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养老之困：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构的区位差异与内在机理

Solving the dilemma of elderly care：the location difference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摘要

厘清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进行针对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与市场中心距离的远近，形成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以中西部农村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距市场中心远，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安排，家庭积累能力弱，对低龄老人的养老支持较弱，但因有家庭劳动力在村务工，能够回应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以东部农村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因距市场中心近，农民家庭形成 “以工为主”的家庭分工安排，家庭积累能力强，老年人有较为充足的养老经济资源，但因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高、时间灵活性弱，难以回应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低龄老人的自养之困，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龄老人的照料之困，是不同地区老年人养老的突出困境。因此，不同地区农村应针对不同的老年人养老困境，构建村社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和多层级市场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能力。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s of their old age care and construction targeted service systems for elderly car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mproving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Due to the varying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the proximity to market centers， there ar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represented by rural area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have a “part-time work and part-time farming”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due to their remote location from market centers. As a result， these families have weak accumulation capabilities and limited support for the old-age care of younger elderly individuals. However， since there are family members working in the village， they can meet the care needs of older individuals. In contrast，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represented by rural areas in eastern China， have a “work-oriented”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due to the proximity to market centers. These families have strong accumulation capabilities and sufficient 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old-age care of older individuals. However， due to the high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family labor market and the lack of flexibility in terms of time， it is challenging to meet the care needs of older individuals in these region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younger elderly individuals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older individual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ar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the old-age care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refore，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construct village-community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and multi-level marke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to improve their elderly care service capabilit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家庭转型 / 市场区位 / 养老困境 / 养老服务体系

Key words

Family transformation / Market location / Elderly care dilemma /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一、问题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3.1亿，占全国人口22%；其中65岁老人2.2亿，占全国人口的15.6%^［1］。我国不仅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已处于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养老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家庭整体经济情况的改善明显，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却并不乐观^［1］。家庭养老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在全面转型的背景下承担养老功能的家庭作为社会最微观的单元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现代观念的进入等都成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影响因素，老人成为被家庭“溢出”的角色^［2］。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背景下，学界正在积极探讨如何构建家庭养老之外的养老服务体系。

当前，学界关于老年人养老服务供给主要遵循两种思路，即市场服务供给和农村在地化资源激活。农村养老的市场服务供给，以机构养老建设为核心。在政策大力支持下，农村机构养老迅速发展，但农村老人的入住意愿有限，且农村养老机构还属于“补缺型”福利阶段^［3］。从农村老人养老意愿上讲，家庭与老年人自身资源、习惯等特征^［4］，社会养老资源是否充裕^［5］，村庄结构对老人支持的强弱^［6］，养老机构是否有熟人^［7］等，都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接受机构养老的重要因素。从养老机构供给角度看，供需错位与非在地化是其面临的主要困境。在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机构虽发展迅速但床位空置率较高，民办机构运营困难，养老服务兼具缺乏标准化与追求高端化的问题^［8］，呈现“哑铃形”供给状态^［9］；同时，养老机构忽视不同老年人内部需求的分化，导致养老服务布局出现供需失衡的结构性困境^［10］。农村幸福院等方式虽然在政府支持下能够吸引老人集中养老，但范围有限，大部分中西部幸福院仍然面临空置困境^［11］。在此基础上，养老服务总是处于“低水平均衡”状况^［12］，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家庭优先的整体思路下，将机构养老作为补充性角色。

村社养老作为激活村庄既有资源实现农村老年人在地化养老的方式，是当前解决养老问题的另一重要思路。乡村以熟人社会关系为基础，能够为不同层次的老人提供养老供给，低龄老人可以实现自我养老，并实现对高龄老人的照料，通过互助解决养老问题^［13］。李静等从历史视角总结了互助养老从早期宗亲互助养老到当前互助养老制度化的历史转变，以探讨互助养老中家庭、社会资本与政府所处位置与供给方向^［14］。激活既有资源的养老实践，从主体视角出发，充分了解不同老年人群体特征及其现实需求，以及所处地方发展阶段、空间特征^［15］与社区内部支持力度^［16］，以切实回应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从组织层面出发，在村庄内部构建村庄共同体^［17］，形成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18］，通过时间银行、村内志愿者激活等方式，不断增强老年人养老的自我供给能力，降低养老成本的同时，提高养老效果；从治理层面出发，避免政府主导的单一视角，从村庄自主治理^［19］、多中心治理^［20］、协同性供给^［21］等多个视角出发，试图从供给与服务多主体联结、资源整合、制度建设、服务方式创新等多个方面，提高农村互助养老水平。

