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合州地区列女群体探究

Study of Exemplary Women in He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摘要

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道德行为操守与儒家礼教相契合的“模范”女子称之为列女， 将其可大致分类为： 节、 烈、 孝、 良、 勤、 义等。文章以《合州志·列女传》为考察中心， 进行概括、 分类、 解读， 明清时期巴渝合州地区列女群体的形成受到国家政治、 地理文化、 文本撰写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该文本不仅还原了明清巴渝合州地区男权社会中女性生活的真实状况及道德标榜， 还揭露了列女在面临礼教迫害、 禁锢时无力的历史事实， 也传承了积极的传统文化。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ies， those women whose behaviours followed Confucian moral standards were referred to as exemplary women， broadly classified as those embodying virtues such as chastity， loyalty， filial piety， kindness， dilig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ExemplaryWomensectionofHezhouGazetteer and find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exemplary women group in Hezhou was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politics， geography， culture and textual writing styl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xemplaryWomensectionofHezhouGazetteer reveals the real⁃life situations and moral standards of women and their powerlessness when facing persecution by Confucian norms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of He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rthermore， it also show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关键词

合州 / 列女 / 《合州志》 / 文本书写

Key words

Hezhou / exemplary women / HezhouGazetteer / textual writing

列女之传昉自西汉刘向以母仪始， 其用意盖使古今妇女引以法戒， 后范晔纂修《后汉书》时沿袭先前体例专设一章即为《列女传》， 自此以后， 历朝正史修纂均设《列女传》， 借给“模范”女性立传之契机， 树立积极的道德舆论规范。列女其意为众女、 诸女， 将其可大致分为节、 烈、 孝、 良、 勤、 义等。明清时期， 各地依官方正史之体例， 设列女类目， 自此《列女传》成为各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合州古梁州之域， 亦有汉国、 巴国之称， 涪江、 嘉陵江、 宕渠江三江交汇之地， 人杰地灵， 为阻止蒙古南下延缓南宋统治做出卓越贡献， 其历史底蕴深厚， 明清时期所编订四部《合州志》1

1 四部《合州志》分别为： 1.《万历合州志》（明）刘芳声修，田九垓纂，万历七年刻本八卷； 2.《乾隆合州志》（清）宋锦、刘桐纂修，乾隆十三年刻本八卷和《乾隆合州志》（清）周澄修、张乃孚等纂，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十六卷首一卷； 3.《光绪合州志》（清）费兆钺修、程业修纂光绪四年刻本，十六卷首一卷；《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民国）郑贤书等修、张森楷纂，民国十年刻本，八十三卷。以后文章中提及的《合州志》泛指这四部。

都设有列女篇章。 《合州志》所记载的列女群体明清时期人数占比最大， 通过对《合州志》中的列女形象的探究， 可以充分了解西南巴渝合州地区女性形象的历史轨迹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近年来， 性别史、 妇女史热潮涌现， 关涉女性的史料文献愈发受到重视， 大批的区域列女研究成果纷纷问世， 如贺剑英、 杨洸等人2

2 主要包括权春燕硕士论文：《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列女形象的建构》，贵州师范大学， 2022年；张泽宁硕士论文：《明清正定和松江两府列女群体对比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2021年；贺剑英硕士论文：《明清江西列女群体研究》，江西师范大学， 2018年；刘任南硕士论文：《女性角色下的文化地理区：清代重庆地区列女地理分布研究》，西南大学， 2016年；段振华硕士论文：《〈清实录〉列女旌表概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16年；杨洸，杨节豪：《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研究——以地方志为考察对象》，《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杨洸：《论〈道光重庆府志·列女传〉中的列女形象》，《地方文化研究》， 2018年第1期；杨洸：《明清时期河洛地区列女形象探析——基于嘉庆〈洛阳县志·列女传〉的考察》，《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等。

， 以上成果立足地方区域列女这一群体， 进行详细的分析， 但剖析深度不够。本文以地方志为考察核心， 旨在对明清时期巴渝合州地区列女群体与其形成缘由进行探究， 力图呈现合州地区女性乃至巴渝文化的区域魅力， 为巴渝合州地区女性研究添砖加瓦， 并试图从另一种视角探究合州地区传统社会底层的文化风貌。

