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把”处置式历时形成及其动因研究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Motivation of the “Jiang/Ba” Disposal Structure

摘要

“将/把”处置式出现于唐代， 至宋代基本定型， 根据其形式表现， 可以分为三类， 分别是“将/把+O₁+V+O₂”形式、 “将/把+O+V”形式和“将/把+O+V+Y”形式。处置式“将/把+O₁+V+O₂”是由连动式“将/把+O₁+V+O₂”重新分析而来， 其内因是句式存在的多种理解提供了语义基础， 外因是已有处置式的格式类推。处置式“将/把+O+V”的形成是为了适应诗词的格律要求， 对句法成分进行调整的结果。处置式“将/把+O+V+Y”的形成是由于受到动补结构的影响， 这体现了语法的系统性。

Abstract

The “Jiang （将） / Ba （把）” disposal structure emerg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basically finaliz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s three forms， namely “Jiang （将） / Ba （把）+O₁+V+O₂”， “Jiang （将） / Ba （把）+O+V” and “Jiang （将） / Ba （把）+O+V+Y”. The “Jiang（将）/Ba（把）+O₁+V+O₂” disposal structure is derived from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rial-verb construction “Jiang（将）/Ba（把）+O₁+V+O₂”， with its internal cause lying in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existing in sentence patterns providing a semantic foundation， and its external cause being the analogy to existing disposal construc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 Jiang（将）/Ba（把）+O+V” disposal structure is a result of the adjustment of syntactic components to adapt the metrical requirements of poetry. The formation of “Jiang（将）/Ba（把）+O+V+Y” disposal structure is influenced by the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reflecting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grammar.

关键词

处置式 / “将/把” / 历时形成 / 语法化

Key words

disposal structure / “Jiang（将）/Ba（把）” / diachronic evolution / grammaticalization

处置式作为汉语常用句式， 在语法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 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蒋绍愚指出：“从现代汉语平面研究得出的结论， 有一些未必能适用于历史上的‘把/将’字句。”^［1］12这说明加深处置式历时层面的研究很有必要。 “将/把”处置式出现于唐代， 到了宋代基本定型， 其不同类型都已较为常见， 通过对唐宋时期“将/把”处置式进行分析， 旨在更为深入系统地探讨“将/把”处置式的形成过程。

关于唐宋“将/把”处置式的形成， 学界有五种意见： 一是认为由连动式“将/把_动词+NP₁+V₂”语法化而来， 如祝敏彻^［2］17-33、 王力^{［3］397-399}等； 二是认为是对先秦时期“以”字结构的介词替换， 如本涅特^［4］、 陈初生^［5］等； 三是认为为了消除动词虚价现象而产生， 如徐志林^［6］174等； 四是认为不同类型处置式的来源不同， 如叶友文^［7］、 梅祖麟^［8］等； 五是认为不同类型处置式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是句式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如冯春田^{［9］555-581}、 吴福祥^{［10］382-400}等。

综上可见， 学界对唐宋“将/把”处置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但是以上分歧也说明处置式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基于语法的系统性， 通过对处置式的梳理与分析， 我们认为不同类型处置式的历时形成及其动因不同， 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Traugott指出：“构式化是指形式_新—语义_新（组合）符号的产生。”^［11］35 处置式作为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 其产生也体现了构式化。

1 唐宋处置式的类型

处置式表示对事物施以某种处置行为， 主要有三个核心成分： 一是表处置的介词“P”； 二是施行的处置动作“V”； 三是被处置的事物“O”。根据对“O”的处置情况， “将/把”处置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为“P（将/把）+O₁+V+O₂”形式、 “P（将/把）+O+V”形式和“P（将/把）+O+V+Y”形式。

1.1 “将/把+O₁+V+O₂”形式

该形式的特点是动词“V”实际关涉两个宾语“O₁”“O₂”， 在我们统计的唐代语料中发现了571例， 宋代语料中发现了1 030例。1

1 为行文简洁，下文我们一概表述为：唐代xx例，宋代xx例。唐代语料主要包括敦煌文书、禅宗语录、诗词、笔记小说等，共计约10 340 000字；宋代语料主要包括禅宗语录、宋人话本、诗词等，共计约42 510 000字。