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机构养老和村社养老双重路径，是在明确家庭养老责任基础上回应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思路。但如何识别不同老年人群体、实现具有针对性的有效供给，是当前解决养老服务供给的关键。既有养老服务供给相关研究消解了老年人养老困境的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笼统的服务供给难以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从养老的阶段上来说，养老可以划分为自养和他养两个阶段，自养阶段是指老年人有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阶段，这些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打工或种田获得一部分经济收入，一般在60~70岁之间，属于低龄老人；他养阶段即老年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子代照料的阶段，属于高龄老人。不同阶段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包括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精神慰藉^［22］，除精神慰藉这一需要持续供给的需求外，自养阶段的低龄老人能够自我照料，更突出的需要是子代经济支持，而他养阶段的高龄老人在经济支持基础上，更突出的需求是子女照料。从养老的区域差异上来讲，中国地域广阔，市场发展程度存在东西差异，不同区域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面临的养老困境也存在显著不同。这就导致老年人的养老困境无法进行单一性涵盖，需要对不同区域内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进行分解，以针对性地建设养老服务体系。

论文从市场区位视角出发，以距离市场中心远近为基础分为市场欠发达区和市场发达区，探讨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的生成原因、类型及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路径。实际上，距离市场中心远近、市场的发达与欠发达是一个相对概念，无法一概而论。论文在湖北、湖南、河南、四川以及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多地田野调查基础上，根据1986年全国人大六次会议中划分的东部、中部和西部标准，将前四个地区概括为中西部市场欠发达地区农村，后四个区域概括为东部地区市场发达地区农村，构建表述的理想类型，以便于行文表述。

二、市场中的农民家庭：农村养老体系建设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力量伴随市场的开放席卷中国农村社会，在改变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将农民及其家庭卷入其中。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市场的力量并非直接作用于具体的个人，而是作用于家庭，影响着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与个体行为选择。

人口迁移过程隐含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了人口迁移的方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城乡二元体制下“刚性块状二元分割”结构向区域间“渗透性二元分割”结构的转变^［23］，并因东西部市场发育程度差异显示出纵向分割结构^［24］，表现出市场发展的非均质性。人口生态学认为，人口变化过程与环境演变之间是一个整体性系统，不是独立的个体与特定环境间的关系。区域间市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的劳动力供需差异，是推动农民走向市场发达区的关键力量。

农民为了实现更好的生活与家庭发展，积极寻找优质市场机会。中国农民流动的空间转换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区域内的农村向城市流动，其二是全国性的中西部向东部流动。这种差异与农民所处地域与市场中心距离的远近有关^［25］。中西部地区农村处于市场欠发达地区，距离市场中心较远，市场发展有限，无法满足劳动力在地化需求，只能向东部地区流动以获得市场机会，“离土又离乡”地嵌入市场体系之中，获得务工收入；东部地区农村处于市场发达地区，距离市场中心近，对劳动力的需求高、就业机会多，他们可以依托本地工业化的发展优势，市场机会充裕，其市场参与水平高、能力强，可以实现“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就业。

具体来看，市场区位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务工成本、务工时长与务工稳定性。首先，市场区位影响农民务工的成本。在市场发达地区，农民在本地即可完成从农业向工业的生计转型，既可以获得务工的高收入，也能享受低成本的乡村生活，务工成本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需要到市场发达区寻找务工机会，会产生一系列生活成本，因而务工收入不能太低，否则难以完成务工赚钱目标。其次，市场区位影响农民务工的时间长度，表现为年内务工时长和个体生命周期内的务工时长。处于市场发达地区的农民，能够就地享受丰富的市场机会，依托本地社会关系网获得就业信息，从而减少务工空档期。在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依然能够在本地获得非正规就业机会，如保安、保洁等；处于市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到务工地后，因有限的信息资源和高生活成本，在年内和生命周期内，都难以实现务工机会的饱和。第三，市场区位影响农民务工的稳定性。市场发达地区的农民，在本地务工体系中更倾向于找保障性强的工作，也具有较强的稳定预期；处于市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追求高收入，且每年返乡加剧工作的不稳定性，因而对社保等要求不高，务工的稳定性较差。因此，在不同市场区位背景下，以中西部为代表的市场欠发达地区和以东部为代表的市场发达地区农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和重视劳动力数量的“以工为主”的不同劳动力安排路径。

家庭劳动力的配置差异，影响着家庭养老能力的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市场区位老年人养老危机的差异（如图1）。处于市场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家庭收入和福利保障较高，家庭给予的经济支持以及老年人自身具有较高的福利保障，因而经济能力较好；但因家庭劳动力嵌入市场的程度高、时间长，能够给予老年人的照料支持有限，容易出现老年人的照料难题。处于市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家庭收入和福利保障都较为有限，家庭给予的经济支持和老年人的保障是低水平的，但因务工成本高、务工稳定性弱，家庭中的中老年一代往往会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或就近嵌入非正规就业体系，能够在地化的给予老人照料支持。由此可见，东部市场发达地区家庭因持续嵌入市场，无法为他养阶段老年人提供照料，中西部市场欠发达地区家庭因资源积累能力有限，缺少对自养阶段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家庭内老年人养老资源不同程度地受到挤压，形成了不同区域老年人差异化的结构性养老困境。

