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在19岁时赴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 此后便长留山西， 吕梁山是其创作土壤， 也是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 如同沈从文的湘西、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 是他生命中的旧址。 《无风之树》发表于1995年 《收获》 第1期， 是李锐认为在代表作 《厚土》 之后真正超越了自己的创作， 他曾在访谈中提到《无风之树》是他最满意的作品：“直到去年写完了 《无风之树》， 我才觉得这一次是真正地超越了自己。这中间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也可见我的不聪明。”
［1］ 《无风之树》 在短篇小说集《厚土》中4 000多字的 《送葬》 发展而来的11万字的长篇小说， 围绕吕梁山最偏远贫穷的矮人坪村政治队长为了夺取公社领导权， 清理阶级队伍时搞逼供信， 酿成富农拐叔的自杀展开， 展现了“文革”时期一个最普通的村庄的故事， 呈现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生命体验。
李锐认为“那些以吕梁山为苍凉背景的小说， 表达了人对苦难的体验， 表达了苦难对人性的千般煎熬”
［2］20， 而苦难书写也是文学对生命体验的表达方式之一， 因此， 立足 《无风之树》 的文本， 从苦难的交织与压迫、 个体的敞开与遮蔽、 历史的自觉与反思三方面分析李锐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中复杂苦难的表达和呈现， 思考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价值立场， 探索 《无风之树》 书写苦难的独特方式和自觉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创作价值。
1 苦难的交织与压迫
李锐在 《无风之树》 中描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即在矮人坪村一次阶级队伍清理中富农拐叔的自杀事件， 然而在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矮人坪村村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 呈现了农民生存的不易与痛感。这种痛感是由矮人坪村现实生活的多重苦难和企图改造者的精神偏执共同造成的， 它们彼此交织纵横， 使文本的苦难书写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社会价值。
1.1 现实的多重苦难
《无风之树》是发生在矮人坪村的故事， 这里的生态环境只有浑茫的土塬和重叠的群山， “干黄干黄的树叶子躺在黄土上。没有一丝丝风， 没有一丝丝云， 没有一丝丝声音， 没有一丝丝影子”
［2］91， 浑黄和沉寂是这片土地最大的特征。山沟纵横、 黄土遍布的矮人坪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农民只能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生活， 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矮人坪村的村民深陷于肉体受苦、 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困境中， 秦暖玉的二弟虎牛儿从老家逃荒出来一路喊叫“姐， 我太饿了”， 最终却因为吃榆皮面而撑死， 饥饿与暴食的强烈对比突出了其苦难的悲剧性。暖玉的丈夫去世后， 女儿小翠出生仅十个月就死了， 暖玉就此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一度因为悲痛陷入精神失常， 恢复神智后只能孤独地在矮人坪村生活。作为孩子的大狗、 二狗饿了只能一次次去偷拐叔家的豆子和豆饼。人们的粮食、 菜、 油全是村里的公共财产， 个人无法自由支配， 充分诠释着矮人坪村民“身不由己”的生活。书中还描写了日本人对村民无差别的屠杀， “花头身子下边尽是血， 把地都染红了， 花头在地上哞哞地哭”
［2］42。 “爷爷浑身是血， 爷爷没有眼睛也没有舌头， 爷爷的肚子割开了， 肠子一直拖到地上。”
