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和人民面临的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 如何让本国公民远离贫困泥沼、 享受更高质量生活是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进行深度思考的问题。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与贫困问题进行着艰苦的斗争。2020年2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 指出我国如期实现了对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教育扶贫在这场艰难战役中功不可没。在后扶贫时代来临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教育扶贫作为巩固现有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贫困人口返贫、 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将持续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面对新环境、 新问题、 新挑战， 如何激发教育资源活力、 整合人力物力优势， 将教育扶贫政策作为长效扶贫机制稳固下来是亟需讨论的重大议题。历史从来都是最好的教科书、 启蒙者，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切入， 回溯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变历程， 分析其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关键节点， 展望教育扶贫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以期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在西方政治学范畴中开始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 历史制度主义是其中最早成为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思想流派之一， 它摒弃了传统旧制度主义中的理论缺陷， 同时， 在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中也兼收了社会学制度主义与理性制度主义的有益成分， 逐渐形成了应用广泛的分析范式， 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分析框架。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分析步骤： 第一， 对影响政策出台与运行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深度分析， 探究政策制定者颁布相关政策的多重权衡与制定动机， 即深层结构分析， 一般将其概念化为经济、 社会与文化结构等
［1］； 第二， 对具体政策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惯性依赖进行分析， 行为者由于对高昂退出成本的理性认知， 更倾向于在既定政策路线基础上补充完善， 而不会选择改变原有制度， 因此， 本步骤主要剖析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的过于固化而导致缺乏灵活性与应变性问题， 即某些后行政策对先前政策的路径依赖性过高问题
［2］； 第三， 对政策何时迎来转变契机、 进而形成新的政策模式进行分析， 经济社会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大环境， 旧有的政策思路难以解决在新社会背景下层出不穷的复杂社会问题， 政策作用对象具有的不同特征呼唤政策制度的转变与升级。因此， 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 以敏锐政治嗅觉和高度环境感知把握关键性事件的出现， 从而迎来制度变迁的新契机， 这也是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当前， 国内学术界对教育扶贫的研究成果众多， 具体来说， 在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方面， 王文静等人根据教育扶贫的工作重点不同， 将其分为六个阶段
［3］； 魏有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新中国教育扶贫、 新时期教育扶贫、 新时代教育扶贫
［4］。在教育扶贫的模式研究方面， 杨云等人提出了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再加上两年职业教育的教育模式， 即“9+2”教育扶贫模式
［5］； 周丽莎等人在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行民汉合校和运用“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
［6］； 江辰等人提出利用现代的互联网技术， 构建“互联网+教育”扶贫模式
［7］。在教育扶贫的理论研究方面， 学界认为主要有三种理论： 权利贫困理论、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
综上可知，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研究角度出发， 重点研究了教育扶贫的理论、 模式及发展历程， 但运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对教育扶贫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 有利于克服文献分析法的单一性弊端， 从而能够较为全面地探究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深刻把握教育扶贫变迁的关键节点， 进而针对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 提出教育扶贫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其转型方向进行前瞻性分析。
2 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
2.1 教育扶贫政策初始阶段（1949年-1976年）： 摸索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内面临着百废待兴、 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 广大农村地区基本都没有条件建立学校， 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大都是文盲半文盲， 教育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奢侈品。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意识到， 必须激发农村地区的教育活力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采取多种倾斜性政策和举措在农村普及教育， 改善农村地区教育落后的现状是必要之举。教育扶贫政策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下整体处于酝酿阶段， 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亟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教育结构的转变必须紧跟经济社会结构的步伐， 为此， 教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提出要吸收过去的旧经验， 引进苏联教育模式的先进经验， 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培养工作， 明确我国现阶段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国之后的教育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建立了符合社会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模式后， 我国开始下功夫整顿各类中小学的社会地位、 办学方向、 教师队伍与基础课程设置等学校办学应具备的基本内容。1951年， 政务院为了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水平， 改善新中国成立以来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 对现行学制进行改革， 同时， 规定了幼儿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细则与具体做法。