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Empower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th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ed pathways

摘要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何以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的应用与推广，不仅能够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繁荣，还能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而城乡融合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发展空间。然而，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的适配性困境、城乡融合中的结构性失衡、契合度不足以及创新乏力等问题，制约其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有效赋能。为此，提出推进城乡要素、技术、产业的多维联动，重构城乡数字、人力、治理协同生态，破除观念、市场、制度壁垒以及贯通知识转化链路等策略，旨在借助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用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融合，进而达成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成熟与定型。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mot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empowe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the key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sustainabl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not only optimize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mote social prosperity， but als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oreover，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vides a broad application scenario and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adaptability predica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ural areas， structural imbalance， insufficient fit and lack of innovation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strict its effective empowerment.Thus it proposed promo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linkage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reconstructing the coordinated ecology of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human resources and governance，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of concepts，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and connecting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chai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es with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n achieve the maturity and finalization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 城乡融合 / 城乡一体化建设 / 可持续发展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4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至21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应达到成熟与定型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各领域社会力量积极响应，致力于寻求应对之策，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实际行动和成效。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随后2024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战略部署，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点，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入，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全面振兴”。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演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上的契机，其技术赋能的底层逻辑亟须通过学术研究予以揭示。

在此背景下，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备迫切的现实意义。学术界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及马克思经典观点，探索城乡融合新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及环境的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制度创新重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数字经济通过“数据、技术、产业”三链融合重构城乡生产要素组合^［2］，但其效能释放受制于城乡数字基础设施的非均衡布局，导致农村难以充分吸纳数字经济的要素重组红利。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城乡均等化投入能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3］，从而弥合城乡技术鸿沟。城乡融合的空间实践聚焦县域载体，需解除土地要素市场化延迟与劳动力技能错配的双重约束^［4］，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虽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5］，但面临产权界定模糊与交易成本过高的矛盾。技术赋能城乡融合面临显著实践困境，诸如数字技术的“生产率悖论”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6］，究其根源，工业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制度，在数字时代发生“制度黏性”，形成数字技术落地的制度真空带^［7］。因此，制度创新亟须构建三维突破框架，产权层面深化“三权分置”改革，激活农村土地资产化潜能^［8］，空间层面进行精细且优化的重构^［9］，制度层面完善“人、地、钱”政策保障体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惯性^［10］。

综上，当前的研究成果为“技术、制度、空间”框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鉴于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动态适配机制亦需进一步深化探讨。因此，探究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赋能效应，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践难题，提出优化策略，对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二、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关联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出双向赋能、四维共振的深层关联。习近平总书记界定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内核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1］，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与城乡融合发展形成结构性耦合。城乡融合通过空间载体拓展、经济结构迭代、多维创新推进、生态价值跃升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场域，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重塑城乡融合的动力机制。

（一）城乡融合拓展新质生产力空间

城乡融合通过空间重组拓展新质生产力边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体现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联动效应^［12］，而城乡融合通过空间重构与资源整合，为此提供物理载体和功能延伸。城乡融合基于产业、空间、人群的“三融”共生^［13］，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与延展，促进农业向智慧化转型，制造业向服务化升级，服务业向数实交互新业态发展。在此过程中，新质要素如数据、算法重塑城乡资源配置，而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推动这种再配置，使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形成“技术、产业、场景”创新网络，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在农业领域，城乡融合实质是城市技术溢出、乡村场景转化、要素收益共享的体系。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技术交流打破传统农业界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新型农业人才培养以及三大产业融合，持续拓展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潜在边界。城乡消费互动催生农业新业态，城乡政策释放新潜能，不断提升新质生产力的跃迁空间。

在制造业领域，城乡融合打通城市研发、县域制造、乡村应用的技术扩散通道。城市技术先进，人才优势明显，孕育科技成果；县域经济成本低廉，市场潜力突出，实现成果转化；乡村则是技术应用的前沿。经过产业链条重组，构建新质生产力的立体化发展空间。

在服务业领域，生产要素呈现双向对流，为新质生产力在服务领域创新突破提供结构性支撑。要素配置方面，城市的金融科技、数字教育和智慧医疗等资源通过县域服务综合体等下沉农村，而农村的特色文旅资源反向融入城市消费市场，形成服务要素城乡互构的新格局。市场拓展方面，城乡融合激活农村服务消费的乘数效应，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与交付模式革新，精准对接农村居民对品质教育、健康管理等发展型服务需求。

总体而言，城乡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拓实践空间，通过三大产业协作构建立体化发展体系。这种融合本质上打破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束缚，通过城乡功能互补、要素互通、产业互联，拓展技术创新的应用半径，激活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最终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创造出远超单一区域发展模式的生产力提升空间，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生长土壤。

