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科学发展、 神学祛魅、 工业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下， 英国国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广大妇女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产生了许多有进步思想和新女性色彩的妇女群体。女性有了足够的自由和职业空间， 许多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自立， 活跃在社会职场， 成为反映19世纪英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 家庭女教师是深受女性青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职业。家庭女教师因其职业的时代特征以及自身的边缘地位与特殊身份，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小说热衷的主题， 家庭女教师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小说类型。家庭女教师游离于主仆之间， 她们受雇于人， 身份在主人之下， 又在普通佣人之上， 这种介于上下之间的特殊身份， 决定了家庭女教师的特殊命运。因特殊的社会处境， 家庭女教师把婚姻视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她们常常依附于雇主， 希望通过婚姻跻身于上层， 从而摆脱贫穷的身世， 提升自身的阶级等级， 改变卑贱的社会身份。19世纪的英国社会， 门第观念盛行， 阶级意识强烈， 身份卑微、 处境尴尬的家庭女教师经常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风波， 演绎出许多充满波折的婚姻故事。关于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家庭女教师， 国内研究不多， 仅有的几篇论文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姜麟、 李增的《19世纪英国家庭女教师小说研究》为代表的对小说文本的研究， 另外一类是以胡笳的《中产阶级中的“他者”： 勃朗特姐妹笔下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建构》为代表的对家庭女教师社会身份、 人物形象和人生命运的研究， 鲜有从社会根源、 职业特征和身份境遇等角度剖析她们婚姻态势的研究， 鉴此， 本文从家庭女教师的历史语境、 职业特征和身份处境等层面探究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婚姻宿命， 以期对国内该主题研究有所补益。
1 家庭女教师书写的历史语境
家庭教师这个职业在西方教育史上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并出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有家庭教师及其感情风波的书写。这个悲剧就源自家庭教师与学生的不伦情感以及与雇主之间的矛盾。19世纪前的家庭教师基本上是男性专属，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女性开始介入这个职业， 文学也开始触及这个新型的职业群体， 出现了书写家庭女教师生活的作品。在英国文学中， 家庭女教师的形象可追溯到18世纪晚期， 代表作有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短篇小说《优秀的法国家庭女教师》， 这一时期的家庭女教师小说注重描写家庭女教师的生活及其与雇主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30年代，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 家庭女教师小说的主题逐渐复杂化， 开始关注家庭教师的职业环境与社会地位等问题。19世纪40、 50年代是家庭女教师小说的繁荣时期， 20世纪初， 家庭女教师这个职业开始萎缩， 家庭女教师小说也日渐式微。
家庭女教师是19世纪女性比较热衷的职业， 1851年的调查显示， 英国已有近两万五千名家庭女教师
［1］1， 家庭女教师职业在十九世纪一直方兴未艾， 这一职业的兴起与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历史密切相关， 工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 思想领域的革新为其提供了精神动力。1859年，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 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以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论妇女的屈从地位》推动下的新女性运动为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扫清了思想障碍。1870年出台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案》为妇女提供了财产保护权， 从此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支配权。为了提升国民的教育素养以适应时代需求， 英国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和关注教育， 国民教育因此有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和发展。1870年出台的《初等教育法》促使地方积极办学， 以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 广大女性有了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初等教育法》标志着公立初等教育制度在英国的正式确立， 彻底打破了教会对初等教育的垄断局面。这一切从社会环境层面为家庭女教师职业的兴盛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英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繁荣， 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中产阶级的经济能力、 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们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 聘请家庭女教师教育子女成为一种教育时尚， 由此为家庭女教师提供了足够的就业空间。
