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 从天津工业会到天津工商联

New Birth： A New Beginning from Tianji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to Tianjin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摘要

天津工业会是民国南京政府《工业会法》颁布后成立的最早区域工业会之一， 意义重大， 在协助政府管理经济、 维护会员利益、 承担社会职能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策， 工业会无法大展拳脚。天津解放后， 天津工业会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 积极支持政府工作， 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天津、 恢复经济作出了贡献。1950年， 天津工商联成立， 其中包含了工业会和商会， 包含了天津几乎所有的工厂， 天津工业会重获“新生”。

Abstract

Tianji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TIA）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regional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Law by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ssisting government economic management，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its members， and fulfilling social functions. However， due to the corrupt policies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he TIA did no exert its influences.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ianjin， the TIA obtained a favor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support government work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ception of Tianji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covery of Tianjin’s economy. In 1950， the Tianjin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was established. It encompassed bot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representing nearly all factories in Tianjin. This marks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TIA.

关键词

天津工业会 / 天津工商联 / 《工业会法》 / 同业工会

Key words

Tianji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 Tianjin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 Industrial Association Law / trade association

近代以来， 中国机器工业起步晚、 规模小， 无法与商业、 金融业资本相抗衡， 导致工业被囊括在商会中， 形成了“工商一体”的局面。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工业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 使国人真正意识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 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工商分流”， 建立独立法定工业团体的呼声越来越高。1947年10月，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业会法》后， 各省市工业会陆续筹备。次年5月6日， 天津市工业会率先于全国成立。该会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工业界终于有了一个与商会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职业工业团体， 对于天津乃至华北工业都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推动工业的发展， 天津工业会的会员也逐渐对国民党政府绝望。天津解放后， 为了工商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专派刘少奇到天津视察， 亲自为工业资产阶级解释中国共产党相关政策， 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1950年成立的工商联合会，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天津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提高工业地位， 促进工业发展的愿望， 由此也获得了工业会中拥有高学历和丰富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对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1 天津解放前的天津工业会

天津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摇篮， 也是近代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在天津工业会未诞生之前， 当地也曾出现过几个工业团体， 但它们都包含在商会中， 并不是独立的法定职业团体。尽管如此， 这些工业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津工业的发展， 为天津工业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天津工业会的成立

1946年4月， 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在天津市商会礼堂正式成立。天津区分会成立后， 积极敦促政府颁布工业立法， 促进天津工业的发展。1947年， 国民大会召开在即， 会长李烛尘致电中央立法院和社会部称：“查职业代表中商人可依据商会法产生代表， 工业界虽附有建国重大使命， 而于代表产生的唯一法律依据工业会法迄未颁布， 致工业民意莫由宣达”^［1］， 要求迅速颁布《工业会法》。1947年10月27日， 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工业会法》， 但其规定各地工业会组织悉以省市行政区域为范围^［2］1-4， 而这与天津的情况有所不符， 如唐山的开滦煤矿、 启新洋灰， 秦皇岛的耀华公司， 塘沽的永利化工、 久大盐业等工厂机构， 其营运中枢或管理机构都设在天津， 如果按颁布的《工业会法》来划分， 这些公司应加入河北省工业会， 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无法与天津工业界脱离， 且各业下层并没有与其他产业相联系的组织。天津工业协会理事对此颇有不满， 唐山华新纱厂的劳笃文说：“我们反对工业会法……表面看起来顺理成章， 冠冕堂皇， 但是要实行起来， 从事工业的要处处受限制……丝毫没有顾忌工业的地域性和联系性， 内容僵硬。” ^［3］ 鉴于《工业会法》有诸多问题， 天津区分会函请工协总会建议政府在实施细则内补充增订， 并分发各省市工业协会“请一致响应”^［4］327。