例如：

（1） 汉祖谩夸娄敬策， 却将公主嫁单于。 （唐·戴叔伦《塞上曲二首》）2

2 本文用例均来自语料库《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四版）。

（2） 白龟已阅千千岁， 却把莲巢作酒尊。 （宋·史浩《采莲舞》）

（3） 那堪旅馆经残腊， 只把空书寄故乡。 （唐·王建《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

以上3例都属于“将/把+O₁+V+O₂”形式， 由于动词“V”语义类型不同， 因而表示的处置动作也不同， 如例（1）表示处置（给）、 例（2）表示处置（作）、 例（3）表示处置（到）。Goldberg指出：“构式并非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抽象的意义， 而是通常包括许多密切联系的意义， 这些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家族。”^［12］31 以上3例可以理解为基于“将/把+O₁+V+O₂”形式而形成的意义家族。

1.2 “将/把+O+V”形式

该形式的特点是动词“V”实际只关涉一个宾语“O”， 表示对“O”施以某动作行为“V”， 语料统计唐代152例， 宋代790例。例如：

（4） 惜无载酒人， 徒把凉泉掬。 （唐·宋之问《温泉庄卧病寄杨七炯》）

（5） 吾竹窗兄， 吾能评者， 只将竹看。 （宋·陈著《沁园春·寿竹窗兄》）

在上述两例中， 例（4）表示“把‘凉泉’掬”， 动词“掬”关涉宾语“凉泉”。例（5）表示“把‘竹子’看”， 动词“看”关涉宾语“竹”。

1.3 “将/把+O+V+Y”形式

该形式的特点也是动词“V”实际关涉一个宾语“O”， 但是， 动词“V”后出现了补充成分“Y”， 对动作行为进行补充说明， 语料统计唐代11例， 宋代274例。例如：

（6） 图把一春皆占断， 固留三月始教开。 （唐·秦韬玉《牡丹》）

（7） 师便把西堂鼻孔拽著。 （《祖堂集》卷十四）

例（6）中“Y”属于补语， 说明动作的结果。例（7）“Y”属于动态助词， 表示动作的持续。

总的来看， 上述三种形式都表示“处置”意义。施春宏指出：“表达同一语义范畴或特定语义关系的相关句式集合可以称作‘句式群’， 句式群有大有小， 每个句式在句式群中所凸显的语义侧面和所实现的语用功能并不相同， 这也是特定句式存在的基本理据。”^［13］303 因此， 我们可以将不同形式的“将/把”处置式看作是处置句式群。

2 唐宋处置式的形成过程

“将/把”处置式的三种类型出现时间并不相同， 其中， “将/把+O₁+V+O₂”形式出现最早， 其次是“将/把+O+V”形式， “将/把+O+V+Y”形式出现最晚， 它们的历时形成及其动因也不相同。 “将/把+O₁+V+O₂”形式是由连动式“将/把+O₁+V+O₂”重新分析而来3

3 为行文简洁，后文凡称“将/把”连动式，皆指的是“将/把+O₁+V+O₂”形式。

， “将/把+O+V”形式的形成是受到诗词的格律要求， “将/把+O+V+Y”形式的形成是受到动补结构的影响。

2.1 处置式“将/把+O₁+V+O₂”的形成过程

在连动式“将/把+O₁+V+O₂”中， 由于动词“将/把”的语法化， 从而形成处置式“将/把+O₁+V+O₂”。语法化的内因是“将/把”连动式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且部分语义可以理解为对“O₁”施以处置， 从而为动词“将/把”的语法化提供语义支持。外因是已有处置式“Prep+O₁+V+O₂”的类推作用， 为处置式“将/把+O₁+V+O₂”的出现提供了形式依据。