（二）新质生产力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新质生产力对城乡经济结构的优化效应，主要表现在效率驱动机制、资源配置重构与信息鸿沟弥合。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该变革过程体现为标准化体系构建与全产业链管理的系统性增效，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技术嵌入重构城乡要素生产率的跃升路径^［14］。具体而言，标准化体系通过统一生产流程与质量规范，降低城乡产业链协作摩擦，推动农业智慧化、制造业柔性化与服务智能化的深度融合^［15］。全产业链管理依托数字技术的动态监测与精准调控能力，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弹性配置，形成纵向整合与横向融合的产业组织新范式^［16］。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构全产业链的运行逻辑，将标准化体系构建、要素动态配置与全流程管理纳入统一的技术框架，形成以数据流牵引物质流与能量流的效率提升机制，促使传统生产要素在数字化重组中实现边际产出曲线的结构性上移。这一进程突破传统产业升级的线性路径，在云计算与物联网构建的实时反馈系统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变革系数发生质变，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从规模驱动转向算法驱动的新型增长范式。在这一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成为效率驱动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城乡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得到显著优化。

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技术重构城乡空间布局与资源匹配方式，利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结合重塑经济地理关系，建立更加灵活的资源调配系统。数字平台消解城乡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障碍，促进城乡资源的广泛优化配置。先进技术显著改善城乡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提升信息传递的速度与便捷性。城乡经济活动摆脱地理和时间的限制，实现各类资源的广泛流动与整合。这种改变有效解决了城乡资源流动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使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智能匹配，在减少资源错配的同时创造出更优的资源配置结果。技术驱动的空间重组不仅打破传统城乡分隔的物理边界，更通过数字连接构建起多层次的协作网络，使得资源流动效率得到根本性提升。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搭建的信息网络显著缓解城乡市场信息差异，通过实时数据传递打通生产与消费环节的隔阂。数据的广泛流动，使农村生产者能同步获取市场动态，城市消费者也可以追溯产品源头，这种双向透明化改变了传统信息的传递模式。农村生产者据此调整生产策略，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城市消费者通过信息追溯增强对农产品信任，促进城乡健康绿色消费模式形成。信息平台的网络效应持续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在消除信息盲区的同时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最终推动城乡市场从割裂走向整体协调，建立起更公平、更高效的经济互动关系。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空间关系的突破，形成技术赋能、要素重构与信息整合的复合效应，不仅打破城乡经济互动的传统层级关系，更通过算法驱动实现增长范式从规模扩张向效率提高的质变，最终构建数据流牵引物质流、城乡要素价值共创共享的新型经济生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底层架构支撑。

（三）新质生产力加速城乡社会融合

新质生产力通过多维度的创新活动加速城乡社会融合。创新活动，包括技术、模式与制度创新。从技术维度看，数字穿透能力可以消解传统社会服务供给的物理边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动态均衡配置^［17］。在模式维度，数字化平台通过重构社会资本流动路径与价值交换体系，推动城乡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共生^［18］。而制度维度的创新聚焦于土地、身份与数据要素的规则重塑，为城乡社会融合提供底层制度保障。三者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社会融合的复合作用框架。

在技术创新方面，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创新重构城乡社会联结机制，通过全域数据共享体系、智能服务平台和统一治理架构，实质性地加速城乡社会融合进程。物联网与5G技术构建的实时交互网络，使农村智能终端与城市数字系统形成双向赋能通道，推动医疗资源远程诊断、教育课程云端共享等社会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覆盖。这种技术驱动的融合模式突破传统城乡互动的物理屏障与行政边界，在数据要素的渗透重组中构建起城乡社会功能互补、资源即时响应的新型共同体，标志着社会融合从设施延伸的表层整合迈向数字关系深度互嵌的核心突破。

在模式创新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构建城乡社会资本流动新渠道、重塑城乡要素交换价值体系与培育城乡共同体意识新载体，加速城乡社会融合，其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生产力要求的适应性变革。新农人通过短视频构建数字身份符号开辟新型销售渠道，充分提升优质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和获利空间。通过短视频透明化展示，消费者可直观了解农产品种植、收获、加工、包装等环节信息，提升对农产品信任度。短视频平台的互动性和传播力，助新农人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数字化支付方式构建起统一的消费符号体系^［19］，城乡居民在“双11”“年货节”等消费仪式中形成共同记忆，这种消费即连接的新型互动，使城乡文化差异大大缩小。

在制度创新方面，城乡融合进程中要素重组的需求倒逼土地制度、身份制度与数据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制度创新又为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提供规则框架与价值实现通道。具体表现为，土地数字化确权制度使新质生产力得以突破城乡产权分割的传统束缚，在数据化的空间载体上重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跨域身份认证体系将劳动力从属地化管理转向网络化配置，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弹性化人力资本支撑。数据要素分配制度的确立，使城乡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海量交互数据转化为提高生产力的核心燃料。这些数据的流通与共享，促进城乡信息的无缝对接，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从技术、模式、制度层面重构城乡社会融合的底层逻辑。这三个维度的创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技术突破牵引模式变革、模式演进倒逼制度创新，其本质是数字时代城乡社会融合从物理叠加走向有机共生的质变过程。新质生产力通过这种三维驱动的融合机制，不仅加速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更在社会关系重构中培育出城乡命运共同体的新型组织形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层次的社会基础支撑。