1952年， 在对学制进行改革并初见成效的基础上， 教育部又出台了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 重点仍放在对中小学教育的管理上， 这为之后中小学教育及义务教育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 为了保障困难家庭的孩子能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与机会， 1952年7月， 政务院又对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的助学金进行调整， 主要是取消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待遇， 对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统一发放国家助学金。这首次明确了在经济层面上教育资助的形式、 内容与标准并将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 我国教育工作的重心在于普及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 尚未形成发挥教育优势改善积贫积弱局面的意识与举措。在这一时期， 我国并没有制定出台指向性突出的教育扶贫的相关政策。但我国在这一阶段取得的教育成果却是不可否认的。到1965年底， 我国基础教育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恢复， 中小学在校生人数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大幅提升， 受到学前教育儿童的比例也有所提高， 我国的幼儿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8］。
2.2 教育扶贫政策启动阶段（1977年-2012年）： 发展期
1977年， 重新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意识到教育和科技工作的重要性， 明确了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教育工作得以走向正轨。同年10月， 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 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制度的恢复， 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走进学校， 拿起书本， 接受更加良好的教育。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几十年间， 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纳入了国家的顶层设计， 教育扶贫的体制机制也开始成型， 逐渐走上了规范化发展道路， 基本完成了渐进性制度变迁。
我国是带着历史赋予的沉重感和责任感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在这之前多次提出的要普及义务教育的说法并没有真正实现。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在弥补义务教育普及度不广、 涉及面不深等缺陷的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 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遵循。1984 年9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为了帮助农村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尽快摆脱贫困， 跟上全国经济向前发展的脚步， 出台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其中， 首次提出了“教育扶贫”理念， 教育对扶贫工作的帮扶作用也初次受到上层关注， 因此， 该文件的出台面世在教育扶贫政策演进历程中具有突出意义。1992年， 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 完成“两基”任务是会议提出的我国教育事业在未来几年的努力方向与重要工作目标。1993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又出台相关文件， 把实现“两基”正式作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奋斗目标。真正把“两基”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为其如期实现制定具体规范细则与操作步骤的则是在199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这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 指导思想与实现路径等相关内容。同年， 我国召开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会议明确指出了我国在20世纪最后几年要努力解决全国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这也标志着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
21世纪初， 我国又提出从现在起至2010年这10年内我国扶贫工作的奋斗方向与指导方针等具体内容， 打响了新世纪扶贫工作的“第一枪”。2003年， 为了推动西部农村地区教育扶贫工作的进展， 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4年， 国家开始重视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优秀的高层次骨干人才， 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教育水平， 教育扶贫政策逐渐向少数民族地区拓展。2006年， 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 指出适龄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既是法定权利， 也是法定义务， 从学生、 学校、 教师、 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2008年秋，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收学杂费。2010年开始， 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贫困家庭学生有学上、 上好学的相关政策， 如中职学生免费就读政策、 普通高中生国家资助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制定实施有效缓解了贫困学子上学的后顾之忧， 也减轻了其家庭负担。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开始关注学前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领域。
总体来看， 这一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支持与推动下， 表现出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显著特征， 但仍存在“大水漫灌式”的整体扶贫弊端， 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举措不够具体， 精准帮扶方面也有待加强。
2.3 教育扶贫政策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 提质期
“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 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分散化和碎片化特征， 加之经济发展‘涓滴效益’递减， 以区域发展带动减贫的效果下降， 减贫成本逐渐增加”
［9］， 这对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扶贫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具操作难度的要求。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期间， 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 这一理念和过去的“漫灌式扶贫”有很大不同， 它更突出扶贫工作中的精准化、 细致化、 精细化， 有力回答了我国在当下扶贫开发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强调扶贫工作的成败在于精准的深度与程度。其中， 教育扶贫作为有效帮助人民脱贫、 防止返贫的重要方式， 合法性地位得到增强， 战略地位明显提高， 教育扶贫进入显著的提质阶段。