三、老年人养老困境的区域差异表现

（一）中西部地区农村老人的自养之困：家庭经济支持的缺失

中西部地区作为非市场中心，在市场距离远、市场机会少的客观情况下，中西部农民需要进入到全国市场中寻找就业机会、获取资源，本地不多的就业机会主要由本地年轻人占据，老年人缺少资源积累的机会和能力，一般以打零工或种田维持基本生活。老年人缺少独立生活和消费能力，需要依附子代家庭获得经济支持，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并在伦理弱化的情况下缺少子代家庭的资源回馈。

1. 养老资源的弱势积累

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主要体现在自我养老阶段老年人生存性的底线物质生活。在市场距离远、市场机会不丰裕的现实背景下，中西部地区老年人难以在市场中获得货币收入进行养老资源的有效积累，只能通过农业耕种维持基本生活开支，这就导致其在失去劳动能力但仍可自理的自我养老阶段维持生活开支的资源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国家基本养老金维持生活。在湖南长沙G村调研发现，即使处于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郊地区，老年人仍然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全年仅有两项收入来源，一项是每月230元的基本养老金，一项是土地流转费，每亩120元，远不够每年的口粮支出。再加上每月300~500元的医药费支出，再难有其他消费。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老两口自己种菜自己吃，夏天还好，一到冬天生活更为艰苦。

2. 家庭权力的弱势地位

传统时期老年人作为大家长处于家庭权力的主导地位，现代市场化进程给予传统家庭结构巨大冲击，这一方面表现在家庭独立性的上升使父代被拉扯到多个子代家庭之中而缺少主导的结构基础，一方面表现在家庭内部经济收入能力的倒置转变了代际间的权力结构^［26］。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因缺少劳动能力和经济资源，无法为子代家庭提供正向支持。而一旦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便进入“垃圾年龄”，“老了，动不了了，只能混吃等死”，老人一般被安置在大房子边上的小屋里，甚至不能上桌吃饭，难以受到尊重和精神支持，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

3. 家庭养老回馈伦理的异化

“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是基于生养伦理之上形成的延时性的代际互惠模式，子代具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国家庭养老得以维持的重要保证^［27］。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老人养老危机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在与市场接轨过程中因发展压力与积累能力之间的倒置形成对传统伦理的巨大冲击，父代被迫接受子代家庭的家庭压力，接受自己成为“结构性剩余”，进而承认自身失去获得养老回馈的合法性，甚至形成“不该活着为子女添负担”的想法。其次，在市场化进程中传统村庄规范逐渐解体，养老逐渐退回到家庭单元之中，只有在老人生病无法自理阶段老人才能获得村庄舆论的支持。因此，老年人因资源有限，在仅能维持生活的情况下，有病也不舍得看，他们“一方面不舍得花儿子的钱，一方面也不能跟儿子要，要了是会闹家庭矛盾的”，况且，“老人哪敢跟儿子要钱，闹大了儿子没面子不说老人也没面子，再说了，以后还要靠儿子养，闹僵了谁来养老”。

（二）东部地区农村老人的他养之困：家庭照料支持的缺失

东部作为全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依托多样化的土地开发模式与市场最先对接，形成对劳动力的强大吸纳能力，巨大的市场体量使东部农民可以方便就地进入市场参与正规、非正规就业领域。东部地区的初代老年人能够通过嵌入市场中的非正规就业获得货币收入，因此仍能在有劳动能力时嵌入市场，赚取货币收入，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但在子代从事市场就业难以获得脱身的情况下，东部地区老年人面临缺少家庭照料的困境。

1.持续延长的老年人市场劳动

现代工作体系将进入该体系的个体时间高度结构化，形成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相对排斥性，这就为养老照料增加成本。东部地区由于市场距离近、就业机会多，老年人普遍有较强的积累能力；同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导向下的家庭对资源的高要求，为老年人进入市场提供强动力^［28］。东部地区老年人资源获取能力极强，与家庭中年轻人收入水平相当，以江苏泰州H村一老人为例，每月工作收入与养老金收入足有6000元之多。村庄社会内形成老年人持续参与市场劳动的预期，低龄老人嵌入市场便无法实现对高龄自理能力有限的老人以照料，进而陷入养老的照料难题。