［2］42 人和畜生在大屠杀面前别无二致， 只能任日本人残忍地宰割却毫无反击之力， 鲜血、 哀嚎和尸体是人们对曾经痛苦生活的印象， 战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也正是在屠戮中， 矮人坪村的女人们都被糟蹋了， 男人也所剩无几。因此， 矮人坪的男人尽是光棍儿， 他们被称作“瘤拐”， 也就是侏儒， 身体的缺陷让人们的生产劳动更加艰难。暖玉作为村里唯一正常的女性， 成为村里的“公妻”， 这在当今社会看来十分荒谬， 但矮人坪的人们习以为常甚至自觉维护这一安排， 充分显示出矮人坪村人们长期所处的压抑状态。
除了生存条件的极度匮乏和战争的惨烈， 矮人坪村的农民还被动地承受着“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来的压迫和伤害。作为富农的拐叔一次次成为“阶级敌人”， 最终为了保护暖玉选择上吊自杀， 但直到他变成鬼魂， 仍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不解， 他只是遵守对大哥的承诺守着自家的地， 却成了受攻击的靶子，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受难。暖玉在亲人相继离世和得知自己的未来是嫁到队里后， 逐渐对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无奈和无力感， 她在二牛为拐叔做棺材时发出了“人和树一样”的言论， 在目睹矮人坪太多的生老病死之后， 她意识到人无法挑选自己生长在什么地方，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拐叔的死更加重了她的宿命感。李锐在访谈中提到苦难对人造成的痛感和煎熬：“这煎熬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 同时表达了自然和人之间相互的剥夺和赠予。当苦难把人逼近极端的角落时， 生命的本相让人无言以对。”
［3］这里的所有人在无法逃避生存困境的情况下， 依靠求生的本能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存法则， 村里的粮食财产统一分配， 暖玉为所有男人一起供养。面对外来的政治宣传， 他们既不反抗也不接受， 只能在困境层层逼近时选择默默承受痛苦、 咀嚼苦难。
1.2 精神的扭曲偏执
矮人坪村中除了承受生存苦难的村民， 另一组人物是苦根儿和刘主任， 他们深陷精神的扭曲而不自知， 又企图扭曲和改造他人， 与村民之间多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暗示着“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渗透和改造以及引起的一系列的冲突”
［4］142， 而这些冲突给他们自己和他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政治队长苦根儿作为烈士的儿子主动要求来到矮人坪村，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一切都与村民不同， 应当指导村民的生活， 因此为了苦难而苦难， 始终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为了修石坝， 他的饭量越来越大， 吃多少也不够， 进食让他变得畸形， 当刘主任要给他介绍媳妇时， “他的脸立刻涨得紫红紫红的， 莫名的愤怒和尴尬立刻填满了胸膛”。 “我不娶媳妇， 女人都是妖精！”
［2］4 “莫名”的愤怒是因为其情感世界的空虚， 认为女人是妖精则说明他已经扭曲到无法接受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这让他变得既可笑又可悲。 “你们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你们怎么能理解我？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2］5 苦根儿企图在矮人坪村做出一番大事业， 他一直觉得村民不理解他， 也不理解革命， 因此成为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那阵风的推手， 他每次看见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文件都激动不已， 认为指示能够越过千山万水来到矮人坪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苦根儿制定了改造山川的计划， 打算用24年的时间改造山沟， 但事实上矮人坪村全部的男性劳动力加在一起也不过13个人， 这就使修石坝成为了苦根儿一个人的工作。石坝冬天垒起夏天又被冲毁， 但苦根儿已经不能停下来了， 他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循环， 停下这份工作相当于宣告他努力六年的结果灰飞烟灭， “更意味着自己将彻底地化为乌有， 自己就将变得和这些黄土、 石头一样毫无意义”
