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的数字记忆建构研究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emor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Opera in the 5G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Gong and Drum Opera in Linyi

摘要

5G时代， 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均已发生结构性变化， 政府、 高校与研究机构主导的现有保护与传承模式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数字记忆理论为山西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保护提供新的机遇与可能， 可将资源数字化转换作为起点， 研究数字化转向作为动力， 新媒体传播矩阵建设作为关键， 数字资源开发作为终点， 通过建立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与高校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 搭建各类民间小戏资源数据库， 打造基于移动终端的民间小戏新媒体传播矩阵， 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新模式等措施， 构建属于民间小戏的数字记忆、 开辟民间小戏保护新路径。

Abstract

In the 5G era，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cology essential for the survival of folk operas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existing modes of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operas， primarily led by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faced challenges in sustainabilit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digital memor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lk operas， such as the Gong and Drum Opera in Linyi of Shanxi province. To build the digital memory and new path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lk operas， this article suggests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l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and universities， creating open-source databases and a mobile terminal-based media communication matrix for folk operas， and exploring new modes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for folk operas that combine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cations.

关键词

5G时代 / 民间小戏 / 保护与传承 / 数字记忆

Key words

5G era / folk opera /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 digital memory

山西作为中国戏剧重要发源地， 现存大小剧种共38种， 数量居全国首位。除四大梆子及京剧、 豫剧、 曲剧三个外来剧种外， 其余31个均为民间小戏^［1］， 流布于晋南地区的临猗锣鼓杂戏更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 距今已有1 3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 在受众市场萎缩、 数字娱乐形态冲击等因素冲击下， 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生存境况日趋艰难。对这些处于濒危状态的民间小戏而言， 当前亟需的不是研究其艺术特色或兴衰过程， 而是尽力拯救其即将消亡的命运^［2］。本文以山西临猗锣鼓杂戏为重点， 采用以点带面、 点面结合的方式， 探讨5G时代如何藉由建构数字记忆方式开辟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新路径。

1 5G时代民间小戏面临生存环境与保护模式难以为继的困境

中国戏剧作为迄今为止没有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世界三种戏剧之一^［3］，其民间小戏承载着民间与地域双重文化基因， 特别是随着对农村地区祭祀活动中原生态戏剧（也称仪式戏剧）发掘整理的不断深入， 民间小戏已成为京剧、 晋剧、 豫剧等传统表演性戏剧外另一种表演体系^［4］。因此， 2006年我国推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文化名录时， 山西临猗锣鼓杂戏等60种民间小戏成功入选， 与京剧、 晋剧等大剧种共同组成“传统戏剧”名录， 其后虽政府部门、 高校与研究机构等都给予了大力扶持， 但其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1 农村地区人口结构性变化重塑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

清中叶， 繁荣的商品经济、 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为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提供了生存土壤， 作为与文人戏曲相对的民间戏曲形态， 民间小戏创作主体为民间艺人， 受众群体为生活在乡村的普通民众，传承至今与其“娱神”信仰属性、 “娱人”消费属性、 “自娱”功能属性密不可分。以临猗锣鼓杂戏为例， 无专业班社、 由村民自发组织表演， 其表演形式以念白、 吟诵为主， 伴奏乐器以锣鼓为主、 偶有唢呐和铙钹， 没有布景， 演员可频繁上下场， 因为是非专业演出， 数百年来演员多为父子相承、 兄终弟及^［5］，观众与表演者在参与中获得自身满足感与精神慰藉。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城市化、 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 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甚至中小城市， 去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教育资源， 引发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失衡、 村落经济凋敝等诸多问题^［6］。以锣鼓杂戏发源地山西临猗县为例， 该县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十年间全县人口减少89 951人、 下降15.71%。随着传承人年龄增大与年轻观众流失， 老人看老戏、 老人演老戏现象日趋严峻， 尽管各级政府通过指定传承人、 组织展演等方式给予大力扶持， 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现有措施无法改变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