2.现代社会家庭照料主体缺位

老年人他养阶段的照料主体如何选择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家庭劳动力分配，二是家庭资源能力。从家庭劳动力分配上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市场机会，在村发展的低龄老人可以为失去自理能力的父代提供生活照料，而东部地区的低龄老人陷于市场劳动之中只能提供有限的照料服务；从家庭资源上来看，东部地区初代老年人较强的积累能力以及区域发展的福利性优势，使其可以通过雇佣的方式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在江苏泰州调研时发现，当地因就业机会充足，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均处于务工状态，因此村内有很多缺乏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需要请护工，通过熟人社会内部的相互介绍选择有责任心、自己认识的人，一个月3000块钱便能找到做饭、照顾大小便、打扫卫生全包的护工。因老年人自己有养老金，再加上子女的少量支持，便能获得稳定照料。

3.“养儿防老”价值取向转换

在自身积累能力较强和子代养老反馈有限的双重因素影响下，东部地区老年人逐渐摆脱“养儿防老”的养老期待转而形成“自我养老”意识。在当前社会中，“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交换逻辑”下的养老回馈^［29］，这就对父代的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和资源支持的持续性提出要求，也容易产生子代以此为由不养老的情况。江苏泰州一位老人直言，“我女儿肯定没时间照顾我，我之后就去养老院，多快活，我也比较舒服。在里边有人照顾我，我有社保也不需要子女负担钱”。因此，在资源充裕背景下，“自我养老”已经是当前新的代际互动逻辑下老年人的普遍养老观念。

四、市场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发展压力与养老困境

在社会变革与家庭转型视角下，家庭面对不同以往的家庭再生产压力，形成以进城为核心的家庭发展压力。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城市化水平有限，目前其农村家庭仍面临婚姻、教育促动下的一次城市化压力。在以子代家庭发展为导向的结构下，老年人会尽力延长自养时间、避免成为子女负担，维持底线生存的自养状态。而在年纪大、无法自养后，其子代（低龄老人）也退出市场回乡，以完成对高龄老人的照料，形成照料的继替。

（一）以一次城市化为导向的家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受东部地区快速工业化的影响，我国城市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分布^［30］，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目前仍然处于城市化目标和进程中。

从家庭内部的角度看中西部农村家庭的城市化压力，主要表现在结婚和教育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买房成为男方结婚娶妻的绑定因素。帮子代结婚生子是中国家庭中父代最重要的人生任务，但当前结婚成本的不断推高使父代面临巨大压力^［31］。以陕西J村为例，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条件是“没有车不行，没有房不行”，一套房80多万，彩礼和金银首饰需要10多万，再加上摆酒席和见女方家人的礼钱又要15~20万，这些远高于中西部农村家庭的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城乡教育水平不均衡推动农村进城买房。由于乡村教育在人口外流背景下优质生源流失、教学规模不足以及教师流动性大等原因，乡村教育相对城市教育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当前许多中西部县城兴起建设教育新城，通过改变公共资源配置格局实现财政创收，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严重挤压了乡村教育的良性发展，使农村家庭为了孩子教育只能进城买学区房。

从村庄社会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农村家庭城市化压力，主要表现在竞争性村庄下的高舆论性与高内卷压力。中西部地区因为农业性强、村民交往色彩强，在生产生活中就容易产生竞争和比较^［32］。以河南为例，从全国区域的理想类型来看，河南农村属于分裂型村庄，其典型特征是村庄具有高竞争性和高社会舆论性，村庄内部结构对家庭具有很强的吸附和整合能力。个体的面子、尊严、相对优越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在“房高一尺”“房再高一尺”的攀比之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进城买房成为显示家庭在村庄中的地位和面子的重要标志，加大农民进城买房的动力。

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发展目标围绕子代婚姻和一次城市化展开，并在村庄竞争压力和人生任务中最重要的婚姻压力的双重推动下变得刚性而不可退出，父代家庭面对看似普通但却远高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家庭发展目标，只能尽力向内挤压，父代不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而在社会中存在，他们需要压缩自己的生活以服务子代，甚至生发出对子代家庭的“依附性竞争”^［33］，形成家庭内部的深度整合和动员。在此基础上，低龄老人需要尽力“压榨”自己，将所有资源向下流动，既避免成为负担，也在交换逻辑下不断强化子代的照料回馈。

（二）离乡市场化与低龄老年人的自养困境

面对以婚姻和进城为目标的家庭再生产压力，中西部地区家庭在市场区位劣势之下必须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家庭策略选择以完成这一家庭现代化转型^［34］，实现家庭结构的最优配置和家庭资源的最大积累，这就将难以创造经济价值的老年人排除出家庭资源支持之外，挤压了其自养阶段的养老资源。

