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 是影响教育等级划分、 学年、 课程安排、 学生年龄分层等方面的重要因素， 它关系着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特性、 办学目标、 入学条件、 学习年限等各个方面。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 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教育体系。
每个历史时期对于教育的认知与重视程度不同， 学制也成为一种顺应时代的变量， 在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演进过程中， 学制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初叶， 中国形成的高等艺术教育均离不开学制的作用。学制的出现， 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水岭。近代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并非来自传统艺术教育的自然衍生， 也并非近代学制的必然产物， 而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施加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之上的结果。学制的建立影响着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 规约着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路径， 为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 本文将视野聚焦在近代中国学制演变的大背景之下， 尝试探讨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演进。
在1902年到1922年期间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 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制度基础， 同时也为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等艺术教育体系由此逐步建立起来， 并且在学制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转型进化。
1 从封建科举走向实利主义救亡
众所周知， 1910年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起点， 它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清朝的教育制度大部分是承袭明代， 并以科举制度相辅之。清朝初年， 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井然有序， 按规定执行“考课”， 并且中央还派遣学政来主持考试
［1］13。随着社会的变革， 教育渐渐偏离了轨道， 相较于明朝， 清朝选拔人才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制度， 以至于到了清末， 科举制度日益腐败， 学校教育完全为科举考试服务， 成为其附庸。考试舞弊的现象及手段也层出不穷，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 当时比较普遍的有“顶替”“通关节”“联号”“倩枪”等， 即找一个人来冒名顶替自己考试； 或买通考官以使自己顺利通过考试； 或把自己和帮手的考号编成联号， 以便考试时舞弊； 或请同考人代做等
［2］190。由此可见， 清末封建传统教育逐渐走向空疏腐化。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西方列强入侵， 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伴随着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进程， 近代中国早期开始关注世界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主张， 学习西方的学术和技艺， 期望以新式学堂培养选拔出讲求真知实学的人才， 来应对社会现实问题， 实现救亡图存。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 新式语言学堂、 军事学堂、 科技学堂等一系列学习“西文”“西艺”的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学校的开端。
1902年， 清政府出台了《钦定学堂章程》， 此学制由张百熙主持拟定， 共6件， 又称《壬寅学制》
［3］63⁃64， 由此，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诞生。其中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 培养目标、 入学条件、 课程设置、 在学年限等。学制包括主系列和主系列以外的一系列平行学堂的学制规定。主系列分为三段七级， 修业年限总长20年。三个阶段分别为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又分三级： 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分政艺二科， 学制三年）、 大学堂、 大学院。
《钦定学堂章程》中对艺术课程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和安排。 《钦定学堂章程》中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 “预备科”中设立“艺科”， 并聘请外国教师授课， 课时为每周三节， 共学习三年； “师范馆课程门目表”中也设立图画课， 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实物为模型来学习毛笔画， 或是用制图仪器来画出实物之大概等。 《钦定学堂章程》中虽未提及音乐一科， 但一些地方学校却开设了音乐课程， 如1903年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设了“唱歌”课。 《壬寅学制》由于制定仓促， 体系不完善， 颁布后还未实施就于1904年被《癸卯学制》所取代。
《癸卯学制》（又称《奏定学堂章程》）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 是政府颁布并首次实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是我国国民教育制度的开端。它的出台同时也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1 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 《癸卯学制》主系列分为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三段七级。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 大学堂； 通儒院， 修业年限长达26年。 《癸卯学制》中明确规定设立图画课， 并将其列为必修课程。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图画”为预备入格致科大学、 工艺科大学、 农科大学的必修科目； 《通儒院章程》规定， 工艺科大学各门中开设“计画及制图”或“自在画”
［4］51⁃61。作为《奏定学堂章程》的主要文件， 《学务纲要》提到了有关音乐课程的安排是这样的： 当今的外国中小学堂、 师范学堂， 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 并且设置了专门的音乐学堂。但在中国， 古乐雅音失传已久， 音乐课程可以先暂时不列入正式课程之中， 仅是在蒙养院的教学中设置唱歌的内容， 待将来时机成熟， 再行增补
［5］209。至此， 一直不受重视的艺术教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的视野。
《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中关于艺术教育的规定， 二者均未将音乐课列入正式课程中， 但唱歌的活动形式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 二者都设立了图画课， 前者为任意科， 而后者定为必修并且渗透到各学科之中。由此可见， 开设“西艺”课程， 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技能和智能的培养， 它的引进与开设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提倡的“实业教育”的需要。这与现代艺术教育的观念与目的是迥然不同的。在短时间内， 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富国强兵的短暂之需， 却始终未能挽救封建社会体制的坍塌； 反之，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近代艺术教育初露端倪， 虽然在晚清“实利主义”思想的主导下， 艺术教育表现出作为生产力的面貌， 但作为时代的产物， 它也最大限度地迎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进步的一面。
