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农村部、 中央网信办印发的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提出， 到2025年， 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农村数据采集体系建立健全， 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网络、 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 农业农村云平台基本建成， 擘画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来看， 推进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也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在数字乡村振兴战略未来实践中， 人才匮乏是阻碍数字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问题。已有文献对中国农村人口现状进行了大量研究， 伴随城镇化、 工业化的发展， 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乡村人口总数量持续下降， 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分化， 农村出现“妇孺化、 空心化和老龄化等现象”
［1］， 乡村变成了“老弱三八村”。另外， 农村在吸引并留住人才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因此， 在数字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上， 与其索求式由内向外发展， 等待青年回乡， 不如采取内源式由内向外延伸， 发掘当地人力资源。乡村振兴， 妇女先行。早在2018年， 全国妇联就发布了《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指出， 各级妇联组织要立足妇联优势， 从五方面发挥好作用， 为妇女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2］。
本文依托当地人力资源， 凭借政策契机， 发现青年留守妇女作为乡村主要人群之一， 在身体、 年龄、 智力、 家庭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能够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然而， 在实际进行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她们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关于女性的研究多侧重于男女平等的理念倡导和维权保障， 对具体领域女性参与社区治理、 社会发展缺少细致分析， 对青年留守妇女的能力、 角色、 家庭和工作关注度不够， 忽略了不同地域、 不同情境中女性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差异和优势， 缺少女性参与数字建设的增能路径总结。本文试图从增能视角出发， 以X村实地研究为例， 探讨青年留守妇女在电商建设上面临的困境以及困境的成因。探究电商如何影响农村女性的生活， 未来的数字乡村建设该如何更好地融入性别意识， 推动女性参与， 实现留守妇女增能。
1 “个体-人际-环境”三重增能： 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1.1 增能理论
“增能”是从英文“empowerment”翻译而来， 该概念又可译作“增权”或“赋权”， 意指让人有更大、 更多的责任感， 有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增能是个人与他人在环境的积极互动过程中， 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以及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 以进一步帮助个人获得更多能力的过程。 “增能”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Solomon提出对被歧视的美国非洲裔黑人进行增能的工作， 从而把增能注入了社区工作的议程。20世纪80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学者发现， 雇员对组织内部事务决策的参与度会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 进而提出了赋权增能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 增能已成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之一。
1.2 三重增能理论框架
增能理论强调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通过增能帮助弱势群体提升自我能力、 实现自身价值。但是， 教育资源上的不平衡造成的信息壁垒， 使得农村青年留守妇女逐渐成为数字弱势群体， 在参与电商时难以发挥应有的潜能， 我们应当运用“增能理论”， 提升其数字素养， 改变其数字弱势地位， 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社会价值。
首先， 从伦理价值角度出发， 增能理论强调推动社会正义， 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 尊重服务对象自己的决定与自我实现， 让她们充分参与服务计划的制订。其次， 增能理论认为“能力不是稀缺资源， 经过人们的有效互动， 能力可以不断增强”