先秦时期， 动词“将”“把”分别表示“带领”“握住”的意义， 《说文·寸部》：“将， 帅也。” 《说文·手部》：“把， 握也。” 例如：

（8） 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 （《诗经·国风》）

（9） 高阳乃命玄宫，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墨子·非攻下》）

上述两例中“将/把”都属于动词。我们统计了《诗经》《楚辞》《论语》《左传》四部文献， 发现动词“将”出现84例， 动词“把”出现2例， 说明这一时期动词“将/把”出现数量较少。

两汉时期， 动词“将”出现数量增多， 而动词“把”出现数量依然较少， 我们统计了《史记》《汉书》《论衡》三部文献， 发现动词“将”出现689例， 其中， “将”字连动式出现506例， 占比为73%， 动词“把”出现30例， 其中， “把”字连动式出现7例， 占比为23%。例如：

（10） 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 将期门佽飞、 羽林孤儿、 胡越骑为支兵。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11） 令数吏将建弃市， 莫敢近者。 （《汉书·赵广汉传》）

（12） 牛生马， 桃生李， 如论者之言， 天神入牛腹中为马， 把李实提桃间乎？ （《论衡·自然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 动词“将/把”多见于连动式中， 我们统计了《搜神记》《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三部文献4

4 先秦《诗经》《楚辞》《论语》《左传》四部文献共约37万字，动词“将”“把”的出现频率分别为2.27例/万字、0.05例/万字。两汉《史记》《汉书》《论衡》三部文献共约175.3万字，动词“将”“把”的出现频率分别为3.93例/万字、0.17例/万字。魏晋南北朝《搜神记》《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三部文献共约18.7万字，动词“将”“把”的出现频率分别为1.81例/万字、0.48例/万字。

， 发现动词“将”出现34例， 其中， “将”字连动式出现23例， 占比为68%； 动词“把”出现9例， 其中， “把”字连动式出现7例， 占比为78%。例如：

（13） 后将弟子回豫章， 江水大急， 人不得渡。 （《搜神记》卷一）

（14） 宝公曰：“把粟与鸡呼朱朱。” （《洛阳伽蓝记·白马寺》）

（15） 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6） 瓒将灵母弟置城上， 诱呼灵。 （《三国志·徐晃传》裴注）

（17） 遂将后杀之， 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上述3例都属于连动式。虽然有学者认为例（16）（17）属于处置式， 如刘子瑜^{［14］212-213}、 吴福祥^［15］等， 但结合同时期的文献来看， 如《后汉书》中“悉将”共出现5例， 除例（15）外， 其余4例都只能理解为表示“带领”意义， 如“步以弇兵少， 远客， 可一举而取， 乃悉将其众攻弇于临淄。” （《后汉书·张步列传》）。而例（16）（17）中的“将”动作性依然很强， 且此时期并没有典型的只表“处置”的用法， 因而将其看作连动式更符合其历时发展规律， 这说明魏晋时期动词“将/把”的动作性开始减弱， 动词义较为抽象。吴福祥指出：“在动词向介词语法化过程中， 总是伴随着词义虚化现象， 包括动词义的弱化和词义的抽象化等。”^［10］194 因而， 这可以看作是“将/把”连动式向“将/把”处置式发展的过渡阶段。从意义上来看， 周国光指出：“语法形式同语法意义之间是‘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对应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16］75 这说明对同一语法形式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连动式“将/把+O₁+V+O₂”中， 当关注的焦点是“O₁”时， 就可以理解为表示对“O₁”施以处置， 如例（11）（14）中的“将建弃市”“把粟与鸡”可以理解为“对‘建’施以‘弃市’的处置”“对‘粟’施以‘与鸡’的处置”， 从而为动词“将/把”的语法化提供语义支持， 即对句式意义的不同理解为句式的重新分析提供了语义基础， 这可以理解为动词“将/把”语法化的内因。

