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 组织振兴。”
［1］ “乡村振兴， 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 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 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
［2］ 因此，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塑形”与“铸魂”二者缺一不可。所谓“形”即乡村的外在形象， “塑形”是对乡村景观的改善、 基础设施的完善、 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而“魂”即乡村所拥有的内在精神， “铸魂”是使乡村居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乡村优秀文化接续传承， 社会文明程度得以提升。
随着脱贫攻坚的圆满收官，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之间物质层面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城乡文化均衡发展、 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目标追求。文化，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 反映着人的类本质属性， 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指针， 而文化建设与政治、 经济、 社会、 生态建设共同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同时， 文化治理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深层次变革。乡村文化治理则是文化治理在乡村这一场域的延伸， 具有“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双重意涵， 是新时代改善乡村文化生态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担负着为乡村振兴强根铸魂的重要使命， 同时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1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 乡村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 “乡村文化治理能力贫弱与乡村振兴提出来的乡村治理能力要求不相适应， 构成乡村振兴的矛盾运动”
［3］。因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的乡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乡村振兴动力缺失等问题仍然存在， 所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
1.1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
“振兴乡村文化是一条融合文化传承、 文化治理、 文化创新、 文化共享、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之路”
［4］， 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保护、 传承和发展， 也要对当下乡村文化进行治理， 更要对乡村文化自信进行厚植培育。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振兴是路径与目标的关系，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方向。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中， 既需要资金、 政策、 人才、 技术的支持， 也需要乡村文化自身的治理和参与， 除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文化产业的繁荣、 移风易俗的推进、 文明乡风的树立， 更重要的是通过乡村文化治理来重构乡村文化认同， 厚植乡村文化沃土， 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根”， 树高千尺， 养分仍在根部， 因此， 新一代青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既要看得到“远方”， 又要记得住“乡愁”。如济南市普集街道多措并举， 既发掘乡村文化资源、 修缮文物古建、 建立资政育人阵地， 将乡村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同时， 又通过讲好本土故事和开展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来凝聚历史认同和厚植文化自信， 萃取文化向心力， 助力“三农”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文化这片厚重的土壤， 只有依托好乡村文化， 文化自信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只有当村民重拾乡村文化自信， 乡村振兴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独特的乡土文化是一座乡村的灵魂， 一河之隔就有可能导致两地的产业特色、 风俗习惯、 治理方式天差地别。乡土文化是村民极具地域特色的精神与价值的集中体现， 凝结了广大村民古往今来的智慧和经验， 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是联结村民的精神纽带。每个乡村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不同， 面临的困境不同， 纾解路径也不尽相同， 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因地制宜， 从自身实际出发， 结合本村特色文化， 在“乡村文化热”的大潮中找准自身定位，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在乡土文化中寻找振兴乡村的力量， 探寻新的发展思路， 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例如， 浙江省龙游县希唐村通过打造码头文化、 市井文化、 橘子文化等乡村文化名片来提升乡村发展活力； 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镇以农耕文化、 秦商文化等为底蕴， 贯穿乡村振兴始终， 以文化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太原市西蒲村将渡口文化、 革命文化、 民俗文化等与当地旅游业相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可见， 乡村文化治理虽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唯一路径， 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
1.2 乡村文化治理是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三农”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 粮食产量巩固提升，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乡村面貌明显改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物质生活的富裕， 也是精神生活的富足，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推进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是最好的回应， 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转变， 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要展现“外在美”， 又要彰显“内在美”。一个“和”字蕴含了我国千年文化内涵， 体现了一种理想境界， 所以要把“和”的观念贯穿乡村振兴的始终。文件同时指出要深入推进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打造人心和善、 和睦安宁的乡村精神风貌， 乡村文化治理则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引领、 示范和推动作用， 能够有力地推动乡村居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向文明迈进。
对产业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可以解决乡村文化产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部分问题， 引导产业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塑造特色品牌， 提升核心竞争力， 打造有“灵魂”的产业园区； 对生态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可以对村民的思想观念起到教化作用， 改变以往以消耗资源、 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观念， 使村民从思想上发生转变； 对乡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方式， 重视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导向作用和治理功效， 可以使乡村治理拥有更持久、 更深层的动力； 对于乡风而言， 正是通过乡村文化治理， 推进移风易俗， 端正乡风民风， 破除陈规陋习， 传承好非遗文化， 树立“有特色、 有活力”的文明乡风； 对村民生活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增加了乡村居民收入， 同时也富足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指引村民精神走向“小康”， 实现“口袋”和“脑袋”共同富裕； 乡村文化治理还需要涉及教育领域， 这样乡村才能引才聚才、 育才强才、 爱才留才， 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由此可见， 乡村文化治理是深层次、 全方位的治理， 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
2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意涵及特征
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 延续和振兴的根本， 不仅关乎着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1］ 目前，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问题在农村最为突出， 而在文化领域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则表现在文化资源供需脱节， 以文化为引领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较为落后、 村民文化素养亟需提升， 高质量精神追求上行乏力等方面。“现代的‘三农’问题所要解决的， 是摆脱贫困之后中国农村、 农业、 农民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是如何提高整个中国乡村发展文明质量的问题。”