1 合州地区列女群体

纵观四部地方《合州志》， 每部之中都有列女的记载收录， 但与王朝正史之中其直接命名的“列女传”有些许差异， 地方志常拟以女德之贞节、 节烈为卷目题准。其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忽略人数统计时的前后重叠与文献记载的遗漏， 四部方志中列女在册统计人数已达千人。以生平事迹为基准， 大致可分为贞女、 节妇； 烈女、 烈妇； 孝妇； 良母； 勤妇； 义妇六类。

1.1 贞女、 节妇

为亡夫而守且受到社会旌表的已嫁或未嫁之女， 尊称为节妇、 贞女。早于《礼记》中曾有云：“壹与之齐， 终身不改， 故夫死不嫁……妇人， 从人者也。”^［1］90 明代， 更有专述以予提倡与弘扬， 如宋濂曾曰：“夫之受贞， 犹人子之当孝， 人臣之当忠也。”^［2］2184 明万历《合州志》中关于列女篇章的记载更是多以“贞节”为题。几部方志中， 节妇与贞女的人数占比最大， 在经受丈夫亡殁的苦楚之时， 还需洁身守节、 守贞。如：

彭节妇刁氏， 年二十二夫錋卒， 遗一子文淇， 氏励志教子入州庠， 翁姑殁， 殓藏尽礼， 淇又先亡， 抚幼孙归母家以老， 苦节凡六十有三年^［3］7。

郑节妇李氏思道妻， 年二十一归郑， 四年夫亡， 子枢甫三龄， 家贫仃伶无依， 氏勤纺绩， 矢志教子入国学， 现年六十八至亲罕见^［3］8。

徐节妇陈氏， 年二十五夫钰卒， 余一子学礼甫二龄， 家庭壁立， 氏勤十指备尝辛苦， 教子入国学， 苦节六十有一年， 寿八十四卒， 事闻旌表^［3］7。

以上材料聚焦于节妇的不幸遭遇， 予以刻画、 突出， 但相较于贞女而言， 则略为逊色， 贞女未婚守寡， 既提前丧失了婚姻带来的炽热与温馨， 还需承受社会舆论之下日常守贞的凄苦。如：

刘贞女， 州民德祥长女， 许杨伯玉子， 一珍未婚而卒， 年二十二赴夫家成服守志， 舅姑女视之， 女抚伯氏幼子元蹗为嗣， 苦节三十有八年^［3］7。

陈贞女， 许钟氏， 未婚夫而卒， 以亲老弟， 纫誓不他， 适事翁姑生死尽礼， 毕两弟婚娶， 两弟继而各遗孤女， 偕两妇守节， 抚侄成立茹茶饮血， 凡四十有八年^［3］5。

刘贞女， 国学梦麟女， 受李将军子正时聘， 未婚， 正时卒， 即奔丧守志， 抚幼侄涅为嗣， 苦节四十有二年， 旌表臬宪石公有征诗序， 见艺文^［3］3。

以上材料在列举贞女、 节妇进行守贞、 守节的同时， 还会附带具体年限， 并屡次套用“守志”“苦节”等词， 以求更能彰显贞女、 节妇的苦楚。同时， 此文本记载也变相地揭露了另一事实： 在“忠臣不事二君， 贞女不更二夫”的社会群体舆论导向与理想女性观念的催眠之下， 社会与家族给予女性巨大的心理与精神压力， 迫使无数女性走上守节道路， 摧残了她们的身心健康。

1.2 烈女、 烈妇

为保全自身贞节以“壮烈”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列女被称为烈女、 烈妇。 烈女、 烈妇与贞女是明清时期的主流形象， 但略有不同， 简言之：“烈妇殉身， 节妇守节。”^［4］247 考察相关史料， 明清合州地区的列女殉节主要采用投河、 绝食、 自缢等方式。 《合州志》中关于烈妇的记载呈现多元化， 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 无外力等因素侵犯， 纯属个人缘由， 为“爱”献身而去， 如：