1.2 短视频、 在线直播等数字娱乐形态破坏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

民间小戏多与农村地区庙会赛社、 祭祀祈福等农耕时代的民俗活动相关， 如川渝地区的阳戏、 庆坛等民间戏剧与家宅祭祀、 春祈会、 贺神会、 行业神会等祭祀活动紧密相关^［7］28-37， 这些民俗活动通常有特定仪式与规程， 以临猗锣鼓杂戏为例， 其作为汉唐“村落百戏”、 唐代战阵乐舞与晋南巫神信仰融合产物， 依附于当地迎神祈福禳灾等社火活动， 旧时演出多在农历九月初九马明王庙会、 正月十六龙岩寺等特定时间地点， 一般4小时左右、 上场人物常多达40余个， 其独特的“列鬼”程式化表演， 充分体现“诸神皆酬”祭祀性、 仪式性戏剧特征。

进入新世纪， 随着我国城市化、 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诞生于农耕时代的各类民俗活动逐渐走向衰落， 特别是在短视频、 在线直播等数字娱乐形态冲击下， 许多年轻人甚至没有听说过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 他们更热衷于“双十一”等数字新民俗， 以及刷抖音、 打手游等数字娱乐方式， 曾经农闲时节重要的大众娱乐方式逐渐沦为少数老年人自娱自乐的消遣方式， 年轻人观看乃至参与民间小戏这一旧时民俗活动已经边缘化， 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

1.3 政府主导的输血式保护无法破解民间小戏面临的传承难题

2006年以来， 随着民间小戏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生存境遇在政府职能部门大力扶持下得到明显改善^［8］。以临猗锣鼓杂戏为例， 2006年， 其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 李正勤、 张军被评为国家级锣鼓杂戏传承人， 锣鼓杂戏优秀剧目多次参加公开展演等， 对临猗锣鼓杂戏保护与传承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早在2013年《山西日报》刊发的新闻报道《锣鼓杂戏还能传承多久》便提出“古老的艺术， 年迈的老艺人， 单一的剧本， 亘古不变的传授方式， 锣鼓杂戏还能够传承多久？”的担忧。

面对受众群体萎缩、 娱乐方式数字化等结构性难题， 政府职能部门等主导的输血式保护效应呈递减态势。以临猗锣鼓杂戏为例， 晋南大部分乡村锣鼓杂戏自20世纪50年代相继停演后， 艺人青黄不接问题一直非常突出， 目前能够登台表演者已经寥寥无几， 老戏无人演、 新戏无人写、 中老年观众流失、 年轻观众缺失等问题严重， 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 资金等扶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难题。加之在相关部门鼓励下， 一些蒲剧演员参与锣鼓杂戏表演， 脸谱、 服装、 乐器乃至表演形式日趋蒲剧化等小戏大戏化通病逐渐显现， 政府主导的输血式保护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1.4 高校与研究机构考据式研究无法解决民间小戏传承面临的实际问题

民国至今， 学界对民间小戏的认知经历文本、 语境、 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演进， 形成文本作品研究范式、 文化语境研究范式和艺人实践研究范式三种主导范式^［9］， 民间文学路径与戏剧戏曲两条路径^［10］， 其中， 文本整理与考据式研究占主体地位， 冯俊杰的《中国民间小剧种抢救与研究》（共8卷）收录《泽州秧歌叙论》 《大弦戏的调查与研究》等山西地方小戏研究相关硕博论文22篇， 朱恒夫主编的《中国傩戏剧本集成》（共33卷）收录上党《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 曲沃任庄《扇鼓神谱》等晋、 川、 渝、 鄂等地多种民间小戏； 文旅部组织编撰的《中国戏曲剧种全集》收录赛戏、 耍孩儿等35个山西民间小戏， 以及江西九江青阳腔、 赣南采茶戏等其他省份28个民间小戏资料。

