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包括临汾、 运城盆地， 即今临汾、 运城二市。晋南位于汾河下游， 其气候水文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 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学者们先后发现有芮城西侯度遗址、 匼河遗址、 夏县西阴仰韶遗址、 万荣荆村遗址、 襄汾丁村遗址、 陶寺遗址、 翼城枣园遗址、 曲村、 天马遗址等。稷山东渠遗址出土的大量遗存表明， 东渠先民已掌握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 形成种植畜牧兼营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这些考古发现证实先民曾在此劳动、 繁衍， 说明从石器时代开始， 晋南地区就成为人类的活动中心。 “尧都平阳， 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
［1］157， 尧、 舜、 禹都曾在此建立都城， 说明晋南地区在早期中华文明中的文化中心地位。这些文化传统也影响了晋南民间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文化选择， 丰富的后稷文化遗存及相关活动即为其突出代表， 彰显出晋南悠久厚重的农耕文化底蕴。这些文化遗存作为后稷神话的中心点与纪念物， 叙述了后稷的出生、 教稼、 去世等事迹， 展现了后稷的人生图景， 从而在晋南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后稷文化空间。
后稷作为农耕文化中的重要标识， 自西周开始就受到民间与官方的尊崇
11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重要生产活动，民间与官方对后稷的崇敬体现了民众渴望丰年的心理祈盼。周人视后稷为农业始祖，并把其纳入官方的祭祀系统中。随着周朝的衰败，作为祖先神的后稷逐渐淡化，但是作为农神的后稷依然受到历朝历代的尊崇，并成为国家太平的象征。受到国家祀典的影响，民间对于后稷的祭祀活动也从未断绝。民间传说后稷祭祀活动最早始于尧帝时代，先民们在稷王山上封土为坛，用五谷和牺牲祭祀祭拜，祈求来年的五谷丰登。散布在稷王山一带的大量稷王庙，证明了后稷信仰的兴盛。
， 并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发展为稳定持久的后稷文化系统。后稷文化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内容， 存有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民族文化特色， 其对农耕生产知识、 乡村生活逻辑、 民众价值取向的影响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底色。
在千百年的传承和变迁中， 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标志性符号的“后稷”， 无论是在官方文献还是在地方口头叙事中， 都隐含着对国家太平、 农业丰收的朴素向往。作为“人”“神”二重属性的叠合体， 后稷秉承的土地之德也成为人类社会德行的表征
［2］， 其神格品质在保持正祀之神基本特点的同时， 又显现出地方化、 民间化的趋势
［3］。地方文化学者通过地方文献整理、 古迹修缮、 著书立说等活动构建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民间叙事
［4］， 地方政府将后稷这一远古神话人物作为地方文化资源， 将其符号化
［5］。总的来看， 现有研究大多从神话学与文献学的角度， 或是探讨后稷的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 或是聚焦于后稷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 但对后稷文化的建构缺乏整体性的考察。那么， 晋南的后稷文化是如何建构的？其特征是什么？ “后稷”又是如何与晋南地方社会产生联系并与地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呢？基于此， 本文将立足于民俗学的理论视角， 从祖先神与农神这两个形象的维度， 探讨晋南后稷文化系统的形成与演变， 与“后稷文化”参与地方本土文化实践的具体路径， 以期为实现我国乡村文化振兴、 树立中华民族共享共有文化符号、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1 后稷形象的塑造
“稷”原本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农耕文化符号， 是“华夏先民所崇奉的谷物神， 逐渐发展为在祭祀稷神的时候， 把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特殊贡献的英雄人物作为祭主， 加以隆重祭祀， 而神化为农业之神‘稷神’”
［6］。周人在《大雅·生民》中最先强调了后稷周氏始祖的身份：“厥初生民， 时维姜嫄……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