王贞女， 受生员王开宿聘， 未婚， 宿病卒， 王赴柩哀， 毁自缢死， 崇祯初， 旌表入祠， 郝公诗： 未亲夫面继夫亡， 不比寻常烈女行， 白发不能持晚节， 红颜岂有没春光^［3］2。

王烈妇， 幼受某聘， 某以不类闻， 父母欲别嫁之， 氏自伤毁不欲生， 家人防闲不获， 死^［5］22。

第二类， 遭遇外界等因素的“侮损”时， 以死明志， 保全自身节操， 自证清白， 如：

郭贞女郭宏安次女， 幼许字禀生刘得中子焕枢， 幼遭跌扑， 病废旋殇， 女不愿别字， 后其父母以年长欲夺其志， 女号泣绝粒死， 时年十八岁^［3］31。

王袁氏， 州民王建仁妻， 因李永茂语言调戏忿邀， 投缳自尽， 嘉庆二年事闻旌表^［3］15。

杨梁氏， 州民杨德敏妻， 嘉庆三年教匪入境， 被虏不屈， 骂贼， 死， 九年事闻旌表^［3］16。

文烈妇李氏， 年十七， 夫宗彦地出， 某调奸不从， 自缢死， 建坊入祠^［3］3。

1.3 孝妇

对于女性的孝顺品质， 古今材料文汇之中多有体现， 《女孝经》有云：“大哉， 孝之为德也……讵知妇质阴而配阳， 处房帷而相夫子。匪僮僮， 何以助奠； 匪怡怡， 何以承欢。暌乖则家人离， 溺僻则群小愠。女子之孝所为大也。”^［6］45 “谓一孝彻于三灵， 揭大端也。”^［6］49 传统的父系家族社会中， 本家的父亲与夫家的翁姑被赋予绝对权威， 婚嫁之前， 女性从父， 婚嫁之后， 女子则需对翁姑给予孝德， 言行勿违翁姑。宋代时就曾记载：“（合州男子）程顺为石照令， 其母王氏婴疾危迫， 刲股取肝和药， 以进母疾， 寻愈事闻迁知涪州。”^［7］55 关于孝道事迹的文本记载， 是国家与社会主流的家庭女性核心理念， 故《合州志》等文献中多有体现。如：

魏氏， 乐善坊人， 年二十一配本州岛陈本初， 五年止生一子， 夫殁， 善事舅姑， 抚养孤子， 成化元年……旌表贞节之门^{［8］卷七64}。

戈鉴妻谢氏， 州西城营盘街人， 性贞静， 笄年归鉴， 逮事翁姑， 以贤孝着^［9］一8。

仲节妇周氏， 年十八归儒生时， 亨翁姑早逝， 亨继殁， 矢志事祖姑， 孝养尤谨， 凡二十余年， 姑殁葬□□□³

3 文中□代表文献记载中的缺失文字，下同，不再赘述。

， 州人称之^［3］4。

周节妇范氏世英妻， 年二十英病笃， 氏刮股和药以进， 少愈数月仍卒， 哀毁绝食， 誓相从地下， 亲族勉以事亲抚孤为孝始进膳， 家贫， 翁姑欲夺其志受聘将强之氏， 闻长跪曰， 儿死尚有孙， 媳勤纺绩犹能供叔水， 若媳去， 更何倚耶？伏地泣血， 因自经小姑而□之， 翁姑感其孝乃止， 氏执妇道维谨养葬尽礼， 苦节五十有八年， 其侄^［3］6。

夏孝妇苟氏， 庠生绪虞妻姑病危， 刮股疗之^［3］5。

材料中对魏氏、 谢氏和周氏行孝道、 侍翁姑进行设障强化， 以德报怨、 苦志如一、 割股疗亲等示范行为成为文本记录的主流， 倾力突出列女孝举的可贵。方志文献中采用长篇手法记载列女们采取割股疗亲的反常孝举， 旨意借托文本体例与叙事策略， 利于女性割股数量的扩大化与行事主动化， 进而满足儒家精英知识分子以女性身体玉成孝义及自我主体建构的需要^［10］。该行为迎合了社会群体的期待， 强化了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 也传递了社会本相。