［3］， 这里的能力发生在三个层面： 个人层面、 人际关系层面、 环境层面。再次， 干预认可， 是指来自各个方面的， 对干预计划可能出现的允许范围， 帮助者要尽可能在各方允许的范围内为服务对象争取更多的帮助资源。最后， 经过三重有效互动， 赋权即赋能， 增强青年留守妇女与主体、 与外在人际关系、 与宏观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借助外界资源， 实现内、 外双向增能， 弥合数字与人才之间的张力， 提高农村青年留守妇女的能力和价值。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的主要分析框架如
图 1 所示。
X村青年留守妇女参与乡村电商建设的增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三方互构体系。从青年留守妇女的参与特征和发展目标上来看， 增能理论与X村青年留守妇女是有其内在发展需求和回应的。 “能力”发生在三个层面， 一是个人层面， 指个人感觉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 二是人际关系层面， 指个人与他者合作促成问题解决的经验； 三是环境层面， 指能够改变那些不利于实现自助的制度和规则。
在个人层面， 最大的困境是自我效能感低， 因此要消除无力感， 即消除X村青年留守妇女的自我负向评价、 与外在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负面经验以及宏观环境障碍下的低效行动， 提高对生活空间的掌控力和自信心， 实现自我增能； 在人际关系层面， 在X村居委会、 企业、 家庭、 社工、 社会志愿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影响下， 避免出现强帮扶和弱主体的矛盾现象， 需要通过“干预认可”的方式， 承认其在农村电商中的主力军作用， 确定其主体地位， 以主体为中心整合周边资源， 实现合作增能； 在环境层面， 完美和健全X村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留守妇女参与电商发展的制度和规则， 保障自助的途径。最后， 从宏观角度出发， 建构具有当地特色的数字人才培养方案， 达到组织、 政策上的赋权， 消除环境中的多元排斥因素， 保障X村留守妇女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权力， 建设以人为本的智慧和谐乡村， 激发农村青年留守妇女的参与热情。
2 X村电商发展中的留守妇女参与困境分析
X村位于皖北， 下设4个自然村， 18个村民组， 共1 674户5 041人， X 村作为水果基地， 盛产梨、 苹果、 油桃。2020年， 依托电商经济的发展， 以及当地妇联的鼓励， X村有20余名青年留守妇女参与电商工作。2023年， 全县参与电商培训的妇女超过180名， 其中， 来自X村的妇女约40名。同时， 调研发现， X村留守妇女的年龄大多处在30岁至55岁， 除了“在家门口工作”以外， 还有子女教育和照顾老人的需求， 因此在参与乡村电商建设过程中，面临着缺能的困境。
2.1 青年留守妇女的参与困境
结合X村的实际情况， 本文详细分析青年留守妇女参与电商实践所遇到的问题， 主要从自我互动层面、 人际互动层面、 环境互动层面进行阐述。
2.1.1 自我互动困境
1） 生计脆弱性问题
“生计”一词比”工作” ”收入”或”生存”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泛的延伸， 因此， 它可以更详细地描述特殊群体的生活条件。大多数学者定义“生计”是“人们谋生的方式， 它建立在一个人的能力、 资产和活动之上”
［4］296。也有学者称之为家计， 如波兰尼认为家计模式是四种经济整合方式之一。家计是为了自给自足， 它与为逐利而生产大不相同， 农民只需要达到家庭总收支的平衡、 维持家庭生计即可， 可简单理解为“养家糊口”
［5］46。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经商或从事其他活动， 传统的性别文化期望直接影响农村家庭做出“男性外出工作， 女性照顾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 导致了农村家庭的分居迁移模式
［6］52， 丈夫外出打工后， 妇女被迫留在农村， 承担家庭的全部责任， 独自面对生计脆弱的困境， 其生活质量可能低于正常水平
［7］。因此， 社会现代化进程也可能增加留守家庭功能的脆弱性风险”。
X村留守在家的青年女性， 在政策鼓励下， 快速参与电商行业以赚取生活费， 这种再嵌入家庭和农村社会的生产、 销售方式， 呈明显的“个体化”“原子化”倾向。因此， 在商品选择、 市场决策、 营销策略等运营方面均显得“势单力薄”
［8］。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疫情情况下， 青年农民网商单打独斗式的运营， 再难以支撑起信息流动性强、 相互依存性高、 风险性较大的市场
［9］， 出现基础性的生计脆弱现象在所难免。
2） 数字意识与乡土意识的对抗
数字社会与乡土社会的脱轨。Ribble认为， 数字时代的公民需要了解与技术相关的道德、 社会和文化， 能够使用Web应用程序， 并且能够将这些程序用于自我发展
［10］。Havrilova认为， 数字素养不仅涉及数字环境中的知识、 技能与经验， 还包括大量复杂的认知、 价值观和态度
［11］。由此可知， 数字意识主要强调数字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相应的态度， 如批判性地使用数字技术所需要的理解力、 主动参与以及对数字技术的认同等。