［1］528 《左传》亦载：“稷， 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 自商以来祀之。”
［1］2124 可见， 在先周时期， 自然神“稷”与部落始祖神“弃”在“后稷”这一人物上完成了形象统一。 《尚书》记载了后稷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吕刑》载：“稷降播种， 农殖嘉谷， 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
［7］2050； 同时认为后稷是尧、 舜、 禹时代的农官， 《舜典》载：“弃， 黎民阻饥， 汝后稷， 播时百谷。”
［7］9 两汉时期， 这一描述得到了沿用， 后稷被历史化为帝喾之子， 并归入了五帝世系之中。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 名弃。其母有邰氏女， 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弃为儿时， 游戏好种树麻、 菽， 麻、 菽溢美。及成人， 遂好耕农， 相地之宜， 亲稼穑。尧闻之， 举为农师。”
［8］111综合来看， 历代典籍对后稷“感生”等情节进行了“层累”的解释， 阐释了后稷的出身、 被弃的原因等含混之处。有关其人物的“神异”描述趋向于淡化， 特别是在地方化的表达中， 后稷的叙事情节被晋南地区的民众视为真实的历史信息
22 笔者在新绛阳王稷益庙调查时，当地人称稷王山是后稷出生、教稼和归葬之地，是当时的“农牧研究院”，山上曾有稷王陵，后毁于战火。访谈时间：2023年2月21日；访谈地点：新绛阳王镇稷益庙；访谈对象：阳王镇村民YZ；访谈人：GZY、GRY、BYN。
， 并延伸出了一系列纪念物， 例如坟冢、 祠庙等。这些物质客体共同组成了后稷形象的象征体系， 成为群体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象征表达， 体现了人们对农耕生活的理想信念和先民对自然与祖先的原始崇拜。
1.1 后稷的农神形象塑造
对“农神”后稷的祭祀活动最早可追溯至周朝， 《诗经·周颂·思文》是后稷配“天”之乐歌， “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立我烝民， 莫匪尔极。贻我来牟， 帝命率育”
［1］590， 这表明在西周的郊庙制度中， 后稷曾为郊祀上帝的配神。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 后稷的祭祀制度也愈发完善。 《礼记》记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1］1589 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小农经济的发展， 后稷的祭祀活动开始向民间转移。 《史记·封禅书》记载：“高祖十年春， 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 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
［8］1380 因此，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将后稷视为农神并加以崇敬。
在民间口头叙事中， 稷王山是后稷神奇出生和教民稼穑的发生地， 同时也是后稷身亡的地方， 因此成为晋南后稷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稷山县志》载：“稷神山在县南五十里， 东连闻喜， 西连万泉， 南连夏县……山上有稷祠， 山下有稷亭。”
［9］328 稷神山是稷王山的旧称， 位于晋南的峨眉台地， 与稷山、 万荣、 闻喜、 新绛四县相交， 其山巅的稷祠也是祭祀稷王的场所。在晋南地区， 以稷王山为中心， 呈辐射状分布有大量供奉后稷的庙宇。比较典型的有： 新绛县阳王镇阳王稷益庙、 苏阳稷王庙和北池稷王庙， 稷山县县城的稷王庙、 太阳乡西王村稷王庙、 稷峰镇太杜村后稷庙， 闻喜县阳隅乡吴吕村后稷庙以及万荣县太赵村稷王庙。其中， 庙内雕刻（木雕、 石雕和砖雕）、 壁画、 题诗等内容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后稷的农神形象， 围绕稷王庙， 民众周期性地祈丰祭祀， 进一步加深了后稷的农神形象特征。
晋南各地稷王庙的建筑有大量描述农事生产的场景和以后稷为主的农神系列图像（见
表 1）， 这些“将语言文本物化的过程， 必然渗透着图像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与思想情感”
［10］2。稷山县稷王庙献殿前檐的立栏花板上由东到西有犁田、 播种、 碾场和扇车四组雕刻， 展现了春播、 夏管、 秋收、 冬藏的完整农事活动图景。其中， 第一幅为犁田图， 表现了农夫扶犁耕田的场景， 画面上有一马一牛牵引着一曲辕犁奋力前行； 第二幅为播种图， 绘有一青年一老农呼和配合播种的场景； 第三幅图， 展现了一牛拖拽碌碡、 由一人牵着围着田场转圈碾场的情景； 第四幅图， 描绘了农民使用扇车对粮食进行筛选的丰收情境。檐板正中雕有祭祀后稷以及后稷教民稼穑的场景。位于新绛县阳王镇的阳王稷益庙正殿的东、 西、 南三面墙壁上也绘有壁画， 反映了官方话语下的祭祀场景和农耕活动， 具有浓厚的农耕色彩。其中， 南壁绘有东岳大帝。东岳大帝主万物之生， 具体表现为繁育万物、 济生度死、 惩恶扬善的文化功能
