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 《晋略》 的生成、 构造与传播

Creation， Structure and Dissemination of Zhou Ji’s Jin Lüe

摘要

《晋略》 始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 历经三度修改， 最终刊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书虽主要取材于房玄龄 《晋书》 ， 却又以取代 《晋书》 为目标， 并为达成此一宏愿， 一则采用小字夹注与正文分列相配的编纂体例， 二则注重宣扬政教义理。但即便如此， 《晋略》 终究未能成为文省事增的佳构， 更不曾威胁 《晋书》 的“正史”地位。光绪二年（1876年）重刊本的问世， 不仅弥补了 《晋略》 印本无多且原板被毁的缺憾， 而且助推了周济此书的广为流传。辛亥革命后中外学者对 《晋略》 的评述， 既有所侧重又各有理据， 但仍有部分点评并不理性。

Abstract

Jin Lüe was first compiled in the twelfth year of the Daoguang era. After three revisions， it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ineteenth year of the Daoguang era.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was to replace Fang Xuanling’s Book of Jin.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this book employed a compilation style that used small annotations alongside divided text columns， and emphasized the promotion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octrines. However， Jin Lüe still failed to become a masterpiece that threatens or surpasses the official status of the Book of Jin. The reprint edition of Jin Lüe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Guangxu era not only resolved the shortage of its copi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its original edition，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is book. In addition， the reviews of Jin Lüe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present multiple sound thought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criticisms that are not entirely rational.

关键词

周济 《晋略》 / 成书时间 / 文化传播

Key words

Zhou Ji’s Jin Lüe / book completion time / cultural dissemination

由于唐初新修 《晋书》 存在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 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1］405 等缺陷， 更因为司马氏得国的非正当性， 晋室南渡后的南北正统之争， 无论学术层面抑或政治伦理层面， 都有重新加以审视的价值和意义， 故对 《晋书》 的批评、 诠释、 考订、 改写， 成为明清学界的一大热潮。基于 《晋书》 框架改写而成的茅国缙《晋史删》、 蒋之翘《删补晋书》、 郭伦《晋记》、 周济 《晋略》 四史，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晋略》 更因注重阐扬政教义理的关系， 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行以来， 愈益为学界内外所关注， 甚至进入当代美国汉学家何肯的研究视野^［2］52。 尽管如此， 该书不但被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柴德赓《史籍举要》、 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 仓修良《试论乾嘉史学》、 陈廷亮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等论著误认为编年体史书， 就连其成书时间， 迄今仍缺乏明确的论断。是以不揣谫陋， 拟按时序、 分阶段考察 《晋略》 文本的生成过程， 尔后探究其史料来源、 编纂体例、 史论特色， 以及成书后在学界内外的传播， 以此能深化对 《晋略》 的认知。

1 《晋略》 文本的生成过程

荆溪人周济（1781年-1839年）的人生轨迹， 其实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点。一是嘉庆十年（1805年）举进士时，“以对策戆言， 抑置丙科， 出为淮安府学教授”^［3］23， 这就不但自我葬送了仕进前途， 且其境遇每况愈下， 以至于无论碑传笔记对其此后20余年行迹的叙述多么富有传奇色彩（见表 1）， 都难以掩盖周济有意经世却又日益被边缘化的无奈和落寞。魏源 《荆溪周君保绪传》 对此也有所揭示：“尝言‘愿得十万金， 当置义仓、 义学， 赡诸族姻， 并置书数万卷， 招东南士友之不得志者， 分治经史， 各尽所长， 不令旅食干谒废学’， 所志皆恢阔难就。”^［4］250 二是道光八年（1828年）， 基于对过往的深刻反思^［5］350， 47岁的周济毅然改变其处世方式， 转而隐居于金陵春水园， 从此杜门著述， “先成《说文字系》四卷、 《韵原》四卷， 辑平日古今体诗二卷、 词二卷、 杂文二卷。最后乃成 《晋略》 十册”^［4］250。