201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作为脱贫攻坚领域的纲领性文件颁布实施， 进一步明确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确保到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 教育扶贫的治本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得到了高度重视。2017年， 教育部为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缩小地区间的教育发展差距， 决定建立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督导机制评估办法， 这标志着我国的义务教育开始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阶段过渡。同年， 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扶贫工作要切实与教育相结合， 建立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 发挥教育扶贫的深远意义。2018年1月， 教育部、 国务院扶贫办逐渐注意到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 这些地区的困难群众能否脱离贫困关乎到整个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 于是， 提出教育扶贫要不断向深度贫困地区拓展， 明确教育扶贫在后续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持续发挥教育扶贫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治本之义， 利用好“教育”这个有力武器， 有效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尽快摆脱贫困问题的困扰。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特点（见
表 1）， 可以发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教育扶贫政策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如何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进而实现新的制度均衡是今后应讨论的重大课题。
3 演进逻辑： 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因
3.1 国家领航：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深层结构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侧重于从中观视角切入研究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 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路线， 可以发现国家领航始终是教育扶贫政策变动不居背后的稳固主线。无论面临的外部环境多么复杂， 教育扶贫政策都能立足社会需求， 坚持正确方向， 回应民生关切，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强有力的领导。
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展的全民教育、 农村扫盲教育， 到各项政策文件的颁布， 再到各种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 都体现了国家主导、 各级政府负责、 各组织合力攻坚的根本原则。就国家层面而言， 中央政府充分发挥顶层谋划与统筹协调作用， 树立坚定的脱贫攻坚决心， 通过认真剖析各阶段的社会现实状况，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制定各项政策文件与规章制度， 同时， 将层级负责、 重点主抓的“压力型体制”与“地方政治锦标赛”的激励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上下齐心、 行动高效的共同体。各级政府作为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者， 则在领会中央政策的前提下， 主动承担教育扶贫重任， 充分调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 引入市场、 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 汇聚磅礴之力， 共同攻克难关。从根本上讲，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教育扶贫政策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宗旨与方针， 这种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感贯穿教育扶贫政策的始末， 致使教育扶贫政策不断趋于完善， 促使教育扶贫模式逐渐成型， 推动教育扶贫手段日趋精准， 以保证我国的教育扶贫始终沿着正确的历史轨迹与方向前进。
3.2 环境变化与政府能力：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动力机制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围绕制度生成与制度发展的原动力展开分析， 更关注于较长时间段内影响制度发生变化的动力因素。环境变化与政府能力是导致我国教育扶贫政策不断变迁的动力机制， 当教育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较大变化或者政府能力有所上下浮动从而导致现有制度实行受阻时， 便会催生新制度产生的契机。
“制度的变迁来自于平衡受到干扰或打破， 这种变化要依赖于环境的变化。”
［10］ 通过审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济、 政治、 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变迁过程， 可以发现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从始至终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在教育方面的难题则是小学与中学教育的发展极为落后， 文盲群体的比例较高， 因此， 普及基础教育、 建立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遵循。改革开放后， 我国进入了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经济实力有很大提升， 人们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提高， 为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较深厚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 同时， 大大加快了现代义务教育的改革与法治化步伐。进入21世纪后，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的教育扶贫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开始着重关注教育的质量与公平问题， 多措并举解决西部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问题， 优先将中西部地区的教育问题纳入政策体系， 但随着整体式扶贫向精准扶贫模式的过渡， 我国的教育扶贫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今， 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如何充分利用教育扶贫优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阻隔贫困代际传递、 实现教育扶贫的转型升级是亟待考虑的重大议题。
在政府能力方面， 教育扶贫政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很大， 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获得的资源优势与政策支持显然不同。教育扶贫政策在长期以来经济政策优先于社会政策、 普通教育优先于职业教育的社会背景下，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渐进式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力有限， 教育扶贫政策主要集中在扫除文盲、 在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等事业上。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升， 2020年， 我国的GDP总量更是达到了15.7万亿美元， 稳居世界第二位