1.4 良母

人丁兴旺， 是国家乃至家族中兴的基础。夫死家败、 人丁凋零， 不仅需要女性的艰苦操持， 也需要女性对于子女的勉励做出新的表率， 只有子女出人头地， 方可使得家族后继中兴。 《合州志》中关于女性教养子嗣以绵延中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如：

康节妇萧氏宏动妻， 监生萧维生之女， 生于朝佐， 仅七月而夫故卒……抚孤子并抚七龄弱弟送读， 婚娶以至成立^［3］88。

程节妇， 闵氏邦协妻， 夫故， 氏年十五， 抚侄盛书为嗣， 教读成名， 更名起仞， 入府庠长孙业修， 辛酉拔贡， 朝考授吏部京官升文选司中事^［3］65。

黄节妇罗氏开琦妻， 夫故氏年二十九， 立志抚子铨榜锡榜钦榜^［3］66。

王肱妻童氏， 合州人， 年二十八寡， 家贫教子不肯姑息， 后抚孙亦如之， 遂能多所成就……后子孙贵盛人以完节报之^［9］二16。

生计的操持与子嗣的教养是良母们所承担的双重重担， 督促子女勤学好思， 教读成名， 学业有所建树， 既是良母为夫尽教的担当， 也是良母个人光辉人格的直接彰显， 更是巴渝合州地区家庭文风与社会文教的有力突显。

1.5 勤妇

勤俭是传统社会中理想女性必备的品行之一， 《女孝经》中《庶人妻章》中有云：“为妇之道……以事舅姑， 纺绩裳衣。”^［6］65 认为庶民之妻的道理就是操持家务、 勤纺绩事， 而《合州志》中关于勤妇群体有着最为直接的描写， 如：

袁光远妻邓氏， 东里狮滩场人， 幼知书识大体， 父母皆钟爱之， 及归光远， 敬戒无违， 逮事翁姑， 善承意诣……光远既久困场， 屋又家计日衰， 愤欲焚笔砚， 邓每以大器晚成， 书不负人， 相慰谕且， 引家务为己任^［9］一15。

魏节妇伍氏宪榜妻， 生子德芳、 德明， 年二十七夫殁， 家贫勤纺绩事翁姑^［3］82。

童氏， 万安厢人王肱妻， 肱故……遗一子， 矢志守节， 克苦抚孤， 家贫累岁凶， 专绩纺以供朝夕， 善教子孙多所成就^{［8］卷七64}。

上述材料中， 妇女们辛勤勉作， 吃苦耐劳， 直面承受生计困苦的压力与艰辛， 是个人品性的体现， 也是合州地区列女群体品质的典范代表。

1.6 义妇

“纯是济世之心， 则为端； 苟有一豪媚世之心， 即为曲； 纯是爱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豪愤世之心； 即为曲。”^［11］49 这是袁黄对于行善的感悟。 “积善却恶”的说法， 自古有之， 主要宣导社会民众规范自身的行为， 行善举、 言善言， 以祈祷个人与家族好运。人口凋零与家族破败意味着厄运与不祥， 在此“迷信”的宣导之下， 列女们往往广行善举、 积善去恶。如：

蒋代芬妻杨氏， 州东里康家漕人， 为新妇时事翁姑孝待乡里， 人称曰贤， 及其自立门户， 则助代芬力行善举， 捐赀多寡无靳所倡， 修安全寨及华银山麓大溪口……溺女所至， 劝导或帮给衣食， 以资助之^［9］四1。

刁心泰妻唐氏， 州西里倒石桥人， 金子沱文生唐方伯之从女……寡无子， 所受分田供食用有余， 乃捐田谷数十挑入祠堂， 补岁用之不足^［9］四1。

胡葆初继妻易氏， 州城内人……闻清光绪末州人仞立孩工厂养教穷童， 以经费不足， 常苦支绌， 有以闻于易者易慨然捐笔架、 山田谷八十石为工厂， 仍常年费基本^［9］四3。