然而，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12］11， 乡村是熟人社会， 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 主要表现在： 保守求稳、 安于现状的小农思想， 也因此形成了乡民固有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当具有乡土意识的农民面对外界力量， 即现代数字技术的冲击时， 他们往往手足无措， 无法适应现代技术带来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变， 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改变自身已有的知识、 习俗、 规则、 组织和制度。正如哈耶克所说： “自发社会秩序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而非设计的产物， 而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的过程， 因此任何社会盛行的传统和规则系统都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
［13］6数字意识和乡土意识的对抗， 也给青年留守女性带来了情感上的挣扎。张欢欢等人认为： “除了物力资本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比较大之外， 与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个体特征等相比较， 心理资本对农村女性创业影响最大。”
［14］ 目前， X村青年留守妇女依然存在数字意识淡薄、 对公众事务参与度低、 对数字建设认同感不足等现象， 并在小农意识主导下， 低目的性、 佛系销售的小农思想， 也让农业生产始终维持在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水平， 难以实行大规模的数字建设， 也难以使她们真正加入到电商创业实践中。
3） 数字技能与现实要求的张力
数字技能是数字化建设的关键要素。在我国城乡绝大多数居民均可实现互联网接入的背景下， 农民数字技能的匮乏是制约农村互联网普及、 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的核心因素
［15］。Tabusum等人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使用数字技术定位、 组织、 理解、 评估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并指出， 所谓数字素养， “不仅是计算机知识， 而是使用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平台来交流信息”
［16］。Walton认为： 数字素养是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发现、 评估、 利用、 共享和创建内容的能力。其既能够使用数字技术、 通信工具或网络来定位、 评估、 使用和创建信息， 更重要的是， “通过计算机理解和使用各种来源的多种格式信息， 并在数字环境中有效执行任务”
［17］。
目前， X村青年留守妇女的数字知识和技能较为匮乏， 对数字农田、 大数据监测、 区块链等源头性种植知识缺乏学习， 对电商运营的相关直播赞赏活动缺乏可操作性技术， 常常感到迷惘； 另外， 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的出现， 对大多数妇女而言， 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 无法将数字表象具体运用到实际生产性活动中去， 数字造血能力不足， 数字经济红利较低。
2.1.2 人际互动困境
1） 电商工作与家庭生活的不平衡
不同于工业化时期， 如今的农村高度卷入市场， 在市场化和商品化超经济强制的现代信息化社会， 解决家庭内过于膨胀的消费需求和货币性支出已经不单单是丈夫的分内事， 也成为衡量妇女能力和名声的重要标准之一， 而农村青年妇女在电商创业时期勇于尝试和探索， 并在经济理性驱动下扩大生产运营规模， 承担着电商市场化运营与家庭照料的双重责任
［18］。刘继文、 良警宇将农村妇女面向现实、 维持家庭运转的行动逻辑归纳为“生活理性”
［19］。但是， 农村青年留守妇女以家庭为中心的过度自我开发和自我剥削式生活理性， 是建立在牺牲工作、 娱乐甚至是休息基础上的， 更不用提参与集体事务， 进行数字乡村建设。
X村青年留守妇女需要照顾家中老人、 教育子女、 做家务等， 此外， 必要的人情往来与农田工作已经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 即使当地居委会、 企业鼓励人们参与电商创业， 但若以牺牲自我生活为代价， 往往难以实现。
2） 乡村共同体中强帮扶与弱主体
共同体犹如一个力量的增压阀， 可以让人变得更强大， 共同体的形成是社会解决问题的主流， 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人是靠交流才会发展的， 共同体是一个和“交流”紧密联系的概念。首先， 农村居委会、 合作企业、 家庭、 社工、 社会志愿组织等共同形成了帮扶团体， 在参与电商活动时， 农村、 农民、 农业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然而， 在帮扶团体和建设主体相互“交流”的过程中， 双方存在资源、 技术、 知识等方面的张力， 力量上的不平衡导致了地位的互换， 农民处于被支配的边缘地带， 这种张力忽略了农民参与主体性以及其自身存在的潜力， 形成强帮扶和弱主体的矛盾局面。其次， 女性作为社会建设的“半边天”， 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与地方政府弱“交流”的同时， 封建的村风村俗桎梏着留守女性参与公共事务， 将女性的政治话语权隐形于家庭之后， 家族成了丈夫不在家时的决策替代者。
X村青年留守妇女联合会尚未建立， 妇女公共空间被挤压， 农村妇女“原子化”状态明显
［20］， 个体之间缺乏沟通， 不能形成集体性力量， 地位和权利自然也得不到重视。X村尚未建立成熟的社会工作服务站， 缺乏志愿者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强帮扶的局面俨然有待进一步形成。
2.1.3 环境互动困境
1） 政策的普适性问题
聂召英、 王伊欢研究发现， “农村青年妇女随着自身运营的日趋成熟化， 却在电商市场中逐渐被边缘化， 受到来自家庭、 村庄和政府机构三个层面的隐性排斥”