［11］。民众认为东岳大帝掌管山川， 能够播布雨水。民间向东岳大帝祈雨祈福的行为也是农耕文明传统的体现。东壁绘有朝圣图， 黄帝、 炎帝、 伏羲位于画面正中， 其下方有手持五谷、 肩扛农具前来朝贺的农民。西壁绘有祭祀大禹、 伯益、 后稷和姜嫄的场景以及展示烧荒、 狩猎、 伐木、 耕获的画面。画面中的后稷手持稻穗， 呈现出教民稼穑的农祖形象。在描绘耕种的画面中， 有“收割粮食、 运输庄禾、 堆砌谷垛、 清扫麦场、 碾打粮食、 兜装粮食、 驴驮粮食、 背运柴火、 田间送饭和农夫休憩”
［12］共十个农事活动的场景。其中， 描绘碾打粮食的画面较稷山县稷王庙的碾场木雕图更为细腻， 可以在其中看到赶牛的角色、 负责从场边积垛取下禾谷摊放到场地的角色、 扫场圃的角色、 装运粮食的角色
［13］。整体采用工笔重彩的创作手法， 在人物比例、 装饰手法、 色彩表现、 服饰服装等方面都有宋元壁画的遗风
［14］， 艺术化地体现了传统农事活动的强大生命力。此外， 河津市连伯村高禖庙供奉有稷王与姜嫄， 因此当地人也把此庙称为后土禹稷庙。在高禖庙献殿西壁描绘有姜嫄感孕、 后稷被弃与后稷教民稼穑三幅画面。画面中的后稷坐在山石之上， 左手握拳放于腰间、 右手舒展向前伸出， 作交谈状； 后稷右侧有一面容安泰的老者和两位正在耕地的农夫； 题记为“后稷教民稼穑相地之宜”， 具象化地表现出民众思想世界中的农神形象。这些壁画与雕刻色彩丰富、 造型精美， 画工们使用不同的技法和构图方式来呈现不同的主题， 使其作品具备了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 其背后也展现了作者们对于艺术的极致追求和真诚热爱。
根据题记所载， 新绛稷益庙正殿内的壁画， 由山西翼城籍画师程儒及其两子一徒程絪、 程耜、 张诔与绛州画师陈圆及其一侄一徒陈文、 刘崇， 共七人完成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秋九月十五。河津高禖庙献殿西壁壁画的作者是韩城籍画师雷顺， 稷山县稷王庙献殿檐板雕刻的作者暂时无法考证。这些图像语言的生产者均来自民间， 且有着丰富的农耕生活经验， 因此， 他们能够细致描绘出农事生产中的典型人物、 动作与农具， 充分表达出他们对农业生活的热爱与认同。匠人们
33 河津高禖庙献殿壁画的作者在碑刻中有相关记载，《重修后土禹稷庙记》记述了明景泰元年（1450年）重修献殿等建筑的过程，并在碑阴注明“韩城画匠雷顺”；另外，献殿西壁有题记“民国岁次丙寅三月下浣于圣母宫補壁，畵士本邑吕耀辉，稷邑止高郭仰山涂。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丁丑二月上浣复制，畫士郝贵荣、郝冬秀塗”，明确记载了1926年与1997年两次壁画修复的参与人员。
在历史文本叙述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所处地域的历史地理风貌， 一方面将传说中的后稷神话元素用图像的方式塑造出来， 另一方面敢于、 勇于、 善于将非常日常化的生活图景艺术化地展示在神庙建筑上。同时， 匠人们借此神圣空间展示“七十二行， 农业为王”的理念， 在创作的过程中对民众渴望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的情感世界予以关照， 反映出普通民众朴素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认知。
1.2 后稷的祖先神形象塑造
“为问稼穑何自起， 立我烝民始稷邑。”
［15］73 晋南稷山县及周边一些地方民众认为后稷是其先祖， 《山西通志》记载了后稷墓与姜嫄墓的位置：“ 稷山县又有后稷墓……旧通志稷山县东南五十里。稷躬耕稼于此， 后薨遂葬焉。”
［16］4052-4053 “姜嫄墓在闻喜县北， 又绛州南亦有古冢。旧通志在县西北四十五里冰池村， 土人传稷弃于此， 又传稷始播种于此。”
［16］4047另外， 《周本纪》记载， 后稷因有功被封于邰。晋南地区的侯马市如今有台骀旧地——西台神村、 东台神村， 稷山县小阳村原名邰家庄， 相传是古邰国的故地， 当地人将姜嫄奉为祖先， 并在清明节举行祭祀仪式。这些与后稷紧密相关的文化遗存， 也勾连起晋南民众视后稷与姜嫄为先祖的历史记忆。
河津市阳村乡连伯村高禖庙供奉的后稷、 姜嫄神像与以后稷出生为主题的壁画显示了后稷祖先神的职能。高禖是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 将稷王与姜嫄共祀其中， 意在凸显其求子的神职， 其背后亦是其祖先神形象的反映。高禖庙献殿西壁最上方描绘了姜嫄“克禋克祀， 以弗无子”的场景： 图中的姜嫄衣着华丽， 身后跟随的三位男侍捧着佛手、 石榴等物， 两位宫女各执一羽帚、 交叉侍立， 题记为“圣母出祀郊禖见大人迹而履其拇”。石榴因多籽被民间赋予“多子多福”的寓意， 这幅壁画借“石榴”来表达姜嫄求子的内心活动。西壁右下方描绘了后稷三弃三收的场景： 画面右侧岸上站一妇人， 左手持手帕， 右手向前伸出， 面色凝重。下方水渠冰面伏一双翼展开的大鸟， 翼下保护着一个婴儿， 水渠上方还有一只大鸟在空中盘旋， 远处山坡还有三位观望的樵夫， 题记为“后稷降生弃之渠中冰上鸟覆翼之”。可以看出， 在对后稷祖先神形象的建构中， 地方社会侧重对其母亲姜嫄形象及后稷身世的叙事性描述， 在告诉后人后稷由来的同时， 也以溯源性地向民众解释“祖先从何而来”的问题。另外， 姜嫄因生育周族第一位男性祖先后稷而被视为始祖， 受到崇祀。 《列女传》卷一《母仪传》表其生子、 教子的功劳：“颂曰：弃母姜螈， 清静专一。履迹而孕， 惧弃于野。鸟兽覆翼， 乃复收恤。卒为帝佐， 母道既毕。”