（四）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

环境可持续性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要素，它要求城乡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可解构为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生态保护技术应用与农业绿色技术革新三个层面。绿色生产技术创新通过能源替代与工艺优化重塑城乡产业代谢路径，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的“高碳锁定”困局^［20］。生态保护技术应用通过数字化治理工具强化城乡生态系统的拓扑关联，实现环境负外部性的精准管控。农业绿色技术革新通过生物技术与智能装备的融合应用，推动农业生产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增益型转型。

新质生产力以绿色技术为支点，撬动城乡能源结构、产业代谢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将原本割裂的城乡生态体系整合为能量循环网络。绿色技术将清洁能源替代与污染治理技术深度整合，形成城乡产业低碳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从而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在能源生产端构建清洁供给网络，在消费端打造循环利用，使城乡生态基底从资源消耗型转向环境再生型。技术迭代不仅降低环境负荷，更通过城乡能源代谢系统，将生态承载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调节机制，实现生产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动态平衡。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城乡生态治理进入智能配合阶段，将传统分散、被动的环境管理模式转化为智能感知与决策优化的环境管理范式。全域感知网络与智能决策系统的融合应用突破行政边界，构建跨区域联动的生态保护网络，使水资源管理、污染防控等关键环节的治理精度实现质变。数据共享与经验互鉴机制推动城乡生态系统治理从末端补救转向源头防控，通过实时响应与动态优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在技术赋能中形成整体性生态安全屏障与自我优化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城乡生态治理碎片化难题。

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生产从“环境损耗型”向“生态增值型”转变，构建污染控制与价值提升的双向作用机制。生物技术应用优化作物抗逆性与资源利用效率，精准调控系统减少面源污染排放，同步实现生态修复与产出品质提升。具体来说，生物技术可以通过基因编辑、转基因等手段，培育出具有更强抗旱、抗病、抗虫等特性的作物品种，使它们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也能保持较高的产量和质量。生物技术还可以帮助优化肥料和水资源的使用，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从而降低对土壤和水源的污染。这种技术集成推动农业生产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增值型转变，在修复乡村生态系统的同时开辟新的经济价值空间，形成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印证新质生产力对乡村生态经济系统的双向优化作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与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体现为技术革命对生态经济系统的重构，即通过绿色技术奠定低碳发展基础，数字治理提升系统运行效能，农业创新激活生态资源价值，最终构建起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需求动态平衡的新型城乡关系。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集成创新将城乡环境系统从被动修复的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过程优化、价值再造的全链条可持续发展范式。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困境

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挑战。在城乡技术扩散过程中，由于层级衰减效应和要素配置的空间失衡，新质生产力在适配性、结构性、契合度以及创新动力方面表现出多重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形成适配不足、结构扭曲、联动失效与创新阻滞的负向反馈，阻碍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的适配性不足

表面上看是乡村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无法满足新技术与新模式的需求，本质上是技术供给与制度环境、要素禀赋的结构性错配，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适的非同步性^［21］。具体表现为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与城乡融合政策目标的非协调性，创新驱动力结构性失衡，以及产业承载体系系统性薄弱。

在要素配置方面，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面临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生产要素的四维断裂。城乡劳动者技能代差持续扩大，农村劳动力普遍面临数字素养短板，难以驾驭智能装备与数据平台，而城市人才技术下乡受限于职业通道缺失与公共服务落差，下沉农村意愿低迷。劳动对象开发迟滞，表现为农业生物资源价值挖掘不足、乡村数据孤岛化严重。劳动资料受制于农机智能化水平低、设施更新周期长，难以支撑精准化生产。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因城乡流动限制形成“错配洼地”，削弱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的渗透效能。

在技术转化方面，农村科技创新呈现低研发投入、低成果转化、低技术溢价的恶性循环，农业科技贡献率较城市差距显著。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因技术成本阈值与基础设施薄弱，陷入实验室到田间的转化断链。产业技术匹配遭遇链式梗阻，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技术标准割裂、数据接口缺失，导致加工、文旅等延伸环节难以实现技术复用与价值增值。

在产业承载方面，新兴产业因要素供给碎片化呈现“小散弱”格局，传统种植养殖业受制于设备老化与工艺停滞，陷入高产低效的路径锁定。未来产业布局因政策前瞻性不足与要素响应迟滞，导致数字乡村、生物农业等战略领域规划失焦，城乡产业能级代差进一步固化。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与乡村现状适配性不足，映射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技术赋能与制度惯性、要素重构与路径依赖的深层矛盾。不仅是要素结构和技术配合不足，而且未来产业布局规划的衔接不畅，均导致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地区的落地与推广遭遇瓶颈。