［2］112。苦根儿机械的努力荒诞而可笑， 他感到的孤独和怅惘是因为其狂热理想和生活现实的严重错位， 他把自己不断拔高以至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情感。苦根儿创作的长篇小说 《山乡风云录》 中虚构的英雄主人公赵英杰成为他幻想的榜样和精神支柱，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虚构的“英雄”世界里， 其理想幼稚而疯狂。苦根儿作为特定历史时代孕育的畸形人物， 一直处于精神自虐中， 随着生活艰苦而不断加重， 又将痛苦施加给别人， 李锐刻画了想要启蒙别人的知识分子对个体生命的无视和轻蔑， 其中渗透着对启蒙的警惕。
公社主任刘长胜是给矮人坪带来压迫的另一人物， 他畸形荒诞的政治理念在批斗拐叔时充分体现出来：“曹永福， 矮人坪要是没有你这么个富农分子， 这阶级斗争、 政治运动啥的还真没法子搞啦。你还是真有用啊你。”
［2］7 为了使阶级斗争在矮人坪村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刘主任以革命为由行暴力之实， 一次次将拐叔作为批斗对象施以伤害， 甚至自己也变得麻木， 认为拐叔的受难无可厚非。他以主任的身份占有暖玉， 村民敢怒不敢言， 只能看着全村供养的暖玉被刘长胜独占， 这种无力感贯穿了全书， 也证明村民们对外来政治权力的入侵毫无抵抗力， 只能消极地接受被安排的命运。李锐没有逃避“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也不愿意成为局外人， 他坚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虔诚的追问和思考， 在他看来“人的尊严和平等， 本来就不应当是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居高临下的施舍和赠予”
［5］5。不论是苦根儿扭曲残忍的精神自虐， 还是他和刘主任对村民偏执的领导、 改造， 都是对个体基本生存权利的忽视甚至侵害， 也是矮人坪村苦难的主要来源之一。 《无风之树》刻画了肉体与精神的苦难、 被迫与主动的受难， 形成了“关于一个民族苦难记忆的寓言， 是民族苦难的心灵史”
［6］， 种种无法逃避和无力抵抗的物质、 精神困境包围着这里， 使矮人坪村的苦难书写具有了复杂性和深刻性。
2 个体的敞开与遮蔽
李锐的 《无风之树》 由 《厚土》 中的 《送葬》 演化而来， 二者的故事情节相同， 但呈现方式完全不同。 《送葬》 以全知视角叙述了拐叔死后人们为他送葬的故事， 拐叔之死只是生产队有机会吃一顿羊肉面和抽“绿叶”牌香烟的由头：“行啦， 不说了， 人一死都是扯淡！” “拐叔走得利索。”
［7］99 拐叔死亡的前因后果并没有说明， 而 《无风之树》 填补了这个空白， 全文多变复杂的叙述视角和反复模糊的语言表达不仅形成了这一长篇独特的艺术风格， 完成了李锐对汉语写作的尝试， 同时创造了文本内外个体的敞开与遮蔽， 塑造了矮人坪村苦难生活带给人们的复杂生命体验。
2.1 视角的多变异常
《无风之树》 的63个章节中叙述者数量多达13个， 连续章节的叙述者也会发生变换， 李锐借鉴了福克纳的叙述手法并将其吸收内化， 使全书的视角相当多变， 表达时呈现了“我”与“他”的错位。 “他”主要是以苦根儿的视角进行叙述的， “我”则代表了拐老五、 拐老五的鬼魂、 秦暖玉、 公社主任刘长胜、 生产队长曹天柱、 大狗、 丑娃、 丑娃媳妇、 糊米、 传灯爷、 二牛和驴子二黑等多个主体的视角， 其中既包括正常人， 也包括拐叔鬼魂这类异常的视角， 由此可见叙述视角的特殊多变。每个叙述者在独白中对自身处境和眼中世界的阐释角度都不同， 又在其他的章节成为他者被叙述， 同样是目睹拐叔的上吊， 大狗知道拐叔死了， 慌乱地拔腿就跑， 年纪小的二狗却毫不害怕， 只知道拐叔头上有根绳子， 拐叔的鬼魂担心自己上吊吓着两个孩子， 刘主任则是冷静地驱散众人说这只是一个富农的自杀。文中针对同一事件不同视角的表达像“罗生门”一样对简单事件不断进行拆解和补充， 让原本单一的事件变得复杂和模糊， “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空白， 保留了矮人坪历史和人生的神秘和暧昧状态”
