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的案例分析式教学， 适用于戏剧影视文学、 广播电视学、 戏剧影视导演、 文艺学等专业的核心课程， 也适用于面向所有专业学生设置的通识选修课程。作为专业课程， 通过案例分析进行实践指导， 使偏向文学理论方向的学生初步掌握影视评论的写作方法， 偏向拍摄实践方向的学生初步掌握影视创作的技巧方法； 作为通识课程， 通过案例分析进行鉴赏指导， 使其他专业学生的审美水平与人文素养有所提高。无论是专业教学还是通识教学， 都会因影视作品的艺术属性而自然地带上美育的目的和效果。专门以美育而论， 按照教育规律与教学目标， 面对还未经过系统的美学理论学习， 没有对“美”与“审美”形成深刻理解与理性认知， 只从生活经验性中获取对“美”的感性认识的本科学生， 不能像对中小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一样对影视作品做浅显易懂的导读式简介， 而应该采取学科性、 系统性、 理论性的审美指引， 对影视作品的美学层面做高水平的学术性评析， 使得学生不但能够直观把握住作品表象上悦耳悦目的形式美， 而且能够探索、 揭示出作品深层中悦神悦志的内涵美。这种最高层次的审美感受带给学生的将不再只是感官上的舒心愉悦， 也不仅是专业知识、 实践技术的习得， 而是对自我人格、 思想意志的激发， 对人生、 人性的启迪， 最终获得的是一种超越人生困境的精神升华。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作为案例的作品选择也要遵循学科性、 系统性与理论性的原则， 不能只考虑作品的优秀与否， 还要系统地按照影视剧的题材、 种类或类型进行分类评析， 使得学生在对比中对不同类型与风格的美学有更好的理解。同时， 作品最好能够贴近时代的、 民族的审美标准， 以近几年来的国产影视剧为重点选择对象， 一方面它契合学生的求新求异心理， 另一方面它能唤起学生的文化认同情感。近年来， 国产现实主义影视剧的创作水平到达了新的艺术高度， 不乏可做案例的优秀作品， 现实主义美学中体现的真和善更是施行思想教育的绝佳素材。国产非现实主义的影视剧虽然在票房、 收视乃至口碑上收获颇多， 但优秀作品只是极少数， 其共同特性是敢于在旧有类型之上创新某种亚类型或新类型。而大多数作品却固守模式化的类型美学， 个中所彰显的善因缺乏现实的真而缺乏思想深度和精神感染力。中国独有的武侠类型影视就陷入这样的固化困境， 创作囿于类型公式， 电影追求影像的华丽震撼， 电视以翻拍经典武侠小说改编剧为捷径， 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美学的衰落。反映在教学实践中， 近年来在美学与思想上有所创新的武侠影视作品， 能够符合教学目标、 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并不多。2020年暑假央视八套黄金时间播出的新版《大侠霍元甲》， 在过去各版《霍元甲》电视剧“大都以霍元甲的传奇经历为故事蓝本， 武戏为主并辅以情感戏， 以爱国爱民的民族精神贯穿始终”
［1］的基础上做“中华武术正剧”的创新尝试， 打破审美定势， 为人物形象辩证地注入历史之“正”与逻辑之“正”， 以真实的生命书写超越固化的武侠模式， 给予观众一种新的超越武侠类型的生命美学图景。选择此剧为案例教学， 在揭示主人公的生命历程， 进行三重生命美学分析的同时， 引导学生反观自身， 深入思考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尤其对于一些因遭遇某些挫折而对人生感到迷茫困惑， 慨叹生命脆弱无常的学生而言， 寓严肃的生命观教育于审美教育之中， 比刻板说教更能让他们感悟与接受。
1 重返审美的生命家园
艺术创作的最初本源来自主体的生命冲动， 艺术功能的最终体验来自主体的生命满足。人类的审美活动充斥着强大的生命渴望与生命冲动。艺术审美想进一步提高， 不是离世飞升， 而要重返家园， 去重新审视美的来源——人类的生命。 “人除了肉体的生物生命之外， 还有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正是生命自身所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内容， 使得美与审美变得丰富而又复杂。”