［17］7 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 姜嫄的神性功能进一步扩大至保姻缘、 求子等功能
［18］。晋南地区的稷王庙中都设有姜嫄殿， 民众们通常在这里进行祈子活动。
后稷农神形象的塑造， 源于先民对自然之物“稷”的原始崇拜，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一神格特征与民众渴望获得农业丰收的生活祈愿相契合， 尤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代， 后稷所代表的神奇伟力成为民众渴望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的情感寄托， 因此愈发受到崇祀。一方面， 将后稷作为祖先神加以祭祀， 始于权力话语下统治者对强化王权的政治需求； 另一方面， 民众也渴望同神灵建立情感联结， 从而受到神灵的庇佑。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后稷“农业神”的形象与其“祖先神”的神格塑造在晋南地区表现为相互促进、 相互依存的关系。综上， 后稷因对农业的突出贡献而被人们铭记， 从而被神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农业始祖， 在千百年的传承和变迁中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与农业生产、 农耕生活、 国家太平联系在一起。分布在稷王山周边的后稷文化遗迹， 既是对后稷形象的塑造， 也是对晋南地区共享共有的后稷文化的凸显。
2 后稷文化的建构
晋南地区后稷文化的建构不仅受到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的影响， 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原始宗教观念和宗法制的影响下， 后稷既是周族的祖先， 又被奉为农神， 因此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神格特征。但从历史沿革和文化遗存两方面来看， 民间社会对于后稷形象的建构更多地偏向后稷的“自然属性”， 即农业神的符号特征。这个趋向体现了民众的现实生活需求， 特别是祈求风调雨顺与五谷丰收的美好祈愿。民间社会也通过口头叙事、 景观、 节日和仪式的建构， 进一步丰富了晋南的后稷文化系统。
2.1 后稷文化的口头叙事建构
晋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后稷神话传说， 并在口头叙事中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异文。有关后稷神话的文本内容出现在《诗经·大雅·生民》
44 《诗经·大雅·生民》是周人赞美始祖后稷的史诗，主要记叙后稷的神奇出生和农业事功。全诗共八章，第一章描述了姜嫄“履帝武敏歆”而受孕，第二、三章讲述了后稷“三弃三收”的情节，第四、五、六章描述后稷在农业种植方面的特殊才能，最后两章展示了后稷祭祀天神祈求福泽的场面。
《史记·周本纪》
55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后稷“三弃三收”后担任农师、掌管农业生产，其后代“修后稷之业”使周部族逐渐强大的过程。
等传世文献中， 并在后人不断的随文释义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神圣叙事体系。其中， 《生民》是最早记载后稷感生的文献， 其诗在一开始就记述了周氏始祖之母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的情节： 姜嫄虔诚祭祀， 踩到帝的脚印后感而有孕， 将足月生产的孩子三次弃于“隘巷”“平林”“寒冰”， 又三次抱回。 《史记·周本纪》对后稷感生的记述延续了后稷被“三弃三收”的神奇出生情节。另外， 《生民》也是周人祭祀后稷的颂词， 其中对后稷农业事功的记述和歌颂是整个诗篇的主体， 其后半段重点描述了后稷在幼年时期就表现出在农业生产方面超乎寻常的天赋与爱好， 并被上天赐予嘉种的情节。后世描述的后稷被举为农师、 封为农官的农事情节， 大都是《生民》衍生出来的
［6］82。
综合考察后稷神话的内容， 大致可以分为“后稷感生”和“农业事功”两大主题。其中， “后稷感生”这一基本母题在稷王山
⑤附近的口传叙事中与地方风物紧密相关， 体现出明显的传说化倾向。 《稷王山和冰池村》
［19］83 与《尧王求子》
［19］24-25 这两则传说将后稷与当地的地名联系在一起。在《稷王山和冰池村》的文本中， 后稷神奇出生的情节被放置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 经过语境化的加工使得真实世界与神灵世界产生联系。后稷身亡的地点被具化为稷王山， 后稷被遗弃的池塘则成为闻喜县冰池村地名来历的证明， 从而使后稷形象打上了深刻的地方烙印， 加强了当地民众与后稷的联系。在帝尧传说中， 也能见到人们对后稷感生情节的强调。在《尧王求子》中， 尧王与妻子散宜氏去女娲庙求子， 散宜氏不慎被庙前的一块石头绊倒， 发现罪魁祸首是石头上的大脚印； 尧王告诉散宜氏， 这个大脚印正是姜嫄“履迹”而生后稷的地方， 而后稷出生的地方就被称为弃里村