经过天津区分会的努力， 1948年3月30日， 在天津社会局的指示下， 天津市工业会筹备会邀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及国营事业单位负责人共34人， 召开了天津市工业会发起人会议。当日即推举李烛尘、 劳笃文、 周叔弢、 祖展堂等15人为筹备委员， 包括工业协会成员4名， 国营工业、 重要工业、 普通工业各3名。此后， 天津市工业会筹备会经过1个半月的筹备， 于5月16日正式召开天津市工业会成立大会， 并票选李烛尘等25人为理事， 何宗谦等12人为候补理事； 丁德惠等7人为监事， 楼兆绵等3人为候补理事。天津工业会最终得以成立。

1.2 天津工业会的职能

天津工业会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由天津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共同组织成立的。它既要履行协助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又要切实维护会员的利益。同时， 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 这使得天津工业会拥有多个面相。

一方面， 天津工业会要协助政府推行经济政策。据时任天津社会局局长胡梦华在天津工业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称：“截至三十六年年底经社会局登记大小工厂（作坊）在内已达四千六百三十几家， 民政局以工为业之□1

1 正文中“□”表示古籍或碑文中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下同。

工人十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三人。”^［5］ 面对如此大的工业和工人规模， 为了更好地掌握天津市工业实际生产情况， 政府常需要工业会协助调查工业状况。此外， 天津工业会也积极向政府各部门提供建议提案， 以此参与政府经济管理。天津工业会成立后， 代替了商会在工业中的位置， 政府在制定有关工业生产管理的法令时常常邀请工业会参与讨论。如1948年， 平津战役即将打响， 华北地区人心惶惶， 天津颐中烟草等公司准备南迁机器。社会局针对此事， 邀请警备司令部、 警察局， 工商辅导处等机关参与讨论， 天津工业会派常务理事李洛之参加会议， 会议上李洛之建议政府制止工厂南迁， 以增强天津市工业信心， 并参与了相关办法的制定^［6］。

另一方面， 天津工业会也在竭力地维护会员工厂的利益， 促进天津工业的发展。在天津工业会成立的第二天， 大公报刊载了一则短评， 庆贺天津工业会的成立， 将其看作是整个天津工业界的代表， 并指出“工业界应以合作互助的精神， 规定工业的改良发展， 致力于合法权益的保障， 进而求同业公共利益的增进， 以及劳资合作的推行”， 希望工业会应集中力量解决困难， 促进工业发展“而不必如所谓顺应潮流， 涂抹上浓厚的政治意味”^［7］。解放战争期间， 面对国民党的物资管制， 天津工业会为会员提供咨询、 出示相关证明， 为工厂提供了一条“下情上达”的通道。天津工业会还经常举办座谈会、 研讨会， 邀请政府机构人员、 工业界领袖和大学教授等探讨有关工业经济问题。1948年5月27日， 天津工业会刚成立不久， 针对当时的进出口贸易问题， 特在6月2日举行座谈会， 邀请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陈序经、 经济学院教授袁贤能和曾任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参加^［8］。

天津工业会的职能虽主要以经济为主， 但却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常常延伸到社会领域， 履行社会职能。1948年， 在天津市商会陷入停顿的情况下， 天津工业会不仅逐渐取代了商会在工业界的位置， 更在参与社会活动方面扮演了商会昔日的角色。一方面， 天津工业会章程明确规定工业会有“参加社会运动”的职责； 另一方面， 工业会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有助于维系其社会地位、 争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城乡贸易由于物资管制几近断流的情况下， 1948年7月21日， 天津大公报连续四天跟踪报道李烛尘赴北平向傅作义陈述城乡物资交流必要性的新闻。李烛尘向傅作义提出具体意见， 建议公布军用、 交通、 五金材料具体禁运的详细种类； 不包括在禁运物资中的应自由交流等四项具体意见， 傅作义承诺将拟具体意见以供实施^［9］。

尽管天津工业会对政府管理工业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其实际地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甚至连拨付办公地点的请求由于各方的推诿直到天津解放也没有得到解决。此外1947年颁布的《工业会法》虽然是天津工业会成立的基础， 但《工业会法》又以区分普通与重要工厂、 符合《工厂法（草案）》第1条对天津工业会的会员构成做了限制， 使得天津工业会会员仅仅包括普通工业同业公会和一部分实力较为雄厚的、 属于区工业同业公会的工厂。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津工业会的活动， 使它几乎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法定职业团体。