［18］。电商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被认为是传播平台经济相关性的激励因素， 以及吸引更多工人参与其中的原因
［21］15， 但是不加针对性的鼓励政策、 缺乏配套设施的农村环境， 会让女性在进入电商市场后更加不稳定
［22］。一方面， 道义性参与。如在农村电商中， 网红、 微商雇佣当地老年人、 留守妇女以及残疾人加入生产性环节， 这种行为含有明显的“道义经济”倾向， 参与随机性较强； 另一方面， 网购浪潮带来的“零工经济”并不能帮助妇女解决生活与工作两方困境， 照顾他人的能力仍然被认为是女性固有的特征， 而不是“需要获得的技能”
［23］6， 反而将女性推向了更加牢固的家庭生活。因此， 就妇女的工作时间表而言， 平台经济虽然为妇女提供了相当大程度的灵活性
［24］400， 但是， 无偿护理和家务仍然是其无法解决的问题。 “灵活性”零工经济是否是增强女性能力的武器， 与当地政策密切相关， 但是， 目前政策的在地性与全面性均难以体现， 使得农村电商发展只是昙花一现， 难以形成产业， 而参与其中的青年妇女们， 也在电商的浪潮中时刻担忧自身的处境。
2） 公共服务中对农村留守妇女关爱不足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着碎片化、 区隔化和分散化的发展瓶颈， 应遵循整体性治理的学理逻辑， 建立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25］。目前， 地方政府多在农村基础设施上发力， 重视技术、 理性和效率， 忽略了乡村情感、 社会价值、 特殊人群服务问题
［26］， 尤其对留守妇女这一群体关爱不足， 表现在精神关爱、 生殖健康、 就业创业、 权益维护、 家教支持等多个方面。另外， 对于妇女政策的实施， 没有相应的辅助政策， 在实际过程中存在“形式”问题， 落实效果不佳。X村卫生所、 社工站以及心理关爱疗室等基础设施均不完善， 专业服务人员配备不齐， 观念落后， 如生殖问题等于私生活不检点、 心理问题等于精神病患者， 大多数妇女存在月经羞耻、 体检羞耻等。
2.2 产生困境的原因
2.2.1 自我“缺能”致使效能感低下
农村青年留守妇女的“缺能”， 主要表现为生计脆弱导致的自我效能感低下， 对自己的能力和行为认识不清， 不自信， 缺乏对生活空间的掌控力， 缺少数字意识。
一是外部生计脆弱导致家庭分解。物质上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青年留守妇女的活动和选择。由于农村地区传统的性别差异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导致了农民家庭在基于性别上的生计战略和基于家庭分散上的理想移民选择， 妇女留在农村， 独自承担着家庭的生计。
二是内部能力不足导致身心压力大。丈夫外出打工后， 妻子必须勇敢承担责任， 管理所有“在家庭”的事务， 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额外的数字技能培训。一方面， 随着农村不断现代化，农村社会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趋势和“去组织化”的特征
［19］， 农村妇女实际上成为农业生产、 农村发展的主力军， 而青年留守妇女为了照顾家庭和子女教育， 负担了大量工作， 甚至要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另一方面， 夫妻长期异地生活， 感情出现“隔离带”， 情感空虚、 性格多疑的留守妇女情感价值较低。
三是因农村地区受交通、 经济、 文化等限制， 青年留守妇女对电商相关政策不清楚， 小农思想根深蒂固， 她们安于现状， 沉迷网络娱乐， 消遣生活， 自我改变动力弱， 甘愿长期处于数字“缺能”的状态， 沦为数字弱势人群。另外， 农村青年留守妇女受教育程度偏低， 难以短时间内掌握高科技农业技术， 加之电商培训周期短， 妇女跟不上节奏， 容易产生放弃、 抵触等消极情绪， 这些都导致了自身效能感的不断低下。
2.2.2 主体“缺失”下的地位边缘化
一是社区内缺乏妇女活动的公共空间，没有合作的平台， 具体表现为留守妇女社交圈子小且固定， 外部人际关系松散， 不能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乡土社会秩序下， 留守妇女的社会接触范围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亲戚与邻居， 接触范围有限， 很难向外延伸。农忙时分， 青年留守妇女为避免闲话多会向亲戚和近邻求助， 虽然她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但她们也不敢向其他男性寻求帮助。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社会的亲密性和传统性对妇女的角色与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因此， 留守妇女不得不避免任何可能将她们与其他男性联系起来的社交场合。
二是对于一般农村妇女来说， 少了组织的依托， 即使村里有相关的政策， 但是也免不了事实上的个体化和孤立化， 这都加剧了农村留守妇女的政治地位低、 关系淡薄、 资源少、 参与无力等， 不断被边缘化。首先， 社会参与不仅是扩大政治参与的警醒， 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农业女性化”和“妇女原子化”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 降低了社会资本。其次， 在电商发展中， 在企业、 村委会、 志愿者等多方参与下， 他们与青年留守妇女的关系逐渐从合作走向被管理。在乡村现代化中， 农村很容易被政治、 资本、 技术的话语所裹挟。政府、 企业以及外来者掌握了乡村的操控权， 成为乡村实际的主人， 而村民却偏居一隅， 具有较少的话语权， 只能被动接受城市基于自身的需求和想象对乡村的规训和改造， 乡村受“他者”的偏好支配， 村民的需求一再被置后， 村民从空间的主人沦为边缘者
［24］400。同理， 女性参与数字乡村建设被边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2.2.3 环境“缺权”中的社会参与多元排斥