［2］98任何叙事型艺术作品， 皆以人为表现核心， 以一段生命时空为限， 记叙角色的生命历程。即便是历史人物传记， 也无非抽取其一生轨迹中的几个典型时间段来叙述。无论是虚构人物还是真实人物， 亦或是拟人的动植物角色， 其生命形象皆建筑在人类现实的生命活动之上， 即便是神仙、 妖魔， 也不过是真实人类生命的优化或恶化。所以， 我们可以与人物共享生命。文学、 戏剧、 影视是叙事艺术， 我们欣赏这些作品， 有间接体验他人一段生命历程在内的审美期待， 能与人物共情——被感动、 被熏陶； 能为人物思索——去批判、 去警示， 皆因我们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敞开思维和联想去接受多个他者的精彩生命， 让自我的审美生命也得以丰富与精彩， 从而获得无限可能的审美满足。
武侠类型电视剧讲述的是主角（“大侠”居多）一段辉煌跌宕的生命历程。观众可以间接经历侠者在武林江湖的曲折奇遇， 彰显盖世武功、 侠肝义胆、 情感纠葛， 体味真实人生的精彩和无奈， 体悟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内蕴和精髓。这是传统武侠文化的核心菁华， 但也形成长久的套路。武侠电视剧一直在用花哨的武打肢体、 奇异的功法武器、 唯美的慢动作影像来博取观众的视觉审美注意， 用仇与情的生命奇遇来构架故事、 吸引观众。新世纪以后， 传统武侠人物的魅力渐消时， 电视创作者们转而以青春靓丽的偶像颜值、 华美精细的服化道景、 奇幻炫目的动作特效来迎合年轻观众的偏好， 修仙、 玄幻武侠剧繁盛起来。传统武侠电视中复仇夺宝、 比武争霸的精彩纷呈， 被驱魔降妖、 修仙转世的百转千回所替代。这类武侠剧确实给观众带来审美的新奇， 但剧中仙、 神、 妖、 魔的非人类身份日趋符号化， 脱离真实的人类社会和复杂的人性； 可以不必逻辑自洽地升级打怪、 谈情说爱的爽快剧情， 远离了传统武侠“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正义主题； 尤其是动辄三生三世的重生轮回， 把人类生命渺小而伟大的深沉意义磨平， 影响年轻人对生命价值的正确认识。
中华武术正剧《大侠霍元甲》恰是对现今青春偶像仙侠剧、 武侠小说翻拍剧的一种拨乱反正。所谓“正剧”是博马舍所定义的“严肃戏剧”， “正剧在塑造人物上， 往往具有悲剧人物的崇高、 严肃性， 也有喜剧人物的平凡、 诙谐性。在故事情节方面， 虽然也有惊心动魄的内容， 但更多的不是大悲大喜的事件， 而是日常平凡生活故事， 所以它不像悲剧那样让观众产生恐惧和哀怜， 但也不像喜剧那样荒唐、 滑稽、 可笑， 而是更贴近生活的深刻思考”
［3］1032。严肃、 平凡， 贴近生命的真实， 方能深刻。当三四个版本的霍元甲电视剧出现后， 除却跌宕的生平、 高超的武艺， 与外国力士比武的传奇经历被反复起用与诉说之外， 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严肃而真实的生命。各类旧版彰显谦逊的中华武德与自强不息的人格， 澎湃的民族精神和浓厚的爱国情感， 新版中也分毫不差。不同的是， 新版秉持正剧人物的塑造原则， 在铺陈霍元甲精彩曲折的传奇人生外， 更是精心勾勒出他的日常与平凡， 把一种作为普通人类的生命真实性填充入叙事框架内。旧版设置的叙事时空， 是提供给主人公行为展演的一片布景、 一个舞台， 主角的生命行为在动态行进， 舞台布景却相对静止。有的版本为方便剧情合理展开， 还故意做了错位调整， 如1981版电视剧就把时代背景设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新版叙事则回归人物的正确历史坐标， 依据霍元甲生于1868年的史实， 把叙事背景精准定位在1898年戊戌变法后那个动荡离乱又波诡云谲的晚清时空之中， 对时年三十岁的年轻霍元甲的人生经历加以合理虚构， 辩证地描摹在历史境遇中历史人物该有的生存状态， 塑造出主人公真实的三重生命境遇。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物生命历程更加严肃而深刻， “使我们从平凡安逸的生命形式中重新识察到生活内部的沉重冲突， 人生的真实内容是永恒的奋斗， 是为了超越个人的生命价值而挣扎”
［4］166。
在完成观看新版《大侠霍元甲》的教学环节后， 学生能够初步、 直观感受电视剧中的传统侠义精神及“爱国、 修身、 正义、 助人”的精武精神， 却不一定能够察觉新版中重设历史时空的重要意义， 触及崇高的审美之门。因而在评析教学中，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在认知历史的进步意义上感受到生命的现实关怀， 在聚焦人物的生命历程中思考历史人物的生存意义， 进而引导学生去思考自身有限生命的完满、 充盈与超越的可能， 在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深刻思考里， 重返美所萌生的生命家园， 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