（二）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的结构性失衡

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几何级数的提速，而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随着数字经济等新兴生产力形态的深度渗透，城市化进程呈现技术资本与创新资源的加速集聚，而农村地区受制于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断层与制度供给不足。这种失衡不仅表现为城乡技术资源获取的梯度差持续扩大^［22］，更衍生出资源单向输入、内生动力抑制及治理断裂的复合性矛盾^［23］。城乡二元结构下土地、资本、劳动力单向流动，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24］。

在数字生态层级层面，核心城市与乡村地区呈现显著的控制与依附分化格局。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核心城市，构建跨国研发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和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形成技术研究、应用和商业转化的链路，占据数字技术标准、数据资源和价值链分配的高层地位。反观乡村地区受限于宽带网络覆盖率不足、智能传感设备渗透率低下以及数据平台互联互通不足，其数字生态长期处于低层级依附状态。技术扩散加剧城乡差异，城市利用先进技术保持优势，乡村因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不足面临边缘化。这种分化体现数字技术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城市通过控制规则巩固优势，乡村因缺乏话语权而处于生态链末端。

在人力资本积累层面，城市依托高水平大学、职业培训学院与行业认证体系，建立多层次技能再生产机制，让劳动者系统掌握机器学习、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实现教育投入、技能溢价和职业晋升的良性循环。反观乡村地区，基础教育阶段信息化教学设备覆盖率不足，职业培训与农业智能化需求不匹配，导致劳动力技能低。人力资本积累不平衡，造成城乡劳动者在技术适应、创新参与和职业流动上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加剧城乡融合的人力资源限制。

在智能治理工具层面，城乡技术代差与场景适配性矛盾尤为突出。城市依托政务云平台与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技术优势，通过自动化数据归集、算法驱动的决策模型与精准服务接口，构建起公共资源高效配置与风险预警实时响应的智能治理体系。反观乡村地区，基层治理工具的智能化转型面临双重难题，数据采集终端标准化不足和跨部门接口缺失，使土地确权、生态监测等涉农数据实时归集与整合能力弱，基层治理仍需依赖人工填报和碎片化信息处理。智能治理工具设计与乡村场景不匹配，智慧农业平台操作复杂，数字乡村管理系统功能冗余，难以适应低技能群体和熟人社会的治理规则。技术性能差距和设计者与使用者认知框架的冲突，导致工具与场景错位，技术难以落地。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的结构性失衡，深刻暴露工业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城市凭借数字生态优势与人才聚集形成创新极核，而农村因要素流动约束与治理工具短板沦为技术洼地，这种结构性失衡不仅影响城乡融合的进程，也制约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的契合度不够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遭遇“老瓶装新酒”的难题，其根源在于乡村传统现状未能满足新质生产力的集约化与协同性要求。农村受限于观念落后，接纳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严重不足，进一步阻碍技术的推广。城市新质生产力依托技术迭代快速演进，但因缺乏对乡村需求的精准适配，导致市场网络与农村经济体系脱节，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并存。再者，乡村以“关系网络”和“面子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基础^［25］，城乡融合政策可能因脱离本土逻辑和居民参与度不足而难以落地生效。

第一，传统产业从业者观念与技术应用脱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于现代科技与创新方法，但传统产业从业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小农户因长期依赖传统经验和定式工艺，对智能农业技术等新模式存在显著抵触心理。农民更倾向于手工耕作和传统农艺，认为传统模式风险低且收入稳定，而新技术的高成本投入和技术门槛加剧其适应性障碍。观念落后不仅阻碍农业智能装备的普及，还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认知不足，制约生物经济与绿色转型进程。农业企业从业者因对新技术认知不足，难以及时调整生产方式、适应市场变化。

第二，空间、市场网络与乡村经济体系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分离。城乡融合的深层矛盾在于传统生产单元的组织形态难以承载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化要求。以小农经济为基底的乡村社会，户地绑定的资源分配模式与产销分离的价值链结构形成刚性约束，导致生产端的分散化与消费端的集约化需求无法有效衔接。更深层的症结在于市场规则的非对称性，城市通过平台垄断与数据控制构筑“渠道霸权”，而乡村生产者受限于信息盲区与议价权缺失，被迫固守原材料供应者角色。这种空间布局的碎片化与市场权力的层级分化，使得乡村陷入低端锁定与价值漏损的困局，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协同增值效应难以突破传统乡村经济模式的约束。