以上材料呈现了在特定的政治圈层与社会风气之下， 列女群体的义行与品质， 虽受迷信导论与生计多方面的催促与阻碍， 但所行义行所彰显的社会风尚与慈善公益之心却值得令人称赞。

2 合州地区列女群体的成因

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道：“与其说人如其父， 不如说人酷似这时代。”^［12］36 “即使最坚定的思想， 也不会而且无法摆脱时代的偏见。”^［12］98 《合州志》中的列女群体形象在今天备受批判， 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却受到官方与社会双重认可， 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 从记载窥探， 列女群体的行为多自发形成， 合州地区列女群体形成的缘由是多向的， 多维度的。

2.1 国家政治与家庭经济因素

2.1.1 国家政治因素

卢苇菁认为：“贞女不仅代表着妻子的贞节， 而且以剧烈的形式将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公与私两种品德集于一身。”^［13］9 中国古代文化中弥漫着男性的偏见， 以男性的角色作为标准^［14］172， 要求社会层面基于两性视角， 加强贞节观念， 强化思想文化控制。因此， 基于此种社会认同的舆论压力， 贞节观念深深地根植于广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之中， 明清两代， 社会精英对于女性贞节的广泛赞扬， 以及各级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旌表都深深地影响了该时期的年轻女子， 塑造了她们的心智。 《合州志》中的列女形象是在观念认同与社会共识的双重压力下孕育而来， 她们虽然享受着道德声望带来的社会资本， 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其负担与枷锁。

旌表制度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层面异常盛行。旌表制度是当权者依据治国礼教信念， 对符合道德楷模的人群建立碑、 匾等标志， 以期达到化民俗、 促教化的目的。旌表制度萌生战国， 后逐渐发展， 明朝时史料记载：“明兴， 著为规条， 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 次亦树坊表。”^［15］7689 旌表在明朝得到重视。清朝时， 统治者更是认为旌表是通过“教化”来规范社会的一种措施， 也是儒家君主仁惠恩泽的表示^［13］28。因此， 旌表是统治者以女性为载体， 阐发时代的表达需求与救赎路径^［16］， 致使旌表制度于民间盛行， 这一时期各地人数陡然上升， 从各级地方志书中便可一窥究竟。除此之外， 国家给予被旌表的人群与家族的部分政治优待特例也是其旌表制度得以盛行的另一个重要缘由。

2.1.2 家庭经济因素

明清时期， 传统女德的构建既要考虑统治阶级的意志， 又必须符合社会文化认定与群体期待， 在塑造女性道德偶像的同时， 需以配套对应的苦难场景， 进行辨伪^［17］。中国古代传统社会， 对于双亲与子女的赡养主要依靠小型“家庭”组织， 家庭破败， 翁姑与子女的抚赡是其需要考量的难题， 虽小部分列女群体家庭条件较为优越， 但大部分列女则需要面临家庭的生计与翁姑、 子女的养赡。因此， 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与社会舆论的催生， 不再更嫁是最为妥善的处理办法。 《合州志》中， 将近一半列女是基于赡老育孤的窘境， 选择守节的方式替夫尽孝或行教， 如：“郭节妇任氏， 年二十归处士备甫， 二载夫卒遗孤， 坚教育成立援例捐贡守志五十余年”^{［18］又前28}； “杨节妇朱氏光华妻， 年二十五于归， 二十五而寡， 躬勤纺绩， 矢志全贞抚子昌元发成名业”^［18］27。因此， 基于家庭经济因素的考量， 列女守节， 不便再嫁是其不二之选。