［8］， 呈现了原本贫苦浑黄的世界的丰富性。作品将不同的故事片段连接成文，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的困难， 读者必须在章节之间进行区分、 串联和排序， 而李锐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藏进了不同的叙述者里， 呈现了人物平静外表之下复杂汹涌的内心活动， 苦根儿的生活含有李锐在吕梁山区的经历的部分映射， 他又以一个个农民形象之口将自己的立场和诉求表达出来， 使得“控制权处于人物主体与叙述者共同控制之中， 因而它是两种声音的不动声色的混合”
［9］138， 这就让李锐在文本中时隐时现， 在渗入了自己观念的同时给小说人物留下了自主权。不同的“我”在敞开和剖白内心的过程中， 既与其他独立个体的心理活动并行不悖， 表现出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沉闷的个体， 又与李锐本人的言说欲望“不谋而合”， 实现了文本人物之间、 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联结。
拐叔上吊自杀后的鬼魂目睹了大狗和二狗偷黑豆的过程， 又对驴子二黑倾诉了满腹的不忿：“我倒要看看， 我没有了， 他们还咋清理， 咋整顿？我倒要看看他们的那队伍和阶级都怎么办？”
［2］76 从他“无声”的话语中可以得知， 农民对阶级斗争的不解和模糊的厌恶情绪， 全书在拐叔自杀的情节中到达了高潮， 死亡是矮人坪村的人民对待无休止苦难最激烈的回击方式。拐叔活着时面对刘主任的嘲弄和打击十分无力， 只能小心地赔笑， 回以“呵呵” “那是， 那是”， 但在成为鬼魂后， 他的个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再畏畏缩缩， 彻底敞露出维护生命尊严的决心， 语言也变得犀利， 直击对方的痛点， 质问这些“大个子”究竟还算不算人， 这充分体现了一直被压抑遮蔽的个体宣泄内心波澜的艰难历程， 也是李锐对苦难之下被遮掩的宝贵人性的呼唤。
“你们说说， 咱矮人坪到底应该斗争谁呀， 啊？ 叫你们说又都不说啦， 又都哑巴啦， 啊？说话呀！”
［2］34无论是面对苦根儿和刘主任的“教育改造”和斗争动员， 还是贫苦、 饥饿和死亡的冲击， 以拐叔为代表的矮人坪村村民都是沉默以对， 这就使苦根儿和刘主任的发声成为了“独语”， 即“在特定环境内无法进行流通， 只有话语制造者本人聆听的话语”
［10］157， 意味着他们同样处于另一种失语的境地。村民们瞪着眼睛不说话， 拐叔死了不能说话， 驴子二黑说的话人们听不懂， 这里的人就像树一样木然、 沉默， 通过代表不同个体的第一人称口语化叙述， 李锐表达了对吕梁山区人民长久以来被教育、 被改造、 被启蒙的地位的反思， 反映出了“‘民族’的根， 也是‘个体的人’的根”
［11］。作品展现了中国最沉默、 失语的人群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 他们在现实中越是失语， 越在小说中被李锐给予了同等的发言权， 这群人一直以来在社会和艺术空间中“被遮蔽”的境遇， 既是时代背景产生的结果， 也是吕梁山区农民自己做出的选择， 他们的失语和自言自语反映着当权者和村民、 村民彼此之间无法交流也不愿意交流的巨大隔膜， 同时暗示着乡村沉默和宣泄并存的状态。
2.2 语言的模糊反复
《无风之树》以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话为主要线索， 但在人物自己的表述和与他者的对话中有意使语言表达变得模糊和反复， 这种非常态化的语言并不是承担叙事功能的工具， 而是更注重于“表达”这一动作本身的意图与意义， 这是李锐对语言表达作出的大胆尝试， 形成了文本叙事与抒情的割裂， 刻意放弃了常见书面语的规范表述而保留语言中最自由和丰富的情感要素， 小说人物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变化在这一缝隙中流露出来， 由此形成了文本遮蔽自我和表达自我的张力。
小说叙述语言的反复是叙述者心理期待的外化表现， 既承载了个体生命的执念和不断累积的情感浓度， 也暗示着生命在这一环境下的停滞。执着于改造矮人坪村的苦根儿一开始反复说：“我哪还像个烈士的儿子， 哪还像个革命接班人呀！” “我真是不像个烈士的儿子。”
［2］68 “烈士的儿子”已经成为了苦根儿活着的唯一意义， 他从出场到要求拐叔交代和秦暖玉的关系再到得知拐叔自杀， 一次次强调自己的身份， 既让他的身份和村民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厚的隔膜， 也让他的偏执扭曲逐渐达到顶峰。为了夺取公社领导权， 苦根儿在和天柱去索要证据直接导致了拐叔的自杀后， 他陷入了精神的混乱中， 重复地感叹：“我真是没有想到咱们村的阶级斗争会这么复杂， 太复杂了！”