2 生物生命的困顿、 存活与死亡
生命本质是生存， 决定生命活动的基础是更好地生存、 繁衍与进化。为了人类自身生物生命存活而施行的基础生命行为， 现实中往往因过于日常普通而被审美忽略。但在艺术作品中， 人物的基础生命行为被放大、 被聚焦， 自发性地带有深刻的审美特征。
新版《大侠霍元甲》对于主人公生命历程的叙述， 截取了他在三十岁之后青年时期的一段生存困境。以往武侠故事主人公少有被经济财物的匮乏所困扰者， 多数衣食无忧， 只需应付江湖恩怨。而在新剧中， 我们看到霍元甲带领家人和徒弟避祸山林， 开荒、 种田、 喂鸡， 养家实属不易。又遇山洪冲走粮畜， 一家人食物日渐匮乏， 只得以稀粥果腹。即便典当首饰， 米炊也难以为继。为节省米粮， 霍元甲只好谎说辟谷不用吃饭。霍妻有孕在身， 养鸡下蛋为补充营养， 但为了霍嫂过生日而杀了唯一的鸡。诸如此般的影像细节， 展示了真实的生存困境与为摆脱困境所做的努力， 皆是人类为维持生物生命的基本行为， 更贴近生命的真实。所谓正剧之“正”， 也即生命之“真”。霍元甲的困顿生活， 折射出清末乱世中华大地上普通民众的生存实况。被封建官府以及帝国洋人所欺压， 一个有家世有武艺的百姓尚且无法自保、 生活窘迫， 何况普罗大众？主人公所遭遇的生存危机， 普通人也会遭遇到的， 观众能够感同身受。而一个技艺高超的武者能够不改初衷、 秉持武德， 不取不义之财， 更令人敬服。
在温饱的生存状态之下， 人类得以追求更强健、 长寿的高质量生命， 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武术缘起的最初目的——强身健体、 让生物生命更好地存续。各类武侠电视剧用音画形式极力描摹高超的武功及其带来的诸多益处——称雄争霸、 夺宝复仇， 锄强扶弱、 振危济困， 乃至护卫民众、 保家卫国——刺激、 热血甚至崇高， 却遗忘了其原初的意义。新版重拾中华武术的初衷， 通过霍元甲和父亲霍恩第的台词反复强调主人公的自幼习武和收授徒弟是为了强身健体。全家被霍元甲牵连而遭难后， 霍母和霍嫂不让侄儿霍东方学武， 怕身怀武艺带来被动或主动的比武结仇。但童言无忌的东方说“学武有肉吃”， 既是赤子心中对武术功能的委婉曲解， 但也返回到维系生物生命的原初功用上。在生活困窘时， 霍元甲迫不得已冒用徒弟的名字走镖， 正是被东光知县一句“进彰显武学， 退安身立命”所说服。在沪上开武馆的初衷， 也是为了避祸和养家……学武的首要作用满足了人类质朴的生命需求， 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允许的， 对于不是基于生物生命存续之上的持武争胜、 恃强凌弱的生命行为， 中华传统武德则坚决否定。
剧集开篇便讲述已在天津成名的霍元甲赴京挑战王五， 而王五为了不耽误营救谭嗣同， 并不愿意与其比武而故意输招。当鹰四为报私仇杀害霍元甲父兄后， 霍元甲意气用事去寻仇， 却败在日本人和德国人的火枪之下。这些剧情的设计恰是对持武争强的强烈否定。剧集进入下半场， 霍元甲开办精武门， 反复向学员和群众宣扬为“强中华国民之体魄”而学武， 恰是对武术原初意义的回归。对比序幕与尾声， 通过主人公的武术生命历程及其对武术之意义的理解转变， 否定了以武争勇斗狠的行为， 重申了武术的纯粹意义， 以及建立在生物生命之上正确的“善”的“武德”。
存活， 是人类一切生命行为的基础。死亡， 则是人类生物生命的归宿， 是哲学关怀的永恒主题， 亦是艺术表现的热衷内容。在武侠题材文艺作品中， 死亡的讲述更加频繁， 因为武侠题材所设定的叙述场域（武林、 江湖、 朝野、 仙魔界）是一种非平和人类生态的时空， 现实中的生老病死在此场域中被加剧， 变得突出。武侠世界的叙事模板——灭门遗孤、 斩草除根、 铲除异己、 报仇雪恨、 舍生取义等等——均与武侠人物传奇的死亡形式相连， 也是武侠文艺的艺术魅力之一。但也正是这些类似的生命经历， 成为中国武侠电视剧的固化模板， 也成为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原因之一。
