的地方，这导致21世纪前后“三农”危机的出现。随着2010年中国经济崛起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转移，再加上2015年之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朝向农村的政策措施，为“三农”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年，参与“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调研活动，让我深深感到基层如同一个历史与现实层叠的多棱镜，既能照见20世纪乡村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曲折历史，又能触摸21世纪技术革命、后工业等新情势给基层发展提供的可能性。
七、罗建章：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的再思考
2024年夏，“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队重返山西。
山西，位于黄河中游东岸、黄土高原之上。东有巍巍太行山，西有英雄吕梁山，境内历史文物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华夏文明摇篮”“表里山河”之美誉。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山西的命名来源于其地理位置，即位于太行山的西部。在中国古代，山西南部曾是晋国的中心地区，因此山西也简称为“晋”。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后来在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历史上将这三个国家合称为“三晋”，“晋”也由此成为山西省的简称。在秦汉时期，山西被称为河东，因为该地区位于黄河的东边。到了宋朝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山西相对于政治中心的位置变为了西部，而太行山成为山西与河北的自然分界线，因此山西开始被称为“山西”，即太行山以西的地区。明朝时期，山西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正式确立，并一直沿用至今。进入近代史，山西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山西人民和八路军将士共同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山西既是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也是最早成功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的所在地，还是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的所在地，其间涌现出左权盲人宣传队、“三三制”等实践……进入当代，山西成为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山西率先试办农业合作社，为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探索经验。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昔阳大寨公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的旗帜。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是山西太谷人，同时山西也涌现出玛钢的乡村工业化的典型实践。改革开放后，山西逐步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外调煤炭百亿吨，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
对此，在乡村发现中国，发现的是什么时期的中国？“五千年山西”的历史中国？抗日救亡的近代中国？曾为农业合作化一面旗帜的当代中国？结合本次在山西省左权、昔阳、太谷等地的调研，作为跨学科团队的成员之一，本次主要是关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历程，所发现的主线是工农城乡关系变迁中的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
何谓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即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对已有的发展模式进行持续的更新、改造和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满足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为何要放置在工农城乡关系变迁的视角中？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乡村发展的议题需要放置在城乡关系变迁的结构性过程中讨论。在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的历程中我们发现了什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农村改革时期及乡村全面振兴时期涌现了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的实践，从这一过程来看，工农城乡关系变迁是主轴，典型实践的类比移植创新是副轴，县乡村的政策企业家是差速器。
（一）听见与看见：调研札记
来了山西，何必去远方。本次跨学科调研足迹涉及左权县、昔阳县及太谷区。在左权县，我们参访了桐峪1941小镇，了解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民主“三三制”的历史，参观了麻田八路军总部，聆听了左权盲宣队的开花曲。在昔阳县，我们走访了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和大寨村，了解了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微观叙事。在太谷区，我们参访了农业农村改革者杜润生的故居，也走访了太谷玛钢及几处农业特色产业化园区。
1.“九号院”往事与农民首创精神
杜润生，山西省太谷区阳邑村人，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决策者和亲历者。参观杜润生故居，犹如踏上一段回溯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时空旅程：1947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1982年，杜润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1983年，杜润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领导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做出重大贡献。2018年，杜润生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誉为“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邓小平同志曾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那么，“大包干”的基层首创试验如何打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最初一公里”？谁对家庭联产承包这一基层首创试验进行“加工”并指导全国农业生产关系变革？