有别于魏源 《荆溪周君保绪传》 的语焉不详， 周济在所作 《晋略·序目》 中， 自称 《晋略》 动笔于其“始衰之年”：“自揆举羽之力， 恒怀绝髌之虑， 顾念始自弱冠， 即存斯志。洎乎壮岁， 虽复詶酢人事， 独居深念， 未尝去怀。日月不居， 学殖弗益， 始衰之年， 忽焉已过， 释今弗图， 逝将靡及。勉就刺剟， 彰其要害， 事即前史， 言成一家。”^［6］431 但周氏此说， 疑未可从， 这一方面是因为那年周济大概正忙于精读 《史记》， 并据以研撰 《味隽斋史义》^［7］481； 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弟子冯元燿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 《求志堂存稿汇编书后》， 不仅明言 《晋略》 始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 且其对周济编纂 《晋略》 一事的追忆， 既相对完整又有细节支撑， 故其说更值得采信：

犹忆先生之作 《晋略》 也， 起草于道光之十二年壬辰， 告成于十九年己亥， 历八载而三易稿耳。初稿草写， 次稿付门人誊录。录者五人， 则戴希斋、 陈自堂、 谌秉之、 谌展卿与燿。是其三次定本， 则已在淮安， 燿未及见^［8］138。

尤其是冯氏所宣称的“历八载而三易稿”之说， 更为考察 《晋略》 文本的生成过程， 确立了范围， 指明了方向。

倘若将冯氏“历八载而三易稿”之说， 与下列包世臣（1775年-1855年）的信札相互参看， 似可进一步确定 《晋略》 “三易稿”的详情：

保绪二弟足下： 春杪承寄示 《晋略》 ， 核阅累月， 纪传俱未及卒， 而目力殊苦不给。属张君司衡为卒其业， 各签商数十百事， 大都与原书较优劣于章句之间， 无关大义， 以未能知足下作书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扬， 面述叙目必宜改作， 使读者知己意所在。昨承见过， 示以删定纪传三首， 更造叙目一首， 文采灿然， 义例辨晢， 虚怀果力， 无异少壮， 推此以论， 其必举盛业无疑也。欣喜无量， 故愿与足下尽言之……暑湿， 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9］47⁃52}。

简言之， 第一阶段上起道光十二年（1832年）， 下迄次年春末。期间， 周济在金陵春水园纂成初稿。据冯元燿追忆， 乃师“方起草时， 每日出而起， 据案走笔， 如风扫箨， 到午餐， 率二千余言。午餐后， 则优游园林， 作书写画， 或与朋友谈言， 与门人讲解， 闲暇如常时。往来诸公无有知先生著书者， 惟包慎伯、 汪均资两先生尝知之”^［8］138； 但周济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秋冬时节的诗词， 例如《哨遍》的“痛饮张翰， 生前杯酒浇黄土”， 又如《六州歌头》的“正夸帬屐， 矜门第， 生兰玉， 绍勋名。乌衣巷， 重来燕， 认彫楹”^［3］77-81， 仍隐约透露出周济正在撰写 《晋略》 的消息。

第二阶段始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末。彼时， 周济不但将 《晋略》 初稿寄示包世臣， 更亲赴扬州当面请教， 并在盘桓扬州的十日间， 既参照包氏建议而重撰《叙目》， 又修改了三篇纪传； 包世臣阅后“欣喜无量”， 随即在六月十九日提笔作《与周保绪论晋略书》， 提出了更为详尽的修改意见。于是此后， 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任职“淮安校官”^［3］124 之前， 周济参酌包世臣《与周保绪论晋略书》中的构思， 对 《晋略》 初稿的内部结构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一是新置《甲子》 《州郡》 《执政》 《方镇》四表； 二是采纳包氏“纪之所名， 史例专属帝者， 自宜循欧阳之旧， 别为国传”的建议， 将初稿所设《外纪》悉数改为《国传》。作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四月的包世臣《晋略序》， 对此也有所述及， 内称：“保绪深达治源， 取 《晋书》 斟酌之， 历廿余载， 至道光癸巳写出淸本， 走使相质。既得余覆， 又解散成书， 五阅寒暑， 乃成今本。”^［9］53 至此， 周济大体上确立了“《本纪》六篇、 《表》五篇、 《列传》三十六篇、 《国传》十一篇、 《汇传》七篇、 《序目》一篇”并“编为十册”^{［6］430-431} 的基本框架， 并将修改稿交由戴希斋、 谌秉之等五弟子誊录， 是即冯元燿所宣称的“次稿”。