一是数字悬浮。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 每一个场景都是独特的。首先， 自上而下的专家决策和宏观调配的数字蓝图， 是否能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相适应、 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还需要探索。其次， 普遍技术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适配性程度存在差距， 是以当地文化为主还是数字产业为主， 也需要多次实践， 盲目效仿他乡或者采取普遍化政策， 只会造成政策形式化， 即数字悬浮问题。例如， 有学者对ICT4D项目进行评估， 发现大多数项目都以失败或收效甚微告终，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便是： 项目实施者以技术为中心， 自上而下， 对当地环境和需求缺少了解
［27］。最后， 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 各团体权责关系分工不明， 包括政府、 企业、 村民三方之间的关系， 数字平台界限不清晰； 妇女作为乡村建设的“半边天”， 也同样面临着“有无数字都可”的现象， 数字生活需求低
［28］。
二是顶层设计没有做到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如果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身体”的话， 那么， 关爱妇女、 关心人的思想和心理健康就是乡村建设的“灵魂”。在进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时， 不能规避数字人才问题、 忽视青年留守妇女的特殊优势。数字乡村建设就像天平， 当增加对基础设施、 农村特色产业的开发， 相应的就会忽略村落文化和特殊人群的再教育。地方政策上的忽视、 农村熟人社会的空间格局以及落后传统文化的影响， 都使得日夜留守在家的青年女性， 时刻听从丈夫的远程安排， 难以掌握家庭和公共事务的主动权， 被排除在数字人才服务之外。
3 基于“个体-人际-环境”框架的参与能力提升路径
3.1 自我能力提升
3.1.1 消除自我无力， 增强主体自觉
自我良性互动可以增强内心改变的动力。一是消除内在认知偏差， 与自己和解， 进行积极的自我认知交流， 消除负面评价， 看到自身的闪光点； 二是与家人进行正向沟通， 取得家人支持， 参与电商培训并有意识地进行家庭决策， 实现主体觉醒； 三是化被动为主动， 参与选举电商“女强人”， 宣传数字红利， 培养乡土情怀， 通过茶“数”会、 农田数字生产体验馆等活动， 从心理上消除青年留守妇女对科技的恐慌， 让她们抛开安于现状的守旧观念， 体验数字带来的生产力量， 从而增强数字自信和数字认同感， 提高主体的参与自觉。
3.1.2 增强数字敏感性， 提升行为能力
妇女消除无力感， 必须要获得能力。一是培训机构和当地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 通过教育激发妇女的创业精神和提高妇女权利意识
［29］。正规、 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课程可以增强青年留守妇女的学习“仪式感”， 提高其学习热情。二是培养理性学习的态度， 坚持不懈， 在学习基础电商知识的同时， 要勇于“营销”自己， 多进行网络尝试， 通过线上互动， 增强直播自信和数字自信。三是要关注女性身心健康， 及时更新网络诉求。青年留守妇女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增强对数字的敏感度， 尤其是对特色农产品开发、 带货方式、 粉丝维护等要勇于做出调整， 实现与网民的实时有效互动， 提升自己对网络的灵活支配能力。
3.2 积极融入微观合作环境
3.2.1 增强主体性， 分散舆论压力
数字乡村建设要把工作焦点始终放在人与环境上， 并与外界建立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是与社会工作机构、 妇女联合会、 村委会、 社区组织等建立合作， 实现主体与外在环境更高效全方位的互动， 增强主体力量。也可以建立同质性较高的线上小组， 如留守妇女小组、 电商学习小组、 压力释放小组等， 利用微信群、 平台直播等形式， 分享经验， 彼此交流， 拓宽青年留守妇女的交友范围， 建构多边社交圈。二是利用新媒介等手段， 进行广泛的社区宣传。发现社区优秀女性， 发挥榜样的力量， 号召广大农村地区的青年留守妇女积极参与电子商务， 并在地方政务平台积极搭建青年女性网商信息、 资源交换、 产品交流等， 在互动中消除不良社会舆论， 为下一步采取行动提供可能。
3.2.2 增强社区互动， 获取资源和机会
个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的。整合社区内数字建设参与主体， 发挥各自积极作用， 帮助农村青年留守妇女电商创业。一是社会工作机构从专业、 能力及伦理角度出发， 以无差别的、 非批判的态度， 按照项目要求， 积极寻找“数字缺能”对象， 进行精准扶贫， 使其摆脱“数字弱势”的困境， 积极融入数字乡村建设中来； 二是地方政府寻找企业带头人， 培育电商人才， 鼓励扶贫龙头企业， 帮助青年女网商获取资源和机会， 获得良好社会评价并及时反哺乡村数字发展； 三是发展电子商务社区， 健全青年留守妇女的公共互动空间， 村委会、 社区组织可以邀请电商专家、 农田专家进行在线交流， 征集数字兴农技术和经验帖， 在政策服务方面建立数字乡村超话等， 扩大青年留守妇女学习交流的机会， 增强网民乡村建设的活跃度； 还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 实地调研当地农民的数字需求， 发现数字潜力， 激发数字红利， 解决农民“有无数字都可”的问题。总之， 在社区微观环境下， 进行互动干预，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发动社会组织、 基金会和企业， 尽可能地为农村青年留守妇女争取资源和机会