2 解放后的天津工业会

1948年11月， 辽沈战役结束， 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起平津战役。从11月29日开始， 解放军即对平津、 张家口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困， 正式开始了平津战役。在围困期间， 国民党当局频繁进行劳军活动， 加强对战略物资的掠夺， 各工厂苦不堪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天津城内的同志向天津工商广泛宣传党的政策， 使得天津工业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天津工业会会长李烛尘还亲自劝天津市市长杜建时、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 为解放天津作出贡献。

2.1 工业会成员的态度转变

天津解放后， 尽管天津工业会成员在解放前通过李烛尘、 杨亦周、 周叔弢等人了解了中共的政策， 但大多数会员对于这些政策是否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而心存疑虑。其中， 固然有国民党长期宣传的原因， 但最主要的是中共在以往城市接收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 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问题， 如与天津相距不远的石家庄。天津在被接收时也出现了劳资纠纷激增、 工厂复工效率很低、 生产严重不足等问题。1949年4月18日， 在天津市市委委员吴砚农邀请工业会成员的座谈会上， 工业会理事、 天津东亚股份有限公司宋棐卿发言：“我本想再扩展一个麻袋厂， 可是我实在不敢， 拿出资本去投资， 还得被叫为剥削者， 那果有人敢投资。”^［10］ 其他人如劳笃文、 孙冰如， 杨亦周等也同样表达了对“如何才是不剥削”的不解^［10］。可以看出， 天津工业会成员对中共的政策仍充满了疑虑， 要求制定具体办法来保障他们投资的安全。

为了让天津这座工商业规模曾在全国位于第二的城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 稳定经济， 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天津进行视察。刘少奇在天津的20多天里， 参观了天津市内重要的国营工厂和私营企业， 围绕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发表了多次谈话， 使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消除了顾虑。在1949年4月25日同天津工业会成员的座谈会会议报告中， 吴砚农写道：“仅一个星期， 他们的心情和态度在转变， 他们对于将来的前途， 比以往看法上有了很大的不同， 增加了不少信心和鼓舞， 自少奇同志对他们的讲话后， 加上最近我们态度上的一些转变， 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重视， 经济上得到了帮助， 所以情绪非常热烈， 是任何一次工业会上都不曾有过的。” ^［11］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 消除了天津工业会成员的疑虑， 缓和了劳资矛盾。天津工业会也在人民政府的许可下积极推进会务，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2 积极参与恢复生产

经过几个月的接管， 天津的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开始进入恢复和发展生产阶段。虽然天津工业会丧失了一部分会员， 每月只向会员借垫维持费以维持基本工作， 但在天津工商联成立的这段时间中， 工业会仍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推动各项必要政令， 反映民营工业界困难问题、 提交建议提案， 参与救灾工作。

首先， 随着东北、 华北地区各个大城市的逐步解放，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走向城市， 在接管城市、 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将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12］498的方针， 因而更加需要了解城市的工业生产状况。天津工业会在这个方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尽管工业会并不包括重要工业同业公会， 但工商局仍将工业会视为整个天津工业界的代表， 并未立即将其解散， 而是通过工业会来了解天津工业的具体情况。最初的接管工作完成后， 天津工业会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调查天津市工业生产概况、 工人数量， 帮助各民营工厂迅速恢复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 工业会提交了诸多统计情况， 为人民政府制定生产计划提供了参考。

其次， 由于中国共产党干部大多是从解放区农村成长起来的， 对城市各方面工作都不甚熟悉， 且在此次接管华北城市的过程中， 大多数干部只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立即从事工作， 难免遇到或出现一些问题。因此， 黄克诚建议：“接收企业的干部， 一方面要懂得政策， 一方面要有业务知识， 否则起不了作用， 反闹出笑话。”^［13］102 同时， 对于私营工商业应“利用旧同业公会召开各行业座谈会及各种宣传工作”^［13］102。天津工业会理监事成员都是原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 在政府召开的同工业会座谈会中常提出相应的建议提案。如在出席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关于开放证券市场之建议》， 认为“证券交易市场之存废与工商业之发展具有连锁关系”， “欲使一般平民共有工商业， 只有依赖证券交易媒介”^［14］。