第三阶段始自道光十五年（1835年）秋任职淮安校官， 下迄道光十九年（1839年）周济辞职追随湖广总督周天爵莅任武昌之前。在这将近四年间， 周济复就“次稿”加以增损， 其修改情形虽不得其详， 但从蛛丝马迹中仍可推知： 其一， 新增《石苞传》 《魏浚魏该传》 《刘牢之传》等34篇传记（见表 2）， 同时摒弃原先拟定的诸如《贾荀列传》 《王丞相列传》 《王兖州列传》 《仇池列传》之类的传名； 其二， 《目录》标注列传二二设有《丁潭传》， 但正文实无此传， 又正文业已改称“国传一《成汉李氏》”， 而《序目》仍复题作《成汉国传》， 以及《王浑传》夹注误认“庾旉”为“庾专”^［6］152， 诸如此类的抵牾与讹误， 表明周济病卒那年由周天爵出资刊印的 《晋略》 ， 归根结底仍属于尚未完成修改的未定稿。

2 《晋略》 的史源、 编次及史论特色

在周济看来， 唐初所修新 《晋书》 不但存在着诸如“文皇手制， 意存曲艺， 诸臣承旨， 竞采春华， 裁非一手， 抵牾屡见”之类的缺陷， 且其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 充其量只是清廷因暂无替代品而不得不“取备正史”的权宜之计^［6］430。 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 周济勉力编纂 《晋略》 ， 冀以取代 《晋书》 而成为典午史册之正典。为达成这一自我期许的宏愿， 周济贯彻落实包世臣在《与周保绪论晋略书》中所构思的“事略而义详”原则， 致力于排除“无系从违”之事与“无当兴衰”之人^［9］48。 其具体做法， 一是摒弃包括《何曾传》 《阮籍传》在内的诸多 《晋书》 传记1

1 与此同时， 《晋书》 之《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十志也遭废弃， 其理由是：“至于诸志， 杜、 马善矣。”（《晋略序目》）亦即在周济看来， 《通典》《文献通考》已经足够完美， 根本没有必要重新梳理两晋典章制度史。

； 二是删节， 将原本多达10卷的 《晋书》 本纪缩写至6篇， 以及将1 366字的《晋书·王祥传》删略为仅有390字的《晋略·王祥传》， 即其典型实例； 三是调整， 或将 《晋书》 中的多篇传记合而为一， 或将 《晋书》 附传升格为专传， 且在合并、 升格的过程中， 亦往往予以删节。

在此基础上， 《晋略》 采用了小字夹注与正文分列相配的编纂体例。这些小字夹注， 既广泛分布于本纪、 表、 列传、 国传、 汇传， 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就像《史通》“定彼榛楛， 列为子注”^［10］132 那样， 意在广纳史料并简洁行文， 譬如《晋书·虞预传》对虞预其人其学的评述， 经剪裁后就被纳入《文学汇传》小字夹注中， 且此类措置多达91处； 二是效法《资治通鉴考异》， 自我交代校勘考证的结果或说明取此舍彼的原因， 例如《北燕冯氏传》在义熙五年（409年）十月冯跋“自称天王， 仍国号曰燕， 改年太平”后， 自注：“（ 《晋书》 ）载记及《十六国春秋》并误作晋太元二十年， 此从《通鉴》。”^［6］365

同时也不难发现， 《晋略》 的个别传记及其小字夹注中的部分内容， 显系 《晋书》 所未有。倘若追本溯源， 可知 《晋略》 的这些文字， 或如列传三三《何无忌传》注引王元德小传， 取材于沈约《宋书》； 或如国传十一《代魏拓跋氏传》， 系据魏收《魏书》改编而成； 或如列传三二《卢循传》， 兼取《晋书·卢循传》及《资治通鉴》而定稿。至如对崔鸿《十六国春秋》的援引， 亦时或可见， 例如《后燕慕容氏传》小字夹注：“ 《晋书》 以（翟）辽为真子， 此从《十六国春秋》。”^［6］355 这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彻底否定了赵慎修所持 《晋略》 “不过是一部缩写的 《晋书》 ”^［11］380之推断。