［5］ 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不仅肩负着营造乡村社会公序良俗的重任， 同时也肩负着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
2.1 乡村文化治理的双重意涵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基础支撑，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的提出， 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农业生产方式需要现代化， 村民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更需要现代化， 乡村才能实现由表及里、 神形兼具的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平衡乡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工作， 重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体系也成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乡村文化治理内涵丰富， 时代性强， 总体而言，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意涵： 一是“乡村文化”治理， 即多元主体对乡村文化进行综合治理， 可以视作对以往传统文化管理模式的提档升级， 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乡村实现文化治理的必要条件； 二是乡村“文化治理”， 即经由文化来治理乡村社会， 可以视作文化治理与乡村社会相结合的产物， 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 也是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的进一步提升。“无论是从社会实践的演变进程还是从学理研究的发展路径来看， ‘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二者绝非泾渭分明， 而是在长期发展中呈现出内容交叠和内涵融通的趋势。”
［6］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只有先治理好、 整合好乡村的文化环境， 为推进文化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乡村的治理能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在具体实践中， 二者相互交融， 相互成就。
从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入手， 其侧重于阐述“乡村文化治理”具有对象属性， 将乡村文化作为治理的客体， 通过乡村文化政策的制定、 乡村传统文化的创新赋能等一系列政治手段； 发掘利用乡村文化资源、 发展乡村文化事业产业等经济手段； 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建设等社会手段对乡村文化加以治理， 重点强调的是乡村文化与多种治理方式之间的逻辑关系， 更科学、 更全面地对乡村文化进行管理。由此可见， 乡村文化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看作是对乡村文化的塑形。
从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一视角入手， 其侧重于阐述“乡村文化治理”具有工具属性， 将文化作为治理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 将文化治理这一政策实施到乡村社会。文化本身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与特征， 国家文化治理的目标是完善国家治理
［7］， 那么在乡村进行文化治理同样也是对乡村治理体系的一种健全和完善， 而且文化治理本身就是“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达成政治、 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的过程”
［8］。所以， 乡村“文化治理”则是借助文化的调节、 塑造、 教化等功能， 充分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使“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9］， 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文化治理”强调的是文化与乡村的社会、 经济、 政治间的相互作用， 从更深层次纾解乡村治理中遇到的各种困境， 为乡村的发展进行文化铸魂。
由于文化治理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 “文化既是治理的客体， 又是治理的主体”
［10］， 所以乡村文化治理也就不是单一地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或是用文化治理乡村， 而应该将其看作一个整体， 具有对象和工具双重属性。乡村文化治理不仅是指一个治理的领域， 更是一种治理的方式， 通过政府、 社会、 个人三大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 良性互动， 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 推进移风易俗， 完善乡村的文化生产、 供给体系， 健全乡村文化政策制度，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村民科学文化素养， 促进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繁荣， 引导培育文明乡风， 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再以优秀的乡村文化反哺乡村治理， 充分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在平衡乡村经济、 政治、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乡村善治，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以乡村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2 乡村文化治理的特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 对乡村治理的能力和乡村治理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乡村文化治理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热点， 乡村文化治理本身兼具双重属性， 其特征也呈现出多样化。
第一， 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文化治理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系统性， 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 确保乡村文化治理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但是， 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唯一的行动者， 无论是对于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来说都需要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 市场等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了市场经济的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朝着多元化、 多样化发展， 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这也是当前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成为重要行动者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者指出“国家、 社会组织和公民是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三个重要行动者”
［11］。村民不仅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同时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参与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强化自治功能， 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9］， 在制度层面上， 对乡村治理乃至乡村文化治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通过让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这种方式， 既可以提升村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 同时又可以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及时地纳入到政策制定中去。时下， 在多元主体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 要坚持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原则，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凝聚多方合力， 汇集治理智慧，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第二， 乡村文化治理客体的复杂性。乡村文化自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文主义色彩， 它指的是村民在日常农业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既包括乡村的自然景观、 极具乡村特色的建筑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等物质文化， 也包括传统民俗、 民间技艺、 道德观念等非物质文化。乡村文化本身就具有抽象性、 地域性等特点， 乡村文化的载体更是纷繁复杂。一方面， 乡村文化治理的对象有“政策、 观念、 民俗、 村规”等无形的内容， 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于村民的潜意识中， 在治理过程中， 需要村民与治理主体之间积极配合， 双向互动； 另一方面， 治理对象还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文化产业”等有形的乡村文化载体， 而对其的治理不仅要在均等性、 普惠性上下功夫， 更要在其参与性上做文章。由此看来， 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既庞大又复杂、 牵扯领域众多， 治理客体也就随之更加复杂。