［2］113 拐叔的死不仅没有让他感到丝毫愧疚， 反而让他觉得村里的阶级斗争充满了尖锐性和复杂性， 加重了这一人物可笑、 可恨的悲剧色彩。秦暖玉在弟弟撑死后濒临崩溃时一遍遍地说：“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二弟， 我要让他少吃一碗面， 他也撑不死了， 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他” “我真是后悔没看住二弟， 我要是看住他， 说啥也不能叫他吃最后那一碗。”
［2］12 这种反复的诉说并非为了确证弟弟是因为没被自己看住而撑死的事实， 而是自己痛苦情感的宣泄， 更是她释放心理创伤的方式， 祥林嫂式的言论既让她内心累积的痛苦和后悔变得立体可感， 也让她有机会展露表面冷静实则汹涌的内心世界。
《无风之树》中人物语言单纯、 混沌甚至毫无逻辑的特点， 使他们自己搞不懂， 别人也听不懂， 言语一旦失去了倾听对象， 就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宣泄， 继而造成了叙事的断裂和情感的刺激。书中有多个章节直接以一连串“哇哇哇哇……呜哇哇哇哇……呀哇哇哇哇……”为内容， 这是天柱的傻哑巴媳妇唯一的发声， 结尾时也出现“呜哇哇哇哇……啊哇哇哇哇……呀哇哇哇哇……”这种表达， 这些非理性的语言无法指称任何人或事， 只是语气词重复堆砌， 以强烈的情感宣泄构成了对书面语的反抗， 展示着吕梁山区语言的贫瘠和无法被外人所理解的生活， 其中强烈的情绪传达着不可名状的愤怒、 痛苦、 悲哀甚至是仇恨， 但正因为不可名状， 体现了个体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感受， 这种表达更令人悲哀。文中还有部分章节是以驴子二黑的视角讲述的， “他们拴住我绿的在里头绿的在里头绿的不说话绿的不理我他们拴住我绿的在里头绿的不理我他们拴住我”
［2］120， 这是在拐叔死后才出现的驴子二黑的表达方式， 没有标点和逻辑的语言一方面暗示人类无法理解动物的语言， 二黑的表达是笨拙且徒劳的， 另一方面也与通人性的二黑明白拐叔死亡后强烈的痛苦和发疯呼应。 《无风之树》中模糊反复的语言符合李锐想创造的真实农村世界和农民形象， “既是他们自身世界观的一种自然表达， 也是他们对存在所作出的一种质朴的理解和阐释”
［12］。这里的人们遵守并维护着延续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 社会形态和价值理念， 通过不受限制的语言表达， 他们有机会代表自己发声， 模糊反复的语言同样象征着吕梁山人民世代绵延的生命絮语， 呈现了人们的生命状态和精神世界， 使作品回到了自由真实的情感和体验中。
3 历史的自觉与反思
李锐在创作中始终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 深刻的民间世界， “吕梁山区带来了他创作生命的潜能， 也构成他创作视野的极限”
［13］180。在农村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世世代代生长在黄土地上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使他跨越了乡村田园式的赞歌， 理性冷静地思考农村在历史中的位置和历史对一代代生于土地、 长于土地的农民的意义。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追问， 李锐挖掘出了乡村世界苦难之下的悲凉底色， 同时回应了现实生活的精神困境。
3.1 自觉的民间立场
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少作品都呈现出鲜明的庙堂立场， 劳动者只是其中的素材， 而李锐在一系列以吕梁山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中， 他的民间立场逐渐变得自觉， 《无风之树》作为李锐的超越之作， “第一次写出了庙堂以外的民间世界的完整性， 以及它与入侵的庙堂势力的对立”
［14］。这是他以个人方式理解历史的立场， 乡里有乡里的规则和故事， 矮人坪村村民代表的就是与庙堂历史意识相对的民间历史意识， 这种游离于历史之外的农村生活成为其文学表达的一部分。农村生活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是因为其“支持了乡土世界的秩序和以亲近关系为中心的不断向外扩散的社会结构系统， 而且保证了乡土世界的历史连续性和意义建构的充足性”