1.“半工半耕”与有限家庭积累能力

中西部地区处于全国市场的相对边缘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就业机会不丰裕，在强家庭发展压力之下，中西部农民选择脱离家庭进入到东部全国市场中寻找就业机会、获取家庭发展资源，形成家庭劳动力的差异化配置。

首先，离乡市场化使中西部农村家庭需要通过流动获得优质市场机会，并因此形成劳动力市场能力差异化的梯度结构。优质的年轻劳动力进入东部市场中务工，离开本地进入东部务工市场意味着“离土离乡”的青年人不仅面对较高的市场风险，还需要面对较高的流动成本，如水电房租、吃穿用度等，只有收入高于支出才能实现农民流动的目的，因而农民需要减少各类开支压缩自身生活成本获得更多积累以服务家庭再生产；随着劳动力年龄的增大和更多优质劳动力的补充，其劳动价值逐渐降低，当收支差额降低而不再具有积累优势时，年龄较大的劳动力便会渐渐退回本地市场，回归村庄农业生产或凭借地方关系网络优势获取市场务工机会。因此，中西部地区家庭形成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村务农或市场内打零工的“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35］。

其次，本地距离市场中心远，导致农村家庭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和持续性劳动。一方面是从劳动时间上，以农业劳作为主的中西部农村老人在非农业时间之外很难持续性工作，经常都是有临时工作就做，没有临时工作就在家歇着；另一方面是从个体生命历程上看，中西部地区农村老人60岁左右已经完全退出市场，只能通过种田维持生计，不再被劳动市场吸纳。以河南D村为例，D村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村庄本身有20家水泥管厂，每个厂能容纳2~3个劳动力，当然这些工作机会与老人无缘，老人只能以村内分的七分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每年能有2000元左右收入；有些低龄老人（65岁以下）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打工信息的交流，但他们一年只有100天左右的时间可能获得临时工作，而其他时间只能在家等待机会。

第三，离乡市场化的市场进入成本与本地市场欠发达劣势下家庭劳动力的非充分就业，导致家庭积累能力有限。中西部地区优质劳动力进入东部市场既需要面对较高的住房、吃喝等生活成本，也因市场信息有限、社会规则生疏等原因需要面对较大的市场风险，这无疑推高了其进入市场的成本；相对弱势劳动力在村庄中从事农业生产和打零工获得的收入较为有限。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只通过“节流”的方式进行家庭积累仍然有限。

2.低龄老年人养老的资源之困

中西部地区老年人面临不断延长的沉重人生任务。传统时期“生养伦理”之下，父代只需要将子代养大成人，结婚是父代卸下家庭责任、享受家庭生活的节点，但在现代发展性家庭的新阶段，父代的人生任务完成的条件不断推高、任务不断堆叠，使其必须要尽力劳动和节省，以“自我剥削”的方式对子代进行支持^［36］。中西部农村家庭老年人只有年轻时能凭借其劳动能力实现家庭资源强积累，但所有积累可能只能完成子代成婚任务，甚至还会产生负债。而对子代家庭的后续支持只能依靠在本地打零工和从事农业耕作实现，由于这两种途径的资源积累有限性，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十分有限，甚至仅能维持自身生活。

在“交换逻辑”的养老反馈模式下，子代是否进行养老回馈不在于父代对其的生养责任，而在于对子代家庭持续的经济支持。因此，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一方面要通过打零工、种田的方式自养，避免给子女增加负担，维持底线生存；一方面通过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断攒钱，将资源向下转移，希望在失去自理能力后获得子代养老支持。这就导致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既面临生活的匮乏又面临较高精神负担的双重压力。再加上村庄社会舆论对养老责任的底线性要求，老年人只能依靠村庄这一低成本、高福利的生活空间维持最基本的养老生活，易产生自养危机。

五、市场发达地区农民家庭发展压力与养老困境

东部地区因市场化进程早，实现了在地市场化与城市化，因此农民家庭面对的是维持城市生活和阶层跃升得更高家庭发展压力。在子代家庭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低龄老年人便依托市场区位优势寻找就业机会、延长就业时间，不断进行资源积累以对子代发展进行支持。这就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有稳定经济收入，但进入无法自理阶段后，老年人便难以获得家庭内的照料支持。

（一）以城市生活和阶层跃升为导向的家庭发展

东部地区的农民家庭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其家庭发展压力不在于城市化，而在于关乎家庭未来发展的子代教育和家庭中产阶级生活的维持及跃升性城市化。