天津工业会还积极推进城乡贸易。早在1949年2月， 天津人民政府就发布了关于城乡贸易的办法， 由于战争还未结束， 政府也采取管制办法。但与国民党时期不同的是， 该办法以“发展城乡贸易， 问题物价， 发展生产”^［15］425为宗旨， 对天津市所需“一切工业生产原料及粮、 油、 棉、 副食等， 一律自由入市， 不加限制”^［15］425。对于从天津输出之物， 人民政府只规定少数战略物资在规定限额内得取得证照方能出市， 其余像小工业品等农村生活所需物品自由出境不加限制， 此后天津市与周边乡镇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15］425。工业会通过座谈会的形式， 将工商业代表同农民代表聚集在一起， 面对面交流， 对解决城乡贸易问题， 促进城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 天津工业会在天津解放后非但没有被立即解散，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天津、 恢复经济、 稳定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和经济政策的结果， 同时， 也是工业会成员改变自身思想，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 表明在新政权下旧的社会团体组织仍旧有其发展空间。

3 工业会及商会的新生

3.1 天津工商联的成立

1949年8月30日， 天津市军管会发布《关于召开天津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决定》， 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是军管时期人民政府的协议机关， 在普选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 它可以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49年9月5日， 天津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在会议期间， 就有代表提出筹组工商联合团体^［16］196。在此之前， 先期解放的辽宁省安东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河南省漯河市等已相继成立了工商联组织， 后解放的上海也于8月26日成立了“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会”， 天津却稍显“迟滞”。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天津和上海的情况不同， 上海同业公会组织比较完善， 而天津的同业公会组织不甚健全。从其他省市先期成立的工商联组织来看， 其基层组织均为同业公会。所以要想成立工商联必须对天津市的工商业同业公会进行改组， 以期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此后， 天津人民政府立即开始了对天津市工业同业公会的改组， 主要将业务相近的行业予以合并， 将业务不同的予以分割。过去没有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组建了新的同业公会组织， 公会负责人也经过了群众和政府的双重筛选。这样， “到一九四九年末， 这些旧有的工商两业同业公会， 大多都改组完成， 新的同业公会也相继组织起来， 自此我们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才有了代表自己的崭新的团体组织， 加强了同业间的联系， 奠定了工商业团结的基础”^［17］。

另一方面， 工商两业对于组成工商联组织的会员代表名额的确定有不同意见。笔者从天津市工商联筹委会给各委员的函中发现一些端倪， 函中讲道：“在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即有筹组工商联合团体之提议， 经过数月来的酝酿， 各方意见趋于一致。”^［4］1499 这说明在提出议案到筹委会产生的这段时间里， 各方的意见不一致， 并且争议颇大， 由此导致时间的拖延。

工商联合会是重要的人民团体， 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在私营工商业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时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李之楠认为：“以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整个阶级为其主要组成成份的工商联是四个朋友团结联系的具体体现的一种主要方式。”^［18］ 由此看来， 工商联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统一战线， 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基于此种目的， 工商两业合为一体也就成为必然。天津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于1950年3月6日正式在原天津商会会址办公， 会下分设秘书组、 财务组、 登记组、 整理组； 服务人员全部为原工业会和商会工作人员； 时间上由于“督催工商两业各厂号实缴公债工作的紧张， 大部分筹备委员及会内服务人员均无暇兼顾工作”^［4］1510， 原本计划1个月的筹备期延长至4月底。1950年4月29日，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天津工商联”）正式成立。