就临猗锣鼓杂戏而言， 随着张建军《锣鼓杂戏》、 山西省戏剧研究所《锣鼓杂戏： 传统手抄本剧作集》相继出版， 一大批濒临失传的锣鼓杂戏剧本得以挖掘整理。这些资料汇编与研究工作， 对厘清锣鼓杂戏“是什么”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但对“怎么样”推动锣鼓杂戏保护与传承作用有限。目前， 学界对临猗锣鼓杂戏保护与传承的研究较为薄弱， 仅山西大学研究生郝若、 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刘思齐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有所涉及， 其他讨论散见于锣鼓杂戏相关研究文章中， 尚未提出系统的、 可资参考的新路径。

2 数字记忆为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提供新机遇

数字记忆作为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刻写记忆的新形态， 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 面向记忆建构与文化传承， 强调记忆资源开发与利用^［11］，较文本整理、 影像拍摄等民间小戏传统保护模式， 数字化改变记忆的存储模式， 影像化改变记忆的呈现形态， 智能化赋予记忆更多社会价值与意义， 为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机遇与可能。

2.1 数字记忆为民间小戏确认与立档工作提供新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分为确认、 立档、 研究、 保存、 保护、 宣传、 弘扬、 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九环节^［12］10。就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的保护与传承而言， 现有确认与立档工作通常由专业人员采用普查或田野调查方式展开， 所需时间长、 花费人力物力大、 数据更新速度慢， 以2017年6月完成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为例， 此次普查耗时两年， 涉及全国348个剧种、 10 278个剧团， 且不包含2015年8月31日以后的数据。从数字记忆理论出发， 民间小戏可视为不同地区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是集体的、 动态的、 数字的， 其确认与立档工作不再囿于专业化人工采集范畴。民间艺人甚至普通民众可通过微信等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主动提供民间小戏相关实时数据， 政府职能部门与相关研究机构等亦可借助网络爬虫、 云计算等数据技术， 实时抓取全国300多个民间小戏各项数据， 不断更新民间小戏数据库， 实现民间小戏确认与立档工作的动态化、 精确化管理。

2.2 数字记忆为民间小戏研究与保存工作提供新模式

民间小戏作为劳动人民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祭祀仪式类、 秧歌类、 歌舞类等多种类型， 时生时灭、 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13］1-8。现存民间小戏作为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结晶， 经过数百年沉淀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保护与传承不应局限于艺术传播范畴内， 应从社会记忆角度出发给予更加多元思考。特别是锣鼓杂戏等祭祀仪式类民间小戏， 已处于研究与保存关键节点。一方面， 锣鼓杂戏老艺人大多年逾古稀， 有些已是耄耋之年； 另一方面， 锣鼓杂戏曲谱、 服装、 道具、 演出仪式等相关资料挖掘与整理， 长期未得到应有重视， 没有进行系统的数字化保存。如不抓紧时间利用数字技术对上述资源进行抢救性保存， 大批鲜活且珍贵内容必将随着老艺人离世而消失， 锣鼓杂戏作为仪式剧的独特文化意涵也将随之湮灭。藉由5G时代数字技术提供的便利， 抢救性地保存文字、 图片、 音频、 视频等数字资源， 有助于打造属于民间小戏的数字记忆， 再现民间小戏杂戏历史风貌。

2.3 数字记忆为民间小戏保护与宣传工作提供新渠道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人口持续流失、 民众娱乐方式日趋数字化， 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已发生结构性变化， 2006年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 其社会影响虽有扩大但受众萎缩难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学长尾理论认为， 看似微小分散的受众需求聚集起来数量可能比头部需求还要大， 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虽在其发源地受众数量持续减少， 但通过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微博、 微信、 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 可将散落在其他地区看似微小实则数量颇大的潜在受众聚集起来， 为民间小戏保护与宣传提供必需的群众基础。同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陕西华阴老腔、 潮汕莺歌舞在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功， 两者藉由开通微信公众号、 抖音号等新媒体账号， 搭建起多维立体的表达空间， 为“困于井底”的古老艺术创造全新机遇^［14］， 为临猗锣鼓杂戏等其他民间小戏保护与宣传提供新思路。