从家庭内部来说，东部地区农民家庭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子代家庭需要维持体面的城市中产生活。已经进城的子代家庭已经习得城市中产生活方式，但仅凭借核心家庭收入难以维持其体面、有尊严的城市生活，仍然需要父代进入市场从事非正规的、不体面的工作予以支持，依靠家庭合力式积累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投入实现家庭的阶级跃升。60、70一代人进入刚刚形成的市场时，市场本身对劳动力的素质、学历要求并不高，农民依托市场距离优势获得高于农业生产的非农就业收入，但市场“经历”一代人的成长后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高层次就业和全国市场，市场距离优势失势，学历成为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教育带来的除了更多市场机会、更高就业收入外，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成为进入大城市的敲门砖，在上一代完成一次城市化后，当代东部地区的家庭已经开启了向南京、苏州、北京等一线大城市的再次城市化进程。

从村庄社会来看，东部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消解，失去生产互助功能后，村庄沦为纯粹的居住空间，村庄内部关联性缺少强有力的维持机制，使村庄中村民间的关系呈现松散的原子化状态。一方面，个体家庭无需受村庄内部舆论的规范和比较，村庄呈现低竞争状态和低人情负担；另一方面，在低村庄结构保护下，个体家庭需要独自面对全国市场中的市场能力竞争，家庭被直接卷入到整体社会压力之中而缺少中间缓冲机制，更直观地感受市场的冲击和竞争压力，其压力来源弥散于整个社会之中。

综上所述，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发展目标不仅是维持既有城市化水平，而且是面向更高层次的、跃升性的二次城市化。在失去村庄结构性力量庇护而与市场接触面积大、程度深的情况下，与市场的直接“对抗”形塑了新的家庭生活目标，父代也深切体会到了这场“未来生存战争”，父代作为家庭资源的重要来源，被完全整合进子代家庭发展之中，形成代际合力以面对未来生产和发展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被高度卷入的父代因为其自身资源优势而能够保持自身生活空间和生活节奏，没有形成对子代家庭的完全依附。

（二）在地市场化与高龄老年人的他养困境

面对以城市中产生活和教育竞争的家庭扩大再生产发展目标，东部地区家庭虽然有较高的资源积累能力但也需要持续性劳动以支持家庭的资源消耗，尤其对东部地区赚取工资性收入的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劳动力是家庭积累的关键因素，在老年人与年轻人收入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仍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难以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这就容易导致高龄老年人家庭照料需求的溢出。

1.“以工为主”与劳动力充分就业

东部农村处于全国市场的中心辐射地区，依托多样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开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与市场的对接，形成对劳动人口的强大吸纳能力，这意味着家庭内部劳动力可以实现完全市场化，能够在地化实现家庭资源积累的最大化。

首先，在地市场化使大部分东部地区的农民能以“早出晚归”的方式进入工厂参与非农就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对本地劳动力的充分吸纳并呈现年龄梯度差异性配置特征。在东部地区，25~45岁的年轻人学历以大专及以上为主，大多从事稳定、体面的工作，工作不累、时间自由又能兼顾家庭；45~60岁的中年人就业稳定，但一般从事劳动投入大、工作环境较差的职业，男性更加追求高工资，一般从事技术工或工厂打工，女性主要在工厂工作或从事服务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退休”之后，仍然能依托优越的市场距离优势被市场吸纳，获得保安、清洁工、工地小工等临时性工作，甚至有些职位更倾向于招聘老年人，一方面他们已经不需要缴纳社保，另一方面比年轻人的工资更低但却更能吃苦。

其次，在地市场化使东部地区家庭劳动力能够利用较近的市场距离实现对市场与村庄双重就业机会的抓取，延长个体的劳动时间。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看，60岁作为国家法定的退休时间，是个体退出市场进行养老的时间节点，但东部地区的老人会因为进入市场方便而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即使他们因为年纪过大被市场所排斥，他们还能回到村庄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形成东部地区农民因年龄阶段差异进入正式就业市场-非正式就业市场-农业耕作的人生工作历程。

再次，在地化市场使本地人凭借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交换信息，能够最大化获取就业机会。当地老年人之间形成“打工联盟”，互通打工信息，缩短务工空窗期，最大限度地参与市场劳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转换为货币收入。在地市场化的优势不仅在于充分的市场就业，与中西部外来务工劳动者相比可以依托本地住房和村庄低成本生活等优势减少开支，这就有利于实现收入多、花销少的家庭资源积累。

最后，在地市场化使东部地区家庭降低进入市场的经济和机会成本，提高家庭资源积累效率。资源积累应从“开源”和“节流”两个角度看，在“开源”方面，东部农村家庭依托丰富市场优势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家庭整体性收入较高；在“节流”方面，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凭借在村居住、在城市工作的“早出晚归”的距离优势，在进城务工获取高收入的同时仍然能够享受村庄低生活成本的福利，免去住房、饮食等生活成本，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攒下来，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远低于外来务工老人，因此具有很强的积攒能力。