2 从实学教育到国民教育的转换
1912年3月10日， 国民政府在北京成立，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 蔡元培对旧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造， 同年9月2日， 教育部正式公布实行新教育方针： “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 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5］226 其中， 美感教育就包括音乐、 美术等方面的教育。
1912年9月， 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颁布， 史称《壬子学制》。次年， 经过不断完善补充， 教育部颁布了更加系统的《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主系列包括三段四级。实行七、 四、 三、 三制：小学七年， 中学四年， 大学预科三年， 本科三至四年， 其上的大学院和小学前的蒙养院没有年限规定。主系列之外还有各类学校， 主要有师范类和实业教育类。实业教育类中有一类学校与大学平行， 为专门学校， 培养法政、 医学、 药学、 农业、 工业、 商业、 美术、 音乐、 商船、 外国语等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包括预科、 本科、 研究科三个层次
［6］164。
清末学制中， 手工、 图画或为随意科或为必修科， 不设音乐科； 民初开始提倡美感教育， 将唱歌列入课程， 并与图画、 手工一起作为必修科。1912年9月，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 学校分为两级， 包括预科（两年）和本科（两年）。其中， 预科班将“乐歌”课设为必修科目， 每周两学时， 一共开设三个学期。与此同时，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增设图音手工专修科， 聘请留日归来的李叔同负责音乐、 美术教学， 学制三年。受《壬子癸丑学制》的影响， 学校中的音乐、 美术课程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 为高等艺术教育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在清末民初的学制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小学、 中学、 师范教育、 实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已经频繁出现图画、 手工、 乐歌课程， 但系统性的艺术教育还没有进入大学的教育体系。1917年，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修正大学令》中论述大学学科设置问题时， 进一步提出“沟通文理”的建议， 在旧规程中增设“美术”一门， 兼授音乐、 图画、 雕刻、 建筑等美术
［7］315。艺术学科渗透于大学文科、 理科、 工科之中， 但自身却没有建立独立的系科。艺术教育在专门学校及其以下层次已经发展起来， 而大学系统中尚没有设置相关专业与学科的科系的这种现象说明， 艺术教育在当时仍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质， 还没有受到教育部门的认同和接纳； 但是， 在大学系科中开设美术、 音乐课程除了以实业兴国， 造就“全面的人”， 在客观上已使艺术教育在大学开始生根、 萌芽。
由此可见， 《壬子癸丑学制》是一部具有根本性变革的学制，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促使学校教育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为学校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培养了一批时代所需人才。民国初年的艺术教育课程设置已与清末有了根本的不同， 改变了以培养实现实业兴国的技术人才为教学目的、 把教育当作附属品的状况
［8］。音乐、 美术课程在高等教育法令中的出现， 其目的是提升国民素质， 培养其审美能力， 使艺术教育成为培养具有“全面人格”的人的重要途径。
民初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在清末《癸卯学制》的基础上， 对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部分调整， 如学堂改称学校， 大学取消经学科， 共设立七科， 通儒院改为大学院等。由于教育改革仓促推行， 这些改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经过学制改革， 于1922年11月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 该学制称《壬戌学制》， 史称“新学制”， 又称“六三三学制”。
《壬戌学制》中， 取消了大学预科， 高等教育段由原来的三级结构改为二级结构。高等教育的第一级为大学（4—6年）或专门学校（3年以上）。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者可进入第二级研究学习， 即大学院
［9］2200⁃2201。 《壬戌学制》将“乐歌”课更名为“音乐”课， 自其颁布实施以来， 音乐教育事业得到了一定发展， 并初具规模。如1922年8月， 我国迎来了第一所专门从事音乐教育的机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这所学院是由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经过改组而成， 具有极高的教育性质和历史价值。这所学校的简章宣告：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乐学之人， 既能学习西洋音乐， 又能传承中华古乐， 并把其发扬光大
［10］。学校共设有五个小组： 钢琴、 提琴、 古琴、 丝竹和昆曲， 后来还增加了唱歌班和西洋管弦乐队组。同时， 还组织了一个“特别班”， 为各省培养音乐教师。音乐老师有肖友梅、 杨传宇和外教等。培养出的音乐人才以谭抒真、 吴伯超、 冼星海等为代表。北大音乐传习所积极倡导“平民思想”并付诸行动， 即让音乐普及化， 让更多人接受并享受音乐。约翰陈在《艺术的趣味的教化手段的唱歌》一文中提到： “音乐倘要显示对人的内部生活的教育价值， 而达其最高的目的， 应该不为上流社会的特权， 而为全国民的共有财产。”
［11］90⁃91《壬戌学制》颁布后， 高等艺术教育呈现出勃勃生机， 给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春天。近代中国的学制体系建设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一开始， 中国教育制度仿照日本的模式进行建设， 推行军国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教育进一步转向效法美国， 逐步实现了平民主义教育的普及。通过这一转变， 标明近代中国的学制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也标志着艺术教育不再完全依赖政治而存在， 抹去了其功利的性质， 摆脱了附属品的命运， 从而获得本体的独立性， 使其具有了现代艺术教育“审美”的意义。
3 近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当代启示
一直以来， 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始终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相伴。未来， 中国高等教育理应肩负更多责任与担当。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要时刻关注社会的实际需求， 始终遵照党的教育与文艺方针、 政策； 在遵循高等艺术教育规律的基础上， 立足国际视野， 与他国方案互相借鉴， 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趋势。
3.1 适应社会需求， 与时俱进