66 弃里村位于晋南翼城县王庄乡，当地流传着后稷神奇出生的地名传说。
。帝尧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与晋南地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联系， 也是当地的人物类文化符号之一。在这一则传说中， 帝尧与后稷同时与地方风物产生联系， 帝尧的形象被建构为一个脱去神性外衣的凡人， 后稷则成为尧口中具有奇异身世的“神人”。在这样的对比中， 后稷的神圣属性得到了加强。稷山县小阳村一带也流传有与姜嫄有关的地名传说， 其情节如下： 有邰氏首领邰骀因治理汾水、 涑水有功而被帝喾封为邰侯， 并在有邰氏部落建立起邰国， 邰国逐渐演变成邰家庄， 邰家庄即为今天的小阳村。万荣县汉薛镇东文村流传着姜嫄在骑骡子赶路途中生子的传说， 因此东文村有一地被称为“落子坡”。除此之外， 在《后稷造酒》
［19］173-174 的传说文本中， 除了再次延续后稷神奇出生的叙事线索之外， 还将后稷设定为酒神仪狄的外甥， 并把造酒这一功劳嫁接到后稷身上。由此看来， 在地方叙事中， 后稷的神格塑造以奇异的出生为发端， 以“教民稼穑”为中心， 延伸至参与日常物品的发明创造， 这样的神化与美化是民众对后稷形象的多重塑造， 亦是对先祖后稷崇敬之情的表达。
在地方口头叙事中， 后稷教民稼穑与后稷感生是两条并行的叙事线索。经过民众的再次创作， 文献中的叙事情节与民众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逐渐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版本， 但无一例外， 都包含着人们对于后稷农业事功的歌颂。另外， 《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后稷“尸体化为百谷”的情节。在这则文本中， 农神后稷死后转化为百谷， 而且冬夏不死。当地流传的《稷王的传说》
77 具体情节如下，稷王是一位将军，其妻不贤，行军时浪费粮食；稷王与妻子争吵，怒而杀妻。妻子奔逃时头上的莲花金簪掉落，化作五谷石；人们为纪念后稷，在山顶修建雄塔，在山脚修建雌塔。出处： 郭万金《山西民间故事大系（晋南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第83-84页。
与《稷王山上雌雄塔》
88 基本情节如下，后稷与妻子姬氏教导百姓耕种粮食，受到百姓的爱戴；当地有恶龙作祟，后稷与恶龙争斗后将其缚在禹门口“龙门”的缚龙柱上；后稷站在稷王山上看守恶龙，化为石人，妻子送饭时也化作石人，饭罐打翻，饭粒化作五谷石；百姓为了纪念后稷和他的妻子，在他们屹立的地方修建了雌雄塔。出处： 郭万金《山西民间故事大系（晋南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第1104-1107页。
两个文本都隐含了这一情节， 但是原文本中规定的时空关系被消解， 具体的地点、 人物形象等信息都被嫁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中。 “后稷死后灵魂化作百谷”的情节变异成“莲花簪化作五谷石”与“饭粒跌落化为五谷石”的情节， 还增添了后稷与恶龙搏斗或者后稷带领民众征战的情节， 更加贴合民众对于后稷神性的想象。民众利用自己的生活知识， 模糊其中的奇幻元素， 将神话文本重新建构成一个更加符合真实时空环境的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农耕社会中普通民众渴望风调雨顺、 世道太平的朴素情感与愿望。 “传说， 有其中心点……传说的核心， 必有纪念物。”
［20］26 以稷王山为中心形成的后稷传说圈就是以各种与后稷相关的传说遗留物作为载体， 最终形成了传说文本与地方风物的互相建构。
在后稷的口头叙事中， 稷王山附近的真实地名、 风物被合理化后整合进后稷神奇出生与农业事功的叙事线索中。民众在反复讲述中， “用历史文献和现实物证（即‘历史真实’）来弥补传说（即‘主观真实’）可能给听众带来的不可信的质疑， 努力达成‘信史’的效果”
［21］， 从而来强调晋南地区作为后稷故里的独特地位。口头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解释的工具， 在晋南烙上深厚的后稷文化印记。地方政府也将“先祖后稷”作为本地的标志性文化资源， 来打造“后稷故里”的文化名片。如官方网站宣传： “稷山是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中华农耕始祖后稷曾在此树艺五谷、 教民稼穑， 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
［22］ 稷山县打造“六个基地一座名城”的目标定位， “名城”即稷王文化名城
［22］。除此之外， 稷山县还在城市景观的设计、 旅游景点的开发、 日常生产活动以及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强调“后稷”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属性。