19世纪30、40年代， 通过工商资本主义致富的中产阶级“开始模仿贵族雇用家庭教师教育女儿的习俗
［2］xi”。 “只有上层的中产阶级才能雇得起家庭女教师或付得起寄宿学校的费用使子女接受教育。年收入在100英镑至300英镑的家庭只能选择其他教育途径。”
［3］24 作为社会办学的辅助形式， 家庭女教师的需求量增加， 导致部分家庭女教师的资质无法得到保障， 社会呼吁加强师资培养， 解决家庭女教师的后顾之忧。鉴于此， 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 1843年成立了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以便为她们提供失业与年老财政救助。1848年， 应社会需求成立了女王学院以提高家庭女教师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素养。宗教界一些牧师也支持女性教育， 他们认为有必要让女性成为自己职业领域内的专家， 以便发挥女性的社会作用， 比如教师、 创办妇女医院、 社区服务性组织等
［3］89。正规的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不断加强师资的培训和人才质量的保障。相关数据显示， 从1841年到1850年， 女教师人数增加了72%
［4］。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的不断壮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888年， 克罗斯初等教育委员会建议加速初等学校教师的培养， 1890年设立了6所走读师范学院， 到1900年增加到了16所， 有效解决了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
［5］290。
2 家庭女教师的卑微身份与尴尬处境
家庭女教师的社会身份非常卑微， “没有值得关注的任何社会地位
［6］”， 只有通过自己廉价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或兼有帮助养家的使命， 这一点在小说文本中都有明确的表露。 《爱玛》中泰勒小姐、 《简·爱》中的同名女主人公简·爱、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的露西·格雷厄姆， 她们都是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外出做家庭教师。当时的一些女作家本身也有家庭教师的人生体验， 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这类小说的社会现实性和时代特色。夏洛蒂·勃朗特在1839年和1841年曾当过两任家庭教师， 这一职业在当时是受社会歧视的， 夏洛蒂亲身体验了这个职业的辛酸与屈辱。1839年6月， 她在写给妹妹艾米莉的信中表露了切身感受：“我早已受够了——那种枯燥乏味的工作。我算是看清了， 如果不是需要她完成的那些令人厌倦的杂务的话， 私人女教师是没有存在感的， 根本不被当作活生生的、 有理性的人看待。”
［7］187-188 安妮·勃朗特先后在两个家庭从事家庭教师大约六年， 《阿格尼斯·格雷》是自传体小说， 安妮将自己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渗透在作品中， 书写了女主人公家庭教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下的成长故事
［7］187。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也谈到了安妮与《阿格尼斯·格雷》的传体关系。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安妮经过努力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 有个年龄小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 亲切地跟她说了声“我爱你， 勃朗特小姐”， 那位母亲听到后， 大惊失色， “天哪！居然爱一个家庭教师”
［7］187。从母亲惊恐的表情和不可思议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家庭女教师的卑下地位。小说中不管是布罗姆菲尔德家还是默里家都将她视为贫穷的“他者”， 同样， 简·爱在桑菲尔德府也一样， 没有宾客将一位家庭教师放在眼中， 英格拉姆小姐甚至对这一职业极尽轻蔑之辞。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外科医生道森一家对奥德利夫人的看法也道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身份的低下和社会地位的卑微。“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
［8］11 没有理由拒绝老贵族的求婚， 卑贱理应屈就于高贵。
作为职场上典型的弱势群体， 家庭女教师薪酬非常低廉。学者波斯丁在《维多利亚教育及妇女理想品质》中强调：“家庭女教师收入卑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许多女性都能胜任家庭教师这个工作。”
［3］61 言外之意， 这个职业的技术含量不高， 不需要太好的资质， 富人家“通常雇佣保姆照看婴儿， 家庭女教师负责男孩的早期教育， 一些家庭会贯穿女孩教育的全过程”
［3］134。另外， 随着英国教育逐步对女性的开放， 受过教育、 有一定专长的女性人数逐年增长， 改变了家教市场的供求关系， 使得这一职业的收入更加微薄。家庭女教师主要给富贵人家的女孩子进行音乐、 绘画、 礼仪等素养教育， 不是为了让她们获得职场上的竞争力， 而是为了在以后的婚姻市场上能够占据优势， 露西·格雷厄姆教道森先生的女儿们弹奏鸣曲、 进行风景写生， 简·爱教罗切斯特的养女阿黛尔弹琴和绘画。家庭女教师除了教授孩子功课外， 还要做繁重的缝补浆洗等杂活， 有时也要负责学生的起居。艺术作品也再现了家庭女教师的处境。1844年， 理查德·雷德格雷（Richard Redgrave）的油画《可怜的家庭女教师》表现了家庭女教师寄人篱下、 身不由己的窘境。1860年， 艾米丽·玛丽·奥斯本创作的《家庭女教师》直白地描绘了女主人与家庭教师主仆之间的尊卑关系。