2.4 数字记忆为民间小戏弘扬与传承工作提供新路径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 互联网的普及重塑了人类社会信息的传播模式与娱乐方式， 开辟出民间小戏弘扬与传承的新路径。数字化文本（含字符、 音频、 视频、 动画等）为民间小戏弘扬与传承提供新的形态， 云计算、 云存储等新技术为民间小戏提供无限的储存空间与便利的检索服务， 社交媒体、 短视频平台等为民间小戏融入民众娱乐生活提供多元的渠道。以往非遗保存主要有档案化保护和活态化传承两种路径， 前者强调通过文字、 音频、 视频等手段进行固化并转化为档案信息资源予以保存和利用， 属于记录性保护的长效机制； 后者强调非遗保护须回归生活、 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实现保护与传承， 属于短平快的动态传承。数字记忆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将两者优势融合在一起， 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弘扬与传承路径^［15］。

3 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中数字记忆建构的核心内容

“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 我国非遗工作重点在保护， 对非遗项目调查、 认定与记录； “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 我国非遗工作重心转向传承， 转向人才培养、 宣传与普及， 非遗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等开发利用成为非遗工作新重点。就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而言， 其数字记忆建构可参照我国非遗工作重点演进历程， 分为四个部分。

3.1 民间小戏资源数字化转换是数字记忆建构的起点

目前， 民间小戏相关资源整理以文字、 图片、 展演录像为主， 剧本、 文物、 演出道具等实物资源数字化转换仍处于起步阶段， 亟待开展老艺人口述史、 乡村排演、 场馆展演等数字影像采集， 以及民间小戏相关实物资源数字化转换与保存。2021年6月，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颁布《山西省濒危戏曲剧种抢救工程工作方案》， 提出“对濒危戏曲剧种手抄本剧本进行数字化整理、 保存， 并出版专辑， 以使珍贵的戏曲资料得以长久留存， 并为当代戏曲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源”^［16］， 便是民间小戏资源数字化转换的重要支点。尽管数字化转换工作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却是民间小戏数字记忆建构的起点与基础， 相关部门应以民间小戏剧本、 曲谱、 文物、 服饰、 乐器等实物资料数字化、 数据化为基础， 以老艺人口述、 乡村排演等影像记录为重点， 通过建立图文数据库、 拍摄微纪录片等形式， 抢救性地保存关于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的数字记忆。

3.2 民间小戏研究数字化转向是数字记忆建构的动力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实践日渐繁荣， 近年来陆续有研究者从数字化维度出发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问题， 如采用3D扫描技术对山西面塑相关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 建立山西面塑数据库^［17］，尝试用数字动画技术保护山西丰富的壁画文化遗产等。就民间小戏研究而言， 改革开放至今研究者多聚焦戏曲生态、 剧本整理等传统问题，很少关注民间小戏资源数字化转换、 新媒体传播等问题。从5G时代云计算、 大数据、 VR/AR、 竖屏传播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出发， 探讨民间小戏资源数字化转换、 新媒体传播等相关议题， 不仅能够为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相关戏资源数字化转换提供理论支持， 而且能够为民间小戏数字记忆建构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支持。

3.3 民间小戏新媒体矩阵搭建是数字记忆建构的关键

民间小戏农闲演出、 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的演出与传承模式， 导致对其的保护与传承一直面临着传播困境。政府职能部门、 高校与研究机构主导的现有保护与传承模式， 同样面临传播难题， 如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编撰的《锣鼓杂戏： 传统手抄本剧作集》虽由三晋出版社于2021年正式出版， 但中图网、 当当网等知名图书流通平台均未收录该书信息， 由于传播范围非常有限， 未对临猗锣鼓杂戏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在资源数字化转换与研究数字化转向基础上， 搭建民间小戏新媒体传播矩阵， 制定民间小戏新媒体传播策略， 有助于打破民间小戏面临的传播困境， 推动民间小戏相关资源与研究成果大范围、 高密度传播， 吸引各地潜在观众与研究者关注民间小戏。