第三，制度性障碍加剧要素流动约束。城乡二元制度是核心制约因素。户籍限制与福利差异化固化农村人口身份，务工人员市民化进程受阻，家庭社会性流动比例偏低，易引发社会阶层固化与贫困代际传递。土地制度缺陷尤为突出，产权不明、流转不规范导致土地市场化配置低效。宅基地“一户多宅”、退出机制缺失等问题妨碍其财产功能的发挥。非农建设用地入市程序模糊与征用补偿不合理，进一步削弱农民权益。政策执行层面，乡村社会基础中的关系网络与面子文化未被充分考量，新政策若脱离本土社会逻辑易引发居民抵触。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的契合度不足主要体现在观念冲突、技术断层与制度约束。传统路径依赖削弱技术渗透力，硬件设施与数字鸿沟加剧城乡技术断层，而制度错配从根源上阻碍要素流动与政策落地。

（四）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中的创新阻滞

新质生产力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创新阻滞，突出表现为绿色创新技术的供需矛盾。城市与乡村在应用场景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供需错配本质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空间分离”^［26］。城市技术成果因脱离乡村生态场景而陷入悬浮困境，技术供给与需求场景的割裂，叠加资源配置失衡与标准体系对立，共同固化城乡绿色创新的流动阻碍。

新质生产力的城乡融合受制于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空间分离特性引发技术转化瓶颈。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成果与乡村生态基础条件匹配度不足，试验平台覆盖率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缺失，导致大量绿色专利技术陷入“创新悬浮”。城市创新成果因缺乏适配乡村场景的中试环节，难以跨越城乡技术鸿沟。以农林碳汇技术为例，城乡碳汇计量标准偏差导致部分技术无法进入城市交易市场，技术价值在城乡间流通受阻。这种供需错配进一步推高技术转移成本，造成创新资源浪费。

城乡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矛盾体现为资源配置失衡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三重断裂。一是创新要素投入与转化产出断裂。财政转移支付与市场化投资的非均衡配置导致城乡技术基础设施呈现核心、边缘空间分化格局，城市创新成果多、农村少，加剧城乡创新生态系统的失衡。二是创新链与产业链断裂。城市创新链聚焦高端技术研发，却与农村产业链脱节，涉农实用技术供给短缺，制约农业智能化与绿色转型。三是创新政策与市场需求断裂。创新政策制定忽视城乡技术需求差异，城市偏好高新技术补贴，农村亟须低成本适用技术，政策激励错位加剧创新生态失衡。金融资源配置的监测结果表明，农村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较高，导致社会资本的参与度偏低。

城乡创新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标准的二元对立形成创新瓶颈。城市技术标准以工业化、集中化为主导，而乡村依赖分散化、地域化技术，这导致规则冲突。城市标准制定过程中忽视乡村需求，造成技术工具与农村生态不兼容，许多创新成果因无法适应乡村而被搁置。这种单向规则输出束缚乡村技术创新，使其依赖城市技术标准，难以建立本土标准体系。更深层次的矛盾是，技术标准的二元化加剧城乡技术生态的层级分化，城市通过标准垄断加强技术控制，而乡村在技术选择上失去主动权，创新动力被系统性抑制。

总体而言，城乡绿色创新的阻滞，是技术供需错配、资源非均衡配置与标准规则割裂的矛盾结果。城市技术成果由于缺乏与具体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而无法落地，乡村生态需求因标准化过程中的排斥效应而难以表达，创新要素流动的时空错位从根本上削弱绿色生产力的整合效能。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在于实现城乡发展的统一化^［27］，为打破城乡分割，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实践难题，可以通过要素配置、生态重构、制度适配与知识转化来解决。构建一个包含整合要素、技术与产业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产业联动效能。重构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治理能力的共生生态系统，解决城乡层级分化的系统性风险。消除观念认知滞后、市场权力失衡与制度隔阂，建立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实现知识转化链条的贯通，推动城乡技术标准与实践场景的深度适配。

（一）推进城乡要素技术产业多维联动，实现新质生产力系统性整合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要素、技术与产业联动困难，原因是创新资源错配与制度供给延时的叠加效应。城乡要素流动的梯度锁定会引发技术扩散的层级衰减^［28］，导致乡村陷入技能低端锁定、技术应用脱嵌、产业价值流失的恶性循环。城乡融合需突破技术、社会的双重分化，若忽视乡村社会基础对技术适配的约束，制度性排斥将加剧创新生态失衡。破解这一困局，需以要素配置优化为基础、技术转化贯通为纽带、产业生态重构为目标构建协作机制。

在要素维度，应构建劳动者技能提升、劳动对象价值激活与劳动资料智能升级的联动机制。以基础教育、职业培训、技术应用的阶梯式赋能体系强化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扩大职业培训规模以覆盖农业从业人口的代际技能缺口。具体而言，年度培训规模应覆盖农业从业人口的15%到20%，即每年至少培养90到100万名的新型职业农民^［29］，冲破农村人力资本代际锁定。通过实施住房补贴、技术入股等政策组合吸引高素质人才下沉农村。依托农业大数据平台整合农业生产、流通与消费全链条数据资源，破解数据孤岛化并挖掘生物资源经济价值，同步推进智能化农机装备研发与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缩短设施更新周期以支撑精准化生产。