家庭女教师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身份困惑， 米利森特·贝尔就19世纪家庭女教师尴尬的身份发表过如此评论：“一个家庭教师可能会遭遇被现代社会学家称为‘身份不协调’的境况， 她既不是雇主阶级的一员， 也不完全是一个仆人。”
［9］ 家庭女教师是一名仆人， 但她同时又是一名高级仆人， 身处主仆之间的灰色地带， 介于两个阶层之间， 两边都找不到归属， 就像福克纳《八月之光》中的混血儿乔·克里斯默斯， 被悬置于身份的真空， 黑人不接纳他， 认为他是白人， 白人也抛弃他， 认为他身上流着黑人的血， 他处于一种身份的僵局中， 没有归属的他最终走向了灭亡。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对雇主来说太低， 对佣人来说太高， 处于一种疏离状态， 却无自己的空间， 因此， 几乎所有人都歧视她”
［10］164。家庭女教师身份的困惑也是这个特殊阶层的心理症结， 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 家庭女教师是“受过教育的女性， 被困在文化与经济之间让人几乎难以忍受的僵局之中——一边是想象中的远大抱负， 另一边是把她们仅仅当作‘高级’仆佣的冰冷社会现实”
［11］14。身份尴尬的家庭女教师的个人精神追求和社会对她们的制约之间的矛盾使她们比一般的劳动阶级遭受了更多的精神痛苦， 这一群体的心理更加脆弱， 更加敏感， 更加易受伤害。内心的卑下与表面的清高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是19世纪家庭女教师心理的典型写照。特殊的身份导致了特殊的命运轨迹， 尤其是具有职业特色的婚姻归宿。
3 家庭女教师攀附高就的婚姻诉求
在金钱至上、 物欲横流的19世纪英国， 女性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跻身于高一层阶级， 从而实现华丽转身， 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婚姻观， 已蔚然成风， 家庭女教师在这一方面的欲望表现得更加强烈。她们看中主人的身份和财产， 试图通过婚姻跻身于上层， 从而改变自己不如意的命运， 并且常为此而离经叛道， 从她们身上可以窥见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影子。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家庭女教师几乎都有相同的婚姻动机。身处物质享乐高于精神追求的世俗化社会， 家庭女教师这一群体也难以免俗， 她们也难以掩饰对于物质财富、 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渴求， 当时的英国社会没有给这个群体足够大的空间来实现她们的这种人生抱负， 对于年轻女性， 实现这种渴求的唯一渠道就是婚姻。家庭女教师把婚姻视为她们摆脱依附， 提高阶级身份的重要手段， 也将婚姻看作连接卑微与尊贵的媒介， 沟通贫穷与财富的桥梁。19世纪家庭女教师小说的首要主题就是她们的情感婚姻， 具体地说， 是她们攀附上层阶级， 与富有雇主或中产阶级男性之间的爱恨情仇， 一种具有女性职业特色和社会普遍性的罗曼史， 因此， 19世纪家庭女教师小说也堪称家庭女教师婚恋叙事。
19世纪女性对婚姻的期盼是能嫁给比自己身份高的有钱人， “奥德利夫人成为迈克尔爵士的妻子， 显然是一桩高攀显贵的有利婚姻， 很容易引起女性对她妒忌和憎恨”
［8］7。奥德利夫人本人也因此受宠若惊， 认为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天大的鸿运”
［8］10。 《爱玛》中的同名主人公爱玛认为， 婚姻是女人提高地位的最有效的方式， 家庭女教师泰勒与富商韦斯顿的婚姻就是一个典范。对一个地位低下的家庭女教师来说， 嫁给阶级地位高的人就是圆满的结局。家庭女教师高层次的婚姻追求往往与她们卑微的身份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阶级差异构成了她们实现理想婚姻的壁垒， 为冲破这个壁垒而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情感风波， 构成了这一时期家庭女教师小说的叙事范式， 双方矛盾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是这种文类生成的张力。家庭女教师小说通常把家庭女教师当作一个阶层的代表， 描述其尴尬的社会地位、 脆弱的经济基础和力图改变现状的婚姻企图，小说结尾往往是家庭女教师通过婚姻提升了社会地位。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简·爱为什么要拒绝雇主罗切斯特， 因为作为一个自尊自立的、 具有新女性思想的女主人公， 她深知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和地位悬殊。因此， 反潮流的逆行思想将简·爱形象映衬得超凡脱俗， 彰显了简·爱自尊、 自爱和自立的品质， 一反女子依附男性、 仰仗婚姻求生的世风陋习， 这也从小说主题的角度成为《简·爱》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家庭女教师都是青春年少， 处于婚配年龄的青年单身女性， 有很大发生爱情婚姻的几率， 因此， 小说中的家庭女教师的情感婚姻自然成为一大叙事主题， 这种题材的小说也离不开爱情主题。夏洛蒂在担任家庭教师的两年里， 有人向她求婚， 一次是她的一个女友的哥哥， 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 两次都被她拒绝了， 原因是她没有发现对方的真爱。由此可见， 女主人公简·爱的身上留下了作者的影子， 在某种程度上， 小说含有作者的自传体成分。家庭女教师需要在雇主家留宿， 和雇主一家在生活上保持同步， 便于随时开展工作， 因此， 单身身份是应聘家庭女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奥德利夫人要更名改姓， 以露西·格雷厄姆的单身女性身份在道森先生家担任家庭女教师的原因。家庭女教师特殊的年龄和单身女性的身份使这类小说与情感婚姻主题产生了不解之缘。
4 家庭女教师另类异常的婚姻归宿