2.高龄老年人养老的照料之困

东部地区老年人一生会经历两个高积累阶段。第一阶段是子代结婚之前，他们通过务工或做副业的收入实现家庭再生产资源的积累，父代与中西部地区父代一样，需要“清空”前半生的资源为子代结婚、买房或买车完成子代结婚任务；第二阶段是子代结婚后和自己退出市场前，父代在子代家庭发展目标之下仍然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正规或非正规就业，再次进行家庭积累，用以支持子代的生活开支以及子代婚后换房、换车等大项支出，并有意识地积攒养老资源。

父代一直作为重要的家庭正向资源发挥作用，其资源支持不是换取生存资源的手段，而是受责任与情感的双重驱使。从传统父子一体的伦理观念上来说，虽然子代对父代的养老反馈伦理逐渐减弱，但父代对子代的伦理和责任性付出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受子代家庭发展压力的传导自愿嵌入到小家庭发展之中，成为子代家庭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从家庭内部代际之间情感互动来说，父代凭借自有资源保持家庭自主性并具有家庭权威，形成与子代家庭相互独立、有限嵌入的家庭关系，父代有能力为自身留有养老资源，家庭整合的维持需要子代与父代进行情感互动，如小家庭在做出买房、买车等重大家庭决定时需要先询问父代的意见，父代明白子代的“心思”但也欣然接受，这就使资源的向下流动戴上了温情的面具，形成对父代持续进入市场参与劳动的软性“枷锁”。

除了低龄老年人需要嵌入市场以支持子代外，另一弱化其退出市场的因素是家庭的人口结构变化。因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以80年代为节点，形成家庭人口结构从多子女向“4-2-1”的转变，处于50、60后的高龄老年人具有多个子女，在照料责任均摊的情况下，兄弟姐妹间需要面临较高的协商成本，且在高龄老人有社保和积蓄的情况下，子女更是不愿退出市场劳动进行照料，导致家庭照料能力的弱化。因此，失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难以获得家庭内子女的照料，面临他养阶段无人照料的困境。

六、养老体系建设路径的区域差异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情况下，规划和完善养老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养老体系建设，2021年11月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强调市场、社会、政府的协同参与，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最终实现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市场养老等多种方式并存的融合性养老体系建设。但由于家庭发展能力、老人需求差异、市场发育程度等原因导致不能对各个地方的养老体系一概而论，在养老服务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有侧重的差异化建设。

将养老问题放置于家庭整体结构之中，从市场区位差异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不同区域间家庭发展目标与资源积累能力的差异，形塑了不同区域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距离远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配置结构，其获取资源的能力较为有限，家庭发展能力属于维持型家庭，在向下流动、向上挤压的家庭资源配置和有限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养老资源较为匮乏，因此在自养阶段面临生活危机，在他养阶段反而因“半耕”的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在村生活受到的规范性约束能够获得子代的照料反馈，因此解决养老问题应该从解决自养阶段困境入手；东部地区由于市场距离优势能够实现充分的市场就业并能实现较高积累，属于发展型家庭，老人在支持子代的同时仍能有一定积累用以自我养老，因此在有自理能力的自养阶段，能够有较高质量的生活，但因子代在家庭整合结构下难以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在老人失去自理能力之后缺少时间满足对老年人的照料，因此东部地区养老问题的解决需要着重关心老年人的晚年照料问题。

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老年人更需要解决其在自养阶段的经济和陪伴性困境，因此可以依托村庄熟人社会结构和优势建设互助养老体系，东部地区老年人更需要解决其在他养阶段的照料性困境，因此可以依托市场优势进行多层次的市场养老体系建设。

（一）中西部地区：村庄互助养老体系建设

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来说，子代家庭的资源配置无法向上倾斜是无法给予老年人自养支持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剧烈转型期，传统村庄社会虽然正在经历解体，但由于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和老年人传统的乡土文化依然存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仍有较为完整的村庄熟人关系体系，能够形成在地化的养老支持系统，这也是为中西部地区农村老人提供家庭养老之外的养老支持模式的重要基础。