考四库馆臣评茅国缙《晋史删》云：“大旨以 《晋书》 原本繁冗， 故删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 刊削者多不甚当， 如诸志概行删去， 使一朝制度典章无可考证……至于以一传原文而前后移置， 又有节录传中数语移为他传之分注， 大都徒见纷更而毫无义例。以是而改 《晋书》 ， 恐无以服修 《晋书》 者之心也。”^［1］457 平心而论， 《晋略》 对 《晋书》 《宋书》等前史的摒弃、 删节和调整， 确也像《晋史删》那样存在诸多删略不当之处。进而言之， 《晋略》 既非如钱基博《古籍举要》、 徐浩《廿五史论纲》、 刘明水《国学纲要》所论， 乃删繁扼要、 文省事增的佳构， 更不曾对 《晋书》 “正史”地位构成所谓的“冲击与消解”^［12］。相比较而言，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的下列判断， 无疑更令人信服：“史籍之用有二， 或以繁为贵， 如记注是， 或以简为贵， 如撰述是。居今之世， 应视诸古史皆如记注， 以详而有体者为上选， 《晋记》 《晋略》 ， 差能比于干宝、 孙盛， 略备别史之一体， 而于详而有体之 《晋书》 ， 度尚无以胜之。”^［13］195

尚需辨正的是， 《晋略》 最值得称道的所在， 既不是刘咸炘（1896年-1932年）推崇的《甲子表》^［14］410， 也并非叶景葵（1874年-1949年）所认可的《州郡表》^［15］1072， 而是本纪、 列传、 国传、 汇传之中的“论曰”与汇传及各表之前“序”等98条史论。这些长短不一的史论， 共计21 264字， 约占 《晋略》 总字数的4.8%。相对于位置固定的11条前序， 87条“论曰”在书中的分布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或如列传十九， 一传多至四论， 或如国传八， 全篇竟未予置评（见表 3）。倘若加以深入考察， 不难发现《晋略序目》所宣称的“折衷依于洓水， 庶几无悖资治之意”^［6］431， 既是周济衡评前史的尺度， 更是 《晋略》 史论的主要特色， 以致于即便是对晋末孙恩之乱的反思， 也归结为崇尚礼教的必要性：

老氏之教， 以退为进， 以让为争， 可谓工于言利者也。由其道者， 处则为乡愿， 出则为鄙夫。其究至于弃蔑伦常， 荡绝廉耻……晋之季年， 君臣并惑， 崇饰塔庙， 归诚道门……是以好乱乐祸之徒， 得逞浮诞之辞， 倡无稽之说， 施扇惑之技， 诱愚迷之众， 毒流东南， 衅钟再世。是知拔本塞原， 必崇礼教， 岂徒镌肌刻肤、 陷匈决脰之所能禁约者乎^{［6］280-281}！

周济 《晋略》 的部分史论， 就学术渊源而言， 大抵从其另一部史著——亦即定稿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的《味隽斋史义》拓展而来。譬如《味隽斋史义》的“除租不除赋， 民争趣田， 务本抑末之道也”^［7］485， 显然就是下列这条 《晋略》 史论的先导：

欲重农， 莫若使士必出于农， 非农不得为士， 非士不得受爵禄。大小之官， 必其家世力田， 而能修孝弟、 忠信达于从政者也。苟非世农， 皆为杂流， 虽有才颖， 乡论不得推择为士， 学校不得收。仕路既一， 则父兄顾念子弟， 必相率而致力于南亩， 工商杂流亦将舍末业而趋于田， 此重农之本计也^［6］57。