第三， 乡村文化治理手段的综合性。由于乡村文化治理不仅局限于对乡村的文化进行治理， 更是希望实现经由文化治理乡村， 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水平， 而且“文化治理的特性就是通过寻求文化的创造性再生来实现文化发展， 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12］。不论是治理乡村文化， 还是以文化治理乡村， 其手段都具有综合性。在治理乡村文化的过程中， 既涉及以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手段推进文化政策的实施， 也包含精神文明建设， 移风易俗等潜移默化的基层治理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化手段融入到文化治理的各个领域， 治理的技术环境发生转变， 使得乡村文化治理更高效、 更精准。当文化治理作为乡村实现“善治”的重要手段时， 文化发挥其导向作用， 引领和制约着乡村政治、 经济、 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并不局限于单一手段整治乡村不良文化， 而是多元主体运用各种手段协作共治，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意蕴
乡村文化治理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出的， 是乡村社会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全面把握乡村文化治理概念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寻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价值， 其症结不在于对乡村文化治理属性的认定， 而在于以何种视角去分析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所在。乡村文化治理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最高追求， 不断推进乡村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 组织振兴，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保障。
3.1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1］， 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被再次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化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深层次的环节。到2035年， 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由于现代化的文化治理体系尚未建成， 乡村文化治理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难点和重心均在乡村。
首先， 在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 破除封建迷信，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发挥好文化的教化、 调节作用， 既要用好传统文化资源， 又要用好现代治理手段， 积极引导村民遵纪守法、 家庭和睦、 向上向善， 提升村民的道德修养和法治观念， 淳化民风， 为构建自治、 法治、 德治有机统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其次， 乡村文化治理并不仅仅是整治乡村低俗文化， 还要充分发掘散落在乡村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并将其运用到乡村文化治理中去， 为乡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所以， 只有治理好乡村文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更好地稳步推进。
3.2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而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差距不仅仅表现在收入、 基础设施、 医疗等有形的方面， 还表现在文化、 教育、 治理理念与方式等无形的方面， 当然最主要、 最直观的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归根结底还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悬殊。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各乡村也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从低级阶段演进到高级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社会文化经济类型。”
［13］ 产业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 文化就是乡村发展的灵魂， 我国乡村贮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如何开发好、 治理好、 发展好乡村文化产业成为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 通过乡村文化治理来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结构， 壮大乡村第三产业， 培育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改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缩小城乡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距。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1］， 同时，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1］。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使人民摆脱物质贫困和精神贫乏， 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有机统一。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也不能只局限于“鼓口袋”， 更要“富脑袋”， 在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 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通”
［1］ 同样要求我们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 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需要借鉴、 吸收城市中所积累的治理经验和治理理念， 以城乡文明互鉴来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实现乡村文化小康的目标追求， 打造积极向上的乡村文明风尚和祥和安定的乡村社会环境，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障， 所以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3.3 乡村文化治理是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有力抓手
在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 乡村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解构， 宗族观念淡化， 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难以传承， 乡村文化自信缺失， 高价彩礼、 厚葬薄养、 滥办酒宴等陈规陋习仍在部分乡村地区持续蔓延。而乡村振兴不仅要“产业兴”更要“文明兴”， 乡村文化治理就是要以移风易俗为突破口， 以点带面， 开展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发挥家教家风作用， 涵养乡风文明， 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培育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尤其是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 不断改善乡村居民的精神风貌。国家之魂， 文以化之， 文以铸之， 以乡村文化治理为抓手， 进一步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互动共生而又彼此依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过程中， 需要社会个体之间相互学习、 相互沟通， 离开社会和集体， 个人的才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的。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注入了动力， 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势必为人类创造出更多自由活动的时空和更为丰富的文化活动， 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保障。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在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4 结 语
农业农村现代化， 任重道远， 行者必达。继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后，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提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可以看出我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关心和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国之大者”。只有处理好乡村的“塑形”和“铸魂”以及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的关系， 乡村文化治理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研究项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乡村文化治理(SSKLZXKT202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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