依托村庄熟人社会网络和对村庄生活的认同感，可以在村庄范围内进行老年人互助养老体系建设。互助养老是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外的第三条农村养老路径^［37］，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在家庭养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农村互助养老可以因其低成本和易为老年人心理所接受等优势发挥作用。农村互助养老可以分为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和干部领带型互助养老^［38］，村庄基础差异会导致互助养老的建设路径具有差异，当村庄内生活力强并具有组织性时就能够形成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模式，当村庄中具有号召力的能人能够成为互助组织带头人时便能形成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模式。但无论哪种互助养老模式，想要实现长期的发展并真正解决老年人在自养阶段的生活困境，仅从村庄给予的闲暇消遣和精神放松的层面入手无法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参与，加强互助养老平台的规范化建设以实现制度约束，保障互助养老体系的完善性和持续性，同时能够给予财政和资源支持以缓解老年人的自养困境；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村庄文化建设，在村庄形成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并着力进行传统孝文化建设，如在政府倡导下每年进行“好儿女”“和谐家庭”等村内评比，在村内形成敬老爱老村庄公共舆论，将子代拉回到父代养老回馈之中，使其正视老年人在自养阶段的经济困境。

（二）东部地区：多层级市场养老体系建设

对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来说，子代家庭的时间刚性配置是无法实现老年人他养阶段得到照料的关键因素。依托本地的丰富资源优势和发达市场，在老年人有较为充足的养老资源时，他们可以寻求市场途径解决养老问题。东部地区村庄由于本身原子化结构和面向城市产生生活的发展导向，使其内部原本的内部活力相对不足，难以激活和维持村内互助养老，且他养阶段需要高强度的专业照料，这并非村内低龄老人能够提供的服务而是需要专业化的机构或工作人员提供照料。因此东部地区更适合通过市场建设多层次的养老组织或机构以面对不同需求和层次的老年人。

依托市场资源进行养老体系建设可以从两条路径入手，一方面是机构养老，一方面是市场化熟人护工照料。机构养老建设一直是当前养老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养老机构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发展中呈现“哑铃型”供给状态：高端养老机构过度强调经济效益，定价过高，将一部分有需要的家庭拒之门外；低价社会养老机构床位紧缺、空间小、服务差，老年人对其具有很强排斥心理。因此，当前我国需要建设和开拓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机构，以有效解决职工家庭时间刚性配置结构下的照料难题。从建设角度讲，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加强中等水平、中等规模的依托镇域范围的市场化养老机构以降低品牌、高技术等带来的养老附加成本，用政府补贴、社会组织参与等方式降低高端养老机构价格，构建与家庭养老经济支持能力的服务机构；从开拓的角度讲，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使其在解决社会兜底保障对象的养老服务之外可以通过公办养老机构开放社会寄养服务盘活公共服务资源，既有利于自身机构建设也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进而探索多样化社会养老服务路径。对于既无法依靠子女养老又不愿进入机构度过晚年的老人，他们可以依托本地熟人关系网络搭建的私人化护工服务体系，使老人能够在家庭空间内获得照料。市场化的熟人护工一方面因直接或间接的熟人关系能够较低成本与老人及其家属建立信任和监督关系，有利于照护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相比于陌生护工，熟人护工具有一定的情感慰藉功能，能够给予受照料老人心理疏导。

七、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迅速的社会转型，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打破了原本的家庭发展路径和家庭关系结构，一方面家庭目标以发展为导向，导致家庭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家庭策略选择以实现资源和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家庭关系结构由原本的完整、生养-反馈模式，转变为空间分散而功能整合、支持-反馈的伦理模式，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因资源流向、时空分隔而逐渐弱化。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深刻改变了农村老年人对自身晚年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变化并非是老年人的主动接受，而是在子代家庭发展压力挤压下的被动适应。同时，不同地区老年人因所在地区市场条件的差异性而产生不同的养老需求。东部地区老年人凭借充分市场劳动获取的资源优势在自养阶段能够维持体面的自养生活，并能够维系家庭内部关系和谐，获得亲人的情感互动，但由于东部地区子代在家庭发展压力之下难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且工作时间具有固定性和强制性，使其在退出市场之前都难以完成对老年人的照料工作，父代虽有很强的家庭养老预期也只能服从于子代的事业和家庭发展。中西部地区农村老人由于有限的积累能力，经常操劳一辈子全部积蓄都给了孩子，晚年很少留有积蓄，在自养阶段仅能依靠基本养老金维持最低生活，在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的整合之下，老年人获得的养老支持十分有限，在需要子代照料时只有因村庄内部社会规范约束和子代在村从事农业生产或打零工时能够得到“顺便”养老。

因此，将需要赡养的老年人重新放置在家庭结构之内进行探讨能够真正发现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差异之所在，以便在老龄化背景下更清晰、更有侧重地进行养老体系的建设，论文提出中西部市场欠发达区侧重于村内互助养老体系建设、东部市场发达区侧重于多层级市场化养老体系建设的不同路径，以期在区域差异分析之下形成较为清晰的划分，但具体实践情况复杂，仍然需要尊重地方养老需求和条件差异，寻找适配的养老服务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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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下乡的实践类型与体系构建研究”(GZC2023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