新版《大侠霍元甲》中诸多人物的死亡，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比如， 鹰四杀害霍父霍兄； 霍元甲手刃鹰四报仇； 徒弟小伍为掩护师父而中枪死去； 徒弟阿发为刺杀清廷大臣被捕后牺牲； 山匪沙燕杀死诬陷霍元甲的东光知县； 鹰九毒死陈真师父嫁祸霍元甲……但作为陪衬与启发主角霍元甲的两位历史原型人物， 谭嗣同和大刀王五的死亡形式则不落俗套。谭嗣同的死亡， 在言语上复现了“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的真实遗言， 在影像上则有着浪漫主义的表达， 用一只轻盈美丽的蝴蝶衬托， 把自然界的生命之美与人世间的死亡之痛并列， 反衬生命的壮烈。谭嗣同轻轻吹走肩上蝴蝶时的表情， 表露出他对世间生灵的热爱。他之所以不爱其躯、 从容赴死， 正是意欲以己之死换更多生命之生。这里的蝴蝶不是庄周梦蝶“生死物化”的人生虚无符号， 而是生物生命真实的展演， 生命之美精准的体喻。大刀王五之死， 则用一则官府告示标明， 至于其悬挂在朝阳门上、 用木笼盛着示众的头颅， 并没有用逼真的道具给观众以感官刺激， 只用鹰四口述， 观众便得悉王五被洋人枪杀的经过。死亡的因果用文字与话语转述而非影像的直观表现， 反派得意洋洋的面部特写与霍元甲师徒众人悲愤的面部特写作对比， 点染出大侠死亡的悲情气氛。谭、 王二人的死亡叙事有详有略， 有直陈有侧写， 体现编剧技巧， 不卖弄俗套而浮夸的影像刺激， 表现对两位历史英雄人物之死的尊重。
在剖析第一重生命美学的教学中， 重点把剧中人物的生死叙事做对比， 指导学生反复观摩、 体会导演如何把崇高与秀美在画面中并置， 用影像语言渲染历史原型人物谭嗣同的慷慨赴义； 向学生揭示主人公在生命困顿时期挣扎与坚守的精神意义， 引导学生结合自身， 进一步感悟华夏民族之“自强”意识与生物生命之“不息”间的最基本关系。
3 精神生命的迷惑、 压抑与澄明
人不仅追求生物性的满足， 也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人类大脑细胞对自我主体与客体世界的一切活动进行积极地辨识、 记忆、 思索、 传承……用思想构筑出一个包含世界认知、 生命目标、 生活方式、 心理体验的精神时空。人类在生物生命的基础上进化出精神生命， 是与其他动物的一种本质区别。 “人类如果没有精神生命， 就还仍然是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的低等动物。精神生命是人类生命的第二次升华。”
［2］106人类个体生物生命的基础行为与基本历程趋同——建筑在生老病死之上的衣食住行、 生殖繁衍、 趋利避害， 不外如是。但个体精神生命的差异却巨大而不可统合。新版《大侠霍元甲》创新性地突出了主人公思想与观念的困惑、 压抑与渐趋敞亮的过程， 塑造了一个与以往版本相比具有更丰满精神生命的大侠。该剧放弃了苦练武艺、 打败对手、 行侠仗义这类大侠成长模式， 开篇时霍元甲便已侠名在外， 正统的忠孝节义思想以及武德已经成为其精神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其为人处世的秉持原则。于是建筑在精神生命之上的行为能够超越趋利避害的生物生命行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霍元甲因佩服王五的人品武德， 愿意与所谓乱党的王五结交； 因推崇谭嗣同的忠君卫国而冒风险带王五探监； 在戊戌六君子的刑场之上敢于为之大声呼喊； 在成婚之日推迟仪式急赴京城救援王五； 能够冒着被诬为同党的罪名把王五首级抢回， 使其得以入殓……这些侠义之举带来了日后的灾祸， 但他却不曾后悔， 只是检讨自己的计划不周， 事先暴露， 以致于被朝廷鹰犬抓住把柄。
同时， 霍元甲的精神生命也受时代局限的影响， 支配了其有所不为的生命行为。他保守而愚忠： 受到儒家忠君思想的多年熏陶， 坚守精忠报国， 认不清朝廷腐败的真正原因。因抢夺王五头颅被划为乱党， 农劲荪劝他“在清王朝没有推翻之前不要回天津”， 他被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所震惊。他敬佩谭嗣同， 自然认同帝制， 认为“朝廷腐朽， 那是因为大权旁落， 奸人当道。我等应唤明君出世， 挽社稷于危难”。他认同封建等级制度， 所以也容易听信权力， 以良民自诩， 愿意遵从官府的游戏规则。在避隐山林期间， 霍元甲虽在东光县和寿阳县两地几番被诬陷受挫， 却仍愿意去相信官府而不相信沙狼、 沙燕的消息。在他心中， 农劲荪和沙狼兄妹一样， 虽然对待自己抱着真诚、 友好、 崇敬的态度， 甚至有救命之恩， 但终究是匪类。所以一开始霍元甲的态度都是诚心感谢、 敬而远之。他克制而忍让， 在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派面前屡次被算计、 被打压。他刻板而教条： 因为遵循不开杀戒的武德， 屡次斥责因保护霍家、 保护自己而杀人的徒弟高奇和沙燕， 要把两人逐出师门。在松江府身陷囹圄， 也要遵从国法， 不愿意跟前来劫狱的沙狼兄妹走， 坚持要等徒弟刘振声和农劲荪搜集证据为他洗脱罪名。甚至他对待女性及婚姻的态度， 也显出某些封建男权主义来。为了报答阿发变卖家产把自己从法国领事那里赎出来的恩情， 他乱点鸳鸯， 要把陪嫁丫鬟小莲嫁给阿发。在得知小莲并不喜欢阿发时， 还要以家长身份坚持， 说“这事不能听小莲的”“这是为小莲好”。在和妻子争吵中， 说出曾经把怨气发泄到妻子身上， 骂过妻子“丧门星”之事， 也表达出婚姻不需要缘分的思想。他收沙燕为徒， 但一直没有亲身教授， 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 怕别人的闲话。诸如此类， 都是其精神生命中的错误之处。