在技术转化维度，需强化科技研发投入与产业需求的动态适配，提高农业科技研发强度至农业GDP的比重达到1%~1.5%^［30］，先支持低成本实用技术攻关，搭建农业科技园区与中试平台以贯通实验室成果到田间应用的转化断链。推动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向农村场景渗透，降低技术应用成本阈值，并通过城乡技术标准互认机制消除数据接口与产业链错配障碍，辅以农村5G网络和光纤宽带的全域覆盖，构建城乡一体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在产业承载维度，应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与未来产业布局，实施农业技术改造计划推动种植养殖业设备更新与绿色工艺升级，减少化肥农药依赖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电商领域，推动加工技术智能化转型与电商物流体系完善，延伸农业产业链。前瞻布局数字乡村与生物农业等战略领域，制定专项规划支持智慧农业示范项目，通过技术复用与三产融合构建城乡产业生态系统。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的介入，通过要素配置优化、技术标准统一与产业梯度推进的整合，城乡融合有望实现适配性的提升。劳动者素质提升与人才下沉机制将弥合城乡技能代差，数据资源整合与智能装备普及可激活生产要素效能，技术标准互认与数字基建完善将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联合障碍，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夯实城乡产业的承载基础。

（二）重构城乡数字、人力、治理协同生态，破解层级分化与系统风险

城乡数字、人力与治理系统的层级分化本质是技术、规则与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城乡技术扩散的中心到边缘结构导致数字生态位势极化，城市通过标准制定权与数据垄断巩固技术霸权，而乡村因规则失语陷入创新依附困境，治理工具的技术理性与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脱离，加剧城乡治理的链式断裂风险。需以生态重构为核心，通过数字基建下沉^［31］，人力资本增值与治理规则适配的联动改革，推动城乡从层级分化转向共生融合。

在数字生态维度，推动基建下沉与标准互认，优先推进乡村5G基站、智能电网及物联网布局，将光纤网络覆盖率提升至95%以上，构建城乡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依托“城乡科技共同发展基金”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向县域定向输出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模块，同步建立技术标准互认机制，将农业场景需求嵌入技术研发体系。通过县域智慧农业示范园区的技术簇群效应，集成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高光谱遥感监测平台及无人机植保网络，形成感知、决策、执行的技术应用枢纽，以基础设施均衡配置降低城乡产业链联动摩擦成本。

在人力资本维度，需构建技能培育认证赋能就业适配机制，以县域为枢纽搭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阶梯式培训网络，由市级科研机构输送智能农机运维、农业大数据分析等前沿课程，乡镇职业院校开展电商运营、智慧物流等模块化实训，村级通过田间课堂实现精准施肥、环境监测等技术实操转化，培育“接口型”技能人才。同步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弹性就业”激励机制，对掌握无人机植保等新型技能的农民颁发技术等级证书，接入城市用工平台实现跨城乡云就业，引导城市企业通过税收减免将数据标注、设备运维等岗位向农村外包，形成技能认证、岗位匹配、收入反哺的循环。

在智能治理维度，需开发轻量化治理平台，增加方言交互，整合土地确权与生态监测数据，建立三级数据共享和城乡应急协作中心。推动治理工具兼容乡土逻辑，引入市场化机制和“云链协同”平台。建设农产品溯源系统和智能合约交易网络，突破直供模式的地域限制。鼓励城市科技企业技术托管乡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和政策工具，引导城市资本参与乡村资源开发，形成增值链条。

总体而言，城乡共融生态的重构是消除层级分化与系统风险的关键路径。数字基建下沉与技术标准互认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的硬件差距，人力资本的全链条适配机制弥合技能代际断层，治理工具的本土化改造与数据整合化解技术理性与乡土逻辑的冲突。通过技术、人力与治理的协作，城乡要素得以在互补性领域实现动态均衡，技术扩散从单向虹吸转向双向反哺，治理效能从割裂悬浮转向精准落地。

（三）破除观念、市场、制度壁垒，构建城乡动态嵌合机制

为避免落入城乡融合过程中农村场域普遍存在“老瓶新酒”的路径依赖陷阱，即传统治理架构、生产模式与社会关系网络难以适配新技术、新要素、新需求的困局。在认知维度实施观念革新工程，重点清理小农经济思维定式与城市中心主义认知偏差^［32］，培育城乡价值共同体意识。在市场维度建立包含土地、数据、生态产品等新型要素的城乡统一市场体系，创新要素定价机制与收益分配模式，防止资本单向流动与价值捕获失衡。在制度维度实施动态适配改革，构建包含容错纠偏、效能评估与迭代优化功能的制度调适系统，确保治理规则与生产力变革保持动态匹配。