长期以来，农民被视为被动接受政策的角色，但杜润生敏锐地洞察到，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土地、生产方式有着最直观、最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转化为农民首创精神的源泉。政策变迁“最初一公里”的打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尊重实践、总结提炼、科学论证与政治决断相结合的复杂过程：“最初一公里”的起点，源于基层农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发行动。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在当时的农业管理体制下，面临着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温饱问题严峻的困境。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秘密签订了“大包干”契约，将土地承包到户，实现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简单而直接的分配方式。其次，当小岗村等地的实践出现后，当时的安徽省委负责人并未立即采取压制措施，而是采取了默许、观察甚至是有条件的支持态度。“九号院”深入基层调研，亲眼见证了“大包干”带来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通过党内渠道、调研报告等形式，基层首创试验逐渐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视野。在高层取得基本共识后，中央采取了谨慎而稳妥的策略：不急于全国一刀切推行，而是允许先行地区继续探索，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对各地多样的承包形式（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进行了比较、提炼和升华，将其中最受农民欢迎、激励效果最直接的“大包干”形式（即包干到户）的核心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最终将其规范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在实践成效显著、思想认识逐步统一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如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基本政策推向全国。
“九号院”不仅是农村改革的智库，更像是一个差速器：既连接着自下而上的农民首创，又承担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它让不同层级的动力互相匹配，使改革既尊重农民的现实基础，又能够形成国家制度的规范表达。“九号院”不仅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化进程，而且在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乡镇企业的生产主义风潮与就地村镇化的探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劳动力得到解放，形成了农村工业化与就地村镇化的劳动力基础。太谷区的玛钢产业便是在这一历史机遇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该产业最早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依托人民公社与农村生产大队机械厂在电力金具铸造方面的初始条件，部分农民以“带薪进厂”的形式转化为产业工人。在山西低电价优势的支撑下，乡镇企业迅速集聚并初具规模，逐渐成为太谷的支柱性产业。
1976年，太谷区从天津引进玛钢铸造技术，采取“先上车、后补票；先发展、后规范”的发展路径推动产业起步。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当地玛钢企业数量激增，不仅吸纳了大批农业转移人口，还逐步打入全国市场。进入21世纪后，该产业经历了规模化、集群化和标准化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部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提升实现转型升级，落后产能逐渐退出，产业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太谷由此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玛钢专业镇”。截至目前，太谷区共有玛钢铸造企业112家，其中规上企业66家，直接从业人员3.5万人，间接带动就业近10万人，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农村工业化是生产主义浪潮在乡村的集中体现。与太谷玛钢产业同步的，还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典型探索。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成功源于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地方政府支持与灵活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首先，改革前长期的“重工业化赶超战略”造成了消费品供给长期短缺，形成巨大“市场真空”，乡镇企业敏锐捕捉并切入其中，赢得了发展空间。其次，凭借“集体”背景，乡镇企业在土地获取、银行贷款、原材料供给等方面享有地方政府的制度支持，这是个体或外资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再次，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在经营自主权、用工制度与激励机制上更为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3.乡村后生产主义的转向
昔阳县长岭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村落。长岭村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农业资源，成为当前当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一个亮点。长岭村提升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通过环境卫生整治提升行动和村庄绿化美化行动，使得村庄的“颜值”得到了显著提升。传统古村落资源如何盘活？昔阳县引进雅和人居的常镪团队，采用温铁军团队的“三级市场”设想，采取“打分制”对长岭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实施收储，计划对长岭村的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进行开发。所谓“打分制”与20世纪50年代大寨村实施的“评记工分”有类似的地方，即村民通过对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屋进行评价，通过多轮次的公示不断调试。