［30］。
3.3 结构赋权： 宏观环境层面的综合增能
结构上的赋权， 是自上而下地通过改变组织结构、 文化、 资源、 权力和个人心理等方面， 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组织潜能， 提高个人或组织的行动能力和工作效率， 促进个人或组织获得过去所不具备的能力或不能实现的目标
［31］。
3.3.1 激活数字活力， 完善相关政策
增能理论认为， 正是社会中存在制约能力发挥的障碍， 才会出现“失能”， 但是， 这种障碍是可以改变的。一是激活乡村数字活力， 协调各方资源配置， 明确数字边界。要激活乡村数字活力， 绕不开政府、 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分配与责任问题。政府方面， 设立鼓励津贴， 出台创业补助等福利政策， 提高村民数字建设的积极性； 企业方面， 发挥人文情怀， 记得住乡愁， 增强对农村地区的帮扶， 提高社会价值； 社会组织方面， 积极配合多部门之间的资源调配， 准确落实乡村数字治理的各项优惠政策， 整合资源， 结合地方优势， 增强农村作为主体的自我“造血”能力。同时， 进行实地调研， 上门走访， 切实发现政策的利与弊， 做好政策倡导， 消除女性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隐形条例。
二是健全女性电商创业的相关政策， 尤其保护农村留守女性参与的权利。制订相关政策时， 政府 既要因地制宜， 又要听取当地村民的声音， 以群众视角去看待数字， 从家庭出发尊重农村青年留守妇女的需求和数字利益， 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向老百姓解读政策。另外， 政府还应将部分民生项目下放社区， 社区应被赋予一定的决策和行动能力， 从社区出发， 从村民出发， 从文化出发， 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建设方案， 清楚即将采用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 这样更容易使上层建筑与基层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3.3.2 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数字乡村建设， 要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 强调社会正义。一是要遵循“人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 强调以人为本。数字乡村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建设，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要以解决农村问题、 满足村民需求、 发展农业经济为中心， 鼓励农村青年留守妇女进行创业， 积极参与电商实践， 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来， 不排除、 不忽视任何一个人， 重视“人”的潜能的发掘， 培养在地化、 有乡愁、 多功能的数字人才。二是要遵循“情感逻辑”。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 离不开村落文化建设， 遵循“情感”， 体现特色， 打造乡村情感共同体， 留得住乡情。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进行电商模拟和网络宣传， 以政府为首， 开展特色农商活动， 通过“电商+文化+妇女”的模式， 传承非遗文化， 吸引青年留守群体的目光， 大力倡导青年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不断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来。
4 结 语
通过对X村青年留守妇女的长期观察和实地调研发现， 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 应着重突出该群体的主体能力建设， 自我能力的增强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数字乡村建设的新颖性和复杂性， 学术界对农村女电商的实践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 时至今日， 在“巾帼行动”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 青年留守妇女参与电商创业的价值才被强化。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农村青年留守妇女有勇气、 有能力、 有机会加入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 我们要有更高的自信， 勇敢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 并针对中国乡村的具体情况， 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 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女性的数字参与模式， 不断鼓励农村新一代青年女性“为乡村代言”。
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研究(GXXT⁃2021⁃044)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农村青年助力安徽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AHSKZ2020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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