针对传统从业者观念滞后问题，应建立阶梯式技能重塑体系，利用乡村文化站和移动终端提供智能农业技术体验。通过示范项目展示技术效益，设立风险基金支持农户使用智能设备，降低试错成本。建立村级技术推广员制度，培训本土青年回村指导，解决技术传播问题，培育技术应用社群。通过田间辩论会，专家、农户、企业共同探讨智能设备的运维成本和技术风险，打破保守思维。利用乡土能人展示新技术，将技术原理融入文化内容，提升技术接受度。开发数字沙盘系统，帮助农民理性评估技术投入产出，实施积分制奖励采纳新技术的农户，促进正向循环。

为解决空间与市场网络的功能性割裂，需重构城乡价值链分配机制。建设农产品集散枢纽和冷链物流，配备预冷仓储和分级包装设施，缩短流通链路。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产销直连平台，减少城市中间商垄断。推动小农户与零售企业合作，通过订单农业锁定溢价，探索土地经营权与电商流量入股机制，让农民参与价值分配。建立智能决策平台，定制无人农机方案，关联农机作业质量与政策补贴。构建数据分析中心，开发数字基建评估指数，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资源配置。搭建全产业链操作系统，部署视觉检测机器人和自主导航运输车，开发虚实融合展示系统，实现全产业链增值。

化解制度性壁垒需推进规则兼容性改革。试点户籍与土地权益脱钩政策，允许进城落户家庭保留宅基地资格权，探索宅基地使用权跨村流转与抵押融资路径，激活乡村沉睡资产。建立三级确权流程，包括村级审议、县级审查和省级备案监管，规范非农建设用地入市及收益分配，明确集体留存和农民分红比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超大城市落户限制，建立“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激励政策，完善居住证和积分落户制度，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构建国家公共保障制度替代土地保障功能，实现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分离。实施政策时需进行乡土适应性评估，确保新政策与乡村关系网络相融合，采用村规民约、政策解释实现规则本土化转译。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的系统性互补，需通过观念革新、市场重构与制度调适的联动改革实现动态均衡。消除认知隔阂的沉浸式赋能机制，消解传统经验对新技术的路径依赖，价值链分配的重构与数字基建的精准下沉，弥合城乡空间网络的层级分化，户籍土地联动改革与政策本土化转译，冲破要素流动的制度框架。

（四）贯通知识转化断链，构建城乡共生实践适配体系

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知识转化机制与适配体系，在突破城乡一体化发展瓶颈中扮演关键角色。在新型生产力的驱动下，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空间分离、要素配置失衡与制度适应性滞后三大矛盾。通过构建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场景应用的城乡联动网络，打通实验室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对接阻碍。创新财政资金撬动、市场资本跟进的要素投入机制，补足乡村技术基础设施短板。重构包含差异化政策框架^［33］、动态效能监测与弹性标准体系的制度环境。

为解决创新链与产业链空间分离，应构建城乡联动的技术适配网络，在县域布局区域性中试基地，推动高校实验室成果与乡村场景需求精准对接，建立研发、中试与推广转化平台。实施农业技术攻关，科研团队与企业联合开发低成本智能大棚、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技术研发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完善农林碳汇计量标准体系，推动城乡碳汇核算规则互认，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跨区域碳交易市场，消除技术流通障碍。优先筛选适配乡村分散化生产的绿色专利技术，通过政策倾斜与知识产权共享机制降低技术转移成本。

应对创新要素投入与转化断裂，需优化财政资金与市场化投资配置，设立城乡技术基础设施均衡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成立县域绿色技术投资基金，对涉农实用技术研发企业给予贴息贷款与税收减免。为避免创新政策与市场需求断裂，需建立城乡差异化的技术政策框架。城市侧重高新技术迭代补贴，农村聚焦适用技术推广激励，制定“乡村绿色技术适配清单”，对清单内技术设备购置给予财政补贴。重构技术中介服务体系，在县域建设技术转移综合服务中心，培育本土化技术经纪人，提供技术评估、合同定制与风险管控全流程服务。

针对政策效能衰减，实施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效能倍增计划，要求省级财政按等比例配套中央涉农技术补贴，并建立政策执行动态监测系统，实时评估技术采纳率与增收效果。消解技术标准二元对立，需构建城乡标准共建机制。成立城乡技术标准兼容委员会，吸纳乡村代表参与城市技术标准修订，将分散化、小规模应用场景纳入标准设计范畴。针对农林碳汇、生态监测等领域，制定基础性国家标准与地方适配性细则的弹性标准体系，允许县域根据资源禀赋调整技术参数。在生物质能利用、智慧农业等领域试点乡村技术标准先行区，通过标准反向输出推动城市技术体系包容性升级。搭建城乡技术标准互认平台，对符合乡村场景的技术工具加注适配性认证标识，打通技术供需信息断点，形成标准协商、技术流动与价值共享的城乡共生生态。