进入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期，以长岭村为代表的昔阳县古村落，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从追求最大化产出的生产主义模式转向更加注重乡村生态平衡、可持续性和农产品质量的农业生产方式，同时促进乡村功能的多元化和城乡关系的重塑，提升农民角色的多样性，并满足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多样化需求，村庄实践历程发生了明显的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转向。
4.乡村现代转型中的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
中国乡村的发展并不是线性地完成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断裂式转向”，而是通过两者的互动、交织与重组，形成了独特的“共演格局”。一方面，从结构条件来看，生产主义逻辑仍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底线要求。粮食安全、产业兴旺与农民就业，决定了农业必须保持产出导向。太谷玛钢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推动了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实现高质量的市民化。由此可见，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依旧是乡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从功能拓展来看，后生产主义逻辑逐渐渗入并嵌入乡村发展。随着“生态文明”“千万工程”“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乡村逐渐被赋予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旅游休闲等多元功能。昔阳长岭村的探索表明，乡村的价值不再仅仅依附于产出，而是转向生态宜居、文化复兴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从结构和功能两个视角切入，中国乡村现代转型具有明显的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特征。生产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势能，使乡村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而非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后生产主义断裂转向”；而后生产主义的嵌入，则不断注入新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使乡村在原有模式上实现功能拓展和优化。换言之，如果没有生产主义的底线保障，后生产主义的多元功能便难以为继；而如果忽视后生产主义的引入，单纯的产出逻辑又无法迈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现代化图景。
（二）解构与重构：典型叙事
1.思想解放视角
从农业集体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玛钢产业发展再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后生产主义转向，贯穿了乡村主体性的思想解放。在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时期，昔阳县大寨村在面对极端洪水灾害，没有等靠要，而是集体改造“七沟八梁”重新安排山河，成为农业集体化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村庄典型。改革开放前后，太谷县胡村镇朝阳村等村庄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没有拘泥在传统的第一产业，而是依托农业转移人口，通过村庄集资建厂、农民带薪进厂的方式“先上车、后补票；先发展、后规范”，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了就地村镇化，又一次思想解放造就了“世界玛钢在中国，中国玛钢在太谷”。
2.主流叙事视角
从农业集体化到乡镇企业发展，再到乡村的后生产主义转向，这是工农城乡关系演进在乡村发展历程中的映射。在重化优先、乡村贡献的“大抽取”阶段（1949—1978年），需要农村支持国家快速工业化，因此“农业学大寨”成为典型的主流叙事。在以工促农，城市优先的“大缓和”阶段（1978—2003年），太谷县胡村镇的村庄通过在地工业化的方式，吸纳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并形成玛钢产业的发展雏形。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大转型”阶段（2003—2012年），山西省通过能源经济在不断支持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乡村的多功能性得到了重视与挖掘。在当下，乡村振兴、城乡互动的“大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以昔阳县为例，涌现出“红旗一条街”“英雄一条街”等元素。
3.隐藏文本视角
上述讨论以及以往关于中国农村的多数研究，仅把视角定位于上层，即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长期被摒弃于研究视野之外。但事实上，农民并非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念，用以描述那些在权力关系中，从属群体在非公开场合表达的真实态度和行为。这些表达和行为往往与公开场合的表现不同，因为公开场合的言行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和监视。斯科特认为，这种潜隐剧本是理解从属群体政治行为的关键，它们在权力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是反抗和抵抗的一种形式。在斯科特的理论中，“潜隐剧本”与“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相对立。公开剧本是指在权力关系中，从属者和支配者之间在公开场合的互动和表达，这种互动往往是受到权力结构影响和塑造的。而潜隐剧本则是在这种公开互动之外，从属者在私下里表达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这些往往包括对权力的批评和反抗。
当代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的讨论，一个隐藏关键的线索是20世纪80年代的“九号院”。“九号院”指的是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机构所在地，原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农村工作机构曾在此办公。在改革初期，这里引领了中国农村改革，著名的“5个一号文件”就是在这里起草形成的。九号院因此成为很多三农学者心中的“精神家园”和“思想高地”。值得关注的议题是，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的议程设置转换，即集体化到责任制的转换过程、玛钢在地工业化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千万工程”经验的异地试验。