［11］。随着政府能力的不断增强， 教育扶贫的工作目标普及教育被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所取代， 教育作为一种“造血式扶贫”的扶贫方法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等教育方式也获得了飞跃发展并逐渐成型， 在政策内容上也注重向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倾斜， 而这一切的深层动力都源于政府能力的提升。
3.3 适应性效应与退出成本：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路径依赖分析
某种制度被实施后， 极易在长期的经济社会背景中受到政治、 文化、 环境等因素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惯性依赖。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倾向于借用经济学范畴的“报酬递增”概念， 来阐释这种锁定效应的产生机制
［12］。经济学家也指出， 适应性效应与退出成本是导致发生报酬递增现象的主要因素。梳理整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与变迁逻辑不难发现， 长期以来的适应性效应与政策系统内的退出成本是导致我国教育扶贫政策难以改变的路径依赖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 解决广大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以及当时我国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了教育扶贫政策具有明显的“惯性依赖”特征。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进步， 政府不断制定出新的教育政策以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价值目标， 并主动要求下级政府和各类组织加以贯彻落实。适应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和各种组织习惯在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框架下被动接受， 对现行制度形成依赖， 很难进行创新， 而且进行未知的探索和创新风险高、 收益低， 在理性趋利避害的驱动作用下， 很多政府和组织更倾向于实施上级政策。另外，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在制定之初就涉及到了教育部、 财务部、 国务院扶贫办等众多机构， 政策作用对象既包括西部地区、 民族地区等不同地区， 包括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等各类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群体， 还涵盖了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专业技能培训等众多领域。这些政策的制定部门繁多， 政策与政策之间也早已形成了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的有机统一体， 随意对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政策体系进行改变必定会阻力重重， 在改造过程中付出的退出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
3.4 行为者理性认知：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 制度变迁总体分为制度延续期和制度断裂期
［13］。虽说教育扶贫政策具有较高的路径依赖性， 但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 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行为者会对社会环境与背景进行清晰理性的判断与定位， 从而调整现行政策或制定出新的政策。总体而言， 在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主要出现了四个关键转折点。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 为之后的教育扶贫政策确立了根本方向、 根本原则与服务宗旨。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教育扶贫作为帮助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了并将持续发挥重大作用。第二个关键节点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这一制度的恢复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 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摆脱混乱破败局面、 走向全新秩序的开始， 它是一种考试制度的回归， 是一项关键举措， 为我国的教育扶贫事业、 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汇聚了一批主力军， 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撑。第三个关键节点是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0—2010年）》的颁发。这一政策文件的颁布意味着教育所蕴含的扶贫功能、 扶贫价值已然受到国家的关注， 普及与发展教育成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 教育扶贫开始成为扶贫战场上的一个有力武器。第四个关键节点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南湘西期间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这一理念的出现表明我国将逐步结束整体式扶贫的工作思路， 进而转向“精准扶贫”模式， 更加关注教育薄弱地区， 深度聚焦于极贫困群体， 切实满足其脱贫需求， 提高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益。习近平总书记之后提出的“扶贫先扶智”思想更是将教育扶贫烘托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据此， 由中央顶层设计出发， 对我国教育扶贫事业形成了一揽子的支持计划， 制定了多方面的保障措施， 教育扶贫开始在更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这四个关键节点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深刻制度转型促使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能够紧跟时代前进步伐， 及时满足社会群体的根本需求， 有效降低路径依赖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造成的约束作用， 实现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扶贫政策向精准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强有力的转变。
4 优化策略： 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发展
贫困问题始终伴随人类发展进程， 反贫困始终是各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挑战