若从自今而古的角度加以回溯的话， 则又不难发现 《晋略》 之所以备受学界内外的关注， 在较大程度上也正源自其史论。

3 《晋略》 的刊刻与传播

《晋略》 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下半年刊行后， 受到姚莹（1785年-1853年）、 李慈铭（1829年-1894年）等人的严厉批评， 或被视作“徒为鲁莽”“好轻易著书”的反面典型^［16］632， 或被斥为“枯寂陋略”的“妄费笔墨”之作^［17］409。与此同时， 予以好评者更见其夥， 例如作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四月的包世臣《晋略序》， 就曾从叙事角度予以充分肯定：

保绪嗣孙炜以刻本来， 将遗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 若网在纲， 简而有要， 切而不俚， 抉得失之情， 原兴衰之故， 贬恶而不没善， 讳贤而不藏慝， 大之创业垂统之猷， 小之居官持身之术， 不为高论， 不尙微言， 要归于平情审势， 足以救败善后而已。匪典午之要删， 实千秋之金鉴。至于州郡纷错， 详核为难， 展卷豁然， 庶无遗憾。虽峻洁稍逊承祚， 而视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纪、 情势不了臣传者， 亦已远矣^［9］53。

湖州人戴望（1837年-1873年）， 同治七年正月廿四日（1868年2月17日）在致函友人时， 亦尝明确表示拟“仿周保绪先生 《晋略》 之例”以纂《明略》^［18］385， 就连曾国藩也在所作日记中予以正面评价：“夜阅周保绪所著 《晋略》 ， 赵惠甫所寄来者。周名济， 荆溪人。书成于道光十八年， 亦近世著作才也。”^［19］347

由于 《晋略》 印本无多， 更因其原板被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 故其后嗣有意重加刊行， 遂有光绪二年味隽斋重刊本的问世， 此则潘树辰《晋略跋》言之甚详：

辛未四月， 树辰奉檄宰荆溪……丹文参佐名炜， 其孙也， 适因公来谒， 问其书则原板已毁于庚申之乱， 出其家藏遗本见示。披诵回环， 恍如旧识， 因谓先生是书洵足千古， 盍谋重锓以广其传？丹文曰：“此意蓄之有年矣！徒以卷帙浩繁， 需费过巨， 力不足而中道止， 非所以重先泽， 故迟迟未果。辱承谆谕， 敢不力图！”归告其叔奭堂司马， 遂定议焉。时山西巡抚鲍花潭中丞， 与先生有私淑谊。……邮书乞序， 中丞忻然手答许之， 并分廉泉为倡。树辰亦勉竭俸余， 以为之助……（丙子）十二月， 中丞跋语由驿递至。今年四月书成， 而丹文遽于五月归道山……其哲嗣铿甫农部奉遗命， 嘱弁言简端， 固辞不获， 且将丹文重刻 《晋略》 颠末联缀数行， 附诸书后……时光绪三年， 岁次丁丑夏六月既望， 归安潘树辰书于临津公廨之求是斋^［6］9。

据此可知， 光绪二年（1876年）味隽斋重刊本是在山西巡抚鲍源深、 荆溪知县潘树辰的资助下， 最终问世于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是书， “框高一九四毫米， 宽一四五毫米”“白口”^［20］71， 较诸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刻本， 虽未必后出转精， 却也增补了包世臣、 鲍源深等人所作的序跋及参与刊刻人员名单等重要史料（见表 4）。这就既有助于后人深入了解 《晋略》 ， 也明显扩大了周济此书的影响力， 不但康有为认定该书“比 《晋书》 好， 能看出历史事件的真面貌”^［21］291， 顺天府尹周家楣更将之用作礼物， 馈赠给远道而来的日本学者冈千仞^［22］145。

与清末有所不同的是， 辛亥革命以来世人更多地从学术层面点评 《晋略》 。细加考察， 这些点评又大抵可分为四类。

一则以恽毓鼎《澄斋日记》为代表， 将 《晋略》 置于宋元以来改写“正史”之举寖以成风的框架内加以审视与评判：

取正史而删订之， 莫善于周保绪 《晋略》 ， 莫不善于萧常《续汉书》、 陈鳣《续唐书》。唐修 《晋书》 ， 芜杂琐碎， 于一代大势无所发明。周氏则挈领振纲， 简赅而得体要《地志》尤佳， 非漫焉删节者^［23］611。