（三）思考与余论：三组关系
1.实践感中的事实、记忆与叙述
乡村发展模式的再生产仅是一个叙事框架，需要处理好事实、记忆与叙述的关系。事实，是唯一的真实，但100%还原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记忆，是对事实的一种加工处理。但无论个体记忆中的错位还是遗忘，也无论是集体框架下的塑造还是建构，这一加工处理很多时候是无意的。叙述，则是在记忆基础上的一种面对询问者或聆听者的能动性发挥。基于此，乡村研究的跨学科调研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作序，简明扼要地概括其学术贡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相互证释，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补，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处理好事实、记忆与叙述的关系，一是证释，结合当前实践与先前理论进行比对；二是补正，扎根中国实践，对话西方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三是参证，通过跨学科对话，立足真实材料，对话不同学科的观念与解释。由此，通过真实感统率事实、记忆与叙述。
2.道德感中的个人、集体与国家
这个议题涉及研究者的史观立场。历史观是人们理解和解释历史事件、社会变迁的视角和方法，包括英雄史观强调伟大人物的影响、唯物史观侧重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文化史观关注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环境史观考量自然环境的影响、社会史观着重社会结构和群体的作用、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因素是主导、心理史观分析个体和群体心理、结构主义史观强调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后现代主义史观质疑传统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以及全球史观将历史放在全球互动的背景下考察。基于此，这些史观相互补充，帮助我们从多维度深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试图讲述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乡村发展模式再生产，需要关注带头人特质驱动的集体羊群效应，如何形成国家层面的实践历程叙事。
3.历史感中的主流叙事与隐藏文本
历史感中的主流叙事通常指的是在历史记载和解释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故事和观点，它们往往由社会中的强大群体或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反映的是特定时期内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解释和价值观。这些叙事可能通过教育体系、媒体、文学作品和公共纪念活动等途径被广泛传播和强化，从而在公众意识中形成对历史的共同理解。
与主流叙事相对的是隐藏文本，它们包含了那些被边缘化、忽视或有意压制的历史故事和视角。这些隐藏的故事可能涉及少数群体的经历、被压制的社会运动、未被充分记录的个人经历，或是与主流历史观相悖的解释。隐藏文本往往需要通过更为细致和批判性的研究来发掘，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多元的历史理解，挑战和补充了主流叙事的局限性。
在乡村发展的语境中，典型的农村模式或案例往往被用作价值弘扬的工具，用以展示农村发展的成功和值得推广的经验。然而，将这些典型模式作为模板进行复制推广可能会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每个农村社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它们的发展路径。因此，农村典型的意义在于它们所体现的价值和启发，而不是作为一成不变的模板去强制推行。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和实际条件，鼓励多样性和创新，同时尊重和保护那些可能被主流叙事所掩盖的隐藏文本和边缘经验。
用眼看见，更要用心发现。实践亦如海绵，汲取先前实践的养分，滋养未来的实践。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农村的多元价值，更有效地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八、赵赟：在乡建的路上缅怀故人
由于是我自己组织的一场调研，每天都忙于琐碎的对接和转场，已没有太多的精力深入思考。再加上与顶级的学者在一起，我多少总有些自惭形秽。所以山西的这场活动，我更多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组织者和服务者，原本不打算再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但2024年的调研行知录特别难产，一直拖到2025年4月底，才最终确定继续发表，还附带了一个消息：周立、潘家恩、赵月枝三位老师将到非洲开展国际调研，无法参加2025年的“在乡村发现中国”。
我是怎么走上乡建这条路的？哪些人曾经深刻地影响着我？我又能对哪些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突然想，还是该留下点文字来“以存纪念”的。本年度的跨学科调研，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缅怀我的师友刘红庆。于是，我决定把之前的一篇纪念文章拿出来，既作为活动的说明，也期待大家一路相扶，彼此激励，把“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坚持做下去。
我与刘红庆老师二三事
傍晚时分，突然接到领导电话，说刘红庆老师没了。我赶紧从朋友圈里找他的动态，停更在2021年1月3日，沉浸在《日出谷恋·跨年瞽歌会》巨大成功的喜悦中。但我不敢相信，又找了他最亲近的弟子弓宇杰，打开朋友圈，顿时惊呆了，是真的，刘老师确实是走了。1月5日中午12∶04，因突发心梗在北京离世，享年57岁。
我从书柜中翻出他送我的《民歌汇》，书还崭新，一页未读。
“赵老师赟兄 民歌是中华乡村文化活态的根
红庆二零二零年九月 山西小酒店”
我和红庆老师的相识大约是在比这更早的几年，因为世界乡村复兴大会需要有文艺活动，秘书长胡跃高老师向我推荐了刘老师，电话一沟通，声音响亮叭脆。
“赵赟我正好就在榆次了么，你要有时间过来一趟咱俩见个面，又不远。”我一听是个痛快人，于是要了位置直接导航过去，时近中午，就在他下榻的酒店吃了剔尖。陪同的是他左权籍的一个老乡，女孩儿个子不高身材极好，看得出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刘老师也不见外，插科打诨边教育着他的学生，边和我聊天。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说话略显尖刻，但不摆架子不耍大牌，思路清晰、灵活，针砭时弊，有点愤青。
饭后大约觉得聊得还不过瘾，于是约了我到他房间继续聊，聊他跟亚妮，他跟田青，他跟石占明，他跟刘红权，等等，很多人很多事，还给我展示了他正创作的一些文稿。