霍元甲的精神生命是矛盾的， 也是变化的。戊戌之年， 三十岁的他有着争胜之意、 鲁莽之举、 愚忠之心， 坚信自己所为所思是正确的， 可以为朋友不爱其躯、 全力以赴， 但不能大逆不道、 革命谋反。其后， 他遭逢重重罹难， 亲身感受到官府的腐败无能与洋人的跋扈欺压， 他悲痛愤慨， 却不知所措。他空有一身武艺却只能用来维系自我和家人的日常生存。这段时间内其生物生命是困厄的、 精神生命是困惑的， 一种弥天网罩般的压抑情绪充斥于他的人生。非常幸运的是， 霍元甲有妻子王云影的不离不弃， 有几位徒弟的从旁扶持， 更有朋友农劲荪施以援手， 帮助其走出困境。王、 农二人被塑造成具有绝对正确精神生命的人物。王云影贤惠通达、 温婉坚强， 巾帼不让须眉， 既能相夫教子， 又能自强独立， 是男性心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农劲荪思想进步、 目标远大， 有着与霍元甲的武侠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霍元甲与农劲荪， 二者正是近代中国新旧文化理念冲突与融汇的代表。正是在农劲荪的精神生命影响与带动下， 霍元甲走出观念的困局， 从封建的“忠君”转变到现代的“为民”， 最终亲口说出“国家灾难深重， 革命当是唯一的前途”， 自身精神生命获得洗涤后的澄明。
以精神境界的完美度而论， 剧中的王云影和农劲荪是典范， 但过于理想化的完美使人物的精神生命失去了真实感。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此完美而固化的精神生命， 人类的精神生命是复杂、 波动与变化的。 “经历这种对立、 矛盾和矛盾解决的过程是生物的一种大特权： 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的东西， 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 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 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
［5］124霍元甲的精神生命没有农劲荪的先进， 但塑造与表达更加饱满。其精神生命的矛盾和变化折射的是清末历史转折期间， 国人思想将变未变与懵懂迷茫的总体特征。从开始的“唤明君出世”到“革命是唯一途径”， 霍元甲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消除对立和矛盾（并且是自我认识的矛盾）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着。其精神生命所外显的生命行为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肯定， 精神生命的美丽不在于永远符合规律的完美与永远把握真理的正确， 而是当思想被黑暗所遮蔽时苦苦求索而最后即便失去生命也“朝闻道夕可死”的永恒向上。不断自省与更新， 寻求拨云见日后的精神澄明， 以及能够战胜生物生命的需求而获得永恒， 这才是人类精神生命的纯粹之美。
在剖析第二重生命美学的教学中， 教师必须结合历史辩证法， 向学生重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文化、 政治、 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 强调现实主义创作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标准。在详细分析主人公精神生命的变化历程的同时， 着重指出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灵生命的绝对性不同在于人类拥有除生物生命之外的精神生命， 在于人类可以为了完美的精神生命而甘于捐献生物生命的伟大。引导学生不可只耽于生物生命的美满， 还需追求精神生命的“自由呼吸”。
4 社会生命的选择、 启示与延续