［15］52。延续千百年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与其中的人和他们的存在意义息息相关， 当这种非常稳定的结构受到他者入侵甚至冲击时， 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矮人坪村的普通民众成为小说叙述的主体， 拐叔的自白直接揭示了作品以农民为本位的立场和态度：“你们这些人到矮人坪干啥来啦你们？你们不来， 我们矮人坪的人不是自己活得好好的？你们不来， 谁能知道天底下还有个矮人坪？我们不是照样活得平平安安的， 不是照样活了多少辈子了？”
［2］8 这是拐叔的心理活动， 也是以拐叔为代表的农民始终无法宣之于口的话语， 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迫害， 在他们看来人和树一样， 生长于何处都有宿命的， 由不得自己， 但村民们有着共识， 即苦根儿和刘主任搅和了他们原本安稳的生活。刘主任宣读的文件中的政治术语与瘤拐们的日常话语格格不入，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队伍倒是见过， 都是些背着枪杀人的。这个阶级到底是啥东西呀， 啊？也不知道是方的呀还是圆的”
［2］76。阶级、 主义、 立场， 这些离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一隅的人们太过遥远， 矮人坪村的农民对政治术语和意识形态的无法理解和不愿理解都意味着民间的生活方式、 文化习惯和道德观念的顽强和凝固， 他们虽然可能被强大的外来力量征服却不会被同化。在村里开动员大会时大家毫无兴趣， 甚至开始打呼噜和聊天， 只是当作看一场热闹， 拐叔宁愿以自杀保护暖玉也不认同苦根儿说自己搅乱了阶级阵线， 因此作品实现了“政治话语与矮人坪经验的彻底剥离”
［16］。村民们的认知状态并没有因为外来的政治权力入侵而发生改变， 他们始终捍卫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命活动。拐叔自杀后人们考虑要把拐叔葬在哪里， 苦根儿认为富农分子不能埋在自己的地里， 但在其他人的一致坚持下， 终于让拐叔埋在自己家的地里， 并为他完整地进行了民间的丧葬仪式， 这是村民们对外来力量做出的成功抵制， 他们明白苦根儿永远也不会理解矮人坪村的问题， 于是将不属于这里的苦根儿排除了。在两方力量的对抗中， 民间话语“作为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在农村空间中有着自己的言说秩序和方式； 另一方面， 它又参与了与国家精英意识形态下的权力话语和知识分子广场话语的较量”
［17］， 尽管这种对抗大多以失败或失声告终， 但这一过程产生的独特张力却被文字保留了下来。李锐作为知识分子， 无论是在插队落户的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无风之树》的创作中， 都坚持从民间立场出发， 以直面和冷峻的姿态书写矮人坪村的生活， 呈现黄土地上生命的质朴和粗粝。
李锐笔下的吕梁山不仅是山西的一座山， 也是中国万千山脉和农村的缩影。他从特殊历史时期吕梁山区的现实生活出发进而思考生命和人类社会的问题， 中国历史在以矮人坪村为代表的农村中的投影， 就是中国农民的命运。与农民们世代不变、 相当稳定的人生相比， 历史事件对这片土地造成的波澜只是短暂的一瞬， 矮人坪村随着拐叔的下葬又重新恢复了往昔的沉寂， 这回应了李锐对农民生活的判断， “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样重复着， 重复了几十个世纪”。 “那个文人们叫做历史的东西， 似乎与黄土高原的农民无关， 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18］156 《无风之树》是李锐从民间立场出发为农村建构的艺术空间， 他承认农村世代绵延的社会结构和认知方式， 对苦难的书写是他对乡土世界农民生存状态的呈现。
3.2 悲凉的人生底色
在 《无风之树》 中书写吕梁山区的贫困和落后不是李锐的本意， 他更多描写农民精神和情感的困境， 如果只是书写贫困， 就是经济和社会学领域的问题， 但如果书写苦难， 就会成为文学关注的问题。李锐在小说中将矮人坪村放进了更广阔的生存背景中进行反思：“吕梁山脉， 浑黄色的山脉、 浑黄色的原野和浑黄色的中国农民， 它们的形象本身就具有中国的原型特征。”
［19］249 他在建构本土中国的过程中拒绝把历史诗意化， 而是试图将历史中农民真实的生活处境以艺术化的手段表现出来， 挖掘人性的深度， 揭露苦难之下悲凉的人生底色。