3.4 民间小戏数字资源开发是数字记忆建构的终点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遗产文化公约》中， 传承与振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后环节， 也是数字记忆建构的最终目的。民间小戏新媒体传播矩阵的搭建有助于扩大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的社会影响， 但只有引入社会资本、 公益组织等各方力量， 推动线下传承与相关资源开发， 才能真正完成对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抢救性保护与传承。同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华阴老腔， 通过市场化运营方式形成稳定演出团队、 推动演员代际交替等做法， 为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数字记忆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4 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中数字记忆建构的具体策略

5G时代， 关于民间小戏的保护与传承， 我们应直面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的生存困境， 抓住新一代数字技术提供的便利， 从顶层设计出发围绕资源转换、 研究转向、 传播创新、 资源开发四方面内容， 整合政府、 高校与研究机构、 市场三方力量， 有的放矢地制定具体实施策略。

4.1 建立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与高校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

做好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顶层设计是关键， 只有充分发挥政府、 社会力量、 高校与研究机构协同创新优势， 才能有效激活线上线下各类资源， 建构属于民间小戏的数字记忆， 开辟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新路径。具体而言， 政府职能部门应主动承担领导职责， 为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政策便利与资金支持。商业资本、 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应充分发挥自身资金、 资源等优势， 积极参与政府职能部门主导的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工作。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知识密集优势， 通过组建由师生组成的采访摄制团队等形式， 抢救性地采集民间小戏相关数据资料， 并就其中难点问题展开探索性研究。

4.2 搭建汇聚民间小戏资源的各类开源数据库

5G时代， 开放数据（open data）运动方兴未艾， 许多政府职能部门、 社会机构等相继免费向公众开放各种脱敏数据， 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通包含民间小戏相关开放数据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陕西、 甘肃等省份多次发布包含民间小戏相关开放数据的省级非遗名录。对于临猗锣鼓杂戏等面临被时代淘汰的民间小戏，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以保存， 立此存照是一项重要工作^［18］。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高校与研究机构等， 可藉由数据挖掘、 数据清洗、 VR/AR等新一代数（字）据技术， 搭建具有检索功能的文本资料数据库、 服饰乐器图文数据库、 文物图文数据库、 表演影像数据库等开源数据库， 为普通民众乃至研究者获取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开放数据提供便利。

4.3 打造基于移动终端的民间小戏新媒体传播矩阵

微博、 微信、 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普及， 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视频新形态兴起， 重构了普通民众信息接受的渠道与方式， 为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提供新契机。典型如新冠疫情期间二人台等民间小戏， 通过短视频、 网络直播方式在抖音、 快手两大短视频平台进行“云”表演， 吸引大量粉丝在线观看、 相互分享， 让曲高和寡的传统戏曲以新的形态重新回归大众艺术本位^［19］。其他民间小戏传播可借鉴上述成功经验， 搭建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媒体矩阵， 制定适宜的宣传推广策略， 推动民间小戏走出去， 被更多感兴趣的民众所熟悉， 实现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4.4 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新模式

戏曲盛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根植于民间的艺术总免不了被新生事物所代替^［20］， 民间小戏数字记忆的建构虽无法改变部分民间小戏濒危甚至消亡的命运， 但有助于实现对临猗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相关资源抢救性保护， 有助于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间小戏传承新模式， 一定程度上减缓甚至改变部分民间小戏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可将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置于乡村振兴大背景下， 通过搭建新媒体矩阵等方式扩大社会影响， 通过文艺展演、 商业演出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模式， 通过戏曲进校园、 戏曲进社区等方式促进文教结合模式， 推动民间小戏市场化、 社会化运营， 为5G时代民间小戏保护与传承开辟一条新路径。

5 结　语

新中国成立至今， 仅山西已有16个民间小戏完全消失， 鉴于民间小戏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均已发生结构性变化， 未来部分民间小戏仍会走向衰落甚至消亡^［21］。5G时代， 数字技术、 数据技术的成熟， 为临猗锣鼓杂戏等现存民间小戏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机遇， 数字记忆建构应该成为未来民间小戏乃至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重要方向之一， 这样不仅有助于呈现民间小戏乃至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风貌， 也为其传承、 传播乃至开发利用提供新的可能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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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1年度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山西锣鼓杂戏的数字记忆与抢救性传承(2021C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