事实上， 恽氏的这种做法又带动学界展开对 《晋略》 《晋书》 关系的研讨， 遂有内藤湖南“不证史实、 只改史法”之说的提出：“周济作 《晋略》 不以考证史实为主， 而是将 《晋书》 当中自认为不合史家笔法之处， 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编。”^［24］142

二则就像秦锡圭（1864年-1924年）那样， 着眼于探究周济设置《执政》 《方镇》诸表的旨趣， 指陈 《晋略》 诸表的缺失， 进而撰作《补晋执政表》 《补晋方镇表》以补正其失：

周济 《晋略》 有《执政表》三、 《方镇表》四， 本班氏《汉书》表例也， 第班表藉以补纪传之缺， 补表特以纠纪传之伪， 用意不同， 体例即不能尽合。周氏疎舛尚多， 附列之人， 牵连及之， 可议尤众。兹表之作， 虽未敢以信后， 然错综全书， 详加校订， 有审且慎者焉。异于周表者， 逐处注明。非敢訾议前人， 窃附于争臣之列尔^［25］3373。

三则如同刘咸炘（1896年-1932年）， 致力于通过前后左右之比较， 突显 《晋略》 在裁断、 叙述等方面的独特性：

周济 《晋略》 ， 意旨深笃， 重民命， 详地势。体虽异乎马、 班， 而词直追乎蔚宗， 沈、 萧而降， 盖不能及也。近代史学家多尚考据， 一二考修前史者， 徒以补苴为长， 不足称也^［26］303。

可知在刘咸炘看来， 《晋略》 无论叙事抑或史论， 既重视民本， 又善于分析， 从而有别于彼时崇尚考据的学风。

四则以柳诒徵《中国史学之双轨》为典范， 不复拘泥于微观考索， 转而尝试界定 《晋略》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夫重修前史， 昔所艳称。欧宋刘薛， 并行不悖。周济 《晋略》 ， 誉溢长孙。柯氏《元史》， 谓驾金华。虽有陈编， 讵病重复^［27］58。

总体来看， 辛亥革命后中外学者对 《晋略》 的点评， 既有所侧重又各有理据。但与此同时， 仍有部分点评并不理性。譬如， 唐弢（1913年-1992年）作于1935年9月16日的《读史有感》， 竟称 《晋略》 的缺陷源自周济“还没有新的世界观”^［28］217， 这就颇有苛责古人的嫌疑； 又如漆绪邦等人合著的《中国诗论史》， 无端臆测周济“在鸦片战争前夕致力于编著 《晋略》 ， 应是有感于其时外患濒临、 国势危殆如西晋末年之五胡乱华同”， “不仅意在以史为鉴， 可能还有实用上的考虑”^［29］1215。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 张尔田跋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刻本 《晋略》 凡两条， 其一在充分肯定周济史才、 史识的同时， 针对 《晋略》 的行文风格， 给予“追大雅而不逮， 道丽之辞， 无闻焉尔”的客观评价：

保绪此书有声当世， 乡前辈谭复堂亦极称之。观其穿穴群籍， 错综本始， 叙事简而有力， 下笔质而不俚， 虽袭旧典， 独见镕裁， 洵乎别史之良已。属文律度， 思规六朝， 捶字造语， 颇复不类， 承挽季文敝俗， 尚未能尽涤变流， 竞则有余， 追大雅而不逮， 道丽之辞， 无闻焉尔， 斯其类欤。然当嘉道之末， 嵬儒浅夫， 群溺于考据襞绩之学， 成家宏作， 有此斐然， 亦可谓不自诡随者也^［30］393。

其二则从正反两方面评述 《晋略》 史论及其行文之得失：“书中诸论卓有风轨， 虽学六代， 神思不侔， 良由隶典太纤而用字近犷故也……独其骈散不分， 文笔互用， 深得古人潜气内转之妙耳。”^{［30］393-394} 这一点评虽然并不全面， 也未必完全准确， 但较诸唐弢《读史有感》与《中国诗论史》， 显得尤为平实可信， 理当成为今后探究周济及其 《晋略》 时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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