我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工作， 既要坚持政治教育规律和文艺教学基本规律， 同时还应确立正确的政治教育和文艺教学方向， 并始终遵循党的政治教育和文艺方针、 政策， 贯彻以人民为核心、 树立新时代国家形象与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素质接班人的思想。艺术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独特之处就是， 它还承载着社会文化建设的使命， 高等艺术教育目标设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初衷在于培养杰出的艺术人才。为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必须探索并遵循高等艺术教育规律， 这不仅是一项基本前提， 也是构建人才国际竞争力的有效保障。一旦违背这一规律， 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便无法保持其品质， 无法与中国社会和世界发展保持一致； 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在新时代依然肩负着重任， 它是现代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这一历史使命面前， 我们应该始终遵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 为造就优秀的艺术人才而不懈努力。未来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 从而推动艺术与文化的繁荣发展。高等艺术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国家文化艺术队伍建设上， 更体现在提升民族文化艺术素质中。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与国家、 社会的进步直接相关， 与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晚清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 以实业救国， 颁布实施《癸卯学制》指导中国教育。中国高等艺术教育顺应时局进入了中国教育的视野， 在师范性质的“高等”学堂中开设图画手工科， 设立专门性质的艺术院校， 中国新式高等艺术教育初具形制。民初， 在近代美育思想的推动下， 艺术教育成为培养具有“全面人格”的人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肃清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教育的影响， 对教育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改造。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对高等艺术教育进行了多次的调整。例如， 国家对民国政府设立的公立高等艺术教育进行接管和改造， 并新建了一批院校， 如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工艺系、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等。同时， 国家对公立高等师范院校艺术系（科）的建设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使得我国开设音乐系的高等师范院校数量倍， 解放初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学校仅有12所， 其中设有音乐系的有 4 所，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际全国共有17所高等师范院校设有音乐系
［12］258， 招生人数达到1 099人， 学校数量大幅增加。
3.2 文化互鉴， 形成中国方案
中国几代人一直在找寻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学制教育变革的道路中艰难前进。我国的新式教育是在对我国传统教育不断地革故鼎新、 推陈出新以及对西方教育的学习中逐渐形成的。不管是效仿日本， 还是化用美国， 都展现出近代国人争取由改良教育予以展开、 盼望本国强大的美好愿景。学制演变经历了晚清《壬寅学制》《癸卯学制》， 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 从颁发执行角度可以看作是三个基本的阶段， 即晚清政府照搬日本、 民初政府进行资本主义改良和效仿美制。这样的演变历程也可以理解为由外力压迫之下的拿来主义到盲从单一地全盘吸收， 最后再到多元汲取进而内化的演变过程； 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融合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经验， 并逐步建立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过程， 高等艺术教育也在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
不难看出， 在引入和消化外来教育模式的方式上， 我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 内化和再现能力进一步提高。可以说，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不断地向外部世界学习借鉴， 却始终没有丢掉自己的根本， 始终不忘自己的文化立场。例如，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是在近代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出现的， 它的出现经过了中西文明的对立、 矛盾、 结合的繁琐历程， 最后完成了本土化。我国近代美术教育学习了西方的基础理念、 体制以及机构框架， 但一直是以我国的社会状况环境及传统文明为前提的， 这是推动21世纪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基点和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布鲁日欧洲学院、 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国际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见解、 新论断、 新主张， 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13］63 文化如此， 教育亦然。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不能脱离世界的主旋律， 要同社会进步的脚步和脉络丝丝相扣。它要做到为适应时代的需要， 悄然诞生， 也要因为社会的发展， 几经蜕变， 不断升华转化。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从来都不具有也不能具有排他性， 而要与他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模式互相借鉴， 相互影响， 互相促成。在当前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之际， 我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必须在传统与现代、 民族与世界等主题的交汇、 碰撞之中不断吐故纳新、 优化升级。高等艺术教育事业要定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以更为完善、 更为先进、 更为美好的姿态， 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4 结 语
近代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推动、 完善并使我国新式教育日臻科学、 规范。在学制的规约和指导之下， 新式教育也带动了高等艺术教育的萌发和成长。从晚清军备学堂中的“图绘”课， 到师范学堂中的“图画手工”课， 从民初培养专业人才的“制图”课， 到培养国民素质的艺术教育课程， 高等艺术教育在近代新式教育改良浪潮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 高等艺术教育也应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 与时俱进， 在培养艺术人才上更有质量、 效率和针对性。回望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艰难发展历程， 我们更加坚信不能仅仅拘泥于他人的范式， 必须依照独有的国情、 文化和历史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的高等艺术教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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