3.2 旧会焕新生

天津工商联成立后， 天津工业界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从领导层来看， 旧商会时期， 领导层绝对以商业界人士为多数。而从工商联筹备会开始， 工业界人士可以与商业界势均力敌， 甚至常多于商业界代表。筹委会委员共37人， 其中， 工业界代表19人， 商业界代表18人， 且李烛尘为筹委会主任； 天津工商联成立大会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 共15人， 工业界8人， 商业界7人； 工商联成立后， 常务委员中工业界7人， 商业界6人， 秘书长为化学染料工业公会理事长王光英， 李烛尘当选为主任委员。1952年， 第二届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 李烛尘再次当选为主任委员， 直到1957年， 李烛尘赴北京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 主任委员才由进出口业公会毕鸣歧担任。从天津工商联会员代表构成来看， 天津市工业同业公会要少于商业同业公会， 但会员代表人数工业界却占据多数。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工商两业代表为工业149人， 占总人数的54%， 商业125人， 占总人数的46%；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工业代表194人， 占总人数55%， 商业代表159人， 占总人数45%^{［19］25-51}。从会员构成来看， 原工业会成员仅包括9个普通工业同业公会， 大多为工厂会员， 与工业界所希望联合全市工业合组工业会的愿望相差甚远。而工商联包括了天津市所有的大、 中、 小私营工厂与工业同业公会（非工业工矿联合会）。总之， 在领导层和会员代表人数上， 与旧商会相较， 工业与商业代表“势均力敌”， 甚至还有超越； 而与旧工业会相较， 工商联在会员构成上又包括天津市几乎所有的大小工业。所以天津工业会虽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天津工业会却是得到了新生。

4 结 语

天津工业会是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工业会法》成立的， 一方面， 它规定工业会为法人， 极大提高了工业会的法律地位。天津工业会筹备会制定了自己的章程， 对其宗旨任务、 组织系统、 会员构成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使工业会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权利。同时， 天津工业会还制定了较为严密的选举规则和议事规程， 具有较强的民主性， 为其他地区成立的工业会提供了借鉴。可以说， 《工业会法》是天津工业会得以成立的根本所在， 没有它就没有所谓的工业会。但在另一方面， 《工业会法》又以区分普通与重要工厂、 符合《工厂法（草案）》第一条对天津工业会的会员构成做了限制， 使它几乎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法定职业团体。而在实际层面， 政府也并没有给予天津工业会应有的重视， 工业会艰难寻求会址的历程便是其鲜明的例子。究其原因， 是由于国民政府的矛盾心理， 既想拉拢日渐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 又不想令工业会成为像最初的商会那样一个凝聚的整体。

可一旦成立工业会， 工业会的整体意志便不再完全随国民政府而转移了。当然， 天津工业会作为一个依据政府颁布的法律而成立的法定职业团体， 其任务中便明确规定要协助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因此， 天津工业会仍为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协助推行各项规章制度。在这些工作中， 天津工业会提升了业务能力， 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力。但天津工业会成立的宗旨是要为会员谋利益， 它在动荡的环境中， 为会员工厂提供证明、 咨询和技术支持、 举办各种研讨会商讨如何更好的促进工业的发展， 为了维护会员的利益而与政府进行博弈， 抵制有损工业会利益的有关法令并提出解决意见 。除此之外， 工业会也与商会一样， 积极承担社会职能， 融入天津社会， 提倡恢复城乡贸易， 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尽管天津工业会成立的时间较短， 且身处解放战争的后期， 社会动荡不安， 没有完全发挥出它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否定或者忽视它的存在。

从天津工业会短暂的活动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对于工业团体的不同态度。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对于工业团体的发展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 在天津工业会成立后， 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推动工业的发展， 反而不断扩大税收面、 提高税率， 压榨工厂利润； 不断加强物资管制力度， 限制工业贷款， 使工业会会员工厂时常陷入原料缺乏， 无法生产的境地； 失败的币制改革， 严重的通货膨胀， 工商业无法生存。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 工业会成员对于国民党的统治陷入了绝望。反观中国共产党虽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 但对于工业资产阶级并未有太多的敌视。为了工商业的发展， 专门派刘少奇来处理相关问题， 亲自为天津工业资产阶级解释工商业政策， 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使得天津工业会在天津解放后中共的接收和城市的恢复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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