动词“将/把”语法化的外因是已有处置式的影响， 魏晋时期， 汉语中还存在着“以”字处置式和“持/取”处置式。例如：

（18） 开士居家者以酒施人， 而为不获罪。 （《法镜经》卷上）

（19） 往至迦毗罗卫至释种家， 持我名字告彼释种云。 （《增壹阿含经》卷二十六）

（20） 阿阇世王即便差守门人， 取父王闭在牢狱，自立为王，治化人民。 （《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七）

从形式上来看， “以/持/取”处置式的形式表现为“以/持/取+O₁+V+O₂”， 这和连动式“将/把+O₁+V+O₂”相同， 都关涉两个宾语“O₁”“O₂”。在连动式“将/把+O₁+V+O₂”中， 当受到已有处置式的格式类推时， 促使动词“将/把”语法化为处置介词， 如例（14）（16）中的“将/把”也可以理解为处置介词， 即处置介词“以/持/取”的存在为动词“将/把”语法化为处置介词提供了参照。从语义上来看， 魏晋时期的“以/持/取+O₁+V+O₂”形式不仅可以是处置式， 还可以是连动式和工具式。例如：

（21） 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 （《三国志·朱桓传》）

（22） 有婆罗门女名曰善味， 持水瓶行取水。 （《增壹阿含经》卷十一）

（23） 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世说新语·文学》）

（24） 友人有疾， 不忍委之， 宁以吾身代友人命。 （《世说新语·德行》）

（25） 整衣服长跪叉手，持右手指金轮使东飞，金轮即东飞。 （《佛说楼炭经》卷六）

（26）设有众生愍念斯人， 取一大海水浇灌其身。 （《增壹阿含经》卷四十八）

在上述6例中， 前3例分别属于“以/持/取”连动式， 后3例分别属于“以/持/取”工具式， 说明魏晋时期“以/持/取”字式表义具有模糊性， 不但可以表示处置义， 还可以表示其他意义， 出于表义明确的需要， 从而为“将/把”处置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因此，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 魏晋时期具有处置意味的“将/把”连动式， 到了唐代， 演变成“将/把”处置式5

5 关于“将”字处置式形成时代，魏培泉等学者认为是在隋代。 （魏培泉《论古代汉语中几种处置式在发展中的分与合》《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1997年第4辑）。而祝敏彻、王力等学者认为是在唐代。 （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 1957年第17-33页；王力《汉语史稿》， 2013年第400页。）我们通过考察，认为唐代以前的“将”字处置式仍可分析为连动式，因而赞同王力等先生的观点。

。例如：

（27） 试将此意问野人， 野人尽道生处乐。 （唐·崔珏《门前柳》）

（28） 有人把椿树， 唤作白栴檀。 （唐·寒山《诗三百三首》）

上述两例中“将/把”不能理解为动词， 属于典型的“将/把”处置式。在“将/把+O₁+V+O₂”形式中， 由于动词“将/把”的语法化， “将/把”连动式发展演变为“将/把”处置式， 同样的词汇序列构成不同的句式， 体现了动词语法化对句式演变的影响。

2.2 处置式“将/把+O+V”的形成过程

关于处置式“将/把+O+V”， 有学者认为它是由“O₁”和“O₂”同指的“将/把”连动式语法化而形成， 如曹广顺指出：“O₁”和“O₂”不同指演变为“O₁”和“O₂”同指， 这时连动式里“O”出现了一个冗余， 这就有了省略的可能性^［17］。贝罗贝也持相同观点， 且认为“主+动₁（把/将）+宾₁+动₂+宾₂”（宾₁=宾₂）这种格式在历史上确实是有过的^［18］。但是唐代以前， 在连动式“将+O₁+V+O₂”中， 当“O₁”和“O₂”同指时， 只有“将+O+V+之”形式。例如：

（29） 遂将后杀之， 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30） 丁常言：“将我儿杀之， 都不复念！” （《三国志·后妃传》裴注）