2.2 撰写方式的范式化与虚美化

2.2.1 范式化

《合州志》中列女文本呈现出范式化趋向。其缘由多是男性基于两性视角， 按照既定的书写范式和套板语句， 对于女性形象和行为进行圈定和限制。到明清之际， 女性角色日益淡化， 从双重角色向单纯家庭角色转变， 女性价值从多元向单元演变， 到明清时期达到极致^［19］11。几部《合州志》的撰写者受政治与社会舆论的影响， 不仅将文本中女性形象予以道德化， 更将其撰写模式以予禁锢化、 范式化， 如：“萧节妇邹氏捷选妻， 夫故， 氏年二十六生子福， 现年四十九岁受节二十三年”^［3］61； “易节妇刘氏肇锡妻， 夫故氏年二十三， 抚子与基守节十一年而殁”^［3］59； “刘节妇温氏凤荣妻， 夫故氏年二十七抚一子， 守节四十五年而殁”^［3］56。以上文本材料采用相同的文本书写基调， 不同的人物， 均以“受节”“抚子”“夫殁”等词汇相标榜， 足见撰写者在处理列女事件之时， 采取固化的书写模式与观察视角， 从而衍生出范式化的记录文本。

2.2.2 虚美化

史、 志自古不一， 班固有云：“史，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20］2070， 志则着重于记述。明清地方志书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 进行地区文化标榜与教化， 故虚美用语多呈现其中。虚美化， 是指选用具有褒义的词句与正面典故进行符合官方主流的文本创作， 从而美化主体形象， 建立楷模。如：“陈贞女许钟氏， 未婚而夫卒……两弟婚娶， 两弟继亡……携两妇守节， 抚侄成立， 茹茶饮血……”^［3］30 “姚节妇王氏童生民蛟妻， 年十八， 夫妻相敬如宾……蛟亡遗三子， 氏哀毁欲绝， 念翁姑弱息无依……”^［3］32 “董节妇陈氏……夫死于贼， 遗孤二喜甫， 氏携之避乱黔中……历兵燹抚子成立”^［3］29， 上述材料选用“茹茶饮血”等词汇着力突显陈贞女的生活艰苦， 用“相敬如宾”“哀毁欲绝”表示姚节妇与王蛟之间夫妻的和谐与恩爱， 用“避乱黔中、 经历兵燹”来表示董节妇的贤惠与苦节。前二者有蓄意夸大之嫌疑， 后者经考察贵州通志， 无任何记录， 故避乱黔中无任何依据， 况且古代户口查验极其严格， 如遇有战乱流民居多， 考察记载则会被迫中断， 资料遗佚导致无从考查， 否之则有相关记载， 故此则材料有掩盖事实、 虚构粉饰之嫌疑。因此， 志书撰写者虽参考地方基本史实， 但其中政治因素的过多掺杂， 导致了文本的范式化、 虚美化现象明显， 过分夸张与掩饰原本的真实本相。

2.3 地理文化因素

2.3.1 地理因素

合州相较于邻边地区列女人数较多， 与其地理环境有关。合州， 古为巴郡管辖， 明清时归为重庆府管辖， 为三江（涪江、 嘉陵江、 宕渠江）汇合之地， 水流湍急， 且处于重庆西北部低山丘陵地区， 交通不便， 与外界交往甚少， 封闭隔绝， 早在南宋时期就有“宋开庆元年， 蒙古主蒙哥攻合州， 引兵直抵城下， 力攻不能克”^{［21］卷六十九2994} 与“蒙哥因炮弹致毙于此”（合州）^{［22］卷二23} 的事件发生， 其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据道光《重庆府志》中记载， 合州地区三江交汇， 大小塘堰多达一百余处， 且境内溪流众多， 湖泊众多^{［23］卷一《地舆志·塘堰》}， 这是合州列女中节烈女性采取投河自尽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域的自然灾害也是清代合州地区列女人数居高不下的另一重要原因。有清一代， 重庆府中西部地区常年水、 旱灾害频发， 加之战乱频发， 导致大量男性丧生和流民的增多， 男子殁后或家庭破败之后女子便守节或者殉夫， 催生了列女现象。相反， 自然灾害的频发促使了合州地区社会风尚行为的增加， 比如修建桥梁、 赈济灾民、 崇尚节俭等。