秦暖玉的眼中是“一院子的矮人全都扬着头， 全都不说话， 一院子骨碌骨碌的大眼睛”
［2］40。矮人们只知道睁着眼睛看， 却没有表达的能力， 他们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能力， 最后只能面对自己的命运， 成为苦难的承受者。拐叔活得清醒也活得悲哀， 他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拷问：“瘤拐是人， 不瘤拐也是人， 是人就得受人的罪， 人活一世其实就是受罪这两个字。想想也真是没意思。”
［2］19 他承认人活一世就是受罪， 人生的本质就是苦难。在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无法调和的伤害后， 他宁愿放弃做人变成牲畜， 而当活着已经成为负累， 拐叔的死亡反而非常平静， 他在死前给驴子拌好了料， 煮熟了豆子， 对比之下更强化了现实生活的悲剧性。事实上， 以拐叔为代表的人群乃至当时的社会， 同样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历史洪流：“清理就清理吧， 人家公家让清理呢， 咱老百姓还能不听人家公家的？”
［2］30 矮人坪村农民的悲欢离合、 生老病死被一次次忽略， 他们不能也不想与“受罪”抗争， 呈现的是一种沉默死寂的生存状态， 个体的死亡被不断淹没、 遗忘， 最后只剩下悲凉的底色， 正如鲁迅笔下“几乎无事的悲剧”。李锐对沈从文的高度评价也证实着他对民族历史的自觉反思：“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 是一种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 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
［20］25 他坚持在创作中表达自己， 记录宏大时代下的生命体验并对无理性的历史进行反思， 塑造出中国历史中地久天长的悲凉。
《无风之树》是李锐自创作 《厚土》 以来对农民生活更完整和丰富的书写， 他认为“对人的处境、 对苦难的深刻的表达， 可以是一种深刻的文学命题。最深刻的苦难， 也往往是最深刻的精神困境”
［18］151。苦难书写是李锐对民族历史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呈现和反思。吕梁山区的生活体验是他生发创作动机的源头， 通过刻画村民们封闭压抑的生活、 苦根儿扭曲的精神状态、 拐叔选择自杀的悲剧， 李锐指向的是“小说人物的精神景况， 是那种无可逃脱的命运归宿， 那种‘深冷透骨的悲凉’， 那种出自同类的难以表达的悲悯”
［21］。矮人坪村村民在重重苦难之下的生活和他们对命运使然的默契， 体现着作品对农民生存图景塑造得超越， 表达了对生命的悲悯、 尊重和深切关怀。在李锐的 《厚土》 《无风之树》 《万里无云》一系列创作中， 吕梁山区是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 蕴含着这里独特的历史积淀、 地域文化和社会特征， 而它又不只是山西的一座山脉， 其中也包括了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人物形象和周而复始的历史命运。 《无风之树》中的苦难书写成功地表现了人在本土中国背景下复杂的生命体验， 他们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 在沉默中义无反顾地自生自灭， 也揭露出苦难之下悲凉的人生底色， 创造了反映人类历史命运的审美空间。
4 结 语
《无风之树》 的苦难书写呈现了矮人坪村长久以来咀嚼苦难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来力量压迫造成的悲剧， 文本实现了苦难主题和语言表达的融合， 以特殊多变的叙述视角和重复模糊的口语表达为长期压抑沉默的农民创造了宣泄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李锐主动以民间的立场看待乡土世界， 客观冷静地叙说这一空间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 自觉地反思历史、 正视现实， 书写并理解苦难， 尊重生命中固有的矛盾与悲凉， 使《无风之树》具有了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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