2.2 后稷文化的景观建构
景观能够以景观建筑物为核心， 融合口头、 文字、 图像、 雕塑等多维叙事形态， 来唤醒传说记忆， 从而进行传说传承
［23］。同时， 在传说与地方文化日益融合的过程中， 其核心情节也会成为景观建构的资源。
首先是空间的命名。地名作为景观建构的一部分， 是地方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 地名通过想象性叙事诠释神话传说的情节， 唤起观者对地方知识的记忆。上文提到的冰池村、 弃里村、 小阳村、 东文村“落子坡”， 都是基于地方口头叙事中“后稷被弃”的情节逻辑， 通过地名的建构， 强化地方民众的认同感， 激发来访者对晋南后稷文化的联想。另一方面， 地名作为标识地理空间和呈现文化空间的符号
［24］， 能够直观地表达地方社会的文化特征， 展现出民众的选择性记忆。有关“后稷”的记忆符号被放置在承载地方文化的公共空间之中， 政府在城市品牌建设的语境下对后稷文化进行新的阐释， 如稷山县的稷王文化广场、 稷王现代农业示范园、 稷王路、 稷王小学的命名， 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于后稷的认知。
在地方社会的口传叙事中， 稷山是后稷故里。稷山县政府将这一叙事情节视作稷山悠久农耕历史的见证， 并将其作为地方文化资源， 将后稷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 自然风物和故事情节等核心元素融入城市景观建构中， “后稷”成为地方政府官方话语下的重要文化工具。例如， 县城道路旁与广场中央的后稷雕像， 以其人物形象为建构主体， 通过视觉交流加深观者对“后稷教民稼穑在稷山”这一叙事情节的印象。稷王文化广场最北侧的后稷传说巨幅浮雕， 主题依次为“弃幼好种麻菽， 从中发现粒食， 精心培植五谷， 远近人皆效仿； 帝尧封弃农师， 稷山教民稼穑； 舜帝封弃后稷， 专任司农大臣； 后人凿井驯牛， 学会春种秋收； 华夏以农立国， 天下岁岁丰收； 后稷死葬稷山， 黎民立庙祭祀”， 完整地展示了后稷神话传说中的标志性叙事元素， 引导观者了解、 感悟后稷的生平、 事迹及功绩。
后稷神话传说的核心情节之一在于“后稷教民稼穑”， 指向的正是后稷与农业生产的联系， 因此“农耕元素”也是后稷文化景观建构的主题之一。稷山国家板枣公园位于山西省稷山县稷峰镇， 依托稷山板枣生产系统
99 稷山板枣生产系统入选了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包含培育、种植、采摘、晾晒、储存等生产技艺。稷山人在旱地上种植枣树，并在林下间作小麦、蔬菜等作物，形成“板枣树—林下作物”的复合经营模式，这样的种植模式能够起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的作用。
而建， 是稷山县打造“后稷故里， 板枣之乡”的核心景观群之一。板枣公园入口的左侧设计有一组稷王山山石造型， 通过“稷王山”这一核心故事元素， 唤起观者对后稷传说的记忆， 体现出“后稷故里”这一景观主题。位于板枣公园中的板枣博物馆通过“农祖稷风”展厅展示了大量的农具实物和农人劳作的场景， 进一步凸显了地方农耕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当代传承。
2.3 后稷文化的节日建构
后稷是农业丰收的象征， 自古以来， 官方与民间都会在播种与丰收之际进行祭祀后稷的节庆活动， 并形成了春社、 秋社两个固定的社日。社日虽几经变化， 但一般都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春分前后）， 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秋分前后）举行
［25］。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文化的需要， 传统的节日习俗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些新的节日被建构出来， 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并在不同的地区中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 自2018年起， 将每年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 享受丰收的节日， 也是祈愿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从文化现实看， 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一个全民族共庆丰收的节日， 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展示中华优秀农耕文化， 凝练生成重视农业、 尊重农民、 庆祝丰收的新时代先进文化