过程中我才注意到他始终拿着一支录音笔，大约是看到我表情不对，他忙说：“赵老师，你别介意，我跟重要的人聊天一般都开录音笔，一是保存记录，二是回放检查，看自己哪些地方说的不对不好。”这倒新鲜，看来是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加了好友之后，经常能看到刘老师的动态。我喜欢民歌，看到他组织全国各地盲人在介休搞演出，很是激动，火速点赞。电话又来了。
“赵老师你干啥了么？你要有兴趣的话约几个朋友来介休吧，他们主办方安顿好了住宿，你过来看看我们盲哥们的表演。”
我没有约到朋友，单枪匹马飞奔介休，看了演出合了影，结识了山西师范大学赵建斌老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回学校上班。
要开世界乡村复兴大会了，刘老师是艺术总指导，上心得很，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催问进度，但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俩如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里互相损着、骂着、着急着，直到开会的前一天。
“赵老师，你来接我吧，我有些书正好送给参会代表做资料。”这哥们，不把自己当外人。我正要派车去接他，又来了电话：“不用了，正好有顺车过去，你就不用跑了。”
他总是变得飞快，你总是赶不上他的节奏。
“赵老师，赵赟啊，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见他一下吧，他叫任胜宇，就在你们太谷，离得又不远，你和他见一面，看在乡村振兴里能做点啥。”于是我有了个好朋友任胜宇，三农领域大有名气的人物。
又过些时日，又来电话：“赵老师，你干啥了？你有空去杜润生小镇看看么，我们给他们做的。不过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设计做，做得不行，你去看看，有些还不错。”于是我去了阳邑，看到了可碗做菜量米下锅的三农粮仓。
我从朋友圈看到他正在搞左权红色革命根据地碑刻拓片展，点赞！“赵老师，赵赟，你干啥了？过几天我在山西大学有个展览，你要没啥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说得理直气壮不由人不答应。我只好去了，看了之后既是震惊又是激动。“能不能放到我们学校展览一下，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活动？要能行的话，到中北大学也展一下，兵工学校，应该给孩子们搞点红色教育。”我试探着问。
“怎么不行，你要不嫌麻烦你去弄，来回接送一下，有饭了管顿饭，没有了让宇杰自己解决。”刘老师答复得干脆利落，一如他明亮的脑门。
“再跟您说个事儿，宇杰唱得真好，您能不能教我几首，让我有机会时也在朋友们面前露两手？”“你不行，你看你都出来这么多年了，普通话说得这么差，没天赋，不行。”毫不留情，没有一点点回旋余地。
我把山西农大和中北大学的拓片展落实好了，他兴致勃勃赶到学校，为学生们做了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讲，又亲自带着大家参观，介绍着左权将军，介绍着抗日英烈的各种事迹，如数家珍，延绵不绝。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艺术改变乡村”的设想，他立刻打电话邀请我和我的艺术家朋友黄启才抽时间到左权一趟，他要陪我们走几个地方。从龙泉到田舍，从侯铠到育贤，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熟悉的，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正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和他的乡亲们。
他做民间艺人张秀云老太太的剪纸展，火急火燎邀请我去参观；他拍了舞台剧，第一时间急切而热情地推荐我，赶紧就近找地方看巡演；听说我爱看晋剧，带了朋友亲自候在榆次剧院门口送票陪我再看一场。
之后，我们的联络愈加频繁。他时而为我的期刊内容担忧，时而又对封面设计提出意见，听说我想在新办公场所做个农业科技传播史的文化长廊，不辞劳苦非要到实地考察，讲得眉飞色舞口干舌燥脑门油光发亮。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装修才刚刚开始，他已先走一步。
去年3月底4月初，我刚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挂职交流，电话追来了：“赵赟，你在哪呢？”“在北京，人大呢。”“你跑那干啥？不过也好，你正好安下心来做点事。你想做访谈调查？那真是值得好好考察一下，你做个提纲，得买支录音笔，又不贵，几百块钱，你把能找到的人都找找，顺藤摸瓜，把你们学校和人大的关系捋一捋，你说是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滔滔不绝，言犹在耳。
“我再和你说个事儿，晋中市政府想做个乡村调查了么，他们让我负责了么，你要有兴趣的话咱们一起做，你等我忙过这一阵，等我从福建回来咱们见一面，咱们做了它。”
但这一面，终于是没见上。他回北京时我回了山西，我到北京时他又正好回了山西。
之后，我们的联系断断续续，有事没事在微信里聊几句。12月20日，从石占明老师的线上演唱会聊起，他突然提出在学校成立一个乡村文化研究院的设想，招录一些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的学生专门培养，将来把他们放到家乡合适的岗位上，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人才。这个设想和我们之前一些零碎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于是大加赞赏，请他抽空写个方案，以便我转给学校有关领导时没有信息衰减。他满口答应，没过10分钟就传过来一份带有课程名称的策划方案。现在想来，我觉得他是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了。
我立刻启动联络沟通协调，并与几个朋友把他的方案融入学校已经开始的耕读书院体系中，准备尽快提交给相关部门进行推进。
12月31日又接到他的电话：“赵老师，那个事怎么样？有没有音？”“有，有，有，我正推进着呢，没有形成最终结果，所以没有给您汇报，一会儿我把我们新调整的方案草稿给您看看。”“我不用看，我看那有啥意思，你们看着办就行。赵赟，你也不要特别为难，这种事，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拉倒。你说呢，赵赟？”
我说什么呢？这才刚过了几天，昨晚大家才又热烈讨论过耕读书院中的乡村文化，作为主要的推动者和掌旗手，您已经先走了！
或许，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如果我们顺利开始了调研，开设了书院，我还真能从您身上再多学点东西。您也不止是我的诤友，更会是我的良师。但是，您走了，是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还是把该尝的痛都尝够了？
我含泪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介绍我们认识的胡跃高老师，过了许久，胡老师回了一段话：
沉痛悼念刘老师！我们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战友而悲痛万分。刘老师为乡村文化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永存！刘老师的精神永存！——胡跃高
2021年1月5日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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