2.3.2 文化因素

明清时期， 因自然灾害与战乱的影响， 导致四川地区人口凋零， 如《夏氏家乘》中云：“……三世各房祖亦相去不数里， 旧有祀田在城内外水车糖， 因兵燹后， 遂尽废弃。”^［24］ 针对此种情形， 清政府积极实行移民招引政策， 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以弥补四川地区的人口空乏， 巴渝地区成为民众迁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 移民人数占据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 地方志中曾有记载：“天下既定， 始大迁吴楚之民以实之。”^{［25］卷13} 《礼俗》中大规模的民众迁移对列女现象造成的影响如下： 一、 列女数量的急剧攀升； 二、 灾害、 战乱、 人口迁徙致使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和瓦解， 地方动乱因素频发， 导致民间械斗不止， 死亡率增高， 女性守节抚孤； 三、 两湖地区浓厚的理学之风， 人口迁徙既为合州地区带来了人口， 也为合州地区铺设了对应的文化血脉。同时， 合州地区的人文环境也为理学在此扎根与发展奠定了合适的土壤， 二者在接纳中融合与发展， 重塑了合州地区的社会文风， 如《合州志》载：“土风淳朴， 人多秀异， 重礼数 ， 崇礼教， 则甘欺诈矣。”^{［8］卷一4}

3 列女群体形象的影响

《合州志》中采用范式化与虚美化的文本形式对于列女群体的人物形象进行书写与圈定， 这既是官方主流价值的体现， 也是社会记忆的彰显。有明一代， 虽在政治与社会层面推行贞节观念， 但方志中划规的列女人数较少， 而清朝自入关以来就明确下达政策对于女子殉夫行为给予禁止，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人命至大， 而死丧者恻然之事也……此后夫死而殉者， 当己其旌表， 王以下至于细民， 妇人从死之事， 当永久严禁之。”^{［26］第135卷， 16} 但清代守节、 殉夫现象与人数却达到历史峰值的顶端。可见， 即便政治干预与宫廷理念的影响加强， 贞节观念已浸透社会底层， 充斥着社会的多个方面， 僵化了民众的意识， 禁锢了女性的形象与社会期待， 并形成思维惯性， 以至荼毒至今。

当然， 《合州志》中关于列女的记载与歌颂也不可一概而论， 给予否定的态度， 其正面积极的意义不能因此被忽略， 文本的历史惯性也树立了正确的社会发展向标。文本列女所具备的可贵品质， 如勤俭持家、 吃苦耐劳、 乐善好施、 孝顺长辈等， 完美地贴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社会舆论与家庭伦理， 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伟大蓝图的基本要求，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应该给予大力弘扬与传承， 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正确对待列女文化， 并积极传承与践行其中优秀的部分。

4 余　论

《合州志》中所呈现的节、 烈、 孝、 贤、 贞、 良等列女形象是政治、 经济、 文化、 地理等多种因素集合而成的产物， 在着力突出历史“争鸣”的同时， 真实还原了合州地区列女群体的人物形象， 但极具范式化与虚美化的文本书写模式， 简化了人物事迹， 回避了列女群体的真实生活与人物形象， 造成了千人一面的现象。在国家政治、 社会舆论、 地理条件等多种局限之下， 列女群体虽事迹悲悯， 人格丧失， 但表现出的勤劳、 勇敢、 孝义等品质却契合当今社会的主流， 值得继承与弘扬。

《合州志》是研究巴渝女性的宝贵文献资料。透析文本材料， 合州地区， 在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与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模式之下， 催生了一套具有模式性与区域性的礼教观念与文本表征， 在志书编纂中带入了舆论贞节与礼教价值， 成为了社会风尚的微小缩影。当历史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平凡女性， 通过她们的日常生活， 呈现其真实的女性话语^［27］。列女形象与文本构建既揭露了妇女的不幸遭遇与历史社会意识， 也是对于今日社会舆论与文本模式构建的一种警示与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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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 明清墓志铭中女性形象的书写研究(CX2023021)

2019年省级“学位与研究生精品课程： 近代学术思想史项目(2019cpxm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