［26］。2020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 迎小康”为主题， 在万荣县的黄河农耕文明博览园进行主场活动， 同时在稷山分会场举办枣乡欢庆丰收演出， 全面展示了晋南地区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除此之外 ， 还在万荣后土祠景区举办后土祭祀文化仪式、 后土农耕文化展等活动。其中， 位于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的后土祠是国内祭祀后土的最古老祠庙， 从汉至元， 有多位皇帝亲临祭祀。 《山西通志》记载： “轩辕氏祀地祇， 扫地为坛于脽上。汉文帝十六年， 诏更以明年为元年， 治汾阴庙。武帝元狩二年， 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 上亲望拜， 如上帝礼。”
［16］4027 在民间社会， 社神后土是司职大地山河、 掌管阴阳化育的神灵， 与农神后稷合称为“社稷”。 “社”与“稷”承载万物、 养育万物， 是以农为本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原始崇拜对象。民众对于后土与后稷的崇敬， 承载了民众的农耕文明基因和历史记忆， 反映了晋南地区悠久的农耕历史。
稷山县通过建构板枣文化节、 后稷农耕文化节来缅怀农祖后稷教民稼穑的功绩， 从而进一步擦亮稷山县“农耕之源”这块文化招牌。稷山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 是全国最大的板枣生产基地， 板枣栽植面积约15.3万亩。依托深厚的农耕底蕴， 稷山已陆续建成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家板枣公园等文化品牌。2023年农民丰收节期间， 稷山国家板枣公园举行了后稷农耕文化节暨第十三届板枣文化节开幕式。活动以“后稷故里庆丰收， 板枣之乡促振兴”为主题， 内容包括第三届后稷论坛
1010 第一、二届后稷论坛分别于2021年、2022年在北京、太原举行，第三届后稷论坛的主场活动于2023年在西安举行。下文提到的后稷文化研讨会从2016年开始举办，从第三届开始与后稷论坛合并进行。
、 第五届后稷农耕文化研讨会、 “稷山四宝”中国行（西安站）、 “稷山后稷农耕文化园——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仪式、 秋分稷山板枣开杆仪式、 “醉美枣乡”大型沉浸式史诗钢琴音剧汇等。其中， 开杆仪式在贡枣园举行， 古装仪仗队在鼓号声中护送“杆王”从豳风门进入现场。其中的“立竿见影”环节展示了先民用圭表测影确定节气的场景， 突出了秋分的主题概念， 表达了民众渴望丰收的心情。
2.4 后稷文化的仪式建构
祭祀后稷的仪式活动体现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在传统社会中， 社日是民间重要的农事节日， 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民间百姓， 都十分重视社日祭祀。稷山、 新绛、 闻喜、 万荣、 夏县通常在每年的春、 秋两个社日前往稷王山上的稷祠轮流值祭， 祈求农业丰收。民间百姓也会提前准备好祭品在家中面朝稷王山进行遥祭。除了表达民众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之外， 后稷祭祀仪式也体现了地方民众的伦理规范。在稷王山稷祠的社日祭祀活动中， 值社的社首会组织社员到小阳村将姜嫄娘娘请上山以享祭。在迎神过程中， 姜嫄娘娘神像须面朝后、 背朝前放置， 到达山顶才可复位。究其原因， 一是民众认为姜嫄三弃后稷， 因此羞于正面相迎； 二是后稷与姜嫄有君臣之别， 因此不能正面面君
［27］。在农历四月十七的庙会上， 运城闻喜吴吕庙和万荣太赵稷王庙也会有演员扮演“姜嫄”与“后稷”， 手持槐木杆假装争执的场景。传说中有姜嫄弃子这一情节， 但在民众的家庭观念中， 这一行为是违背道德伦理规范的， 民众在庙会中模拟二者“争执”的场景， 即是对这一行为不认同的隐喻表达。故而可以理解， 民众于庙会中敬神的同时， 也以“艺术化”的方式传递出现实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和家庭伦理观念， 以达到对民众道德教化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 虽然传统社日已经逐渐衰落， 但是人们对于“春祈秋报”的传统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民间。新绛阳王镇稷益庙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办庙会， 庙会以后稷信仰为基础， 以阳王镇作为空间载体， 是集祭祀、 游艺、 集市为一体的地区民俗活动。在庙会前一天的祭祀中， 有“面朝稷王山摆放五谷贡品”的行为仪式。稷王山是后稷文化的典型风物， 土与水都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在祭祀仪式中选取水与土寄托了民众希望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的美好愿望， 隐含着强烈的农耕符号意味。