19世纪的英国是清规戒律当道的社会， 门第观念大行其道， 不同阶级间的结合需要冲破层层障碍才能实现婚姻， 主仆双方需要跨越阶级壁垒才能走向婚姻的殿堂。家庭女教师与雇主起居同步， 她们直接介入主人家的生活， 熟悉主人的家庭情况， 与主人及其社交圈长期近距离地接触， 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家庭女教师有更多的机会与主人或高阶层的人产生感情， 并使之发展成男女爱情， 为她们的攀附婚姻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由于双方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的不平等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会产生好的结果。19世纪60年代， 曾红极一时的以惊悚小说为代表的英国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十分另类的家庭女教师形象：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 海伦·泰尔波尔更名改姓， 瞒天过海， 以露西·格雷厄姆的身份担任家庭女教师， 继而成为奥德利夫人， 实现了跻身贵族之梦； 《贝妲的婚姻》中， 乡下姑娘贝妲， 作为家庭女教师与少爷相爱， 秘密结婚， 后者在蜜月旅行中不幸病死， 之后她隐瞒身份， 冒充拉尔夫·佩瑟温贵族夫人的女儿， 嫁给了大她40多岁的老贵族蒙特克奈尔， 成为勋爵夫人， 保住了已有的社会地位； 《阿玛代尔》中， 莉迪亚成为米尔罗伊的家庭教师， 通过各种手段欲获取阿玛代尔的爱情， 成为阿玛代尔夫人； 《东林怨》中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婉命运几经波折， 最后在车祸中毁容， 被人抛弃后， 以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回归到了原始家庭， 置身于“是妻非妻”
［12］21 “亦母非母”的尴尬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形成了一种有悖伦理的生活状态。这些小说人物给家庭女教师形象蒙上不光彩的色调， 也给这一群体带来了负面的社会影响。
家庭教师与主人间的爱情很容易沦为一种不被传统社会所轻易接受的不伦之爱或非分之念。因此， 家庭女教师似乎是心怀叵测的阴谋家和精于算计的野心家， 是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者， 一度成为社会诟病的一个职业群体。纵观19世纪英国小说家庭教师的婚姻， 基本没有出现过与本阶级之间的结合， 就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言， 主流模式一直是家庭女教师攀附于高级阶层。 《简·爱》中的女主人公与罗切斯特及其合法妻子女疯子梅莎之间的情感纠结；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贵族青年查尔斯·斯密逊与其未婚妻富家女欧内斯蒂娜·弗里曼以及出身卑微的家庭女教师莎拉·伍德拉夫三人的情感纠葛。萨克雷《名利场》中的贝基·夏普通过教法语赢得受教育的机会，然后成为毕德爵士两位女儿的家庭女教师。教书只是她的权宜之计， 她的目标是通过婚姻来跻身于上流社会， 成为受人尊敬的贵妇。婚后她图慕虚荣， 追名逐利， 不择手段， 试图在时髦的社交圈占一席之地， 完全融入上流社会。布雷登笔下的奥德利夫人为了保全自己通过婚姻得来的富贵生活， 最后竟然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在美丽的容貌下包藏着一颗险恶之心。卑微的身世是渴望富贵的家庭女教师痛苦的心结， 家庭女教师身份卑微与人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使她们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 而心理扭曲变形， 人性的虚伪和丑恶便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庭女教师在追求高攀俯就的婚姻理想的同时付出了情感上的代价， 维多利亚这种根深蒂固的婚姻观念出于他们对社会地位和金钱财富的渴望， 但却泯灭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她们的婚姻对象往往是年迈的老贵族或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鳏夫， 这些丧偶寡居的男性再婚续弦的话， 按照婚姻市场的等价原则是不会娶到本阶级中的适婚的年轻女性， 因此， 可以降低对女方的出身要求， 放弃对嫁妆的期盼， 退而求其次， 可以考虑年轻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家庭女教师， 实际上是一场体面的婚姻交易， 是家庭女教师的美貌青春与男方的财富地位之间的等价交换。这里面基本上不存在真正单纯的爱情， 而是基于平衡的交易。 《爱玛》中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嫁给了靠做生意发家致富的鳏夫韦斯顿绅士， 而简·爱嫁给了失去财产、 双目失明， 且带着个女孩的罗切斯特； 奥德利夫人嫁给了近56岁的奥德利从男爵。19世纪的英国， 阶级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婚配模式是19世纪英国家庭女教师的婚姻宿命， 也是英国家庭女教师类小说的叙事框架。
5 结 语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和自由空间， 许多底层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介入了家庭教师这个职业， 家庭女教师因其职业特征经常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风波， 演绎出许多充满波折的婚姻故事， 家庭女教师婚恋小说随之成为重要的文学类别。身份卑微的家庭女教师常常依附她们的雇主， 将婚姻视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希望通过婚姻跻身于上层， 从而摆脱贫穷的家庭身世， 提升自身的阶级地位， 改变卑贱的社会身份。家庭女教师介于主人与佣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们独特的婚姻宿命和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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