在连动式“把+O₁+V+O₂”中， 并没有发现“O₁”和“O₂”可以同指的情况， 即唐代以前并没有出现连动式“将/把+O+V”。由此， 我们认为处置式“将/把+O+V”之所以在唐代出现， 未必是由于连动式“将/把+O+V”的演变， 而是在处置式“将/把+O₁+V+O₂”的基础上， 为了适应诗词的格律要求。具体来看， 处置式“将/把+O+V”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来源于“O₁”与“O₂”同指的处置式“将/把+O₁+V+O₂”， 其中， “V”主要是二价动词。由于唐初已经出现处置式“将/把+O₁+V+O₂”， 表示对“O₁”施以处置动作“VO₂”， 关注的是“O₁”与“O₂”之间的联系， 因此， 当关注的只是“O₁”时， 就可以形成处置式“将/把+O₁+V+之”。例如：

（31） 船者乃将此蟾以油熬之，女翌日愈。 （唐·陆勋《志怪录》）

（32） 上来说喻要君知， 还把身心细认之。 （《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在诗词中， 为了满足格律的要求， 从而形成处置式“将/把+O+V”。例如：

（33） 已用当时法， 谁将此义陈。 （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34） 久赋恩情欲托身， 已将心事再三陈。 （唐·王福娘《谢棨》）

（35） 谁如太守分忧外， 时把西经尽日看。 （唐·贯休《溪寺水阁闲眺因寄宋使君》）

（36） 休休， 及早回头， 把往日风流一笔钩。 （唐·吕岩《沁园春》）

上述4例都属于处置式， 其中诗词格律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出于押韵和对仗的要求， 可以省略代词“之”， 从而形成“将/把+O+V”形式。二是出于诗歌对偶的要求， 每句字数必须相同， 可以在动词前出现修饰成分， 促使“将/把+O+X+V”形式的普遍出现。另一种是来源于“O₁”与“O₂”不同指的处置式“将/把+O₁+V+O₂”， 其中， “V”本来属于三价动词， 但是在处置式“将/把+O+V”中用作二价动词， 只关联一个宾语。例如：

（37） 本不将心挂名利， 亦无情意在樊笼。 （唐·李群玉《请告出春明门》）

（38） 酒盈杯， 书满架， 名利不将心挂。 （唐·李珣《渔歌子·荻花秋》）

（39） 敢把吾师意， 密传门外僧。 （唐·齐己《寄双泉大师师兄》）

（40） 予家药鼎分明在， 好把仙方次第传。 （唐·翁承赞《寄示儿孙》）

在上述4例中， 例（38）（40）都属于处置式“将/把+O+V”， 其中， 诗词格律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了押韵而调整句法成分“O₂”的位置， 结合例（37）（38）来看， 例（38）可以看作是将“O₂”移至介词“将”前， 从而形成“将/把+O+V”形式； 二是为了押韵而对句法成分“O₂”进行省略， 例（39）中动词“传”可以关联两个宾语， 表示“把‘O₁’传给‘O₂’”， 而例（40）中动词“传”可以看作是省略了与事宾语“O₂”， 使其只关涉受事宾语“O₁”， 用作了二价动词， 即可以理解为“O₁”“O₂”同指， 表示“把‘O₁’次第相传”， 从而形成“将/把+O+V”形式。这体现了诗词的格律要求对句式演变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处置式“将/把+O+V”之所以可以作为合法的句式出现在语言系统中， 是受到东晋时期就已出现的“取”字处置式的影响。例如：

（41） 目连即前捉手将至门外， 还取门闭。 （《增壹阿含经》卷四十四）

（42） 台殿不将金锁闭， 来时自有白云封。 （《大颠·欲归山留别韩潮州愈偈》）

（43） 嫦娥急把蟾宫闭， 列子登仙叫救人。 （《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

例（41）属于处置式“取+O+V”， 后两例属于处置式“将/把+O+V”， 其中， 动词都是“闭”， 这可以看作是介词替换， 也说明“取+O+V”形式为“将/把+O+V”形式的出现提供了依据。