一个人生存过， 就会对相关联的社会关系造成影响， 程度可深可浅， 效果可正可负， 范围可大可小， 时间可长可短， 这就是人类个体的社会生命。 “一个人的社会生命的强弱， 与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的绝对值成正比， 与其向社会索取的价值量成反比。”
［2］130个体的生物生命、 精神生命会随着物理死亡而消亡， 但其社会生命却可以凭借在世者的大脑记忆或者符号的记录传播得以保存。 “如果没有复制或强化， 这种记忆还会因为偶然的原因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这既是由他的生命活动对社会影响力的强弱度决定的， 也是由记忆他的媒体方式决定的。”
［6］凡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起到推动社会发展， 造福多数人类， 使民族、 民众的生物生命得以更好存活、 兴旺发展的人， 不但他们的思想、 智慧、 作品和功绩被世人铭记， 他们的身世经历、 音容笑貌， 甚至先人及后代也会被世人关注。这种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活在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生命是无限而伟大的。
任何人的社会生命的形成和存在都不是空穴来风， 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上。那些对人类生存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 其强大的社会生命力离不开众多普通社会生命的助力。历史上的霍元甲， 其原初的社会生命——对当时的人类生存产生过的实际影响——随着多个版本的现代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而被增强放大， 被现今的世人所热爱， 形成了更积极的社会价值。以往旧版重点展演霍元甲个人的热血传奇， 以打败洋人、 扬我国威的积极影响来体现自强不息的大侠形象， 这是浪漫主义的传统武侠叙事， 主人公的社会生命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新版的叙事风格侧重正剧的写实主义， 冷静、 客观， 淡化不符史实的个人英雄主义， 注重个体生命与人类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书写。
新版改编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大胆设想了谭嗣同与霍元甲的相遇， 让这个真正具有强大社会生命的历史人物成为主人公社会生命塑造的引路人。故事伊始， 霍元甲的生物生命力是旺盛的， 但社会生命是有限而薄弱的。他武艺高超自创拳法， 在津门武林小有名气， 甚至打破家学不外传的规定收外姓徒弟， 但其所影响的社会关系只是家人、 徒弟及江湖中人而已， 并未给更多人的生命存在带来过多的贡献。当谭嗣同问他如何看待洋人称呼国人为东亚病夫时， 他回答： “若他们向我挑衅， 我一定会打倒他们。”欲以一己之力的生物生命行为来驳倒洋人的谬论， 社会影响非常有限， 结果只能证明一个人而不能证明一个民族。相反， 生物生命衰弱且将要熄灭的谭嗣同， 社会生命之火却愈加旺盛。百日维新可谓是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存续所作的一次努力， 虽然失败， 但社会影响巨大。对于谭嗣同而言， 个人精神生命中所秉持的行为准则使其作出这样的选择——牺牲自我的生物生命以唤醒更多世人精神生命的改变与觉醒——从而实现其社会生命的目的。谭嗣同向霍元甲辨析国家落后的原因， 除科学和制度外， 还有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 同胞受鸦片之害“骨瘦如柴， 精神萎靡”“又有几个像霍贤弟这般身强体壮？”鼓励霍元甲发挥个人的职业优势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使其醒悟到“一介武夫， 也能为民族的复兴尽力”， 为其日后让更多国人能够习武强身而开设精武门的行为埋下了伏笔。从此， 霍元甲社会生命的活动范围开始从家族、 武林扩展至国家与民族。
“社会生命总是潜藏着艰辛与风险。而且希望铸就的社会生命越是强悍与伟大， 则越是需要承受巨大的艰辛与风险。”