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的互动演进，依赖于知识转化网络、政策适配框架与标准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中试基地与碳汇市场互通消解技术转化的空间割裂，差异化政策框架与效能监测弥合城乡制度激励的断层，标准弹性化与互认机制重塑技术流动的规则基础。这一框架推动城乡从标准依附转向规则共治，从创新悬浮转向价值共享，最终形成技术供给与场景需求动态匹配、知识权力与地方经验均衡互嵌的共生格局，为城乡高质量融合注入可持续的创新动能。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通过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中的挑战，揭示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证实，城乡融合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具有显著的双向赋能效应：一方面，城乡融合通过拓展技术应用场景与市场空间，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城乡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整合。然而，实践中存在适配性不足、结构性失衡、契合度不够，以及绿色创新应用转化困难等突出问题，制约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赋能。

针对上述困境，新质生产力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需通过多方配合、生态重构、壁垒攻克与知识转化的系统性联动实现突破。在要素、技术与产业维度，城乡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与产业链纵向整合，能够推动技术应用与产业升级的深度互嵌，但需警惕产业同质化与资源虹吸效应的潜在风险。在数字、人力与治理生态重构层面，数字基建下沉与治理规则适配可缓解城乡层级分化，但数字鸿沟的代际传递与治理工具悬浮问题仍需持续关注。消解观念认知隔阂、市场规则束缚与制度壁垒，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但其长效性依赖政策执行的地方性调适能力。贯通知识转化断链的实践适配体系，通过标准互认与场景嵌入促进技术扩散，但需平衡标准化与地方性知识保护的张力。唯有通过系统性、差异化的策略组合，方能实现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全链条赋能，最终达成城乡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任保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2）：5⁃16.

[2] 徐旭初，杨威，吴彬.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元路径——基于浙江省县级数据的组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4（10）：84⁃103.

[3] 刘守英，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 ［J］.经济学动态，2022（3）：21⁃34.

[4] 黄季焜，胡瑞法，易红梅，等.面向2050年我国农业发展愿景与对策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2，24（1）：11⁃19.

[5] 蔡昉.如何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J］.东岳论丛，2023，44（3）：118⁃124，192.

[6] 胡莹.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审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4）：60⁃69.

[7] 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J］.管理世界，2021，37（4）：98⁃112.

[8] 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9] 张桂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型［J］.当代经济研究，2014（3）：27⁃32.

[10]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EB/OL］.（2024⁃05⁃31）［2025⁃01⁃17］.

[11] 钞小静，王清.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1）：12⁃20.

[12] 张诚.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的“空间转向”——以S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5（5）：73⁃78.

[13] 钟钰，甘林针，王芹，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特点、难点及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3）：105⁃115.

[14] 周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问题障碍与应对策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4）：55⁃70.

[15] 孙志远.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与机制［J］.中国流通经济，2024，38（5）：28⁃40.

[16] 张世贵.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及行动框架［J］.中州学刊，2025（1）：65⁃73.

[17] 宋才发，杨志恒，王孟欣，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0（2）：1⁃27.

[18] 侯冠宇，胡宁宁.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23，37（1）：20⁃28.

[19] 单菁菁，谢伟伟，杨开忠.聚焦绿色转型重塑中国空间经济格局：问题辨析与路径选择［J］.中国软科学，2023（3）：85⁃95.

[20] 刘华光，于亚琳，赵晗薇.农村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论坛，2024（4）：104⁃113.

[21] 黄永春，宫尚俊，邹晨，等.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10）：77⁃87.

[22] 张国磊，李尧磊.第一书记嵌入农村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桂南B镇的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10）：74⁃81.

[23] 刘明辉，卢飞.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9（2）：33⁃46.

[24] 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8（6）：71⁃90，205⁃206.

[25] 彭绪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J］.经济纵横，2024（3）：23-30.

[26] 张克俊，杜婵.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继承与升华［J］.农村经济，2019（11）：19⁃26.

[27] 徐星，惠宁，崔若冰，等.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以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双重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23（2）：126⁃143.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24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发布——高素质农民队伍质量结构持续改善［EB/OL］.（2024⁃10⁃11）［2025⁃01⁃23］.

[29] 10/t20241011_64641.htm.

[30] 毛世平，林青宁，王晓君.优化农业科技投入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效率［EB/OL］.（2022⁃11⁃21）［2025⁃01⁃23］.

[31] 饶旭鹏，赫英强.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困境检视及发展对策［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6）：37⁃47，125.

[32] 胡卫卫，刘畅.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数字治理的价值意蕴、限度审视与创新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132⁃143.

[3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叶兴庆，徐小青.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J］.管理世界，2014，30（9）：1⁃12.

基金资助

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效能提升研究”(23CDJ009)

2023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等教育专项）“ChatGPT助推广东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的创新与发展”(2023GXJK406)

2024年度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的绿美清远：政策、技术与市场机制的创新研究”(QYSK202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