2.3 处置式“将/把+O+V+Y”的形成过程

处置式“将/把+O+V+Y”出现于晚唐时期， 其中， “Y”指的是补语和动态助词。吴福祥指出动态助词“了”“却”“着（著）”都是由动补结构的补语逐步虚化而来^{［10］247-265}， 即“将/把+O+V+动态助词”也可以看作是“将/把+O+V+补语”， 因此， 处置式“将/把+O+V+Y”的出现都可看作是受到动补结构的影响， 这体现了语法现象之间的联系。从时间上来看， 蒋绍愚认为述补结构的普遍使用是在唐代以后^［19］211， 而结合处置式“将/把+O+V+Y”的数量， 唐代出现了11例， 宋代出现了274例， 也可以说明处置式“将/把+O+V+Y”和动补结构之间存在联系， 即随着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 处置式“将/把+O+V+Y”出现数量也随之增加。从形式上来看， 处置式“将/把+O+V+Y”可以看作是处置式“将/把+O+V”和动补结构“V+Y”融合而成， Goldberg也指出：“只要构式之间被识解为没有矛盾， 它们就可以自由组合从而构成实际的表达式。”^［20］20 从语义上来看， 在处置式“将/把+O₁+V+O₂”中， 当“O₂”属于处所或与事宾语时， 此时“O₁”具有位移性， 表示向某个新处所移动。Goldberg指出：“动结构式中的结果短语可以被看作是目标的隐喻， 即把状态变化看作是向某个新处所移动。”^{［12］80-81} 这也就是说， 属于状态变化的处置式“将/把+O+V+Y（结果）”可以看作是处置式“将/把+O₁+V+O₂”的隐喻联接， 都是对“O₁”施以处置动作， 使其发生某种变化， 说明“将/把+O+V+Y”形式的出现也具备认知上的语义基础。由于处置式“将/把+O+V”只是表示对某物施以动作行为“V”， 而动补结构“V+Y”可以表示动作的结果、 趋向等， 因此， 两者具有语义相适性， 可以使处置式表义更加完整明确。例如：

（44） 久赋恩情欲托身， 已将心事再三陈。 （唐·王福娘《谢棨》）

（45） 惜无载酒人， 徒把凉泉掬。 （唐·宋之问《温泉庄卧病寄杨七炯》）

（46） 图把一春皆占断， 固留三月始教开。 （唐·秦韬玉《牡丹》）

（47） 几回传语东风， 将愁吹去， 怎奈向、 东风不管。 （宋·蒋捷《祝英台·次韵》）

上述4例都属于处置式， 其中， 前两例属于“将/把+O+V”形式， 后两例属于“将/把+O+V+Y”形式。如例（45）表示对“凉泉”施以处置动作“掬”， 而例（47）表示“对‘愁’施以处置动作‘吹’，使其出现‘去’的结果”。

3 结 语

语法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无外乎有两个原因： 一是内因， 即语法现象自身具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如语义上存在不同的理解， 句法上存在发生语法化的环境， 这是语法现象发生变化的基础； 二是外因， 语法是一个系统， 语法现象之间会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因此， 一种语法现象的发展变化， 不可避免会受到其他语法现象的影响。唐宋时期， 根据“将/把”处置式的形式表现， 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不同类型处置式形成过程不同， 但都是“新形式-新意义”的配对， 属于构式化， 说明处置式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中， “将/把+O₁+V+O₂”形式出现最早， 是由连动式“将/把+O₁+V+O₂”重新分析而来， 即动词“将/把”语法化为处置介词“将/把”， 既体现了两种不同语法现象之间的历时关系， 也体现了动词语法化对句式演变的影响。而“将+O+V”形式是在处置式“将/把+O₁+V+O₂”的基础上， 为了适应诗词格律的要求而形成， 体现了诗词格律对句式演变的影响。 “将/把+O+V+Y”形式出现时间最晚， 是由“将+O+V”形式和动补结构“V+Y”融合而成， 体现了语法的系统性对句式构式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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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 基于语义地图模型的汉语处置构式历时演变与动因研究(22DYYJ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