［2］138 维新派如是， 革命党亦如是。支撑这些仁人志士精神生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生命延续与兴盛的理想。作为革命党的农劲荪是主人公社会生命扩展之路上的同行者。他不但多次帮助霍元甲渡过生物生命的难关， 而且启发霍元甲如何让社会生命发挥更大的作用。父兄被害， 霍元甲去找鹰四报仇却险些丧命， 被农劲荪救回后又想再次以死相拼， 因为如果不去复仇， 会被江湖中人看不起， 无颜活在世上。这种血债血偿的传统武侠思想， 在许多武侠叙事中表现为苦练武功、 十年磨剑、 一朝复仇。不能立刻手刃仇人而选择忍辱负重的原因， 是要顾及自身周围的社会关系。故霍元甲一旦意气用事丢了性命所造成的影响， 只涉及家人、 徒弟及朋友而已。农劲荪劝说霍元甲暂时避祸， 除了提醒霍元甲有家人要抚养外， 还提出了更高远的社会使命之说： “一个人活着， 不应该在乎一朝一夕的荣辱， 若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 担负起应有的使命， 那才是让人敬佩的伟人。” 这正是谭嗣同诀别诗“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赴死与偷生， 均是为了更好完成自身的社会使命。谭嗣同选择放弃生物生命以成就社会生命， 霍元甲选择保存生物生命以增强社会生命。霍元甲因阿发之死而迁怒农劲荪， 农劲荪再次用谭嗣同的事迹来启发他。阿发义无反顾地赴死如谭嗣同一样， 是作为革命的种子去震撼世人。农劲荪为其指出一条既能满足生物生命又能实现社会生命的道路——在上海开设武馆， 养家糊口的同时“强健国人体魄， 打破洋人谬论”。
从“只求一家平安”到更奋进的人生， 从比武见高下到“树新武林之风”， 霍元甲生命道路的选择受到他人的启示， 也启示了他人。精武门是农劲荪作为革命种子的培育地与播散地， 是霍元甲作为国人习武健身、 破除门派界限的场所， 两人提出“乃文乃武， 唯精唯一， 心怀家国， 奋力不折”的精武精神， 影响了众多的学员弟子， 也影响了为门派争名誉的沪上武林人士、 想“割据一方， 雄霸江南”的荣先生、 只求为师父报仇的陈真等人， 使这些江湖人物的旧式思维得以转化， 能够着眼于更高的社会与民族利益而愿意“化干戈为玉帛， 共创中华武术之盛世”。 “作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主观评价， 理想的价值应当是个体价值， 但其实现形式却表现为社会价值。这是由于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彼此冲突的基础上， 个体间的价值矛盾只能由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价值来统一。”
［4］122精武思想启示下带来的社会价值统一了个体价值的矛盾， 成就了霍元甲的社会生命。
剧集最后并没有表现霍元甲的死亡， 而是在精武体操会成立之时戛然而止， 与以往旧版以英雄人物的死亡悲剧（霍元甲被卑鄙的日本医生毒害致死）来渲染英雄的崇高截然不同。以精武体操会的蓬勃开端为结尾， 打破既定世界， 给出一个未来无限可能的留白世界， 使剧中人物的未来生命在观众的精神世界中得以再生和延续。而那一张张纪念照片的排序——从家庭合照到师徒合照， 从创办人合照再到全体教师合照， 最后到全体师生合照——正是霍元甲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写照。可以想象， 未来随着精武体操会的壮大， 主人公的社会生命也会不断延续与增强。
在剖析第三重生命美学的教学中， 指出新版改编的创新妙处， 不像各旧版那样以突出个人英雄行为和死亡的悲剧结局为叙事基调， 而是以主人公社会生命的未来扩大给予观众“不息”的回响。借助分析剧中人物社会生命的不同表现， 启发学生重新认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 学会在未来的人生中明辨个人荣辱与社会使命的矛盾、 平衡与协同， 树立正确的生命目标。
5 结 语
人类的痛苦来源于生物生命与自然律令的冲突， 精神生命与理性律令的冲突， 社会生命与现实律令的冲突。当这些冲突表现为征服的时候， 就意味着人类的生命活动的实现。美的本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高级精神实现。 “美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它只能是审美活动在对生命的意义的定向、 追问， 清理和创设中不断建立起来的一个意义的世界。”