［14］。深描我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轨迹发现， 其各阶段的变化深受经济、 政治、 文化与社会现实等因素影响， 呈现出政策摸索期（1949年—1976年）、 政策发展期（1977年—2012年）、 政策提质期（2013年之后）三个特征鲜明的演进时段。回顾变迁历程， 深剖内在动因， 可以极为清楚地看到： 无论现实环境多么复杂严峻， 我国的教育扶贫事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党和政府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 坚持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原则， 根据贫困形势的演变， 审时度势地制定扶贫方略， 保证我国教育扶贫事业始终沿着正确历史方向前进， 彰显了我国与贫困问题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任何一项政策或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 价值目标诉求、 政策体系设计相互协调并不断进行调整。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完善， 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国在2020年12月正式宣布消除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 脱贫事业相应地进入到“后脱贫时代”， 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为教育扶贫深度转型提供了新的历史“否决点”。要想在新的脱贫起点上保障现有脱贫成果、 实现更高质量的生活目标， 需要积极寻求教育扶贫政策的创新与变革。
4.1 把握制度变迁关键节点， 推进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我国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绝对贫困，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防止脱贫人口返贫、 振兴乡村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 需要把握国家层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节点， 发挥教育的“均以富”作用， 推动形成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 互相配合、 有效衔接的互动格局。
首先， 要对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有清楚全面的认识。乡村振兴是在全面脱贫基础上的深化， 是统筹全局的总体性谋划， 是带有前瞻性意义的美好蓝图， 而教育扶贫是实现宏伟蓝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教育扶贫是乡村振兴基础上的扶贫开发， 乡村振兴是教育扶贫工作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二者间具有高度的协调性与适应性。
其次， 要坚持教育扶贫的工作主流， 统筹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后扶贫时代的主要推动力是教育的普及度与推广度， 因此， 政府部门要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 通过弥补农村教育短板以提高当地农民的基本文化素质
［15］， 注重吸引优秀教育者前往广阔的乡村土地施展才能， 制定总体规划推动各种教育类型均衡发展。在充分保障义务教育普及率的基础上， 政府部门以多种教育形式推进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技术能力培训教育以实现人才强村的美好愿景。
最后， 要在教育硬件、 软件上下功夫， 让现代教育持续发力。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教育设施的财政投入， 提高群众对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改善乡村教育环境， 构建更加完善的乡村教育体系。
4.2 突破传统路径依赖， 加快教育扶贫的现代化步伐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环境因素对制度发展变迁的巨大影响力， 新时代的教育扶贫政策是对传统扶贫理念与方式的重大变革。要想尽可能减少原有制度的退出成本， 突破原先制度的路径依赖， 就必须统筹应用好当今社会环境下的多种扶贫资源。着眼未来， 教育扶贫政策的纵深发展与制度变迁需要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教育方式加以改进， 发挥科技优势， 赋能新时代教育扶贫。
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5G技术优势， 加快农村线上教育和远程教育发展。面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短缺、 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 政府部门要加快乡村地区5G基站的建设步伐， 发挥5G技术的低价高效及远程联结作用， 突破时间空间限制， 让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增强教育的可持续性。同时， 这种传授方式也使得乡村孩子通过手机或电脑等现代设备学习知识、 掌握技能成为可能， 为乡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可靠的保障。现代科技手段与乡村教育的有机结合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扶贫， 为乡村地区的人才培养与智力支持提供了长效机制。另外， 国家层面也要尽快建立完善“互联网+教育扶贫”的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各互联网主体的权力清单和责任边界， 确立合法合规合理的奖惩机制， 着力调动其参与教育扶贫事业的主动性、 积极性与创造性。
4.3 引进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扶贫共治， 完善教育扶贫治理大格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深层结构的变化为教育扶贫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新机遇与新契机。长期以来， 教育扶贫政策的深入推进多依赖政府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活动， 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显著的主导性作用。然而， 在更加复杂、 更富有挑战性的社会环境下， 政府囿于自身能力已无暇顾及更加精细化的资源分配与任务分割， 因此， 亟需引入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教育扶贫的协同执行体系， 使其充分融入到教育扶贫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 将国家领航和地方实践充分结合， 形成和完善教育扶贫治理大格局， 探索出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的教育扶贫新路径。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摒弃过去一家独大、 包揽一切的错误观念， 积极拓展社会力量和学校力量， 尤其是要发挥高等院校的扶贫作用， 保障其享有足够权利参与教育扶贫政策制定、 实施、 监督各个环节， 将教育扶贫事业视为长期性、 稳固性的工作来推进落实。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切实发挥教育扶贫政策的指导激励作用， 通过有效政策来明确各多元主体的具体职责， 构建常态化、 制度化的参与渠道， 完善资源和信息共享机制， 促进不同主体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 在充分进行表达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促进教育扶贫政策日益完善。
5 结 语
贫困问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比较突出的社会性问题之一， 我国已经解决了现行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 可随之出现的相对贫困问题却是更复杂更艰巨的现实任务。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教育扶贫领域内召开的各种会议、 颁布的各项文件、 实施的各类政策， 指出国家领航是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背后的深层结构因素， 环境变化与政府能力是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 同时， 分析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几个关键节点， 也尝试性地提出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未来的优化策略。教育扶贫作为扶贫领域内的重要途径， 能够为贫困人口带来照亮未来的希望之光， 改变扶贫工作中的被动性、 短时性、 功利化特征， 能够持续发挥减贫降贫的政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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