庙宇与庙会是后稷仪式活动的主要承载空间， 稷山县城稷王庙、 闻喜吴吕后稷庙和万荣太赵稷王庙每年农历四月十七都会举办庙会， 以感念酬谢后稷“贻万姓粒食之原”的功绩。当地流传有“四月芒种刚搭镰， 五月芒种不见田”的农谚， 这一谚语是人们在长久的实践中总结出的有关小麦成熟的农时节律， 大意为： 当芒种出现在农历的四月份时， 麦子还没有成熟， 当芒种出现在农历的五月份时， 麦子应该收割完成。因此， 当地人将庙会选在芒种前的农历四月十七， 在麦收之前祭祀农神以求丰收。另外， 在民间传说中， 农历四月十七是后稷的诞辰， 选在这一天举办庙会又有为后稷庆生的意味， 这一说法也体现了晋南民众把后稷视作祖先进行祭祀的民间传统。民众也会在社火表演中对后稷的功德进行歌颂。在万荣太赵东头巷的拿手节目“十不闲”中， 由十几个演员扮成乡村妇女进行纺织操作技艺的表演， 新绛阳王二月二庙会也会进行模仿农事生产的演出。稷山、 万荣、 新绛一带的高跷走兽， 也是通过装扮巡游表演以及参神的行为来表达对后稷的敬畏以及感谢
［28］。流行于稷山县小阳村的姜嫄祭礼， 是对后稷祖先神形象进行的仪式建构。传说后稷被弃于稷王山麓的小阳村， 小阳村也是古邰国之地。因此， 姜嫄与后稷就被小阳村的乡民奉为祖先， 并于清明节在村中的圣母庙对姜嫄及后稷进行祭祀活动。
3 后稷文化建构的思考
后稷是中华民族的农耕先祖， 也是开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精神符号。农耕技术的推广使民众得以聚居， 并获得持续、 有保障的收益， 使先民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过渡至农耕社会。由此而产生的宗法制度， 促进了被历史化为周部族始祖的后稷从拜物之“稷”到周氏祖先“后稷”的转变， 后稷也因此完成了祖先神与农神的神格统一。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 家庭取代宗族成为生产的基本单位， 后稷更多地被作为国家太平的象征而受到祭祀， 其祖先神的神格特征主要表现在祈子等仪式活动中。出于现实的考虑， 官方与民间都更倾向于对后稷农神属性进行建构。
“农为邦本， 本固邦宁”
［29］， 灿烂而多元的农耕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赓续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与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 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30］ 这一方针。后稷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农业始祖， 其教民稼穑之功开启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华彩序章。周代社会和承之而来的整个古代农业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都还在由对周族祖先后稷的崇敬而流传下来的轨道上运行
［31］， 后稷也因此受到民众千百年的尊崇。对于后稷文化的建构， 有利于实现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是对后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另外，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 后稷文化作为晋南地区的标志性文化， 深入挖掘后稷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核， 以此为基础对后稷文化进行建构， 是强化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 增强民众对本民族的认同的重要举措， 进而有助于促进文化自信的生成， 从而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
后稷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持有、 共同享有、 共同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 对中国农耕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后稷文化的建构既是对后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也是唤起中华儿女文化同源、 民族同根这一心理的情感纽带。丰富后稷文化的内容、 增强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共享体验， 对增强广大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社会变迁中的山西古村镇公共空间记忆和文化传承研究(16BSH048)
山西师范大学产学研项目： 汾河流域农业神话传说、 文化遗存及其“双创”实践研究(CXY2201)
山西省研究生教改项目： 强化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探索研究——汾河流域农业神话传说整理研究与民俗学专业课程建设(2022YJJG127)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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