［4］191新版《大侠霍元甲》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人类生命意义的感性世界， 它讲述了以主人公为中心围绕着的众多生命， 面对新旧时代的动荡更替、 中西文明的激烈矛盾时产生的各种生命冲突。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传统武术家们， 在历史进步的洪流中面对西方热兵器时的无力感和面对革命思想时的惊惧感， 使整部剧集充溢着压抑、 彷徨与愤懑的情绪氛围。正如新版编剧所言： “霍元甲这个人物在我们这个剧当中，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了， 他可能是整个清末民初武术家群体的代表。所以， 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其他武术家的人格和事迹。”
［7］事实上， 主人公个体生命活动的实现， 对冲突的征服及对困境的突围， 不仅代表了中华武术家群体， 还代表了中华民族群体在困惑苦闷中的求索与突围。主人公没有快意恩仇、 无往不利， 反而屡遭迫害、 委曲隐忍， 需要亲友的施救。该剧制片人如是说： “这个人物本来就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为什么不把他往下拽一拽呢？霍元甲之所以被后人敬仰， 一定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 通过这些磨难， 他才能真正成长。因此， 这个角色在前中期会有一些不讨喜的地方。”
［8］主人公初期的“不讨喜”， 本质源于其生命历程中无法征服来自死亡威胁的生物冲突， 无法征服来自革命思想的精神冲突。但这恰是历史真实中的个人真实， 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生命真实。主人公在苦痛中努力挣扎地求索， 允执厥中的坚持则是对生命阶段悲剧性困境的积极超越， 看似压抑的否定实则表现了人类对自由自觉的最高生命存在方式的追求， 是生命本质的昂扬。
“自然界的奇迹是‘生成为人’——人的奇迹是‘生成为’生命——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精神生命——精神生命的奇迹是‘生成为’审美生命。”
［9］审美活动是在主客体同一的基础上对于人的自身价值的体验。学生作为审美主体对主人公的被骗感到愤恨， 对他的迂腐感到焦急， 是以自我的主体经验去验证主角的生命行为。霍元甲习武健身的主张并不能使国人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 只有走农劲荪的革命之路， 才能使封建中国走上现代化进程。学生以事后的明晰去体悟剧中人物世界观的改变， 观剧时的高觉悟、 高起点和正确性， 潜意识地肯定了主体自我的生命状态， 实现自我在现实时空的价值肯定。同时， 主人公作为审美客体的形式核心， 其个体生物生命的维系、 精神生命的演变、 社会生命的增强， 达成了“武”的个人价值与“国”的社会责任间的关系和谐， 实现了个体生命意义的完美与充盈， 也投射为中华民族整体生命力的维系、 演变与增强， 是客体在叙事时空的价值肯定。
黑格尔说： “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
［5］147 新版《大侠霍元甲》跳出传统武侠叙事的审美范式， 遵从历史辩证的原则去书写主人公的三重生命境遇， 其所蕴含的生命美学需要深度挖掘方能显现。在作品评析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逐层为学生揭示， 引导学生的精神生命与人物的三重生命发生审美转换， 促使学生的审美视点从人物的个体生命上升至民族的整体生命， 进一步上升至人类的普遍生命， 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引导学生“在追求人与自然、 社会、 自身辩证和谐的否定之否定的个体生命成长阶段， 自觉培育智慧之爱和追求真善美……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 始终在契合内在生命潜能释放的正确道路上奔跑， 最终超越非理性的生命观所带来的价值迷失的束缚， 创造出值得期待的生命存在样态”
［10］。一旦审美主体能够透过审美客体浮躁的表象看到美的生命本质， 激发对自身生命的深刻思考， 就会在精神生命上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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